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问题·第一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算起，20年以上的时光过去了，它结束至今也已15年。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依然觉得它历历在目。某一天他们猛然省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像前一次大战那样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对于一位大学教师来说，这个时刻的到来是当他不得不提醒自己，他的学生们在战争爆发时还没有出生，甚至对它的结束也罔无所忆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学生们就像布尔战争对于他本人一样渺远，他们也许听长辈说过它的一些轶事，但更有可能他们对它仅有的一点了解也只是来自书本。那些大人物都已经离开舞台。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和罗斯福死了，丘吉尔已经退出领导岗位；只有戴高乐正在再度掌权 [ 注：本书出版子1961年。这时，丘吉尔自1955年正式退休后，就不再担任国务要职，但仍留在下院1965年谢世，戴高乐则在1958年再度出山，连任两届总统，直至1969年下台，重回乡居。 ]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也不是“今天”，已经成为“昨日”。这就向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严格说来，当代史乃是记录那些尚未冷却的事件，当即对它们作出评判，并可望在读者中博得现成的共鸣。有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杰作为范例，谁也不会贬低这类作品。但是，这样的时刻到来了，这时历史学家可以拉开距离以超脱的态度来回顾那些一度曾是当代的事件；这种超脱态度，如果由他来撰写主教叙任权之争或英国内战的历史 [ 注：主教叙任权之争指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权力之争，英国内战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国会派与王党之间展开的三次重大战斗。 ] ，他是会表现出来的。至少，他可以一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家们试图这样做过，不过另有侧重。他们对那场战争本身兴趣不大。西方派和东方派之间在大战略上的争执，被看作是劳合·乔治同将军们之间的一场私人冲突，学院派史学家对此不屑深究。官修英国军事史——本身就是参与这场私人冲突的论战作品——的写作进行得如此悠闲从容，直到1948年才完稿。除了关于军需部之外，没有人试图编写一本正式的文职当局的历史。简直没有一个人对寻求某种谈判的和平的诸多尝试作过考察。谁也没有研究过战争目标的发展。我们不得不一直等待。几乎直到今天，才有人对诸如伍德罗·威尔逊的政策这样关键性课题进行详细的研究。使其他一切黯然失色并独享史学家们专宠的伟大主题乃是这场战争是怎样打起来的。每个大国的政府，除了意大利，都大量披露了它们的外交档案，严谨的史学家眼看他们的书架塞满了各个主要语种的书籍，只能为无法再读其他书籍而兴叹。在法国、德国和俄国，出版了这个主题的专门期刊。一些史学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权威而确立了他们的声誉，稍举几位，那就是英国的古奇，美国的费和施密特，法国的雷诺文和卡米尔·勃洛克，德国的席姆·勃兰登伯格和冯·魏格纳，奥地利的普里勃勒姆，以及俄国的波克罗夫斯基。

