凡尔赛的终结·第四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1929年的时候，凡尔赛条约里设定针对德国的安全体系还是完好无缺的。德国被解除了武装，莱因兰非军事化了，战胜国表面上是团结的；而且这个体系还得力于国际联盟的权威而强化。7年之后，所有这一切未经一击都成往事了。国际稳定首先被1929年10月开始的大萧条里经济稳定的崩溃所动摇。这次大萧条同先前的那场战争没有多大关系，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这样想。它跟残存的和约条款也毫不相干。大萧条是由美国国内投机性繁荣的崩溃而触发的；随之面来的失业现象则因购买力不能同增长了的生产能力保持同步而更形膨胀。现在谁都懂得这个道理；正如他们也知道摆脱一次萧条的出路就在于增加政府开支。1929年的时候却难得有谁明白这一点；而明白这个道理的少数人又于政策没有影响力。普遍认为通货紧缩是唯一的救治之道。必须有坚挺的货币，平衡预算，削减政府开支，以及降低工资。这么一来，据推想，物价大概就会低到使人们重新开始购买。

　　 这项政策在每一个采用它的国家里都造成了生计艰难和不满情绪。不过，并没有它一定要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理由。在大多数国家里，大萧条导致了对国际事务的某种厌倦和逃避。在英国，两次战争之间这一时期最低的军事预算就是由国民内阁的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在1932年提出来的。法国人甚至也不像他们从前那样武断固执了。F．D．罗斯福治下的美国政策在1933年明显地比他的共和党前任的政策更具孤立主义的色彩。德国是一个特例。德国人体验过1923年通货膨胀的可怕灾难，现在则在相反方向上走得同样远。大多数德国人以为通货紧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其后果又极不欢迎。当紧缩措施用之于别人时谁都对之鼓掌，用之于他本人时就谁也恨恨不已了。帝国国会没有为一个实行紧缩政策的政府提供多数支持，虽然这样的一个政府正是它所想要的。其结果是，布鲁宁在没有多数支持的情况下统治了德国两年多，在这一段时期内，依凭总统法令强行实施紧缩政策。他正直真诚，将不会用减轻紧缩政策的严刻性来赢得众望，但是他的政府却以对外事务中的成功来争取人心。他的外交部长库尔提乌斯在1931年试图同奥地利结成经济联盟——一项并不带来经济好处的计划，他的另一位政府成员特雷维拉纳斯则掀起了一场反对波兰边界的煽动。1932年，布鲁宁的后任巴本要求给德国以军备平等。所有这些事情都跟经济困难无关，但是不能指望德国普通老百姓理解这一点。多年来他被告知他的全部不幸都要归因于凡尔赛条约，既然他正处于困境就听信了别人对他说过的东西。而且，大萧条又抹去了听其自然的最强有力的根据：繁荣。人们在生活优裕时忘掉了他们的冤屈；在相反的境遇中他们就除了怨恨再也不想别的了。

　　 国际难题的增加还有另一些原因。1931年国际联盟遇到它的第一次严重挑战。9月19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这个地区理论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向国联吁求救正。这可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日本人振振有词，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到处都不强——没有在满洲有效行施，这里多年来一直处于没有法纪的混乱状态。日本的贸易利益遭受了巨大损害。还有许多在中国擅自行动的先例可援——最近的一次就是1926年英国军队在上海登陆。此外，国联也没有行动的手段。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关头，没有一个国家乐意断绝它还残存的一点跟日本的国际贸易。在远东有某种利害关系的唯一大国是英国；而在英国人正被迫放弃金本位并且面临一场争论激烈的大选的特定时刻，最不可能指望他们会采取行动。总之，甚至连大不列颠这个远东大国也没有行动的手段。华盛顿海军条约赋予日本在远东的地区优势；而历届英国政府审慎地推迟新加坡基地的建设，更进一步确定了这种优势。即使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又会挣得什么呢？只不过是道义严正性的一番炫耀罢了，就其实际作用而言，这番炫耀将促使日本攻击英国的贸易利益。当时有过一个赞成这种道义谴责的表示。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却很可以算是一个远东大国，他提出“不承认”任何通过武力实现的领土变更。这使日内瓦的空谈家们感到惬意。但是，由于美国人没有打算削减他们同日本的贸易，这个表示对于中国人以及对于英国人注重实际的精神就不是多大的安慰了。

　　 且不论是对是错，英国政府更注重恢复和平局面而不是去炫耀道义严正。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既不限于充斥外交部的硬心肠的玩世不恭者，也不限于被假定为反动的政客们，他们以麦克唐纳为首组成了国民内阁。工党也持有这种观点，那时它谴责的不是“侵略”，而是“战争”。在1932年的英国，任何一种反日行动，如果可能采取这类行动的话，将会被指为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邪恶行径而遭到来自左翼的一致反对。工党所要求的——在这一点上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英国感情——乃是英国不应该从战争谋利。工党提议禁止向中国和日本任何一方供应武器；这个提议为国民内阁所接受。政府还更进了一步。英国人一向把国联当作是一种调解的工具，而不是安全保障机构。现在他们就来操作这个工具了。实际上按日本的创议，国联组建了李顿使团去查明满洲问题的真相，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使团没有作出简单的裁决。它发现日本人的大多数抱怨是有道理的。日本没有被谴责为侵略者，虽然她被指责在没有用尽一切和平补救手段之前就诉诸武力。日本人退出国际联盟以示抗议。但是，实际上英国的政策成功了。中国人甘心于丧失一个他们若干年来未曾控制的省份，并在1933年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和平。在后来的年代里，满洲事件带上了某种不可思议的重要性。它被看作是通向战争之路上的一块里程碑，尤其是由英国政府干出来的，对国联首次决定性的“背叛”。事实上，国联在英国的领导下完成了英国人认为它预定要去完成的事情：它限制了一场冲突并使冲突有一个了结，尽管这种了结不很令人满意。再者，满洲事件不仅没有削弱国联的强制权力，倒是使它具有了这种强制权力。多亏这次事件，国联——又是在英国的推动下——设立了一直付阙的机构来组织经济制裁。这个机构，真是大家的不幸，使得国联在1935年对阿比西尼亚问题采取行动成为可能。

