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协议·第十五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德·瓦勒拉的拒绝 — — 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内的辩论 — — 我成了实施协议的负责人 — — 主要目标 — — 北爱尔兰的防御 — — 爱尔兰的领袖们 —一 份初步调查报告 — — 克雷格和科林斯——《爱尔兰自由邦法案》 — — 分界线问题——法案的通过 — — 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致科林斯先生的信——罗里·奥康纳占据了4所法院——致科林斯先生的另一封信——另一封信。
01
可以明显地觉察到，社会公众对爱尔兰协议的签订甚感宽慰。人们普遍有从噩梦中醒来的感觉。整个帝国充满了喜悦，外国也流露了赞许的微笑——或许带有一点讥讽的意味。英王采取了不寻常的、也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做法，一大早就在白金汉宫接见了有关的大臣，并同他们一起合影。没有人比爱尔兰贫穷的普通老百姓更高兴了，他们一直遭受到来自双方的伤害，他们渴望和平与安宁。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还得不到和平与安宁。
新芬党的代表返回都柏林后立即向德·瓦勒拉先生和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汇报他们此行获得的谈判成果。人们不难得出结论，从逻辑上说，德·瓦勒拉对其先前的声明是承担义务的，该声明的确在形式上与此次签订的协议不完全相同，但在原则上和范围上，两者却是相同的。此外，爱尔兰的代表们乃是全权代表，而德·瓦勒拉是他们的领袖。他们是作为他的代表去伦敦的。他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随时都在向他通报情况。他们已经在实质上——如果不是理论上的话——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全部东西，其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爱尔兰领袖曾经要求的。因此，人们普遍预料，德·瓦勒拉将支持他的同僚，理解他们的难处，即便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未必满意，他依然会与他们站在一起。南爱尔兰毕竟已经获得了英联邦自治领符合宪法的完整地位，也就是说，在王国政府下的独立加上大不列颠的一切良好服务。
但是我们很快就得知，德·瓦勒拉先生仍然在唠叨着《波依宁法》，并且他的关于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以及爱尔兰的不幸的见解，依然停留在16世纪以前的阶段。现在，他做出了重新挑起冲突的愤怒决定，并自视为爱尔兰现存唯一政府的首领，他不承认谈判代表们——他们是他的同僚并曾是他的共谋者——的行动。这些人虽然被他指责为他们的事业的叛徒，背叛了其秘密社团的誓言，但人们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在极端分子中间，他们也有强大而独立的影响力。5名在协议上签字的爱尔兰人之中，有两名后来投靠了德·瓦勒拉，但得到达根支持的格里菲斯仍然满怀信心地积极四处活动，而掌握着主要枪手以及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多数核心人物的迈克尔·科林斯，则获得了他的朋友的支持。
尽管其疆域内仍然极度混乱，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还是花数周时间来对协议继续进行辩论。最后，圣诞节临近，议员们只得休会度假。当他们于1月重新开会时，分裂成了两大派。1月8日进行表决，协议以7票优势——64票对57票——获得通过。德·瓦勒拉辞去主席职务并离开了会议厅，所有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也离开了会议厅，阿瑟·格里菲斯先生被选为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主席，会议随后宣告休会。在协议签订后不久，我成了处理英国—爱尔兰事务的负责人。1921年1月，首相将我从陆军部调至殖民地部，目的是要解决我们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事务。此项工作现在已近完成。费萨尔国王在巴格达登基，平息了阿拉伯人和劳伦斯上校的怒气，派驻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陆军——它每年要耗费3000万英镑——已经撤退回国，在特伦查德成功的领导下的英国皇家空军已经维护了完全的稳定。从各项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后，我变得十分空闲。按照宪法的规定，作为英联邦自治领的南爱尔兰的事务应该由殖民地部处理。我从秘书长哈马尔·格林沃德爵士手中接管了工作。他经受住了最恐怖时期的冲击，显示了作为男子汉的最大勇气，并且从未丧失过求得一项有政治家风度的解决方案的希望。我以国务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后，担任了内阁爱尔兰事务委员会主席。每当我需要帮助时，同事们就会给予我慷慨的帮助，在其他时间则让我有广泛的行动自由。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负责与爱尔兰领袖们——包括南、北爱尔兰在内——的所有谈判，同时处理下院在任何时候出现的议会的困难局面。
有两个目标从普遍的混乱和不确定中清晰地显现了出来。第一个目标是在南爱尔兰建立并培育一个有生命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组织。要达到这一目标，临时政府——我们即将予以承认——必须举行普选以获得权威性。从协议公布之时起，爱尔兰人民便通过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大声疾呼，表达他们想要在该协议基础上与英国人民建立良好与和平的关系的迫切愿望。因此，我们促使临时政府深切意识到举行一次普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这样的一次普选才能给予他们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并使他们能够用天赋的权威来管理国家事务。格里菲斯和科林斯对此已深信不疑；但困难是巨大的。德·瓦勒拉先生知道自己处于少数，并且正如事态已经证明的，是处于明显的少数，因而开始运用权力所赋予他的一切手段来阻碍、拖延——若有可能的话就制止——这样的一次选举。他还为了这一目的而求助于爱尔兰共和军。这支所谓的军队自建立之日起，目标就是组织武装力量对王国政府进行攻击——从对个别人的谋杀直至伏击，可谓不择手段。爱尔兰共和军从来不按战争规则严肃作战。它网罗了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所谓的事业坐牢乃至杀头。与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情况相似，爱尔兰共和军内也分为两种意见，并且持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人数之比，可能也和前者差不多。然而它却是临时政府在维护其权威时所能支配的唯一组织。因而在对共和军的控制方面以及在选举的日期和性质方面，临时政府被迫做出了一系列懦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
