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第八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三个阶段——有缺点的程序——最高级会议——双重关系——国际联盟委员会——盟约的起源——英国的贡献——怀疑态度——总统的国书——委任统治问题——自治领的观点——总统和自治领总理——委员会时期——“要他们付出代价”——凯恩斯先生的著作——解决办法——战犯——责任的梯阶——德皇——与日俱增的不耐烦——达成盟约——奠基石。

　　01

　　和会的过程自然地分为三个界限清楚的阶段，读者随着本文的叙述，记住这点很有好处。

　　第一个阶段是威尔逊时期，或者叫委员会时期或十国会议时期。这个时期历时1个月，从1月14日十国会议第一次开会起到2月16日威尔逊总统第一次回美国止。第二个阶段叫贝尔福阶段，当时威尔逊总统回华盛顿，劳合·乔治先生回伦敦，克列孟梭被刺客子弹射中倒下。在这个时期里，贝尔福先生完全按照劳合·乔治先生的意见，引导委员会紧缩工作时间，一直到3月8日终止，集中全力开展缔造和平的实际工作。第三个阶段叫三人领导时期，当时主要问题由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在四国会议里通过斗争解决，最后单独由三人开会决定。这三个人的领导局面历时两个多月，每天都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最后制定出和平的初步程序，此程序得到全体大小协约国的赞同，然后以凡尔赛条约、圣日耳曼条约、特里阿农条约和纳伊条约的形式提交敌国。

　　要理解和会，读者必须抓住它的程序和它如何产生的过程。11月29日的符合逻辑的法国计划没有被威尔逊总统接受。然而已经有了普遍的默认的一致意见，即第一步是战胜国应单独聚会。然后由它们草拟初步和平条件，在它们反复研究订出条件后，将草拟条约联合送交敌国。法国人曾建议，英、意、日也期望，在战胜国之中由五大国领导人事先私下商议，由它们决定最重大的问题和原则，然后才允许一批小国参加讨论。但是，除了上一章提到的程序问题外，这个最为重要的并证明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从未合适地进行过。因为主要的大会与这种至关重要的准备性讨论同时进行，以致前者压倒了后者。1月18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整个27国代表出席，五个主要协约国事先没有在任何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

　　当然，五大国自始至终随心所欲地决定了每一件事；没有力量能阻止它们这样做。但是这些基本事实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变化无常和杂乱无章后才变得明显和举足轻重。做出的决议不是系统研究和讨论的结果，而只是当某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才决议的。从头到尾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先后次序，没有经过缜密思考的、从一般到特殊的递进计划。各种各样棘手的次要问题由尚未同意基本原则的国家首脑来讨论和展开争论。五大国互不信任，没有达成共识。讨论了两个月后，当时所有极为迫切的问题，仍隐藏在主要全权代表的胸中。事实上，我能肯定，直到3月底，在担负每件事最终决定权的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总统三个人之间，也从没有倾心和坦诚地交谈过。这是威尔逊阶段和贝尔福阶段的最主要的事实。

　　然而，这些元首继续进行正式接触。不但经常召开十国会议进行商谈，而且这些人(或他们中的几个人)常坐在一起开最高级军事会议。 [ 原注：“军事”这个词以后将省却。 ] 这种会议在战争结束后几个月里有极大的进展。最高军事会议的开会与和平条件无关。每周都有许多紧要的实际事务发生，加重了会议的负担。例如，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停战条件的继续商讨；与俄国的关系。当时欧洲的混乱时时升到爆炸点。新建立的波兰共和国与东加利西亚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最高级军事会议必须进行干预。他们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去波兰，我们见到一列国际列车冒险旅行的壮观场面，列车有5节严密加以保卫的车厢，每一个车厢载着单独一个国家的代表。尽管旅途危险，国际委员会还是到达了华沙，进行了仓促调停，达成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某种休战协定。不久类似的困难在特申地方出现。协约国必须进行干预，以防止波兰人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之间爆发战争。4月份他们必须再次干预匈牙利发生的包含着巨大危险的贝拉·库恩布尔什维克革命。形势的困难和危险的确到了极点。