　　 满洲事件自有其当时的重要性，虽然不是后来想到归属于它的那种。正在欧洲问题变得尖锐的当口，它转移了人们对欧洲的关注；尤其是它使英国政府在处理欧洲纠纷上异常地焦躁。它以无可辩驳的理由增强了英国人优先追求和解而不是安全保障的偏好。它还为1932年初召开的裁军会议所展示的种种论据树立了样板。这个会议开得特别不是时候。自从1919年以来，战胜的大国就承担了裁减军备的义务，那时和平条约把强使德国解除武装作为通向“普遍限制所有国家的军备”的第一步。这决不是战胜国答应将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但它确是他们将在裁军上有所动作的承诺。整个20年代这个承诺一直被规避了。这种食约行为成了德国手里的把柄。德国人愈来愈坚持，战胜国要末履行他们的诺言；要末就该解除对德国的限制。1929年上台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支持德国的这种催逼。大多数英国人认为庞大的军备本身就是战争的一个起因；或者——换个说法——认为庞大的军备会(像1914年8月发生的那样)在“冷却期”可能起作用之前就使混乱和误解转变成战争。兰姆赛·麦克唐纳首相热切于重新采取他在1924年采取过的首创行动，并使绥靖功德圆满。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所取得的成功中他出力最大，这次会议把英国、美国和日本在1921年一致同意对主力舰的相互限制扩展到更多的舰种级别之上。即使这次伦敦会议，也包含着一个为当时所忽视的不祥预兆。会议上的讨论首先激起意大利提出同法国海军军备平等的要求——一个法国人决意抵制的要求；这样就开始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疏远和离异，最终使意大利站到德国一边。

　　 在第二届工党政府里，麦克唐纳勉勉强强地把外交部让给了阿瑟·亨德逊。这两个人的看法并不十分一致。跟麦克唐纳不同，亨德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一位内阁大臣，因此不大可能把那场战争看作是一桩不必要的蠢事。在麦克唐纳无视法国的忧虑而斥之为想入非非的地方，亨德逊则希望把裁军和安全保障调和起来。他提议拿裁军作为增加英国对法承诺的杠杆，颇象他的前任奥斯汀·张伯伦那样曾希望以洛迦诺来作杠杆；当然啰，加果到处都削减了军备，英国承担的对法义务也将不会是十分沉重的。亨德逊向法国人摆出这样的前景：只要它们在裁军上合作，作为回报，他们将从英国得到更多的支持。从法国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笔有利的交易。虽然很少有——或许没有一个——法国人充分认识到他们的陆军其实不是一支有效的进攻力量，却更有没人对仅仅由法国一国的力量来永远控制住德国的前景表示欢迎。一旦英国人不再依赖洛迦诺，而不得不从实际的军事方面来思考，安全保障将呈现一种不同的面貌。或许他们终于会承认需要有一支庞大的法国陆军；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增加他们自己的陆军。于是，法国人也迫切要求召开一次裁军大会，并由亨德逊担任主席。这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对他，一位通常总享隆誉的调解人的才智的推崇，而也是一种精心算计：一旦英国外交大臣果真当上裁军大会的主席，英国就很难逃脱紧跟普遍裁军而来的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到1932年初裁军大会举行的时候，形势却已经大大改变了。工党政府已经垮台。亨德逊不再是外交大臣；作为大会的主席，他不再能使英国承担义务，而只能徒劳地推动一个他对之怀有政治敌意的政府。麦克唐纳不再为亨德逊所牵动；要说受谁牵动的话，他是被那位新外相拉回头的。这位新外相就是约翰·西蒙，一位自由党人，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差一点辞职，并在18个月之后为抗议征兵真的辞了职。同麦克唐纳一样，西蒙也把法国的忧虑视作虚妄的想象。再者，国民内阁还竭力要节约开支：绝不愿意增加英国承担的义务，更渴望进一步减少现存的负担。法国人不胜沮丧地发现他们正被催逼着在得不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就裁减军备。麦克唐纳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说：“法国的要求总是制造困难，那就是他们要英国承担进一步的义务，而此时此刻这是不能考虑的。” [ 注：麦克唐纳同保罗－彭古尔的会谈。1932年12月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辑，第4卷，第204号。 ] 在这个声明里面唯一虚假的口气就是暗示英国的态度或许会改变。

　　 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机谋以扭转裁军来有利于安全保障。在法国人想要把英国人卷进来的地方，他们就转而希望拖进美国——也是裁军大会的一员，虽然没有参加国联。当共和党人还在掌权的时候，这个计划或许还有些道理。1932年11月民主党人F．D．罗斯福当选为总统，这个计划就成为打不响的瞎弹了。这是因为，尽管民主党人在1919年就因威尔逊献身于国际联盟，尽管后来罗斯福要把美国深深投入世界政策，1932年11月的票决乃是一次孤立主义的胜利。民主党人现在对威尔逊主义者感到幻灭。一些人认为威尔逊欺骗了美国人民，另一些人则认为欧洲政客们欺骗了威尔逊。他们几乎全体认为欧洲列强，尤其是从前的协约盟友恶劣得不可救药，美国越少同欧洲打交道越好。那种一度曾经使美国人热衷于拯救世界的理想主义，现在使他们对世界转过背去。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采取了一系列使美国不可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任何角色的措施；而罗斯福总统不表丝毫异议就接受了这些措施。伴随新政出现的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更加强了这些措施的作用。罗斯福政权终于“承认”苏维埃俄国并在华盛顿接待其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也是同一倾向的小小征兆。在美国人眼里，现在俄国被排斥于欧洲之外事关正义。不能指望美国会承担任何欧洲义务了，而且英国人自己也在美国的影响下——就它所起的作用而言——撤离欧洲。

　　 对于裁军大会更加不幸的是，1932年夏天战争赔款问题达成最终解决。要是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就已处理完毕，那就太好了，现在来做这件事正是最糟糕的时刻。德国政府现在从布鲁宁转到巴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虚弱和更加不得人心，因此也就更急于在对外事务中博取声望。既然赔款不再提供喊冤叫屈的口实；那末单方面的德国裁军就不能不取而代之。任何真正的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德国政府需要一种有轰动效应的胜利。德国人在戏剧性的抗议中退出裁军大会，然后又在得到“在某种安全体系内享有平等地位”的许诺下面被诱劝回到大会。这个许诺毫无意义。如果法国人得到安全保障，那里将不会有地位平等；如果他们得不到安全保障，那里将不是平等的。这个许诺没有给德国的选民以深刻印象。即使是一番真正的让步，他们也将不为所动。对他们关系重大的是贫困和大批失业；因此他们把裁军问题上的争吵看作是一尾巨大的红鲱鱼 [ 注：意即转移视线的东西。 ] ，它也确是如此。协约国的政客们竭力以玩弄词语的把戏来帮助巴本。他们还没有想到存在着任何当真的德国危险。在1932年，人们担心而且正确地担心的是德国的崩溃，而不是德国的实力。任何够格的观察家怎么可能设想，一个有700万人失业，没有黄金储备，对外贸易又空前萎缩的国家会突然变成了不得的军事强国呢？全部现代经验都教导说实力与财富同步；而在1932年，德国看来确实非常贫穷。