　　 这些作家中有的人专注于1914年7月的事态；另一些人则追溯到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或俾斯麦外交。但是他们全都认为这里才是当今史学家可以为之殚精竭虑的园地。大学的有关课程戛然中止于1914年8月，有些学校至今还在这么做，学生们也表示满意。他们想要听到威廉二世 [ 注：威廉二世(William，1859－1941)，德国皇帝(1888－1918在位)登位后不久即辞退俾斯麦首相，开始推行更加冒险的对外扩张政策，恶化同俄国的关系，向英法等者殖民主义的海外霸权挑战，并以其轻率的和不妥协态度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8年11月，在战争败局已定，国内又起革命的情势下，被迫匆匆退位，避居荷兰多伦。 ] 和普恩加来 [ 注：普恩加来(Poincare，Raymond　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3－1920年为共和国总理，在此前后还三任总理，其中两次更兼任外交部长，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多年里，对法国和欧洲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 ] 的故事，格雷 [ 注：格雷(Grey，Edward　1832－1933)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11年之久。(1905－1916)在维护英日同盟、促成英法和英俄协约，推动英国对德宣战以及拉拢意大利参战上起很大作用。 ] 和伊兹伏尔斯基 [ 注：伊兹伏尔斯基(Izvolsky，Alexander　1856－1919)俄国外交官，历任驻各国使节，1906－1910年任外交大臣。 ] 的行迹。在他们看来，克鲁格电报 [ 注：克鲁格电报，1896年1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发给南非德兰土瓦总统克鲁格(Kruger)的电报，祝贺他击退来自英国控制的开普殖民地的入侵部队，此举带有明显的挑唆性质，恶化了德英关系。 ] 比帕尚达埃勒 [ 注：帕尚达埃勒(Passchendaele)比利时一村庄，1917年7月－11月英加军在这里的满地积水和泥泞中同德军恶战数月，试图突破德军防线，伤亡近40万。德军第一次施放毒气也在这里。 ] 更重要，比耶库条约 [ 注：比耶库条约。1905年7月24日，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芬兰比耶库(Bjorko)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跟两国原有的同盟体系相抵触，当即遭到双方大臣的反对。 ] 比圣让·德·莫列纳协定 [ 注：圣让·德·莫列纳协定，1917年4月19－21日协约国的代表在法国东南部的圣让·德·莫列纳(St，Jean，de Maurienne)开会，英法为换取意大利承认他们对土耳其亚洲部分的瓜分计划，答应把土耳其的阿达科亚省和土麦拿地区更多的领土让与意大利。 ] 意义大。决定了当今世局的，是战争爆发这个重大事件。随后发生的种种，不过是其必然后果的混乱体现，对现在既无教益，也无关紧要。如果我们懂得那场战争为何发生，就会明白我们是如何落到这步田地的——当然，也就知道怎样不致重蹈覆辙。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几乎正好相反。读者和作者爱好的重大主题是战争本身。对历次战役的兴趣依然不减，尽管它们已经被写了又写。不仅如此，这场战争的政治方面，尤其是几大盟国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得到考察。有关1940年法国停战的书，或者有关三巨头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书，多得数不胜数。说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波兰问题”，意思是指战争结束时苏俄同西方大国之间的那场争执，而不是指导致战争爆发的德国向波兰提出要求。这场战争的起源问题只激起了人们相当微弱的兴趣。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在这方面虽然可能冒出一些新的细节，但不会有什么普遍意义的东西可供发掘了。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也就不用进一步探疑。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我们要向之求教的那几位领头的作者——英国的纳米尔、惠勒－贝内特和威斯克曼，法国的鲍蒙——战争刚刚结束就都立即出版了他们的专著，并且都表达了他们在战争还在进行时甚或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持有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20年，几乎没有人还会原原本本地接受1914年8月作出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20年还要多，差不多每个人都接受1939年9月给定的说法。

　　 当然有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发掘了。或许是跟历史上几乎任何其他重大事件都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一个简单和最终的解释，这个解释在那时就谁都一目了然，将来也永远不会因更新的资料或研究工作而改变。不过，看来未必100年以后史学家看待这些事件还会同1939年的人一模一样；今天的史学家则应该努力预想将来的判断而不是重复过去的定评。史学家们之所以忽视了这个主题，确实是有一些实际原因的。每个史学家都力求成为超脱而又公正的学者，在选择课题和作出判断上无需左顾右盼，不过，作为一个生活在某一社会共同体里面的凡人，他总要对他那个时代的需要作出反应，纵然不自觉地也罢。例如，那位伟大的陶特教授，他的工作改造了英国的中世纪史研究，之所以把他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史转到行政史，无疑纯粹是出于抽象的学问上的理由。尽管如此，有一个情况跟他的改变重心决不是无关的，那就是20世纪的史学家正在培训未来的文职官员，而19世纪的史学家则是培训政治家的。同样，以两次世界战争为题材的作家们，也必定看重那些依然令人困惑或为今天提供借鉴的东西。谁也不会去写一本别人不感兴趣的书，最低限度总不会去写一本连他自己都兴味索然的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来几乎没有提供多少军事方面的疑难问题。大多数人，尤其是在各协约国里，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次耗尽精力的长途跋涉，很像一场19世纪的职业拳击赛，一直打到其中一个拳手力竭倒地才得罢休。只是当人们的头脑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的砥砺，他们才开始认真讨论第一次战争是否可以因为采用某种优越的战略或优越的政策而结束得早一些。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曾普遍设想今后将永远不会再有另一场战争，因此研究刚过去的那场战争看来也不会为今天提供什么教益。另一方面，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曾经酿成这场战争的那个大问题仍旧摆在国际事务的中心。这个大问题就是德国。协约国可以声称是德国的侵略导致了这场战争；德国人则可以回答，引起这场战争是由于协约国拒绝承认德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应有地位，无论哪一种情况，争执的都是德国的地位。除了德国之外，从苏俄到远东，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尚待解决。不过，有理由设想，这些问题是可以处理的，而且只要德国人民能同他们从前的敌人重新和好，就会有一个和平的世界。这样，战争起源的研究就具有一种紧迫的现实重要性。假使各协约国的人民能够认识到，德国负有“战争罪责”的说法是虚妄的，他们就会放松凡尔赛条约的惩罚性条款，并把德国人民看作同自己一样是一场自然灾变的受害者来接纳。或者，如果德国人民能被说服，相信他们负有战争罪责，或许他们会把条约当作公正的而予以接受。实际上，“修正主义”只做了前一件事。英国的和美国的史学家们，某种程度上还有法国的史学家们，都刻意揭示协约各国政府是大有罪过的，比之那些据说是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们，德国政府倒是清白得多。几乎没有一个德国史学家试图作相反的证明。这是十分自然的。即使最冷漠的史学家，当他的国家在战争中被打败并随之蒙耻受辱的时候也会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强力牵引。另一方面，战争爆发之前，在每个协约国家里，对外政策就已经成为争论的主题。在英国批评格雷的人，在法国批评普恩加来的人，在美国批评伍德罗·威尔逊的人——姑且不说在俄国攻击沙皇政府的布尔什维克——现在进一步成了具有“修正主义”观点的学术斗士。在国际上和国内展开的这些论战中的是非曲直，已经无关紧要。这里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这些论战煽旺了引导人们去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兴趣之火。