临时政府很快又被劝导将选举推迟3个月，以此作为与德·瓦勒拉先生达成和解的一项措施。临时政府所依赖的是德·瓦勒拉的承诺，他说届时选举将能自由举行，同时共和军将在临时政府的命令下统一行动，不会干预选举或用武力反对经由选举产生的任何政府。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刚刚对其同胞做出上述承诺，马上就出尔反尔地加以践踏。他和他的朋友们尽其所能来削弱和诽谤临时政府；在全国各地制造混乱，并挑起了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冲突。为了这一目的，共和军中反自由邦的那部分人永远是可以利用的；而在这部分人的周围和背后，又聚集了一批掠夺成性的犯罪分子——在每个社会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人——反自由邦的那部分人声称一旦革命爆发，他们便会跳出来要求担任领导。在协议上签了字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正力求克服这些困难，朝着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爱尔兰民族的委任统治权的方向迈进。
对我们同样至关重要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支持北爱尔兰政府享有它的不能废除的权利。两个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军的师驻扎在北爱尔兰，它们不顾停战协议、不顾《爱尔兰协议》、不顾英国陆军从南爱尔兰的撤退正在迅速而有序地进行的事实，大肆开展秘密活动。因此，北爱尔兰政府需要与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使北爱兰政府不能维护一个独立政府的工作——进行斗争；与此同时，来自分界线另一侧的大规模袭击接连不断，怀有敌意的武装力量正集结起来发出威胁。
对北爱尔兰的这些威胁(包括来自会员内部和外部的威胁)，遭到了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奥林奇会 [ 译者注：奥林奇会为英国基督教新教反对天主教的一个秘密政治社团，1795年创立于爱尔兰。 ] 成员以同等好斗和好争吵的方式的回击。爱尔兰共和军或天主教徒犯下的每一椿暴行都会受到更严厉的血腥报复。报复和反报复双方很快就创造下了惊人的记录；在整个夏季，人数较少的天主教徒遭受的伤亡人数是新教徒的两倍。毫无疑问，当新芬党极端分子看到他们对英国当局的攻击所带来的胜利之后，他们自然会期望继续沿用这种方法，以粉碎规模要小得多并且显然也要脆弱得多的北爱尔兰政府组织。他们会这样想，既然我们已经羞辱并打击了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并且迫使它对我们做出让步，那末，使建立独立的北爱尔兰政府的设想成为空想，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了；他们枪击公职人员，焚烧公共建筑，从而造成一种持续的恐怖，希望这会使北爱尔兰的政府和公民感到厌烦和精疲力竭，最终觉得为了过上安宁的生活，还是向新芬党的统治屈服算了。
我后来曾在下院这样说，“在北爱尔兰，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反对新芬党的。他们热烈地表示出他们对本国、对君主政体、宪法以及对帝国的忠诚和热爱。即使他们将被不列颠遗弃，他们也会正当地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而拼死战斗。然而他们不会被不列颠所遗弃；恰恰相反，他们在必要时将在金钱、武器和人员方面得到援助和加强，以帮助他们维护其议会和政治的权利，并保卫其自身。”
以上就是指导着我的行动的两个不同的目标。不过这两个目标受英国各政党的欢迎程度却是迥然不同的。保守党内一切最坚定的分子都支持北爱尔兰，即便在带着厌恶和鄙视新芬党爱尔兰的情感承认并接受《爱尔兰协议》的时刻，这种支持也从未动摇。另一方面，自由党人和工党分子以亲切的关心注视着爱尔兰自由邦的命运，但对于北爱尔兰政府，则除了就报复事件(奥林奇会成员用报复来回答新芬党的每一次谋杀)对其进行指责外，对它的安宁基本上不予关心。如果说，我们的政策带来了勿庸置疑的成功的话，那末我们用同等的热情追求这两个不同的——在许多方面还是对抗性的——目标的做法，就是适当的。仅仅追求一个目标意味着毁灭。同时追求两个目标则将导致安全与和平。
当然，在某些方面帮助双方，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尽量约束双方，这是一件很微妙的并容易造成误解的工作。必须做到一碗水端平，这样说说并非难事；然而当人们事实上正在互相谋杀时，当恐怖活动正在大地上蔓延而无政府状态正在新生政权周围加剧时；当你和双方杰出人物经常有亲密而正直的关系，你也知道了他们的许多秘密时；当你为一方做任何事就会引起另一方的憎恨或怀疑时，制定一条不偏不倚的路线比起将其付诸实施要容易得多。对于爱尔兰来说，幸运的是她在这一艰难的时刻并不缺乏具有崇高和坚强品质的领袖。人们发现，阿瑟·格里菲斯和迈克尔·科林斯以及新近涌现出来的理查德·马尔卡希和凯文·奥希金斯都是第一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敬畏上帝，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信守诺言。在北爱尔兰，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坚如磐石地固守岗位。他沉着冷静，思想敏锐，超脱于仇恨和忿怒，但又不乏热情；他稳重坚定，对人诚恳，工作不屈不挠；他最终把他的人民从无法形容的苦难和困境之中带回到了阳光大道和文明世界。
在对背景和当事人有了大致了解以后，我们最好是利用当代文献来有选择地叙述这段过程，而不是采用概括性陈述的办法。
我满怀信心地开始履行我的职责，并力图总结当前的实际措施以指导各有关部的工作。