　　 当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总理，这些算计就全乱了套；这个事件现在就如亨吉斯特和霍萨来到肯特 [ 注：亨吉斯特和霍萨兄弟，相传是最早迁移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袖。于5世纪中叶在肯特登陆，经过同土著部族的反复征战杀伐，统治了肯特。历代肯特的国王，都是亨吉斯特的后裔。 ] 那样披上了传奇的外衣。不管民族社会主义党徒如何吹嘘，它仍然不是一次“夺取政权”。希特勒是由兴登堡总统按照严格的宪法程序并完全出于民主的理由任命为总理的。无论自由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机灵思想家们会说什么，希特勒之所以成为总理，不是因为他将帮助德国资本家摧毁工会，也不是因为他将给德国的将军们一支大军，更不要说是一场大战了。他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他和他的民族主义盟友能够在帝国议会提供一个稳定的多数，并从而结束政府靠总统法令度日的四年反常状态。并没有指望他在内政或外交上进行革命性变革。与此相反，巴本——就是他把希特勒推荐给兴登堡的——领导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们把关键性职位抓在自己手里，想使希特勒成为一名驯服的挂名首脑。这些想法到头来证明是错了。希特勒打碎了那个原本设计来束缚他的人为的镣铐，并逐渐成为一个执掌全权的独裁者——虽然比那个传奇所编排的要渐进些。他改变了德国绝大多数事物。他摧毁了政治自由和法治；他改造了德国的经济和金融；他跟教会不和，他废除了分离的邦并使德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有在一个领域里他什么也没有改变。他的对外政策就是他的历届前任的政策，就是外交部里职业外交官们的政策，实际上也正是全体德国人的政策。希特勒同样也想要把德国从和平条约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想要重建一支强大的德国军队；并且接着使德国按她本来的份量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强国。只是在侧重点上偶有不同。假使希特勒不曾生而就是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的话，或许他就不会那么专注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或许他的奥地利出身便得他对波兰人较少地怀有原发性的仇恨。但是，总的行动格局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这不是一个已得到公认的观点。权威作家们相中希特勒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体系制造者，一开始就在精心筹划一场大战，这场大战将摧毁现存的文明并使他成为世界的主宰。照我的看法，国务活动家们总是过分专注于眼前事态，以致不会去遵循某个预先想好的计划。他们采取一个步骤，下一步又随它而来。体系也者，乃是历史学家们的创作，拿破仑的体系就是创作出来的；因此，归功于希特勒的那些体系其实是休·特里沃－罗珀、伊丽莎白·维斯克曼和阿伦·布洛克 [ 注：特里沃－罗珀编辑和评介了多种希特勒的谈话，并写有大量文章；维斯克曼著有《捷克和德国》(1938)、《不宣而战》(1939)和《罗马－柏林轴心》(1946)；布洛克著有《希特勒，暴政的研究》(1952)，中译本名为《大独裁者希特勒》。 ] 的体系。这些推测也有某种根据。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历史学的票友，或者不如说对历史有一点笼统概念的人；他在空闲时创作体系。这些体系都是白日梦。当卓别林表演这位大独裁者把世界变成一个玩具汽球并用脚趾尖把汽球踢上天花板时，他就以一位艺术家的天才抓住了这一点。在这些白日梦里，希特勒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主宰。但是，他梦想加以主宰的那个世界以及他要采用的方法都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我的奋斗》是在法国人占领鲁尔的冲击下于1925年写成的 [ 注：准确地说该书第一卷是希特勒在1924年监禁期间口授，由赫斯笔录整理后于1925年秋天出版的，是年又开始口授笔录整理第二卷，于1926年出版。 ] 。那时希特勒梦想摧毁法国的欧洲霸权，其方法是同意大利和英国联盟。他的“席间谈话”发表于进攻苏俄战役期间，大谈特谈占取领土；那时希特勒构思着某种异想天开的大帝国，它将为他的征服者生涯增辉。他的最后遗言是在他快要自杀的时候从地下避弹室发出的，所以他把遗言变成为毁灭一切的训令是毫不奇怪的。学究别具慧眼地在这些言谈中发现了尼采的信徒，地缘政治论者，或阿提拉 [ 注：阿提拉(Attila　？－453)，匈奴人之王，曾率大军横扫欧洲直抵莱因河，所过之处杀戮破坏甚剧，时人称之为“上帝的鞭子”。 ] 的模仿者。但我从中听到的不过是一个智力高强却没有教养的人的泛泛之论，不过是任便哪个奥地利咖啡店和德国啤酒馆的谈话中随处可闻的武断教条。

　　 在希特勒的对外政策中有那么一点体系的因素，不过它也不是新的。他的视野是“大陆的”，就如在他之前施特莱斯曼的视野一样。希特勒没有试图复活1914年之前德国曾经追求过的“世界政策”，也没有制订建立一支大战斗舰队的计划；除了作为一种困扰英国人的策略，他没有大肆招摇地发泄对丧失殖民地的怨愤；他甚至对中东也不感兴趣——因而他对1940年法国失败之后的绝好机会全无知觉。有人可能会把这种视野归因于希特勒的远离海洋的奥地利出身，或者以为这是他在慕尼黑从某个地缘政治论者学来的，其实，这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境遇。德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于1918年11月，而在这年的1月 [ 注：作者指的是1918年3月德国迫使苏俄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却把时间写错了， ] 她本身又打败过俄国。希特勒，象施特莱斯曼一样，没有向西方的清算安排提出挑战。他并不希望摧毁大英帝国，甚至也不希望夺走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作为回报，他想要协约国认可1918年1月的裁决，放弃1918年11月之后对于这个裁决的人为破坏，并承认德国原是东方的胜利者。这并不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方案。许多英国人，更不必说米尔纳和史末资 [ 注：米尔纳(Milner，Alfred Milner，1854－1925)英国殖民地行政长官，由于在南非任高级专员和总督时坚持顽固的态度，曾引起南非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在劳合·乔治内阁中任大臣。史末资(Smuts，Jan　1870－1950)南非政治家，南非战争时曾组军攻击英军，此后即活跃于南非和英国政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内阁大臣，参与战争决策，并一贯受到英国政界的器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出任南非总理，向德国宣战。 ] ，甚至在1918年时就对此表示赞同，更多的人在后来表示赞同，而大多数法国人也转过头来倾向于同样的看法。东欧的各个民族国家不那么受欢迎，苏维埃俄国更不受欢迎；当希特勒渴求恢复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解决办法时，他还能摆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赤色危险的欧洲文明卫士的姿态，或许他的野心真的只限于东方，或许征服东方本来就不过是对西欧或某种世界规模征服的开端。没有谁能说明清楚。只有实际发生的事件能提供答案；而由于奇特扭曲的情势这些事件绝没有提供答案。同一切预想相反，希特勒发现自己还没有去征服东方就在同西方列强交战了。不过，向东扩张总是他的政策的基本目标，即使不是唯一的目标。