　　整个大陆可能有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危险。每个人都转向主要协约国寻求帮助，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不能给予帮助。他们需要粮食，但是协约国本身粮食也短缺。他们需要军事占领，但是英国人也极迫切地需要军队来维护安定，调不出许多军队，又不能冒险派遣少量特遣队去往远离大海的遥远地方。大战后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措施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占去了主要大国的许多时间和精力。

　　这种双重关系对缔造和平施加了不可抗拒的影响。五大国继续不断为这件或那件争端一起工作。上午他们参加十国会议，为解决和平问题进行“交谈”；下午他们出席最高级会议做出重要的实施决议。27国中的其余国家，根据最初通过的难以落实的决定，它们具有同等的地位，时时聚集在全体会议中，那里处于最完全的公开状态，任何重要事情都不能做。威尔逊总统不可避免地和几乎麻木地听凭这种事态的发展。他明白这种事态的发展并非由欧洲外交的邪恶性质引起，而是出于实际和自然的原因，努力反对也是徒劳。影响大小国家主要利益的迫切问题怎样能由27国进行公开有益的辩论呢？如果单单使用陈词滥调和阿谀奉承的话，会议会成为笑剧。如果无节制地说直言不讳的话，会议将变成熊园。即使完全由主要国家组成的秘密召开的十国会议，也终因人数过多难以操作。连同随从的专家，十国会议的出席者很少少于50位，他们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相差悬殊。即使不算有意的泄漏，会议的机密性也大可怀疑。我们将见到，总统根据常识与事实，很快与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紧密地在一起解决每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商讨仅由莫里斯·汉基一人作记录，并把决议整理成确切、清晰的文字。如果在12月甚至在1月份就能举行这样的会议，那末和会的全过程本来会进行得顺利而协调。但总统一开始就拒绝显而易见的办法。当这个办法在许多天后以后以商讨的形式回到他身边时，他表示热烈欢迎。

　　总统抛出他主要政策的时刻最终来到。他宣称国际联盟必须成为和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必须先于所有领土或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在联盟的结构上建立整个和约，所有解决办法必须与联盟的原则相协调。如果所有领导人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初步谅解，如果他们知道在基本问题上彼此所持的立场，没有感到会发生十分严重的冲突，那将是值得赞美的。但是现在看来和会将以全部精力投入人类新宪章的工作，由于没完没了的学术讨论，那时所有实际和紧迫的问题必须退出会场。

　　经和会全体会议同意，指定特别委员会制订国联章程。决定这个程序的十国会议的讨论记录是颇有启发性的读物。迄今，小国利益捍卫者威尔逊总统已经了解，如果允许大量小国参加联盟委员会，便会什么事也做不成。因此他力争以尽可能少的国家组成负最高责任的委员会。另一方面，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有点挖苦地谈到最小国家的权利要求。国联将是它们的保护伞和庇护者。它们不应该参加会议？这不是为它们开辟一个有用的活动领域，不使它们忧郁地在巴黎到处闲逛为等候十国会议的决定吗？除美国以外，所有大国均对毫无进展的情况深感不安，它们的代表不得不面对国内上升的不耐烦情绪。当主要问题未获解决时，国际联盟章程的每一方面都必须警觉地加以仔细审视。代表们绝望地看到了将有许多星期甚至几个月耽误的可能性。

　　最后指定了一个极好的委员会，委员会中包括几个小国家，但人数尚不难处理。英国两个杰出的制定政策的能手罗伯特·塞西尔 [ 原注：现在为切尔任德的塞西尔子爵。 ] 与斯马茨将军都被指定为代表。威尔逊本人决定主持会议，精力充沛的他把巨大的任务抓在了手中。

　　由坦珀利博士主编、由外交学院赞助出版的和会历史把国际联盟的起源归因于三点。第一，负责维护和平的一些已确立的国际会议的需要；第二，为小国安全(如比利时命运所证明的)提供更全面保证的需要；第三，人们日益相信的经济合作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个论点是，2000万人有4年多时间在彼此厮杀中丧生，这个残酷过程现在停止了，大多数人希望战争不会再次发生。