1921年12月21日
“首相要求我来领导一个内阁委员会，目的是安排好在都柏林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细节，倘若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投票赞成此项措施的话，我就提出几个具体步骤供考虑。
“倘若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批准了此项措施，第一步是邀请一个包括格里菲斯先生和科林斯先生在内的爱尔兰代表团尽早来这里。然后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他们立即着手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在安排周密的基础上组成的这个政府应该立即承担起南爱尔兰内部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行使对国家的行政管理。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们不想再继续承担哪怕是一天的责任。如果他们愿意，我的意见是可以把明年元旦定为双方交换权力之日。在确定基础之后，应由总督在都柏林与他认为合适的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人物进行磋商，以邀请某些有身份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府。总督可能会邀请阿瑟·格里菲斯先生，届时我们将能知道这位先生是否将接受授权以及以什么条件接受。格里菲斯先生然后将组成他的政府，他的部长们将在《爱尔兰协议》规定的宣言上签字，并立即履行他们的职责。
“作为一项总的原则，除非绝对必要，我们不应试图改变现有的机构，而应把它们交给新上任的部长们。倘若需要一个法律承认的权威机构来发布各种指令，而临时又找不到这样的权威机构，则现在具有发布此类指令权力的不列颠当局，应接受邀请遵照指示发挥此项功能；除非是有关执行方面的命令，否则不列颠当局不负任何个人责任。
“以下是几个特殊问题：
“(1)警察。皇家爱尔兰警察的每位工作人员(不论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都受帝国政府遣散条例的保证。是否辞职可自由选择。至于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自由邦之间的经费分配，则必须根据将于今年内签订的《总财政协议书》的精神而加以考虑，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结算的问题。没有选择辞职的所有皇家爱尔兰警察的工作人员，将被要求继续留任。
“军中辅助师将使用帝国政府的经费立即遣散，同时还要依照以前在为巴勒斯坦招募警察时所制定的决议。
“(2)陆军。我们应该宣布的原则是，我们驻扎在南爱尔兰的全部军事力量应尽快撤离。作为第一步，要求临时政府派遣其着装正规的军队接管总督府和政府所在地的警卫工作。适用于接待英王代表的敬礼惯例、仪仗队等，须事先与新芬党的领袖们筹划妥当。我认为，驻扎在都柏林以外的正规爱尔兰守备部队应予保留，直至能为他们在别处找到营房住处，自由邦政府应该作好思想准备，不再调用这些部队。然后各处都应着手准备庞大的撤离工作。很可能在两三个月内会有人出来，坚决要求让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永远留下。除非是在极为有限的时期内，作为对新政府的一时权宜之计，否则我想我们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在爱尔兰境内，凡是和平时期没有驻扎在永久性营房内的补充部队，都应尽早撤离。依然留在爱尔兰的所有部队从临时政府宣誓就职之日起，只能按照与相关负责的部长们达成的解决办法，迁移出营房和目前的驻地。只有得到相关负责的部长们亲笔签署的请求书，部队才能为支持文职政权而采取行动。根据《地区军事力量法》的授权，临时政府在过渡时期的必要情况下应能征募武装力量。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要等待地位完全巩固后才会愿意按照规定的配额募足士兵数量。然而尽早建成一支着装正规、纪律严明、并有能力支持政府权力的爱尔兰武装力量，至关重要。
“(3)司法。对新芬党法院的需要，也许已经消失，因为所有法院都将在最短期限内成为自由邦的法院。然而与此同时，人们认为现有的法院仍将发挥功能，爱尔兰自由邦总理或内政部长正在建议总督行使特权。人们希望总检察长来说明在过渡时期司法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4)财政。当前，无论是国家的税收，还是在普通国内服务性事业上的货币支出，都不会有任何改动。当然，最近实施的截留税款的做法，应立即予以停止，用于爱尔兰国内行政管理的款项总额是完全有保证的。……
“还必须提供专款，用于征募爱尔兰自由邦武装力量，以维持秩序。
“(5)教育、农业以及一般的国内后勤服务性事业。应该尽早让自由邦的一名部长承担起这些方面的完全责任。
“(6)与赔偿和大赦有关的措施。(必须有所准备。)
“上述各项说明系建立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批准《爱尔兰协议》这一假设的前提之上。然而也有可能虽然他们批准了协议，但多数票的优势并不明显，以致不能为协议提供持久的基础。出现这种情况时，新政府仍然应该成立，并且，他们应该向总督提出要求，要求解散议会，或要求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解散议会绝对应该是优先的，因为它可以产生一个更负责任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总督将根据部长们有关这一主题的建议行事；万一部长们建议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则爱尔兰各部必须成立一个必要的机构，在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由财政部提供经费。在向全国发出这一吁请期间，军队和警察的全体人员都应和现在一样坚守各自的岗位，否则的话，程序还将如上所述，不过形式将发生变化。
“第三种可能是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拒绝了《爱尔兰协议》。人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南爱尔兰议会应该随后立即举行新一届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大选。然而在大选决出胜负以前，我们应与当前众议院内支持批准《爱尔兰协议》的政党领袖们接触并弄清他们的愿望。一般认为，新一届众议院举行会议时，该项协议将会立即重新提交审议。”
