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头政治”·第十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致你们全体三人，

　　这个伟大世界的元老院议员。”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11，6

　　威尔逊与预备条款 — — 贝克先生的第二次电影效果 — — 德国人的看法 — —断章取义的引述 — — 威尔逊总统的第二次航程 — — 情绪的转变 — — 贝尔福先生的成        就 — — 波兰问题报告——十人会议的结束——威胁性退出——劳合·乔治先生3月25日备忘录——克列孟梭的反驳——贝克先生的大错——三头政治——德国革命——德国的幸存。

　　01

　　大雪纷飞中在俄国度过几天后，回到巴黎是令人高兴的。不幸的是，我们还是不得不再次叙述总统的新闻处主任斯坦纳德·贝克先生。在威尔逊总统离开之前，2月12日，由补充停战协定的问题直接引出了制订预备和约的问题。我们大家打算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憎恨德国人多长时间呢？实际上封锁仍在执行，我们要饿死他们吗？复兴世界和恢复日常经济生活的计划，何时才能置于泛谈良知和人道之前讨论呢？必须有和平，军队必须复员，国外部队必须回家。因此有必要在剩余时间里确定德国军事管制的最后期限。大家同意，包括陆海空条款的预备和约应该由专家委员会立即起草。会议纪录表明，威尔逊说过，他不希望他的离开会使预备和约的准备工作，一项如此重要、如此必要和紧迫的工作，停顿下来。他希望在3月13日或15日回来，在美国只逗留一个星期；但是他不希望在他不得不离开的期间，让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等此类问题停顿下来。豪斯上校将遵照这一要求在他不在的期间替他工作。这个声明会使斯坦纳德·贝克感到为难。他的第二次电影效果有受到损坏的危险，他说：

　　“总统于2月15日刚离开巴黎，反对和不满势力就开始行动。2月24日十国会议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如果彻底执行的话，势必破坏整个英国的和平计划。

　　“它是这些有技巧的外交家施展的极其狡猾的策略。他们不喜欢拟议中的国际联盟，他们不想要和约中的盟约，但是他们不直接攻击这两项建议。直到总统回来前不久，会议中才提到联盟。

　　“他们的策略又灵巧又简单。他们不理会总统强烈支持的决定：迅速拟定了只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条款的预备和约。有什么比使预备和约一般化更加容易和更加明显的吗？他们把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所有其他条款——边界、赔偿、殖民地——塞入预备和约之中，总之，他们把整个和平条约塞入预备和约中，就是不提国际联盟。……如果联盟被挤出这个拟订过程，或者把联盟留交一切已经解决后的无关紧要的今后会议来讨论，那末还会有谁来关心联盟呢？

　　“因而，虽然说这里有直接阴谋，要在威尔逊离开期间扼杀国际联盟，或者甚至要把它排除在和约以外，这太过分，但人们可以肯定地断言，存在着一个反对总统的陆军和海军预备和约的诡计，因为这个预备和约会间接产生相同的结果。

　　“看来当威尔逊离开时，各种军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都立刻跳到前台了。劳合·乔治回国了，但是他没有留下思想开明的领导人，即深受国际联盟所确定的目的影响的人，塞西尔、斯马芙和巴恩斯等等确实是劳合·乔治的英国和平委员会的伙伴，但他却派来了英国领导人中最赞成军国主义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不是和平代表团成员，以前与和会无密切关系。更有甚者，他是国际联盟的极端反对者。……”

　　他继续说，“开始认为自己在这个联盟事情上走得太远了”的劳合·乔治，指示贝尔福先生利用威尔逊总统暂时不在的机会，来破坏这个国际联盟政策，为推进这个邪恶的目的，他特地派遣极为缺德的本书作者来到巴黎。

　　这个指责流传很广，德国作家诺瓦克复述如下。

　　“贝尔福勋爵实际上预先阻止威尔逊总统提议在不增加德国人新义务的条件下修订停战条款。但那已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温斯顿·丘吉尔就来到了巴黎，憎恨布尔什维克的丘吉尔仍旧充满战争思想，充满与福煦元帅同样的思想，主张在东线打一个大有可为的战役；他还充满了对国际联盟的轻视，因而令人信服地宣称，联盟对他的国家无用，任何东西也不能替代海军……随后温斯顿·丘吉尔与福煦元帅交换了观点，而现在贝尔福勋爵提出：立即在和平预备程序中包含和平条件的基本要素会比较合适。” [ 原注：《凡尔赛》(Versailles)，第84页。 ]

