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条约·第十一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虽然我们得到了和平，但要解决所有事情还将要很长的时间。虽然风暴已平息，但在一场风暴后大海的波涛起伏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塞尔登《席间谈话》(Table Talk)
领土问题的解决 — — 突出的特征 — — 民族自决 — — 它的应用 — — 阿尔萨斯—洛林 — — 石勒苏益格——波兰的再生——德国的东部边界——上西里西亚——英帝国代表团——它的温和态度——劳合·乔治先生的不利条件——上西里西里公民投票——英国的所谓风险——法国的情况——法国的安全要求——莱茵河边界——解除德国武装——非军事区——联合保证——它的后果——奥匈帝国的命运——无辜与有罪——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合并——保加利亚——总的设计。
01
热带殖民地的分配是否适当，现金与实物赔偿的分配是否合理，和惩罚是否公正，不管这些原因激起的感情怎样强烈，无论寄于国际联盟的希望多高，1919年和1920年的条约最终还是取决于欧洲领土问题的解决。这里我们是在与重大而持久的事实打交道，这些事实把人类的不同民族铸造成模子，把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固定在世界上。这里我们拨动过去的余烬，点燃未来的指路明灯。旧的旗帜再次升起；消失了的几代人的激情觉醒了；被20世纪的炮弹炸毁的地下，阵亡的战士与受害者的累累白骨被翻了上来，失败的事业的拗哭声在风中回响。
我们现在必须论述的条约，是包括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乌得勒支条约和维也纳条约在内的巨大系列中的一部分。它们既是欧洲历史链条上最晚的一环，又是该链条上最大的一环。它们将因为最重要的三大事件而值得注意：奥匈帝国的瓦解；波兰的再生；统一德国的存在。自从巴黎和会以来，以使我们才经历一段短短的时间，它也足以揭示这些登峰造极的君主国的浩大声势以及这些君主国又是怎样高耸于山脉之上，俯视广阔的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区的。通过清澈的空气，我们已能辨认出广袤大地的每一处景色及其质地的单纯性。查理五世帝国连同与它一起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频繁动乱的幸存者，中欧和南欧的主要政治结构，目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大裂口。被切割为三个部分的波兰，如今重新统一为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在战场上被打败和缴械的德国，在义愤填膺的战胜者面前俯首听命，以后又会站起来，成为欧洲最大的、无与伦比的、最强的民族主体国家。
欧洲生活中的这些重大事件并非仅仅是，或主要是由猛烈的战争暴力引起的。这些事件是由于一条原则被有计划的应用而产生的。如果说1814年维也纳条约的制订者是受合法原则支配的话，那末1919年巴黎条约的制订者则是受自决原则的指导。虽然“自决”这个措辞无疑会永远与威尔逊总统的名字相联系，但是这个理想却既不是首创的，也不是固有的。这个词汇原本出于费希特的“自决”(Selbst Bestimmung)。对这个概念作了有说服力的表述的人首推马志尼。在整个英帝国范围内很早就知道这个概念，并广泛实施了自决，不过称谓要温和一些，叫做“自治”和“自己赞同的管理”。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情况越来越清楚，各大帝国如果想要在现代世界上始终团结而又充满生机地存在下去，它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原则，并日益遵守这个原则。在政治领域几乎完全排除了各种形式的信仰后，民族主义业已成为人类在世俗事务中最强有力的塑造世界的工具。
十四点体现并赞扬了自决原则。总统在演讲中宣布，“必须尊重民族愿望。如今唯有获得人民自己的同意才能对人民进行统治和管理。自决不仅是一个词汇。”“在主权国家之间对人民和领土不容以货易货。……每一个领土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符合有关人民的利益为基础。……所有意义明确的民族愿望都应该竭尽所能给予最大满足，而不能引入新的混乱和对抗因素或意志的混乱。”协约国认真地把与这一宣布看成与它们一致的战争目标。德国人把他们的停战要求，与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他的其他演说为基础的解决和平问题的条件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声称，他们就是以此为条件投降和放下武器的。因此，自决原则既是战胜国奋斗的目标又是战败国声称应得的权利。
这里有一条清楚的指导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所有被如此残忍地分开的民族，所有被创伤和仇恨撕碎了心的民族联合起来，所有的民族又因为信仰和爱好而遵守这条原则。和会的主要和迫切的任务，和促使交战国缔结和约所包含的全部事务，就是要执行这个原则；或者用我敢于摘引的权威的话说，以此原则“解放受奴役的各民族，使长期被武断地分开的同一民族的那些分支重新聚合，以大致上符合民族集聚为准则划分疆界”。
既然这个基本原则已达成一致，那末这个原则就应得到贯彻。原则是简单的，而且已得到公认，但它的贯彻却是困难和有争议的。民族性怎么检验？“民族要素”的愿望怎样表达和获得？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怎样按民族划分边界？主要原则应在何种程度上优先于其他考虑——亦即出于历史、地理、经济或战略的考虑，到处活动着的那些武装和激进力量，它们接受根据原则做出的决定，能达到何程度？这些就是放在和会，特别是放在三巨头面前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断定，应该把语言看作民族的证据。但可以肯定语言并不总是民族的表现形式。某些最具民族意识的人种根本很少讲他们自己的语言，或者说起来有极大的困难。某些受压迫民族使用压迫者的语言，内心却又痛恨他们；某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在统治臣民时说臣民的话。还有一些问题必须以合理敏捷的手段加以解决。在产生争论时，决定民族原则的指南没有比语言更好的；或者进行公民投票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在现实中常有这种情形，根据以语言界定的民族或者根据当地居民的愿望划分边界的办法，不加修正难以在实践中应用。某些新的国家没有途经它们自己人口居住地的通海口，没有这种通海口经济便不能有效地发展。某些得到解放的民族几个世纪来一直愿望重获他们早已消失的古代主权国家的疆界。某些战胜国按照条约有权利要求另一些战胜国按照条约必须给予(不是根据语言或居民愿望确定的)由阿尔卑斯山确定的边界。某些已构成整体的经济社会横跨种族边界；许多地方对立的和敌视的人种混杂在一起，不但是个人间的对立和敌视，而且是整个村庄、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对立和敌视，所有这些有争议的地段，必须由有关的许多强大和非常易冲动的国家参与，一英里一英里地加以研究和艰苦讨论。