　　 在这个政策里没有什独创的东西。希特勒所独有的品质就是把平凡陈腐的观念变为行动的天赋。在别人不过说说而已的东西他却动真格的。驱动他的力量是某种可怕的死扣字面。作家们已经对民主制度说了半个世纪的坏话。这就使希特勒去创建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在德国几乎人人都想过该为解决失业问题“干点几什么”。希特勒则是坚持“干”的第一人。他无视传统常规而且是一头扑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上，恰如F．D．罗斯福在美国所做的那样。此外，在排犹主义上也没有新的东西。多年来排犹主义一向是“笨蛋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产生多少结果。20年代的奥地利总理赛佩尔 [ 注：赛佩尔(Seipel，Ignaz　1876－1932)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领袖之一，20年代两次出任奥地利总理，曾利用保安团反对奥地利社会党人。 ] 曾就他的党所鼓吹但没有付诸实践的排犹主义说道：“这是专供穷街陋巷的”。希特勒就是这种“穷街陋巷”的市井之徒。许多德国人对于接二连三并以凶残到无法形容的毒气室为其顶点的迫害行动扪心有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怎样去抗争，希特勒在迫害犹太人方面干的每件事情都是大多数德国人模糊信奉的种族主义教条的逻辑结果。在对外政策上同样如此。并非很多德国人真的狂热地执着地耿耿于德国是否再次支配欧洲。不过他们在言谈上仿佛如此。希特勒却把他们的话当真。他迫使德国人要末实践他们的表白，要末背叛他们的誓言——多么叫他们懊恼啊！

　　 就原则和信条而言，希特勒并不比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们更加邪恶和无耻。在行动上，他的凶险刻毒却胜过他们所有的人。西方政治家的政策也是最终依仗武力——法国的政策依仗陆军，英国的政策依仗海上实力。不过，这些政治家希望将不必一定要使用这种武力。希特勒则想要使用他的武力，或者至少威胁使用他的武力。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品行似乎更高尚，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保持现状而道貌岸然，希特勒则是改变现状而胡作非为。在希特勒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存在一个奇怪然而只是表面的矛盾。他的目标是变革，是推翻现存的欧洲秩序，他的手段则是耐心。不管他在言词上如何怒气冲冲和狂暴激烈，事实上他是伺机而动的策略大师。他决不对一个作好准备的阵地发动正面攻击——至少在他的判断力被轻易的胜利腐蚀败坏之前是这样。就像约书亚面对杰里科的城墙那样 [ 注：《圣经》故事。继摩西之后，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通过渗透和同化逐渐占领了该地，杰里科(耶利哥)是约书亚渡过约旦河以后攻打的第一个城镇，经长期围困城墙自行崩塌。 ] ，希特勒宁愿等待，直到反对他的各种势力被他们自身的混乱逐步削弱并由他们自己把胜利硬塞给他。他已经采用这种手段在德国取得了政权。他并没有“夺取”政权。他等待那些原先试图把他排除在外的人把政权硬塞给他。1933年1月，巴本和兴登堡恳请他当总理；于是他就谦恭地承应了。在对外事务上也会是这样。希特勒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他宣告他是不满的，然后等着种种让步源源倾注到他的兜里来，而他自己仅仅伸出手来索讨再多一点罢了。希特勒对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直接的了解。他很少倾听他的外交部长的意见，而且从来不看他的驻外大使们的报告。他全凭直觉来判断外国政要们，他确信他已经把德国的以及外国的所有布尔乔亚政客们的份量都掂过了，并断定他们的神经将先于他崩溃。这种确信如此接近真实，已足以使欧洲灾难在望了。

　　 或许这种伺机而动的策略一开始还不是自觉的或精心策划的，国务运营上最了不起的行家常常是那些并不明了他们正在做什么的人。在希特勒掌权的开头几年，并没有太多过问对外事务。他在贝希特斯加登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远离事态变化，按他向来不着边际的方式做着梦。当他转向现实生活时，他最最关切的是确保他本人对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绝对控制。他注视着，并由他本人鼓励着纳粹头领们之间的竞争。然后是保持纳粹党对德国国家和人民的控制；在这之后，则是军备重整和经济发展。希特勒爱好摆弄机械零件——各种型号和性能的坦克、飞机、大炮。他醉心于道路建设，甚至为种种建筑规划而神迷。对外事务列在日程表的最末了。无论如何，在德国重新武装好之前，反正他也几乎不能干什么。是事态把他所偏爱的伺机而动策略强加于他。他可以放心地把对外政策让外交部那些老的专业人员去照管。归根到底，他们的目标同他的目标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念念不忘去逐步破坏凡尔赛的清算安排。他们只需要偶加刺激就会投入行动，即那种突然使事情达到紧急关头的偶发而大胆的主动行动。

　　 这种行动程式不久就表演在裁军讨论中。协约国的政要们对希特勒的意向已不存幻想。他们从他们驻柏林的代表那里得到十分精确的情报——约翰·西蒙爵士感到它“令人恐怖” [ 注：西蒙对菲普斯致西蒙报告的笔记，1934年1月3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辑，第6卷，第240号。 ] 。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能在任何报纸上读到真实报道，尽管英国和美国的新闻记者不断被驱逐出德国。如果认为希特勒没有给外国政要们充分的警告，那就大错特错了。与此相反，他给他们警告是太多了。西方政治家们对这个问题也看得太清楚了。德国现在有了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将使德国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大国。但是，协约国的政要们该做什么呢？他们一再地自问和互问。一条明显的道路是进行武力干涉并阻止德国重新武装。这个建议是英国出席裁军大会的军事代表提出的 [ 注：A．C．坦普利的备忘录，1933年5月10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辑，第5卷，第127号。 ] ，法国人也一向建议这样做。这个建议得到了反复的考虑，但又总是不被采纳。它在每一个方面都是难以实施的。美国将显然不会参与干涉。相反，美国的舆论将会强烈地反对它，而这对英国可就关系重大了。英国的舆论也同样反对，不仅仅是左派的意见，政府内部也有反对意见。即使撇开任何原则上的异议，政府既不会考虑增加开支——一次干涉行动将是十分昂贵的——他们也没有任何武装部队可供抽调。墨索里尼也保持冷淡，他早就希望使“修约主义”转而有利于意大利，这样就只剩下法国，而法国人一贯保持着绝不单独行动的决心。如果他们对自己还老实的话，他们就会再追加一句，他们也没有进行干涉的军事实力。再有，干涉行动又会取得什么结果呢？如果希特勒倒台，随之而来的德国混乱局面将比占领鲁尔之后的局面更糟；如果他没有倒台，德国的重整军备大概会在占领军一经撤离就立即再度进行。