　　上一章中所载的信件，已告知读者把我派到巴黎是出于什么理由。这个理由是唯一的理由。我参加了最高会议的三次会议，与我有关的唯一事务是寻求对俄国的某种政策。我专心于我自己的工作，我甚至从不知道还有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为俄国事务而去巴黎，当很清楚没有事情可做时，我就回国。

　　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才能可以从他自己的话中作最好的判断。在他看来必须把威尔逊总统离开欧洲描写为他胸有成竹：领土和赔偿问题不会在他缺席时讨论，进行这种讨论就是破坏信任。可是在2月12日的会议记录上记载着威尔逊总统不得体的话，“他不希望在他不得不离开期间，让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此类问题停顿下来。”那是什么？可以用笔一勾就把它删去吗？但那与真相不符。崇高的理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用一切方法给予支持。所以，那个人，即威尔逊总统托付了所有最秘密的文件并同意任其发表的那个人，违背了有关各方之间达成的保证。首先是篡改记录，删除了最重要的句子，最后是歪曲记录，即在“预备和约”这几个字之前插入了“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条款”。美国的《豪斯上校文集》(Colonel House’s Papers)用一些辛辣的语句总结了这种损害信用的行为。

　　“豪斯上校的文章像英国外交部备忘录一样清楚地表明，贝克先生指责一场阴谋时，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提出假设和暗示的。豪斯的文章表明，威尔逊曾与豪斯讨论过那些贝克先生断言‘将使美国的整个和平破裂’的计划。豪斯的文章表明，豪斯曾发电报给威尔逊，告诉他贝尔福决议通过那些计划的情况，在他2月27日与3月4日的电报中(上文已引用)解释了他希望怎样推进国际联盟的未来。文章还表明，为了保持他对英国人的指责中或有的事的外貌，贝克先生不得不从正式记录中删去了必不可少的几节。” [ 原注：亨特·米勒先生也叙述过贝克先生的论点，“去证明一场并不存在的阴谋，这种努力岂能很好继续下去。”《盟约的起草》(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I,98。 ]

　　02

　　第二次乘“乔治·华盛顿号”轮横渡大西洋的是一个不同的威尔逊总统。他在美国备尝辛酸。在白宫宴请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筵席上，他明白了由他激起并且以后一直纠缠着他的无法平息的党派敌意。“参议员诺克斯和洛奇完全保持缄默，拒绝提任何问题，其言行与举办宴会的精神格格不入。” [ 原注：《豪斯上校文集》，第401页。 ] 共和党人提倡门罗精神反对国际联盟。如果西班牙与巴西或英国与委内瑞拉发生争吵，而国际联盟说巴西或委内瑞拉有错，那末美国会仅仅由于无偏见的正义而准备被迫站在欧洲国家一边吗？这是一次猛击，总统低头了。他感觉到自己像斯马茨将军一样，后者清楚地看到，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制度是普遍适用的，只不过对德属西南非是例外。

　　在纽约歌剧院，总统被他知道必然会遭遇的无情反对所激怒，使用了几乎是赤裸裸的威胁手段。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盟约与和约密切相关，两者不能分开。美国对它的反应是明明白白的敌视。这次“乔治·华盛顿号”带到欧洲的是一个经历了很多遭遇和学到了很多东西的人。现在他懂得，邪恶的旧世界的政治家得到了甚至是可悲的旧世界的国家的支持，而美国的理想主义者被他自己的理想主义者否定了。“教训世界”这个话题过时了；当前的需要是体面地摆脱承担的特别棘手的责任。在他第一次远航时，他所有的义愤集中于旧世界；在第二次航程时，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义愤是慷慨地给了新世界。先前他的目的是迫使欧洲的政策符合他的观点；现在需要训导的是美国参议院。实际上此刻他几乎是同情欧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了，因为他们和他一样，也要勉力对付不公正和难对付的各种力量。现在不正是他们应相互帮助的时候吗？要是任由群众、参议院和500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干预，怎么可能找到世界事务的解决办法呢？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安静会谈的三四个人，如果进展迅速，就可能避免崩溃和混乱。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这两位得到议会和民主政体极大多数人的信任和受爱戴的领袖，毕竟不是无价值的同事。现在他同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了解了他们的品质和他们力量的根源。他羡慕他们有全国的信任。他们善于调解，能体谅人，诚挚地想得到他的善意，但在事关他们的国家的问题上又是毅然决然的。他不见得能给世界以正义，甚或用正式的措辞肯定正义，但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则能给世界以和平。