然而所有这些对基本原则的保留意见和冲击，只影响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外围。所有的有争议地区加起来也只是欧洲的很小一部分。这些地区只是证明了这个原则的例外情况。这些敏感的和怀有疑虑的民族在界限被边界剪刀粗糙地修剪之后，某些地方升起的激情是强烈的，但不损害条约的实质。也许只有不到3%的欧洲人口现在生活在与他们国籍不同的政府的管辖之下；欧洲地图的绘制第一次与其人民的愿望有大致上的协调。
02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由凡尔赛和约确定的德国实际边界，以此来检验上述断言是否正确。我们先从西部和北部边界开始。
14点中的第8点说，“普鲁士于1871年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所犯的错误已近50年之久，因而世界和平极不稳定，现应予以纠正。”这一点成为战争爆发后协约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德国要求在14点基础上的和平并相应签订了停战协定，这说明这一点已为她所确认。所以关于阿尔萨斯—洛林没有争论。这两个省在属于法国领土近200年后于1871年被德国违反当地居民的意愿从法国夺走。引用条约中包含的话说，这两个省是“从它们的国家分离出去的，尽管它们的代表在波尔多会议上提出了庄严抗议”。归还阿尔萨斯—洛林是在人们活生生的记忆中对破坏自决原则的弥补。
除了在奥伊彭和马尔梅迪四周的比利时边界有小小的改变外，德国西部边界没有其他变动。法国人强烈要求除阿尔萨斯—洛林外再并吞萨尔及其十分丰富的煤田。法国人一开始就认为他们的要求有历史原因。威尔逊总统拒绝支持这个违背当地居民普遍愿望的要求，为此引起了三巨头讨论中一次令人注意的危机。法国人于是回过头来要求暂时使用萨尔河谷煤田以补偿法国朗斯和瓦朗谢讷矿区遭受的破坏。他们提出萨尔河谷的最后归属到1935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可用以攻击和会达成的一致意见的原则性理由了。
在北面或丹麦边界上，要求德国作另外一种形式的领土割让。当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后，丹麦在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时，应拿破仑第三之请在条约中插入了一个条款，就是应向北石勒苏益格居民征求意见，问他们愿作丹麦人还是德国人。这仅仅是符合正义的办法。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的居民一直是纯粹的德国人。石勒苏益格南部逐渐德意志化，但北部一直讲丹麦语，人民的思想感情也向着丹麦。条约的条款从未实行过，从未有人询问过北石勒苏益格的居民的意见，普鲁士过了不久就自行解除了条约的法律义务。显然现在是补偿这个非正义状况和由这种状况造成的丹麦与德国间的永久性疏远的时候了。有一些人原来希望将石勒苏益格从德国分离出来，这样安排边界后，基尔运河就不再全部通过德国领土了。谨慎的丹麦政府把这些设想全部搁置在了一边。他们只希望把人民感觉自己是丹麦人的地区纳入丹麦国土。他们反对把说德语的人口不情愿地并入丹麦的所有建议。于是大家同意将来的边界应根据全体人民自由的公民投票来划定。
现在我们来看德国的东部边界。这里我们碰到一件新奇的伟大事实。只有奇迹才能给波兰带来再生。波兰的再生，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瓜分波兰的三个军事帝国在战争中同时和决定性地被一一打败或者被打得落花流水。要是吞噬波兰的这三个大国站在一起结成三国同盟，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向它们挑战。要是它们在战争中分站两边，至少有一国出现在战胜者一边，这样就不能剥夺胜者一方的属地了。可是使人震惊的是，三方无一幸免于难的事件发生了：俄国摧毁了奥地利；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的帮助下打败了俄国；德国本身被法国和英语世界所制服。所以分割波兰的三方同时松手，所有的链条——俄国的、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在受沉重一击后同时落在了地上。命运之钟敲响了；胜利地坚持了六代的、欧洲历史中最大的罪恶现在过去了。第13点宣告：“应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她应包括由无可争议的波兰人民居住的领土，应保证她有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出海口。”德国接受这一点。的确，她自己要求的民族完整就是建立在重建古老的波兰国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的。
即使带着世界上最大的善意，划定德国与波兰间的边界也无法避免不规则和不公正。从华沙到柏林伸展着巨大平原，中间没有地形障碍物。在一片400英里的地带中德波人口以不同比例混杂在一起。德国曾实行用德国殖民者使波兰殖民地化的政策。德国的资本、科学和能力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以武装军事帝国的力量推进的德国文化，在被征服和被瓜分的人口上到处打下了它的印记。德国人指出，他们的统治给普鲁士的波兰带来了明显的利益；波兰人声称，这仅仅是对被偷走的一笔遗产的收益的分配。
划定德波边界成为和会、波兰委员会以及最后是三巨头的任务。这个问题本身分作三个部分：中段、北段和南段。波兰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哪些地区由无可争议的波兰人居住。举行公民投票对于标记清楚的地区是方便的；但是在界线模糊的整个巨大地带不可能举行公民投票。要进行公民投票必须要有公正的英、法、美军队占领整个地区。但是美军正在回家；英军的复员非常之快，他们几乎连五六个营都腾不出来；而法军公开宣称是波兰的捍卫者。模糊地区的中心大体上在普鲁士波森省，唯一的依据是德国的统计资料。无疑，怀有自然的反德偏见的战胜国对这些资料是绝不会全信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划边界线时是本着把尽可能少的波兰人划入德国版图和把尽可能少的德国人划入波兰版图这一愿望的。
在北段出现的困难更多。东普鲁士省虽然原本具有德国殖民地征服的性质，但现已变成纯德国土地，其居民比德国其他所有地区的居民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该省与德国其余地区被一条直达海边的走廊分开，在走廊里，各种观点的估计似乎都说明讲波兰语的人占大多数。波兰人要求从德国得到东普鲁士的大部分，至于其余部分，波兰人建议让这个德国人的小岛成立一个共和国，以柯尼希山为首都。这个要求被驳回了。但说波兰语的走廊并入了波兰，这不但是因为所说的语言，而且是作为最明显的手段，要给波兰以出海口，这一点作为14点之一已为所有各方接受。