　　 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道路是什么也不要做：放弃裁军大会并让事态自行发展。英法两国都把这看作是“不可思议的”、“难以想象的”、“一种绝望的意见”而不作考虑。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跟前哪里有既能使德国人满意又不危及法国人的巧妙办法呢？法国人继续坚持只有当他们得到某种可靠的英国保证，这种保证要有参谋会谈和一支扩大了的英国陆军作为信物，他们才能同意在军备上跟德国平等。英国人则同样坚决地反对这个建议并论证说，既然军备平等将使德国人感到满意，那么任何保证将是不必要的。要是希特勒签定了一项协定，“他可能会倾向于信守它……他的签署将约束整个德国，在德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德国人的签名能与之相比。” [ 注：菲普斯致西蒙，1933年11月2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辑，第5卷，第60号。 ] 要是德国不遵守这个协议，“世界上反对她的力量之强大就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 注：麦克唐纳，同达拉第的会谈，1933年3月16日，同上，第4卷，第310号。 ] ，全世界就会识破她的真正意图。 [ 注：外交部备忘录，1934年1月25日，同上，第4卷，第206号。 ] 。无法弄清英国人对他们自己的论点是否当真。或许他们仍旧认为法国的毫不妥协是通向一个和平的欧洲的主要障碍，因而在如何排除这个痼疾上并不过分拘泥。1871年的先例牢记在他们的心头。那时俄国废弃了巴黎条约中强使她在黑海解除武装的条款，其他列强则在俄国寻得一次国际会议批准的条件下默许了。欧洲的公法依旧有效。某一次会议缔结了这个条约，另一次会也可以把它撕毁。所以现在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防止德国重整军备，而是确保德国重整军备必须在某种国际协议的框架里进行。英国人还设想，德国将乐于为“使她们的非法行为合法化” [ 注：艾登对蒂雷尔致西蒙信件的笔记，1934年3月8日，同上，第4卷，第337号文件。 ] 作出报偿。英国人总是喜欢他们自己在在于法有据，从而自然地假定德国人也有同感。他们无法设想会有哪个大国宁愿回到“国际无政府状态”。希特勒当然不想回到国际无政府状态他也需要某种国际秩序；不过这将是“一种新秩序”，而不是某种1919年体制的修订版。

　　 有一个更深层的考虑在决定那几年的基调上起了最大的作用。每一个人，尤其是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假定还有充裕的时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依旧是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的。她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有重炮，没有训练有素的后备役军人。要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按照通常的经验，她还得花上10年时间。这个估算并不全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是这样估算的。在他们谈话中，总是假定1943年将是决定命运的年头。许多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早期警报是假警报。这样，当1934年丘吉尔断定德国的空军要比英国政府宣称的强大得多，而鲍尔温反驳他的时候，鲍尔温——就如现在我们从德国人自己的文件中得知——是对的，丘吉尔是错了。甚至1939年时德国的陆军也不是为一场长期战争而装备的；1940年时德国的地面部队除了统率指挥方面之外还事事都及不上法国。西方大国犯了两个错误。他们错在没有估计到这一事实，即希特勒是一个会凭不足的赌本就下很高赌注的赌棍。他们还错在没有估计到沙赫特的经济成就，此人保证了德国的资源不那么拮据，在另一种举措下这点资源本来会是相当窘促的。当时那些实行不同程度的自由经济的国家，使他们75％的经济效能发挥了作用。沙赫特却首先把那个充分就业体制运转起来，并使德国的经济实力几乎发挥出它的全部能量，这在今天是太平常了，但在那时看来是超乎想象的巫术。

　　 裁军大会本身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没有幸存多久。1933年夏季期间，英国人和意大利催逼法国人同意给德国以理论上的军备“平等”。毕竟在这种平等变为现实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这些敦促差不多要成功了。法国人几乎冒险一试。9月22日，英国和法国的部长们在巴黎会晤。法国人暗示他们将同意军备平等或某种近似它的东西。接着，法国总理达拉第问道：“有什么担保来使国联盟约得到遵守呢？”老难题又回来了。西蒙答道：“英王陛下政府不能承担新的国际制裁性质的义务。英国的公众舆论不会支持它。”此刻响起了一个比西蒙更加权威的声音。保守党领袖和英国政府的非名义首脑鲍尔温已从艾克斯岛 [ 注：法国的一个游览度假地。 ] 赶来参加会晤。他在度假期间已对欧洲局势细细盘算过了。现在他支持西蒙：“不可能有新的英国承诺”。他还说：“德国正在重整军备一事如能得到证实，那末欧洲将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新局势就会立即出现……如果出现这种局势，英王陛下政府必将对此作出十分严肃的考虑，但是这种局势至今还没有出现。” [ 注：英法会谈，1933年9月2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辑，第5卷，第406号。 ] 这些话语的声音虽是鲍尔温的，面其精神依旧是麦克唐纳的。法国人被要求放弃一种在他们想来是实实在在的优势，收到的好处却仅仅是这样一种可能的前景，即也许要为他们做某种不能确定的事情，如果德国人行为不端的话。这不能使他们满意。法国人撤回了他们原先就踌躇的承诺。当裁军大会重新召开时，他们宣告，只有在外加的四年“试验期”里德国人依旧解除武装，他们才会同意跟德国军备平等。

　　 这是希特勒的良机。他知道法国已经孤立，英国和意大利两国都同情德国的立场。10月14日德国退出裁军大会，一周之后又离开了国际联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德国的部长们曾被希特勒的主动行动吓了一跳。现在他告诉他们：“形势发展一如预料。威胁德国的步骤既没有成为事实也没有人盼望它们成为事实……紧急关头大概已经过去了”。 [ 注：部长会议，1933年10月17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C辑，第2卷，第9号。 ] 事实证明确是如此。希特勒已经把他的方法在对外事务上试验了一番，它很管用。他耐心等待直到反对德国的势力从内部败坏然后把它象轻尘飞絮一般吹跑了，毕竟法国人不能仅仅因为德国人退出裁军大会就泰然自若地进军德国。他们只有当德国确实重整军备时才能行动；而那时又将太迟了。英国人一如既往地同情德国的权利要求。迟至1934年7月，《泰晤士报》写道：“在行将到来的几年里，有更多的理由为德国担忧而不是担忧德国”。工党继续要求以普遍裁军作为安全保障的开端。麦克唐纳依旧为政府和反对党两者确定了这个方针。希特勒如此自信，居然以答应接受不平等——一支限于30万人的德国陆军和相当于法国一半规模的空军——来耍弄法国人。希特勒的自信是有道理的；法国人现在被激怒得忍无可忍了。1934年4月17日，巴尔都——2月6日暴乱之后建立的全国团结政府的右翼外交部长——拒绝使任何德国重整军备的行动合法化，并且宣称：“法国今后将以自己的手段来确保其安全”。裁军大会呜呼哀哉了，不管有多少事后努力试图使它起死回生也无济于事。法国人已经扣响了军备竞赛的发令枪。表现了法国特色的是，他们接着又不去全力进行这场竞赛。他们的军备预算在筹备裁军大会期间已经削减了，而且竟然直到1936年才恢复到1932年的水平。