　　没有根据说，这些就是总统此次航程上的反省；这仅仅是推测而已；大家知道的是，他到达后对豪斯上校大为不满。豪斯已经入乡随俗适应欧洲使人懒洋洋的气氛了。到目前为止各种没有根据的主意，如“我们必须解决某某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各方必须作许多让步”等等在上校平静、仁慈和极实际的内心不知转了多少回了。威尔逊第二次到布雷斯特时，不希望见到豪斯用手指指着他自己也许已经决定要走的道路。因此他对豪斯说：“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出席你的宴会(指豪斯建议举办的宴会)，就举行非正式会谈而言，是一次失败。”

　　03

　　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劳合·乔治先生回国了。克列孟梭于2月19日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刺而受伤，几个星期内无法工作。

　　2月份，按照威尔逊总统的动议，为草拟德国陆、海、空军预备条款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原希望它在“48小时内”就提出报告。但是委员会成员发现这个任务比总统预期的要困难得多。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委员会里的海、陆军将军们依旧在紧张工作。可是与此同时，在三位政府首脑不在时自然成为会议首要人物的贝尔福先生做出了巨大努力，加快和结束了委员会有关和约未完成部分的工作。2月22日他告诉最高会议，“由于在实现最后和平方面大会的进展显然太缓慢，各国都已出现普遍不耐烦的情绪。”在取得兰辛和豪斯的支持以及得到依旧卧床的克列孟梭的同意的情况下，贝尔福使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的第一款说：

　　在无损于最高军事会议就早日提出对德和约中的海、陆、空军条款所作的决议的情况下，大会同意，不失时机地着手考虑对德其他预备和平条款，并推动尽快作必要的调研是合乎愿望的。”

　　贝尔福还提出动议，领土委员会的工作应在3月8日前完成并提交大会审议。
大会的整个实际工作由于从上到下的催促推动，现在开始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进展了。在缺乏稳定控制的情况下，各委员会此前一直只得慢条斯理地进行没完没了的调查与讨论，现在重整旗鼓，要准确指挥并立刻得出结论。3月初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提出报告。到3月13日威尔逊回来时大多数主要领土问题的研究进展已达到了领导人可以做出最后决定的程度。但是原计划要迅速处理的各项军事条款却仍旧落在后面。因此再次需仔细考虑如何使整个条约工作共同进行和同时结束。贝尔福先生在他实际主持工作的3个星期里，无疑使整个局面获得了不寻常的改观。尽管在2月中旬大会的工作慢慢地几乎是无法控制地被难住了，但现在一切又有序地恢复了正常。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早就盼望的意志交锋现在终于又开始了。

　　威尔逊总统对他不在时大会做出的决定，从来没有表示不满。正相反，他是热情洋溢地称赞“贝尔福时期”的工作；他明白贝尔福先生主持大会时是如何沉着巧妙无懈可击地捍卫了他的立场的。他了解，所有主要问题现在都已不容置疑、完整无损地提出了，现在是就这些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但是十人会议(或者说五十人会议，与会者曾扩大到此数)不是大国解决甚或讨论关键性问题的手段。因而必须委托给某种更紧凑、更秘密、更具有内部性质的组织，持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压力已迫使所有首脑想到了这个问题。关于未来波兰与德国边界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实际危机。这个委员会把整个上西里西亚以及但泽和波兰走廊全划给了波兰。劳合·乔治先生立即指责这份报告“不公正”，因为根据该委员会本身的统计数字，被划入波兰主权地区内的德国人数太多了。他因此提议将这份报告退回该委员会。委员会重新考虑了这份报告，但拒绝修改他们的建议。法国人支持该委员会。于是出现了紧张局面，随后又把消息泄漏了出去。诺思克利夫勋爵在巴黎《每日邮报》上猛烈攻击首相，竭力指责他没有权利推翻委员会专家的意见，并展现了他在十人会议秘密讨论中发言的几节内容。根据今日的看法，劳合·乔治先生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委员会的建议就是站不住脚。委员会的成员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称不上专家；但不管是否专家，所有问题都是由专家提出建议、由大臣和政府首脑做出决定。首相被消息的泄漏和诺思克利夫勋爵的攻击所激怒，成功地拆散了十人会议。从3月20日起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先生、克列孟梭和西格诺尔·奥兰多定期开会进行秘密会谈，会谈时甚至秘书们也不出席。这是停战协定缔结以来第一次开始彻底和坦率的讨论，这种会谈本该在3个月前举行。十人会议(或五十人会议)现在的出席者减为5个外交部长，它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不再讨论重要问题，它排除了原来有权参加的人，随后无疾而终。