02
1月11日，我又惊又喜地接到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来函，他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与英王陛下的政府接触了。他说，每当北爱尔兰的利益受到影响时，他都想到来见我。他又说，“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参加一次你和南爱尔兰代表之间的会议。……其实我希望不久就能有机会与格里菲斯先生或负责临时政府行政事务的任何人会晤，以便彻底弄清南爱尔兰的政策究竟是一项和平的政策，还是准备把当前这种向北爱尔兰施加压力的做法继续实行下去的政策。”
我立即着手安排克雷格和迈克尔·科林斯会晤。1月21日，他们在殖民地部我的办公室内会面了——虽然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灯光仍然显得过亮了。他们两人都庄严地沉着脸，说了几句客套话以后，我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让他们两人单独呆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两个爱尔兰人——他们中间隔着如此巨大的宗教、感情和行为的鸿沟——相互交谈了些什么。但会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不想打扰他们，所以像羊排等食品是在1点钟左右巧妙地送进去的。到4点钟时，私人秘书报告说已出现了会谈向全爱尔兰阵线的话题转移的迹象，于是我冒昧进入该办公室看看情况到底如何。他们向我宣布，有关整个协议的讨论已进入了权衡具体措辞的阶段。他们将在每个方面相互提供帮助，将通过私人讨论来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将在已经达成一致的反对一切破坏和平活动的范围内，采取一致的立场。我们三人于是反复保证要共同行动起来，“力求使协议生效”。
唉！真是谈何容易。才过去一个多星期，克雷格便不得不向北爱尔兰人再度提出保证，而科林斯在回到都柏林的那种气氛中以后，立即就北爱尔兰的分界线发表了狂热的讲话；已于1月24日“撤消”的南爱尔兰对贝尔法斯特的抵制，很快又全面恢复。2月初，北爱尔兰边界发生了新芬党的入侵事件，同一时间内，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几起动乱，仅仅一夜之间，贝尔法斯特街头就留下了30名死者和70名伤员。
情况令人大为失望，这使我不得不在2月16日提出《爱尔兰自由邦法案》，作为对《爱尔兰协议》的补充。所有北爱尔兰议会的成员均利用其在保守党内部的强大影响，公开宣布他们的反对意见。再次观察了这场辩论后，我知道我必须多么周密地行事才行。普遍的心情是，《爱尔兰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它能够被执行吗？我们是否受骗了，或至多我们是在与负不起责任的人进行谈判？我们付出了我们所该付出的一切，而作为回报我们所得到的却仅仅是一个蔑视的怪相吗？另一方面，当前还应该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呢？我必须求助于信念、希望和法律。
“……倘若你想看到爱尔兰退化到一种无法无天的混乱不堪状态，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想看到沿北爱尔兰分界线发生日益严重的流血事件，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希望本届下院就像它现在这样，肩负着维护南爱尔兰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却又缺乏履行此项责任的手段，倘若你想把这些相同的灾难性条件也强加给爱尔兰临时政府，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想让一些暗中策划仇恨阴谋的、危险而偏激的人物得以破坏和颠覆这样的政府——它忠实地尽力信守它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并且也正在使我们得以信守我们对它许下的诺言——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一周复一周地向全世界宣告，不列颠帝国无法与有法一样，同样能很好地生存发展，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然而，倘若你想给议会已经对它做出了保证的政策以公正的机会，并且给爱尔兰的部长们——只要他们忠实地与你共事，你就有义务给他们以良好的信任——以公平的待遇和公正的机会，倘若你想看到爱尔兰从暴政的混乱中被带回到法治的社会，倘若你想使我们已经对其做出了保证的政策和试验具有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的效果、那末你就不应该阻碍——那怕是无此必要的一周时间——这一法案的通过。”……
“我们应该懊悔已经做出了决定并签了字的协议吗？”……
“我们且来比较一下不同的处境。在我看来，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现在是爱尔兰——而不是不列颠——正在世界各国面前受到审讯。6个月之前，我们不得不对各种形式的攻击为自己进行辩护。现在，是爱尔兰人民——在遭受了700年压迫之后，如他们所告诉我们的——终于有机会向世人表明，他们能为自己的国家选定政府的性质，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看来，在过去6个月中，情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北爱尔兰的状况。北爱尔兰已拥有巨大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不仅是物质的力量，也包括精神上的力量。众所周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些与我有联系的人认为，北爱尔兰并不是在保卫她自己的地位，而是要关闭通向爱尔兰其余部分的通道以获取她想要的东西。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通过英勇的牺牲和奋斗，北爱尔兰已经明确地脱离了爱尔兰其余部分的发展道路，她所要求的仅仅是她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她坚持它自己的权利，必要时，她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不列颠帝国全部力量和权力的支持；因此，我可以说，北爱尔兰目前正处于拥有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状况。