　　常常有人声称，国际联盟是美国人的灵感擅自强加给欧洲的办法，以防止欧洲国家的敌对倾向。事实并非如此。在战后三年里，建立联盟的思想在大部分文明国家里都开始活跃起来，在美国和英国成立了各种社团来宣传这种思想。罗伯特·塞西尔是第一个把它写成文字的英国人，他于1916年底写出了论述这个主题的文章。他的论证虽然必定不够成熟，虽然实际上只等于现在盟约的第15和16条内容的粗略草稿，但它还是成为了1917年建立的由非利莫尔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基础。这个委员会制订了一个联盟法规的草案，刊印在1918年初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间传播的文件中。1918年夏季，威尔逊总统指派豪斯上校对菲利莫尔的草案进行整理加工，豪斯的修正意见于7月16日交给了总统。豪斯对原稿主要增加了对联盟会员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明确保证，而菲利莫尔的草案仅仅满足于对仲裁协议的执行提供保证。当威尔逊修改草案时，他删除了建立国际法庭的条款，但增加了罗伯特·塞西尔曾在他先前的草稿中提倡过的大量言词，那就是破坏行为应受毁灭性力量的惩罚。

　　与此同时斯马茨将军独立地于1918年12月16日写出了他自己的联盟草案，草案包含建立一个组织的详细建议，建议设立大会和一个委员会，还包括取消征兵和限制军备的规定，并建议实施为落后的地区或国家进行监护的委任统治制度。

　　关于威尔逊设立国联的贡献，他的编年史作者贝克先生说，“实际上盟约中没有一个思想发源于总统。他与盟约的关系主要是编辑或汇编者，他选取、舍弃或编纂从不同来源来到他那儿的各种方案或建议。” [ 原注：参见第1卷，第242页。 ]

　　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威尔逊贡献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草案中收录了所有有用的修改意见，同时增补了一个旨在保证公平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条款，以及另一个要求新建国家给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利的条款。这就是1919年1月10日美国代表在和平会议上提出的草案，10天之后英国代表团也对这个主题提出了英国意见的最新方案。英国与美国草案在所有的基本要点上是“意思相同”的，两国草案由代表英国的塞西尔·赫斯特爵士和代表美国的亨特·米尔先生加以合并。两个草案在1月后半月和2月初由联盟委员会进行研究和修改，最后于2月14日提交和会的全体会议。国际联盟是由大西洋两边具有同样特征的人们，公正诚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构想的。

　　威尔逊总统把这个伟大的思想当作自己的创造，当这些日子里的所有烦恼和他自己的错误被人们遗忘时，那末人们对威尔逊的记忆便珍藏在这个新的国际机构的建立及其显示出的优势中了。英国自始至终是威尔逊的主要支持者。在我们的岛屿中，一切自由开明人士都坚持这个理想计划。其他所有思想正直的人都理解，这样的联盟可能会给英帝国四处分散的社会带来好处。只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批评它。它不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吗？它不是国家军备的替代品吗？它不会在需要的时候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吧？它不会使指望它的人在未来某种大灾难中遭到毁灭吧？在有些批评者看来，当新的安全保障正在构造时，保留旧的、证明有效的安全保障较为慎重。可是英国给予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积极的，尤其是实际的。没有这种支持总统决难成功。很自然，世界上较小和较弱的国家会为保护它们免受大国统治或侵略的法律喝彩叫好。法国、意大利和在地球另一边的日本善意地接受了新的福音；但是她们更倾向于相信无情的现实，她们以更顽固的形式来摹仿英国怀疑论者的疑虑态度。真正的反对来自美国。整个美国人民的传统一直是远离旧大陆的磨难，与旧大陆敌对。大西洋提出3000条理由，而太平洋提出7000条理由来反对涉及这些遥远的事务。从华盛顿到门罗的美利坚合众国祖辈的所有教导，都反复重申不干涉政策。科学也许必须再进步50年，大洋间隔的鸿沟才能在政治上没有意义。50年在人类历史中不是一个长时期，可是它远远超过了公元1919年建立的巴黎和会的生命。