　　 第二世界大战的起源却一直缺乏这样的热源。就国际方面而言，德国，作为一个大国，几乎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不再是国际事务的中心问题。苏维埃俄国取代了它的位置。人们想要知道的，是在战争期间同苏俄打交道中曾经犯过的种种错误，而不是战争开始之前跟德国打交道上出的毛病。更有甚者，当西方列强和俄国双方都在打算把德国的不同部分引为盟友的时候，对这场战争就说得愈少愈好。德国人也支持这种疏忽和怠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曾坚持他们必须依然得到一个大国的待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却率先提出欧洲不再能决定世界事务——个中没有明言的含义是，德国永远不可能再激起一场大战，并因此可以让它不受干扰或不受控制地走自己的路。就国内方面而言大致也是这样。战争开始之前，在同盟各国的内部曾经有过炽烈的争论——比之1914年以前任何众所周知的争论确实要炽烈得多。但是，对手们在战争期间调停了他们的争吵，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渴望此后把它忘掉。从前的“绥靖政策”倡导者们能以更正当的理由来重振它们的老政策，从前的对抗政策倡导者们却出于抵抗苏俄的需要不再去拉响德国危险的老警报。

　　 当人们已经在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时候，第二次大战的起源就更少有吸引力了。要是在这个课题上还留有大片疑惑未决和尚待推敲的区域，本来仍可能具有某些刺激力。可是，存在着一种解释，它既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并且似乎也消弭了一切争论。这个解释就是：希特勒。他策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一个人的意愿引起了这场战争。这个解释明显地使从丘吉尔到纳米尔的“对抗主义者”感到满意。他们曾经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解释，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解释。他们可以说：“我们早就这样告诉过你。除了从最初一刻就对抗希特勒，别无他途。”这个解释也让“绥靖主义者”满意。他们可以声称，绥靖政策是一项明智的政策，而且要不是由于德国捏在一个疯子手里这个无法预见的事态，本来还会是一项成功的政策。更主要的是，这个解释叫德国人称心，只有极少数不肯改悔的纳粹分子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竭力把罪责从自己转移到协约国头上，或者试图证明谁也没有罪过。现在把罪名从德国人转嫁给希特勒，那是一番更为简单的作业。他已经叫人放心地死了。要是希特勒还活着，他本来可能还会大大有害于德国。但是，他以在地堡中的最后牺牲对此作出了补偿。不论多少死后的加罪也不能伤害他了。可以把每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毒气室——的罪责统统堆到他默然承受的肩上。有希特勒担罪，所有其他德国人都可以自称无辜；先前是战争罪责论最起劲的反对者的德国人，现在成为它的最坚定的拥护者。有些德国人还设法对希特勒的恶作一种特别实用的曲解。既然他明显地是一个恶的怪物，本该受到顽强的抵抗，因此在希特勒受到谴责之后，任何剩下的罪责都可以扔给法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在1936年把他赶出莱因兰，或扔给张伯伦，因为他在1938年9月退缩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问题上，达到了皆大喜欢的一致。那还需要“修正主义”做甚？只有少数几个中立国家，特别是爱尔兰发出几声怀疑的嘀咕。但是，惯常地参与反对苏俄的冷战，甚至使那些曾经在对德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也闭上了嘴；一种与之类似不过方向正好相反的考虑也对苏维埃史学家起了作用。在美国还保留着一个固执的修正主义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场论战的还活着的斗士，依然认为他们本国的政府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更恶劣。他们的作品，从学术的观点来衡量并非上乘。再者，这个修正主义学派主要关注对日本的战争，这当然事出有因。是希特勒向美国宣战，而不是相反；而且，要不是希特勒以此举为罗斯福无偿效劳，很难想象罗斯福怎么能使他的国家投入欧洲战争。不过，即使在对日本的问题上，也没有太多可资争论的余地。论战已经越出本题。争论的一度是这么一个实际问题：美国是应该同日本合作还是同中国合作？这个问题现在已由事态发展作了回答，很多要归咎于美国政策的杂乱无章。广泛一致的看法是，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唯一可靠的朋友，因此那场对日战争看来是某一方人士的错误——不过或许当然是日本人一方的错误。