“帝国政府的状况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不列颠帝国的纷繁国务应该日益与爱尔兰长期的内部争斗这一可怕的祸根相分离，庄严的帝国政府应该站在更为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这一点至关重要。”……
北爱尔兰抱怨的焦点，是《爱尔兰协议》中规定南、北爱尔兰之间分界线未来管理的条款。
“诚然，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涉及弗马纳郡和蒂龙郡。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当时正值白金汉宫会议失败之后，在唐宁街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我们聚集在一起，花了很长时间——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来讨论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分界线。两大政党激烈争吵。辩论中不时提到内战。与会者做出一切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使双方意见趋于一致。想把分歧缩小到不仅是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范围，而是进一步缩小到弗马纳和蒂龙两个郡内的行政区和族群居住区的范围，然而即便如此，问题看来仍和原来一样难以解决，双方都不同意达成任何结论。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遭到了破坏。若干庞大的帝国被推翻了。整个欧洲的版图已被改变。一些国家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剧烈变动。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对事务的整个看法、政党的组成，所有这一切都在暴风雨中遭到了猛烈而巨大的冲击，然而一旦风停雨止、洪水退尽，我们又看到弗马纳郡和带龙郡这两处令人沮丧的险滩再一次浮现出来。人们的争吵一如既往，它是在这次横扫世界的大灾难中，极少数未被触动的问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对立双方的爱尔兰人能坚持不懈地继续他们的争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爱尔兰(包括民族主义党和奥林奇会)具有染指不列颠生活和政治生命线的能力，以及具有一年接一年、一代接一代支配与震撼掌握这一强大国家的政治的能力。……”
我对这些争吵得出的结论是：
“北爱尔兰必须得到不列颠的支持和保护。爱尔兰必须具有《爱尔兰协议》，具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宪法。处理棘手的分界线问题的其他更好的机遇将会出现。……若干代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泥沼中挣扎，但最终我们认识到，《爱尔兰协议》已使我们的脚踏上了一条并不太宽的道路，但它已经成为一条大路，是一条坚实的通向远方的路。让我们不要丧失勇气和信心，坚定而谨慎地沿着这条大路前进。倘若不列颠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那末这样的一天终将会到来，它可能是遥远的，但可能不会像我们所预料的那么遥远，到那时，回首望去，不列颠将发现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个和睦的爱尔兰，一个国家并且也是一个朋友。”
就这一问题而言，下面一段发言颇为精辟，值得一提。这是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发言，它很好地表达了普遍的意见：
“拿我来说，我将不会被暴行所激怒，不会因此而改变我应该追随的正确路线的意见。我认为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持镇静，不要因一时激动而使自己陷入今后将使我们后悔一辈子的路线，而是要向临时政府提供一切权力，这是确保其接受并实行其恰当义务所必需的；并且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至少为自己留下避免内战的唯一希望。”
法案获得通过的多数是压倒性的——302对60。不过投赞成票的多数人都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而所有投反对票的人都陷入了狂怒之中。
通过该法案耗费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残忍和背叛的罪行以及唯一尚可接受的爱尔兰政府的明显软弱无能，激起了议会和公众的不满和忧虑。
2月上旬，发生了更严重的动乱。跨越北爱尔兰边界的袭击造成了北爱尔兰人被劫持。贝尔法斯特派出一支警察部队前往恩尼斯基伦增援，但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新的边界。他们经由位于自由邦内的克隆斯前往，而没有采取通过北爱尔兰领域的较长但较安全的路线。火车刚一抵达克隆斯，这19人就被当作入侵者而予以伏击。未经警告或查问身份，4人即遭到枪杀，8人受伤，剩余7人被俘。
与此同时，科林斯先生就贝尔法斯特夜晚发生的族间仇杀和反仇杀事件，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抗议。
这种残忍的事件使边界地区变成了野蛮地带。爱尔兰各地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暴行；倘若不是整个南爱尔兰，不单是亲英分子，还有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在恐怖活动下绝望无助地平静下来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暴行。在贝尔法斯特，两种宗教的残余极端分子在继续进行着一种残酷的战争。
黑夜是漫长的，但是我们最终显然已见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丘吉尔先生致科普先生
1922年3月7日
个人机密函件
人们向我提出了许多有关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的问题，你必须让我知道临时政府真正做了些什么事，告诉我对这些信息是否必须保守秘密。他们是打算镇压利默里克郡的叛乱，还是只准备谈判而对反抗则继续听之任之？据报纸报道，爱尔兰军队已从都柏林调往某个未宣布的目的地。这可靠吗？有多少人？他们可以信任吗？科克郡的局势似乎和以往一样糟，有报道说，一个已被抓获的臭名昭著的罪犯现已逃跑。你认为自由邦政府还有什么斗志吗？还有人愿意为它而死或为它而战斗吗？让我知道你的看法，但不是你的愿望。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3月14日