与该走廊毗连的是叫但泽的这个大城市，那里居住着20万德国人，为维斯图拉河流域全部贸易的天然出海口。波兰委员会原计划将但泽市完全划归波兰主权范围，这样但泽居民将受波兰法规支配和在波兰军队中接受义务兵役。通过劳合·乔治先生的努力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但泽恢复它500年来的古老地位，成为自治的城邦，与波兰紧密联合，但对其整个内部行政管理拥有独立自主的控制权。但泽要成为自由市，但它没加入波兰海关体系，不过波兰人将管理巨大的海港。这个巧妙而又复杂的权宜之计没有使双方完全满意。但也不容易找到能采取的更好的办法。
在这个边界的北段必须提一下两点小困难。东普鲁士留在德国，但在该省南部边境上的某些地区有相当数量说波兰语的居民，波兰对那里提出了主权要求。于是规定为这些阿伦斯泰因和马林韦尔德地区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留在德国，他们的愿望就是法律。最后，坐落在涅门河对岸的梅梅尔小港和地区是立陶宛获得出海口的唯一通道，没有它立陶宛就不能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人们希望立陶宛人会自愿再次加入波兰。但他们拒绝了这个意见，当然不能强迫他们。因此，最终这个约3万居民、周围由主要说立宛陶语的乡村围绕的德国市镇，在地方自治和精心设计的安全保证下划给立陶宛了。
我们还要仔细看一下德波边界南段的状况，这里在上西里西亚问题上和会曾出现另一次大争论。向德国人提出的和约草案规定，将上西里西亚这块德意志帝国内仅次于鲁尔的有丰富铁矿与煤矿的地区，完全割让给波兰人。这是对德和约草案上最大的污点。14点中其余部分都没有异议地被接受了，但强制割让整个上西里西亚遭到了德国人激烈的憎恨，而且事实上德国是举国震惊的。
03
现在意大利又加入了三巨头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存在于预备和约条款的制订过程中，在这些条款提交德国后也不会结束。德国人以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抗议财政与经济条款，抗议强迫他们公开承认战争罪行和交出战争罪犯的条款。在领土方面他们主要抱怨割让上西里西亚。看来他们有可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从而迫使协约国军事占领柏林和其他重要中心，或者延长封锁，或者两者兼施。这样的过程不会引起直接的军事困难，但会引起极严重的政治危机。没有人能知道占领要延长多久。在占领结束前大量军人必须保持武装，进一步复员要无限期停下来。
首相希望在他争取较宽容的和平条款的努力中加强自己的力量，于是于6月1日在巴黎召开了英帝国代表团会议。整个帝国代表与英国主要国务部大臣一起出席。斯穆马茨将军有力地呼吁宽厚。当轮到我发言时，我以一种性质不同的论点支持他的呼吁。作为陆军部大臣我有特殊的观点。
我说：
“重新实施封锁或控制整个德国领土以及担当起解决当地政治问题的责任，有极为严重的困难。外国驻军绝不能使德国人团结高效地工作。封锁和占领的手段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占领这个国家你就得为占领区域内的人民提供食物，这在封锁之下就无法做到。如果协约国军进入德国，占领该国，这就必须无限期征兵。英国不维持义务兵役就不可能控制德国国内生活。要求从军队那里得到复员者的压力之大已经无法形容。那些最大声要求对德国施加最严格条件的人，就是最急于从军队中得到复员的人。”
于是我坚决主张举行进一步的谈判和“恳求代表团一致主张，给他们的全权代表以最大可能的自由，缔结一个‘妥协的’和约”(就未解决的突出的问题)。财政大臣张伯伦先生、大法官伯肯黑德勋爵等人的发言目的与我相同。
尽管众人的意见有程度上的差异，但代表团的意愿是全体一致的。会议议决，首相在谈判中应竭力促使在和约中对敌让步。特别是：修正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建议，把德国人占多数的地区留给德国，在难以判定的情况下举行公民投票，早日给予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权利，减少占领军的数量；修正赔偿条款和确定德国债务的确切总数。
代表团以深信无疑的心情进一步授权首相，如果在四巨头会议上发生与会者抵制首相的意见的情况，就“使用整个不列颠帝国的全部影响力，直至英国陆军拒绝开进德国执行使命，或英国海军拒绝执行封锁德国的使命”。
这似乎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劳合·乔治先生就这样为未来所有的讨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要不是他肩负保证德国赔偿的责任，他本来在改善和约上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可是大选的疯狂反响对首相和整个英国都是丢脸的事。克列孟梭、威尔逊和奥兰多完全理解这种局势。当威尔逊开玩笑地说，把德国人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意大利统治时，当克列孟梭因报复心重而受到责备时，或奥兰多领土欲太大时，每个人都会受到首相的反驳。但一个苦涩的微笑、一次表示怀疑的耸肩、以及提起民主竞选活动的困难，都足以让四巨头在较低的水平上处于平等地位。
古怪的事实从来都是，不管德国支付多少亿赔偿，英国总是收到很小的一部分，不到法国份额提出的一半，较之比利时还少，刚过两年，英国就宣布恢复过去贵族的明智古训的原则，所有战争债务应当根据各国对赔偿情况的随后反应，经普遍同意后同时取消。
随后关于西里西亚问题发生了长期的冲突。威尔逊总统与法国人支持波兰的要求。英国维护德国的权利并接受自决的原则。总统支持波兰的偏见与他对意大利的歧视同样明显。好挖苦的人指出这样的事实，即意大利在美国的移民通常不会获得选举权，而波兰人的选票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使威尔逊先生下定决心让波兰由于占有上西里西亚，他对所有反对者怀恨在心。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劳合·乔治先生不受英国选举活动的妨碍，尽管诺思克利夫报业坚持进行攻击，他的努力与信念还是占了上风。最后条约规定给予德国人在那里奉行公民投票的原则，因而条约在这一方面不受指责。
在此值得花一点时间来简短地描述一下结果。