　　此外，人们业已见到，威尔逊总统没有办法调和或解除他自己国人的根深蒂固的和自然的厌恶态度。他只是作为一个党派领导人，而不是作为国家领袖来追求统治美国和教导欧洲。他的本国基础在他脚下破碎。虽然他抡起手臂训斥旧大陆的困惑的可敬的政府，但在国内他却被有力的反对党无礼地拖出了讲坛。我曾会见过一些最有天才的美国人——光芒四射的领导人物，据说他们曾经说过，“欧洲政治家应当了解美国的宪法。你们应当懂得，没有参议院支持的总统什么都做不成。如果你们寄希望于他个人的决定或承诺，因而尝到苦头，那只有责怪你们自己。这种决定或承诺是无效的。”

　　从开始就对威尔逊总统的国书的实效性存有严重怀疑。国际联盟的最高功效取决于美国参加该联盟。美国的参加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外部平衡因素。国际联盟会在威尔逊总统的控制之下吗？如果不，各国的自由思想就高涨不起来，国际联盟就发挥不了作用。另一方面，详细检查总统的国书的行文又是极其轻率的。假如，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向会议桌对面的总统说：“你知道我们是在代表我们两国的压倒多数群众说话。请你以你愿意的任何方法试验一下。除了你任期届满，否则其他事情都不能剥夺你的权力，真是这样吗？你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是不完全的。美国参议院的意见怎样？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已失去对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你不过是一位很想改造他人的好心哲学家，难道你还同时肩负着美国国民的信任与心怀着他们的意愿吗？”也许美国人会被这席话深深激怒。他们也许会回答：“你们曾经很高兴得到威尔逊总统许可的我们的军队和金钱。现在你们摆脱了困难，就藐视我们合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不管我们属于哪个党，我们却憎恶这种提问。认为我们会不履行我们的所有许诺，这是一种侮辱；面对这种侮辱，我们这就走。”因此没有人怀疑总统的资格。再说，尽管有一百个气恼与担心，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内心还是深信，他是迄今大西洋彼岸最愿帮助欧洲的朋友。

　　1月22日的十国会议和1月25日的和会全体会议决定组成国际联盟委员会。2月2日委员会开始工作。可是就在此时，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关于占领领土的委任统治原则，发生了严重的紧张状态。这个原则原是由斯马茨将军提出的。它的应用现在扩展到了将军未曾考虑到的界限。这个原则规定：被征服的德国殖民地或土耳其部分领土由战胜国据有，但不是作为它们自己的领土，而是在国际联盟之下受全人类委托管理，并在对待当地人是否符合所有要求这一问题，应受正式国联监督。这个原则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高度欢迎。

　　但是斯马茨将军只打算把这个办法应用于前俄国、前土耳其或前奥匈帝国领土。他从未想到它适用于英国各自治领在战争过程中占领的地区。更没有想到它要应用于德国西南非洲，联合王国政府曾占领并有意并吞该地区。这个做法把健全的原则应用得过头了。各自治领一致认为，委任统治原则不应应用于它们占领的地方。

　　英国政府对获得领土不能不感兴趣。这个国家要为它的严重损失寻找某种补偿。由于长期而且是代价昂贵的战斗的结果，英军占领了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喀麦隆和德属东非。委任统治制度没有硬性规定在整个不列颠殖民帝国范围内多年未被严格遵守的条件。在各大国所有殖民地中，英王巨大的热带自治领是唯一向所有国家的贸易开放的殖民地。所有国家的船舶都可像使用它们自己的港口一样使用英殖民地港口。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优待英国国民的情况。至于我们对土著的待遇，我们毫不害怕公正的国际检查。正相反，我们很高兴解释和说明我们的制度。