　　 裁军大会的完结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向传统外交手段的某种回归，尽管英国与此相反地大喊大叫。从希特勒登台的那刻起，谁都开始羞羞答答地一步步向这条道路偏转。墨索里尼是第一个。他从来就不喜欢日内瓦以及日内瓦所代表的一切。作为欧洲的法西斯元老，他因希特勒模仿他而飘飘然，并且想象德国将总是意大利的爪牙而决不会相反。无疑，他料想希特勒的种种恐吓和吹嘘象他本人一样是空的。无论如何，他绝不担心德国的复兴，倒十分欢迎把它作为一种杠杆用来为自己向法国以及或许后来也向英国——正是英国人出于一时方便而忽视的一点——榨取让步。墨索里尼提议缔结一项四强公约。这四大强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自我任命为欧洲董事会，给其他较小的国家制规立法并贯彻实施“和平的修约”。英国人很高兴。他们也想要向法国人榨取让步——虽然主要是为了德国的利益。由英国和意大利慈祥宽厚地调解于法国和德国之间，是一个老主意。它神圣地体现在洛迦诺之中，虽然那时墨索里尼只是扮演了一个配角，它在1914年就为约翰·莫利所提倡，那时他曾力图使英国置身于战争之外，它在1914年还受到过西蒙和麦克唐纳的支持并为他们所欢迎于目前，以致从前的激进分子处在把墨索里尼当作是欧洲和平主要台柱的古怪位置上。希特勒也准备让墨索里尼去为他做好行猎前的预备工作。法国人被拘禁——可以这样说——在英国和意大利两个看守之间而一腔愤慨。起初他们默认了，虽然坚持只有得到一致同意包括利益有关的当事国的同意才能把修约付诸实施。接着，他们以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为口实整个儿破坏这个公约。它从来没有得到批准生效。不过，它仍然作为意大利政策的基石有好几年，而且继续作为英国政策的基石几乎直到战争爆发。甚至更加奇怪的是，在这篇故事结束之前法国人也转回到它上面来了。

　　 这个公约当时的主要作用是在东欧。苏俄和波兰两国都对此感到惊恐，不过其后果正好相反。俄国从德国转到了法国一边，波兰则从某种程度上从法国转到德国一边。四个欧洲大国的某种联盟曾经一直是苏维埃政治家们的梦魇：它将会是，他们深信，一场新的干涉战争的前奏。希特勒上台之前，他们曾以鼓励德国对法国的忿恨以及推进在拉巴洛开创的同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来防止这种联盟。现在他们掉转了方向。跟南欧的政要们不同，他们是把希特勒讲的话当真的。他们认定他不仅打算在德国而且要在俄国摧毁共产主义；他们还担心，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大多数欧洲国家政要们将为他喝彩。他们确信希特勒想要攫取乌克兰。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纯粹防御性的。他们的世界革命之梦早就消失了。他们的最大忧虑是在远东，在那里——由于日本占领了满洲又同中国维持着和平——他们看来处在日本进攻的紧迫危险之中。最精良的苏维埃部队是在远东，因而苏维埃领导人只要求欧洲不要打扰他们。在他们一度谴责过凡尔赛“奴隶条约”的地方，现在他们鼓吹尊重国际法规；忠诚地出席裁军大会——从前的“布尔乔亚摆设”；甚至还在1934年加入另一个布尔乔亚摆设，即国际联盟。在这里法国人有了现成的盟友：一个坚决反对“修约”的大国，这个大国将把他们从英国和意大利的压力下解救出来。1933年期间，这个联盟不知不觉地非正式地形成了。这是一种有限的联盟。俄国人之所以转向法国体系，只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将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安全；他们没有预见到它也可能包含更多的义务。他们高估了法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而且也像除了希特勒之外的每个人一样，他们高估了纸面上承诺的力量。尽管他们表面上不受布尔乔亚道德的约束。他们也以为有国际法规站在他们一边乃是一笔资产。但在另一方面，法国人并不想在任何认真的尺度上重建同俄国的联盟。他们不大相信俄国的力量，更不信任苏维埃的诚意。他们知道，同苏俄的友好关系在伦敦极受非难，而且虽然他们有时被英国催促绥靖所激怒，他们还是更害怕失去英国的支持，哪怕是它的些许薄薄的碎片也罢。法苏重敦友好是一种再保险，仅此面已。

　　 即使这样，它也足以使德国对外政策的指导者们惊恐不安了。在他们看来，拉巴洛友谊曾是德国复兴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曾经确保不受波兰的侵害，它曾经有助于从西方列强榨取让步；在实用的水平上，它曾经助成某些非法重整军备的措施。外交部长牛赖特说道：“我们不能没有俄国掩护我们的侧后。” [ 注：部长会议，1933年4月7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C辑，第1卷，第142号。 ] 他的助理布劳写道：“良好的德苏关系对德国有着根本性的重大价值。” [ 注：布劳致纳多尼，1933年11月13日。同上，第2卷，第66号。 ] 只有希特勒不为所动。无疑，他的反共主义是不掺假的；无疑，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并没有分享那种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中间十分普遍的对俄依恋情绪；无疑，他看到德国同苏俄之间的不和将提高他作为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欧洲文明卫士的股本。然而，他的直接动机乃是一种十分实际的算计；俄国不可能做任何反对德国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被波兰从德国隔开了。苏维埃领导人也不想做任何事情。与此相反，他们之所以转到法国一边，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比之继续同德国友好来说更少要求，更少风险。他们将会在日内瓦投票反对德国；他们将不会行动。希特勒看着拉巴洛解体毫不痛惜。

　　 另一方面，波兰倒可以采取反对德国的行动并且正在谈论着要这么做；一再地，虽然空洞地，从华沙传来进行一场预防战争的喊叫。自从1918年以来，没有一个德国部长曾经打算过要同波兰友好相处，哪怕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但泽和波兰走廊的伤口砍得太深了。希特勒不受这个成见的束缚就如不受任何其他成见束缚一样。这表现了希特勒已经对德国“统治阶级”控制到何种程度，以致他可以对他们的大部分刻骨铭心的怨忿漠然处之，也表现了德国人民对他们的所谓冤屈冷淡到何种程度，以致他的这种漠然处之未闻任何民众的怨言就通过了。一些德国人自我安慰，以为这种放弃对波兰的要求是暂时的；而希特勒也让他们这样想。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十分固定于这种或那种手段上。从根本上说他对仅仅“修正”德国的边界不感兴趣，他想要使德国支配欧洲，为此他更关切把邻国变成德国的附庸而不是叼走几片他们的领土。他对意大利就遵循这种政策，这里他放弃了对他来说要比但泽或走廊更加创深痛巨的东西——南提罗耳——以换取意大利的友谊。他看准了波兰象意大利那样也是一个“修约主义”大国，虽然她该把她的独立归功于1918年协约国的胜利；因此他相信，像意大利和匈牙利一样，波兰也将被争取到他的一边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泽和走廊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希特勒从来没有为兼并领土而兼并领土。就如他后来的政策所显示的，只要其他国家奔走效劳如德国的走狗，他就不反对保护他们。