　　现在我们回顾和平大会进程中一个可以适当称作“集体退会”的插曲。作为集体最终同意接受严酷事实的前奏，“四巨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曾威胁说要离开大会。劳合·乔治先生是第一个，而且表现得很风雅。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异议意见。他是为条约的缓慢进展而苦恼。他担心他只是在巴黎浪费时间。在此期间他在英国有直接和紧迫的职责。内阁、下议院、工业形势——一切都需要他亲自直接关注。由于在巴黎看来不可能有进展，他必须回国处理他的事务。以后如果有迹象表明条约方面有实际工作可干了，他就回来。他确定3月18日为他离开的日期。这个前景再加上他暗示在伦敦比在巴黎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使他的伙伴深感吃惊。他们深知，他不在场会议便不可能有进展。而且他选择的理由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做出各种努力劝他留下。但是直到3月17日他接到一封由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奥兰多联名签署的信(此信后来由豪斯上校发表)，请求他只要再留两个星期即可，他才高兴地让步。他同意留下来，但是他的地位加强了。

　　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早就在渴望较量了。豪斯使我们得知3月28日关于萨尔河谷煤田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惊人的较量。克列孟梭说，“总统说，‘如果法国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她就将拒绝与我们一起行动，如果那种情况发生，你希望我回国吗？’‘我不希望你回国，但是我自己打算回国。’克列孟梭说，说罢便离开房间。”老虎就是用这种粗鲁的方式对待他的对手的。此外他只是在近处走走。但威尔逊的态度十分不同。再渡大西洋是决定性的和不能改变的。然而，面对克列孟梭不断威胁要从大会撤走法国代表团，再加上受流行性感冒侵袭后情绪消沉，总统于4月7日发电报命“乔治·华盛顿号”返回法国。他忠实的秘书，在国内留守的图马尔蒂先生用最直率的措辞警告总统，他的退出将被在美国的朋友与敌人看作“急躁无礼的行动。……不能为此间真诚地接受。……是最不明智和隐藏着最危险的可能性的……一种脱逃。”这是决定性的。他不能退出；他必须坚持到底。同时克列孟梭也不再说有关撤出的话，继续每日出席大会。

　　最后是奥多兰的退出。当讨论阜姆河问题时，威尔逊总统威胁说要越过他向意大利人民呼吁，而且凭借曾对意大利进行的三天访问大声说，“我了解意大利人民比你还透彻。”奥兰多径直前往火车站，实际上是怒气冲冲前往罗马了。他至少进行了威胁。但这样一来其他人的关系反倒愈合了。三巨头找到了起反对他的一个理由。冷静思考两个星期而一无所获后，奥兰多主动回来了，及时赶上签署和约。

　　04

　　劳合·乔治先生留在法国，当十人会议逐渐消失和四巨头会议慢慢具有正式性质时，他对枫丹白露作了一次短暂访问。 [ 原注：实际上只有24小时。 ] 在那里他写成了著名的3月25日备忘录。这个文件业已公布，但由于它较完整和较明确地表达了劳合·乔治先生对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观点，和由于他所表达的观点与人民的观点很一致，所以他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因此这里摘引一些典型的文句是合适的：

　　“在最终拟定和会条款前，对和会的几点考虑。”

　　“战争耗尽了各国资源，战争使各国竭尽全力，它们精疲力竭、血流遍野，到处是断垣残壁，此时来拼凑一个和平条约，让它有效地维持到经历此次战争恐怖的这代人逐渐消失，那并不难。描写英雄主义和胜利的影片、只对那些对战争的苦难和恐怖一无所知的人有吸引力。因此，拼凑一个维持30年的和平条约比较容易。