公民投票最终于1920年经英、法军队许可举行。虽然这些军队占领着有争议的地区并作好了投票准备，波兰人在前德国国会中的一个名叫科尔凡蒂的波兰议员的领导下，还是组织的意在阻止投票的暴力袭击。德国人很快以同样的袭击进行了报复。可以说是内战的冲突爆发了，其间英军同情德国人，法军同情波兰人。事态发展到危险而荒唐的地步。但是法律与理智总是能占据上风。公民投票如期举行，结果德国人以6比4占多数。当这个结果送交最高会议时，会议上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人已经回国，英国与法国在固执地、势均力敌地顶牛。这个僵局在以后双方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联盟会议时才得到解决。这是两个最大国家提交给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个官司。被英法间的分歧所分裂的这个会议做法是将官司移交给由较小国家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它决定，这个委员会虽然属于联盟会议，但从不参与协约国最高会议的讨论。把这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托付给一个比利时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巴西人和一个中国人。这个委员会在所有压力下只能求助于一个妥协方案。他们的决定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忿恨，但为英、法两国作为粘合剂而接受。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遵循。
根据格拉德斯通标准判断，德国从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许多正面的好处。她事实上达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自由党政策的所有主要目标。战败给予德国人民有效控制自己的事务的权利。帝国主义制度已被肃清。国内获得了自决。在普选——德国统治者对此是负了实际责任的——基础上形成的议会制度也许是对失去了22个国王和亲王的某种安慰。取消义务兵役在英国人眼中一直似乎是获益而不是受损。和约强制德国限制军备今天被赞扬为所有国家都应追求的最高目标。凡尔赛和约荒谬而不公正的经济和财政章节已几乎全被抛弃；它们有的已被废止，有的根据越来越多的事实被明智的和互相同意的一系列安排所取代。德国的资产阶级和食利者阶级、贫困的领养老金生活者、节约的领年金者、退休的体力劳动者、年老的教授、勇敢的军官等等的苦难使人怜悯，这种苦难主要是由于德国政府发行的马克崩溃引起拒绝清偿而造成的。他们可以当众侮辱德国国家的公正原则，但他们没有削弱德国心脏的脉搏，也没有削弱德国工业的生产活力，甚至也没有削弱德国人民信贷和储蓄的能力。德国失去了殖民地，但是她在殖民领域本来就是个后来者。她不拥有德国民族能生息和繁殖的海外领地。热带地区的“外国种植园”(这是英国沿用很久的一个词汇)可能会使你自豪与感兴趣，但肯定费用高昂。海外殖民地无论如何都只能是海上强国的抵押品。殖民地的失去绝不会损害德国的力量，殖民地的新得主能否改善其命运，大可怀疑。
现在我们试将德国今日所处的地位，与当日德国潜艇的攻击如果制服了皇家海军将出现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4000万人面临的是，如不无条件投降，那就得挨饿，落在不列颠和英国本身头上的只能是厄运。凡尔赛和约制裁的严厉程度如有一半施予英国，那就不但会使我们古老的缓慢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在财政上归于破产，而且还会使英国人口至少迅速缩减1000万，并使其余幸存者陷于普遍的贫穷和绝望。这场可怕的战争的赌注超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就英国及其人民而言，他们终将灭绝。当我们想到奥匈帝国、奥地利本身和过度拥挤的城市维也纳的命运时，我们可以在小范围中衡量我们被迫去冒的风险。
在这几段直率的话中有一个向德国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
04
法国的情况怎样？德国与法国间国力的悬殊，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缔结和约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地球上最平坦的一个地区，居住着4000万固定人口，密度颇低，而千百英里陆地边界的另一侧，是一个人口与日俱增的、进步的日耳曼人种和国家，人口达6000—7000万，两相对比，展现了一个固有的具爆炸性质的事实。经常谈谈和平和力争保持和平固然有好处；但更重要的是同时还得理解导致战争的原因。在下一个世代怎样保卫4000万人的法国免遭6000万、7000万或8000万人的德国的入侵和蹂躏？和会有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不需要深入研究精心搜集的统计数字，只要说明1940年后德国的从军年龄男子将是法国的两倍就足够了。面对这个情况法国如何寻找安全呢？法国战胜了，德国彻底战败了。但每个有理解力的法国人和德国人都知道，这些状况可以维持20年或30年，却不是终结性的。法国在没有俄国帮助的情况下原本不可能打败德国；但是俄国打败了。无人能说俄国能否、何时、以何种形式重新出现。至少在和会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似乎觉得复活的俄国有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有些国家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但英国有英吉利海峡，美国有大西洋。法国人说，“从长期看来，在我们与入侵者之间除刺刀和我们士兵的胸膛外没有任何东西。”
这就是恐惧和灾难。今天整个欧洲为此而受害。甚至在我写此书稿时，法国人用他们节省地积累下来的5000万法郎建造一条钢筋水泥的防御线以保卫他们的国家，以防止1870年8月和1914年8月事故的重演。这就是和会的根本问题：法国害怕自己被德国毁灭，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法国表现出了绝不犯轻率错误的明显决心。
但是有人认为，人们增强的道德意识将阻止此类文明崩溃在以后再次发生。国际联盟的盟约将保证每个成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此法国人回答，“条约保护过比利时吗？”可是有人强调说，世界已经吸取了教训；德国人已经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没有人要再打仗了。对此法国人说，“我们已经受够啦。”最后有人断言，人们在经历了四年的屠杀和贫困以后，已变得聪明些了，高尚些了，仁慈些了，人们只要看一下四周，便懂得一切都比他们父辈好多了。信任民主。信任群众智力。信任议会制度。信任旧伤的痛苦。可是法国人继续悲伤地反复重申，“我们需要安全。”对此，完全安全的美国和相当安全的英国深含哲学意味地说，“不存在绝对安全这种东西。”法国人说，“假如那样，我们要得到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
福煦元帅头戴的桂冠，永不褪色，光可照人。他考虑了亲身经历的新近的情况，宣布说，“我们必须占有莱茵河左岸。这样即使没有英国或美国足够强大的和及时到达的援助，以阻止北部平原的灾难，也可以保证法国不致失败，或者，如果法国想要她的军队免遭失败，那末没有必要把军队后退到索姆河、塞纳河或卢瓦尔河后面以等待协约国帮助，法国必须得到莱茵河左岸。莱茵河到今天仍是西欧安全、从而也是文明安全必不可少的屏障。”