　　因此劳合，乔治先生立即出面宣布，英国无保留地接受，委任统治原则在英国海军和陆军从土耳其人或德国人那里夺来的全部领土上实施。然而我们不能代表自治领说话。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实体，我们不能与她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控制她们。当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决定领土的割让或并吞像决定和平或战争一样，权力属于国王。但除非是犯了无法形容的错误，否则哪一个首相会对一个亲爱的家庭成员行使这种抽象的和几乎神秘的职能呢？澳大利亚占领了新几内亚；新西兰占领了萨摩亚；联合王国占领了德属西南非洲。这三国没有放弃这三地的意思。也不应当强迫这三国放弃。把这些情况说成是，“把这些社会像外交游戏中的棋子那样推到这里和那里”，那是一种语言的滥用。这些稀疏地居住着原始人种的地方，是崭新的不值得愿望的殖民地中的一部分，英国在19世纪是乐意见到它们归属于力量逐渐增强的德国的。其中每一处对每个遥远的自治领来说，自己的门罗主义的损害，而且发觉每一处都是一个威胁，是不久前的冲突中流血的原因。这三国已经占领这些地方；她们不愿放弃这三地。但是她们的所有权证书并非依靠武力征服。她们在共同事业中的牺牲显示了自己的圣洁。这三个自治领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美国白人的十二分之一，他们在欧洲战场上——那里离他们的家乡分别为6000英里、1.1万英里和1.2万英里——为美国的事业、也是为她自己的事业，损失了几乎与美国损失的一般多的生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与她们争吵。

　　于是，1月23日，劳合·乔治先生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总理介绍给十国会议。他们站在那里，装备着民主政治、对战争所作的贡献和年轻的民族主义的全副盔甲。博登身后有地域辽阔的加拿大(法国的与英国的)；新西兰的梅西，在与共同事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既无畏又完美无缺；充满生机的澳大利亚工党总理休斯；著名的和粗壮的博塔；哲学家风度的、令人信服力的天才斯马茨。他们站在那里，和他们站在起的不但是现代，而且还有未来。这些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力量不容轻易地置之一边。他们不是英格兰乔治第三；他们不是口齿流利的欧洲外交家；他们不是愚昧无知的旧世界贵族！他们是清教徒的前辈移民，他们有清晰的口才和无边无际的可耕种的上地。威尔逊不是不为他们的特色所感动。无论如何这不是他横渡大西洋来申斥的对象。但是他有他的事业要捍卫；而这个事业是伟大的。

　　随后发生了时起时伏的争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说，她们想要保留她们从德国人那里得来的殖民地；加拿大说，她支持她们的要求。总统说，“休斯先生，你的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澳大利亚愿意使自己站在整个文明世界意见的对立面吗？”休斯先生耳朵很聋，有一个机枪似的工具安放在桌子上，通过它他能听到他想听的一切；对于这句挑战性的话，他冷冰冰地回答，“大概是这样，总统先生。”处于舞台后面的博登和博塔的政治家才能最后引导自治领领导人同意，以委任统治的名义掩盖了他们对这些地方的主权，威尔逊先生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办法。

　　这场争论对克列孟梭来说十分得意；他第一次听到别人以无拘束的坦率来表达他内心的感觉。他对休斯先生面露笑容，并以无法掩饰的喜悦来加强他的每一句话。他此前曾对劳合·乔治先生说，“你随身带着野蛮人。”；对澳大利亚人他说，“休斯先生，我曾听说你在早年是个食人者。”英联邦总理说，“总统先生，相信我，这是极大的夸张。”那一天的会议是十国会议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十国会议现在进入了委员会时期，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是难以确定会议长度的。这里有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有真正的分歧。但首先让我们弄清事实。根据需要指定过各种委员会。在这个或那个时候一共建立了58个委员会来查明每件事情的真相；使世界的主人——如果还有主人的话——能够明智地、公正地和过得去地决定怎样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和应该怎样分配世界已经大大减少的财富。在这方面最有效的步骤也许是建立最高经济会议的执行部门，后来运粮食去奥地利和所有此类事务全指定由它经办。这样就消除了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大量人饿死的大灾难，否则灾难即将临头。但是除了这个重要的执行机构外，每一领域还都建立了委员会，为和平条约准备建议。它们是财政筹备委员会；经济条款委员会；赔偿委员会；惩罚战犯和绞死德皇委员会；领土问题委员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委员会；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未来委员会；非洲和亚洲以及太平洋群岛委员会。全部大大小小58个委员会，不管明智与否各有目标。