私人函件
(1)我注意地阅读了你的关于在1920—1921年期间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暴行的来函。我注意到你还将寄给我一份关于在贝尔法斯特更近的时期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随信附上一份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写的报告，该报告是他作为对你上次抱怨的书信的回答而提供给我的。贝尔法斯特事态的发展令人惋惜。那里有一个具有不共戴天之世仇的下层社会，只有双方领导人共同付出最坚定和最认真的努力，辅之以巨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才能产生整个爱尔兰的利益所要求的那种安定。
(2)在詹姆斯·克雷格爵士返回北爱尔兰之前，我曾与他作了长谈，我肯定他将尽其所能不偏不倚地维护秩序。迄今为止，他坚决不考虑同你的政府举行进一步会谈的想法，其理由是，只要你非法地将他的人扣押在克隆斯作为人质，他就不能与你会晤。所以我们在此暂时陷入了僵局。我必须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他非常希望能够排除障碍与你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我完全理解你的困难，然而我毫不怀疑地坚信，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你也应该采取正确的做法，或者使这些人获得释放，或者在合法组成的法庭前，按照正规的方式并依照证据确凿的指控对这些人进行审判。倘若他们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受到合法的处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将会感到万分满意。这的确是临时政府领导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路线。也许你认为要等到《爱尔兰自由邦法案》获得通过并且你正式拥有了合法的权力以后，你才有能力做上述事情。要是这样的话，则在此期间内，我们便无能为力而只有等待，但应使事态尽可能保持平静和保证不发生暴力行为。这种扣押人质的行径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屡见不鲜，但在爱尔兰却不宜使之成风，我们树立法制观点越早越好。
(3)我非常感激你已经加快了向北爱尔兰调动必要人员的步骤；并且我从约翰·安德森爵士 [ 原注：一位高级文职官员；1920年作为副总督和财政部驻爱尔兰专员被派往都柏林；他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和坚定个性的人，他思想敏锐，在重重危险和混乱之中能保持冷静。 ] 处得知，你的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每周都在提高，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不断加深对事态的理解，正在任命得力人士作为他们的助手，特别是在财政系统——它的健全已从人们的实际体验中得到证实——得力人士正在得到重用。
(4)我非常高兴今天你将与代表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米德尔顿勋爵会晤；我希望你将能消除他在土地购买方面的疑虑。倘若自由邦要求我们在这件事中有所作为，我们保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由此产生的利益将完全归爱尔兰所有，用以交换那个较大且较不幸的岛屿。
(5)我从一个相当独立的消息来源获悉，临时政府在全国正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并且德·瓦勒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倘若他们在新一届议会中能获得40个席位，他们便将明智地行事。我希望情况是这样。
(6)你似乎已在按照某种方式处理利默里克的局势。毫无疑问，你是最清楚你自己职责的人。感谢上帝，必须勉力完成你自己职责的是你而不是我们。然而，在目前的这一关键时刻，倘若由(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军根据惯例做出一项有害的决策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我想你一定非常有把握防止这样的危险。
(7)我怀着巨大的兴趣阅读了由莱弗里夫人寄给我的、你在都柏林发表的演说全文。我希望它已经较全面地刊登于英国报章上。我已把它呈交给钱塞勒勋爵，他称赞此文的语气和权威意见，本周他可能在为《爱尔兰自由邦法案》的辩护中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
(8)我对你访问科克郡、特别是你看来会受到爱尔兰退役军人——我对他们倍感同情——的欢迎这一事实，极感兴趣。我将尽力促成进一步扩建当地造船厂一事，因为我最为关注的是，科克郡的局势应能令人满意地进行自我调节。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和格里菲斯先生的信
1922年3月21日
边界地区的整个状况无疑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冲突的大爆发将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当前的这种紧张形势持续下去，边界线也极可能变成老一套的状况，变成遍筑防御工事的军事对峙线，这将是你们最不想见到的事。我不能想象出现从北部向南部发动突然袭击的最微小的危险。倘若发生了这样的突然袭击，则肇事人将自负其咎，而不列颠政府则将采取属于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措施。我确信你们毋需为这种情况忧虑。即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也只会给那些负有责任者造成伤害，正像那次从蒙纳根发动的劫持人质的袭击损害了南爱尔兰的利益一样。听说I.R.A.(爱尔兰共和军)正沿边界地区集结，不断增加兵力。这当然是毫无必要的。报章上还报道说，自由邦的军队正被派驻不同地点。请让我确切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你们必须了解，我同时也向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吁，要求他阻止他一方的民众的挑衅行为。