　　 这些对于当今政治的考虑有助于说明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不是一个热烈争论的课题。不过，它们仍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历史学家中间会有几乎完全一致的意见。即使最“投入” [ 注：指参与政治——译者 ] 的学者也是要服膺于学术规格的，况且许多学者并没有深深投入。如果证据本来就存在够多的抵触之处，学者们将会立即向流行结论发出质疑，哪怕它是普遍接受的结论。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这有两个貌似互相抵触的缘由——证据既太多，又太少。说太多，是指为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收集的证据太多。虽然这些文件以其卷帙浩繁令人起敬，但由历史学家来使用它们却成了危险的材料。它们是作为律师们准备诉状的素材而匆忙地并且几乎是随意地收集起来的。这不是历史学家进行工作的方式。律师的目标是编制一个案例；历史学家则希望理解一种情势。使律师们信服的证据常常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的方法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极不精确。不过，即使律师们现在也必定对纽伦堡的证据感到于心有愧。那些文件是经过筛选的，不仅用来显示被审者的战争罪行，也是用来隐瞒检察国的罪过的。如果由设立纽伦堡法庭的，四强中任何一国来单独操纵这件事，就将会向更多方面抛扔烂泥。西方大国将会把纳粹－苏维埃条约列入，苏联则会以列入慕尼黑会议和种种暗中交易相报复。既然是四强法庭，唯一可能的进程就是事先设定只有德国一国有罪。判决先于庭审，那些文件只是用来支撑早就作出的结论。文件当然是真实的。不过，它们是“灌过铅的”，而且任何信赖它们的人都发现，几乎不可能从它们所加载的东西下摆脱出来。

　　 如果我们试图代之以按更加超脱和更有学者风度的方式调集的证据，我们将发现，比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前辈来，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除了意大利，每个大国就已经把它们有关临战危机的外交记录几乎全都披露了。此外，还有庞大的系列出版文件作了不同程度的远程追溯——奥匈的文件集回溯到1908年，英国的到1898年，德国的和法国的则到1871年；俄国的出版物，虽有较多间歇，也是多卷的。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我们可以抱怨缺少意大利的文件，如今正在得到弥补之中；我们可以而且至今还在为缺少塞尔维亚的文件而摇头。在已经刊布的文件集里而也可能存在一些故意的缺漏和删节；而且没有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会感到满足，除非由他本人查阅了档案。不过，大体而言，还是可以追踪六大列强中的五个大国的外交，在细节的详尽和范围的广阔上无出其右者。证据还没有被完全消化，每当我们把它翻阅一遍，就会发现可供探索的新课题，可以作出的新解释。

　　 与此对照，可以得到用来研究1939年以前几年的资料，确实令人悲哀。奥－匈已从欧洲大国行列中消失。留下来的五强，有三个国家直至最近还没有从它们的档案中拿出过一行一句。意大利人开始弥补这个缺憾：他们已经出版了从1939年5月22日到战争爆发的文件，并且它们还将在时间跨度上超过所有别的国家，要把他们的出版物回溯到1861年。法国和俄国的政策则继续留在昏暗之中，完全没有从他们的档案发来一丝光亮。法国有一些可以原谅的理由。他们的1933年和1939年之间几年出大部分记录，都在1940年5月16日德军突破色当的一片惊恐中烧掉了，现在正吃力地从法国的国外驻点重新收集其抄件副本。至于苏联保持沉默的原因何在，就如苏联政策中的每件事一样，只能加以猜测了。苏维埃政府有什么特别本光彩的事情要隐瞒吗？难道它不敢把它的行为，即使是无关紧要的行为让人全面细察？或许那儿本来就没有记录——外交人民委员过于无能，什么也写不出来？或者是苏维埃政府从许多以往的历史问题争论中学得了乖巧——在某一争执中维护自己的唯一滴水不漏的办法就是永远不为这一争执提保证据？无论上述三个大国保持沉默的各色缘由是什么，其结果是我们只能转向从德国和英国的文件去寻求两次战争之闻外交折冲的某种连续的记录。这样，或许会错导出这样的印象，即两次战争之间的国际关系乃是一场英德对话。