英国人和美国人接着说，“但是德国人住在莱茵河两边，你怎样统治他们？”于是福煦元帅追溯了拿破仑和他的莱茵河联盟。他于3月31日说，“安定莱茵河左岸的政治状况和向这个地区灌输各民族自由地和平共处的观念是我们的责任。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是独立国家或德意志中部诸邦的不固定部分。”争论是激烈的。劳合·乔治提出两个问题：“如果德国人知道英国与美国必然会支持法国，你认为他们仍然会攻击吗？”福煦元帅回答说，如果他们确信没有来自俄国的危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陆军减缩到和英国陆军同样的规模，他们会攻击吗？”福煦回答说他们会攻击，因为事实上德国陆军不会缩减。他还说即使存在英吉利海峡隧道，情况也不会十分不同。
与此同时，情况显然是，住在莱茵河旁的居民愿意隶属于战败的德国，不愿隶属于战胜的法国。他们也不希望成为一个缓冲国的人民。因此这个问题在大会一开始就陷入完全的僵局。
威尔逊总统与劳合·乔治两人全都深深意识到了法国面临的危险及其畏惧。威尔逊曾希望国际联盟会与所有其他国家一起保证法国的安全，保证她免遭入侵。但是，法国人虽然十分愿意有国际联盟尽其所能的保护，但他们确实不相信国联的力量。当武装力量制裁从盟约草案中删去，仅仅保留对侵略者的财政与经济制裁时，法国人的怀疑态度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威尔逊总统的返回美国以及他自己感到在美国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作的保留，进一步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力量。从那时起情况变得很清楚，如果要劝导法国从莱茵河撤军，那就必须为她找到另外某种安全保证。劳合·乔治先生早已预见到这是必然的。他甚至比威尔逊更深地悟到德国人受外国人统治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与威尔逊都拒绝考虑把德国限制在莱茵河后面的做法，两人越来越感觉到有责任找到别的安全措施。
首先也是和最明显的预防措施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福煦元帅和法国军界人士对此出人意料地麻木不仁。在停战条件中，元帅除了要求交出大量大炮外没有提出德国陆军复员和解除陆军武装的条款。曾有人代表他声明，说他不相信任何全面解除武装的政策能够长时期实施，他不希望把他的名字与他不能保证执行的条款连在一起。他对德国的保证概不相信，认为不管做出什么许诺，一旦德国恢复行动自由，她会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建立和以武器装备新的军事力量。
在首相的大力策动下，在裁军委员会里的英国代表竭力促成提出最激烈的措施。劳合·乔治先生坚持德国陆军不应比英国陆军强，其陆军兵员不得强制征募，其服役期不应是短的。它应是志愿的职业军队，每个士兵最短服役期为12年。这样它就没有力量发展大量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了。服役的总兵力包括各级军官在内不得超过20万人。也为德国海军提出了同样建议。法国人心怀犹豫，但还是顺从了这个强硬的创议。这个方案与欧洲大陆的所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它似乎在指责“全国武装”这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遗产和生活与自由的最高保证。尽管如此，他们看到了采取这个方案对付德国的优点。他们确定如果德国陆军做到如此高度的职业化后，不应超过10万人。对于这一点劳合·乔治不加反对。
最后达成一致的军事条款令人吃惊。一个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此前曾是世界上的头等军事大国，而从现在起任何时候都不得有一支超过10万人的军队。借以建立德意志国家的往昔军事组织的整个基础被铲除一空。曾经如此强有力地操纵德意志国家政策的总参谋部被撤消。步枪、机关枪和野战炮的数量受严格限制；装甲车、坦克或毒气的制造被禁止。军用飞机或飞船既不准制造也不准拥有，武器、军火和其他战争物资只能由指定的几家工厂限量生产。销毁剩余军火的工作由首相以非凡的精力督促执行。我在陆军部曾接到他的多次指示，要求加速实施这项任务。全部4万门大炮被炸成碎片，其他各种军用物资以相应规模销毁。主要由于英国的努力，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了武装；整个军事等级制度既是人们大量兴趣所在又是民族美德的典型，它一直是德国力量的永久性动力，但如今必须在一个世代里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日耳曼人种那永不枯竭的青春与爱国主义、勇武与强大能力的源泉，从今以后要沿着新的渠道流动，同英国与美国一样，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最为重要的事实。
但是法国人感到怀疑和沮丧。这种情绪将持续多久呢？20年或30年或40年后将发生什么？任何人都不希望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怖与苦难的这代人还活着的时候再次发生战争。这些解除武装的条款在没有危险的年代会生效；但在需要它们生效的紧急时候它们会停止起作用。法国人反复讲，占据莱茵河左岸是唯一持久的防卫办法。
由英国与美国提出的、受到法国欢迎的第二个保证措施是，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建立一个宽广的非军事区。于是相应地在条约上规定，凡在德国领土西部莱茵河以东50公里一线以内的所有防御工事、堡垒和武器一律拆除和销毁。禁止在这个区域内新筑防御工事。在这个区域内居民获准持有武器、接受军事训练和参加志愿的或强制的任何军事组织。该区域内不准存在适用于军事目的的供应站、机构、铁路或任何种类的建筑物。这些条件的永久性实施将由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决定建立的机构和制定的办法进行监督。
和约起草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和会任由波兰自由发展武装力量，而俄国完全留在和会和国际联盟范围之外，解除德国武装会是困难的。因此从种种迹象上看，英国代表团似乎认为，在和约的这些章节中应该加上个导言，说明永久解除德国武装与整个世界的普遍裁军程序连在一起。这个意见由威尔逊总统正式提出，在会上很容易就通过了。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持久的、而且已经证明是令人烦恼的艰巨工作就从这个序言开始了。