4月13日，一位灵魂高尚的狂热者——罗里·奥康纳率领一群追随者和许多同情者占领了都柏林的4所法院。在这座雄伟而庄严的建筑中，他和他的朋友们宣告他们是全爱尔兰的共和国政府。3天后，迈克尔·科林斯在都柏林遭到了谋杀攻击。他幸免于难，但在该月剩下的时间内，谋杀自由邦军队和警察的事件层出不穷，还增添了铁路总罢工事件。
在这些压力下，一个受尽折磨的政府及其雇员多少有点团结起来了；它的军队开始还击，即便是这种小小的抵抗也使他们的敌人感到惊讶。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4月12日
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在爱尔兰公众舆论正日益动员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且你在维护你的正义与合法立场的斗争中将得到全国极为强大有力的支持。我在下院的讲话中，已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我希望到复活节时，事实将不会证明我的这些预料是错误的。
内阁指示我向你发出一封正式函件，以表达他们对动乱在26个郡中蔓延一事的日益加剧的焦虑。然而我并不完全这样想，这封信我是作为私人信函写给你的。许多爱尔兰居民写信给英国，描述各种恐吓、动乱、偷窃和抢劫事件。毫无疑问，资本正在外流、信贷正在下降、铁路正在怠工、工商业已经受到阻碍。爱尔兰的财富正可悲地不断缩小。当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事实肯定将对激励所有阶层奋起保护其自身物质利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德·瓦勒拉先生也将逐步成为一场灾难的化身，而不是一项事业的。我们在此还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很明显，从长远来说，不管临时政府多么有耐心，它也必须维护自己，否则它将消亡而被某种别的管理形式所取代。这样的时刻肯定将会来到，到那时，人们将无所顾忌和勇往直前地不是求助于某个派系、某个宗教或某个部分，而是求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爱尔兰国家。他们无疑其有这样的权利，期待你领导他们走出黑暗的处境，此机遇十分重要，丧失这种机遇，历史将永远不会宽恕。难道你不应该把爱尔兰所有全心全意拥护《爱尔兰协议》的人们以及与协议生死与共的在宣言上签字的人们——不管他们以前的态度曾是怎样——都团结在初创的自由邦的周围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后备力量，远比你现已得到的后备力量要强大得多吗？难道你不应该召唤你的“分布极广的民族” [ 原注：科林斯先生在几周前的谈话中，说到爱尔兰民族时他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是一个分布极广的民族。” ] 来助你一有之力吗？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必然存在着数以千百计的极度关注祖国的幸福与自由的爱尔兰人，他们想要看到大选公正地举行并且确保人民能自由投票。
我深深为爱尔兰人民的巨大勇气所感动，他们凭着这种勇气积极参加公共集会以表明他们的意见，而不顾如此众多的威慑力量的存在。我似乎已经感触到了那股支持你的不断增长的民族力量，一俟时机成熟，它便会为你们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任何别的事业——做出贡献。
我即将处理你要求调查协议签订后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几起暴力行为的问题。我将与詹姆斯·克雷格爵士交换意见并把结果通报给你。无论是在贝尔法斯特还是在边界地带，事态正在一定程度上平静下来，毫无疑问，北爱尔兰政府正尽力使事态趋于平息。你们释放几名扣押在克隆斯的人，将大大有助于北爱尔兰政府的工作，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进展。
我高兴地看到你已经安排与德·瓦勒拉举行一次会谈；但是我希望你将了解，我们在任何方面都已不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按照我们与你签订的协议，我们已经冒着一切风险并竭尽全力执行了每项条款。但是就我们而言，这乃是我们的极限，我们每一个人将利用我们所能支配的每一点滴影响力来反对对一个共和国或对《爱尔兰协议》体系的任何侵犯。
在我看来，容许别人逼迫你同意进一步推迟大选，也是极端危险的。只要这种不确定状态持续下去，爱尔兰日趋严重的贫困化必然不会终结。倘若一个国家面临内战的威胁，或者面临自己的共和政体即将与不列颠帝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威胁，那末将没有人敢于在爱尔兰进行投资或制定生产计划。我深信在5月底或至迟在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爱尔兰人民将完成其大选投票。我们的确具有一种道义上的权利要求，要知道我们的建议是被接受了还是被拒绝了，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应该如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4月29日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信以来，至今又将3个星期了，我们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对此稍加检讨将有好处。首先，我要对你和格里菲斯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面对那些反对自由言论与公正行事的敌人时所一贯表现的精神和个人勇气。我毫不怀疑，在爱尔兰临时政府领导层内以及在赞成《爱尔兰协议》的政党领袖中，坚强、勇敢和具有浪漫色彩的个性的发展，将在总体形势中具有实际价值。我也持有这样的印象，即爱尔兰舆论的巨大改变正日益有利于自由邦和《爱尔兰协议》以及那些支持它们的人；并且有充分理由可以这样说，许多民众将准备维护他们在选举投票中的政治权利。因此可以认为，拖延选举所带来的后果，若与原来英国担心可能出现的糟糕结果相比，已好出颇多。你们没有失去对公众舆论的控制，事实上反而还有所加强。由于德·瓦勒拉派过火的行动以及由此给爱尔兰带来的麻烦和贫困，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不满集中到了反对临时政府的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到临时政府身上。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爱尔兰报章上阅读到了绝妙的说理方法，以及爱尔兰新闻界在捍卫社会自由的本质时所采用的勇气十足和充满活力的方式。