　　 但是在波兰这件事上，就象在大多数其他事情上那样，希特勒并不采取主动行动。他让别人为他做他要做的事。统治波兰的毕苏斯基和他的助手们渴望扮演大国的角色。他们对四强公约感到愤慨，似乎它主要是反对波兰的；当法国和苏俄拉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又感到惊恐。波兰人决不会忘记，在但泽和走廊激起德国的仇恨于他们的西境的同时，他们还占有着十倍于此的非波兰人领土于东部，而且毕苏斯基体制的波兰校官们虽然非常害怕德国，但他们更加害怕苏俄。除此之外，波兰人曾被奉承为法国在东欧的主要盟友而趾高气扬；仅仅充当一个法苏同盟的前卫的角色就是另一回事了。外交部长贝克总是拥有十足的自信心，虽然没有许多其他优点。他确信他可以同希特勒平起平坐，或者甚至制服这头老虎。他提议改善同德国的关系；于是希特勒表示响应。其结果就是1934年1月德国和波兰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从摇摇欲坠的安全体系上拔去了又一颗钉子。希特勒摆脱了波兰支持法国的任何威胁；作为回报，希特勒没有声明勾销德国的不满，只是答应不以武力来纠正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德政府也大量使用的一句非常堂皇的套话。这个协定是希特勒在对外事务上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并且给他带来许多随后的成功。在这个协定里存在着一种深层的模棱两可，这是人们在希特勒和贝克这样两个人之间的协议里可以预料得到的。希特勒设想，波兰已经从她本来确实属于其中的法国体系被拆离出来。他进一步设想，“校官们”将接受这一事实的逻辑结果。波兰将成为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从，使自己顺从适应德国的计划和德国的愿望。贝克提议缔结这个协定可不是要成为哪个人的附庸，而是要使波兰比以前更加独立。只要波兰依旧仅仅同法国结盟，她就不得不追随法国的政策，而且在新形势下，或许甚至发现自己处在苏俄的摆布之下。同德国的这个协定使波兰能够不理睬法国的催逼；与此同时她仍旧拥有这位法国盟友可以退而依靠，如果德国成了麻烦的话。这个协定并不是正好在德国和俄国之间作出倾向于德国的选择，它是作为一种机谋，凭借这个机谋波兰将能更加安全地平衡这两个国家。

　　 这些歧异还是将来的事。在1934年，这个协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的机动自由。他还没有准备停当来利用这种自由。德国的重整军备只是刚刚开始，他有许多国内的焦心事够它忙的——同时来自他的老保守主义支持者和他自己的革命追随者的反对。这个国内危机直到6月30日遵照希特勒的命令把制造麻烦的人统统暗杀了之后方才克服。一个月之后，兴登堡死了。希特勒继他而成为总统——通向最高权力的又一步。这对于推行一项冒险的对外政策或者甚至任何对外政策都不是时候。因为希特勒所信赖的事态自行发展一度转而对他不利。这就是奥地利，他自己的出身地，造成了这番挫折。这个残余国家，哈布斯堡帝国的最后碎片，取得了和平缔造者们在1919年人为地强加的独立。独立的奥地利是意大利安全的最好保证，是嵌在她同欧洲之间的无害缓冲器。如果奥地利被并进德国或陷于德国的控制，意大利就将失去对欧洲的全部屏障。此外，还有30万讲德语的人口住在曾叫做南提罗耳而现在叫做阿尔多·阿迪杰的地方；从前是奥地利人，现在是意大利人，在民族感情上则总是德意志人。如果德国的民族主义在奥地利取得胜利，这里将成为威胁意大利的另一个渊薮。

　　 希特勒知道得很清楚，改善同意大利的关系比之同波兰保持良好关系将带来甚至更大的好处。早在《我的奋斗》中他就把意大利指为命中注定的反法盟友。现在，1934年谁都能看出这两个独裁者之间的友谊在“危险期”对于德国将有巨大价值。然而，对于希特勒来说，为了意大利放弃奥地利要比他曾经为了波兰推迟关于但泽和走廊的争论困难得多。不是难在他作为德国人民时领袖；他们很少关心这个想象的德意志事业，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对但泽和走廊感受强烈。而是难在他作为一个人，这个人在他成为民族主义领袖于德国之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于奥地利了。此外，奥地利问题自身的急剧推进甚至也跟大政策的需要相抵触。独立的奥地利境况很糟。自和约签订以来，她从来没有找到过自信心，虽然单从经济上看她干得还不坏。奥地利教权主义者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之间依旧不可救药地互相敌对，即使是来自纳粹德国的威胁也没有能把他们拉在一起。陶尔菲斯，这位教权主义总理，反而使自己听命于意大利；并且在墨索里尼的怂恿下于1934年2月一举既摧毁了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也摧毁了奥地利的民主共和制度。

　　 这场国内战争又接着激励了奥地利纳粹分子。教权主义独裁统治不得人心；纳粹分子指望把许多原来追随社会主义的人争夺过来。他们收到德国的金钱和装备；他们得到慕尼黑电台的鼓励。然而，他们不象国外势力常常设想的那样只不过是可以任意召来挥去的德国代理人。希特勒要把他们召来是容易的，要把他们挥去可就难了。尤其是当他想到如果他没有成为德国的领袖，他本人也将是一个奥地利纳粹煽动家。能够指望他的再多不过就是他不该主动激化奥地利问题。他在内阁上说道：“我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几年里把奥地利一笔勾销，但是我不能对墨索里尼这样说。” [ 注：布劳的备忘录，1934年4月30日。《德国外交文件汇编》，C辑，第2卷，第393号。 ] 德国的外交家们——他们自己无力制止希特勒——希望如果他同墨索里尼直接会面或许能使他让步；于是他们就安排这两个独裁者在6月14日会见于威尼斯。破天荒第一次，不过并不意味着最后一次，墨索里尼要来执行这项对任何其他人都会是过分困难出任务：他要来“节制”希特勒。