法国人继续据理力争，认为这些安全措施在理论上也许是极好的，在平静时期可能有用的，但当一代人需要安全措施起保护作用时，这些措施将会终止和失效。因此要找寻一个一劳永逸的安全对策，于是就有了由英国和美国保证法国免遭德国在将来入侵的想法，这个想法以后逐渐变得明确起来。就人力扩展的程度而言，这当然是完全可靠的预防措施。如果入侵法国必然导致与英帝国和美国作战，很难想象德国政府敢采取这种行动。英语世界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战争的经验业已证明，联合起来的力量肯定能在欧洲、实际上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必要的程度使用陆军、海军或经济制裁的形式——虽然需要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以后行动。
可是福煦继续持反对态度；而克列孟梭面对的选择是苦涩的。因战争流尽了鲜血、成年男性人口在减少、或至多不增不减的法国，怎能不仅无视德国而且还无视英语世界，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单独据守莱茵河呢？法国人民怎能拒绝两个海外巨人如此慷慨地提供的让你完全满意的保证呢？不过，他也知道放弃莱茵河永远也不会得到法国最强硬的一批人的原谅。就连他在法国最危急时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也帮助不了他。但是他的勇气与智慧经得住考验。他接受了英、美的保证。和约就在德国莱茵兰不可侵略的基础上制定，该地区要受一段时间的军事占领，现在占领期已近结束。保证的结局今天我们已知道了。英国议会及时批准了英美的保证条约。美国参议院则否决了总统威尔逊的签字。联合担保因而成为一纸空文。在美国接受后才能生效的英国的义务，与美国的拒绝同时取消。这样，受条约约束而放弃莱茵河的法国又被剥夺了给予她补偿性安全的保证。法国陷入了孤立，他们声称受了欺骗，被抛弃了的法国人民于是求助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技术装备、非洲后备军、防御设施和与波兰及欧洲其他新国家的军事协定。在后面我们讨论洛迦诺公约时，对这个总的问题将有更多的话要说，可是对这种事态发展表示痛惜的、批评其邪恶性质的那些人，还是研究一下其原因和结果为好。
05
为解决对德和平条款，争论剧烈紧张，一时耗尽了三巨头的精力。他们对此有一定的畏缩情绪，所以没有立刻投入困难要少一些、但同样重要、甚至还要复杂的奥匈帝国及其命运问题的讨论，这是很自然的。有些困乏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许是情有可原的。许多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忙于各方面的工作。看来此时给这些委员会一个总的指导方针，指示起草条约的法律专家应用对德条约的原则，来起草对其他战败国的条约就足够了。
但是保留德国作为欧洲家族最大支系的自决原则，对于哈布斯堡帝国最终是生死攸关的。此外，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决定性的事已经发生了。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星期，奥匈帝国事实上已在颤抖中支离破碎。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公开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得到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的承认。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结盟的影响还记忆犹新，捷克斯洛伐克成功地出席了和会，不是作为被协约国打败的敌对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在技术上作为同在等待与德奥这两个国家缔结和约的一个新国家而成功地出席了和会。一个类似变形伞的情形随着1918年12月1日南斯拉夫建立而出现，南斯拉夫由获胜的塞尔维亚人和战败的克罗地亚人及斯洛文尼亚人联合组成，称为南斯拉夫王国，约有1300万人口。这个新国家也很快得到了英、法、美的承认。但是意大利对其犹豫不决。意大利人指控克罗地亚人在整个战争中同意大利苦战。不管对波希米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可能说些什么，但克罗地亚人没有权利在战败时摇身一变，利用合宜的一招出现在战胜国行列。然而时势不可阻挡。克罗地亚人有求，塞尔维亚人则给予庇护，后者对之以友好人民相待，说他们是在一个已不存在的、有罪的帝国强制下违反他们的意志进入战争的。1919年4月意大利承认了他们的权利要求。
匈牙利也退出了帝国，声称自己为独立的君主国。位于中央的古老文化首都维也纳与奥地利一起受到了孤立，奥地利人也力图走同样的道路，宣布奥地利为共和国，声明自己是一个新国家，她从未与协约国交战，她提出恳求说，她的人民不应因为已消失的政权的罪行而被宣布有罪。
这些转变使重新召开的四国会议面临新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作为朋友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盟国，被安排在令人神往的战胜国区位就座。同样地，在同一战线和同一军队参战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在战败和犯有战争罪的污名的阴影下坐在外边。尽管奥地利与匈牙利的统治阶级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认为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无辜或都有罪是荒谬的。人人都被不可抗拒的同一潮流拖入了战争旋涡。然而一半人为座上客，另一半则为阶下囚。
两个士兵并肩作战，是为了共同事业，是为了分担战争的危险和艰苦。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庄。可是一条边界线把他们分开了。一个是有罪的不幸的人，靠运气好才保住性命逃脱了征服者的报复。另一人似乎是征服者当中的一个。啊，这些受命运女神操纵的傀儡！在中欧地区出生的人是不幸的。