　　即使在叙述中要冒令某些人失望的危险，但在目前阶段在这批主题中我略去一些较不重要的部分不予谈论，会方便行文。

　　02

　　我们已经知道，劳合·乔治先生对报纸和群众的要求——在“要德国人付出代价”的问题上使用最强硬的语言——已经让步到什么程度；以及他怎样努力做到这一点，同时又要使用“如果”和“但是”来尽可能保护自己。例如，实际上他这样说，“他们应付出最后一个铜板——如果他们能这样做而又不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或者说，“他们应付出尽可能大的数目——但是尽可能大的数目是多少必须由财政专家来确定。”当大选过去时，我曾询问首相，他将怎样满足公众的期望，叫德国对战争所造成的所有破坏做出赔偿。当时他回答：“一切必须由一个协约国成员国委员会来解决。我们将使能找到的最有能力的人进入这个委员会，这些人应该与政治或竞选没有任何关系；由他们冷静和科学地审核整个问题，向我们报告可能的办法。”现在时间已经来到，首相选择了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先生；英格兰银行董事坎利夫勋爵；一位最有能力的司法权威萨姆纳勋爵；以及我们可以遣派的几个法律界英才。

　　可以预期协约国成员国委员会连同它的强有力的美国代表，将压低选举的吵闹声和流行报纸哗众取宠的空话，做切合实际的事情。可是赔偿委员会一直达不成一致意见。坎利夫勋爵的评估敌国支付能力的委员会专门小组，在4月份报告中指出，要素波动太大，无法进行预测。但是巨大的数字仍旧继续在权威圈子里占上风。美国的一个代表拉蒙特先生在一篇发表的文章里说，根据某些重要文件，他估计应付总数高达75亿，法国人要求100亿，而英国人要求得到不少于120亿。首相任何时候都不想得到这个庞大数字，只是想得到经最高权威证明的合理数字，这个数字他认为国家是急需的。他几次与英国代表进行半正式的谈话，结果使他觉得烦恼。他们一直极端乐观地谈论德国的支付能力；没有一次提到低于80亿英镑的数字。3月6日他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他们提出“假设即使和平谈判破裂也要坚持”的一个数字，他们答应于3月17日分别报告。但是关于这个报告没有记录保存下来。神谕不可获得；困惑的首相只能自己来挑选担子了，要么提出还不能得到权威论证的低数字，从而激怒公众，要么提出他的直觉与理性使他深信的决可不能得到的高数字。就这样，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未能确定德国的赔偿数字。

　　其他各委员会致力于和约的经济条款，条约的全部章节充满了确保协约国商业将先于敌国重新开展的规定，大部分是临时性的。这个独立的工作从来不曾与财政条款发生关系。因而条约草案在强加给德国的同时就是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无限的责任，而且想象得到的支付办法具有各种障碍。凯恩斯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洞察力和智力而且没有不适当的爱国偏见的人，他是英国派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工作班子成员之一。他富有实际工作的知识，反对许多人提出的荒谬目标，更反对达到这个目标的恶劣方法。特别是在一本使美国获得巨大名气的书中 [ 原注：《和约的经济结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 ，揭发和谴责了“迦太基式和平条约”。凯恩斯用连续几章无可辩驳的、判断正确的文字，指出了财政和经济条款的不公正性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他对庄严制订的经济条款的不公正性质以及对和平条约的整个结构一并愤慨地加以谴责。他在经济方面的论断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在别的方面，在问题的更重要一面，他的判断并不比其他许多人高明。事实证明，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就他所熟悉的特殊方面说，证明有道理的，大大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对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判断。但是，对于希望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凡尔赛条约的经济方面与一般方面应该整个划分开来。

　　当劳合·乔治在和会期间因经济和财政条款受到指责和挖苦时，他习惯于作如下回答：“期望曾受如此沉重苦难的人民恢复他们的清醒理智在此刻尚为时太早。条约上写上德国的赔款额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拿不出这么多，最多也就是希望落空。我们必须使广大民众的观点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忍受了如此可怕的伤害。但是我们将在条约中插入一些条款，规定几年过去后就修改这些条款。现在就为此发愁没有好处，我们必须让他们全都平静下来。现在我正试图做的是在条约正文中插入修改的机制。”