　　“难的是要草拟一个在那些对何谓战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去世时仍不会引起新的战争的和平条约。……

　　“为达到雪耻与赔偿的目的，我们的条件可能很严厉，这些条件可能苛刻甚至残酷，但同时又可以是十分公正的，条件接受国可能从内心深处感到没有权利抱怨。可是胜利时刻人们表现出的不公正和傲慢，绝不会被忘却或原谅。

　　“因此，由于这些原因，我憎恶把较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迁移到别国，归别国统治，憎恶迁移人数比该国可能给予帮助的人数要多。我能想象，未来战争的原因不会比如下这种原因更为主要了，那就是，已经确定无疑地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有影响的民族的德国人，被许多小国包围，这些小国中有很多是由以前从未建立过稳定政府的民族构成的，而且每一个国家又包含大量吵吵闹闹地要求合并到其原籍的德国人。波兰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我们把210万德国人置于另一个民族的统治之下，该民族有不同宗教，而且在其整个历史上从未证明它有能力建立稳定的自治政府，如果这样实行，欧洲东部迟早必然会爆发新的战争。我关于德国人所说的话对马扎尔人同样适用。如果东南欧现在出现的每个小国在它的边界内都有许多民族，则东南欧各国绝无宁日。因此我认为，制订和约应把以人为本作为指导原则，各个不同民族应该尽可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中，这个从人的角度出发确定的标准应该优于战略、经济或交通手等应考虑的事项，因为关于战略、经济或交通的事项通常可用其他手段加以调节。其次，我要说，赔款支付期限，如有可能应与制造战争的这代人一起消失。……

　　“在目前形势下，我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德国有可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命运，把德国的资源、智力、巨大的组织能力交给革命的信徒，这些人的梦想是，以武力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征服世界。这个危险不仅仅是奇想。德国政府软弱；它没有威望；它的权威受到挑战；它之所以继续存在，仅仅是因为除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外别无选择，而德国目前还不准备实行斯巴达克主义。可是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这个时刻极其有效地使用的论点是，只有他们才能把德国从由战争强加的不能忍受的条件下解救出来。他们答应免除德国人民对协约国的债务和对国内富裕阶级的债务。他们向人民表示，要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并获得一片新天地。诚然代价会是很大的。将有两三年无政府状态，也许还要流血，但最终土地仍在、人民仍在、大部分房屋和工厂仍在、铁路与公路仍在，德国甩掉了包袱后，将能从新开始。

　　“如果德国转向斯巴达克同盟成员，那末她就必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共命运。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整个东欧就将被卷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不出一年即可目睹近3亿人民组成庞大红军，在德国教官和德国将军指挥下，装备着德国大炮和德国机枪，准备重新对西欧发动进攻。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泰然自若地面对的前景。可是昨天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太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危险并非幻想。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理由主要是，那里的人们相信大量马扎尔人将被交给他人统治。要是我们明智，我们应向德国提出一种和约，它是公正的，它在人们的眼中，会比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可取。因此，我愿意在和约的显著位置上，突出写上这样的句子，就是一旦德国接受我们的条件，特别是赔偿的要求，我们就将在与我们自己相同的条件下，向她开放世界的原料与市场，并愿做任何可能的事情使德国人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不能又要削弱她，又要她赔偿。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德国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期望实施的条件。如果我们向德国提出的条件是不公正的，或者过分沉重的，负责任的政府是不会答应签字的；当然目前德国的衰弱政府也未必会这么做。

　　“因而从各种观点看，我以为我们都应当努力制订出和平解决方案。我们仿佛已忘记了自己是战争痛苦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这样的解决办法应当要考虑三个目的。首先是它必须公平对待协约国，要考虑德国应对发动战争和战争中使用的手段负责。其次必须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据此，一个负责的德国政府相信，它能偿清它自己招致的债务，因而同意签字。第三，解决办法本身必须不包含诱发未来战争的因素，而且可以取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它将给所有公正的舆论留下一个好印象——它能导致欧洲问题的公正解决。……