复活节已平安无事地度过。你的军队正在扩充兵员，似乎纪律性已经有所加强，能够服从长官的命令。……
总起来说，我看到了许多给人以希望的符合实际的理由。这也使我更为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你在和詹姆斯·克雷格爵士打交道时，会如此严酷无情？我确信他已做出巨大努力，以按照字面含义和本质精神来履行协议，并且他正在努力并将继续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当然，没有人期望每一件事马上就能变好，没有人期望正泛滥于爱尔兰的可怕激情酿成使爱尔兰及其人民蒙受耻辱的暴行，你有许多怨恨克雷格的理由，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同样，克雷格对我也倾诉了满腹牢骚和怨恨，新教徒在最近的动乱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价值以百万英镑计的极为昂贵的贝尔法斯特的财物已被捣毁，贝尔法斯特的应收账款已被别人非法取走和截留，我确信抵制运动实际上已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损害。我总认为，爱尔兰的领袖们(包括北爱尔兰的和南爱尔兰的)应能看到，要取代这种残暴的互相报复，好得多的办法应该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协商，仔细评估当前的状况，记录已经做到了哪些事情，指出在执行最近的协议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并确定改善执行协议的新步骤。
正如我经常指出那样，你们的反对者(包括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的、新教徒的或天主教徒的)的利益……就在于在爱尔兰的两部分之间挑起最恶劣的感情状态；对于能导致两个政府之间明确内战的每一步骤和每个事件，他们都兴高采烈地热烈欢迎。你们在北爱尔兰的反对者希望看到在南爱尔兰成立一个共和国，因为除了别的因素以外，它将带来一场内战，他们知道在这场内战中，他们将得到自己背后的不列颠帝国的全力支持。你们在南爱尔兰的反对者则希望把对北爱尔兰的敌意作为一种手段来加以利用，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或者使临时政府的领袖们卷入一系列极为悲惨的事件中，以致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发生精神崩溃。两方面的破坏者都对通向爱尔兰统一的途径怕得要命，他们把联合视为对他们的破坏阴谋的致命的最后一击。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似乎非常简单，我认为，人民根据自己的策略观点，也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判断。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你还要让自己陷入一场争吵之中。我知道克雷格想和你公正而坦率地相处，并且我认为你在整个北爱尔兰不可能再找到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然而我看到你在公开讲话中对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极为激烈、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这的确使我困惑不解。也许通过不妥协地坚持反对北爱尔兰的立场，你可以暂时获得某种政治利益，然而每一丁点儿这种不值钱的暂时利益却都取自爱尔兰的联合这一珍宝柜并被毁掉了。不管情况多么令人恼火，我确信，你的利益以及你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利益，要求在涉及与北爱尔兰的关系的一切方面保持耐心与谦和。他们都是你的同胞，他们要求你给予他们关切和得体的待遇，至少像你给予在南爱尔兰向你挑衅的极端分子那样。此外，他们是处于一种十分强大的——事实上是不可战胜的——地位；他们的手中掌握了使爱尔兰联合的手段。
当你被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某种可怕的事件激怒时，也许应让你稍微体会一下，当我们获悉无助的、非武装的皇家爱尔兰警察遭到谋杀，现今又获悉在科克郡及其附近新教徒遭到了无异于大屠杀的暴行时我们大不列颠人的感情。自从《爱尔兰协议》签订以来，已有20名警察死亡，40名警察负伤，还要加上6至7名伤亡的士兵，到现在还有8名新教徒平民被你的政府扣押。所有这些人都是在爱尔兰国家的保护之下的，并且在道义上也是受《爱尔兰协议》的绝对保护的。他们的鲜血在大声要求正义，直至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减弱。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些残忍行为而遭到扣押，更不用说受到惩罚了。然而在我们一方，我们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执行该协议，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用一切方式帮助你的政府，而且，对于那些和我们一起在该协议上签字的人们，我们没有丧失对他们的良好信念和愿望的信心。然而不要认为，在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圣乔治海峡的两岸没有同时激起强烈的感情。我们在世界上完全不是可以被当作无足轻重者对待的民族。人们在阅读英国历史时都能察觉到，某些此类问题可能会轻易演变为极端严重的事件。政治家的职责就是不要让自己不适当地为这些感情所左右(不论这些感情是多么深厚和自然)，而是要掌稳舵柄，使舰船尽可能地远离危险的急流，稳定地驶向既定的海港。
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认为与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再次举行会谈将对事态有所裨益时，我均将尽力促成此事。当我和他谈起有关上个星期的话题时，我发现他不想就此进行谈论，但是我知道他真诚地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合宜的和表现基督精神的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