　　 即使在这一点上，比之可以用来研究1914年以前时期的材料，也是不够充分的。盟国在1945年缴获了德国的档案，开初曾想出版一个从1918年到1945年的完整系列。后来，以花费昂贵为由，砍削为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开始。即使是这个计划也没有完成。1935年和1937年之间还存在一个裂着大口的空白。现在档案已经归还给波恩的德国政府，这很可能导致更多的拖延。此外，文件汇编的盟国编辑们，就算他们是真诚的吧，在战争罪责问题上也持有同纽伦堡审判差不多的看法。还有一个额外的复杂化因素：德国外交部，这些档案就是它工作的记录，常常自称一直在反对希特勒而不是为他效劳，于是我们就永远无法肯定某个特定文件是在表示一项当真的行动呢，抑或为了提供证据以表明其作者的无辜而杜撰出来的。英国的出版物将最终涵盖从签定凡尔赛和约直至1939年战争爆发的整个时期。不过，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现时此刻，我们事实上没有一点儿有关20年代的材料。而且在1934年年中到1938年3月之间还有另一个断裂。已出版的各卷，只限于反映执行中的英国政策。它们并没有透露英国政策的动机，而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的各卷倒是试图这样做的。已出版的各卷里几乎没有什么备忘录和会议记录来表现外交部里面的争论过程，也没有内阁审议的记录，虽然大家都知道，跟早先比起来，现在是首相和内阁一言九鼎，而外交部是份量大减了。

　　 就半官方记录而言，我们的处境也同样糟透了。大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战后都活了下来撰写长篇，或表示歉疚，或自我辩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却相反，一些领导人在战争进行中就死了；一些领导人则在战争结束时经过或未经过审判就被杀死了，其余的领导人则要末是妄自尊大，要末是谨小慎微，终未动笔。把每次世界战争之后由那些在战争开始时处于决定性职位的人撰写的重要卷册登录下来，那是一份令人吃惊的对照。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写了书的计有：

　　　　英国：　　首相

　　　　　　　　　外交大臣

　　　　法国：　　总统

　　　　　　　　　总理兼外交部长

　　　　俄国：　　外交大臣

　　　　意大利：　首相

　　　　德国：　　首相

　　　　　　　　　外交大臣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写了书的是：

　　　　法国：　　外交部长

　　 意大利外交部长，他是被枪毙的，留下了一本日记。德国外交部长在等待上绞架的时候写过一份支离破碎的辩词。还有英国首相的少许通信片断，英国外交大臣的几页自传。从三个独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以及俄国外交部长那里，没有提供一行一字。我们不得不用出自二流人物的闲言碎语来凑合，这些人就是译员，外交部职员、新闻记者，他们通常比一般公众知道的多不了许多。

　　 然而，历史学家永远也不会占有使他们满意的充分证据。我怀疑，即使再等上10年15年能否获得很多；倒是可能丢失很多。到那时，少数几个文明世界的幸存者可能已经不再阅读书籍，更不必说来写书了。因此，我试图根据前述的种种记录就如某位未来的史学家所可能看到的那样述说这个故事。这样做的结果，也许将显示历史学家的错失和误解会有多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这样来写历史。就如我想象中的后继者那样，我不得不常常自认无知。我还发现，以超脱的态度对现有的记录作一番思考，常常促使我作出不同于人们(包括我本人)在当时作出的解释。不管怎样，这对我无关紧要。我关注的是去理解发生过什么，而不是去辩白或谴责什么。从希特勒掌权的那天起，我就是一个反绥靖者，而且毫无疑问，在类似的情势下我还会再次成为反绥靖者。但是，这一点跟历史写作毫不相干。回顾起来，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清白的。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要保障和平和繁荣；在这一点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每个政治家都失败了。这是一篇没有英雄，或许甚至也没有恶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