　　“在我看来，如果一味努力在德国身上施加永久性军备限制，而对我们自己则不准备施加同样的限制，那是徒劳的。……

　　“我想问，如果德国接受了我们认为公正与公平的条件，为什么不允许她在建立起稳定和民主的政府后就加入国际联盟。难道同意她加入该组织不正可以既诱导她在条约上签字，又诱导她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抗吗？让她留在联盟内不是比把她排斥在联盟外更安全吗？

　　“最后，我认为英国与美国应当对法国做出保证，保证不再存在法国遭受德国新侵略的可能性，至此国际联盟的权威与有效性将得到证明。法国有特殊理由要求得到这种保证。她在半个世纪中遭受了德国的两次进攻和两次入侵。她之所以多次受攻击，是因为她是捍卫欧洲大陆自由、民主与文明，反对中欧专制暴政的主要力量。其他西方民主大国应该分担责任并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在任何时候敢于再次发出威胁，或者国际联盟尚未能证明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与自由，那末她们将站在法国一边及时保护她免遭入侵。

　　“然而，如果和会要真正获得和平，并向世界证明它是一个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全面的方案，让所有理智的人们都承认，它是比无政府更为可取的一种选择，那末它就必须正视俄国形势。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威胁与俄国接壤的国家，而且距美国与距法国一样近。如果在俄国问题上采取听其自然的立场，则对德和约不论安排得多么健全，和会都可以解散，因为它是没有用的。不过我并不打算引入俄国问题来讨论，这样会使对德和约问题复杂化。我提到俄国问题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注意尽快处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克列孟梭以粗暴的语气作了如下的书面回答。他认为劳合·乔治的宽宏大量的行为，完全是靠牺牲法国与大陆各国换来的，而英国是得到了一切对她有意义的利益和安全了：

　　“但是采取3月26日备忘录提出的做法，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法国将得到不知遭入侵之苦的海洋国家做出的一定程度的、明确的保证。德国交出殖民地会是绝对和明确的。德国交出海军会是绝对和明确的。德国交出大部分商船会是绝对和明确的。把德国从外国市场逐出会是绝对的并将持续一定时间的。另一方面，可以为大陆国家保留局部和暂时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为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保留局部和暂时的解决方法。为波兰和波希米亚提出的无武力威胁的边界，是局部的解决办法。向法国提出的、为保护其领土而签订一个防御协定的主张，是暂时的解决办法。为萨尔煤田提出的设置一个政权的意见是暂时的。这里我们制造了一种不平等的状况，这种状况有可能给协约国之间的战后关系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这甚至比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后关系更为重要。”

　　斯坦纳德·贝克在写他的历史时已得到劳合·乔治的备忘录了。贝克非常赞赏这个文件。他觉得“建立在军事胁迫基础上的和平对世界来说只能是灾祸”。他写道，“3月25日塔斯克·布利斯将军在呈送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对这种感觉，对真实情况做出了有远见卓识的最精确的描述。”这份备忘录题名《在最终拟定和会条款前，对和会的几点考虑》。这里可以摘录几句意义深长的句子。……他继续写道，“布利斯将军是参加和会的少数成员之一，他们从未丧失过卓见的理智，而且明白，如果和会产生一个德国舆论主体会立刻起而反抗的条约，就有毁掉整个和平工作的巨大危险。”

　　这也许是声称要写一部标准历史、并已为此目的搜集了大堆独占的官方和可靠资料的某人，所犯下的最令人惊讶的大错。贝克先生在写对布利斯将军的赞美辞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话本应送往另一个地址。当他了解他的赞美辞并不属于人人尊敬的杰出的美国军人，而属于一位不知悔改的旧世界政治家时，他的悔恨必定是辛酸的。

　　这就是贝克先生追求真理忠诚的结论性实例，读者会因此而感到忧虑。我曾专心研究过他的著作，这是因为威尔逊总统交待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性，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贵资料，要他保管。一想到有多少认真的美国公民必定从他那污染源饮水就令人不安。所幸此书还未让英国作家来损害贝克先生的信誉。亨特·米勒博士的书以及用豪斯上校所办的报纸编辑的书，都向美国社会中的警觉和有鉴定力的读者揭露了贝克的错误，实际上还有罪恶，以满足他们两位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追求。