　　这样做可能不够高尚，但是它几乎就是行将实行的办法。“迦太基式和平条约”的主要经济条款，不是废弃就是根据条约中的规定机制修改了；事实上，道威斯协定要求德国的赔款不超过20至25亿。这个数字就是高明的英国财政部在第一次向它征求意见时提出的一个合理数字。

　　03

　　另一个委员会开展惩治战犯的工作。战争中发生了恐怖的行为，当战争激烈进行时，几百万人的战斗怒火因这些行为的口头流传而更加旺盛。现在胜利者因自己所处的地位可以写下自己对这些恐怖事件的看法了。当然对敌方军人处以死刑和有组织的“暴行”，与实际战争中自发的或无法控制的暴行显然不同，但情况对德国人不利。他们在整个战争中一直站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协约国艰难地保卫自己受入侵的领土。德国有4年之久统治着遭受苦难的人民。英国人认为，处决伊迪丝·卡维尔、尤其是处决弗里埃特船长是犯罪，有人应对此负严格责任。然而法国与比利时有很长的和骇人听闻的控诉要提出。敌军列兵、军士、上尉犯下了上千件暴行，有的是将军下令干的，在他们背后排列着大量证人。海上也有恐怖的故事——不是完全单方面的，这里还有德国的潜艇战——被他们发现的商船被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上有一些军火，但还有40个婴儿；医院派出的船只搭载的是无助的、神经崩溃的伤员和忠实的护士，却沉没在冰冷的海中。某些施加于海员的凶狠残忍的行为，是在任何报复行为中都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例子的。

　　保加利亚人在塞尔维亚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调查人员无比的愤怒。至于土耳其人的暴行：他们叫库特军备部队齐步走，直到大部分人倒毙；屠杀无数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不分男女老幼，用一项有计划的大屠杀把整个地区的生灵全部毁灭——这些是人类无法洗雪的耻辱。

　　比利时、法国与英国提出情绪激烈的要求，凡违反人类设法建立和维护的战争法的某些明确行为，其责任应追究到个人。没有人能否认这样做是正义的。但是怎样付施实施呢？潜艇上尉可以提出他是奉上级的命令；他必须用生命服从这些命令。医院船应不应击沉是政府的问题。海军上尉只能遵命去做。交战国军事法庭下达的不论任何惩处都必须随即执行。至于驻军地区的暴行，可能指出职低位卑的人做了坏事；但是他们说他们没有做；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军官叫他们这么做。有好多军官说，他们没有叫士兵这么做。或者他们只有在被发现时才会承认。或者用第三种方式，他们能把这些事情，与他们看到对方对他们所做的其他事情相提并论，而关于那些事情他们不乏证据。

　　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查究。材料充分，但由谁承担责任？上尉下令这个排开排炮。他是从军事长官那里得到命令的。军事长官则是根据当局给予他的任务行动。军的司令能说他服从集团军的命令，集团军却只是大本营的服务工具。首先是受德国人民支持的德国政府，顶峰处是皇帝。根据逻辑，委员会应爬登这个阶梯。他们怎能为应由将军负责的行动谴责上士或上尉呢？他们怎能谴责将军呢？因为将军的行动是经由政府和议会批准或至少是默许的。因此如果有任何人应受处罚，一定不是小人物而是大人物。这样，在经过几个月劳累的争论之后，草拟了一份包括所有德国最大的人物的名单：所有陆军司令；所有最著名的将军；大部分王子、亲王、王公；首先是德皇。和约的一个条文迫使德国人声称他们全部的最大人物和权贵为战犯。只要把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写入战犯名单，就足以使整个事情毫无意义。