　　 这次会见没有达到预期出目的。这两个人在嫌恶法国和苏俄上意气相投，并为此感到高兴，却忘记了在奥地利问题上达成一致。希特勒相当真诚地否认任何兼并奥地利的意图。“一位有独立观点的人士”应该成为奥地利总理；接着那里应该举行自由选举，随后奥地利纳粹将参加这个政府。这是一个简捷明了的解决办法；希特勒将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没有为此打仗的麻烦。墨索里尼答称，奥地利纳粹分子必须停止他们的恐怖运动，然后陶尔菲斯将会对他们持更同情出态度——一旦他们变得无害了，他很可能会这样 [ 注：牛赖特的备忘录，1934年6月15日，哈塞尔致牛赖特，1934年6月21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C辑，第3卷，第5和第26号， ] 希特勒当然没有为满足墨索里尼的要求做任何事情。他没有试图去制止奥地利纳粹，他们则为德国6月30日的事态所激励，渴望上演他们自己血洗行动。7月25日维也纳的纳粹党徒占领了总理府；刺杀了陶尔菲斯，并试图夺取政权。希特勒虽然因陶尔菲斯之死而高兴，却不能做什么事去帮助他的奥地利信徒。意大利部队示威性地开向奥地利边境，希特勒却不得不站在一旁看着陶尔菲斯的继任者许士尼格在墨索里尼的保护下恢复秩序而一筹莫展。

　　 这场奥地利暴乱使希特勒陷入无端受辱的境地。它也搅乱了墨索里尼本来指望从中获取许多好处的微妙平衡。他曾经设想，德国的政策将会跟着它的老路子发展，向法国接着向波兰索取让步，不碰奥地利。他将惬意地平衡于法德之间。从双方获取酬赏，自己却不对任何一方承担义务。突然间他发现处境倒了个：由于奥地利受到威胁，他急需法国的支持而不是相反。墨索里尼不得不成为条约体系的支持者和集体安全的拥护者，在这些地方他从前本是修约——以损害别人利益为条件——的倡导者。他的转变受到英国人的欢迎。他们一贯夸大了意大利的实力——至今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从来没有看看意大利经济虚弱的严峻事实：她缺乏煤以及相对地缺乏重工业。对他们来说，意大利简单地就是一个“大国”；而跟他们自己的有限兵力比较起来，那100万即使是半武装的兵员看上去当然也是令人生畏的了。他们还轻信了墨索里尼的牛皮。他自称是一个强人，一个武士长，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相信了他。

　　 法国人开初并不那么轻易迎合。外交部长巴尔都希望在不给墨索里尼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挫败德国。他的解决办法是某种东方洛迦诺：法国和俄国共同保证德国东方的现存安排。就如英国和意大利保证西方的现存安排一样。这个计划不为德国和波兰这两个最有关系的大国所欢迎。德国不想让法国在东欧的影响有任何扩展，波兰人则坚决不让俄国重新参与欧洲事务。希特勒以其惯常的等待时机的天赋，坐躺着让波兰人去为他破坏东方洛迦诺。巴尔都从波兰只取得一项含糊的谅解，那就是在一种几乎不会出现的情况下，即法国和苏俄哪一天受到联合行动的邀请时他们才能这样做。不管怎样，巴尔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1934年10月，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访问法国以加强他同法国的联盟。在马赛他被一个曾在意大利接受训练的克罗地亚恐怖分子所刺杀。巴尔都在他的身旁，也被行刺者的子弹击伤，躺上人行道上因无人救顾而流血致死。他的继任者皮埃尔·赖伐尔是一个更具现代气质的人，是法国政治家中最聪明或许也最无耻的一个人。他以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开始其政治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站在反战的一边。象许多背宗转向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兰姆赛·麦克唐纳那样，赖伐尔对苏俄看法恶劣而对法西斯意大利评价很高。尽管他听任巴尔都的政策发展到1935年5月的法苏条约，这个条约是空的：从来没有象从前的那个联盟那样得到军事会谈的加强，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一届法国政府的认真看待，或许苏维埃政府也没把它当真。法国人从中得到的全部好处就是斯大林对法国共产党的指示，即他们应该不再阻挠国防工作——一项其本身也几乎足以把法兰西爱国者接着又转变为失败主义者的指示。

　　 赖伐尔把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意大利。他访问了罗马，以为奥地利事件现在已治好了墨索里尼身上的修约主义饥渴症而沾沾自喜。希特勒在他那方面仿佛故意要想巩固那个反德联合阵线似的。他以越发轻蔑的态度铲除了还剩留的对德国军备的限制；并最终于1935年3月宣布恢复征兵制，只有这一次前战胜国显示了抵抗的迹象。1935年4月在斯特雷扎有一次大聚会：麦克唐纳和西蒙、佛兰亭——法国总理——和赖伐尔、墨索里尼本人作为东道主。自从劳合·乔治时代最高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大聚会。它是协约国团结的一次最后显耀，是来自胜利时代的一声嘲弄的回响；更加古怪的是，曾经“保证使这个世界一定走向自由民主”的三大强国现在是由几位社会主义叛徒来代表的，他们中的两位——麦克唐纳和赖伐尔——曾经反对那场战争，与此间时那第三位，墨索里尼则已经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消灭了民主。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一本正经地表示决心维护欧洲的现存条约安排，并抵制任何以武力改变这种安排的尝试。这是一次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表演，不过在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时候来得未免太迟了。三个国家里有哪一个是说话算数的呢？意大利人答应要派遣部队去守卫贝尔福 [ 注：法国东部的城市。 ] ；法国人答应派兵提罗耳。但是事实上三大国里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得到别国的帮助而不作任何回报；而且每一国都乐于看到别国陷于困境。

　　 希特勒在他那方面，刚好在民心舆情上得到一次有力的增强。1935年1月，萨尔——1919年从德国分割出来——就其未来的归属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产业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知道在德国等着他们的是什么：独裁统治，消灭工会，迫害各种基督教教会。然而，在一次无可挑剔的自由选择中，90％的人投票赞成回归德国。这就是证据，表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感召力将是不可抗拒的——在奥地利，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有了这股力量为后盾，希特勒对老式的外交示威毫不担心。斯特雷扎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宣布“鉴于其他大国没有履行他们义不容辞的裁军义务”，德国拒绝接受还剩留的凡尔赛条约裁军条款。与此同时，他答应尊重凡尔赛的领土安排和洛迦诺的规定。那个“人为的”安全保障体系完结了——鲜明地证明了一种体系不可能是行动的替代物，而只能为行动提供机会。在刚刚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希特勒就已经挣脱了对德国军备的限制；而且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不得不面对真正危险的一瞬间。这两年的经验进一步肯定了他从德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学到的东西。他相信坚强的神经将总是取胜；他的“讹诈”，即使是讹诈，将总是得逞，决不会被迫摊牌。自此以后，他将带着“一个梦游者的确信”向前迈进。按下来12个月里的事态发展只不过更加强了这种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