　　05

　　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是重述和会的经过，而只是向读者指出它某些显著的特征。不过我们还是综合详述了总的舞台及其演员。从战争结束以来近5个月过去了，只是到现在才开始真正缔造和平。4个人(一段时间减少到3个人，每人都是一个胜利的大国的负责首脑)是留在那里的全部。500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27个急不可待的国家、10国(或50国)会议、58个委员会，真是名流云集，但智慧全集中到3个人那里去了。今后他们将站在一起。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和彼此信任；他们在充满危险和无比困难的冒险中变成了同事和伙伴。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得认真做出让步以达到一致意见。人人都知道，必须达成一致意见；人们全都决心迅速实现世界和平和团结一致，及时和竭尽所能地解决提出的数以百计的难题。

　　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中有几个是什么问题，决定怎么解决。有一个月的时间(3月20日4月19日)，他们只是争论和商讨，他们都说英语。已达成很多一致；但并非每晚都能取得一致。有时甚至做不到4人会晤。一个人去了克列孟梭的房间，另一个人去了威尔逊总统的房间。现在只需要考虑怎么组织。于是他们接受莫里斯·汉基充当秘书。他聆听所说的一切，并作记录，每天结束时告诉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从那时起他们的决定像迅速增大的水流，流向法学家与官员，5月7日凡尔赛条约印就，9日和会全会以服从或忿恨的情绪接受了既成事实。

　　06

　　现在是传唤敌人的时候了。5月初德国代表来到凡尔赛宫，接受了载明预备和约条款的文本；6月底大体上是这些条款的和约按时签了字。

　　与此同时，德国变化很快。德国作家总是强调，这个时期他们的人民是在战胜国手中忍受侮辱。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一直是最重要大事的发生地，对自己和对文明最有益。这些作家只有一些文章简述了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则似非而是，它是无比强烈的和令人高度神经紧张的事变的突然爆发。德国革命穿透了我们焦急、厌腻、疲惫的感觉，我们原来只注意到战后刚撤退到休息地的幸存军队，如今又将受到远处炮击的震撼了。要说清这场经历需要写一本书。与俄国发生的情况相比，德国的情况更令人感兴趣。许许多多状况、插曲及其后果，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德国在战争中被打败，海军与陆军反叛并瓦解，皇帝被废黜，当局垮台，受到所有人的谴责。建立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匆匆忙忙上台；在饥荒遍地的祖国家乡，回来了长期受苦难和战败的痛楚折磨的几百万士兵。警察不见了，工业停产，群众饥饿，时间正是冬天。毁灭俄国的所有因素在德国都齐全了。人们被组织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共产主义革命的整个程序已被大家理解，已被安排妥当。有俄国的经验作为模式放在那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迪特曼、考茨基等20余人就是未来日尔曼革命中的列宁与托洛茨基。革命尝试了种种事情，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没有出现与俄国相同的方式。

　　共产党人夺取了首都的大部分地区；但政府的所在地防守牢固。未来的立宪会议受到攻击；但进攻者被击退了。少数忠诚的军官——忠于德国——装扮成士兵，用充足的手榴弹和机关枪武装自己，以他们的生命保卫市政府的脆弱核心。他们只有极少数人；但他们胜利了。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一个海军师占领了皇宫；经过血战后他们被忠诚的军队击退。在叛乱中，几乎每一个团的当权者皆被推翻了，这使军官失去了肩章与佩剑，但没有一个人被杀。

　　在所有的人当中我们辨认出一个粗壮、质朴的人物。一个姓诺斯克的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主义者。他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国防部长，叛乱者赋予他独裁的权力，他没有辜负德国人民。外国人对这位德国英雄的评价必然是超然而公正的，但在表述时信心不足；在从腓特烈到兴登堡的一系列国王、政治家和军人中，应该说诺斯克有他的地位——人民的儿子，在一片混乱中无畏地为国家的事业出生入死。

　　“所有日耳曼民族”的素质与智慧使得临时政府能够控制选举。读者在这些篇章上总是会看到相同的势力施展相同的策略。这些势力的一个目的就是防止人民挑选议会。在俄国他们成功了；在德国他们失败了。目前我们将看到他们在爱尔兰遭到失败。

　　代议制政府仍然有活力，在子弹和钢铁、机关枪、迫击炮和喷火器的监督下，3000万德国男女、90%的选民填写了他们的选票，从那时开始，一个自由选举和有最高权力的议会成为德国人生活的大事。

　　因此在灾难时刻不受失望的影响的德国，作为统一的国家来到了凡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