针对这种奇怪的、吵吵闹闹的场景，和会努力应用在签署对德和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决原则解决问题，于是得以重画了中欧地图。在英国人看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词很陌生；但居住着捷克人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古代王国，唤起了对民间流传的很多故事的回忆：斯蒂芬宴会上的国王瓦茨拉夫、克雷西战役中的波希米亚瞎眼国王约翰、威尔士王子的上面有日耳曼箴言“Ich Dien”(我尽力)的箭羽，也许还有布拉格的约翰·胡斯。这些都是久享盛名的故事。波希米亚消失已有数百年。奥地利与波希米亚君主个人的联姻发生在16世纪，因而哈布斯堡的元首成为奥地利皇帝和波希米亚国王。三十年战争的苦难在两国历史上留下永远的伤痕。波希米亚因信奉新教而受到迫害，在胁迫之下部分信奉了天主教。波希米亚在怀特山战役彻底战败后，从1618年起成为被征服的王国，受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波希米亚人民从未屈从。18世纪时他们的民族感情处于麻痹状态；但是记忆是久远的，传统是强烈的。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体现为捷克运动的波希米亚民族主义的觉醒。那里和别的地方一样，民众教育唤醒了久已忘怀的民族语言。学校成为捷克民众与帝国政府之间斗争的中心。语言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一起上升。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布达佩斯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但捷克人是要求他到布拉格并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这个愿望遭到了顽固的、现在看来是无情的拒绝。
战争期间捷克的运动发展为要求自治、然后再要求独立的运动。捷克人习惯于向俄国谋求同情。俄国革命后他们在马萨里克指导下转向美国和西方各国。他们的独立已得到承认。只是边界尚待确定。但是这里有纠缠不清的难办的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至少有300万说德语的人口，他们的住区通常是集中的，而且享有优越地位，是有能力的一个群体，像爱尔兰的厄尔斯特人，从来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要是排除说德语的人，这会深深地也许会致命地削弱这个新国家；而容纳他们又冒犯自决的原则。和会在这个问题上感到进退两难，最后决定坚持波希米亚由山脉清楚界定并得到500年传统尊重的古代边界。除了在朝向奥地利的这段边界上作了一些令人伤脑筋的、但微小的变动外，这个决定便付诸实施了。
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携手联合。后一个民族居住在匈牙利北部山脉的南坡上，其中有些地区伸入了多瑙河平原。斯洛伐克人几个世纪来受马扎尔人统治，他们认为这种统治纯属压迫。他们是与捷克人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南斯拉夫民族 [ 法郎注：根据一般的民族学分类，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属于西斯拉夫人；同属于西斯拉夫人的还有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特指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以南，黑海以西，希腊以北，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巴尼亚以东的斯拉夫人，主要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 ] 。他们说同一语言的一种方言。他们希望摆脱匈牙利加入这个新国家。大战临近结束时，威尔逊总统答应马萨里克教授，美国将支持斯洛伐克并入新的波希米亚；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根据这一点捷克斯洛伐克宣布为一个主权国家。划分斯洛伐克人和马扎尔人之间的边界无论如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划出任何一条线都会遭到理由充足的反对。委员会的自然偏向有利于斯洛伐克人，结果约有100万马扎尔人发觉自己被违背意愿划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以内。
南斯拉夫王国由原来的塞尔维亚王国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联合，再加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组成。克罗地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下。他们并不像斯洛伐克人那样受严重压迫，战前曾使用宪法和合法手段在他们中间开展自治运动。住在威尼斯与的里雅斯特北部和西北部山区的达尔马提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是奥地利国王的平民。这两个人群在寻找新的效忠对象；此时由大写首字母S.H.S.为名称的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正进入困难的诞生时期。
这个新国家的边界必须决定。南斯拉夫与匈牙利边界的划分没有什么困难；她与奥地利边界的划分困难较大，至少要求进行一次公民投票以缓和决定时刻的紧张局面。她与意大利的边界最为困难：获胜的这两个协约国政府在这里彼此均面对武力威胁。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边界最终由两国单独谈判解决。
像塞尔维亚一样，罗马尼亚得到了大量的人口与领土。原来新月形的罗马尼亚地图在合并了特兰西瓦尼亚后变成为满月。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使用自决原则解决不了。问题的特点是相当一部分匈牙利人孤立在罗马尼亚边境地带之内。罗马尼亚人地区的人希望加入罗马尼亚；在马扎尔核心地区的人民的意愿是追随匈牙利亲属。最后的决定与自决原则相冲突，原则问题就这样被人为地排除掉，特兰西瓦尼亚的完整是一个重要因素，和会把整个地区转移给罗马尼亚，从而至少使另外100万马扎尔人离开了匈牙利。
匈牙利与奥地利的新边界是上述议决的结果。匈牙利的斯洛伐克给了波希米亚，匈牙利的克罗地亚给了塞尔维亚，她的特兰西瓦尼亚给了罗马尼亚。还要求她把维也纳附近一个相当大的说德语的地区割让给奥地利，这个地区基本上是那个可怜首都的粮食供应地。发生的事情对马扎尔人颇为不幸，他们在巴黎会议的紧要时期失去了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控制。共产主义革命在布达佩斯爆发。列宁的信徒和莫斯科的雇用工具贝拉·库恩夺取了政权，施行暴力与专政统治。最高会议只能规劝，也作了规劝。可是罗马尼亚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这支军队遭受攻击后，进行了反击，进入匈牙利，开始时伪装成解救者，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欢迎，后来却无情地掠夺他们。因此，匈牙利人民在面对决定他们未来的关键问题时正是他们最衰弱的时候。匈牙利几个世纪中并吞的不同附庸民族纷纷从她的统治下离开，而且250多万、占整个人口四分之一的马扎尔人，至今还居住在外国统治之下。
奥地利是最后一个难处理的问题。她与匈牙利一起承担了昔日哈布斯堡强大帝国的全部罪责和重担。奥地利缩小了，成为维也纳四周和阿尔卑斯山地区仅有600万人口的一个社会，中央是有200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奥地利这个国家确实可怜。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边界尚待划定。伦敦秘密条约允许以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为边境线。可是在南蒂罗尔的霍费尔地区，有40万说德语的阿迪杰河谷上游的人民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意大利要求她的条约权利，英国与法国受条约的束缚不能反对。威尔逊总统不受束缚，可是他的处境是痛苦的。一方面他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另一方面是阿尔卑斯山、条约和意大利的战略安全。4月份总统撤销了此前一直坚持的反对意见，南蒂罗尔改属意大利主权范围。
应该补充几句，在建立新国家边界的所有条约中，都插入了如保护少数民族、保护它们的待遇和在法律面前有平等权利等确切而精心设计的条款。意大利作为战胜国中的一个大国，没有被要求承担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义务。她志愿宣布了自己的庄严决定，对这些条款给予应有的考虑和加以公正的对待。南蒂罗尔居民因此只能保护自己特有的感觉，把自己的生存基础直接放在对意大利国家的忠诚和敬意上。
在悲惨的困境中奥地利转向了德国。与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联合会给奥地利以生命力和生存的手段，她处在憎恨她的邻国包围中，失去了一切。新奥地利政府立即吁请给予自决的民族权利，要求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根据威尔逊原则，这个要求——人们称它为吞并——难以拒绝。但实际上它充满危险。它意味着使新德国在领土和人口上比旧德国更大，而旧德国已经证明其力量强大得足以与全世界作战达4年之久。它将使德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达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巅峰，成为东西欧之间完全的屏障。瑞士的未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永久存在似乎同样会受影响。因此在对德和对奥的和约中插入一个条款，禁止这样的吞并。除非得到国际联盟大会的一致同意，否则据推测这是无法实现的。
由于欧洲和平的最严肃的理由排除了这个自决的抉择，因而更有必要改善新奥地利的状况了。这要求迅速承认奥地利共和国以及最大限度地关心如何减轻加在她身上的财政负担。尽管有实际已在维也纳的那些英国人所作的重要的陈述，可是整个奥地利问题有几个月之久被完全忽视。当最后对奥和约的起草开始时，不同委员会努力借用对德条约的条款。这意味着整个财政负担落在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和匈牙利身上。赔偿条款把前奥匈帝国支付赔偿的全部责任，根据规定严格加在了这两个破败的小国头上。这种纯粹的无理要求当然行不通。可是事情被不必要地和危险地耽搁了。接着是奥地利财政的全面崩溃和社会崩溃，由于后阶段国际联盟在主要是贝尔福先生的敦促下进行干预才得以避免。
保加利亚得到了较好的对待。她避开了紧随凡尔赛和约之后出现的裂隙与惯性。她获益于圣日耳曼条约决定的退缩。她的人口几乎没有减少；她的经济与地理边界需要研究；她得到保证可以使用爱琴海进行贸易。可是保加利亚给协约国造成的痛苦是不轻的。她残酷无情地进入战争；她的这种行为对解放她的俄国和友好的英国是忘恩负义的举动，应载入史册；向斗争中的塞尔维亚从背后猛刺一刀；由此使协约国事业遭受可怕的损伤；在塞尔维亚土地上犯下战争罪行——所有这些构成了长长的一篇黑账。坦珀利博士在他的《和平会议历史》中说，保加利亚代表团到达巴黎时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们握手，一条意义深长的脚注列举了对这种冷漠态度的许多令人感到寒意的解释。可是对保加利亚条约起草时人们的心情远比确定奥地利与匈牙利命运时明智和谨慎。此时的专家已成为制订条约的行家里手；最好和最有能力的官员要求大家控制情绪。这个条约与大国的激情与利益无涉；大国实际上持善意的不关心态度。保加利亚人最糟糕的抱怨是，他们被禁止保有由应征新兵组成的军队和他们的人民不能成为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他们是英勇善战的民族，勤劳而勇敢，善于耕种和保卫自己的土地或夺取他人的土地。他们处在生命大厦的底层，没有进一步往下掉的巨大风险。他们被斐迪南国王驱入战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随着他离开去过奢侈的流亡生活，协约国的愤怒明显地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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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叙述解决中欧各国领土问题的概况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遵循的原则。我们与土耳其的和约以及塞夫勒和洛桑条约需要单独论述。至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关于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纠纷，波兰人与捷克人之间关于特申公国的争吵，喀尔巴阡山脉的鲁塞尼亚人问题，和东加利西亚的更大难题，不是这里的简短叙述所能说清的复杂问题。显然，还有许多磨擦点没有消除，还会引起受影响的人民的不满并成为欧洲的焦虑。但是整个解决办法是公正的，简单地解释解决办法是怎样形成的，不会使欧洲新地图的制作者受到严重的指责。各国人民的愿望还是占压倒优势的。战胜国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国力由强变弱的那些国家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没有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不碰到困难、不出现反常现象。有争议地区的较正确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找到，即英国、法国和美国准备长时间派出相当数量的军队，确保举行组织得很周到、很全面的公民投票，并实施后来在土耳其进行的那种人口迁移，同时又对那些命运尚悬而未决的地方提供粮食和信贷。由于战争使资源耗竭，因而不允许进行此种费钱费力的干预，但又不能总担忧地认为，干预就是冒险是有道理的。中欧与南欧解决问题的模式被急速地、部分被粗糙地照样塑造，但这些模式适应所有的实际用途，非常切合总的设计；根据20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设计似乎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