　　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是绞死德皇，他是“最高元首”，宪法规定他应对他的军队所做的每件事负责。许多愿望依旧关注对德皇的审判。劳合·乔治对此执意坚持。他不但为这个目标做出了承诺，还热情地为此努力。美国人对此事不感兴趣；法国人对德皇表示中度愤慨，但沉思一会儿后则给予了高兴的同意。司法军官精心研究起诉程序。可是德皇不在协约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内。他是被从法国赶出去的；他后来从德国逃走，在荷兰找到了避难所。人们正式向荷兰提出引渡或交出德皇的要求。劳合·乔治先生在凡尔赛条约签字后处于他胜利的高峰，他通知议会，德皇将由国际法庭在伦敦加以审判。后来发生的事情原本可以预见。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宣布，他为1916年起德军的全部行动承担全部个人责任，并愿意出庭受审。德皇的所有儿子由艾特尔·弗里茨执笔写信，愿自己集体代父受罚。在荷兰多伦的德国流亡者见到，他们前面是一个受磨难的国王，但却是几乎没有寻常的身体不适的国王。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候，一个受磨难者能得到如此之高的奖励。

　　然而荷兰人是一个固执的民族，更重要的是荷兰是一个小国。在和会期间小国家很时尚。“英勇的比利时王国”赶走了敌人，得到了赔偿并受到祝贺。刚刚打过的战争就是要确保小国家有反对大国的合法权利，这一点也许是以后几个世代中持久的事实。荷兰拒绝交出德皇。当然荷兰又不会受到所有战胜国武装暴力的攻击，是不是旧世界秘密外交的隐蔽阴谋曾给荷兰政府以某种保证呢？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查明真相。劳合·乔治先生真正发怒了，但此时在英国负责人士中他是孤立的。因此战胜国屈从于荷兰的拒绝引渡，德皇一直住在荷兰。 [ 法郎注：德皇此后一直居住在荷兰，直到1940年希特勒入侵西欧并占领荷兰等国之后去世。 ]

　　04

　　至此我们已读了许多在和会中谈得很多的问题。但是除了成立国际联盟、处理德国殖民地之外，没有一件触及实质性的重要问题，其余问题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自行消散。许多人回忆起他们曾对这些问题感觉多么强烈，多么吃惊。美国的理想主义明显是在与英国和欧洲的邪恶打交道。关于德国人应付出多少代价的荒谬念头现在包含在条款中，这些条款将永远不会实施，这些条款实际上受到了其他条款永远不使其实施的保护。战犯们在德国最著名战士的保护下找到了避难所，而荷兰人不因劳合·乔治的要求而抛弃德皇，让其受绞刑。如此算是清理了“堆满累赘琐物的场所”，于是我们可以自由地着手探讨民族与领土、欧洲力量均衡和世界国家的基础这些中心问题了。这些问题支配着未来，目前住在小屋或茅屋里的白、棕、红、黑或黄各色人种家庭，会在某一天发现，自己直接地和十分不愉快地受到了它们的影响。

　　与此同时，怒气在所有国家中升起。英国公众要求知道和约什么时候签订，德国多快将支付赔偿以及关于德皇将发生什么。美国共和党用轻蔑的言词讽刺总统的改善世界的计划，尖声要求召回美国军队和收回美国借出的债款。意大利人叫嚷着要求解决他们的领土和殖民地要求。法国的愤怒与焦急沸沸扬扬，她担心自己未来的安全。此外，战败国麻木地等待着，以焦急和犹豫的心情猜测着自己的命运。

　　人们一直希望英国自治领接受委任统治的原则，还希望与威尔逊总统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这两者将为实际决定边界和管辖区域扫清道路。但是总统坚持说，制订和通过国联盟约应放在解决所有领土问题的前面。十国会议受各自国家滋生的害怕和日益增加的不耐烦情绪的鞭策，急于采取行动；2月初发生了和会的第一次危机。劳合·乔治先生说出了所有国家的意见，要求不再搁置实际问题。当每个人都等待紧要问题的答案时，怎么有可能构筑这个新世界的机器呢？一个巨大的任务摆在他们面前。制定和约是他们的任务，他们为了制定和约而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不能迅速地将和约公诸于世，就是他们没有完成任务。大家知道总统已于2月14日返美履行某些迫切的宪法义务。在此之前怎样有可能决定国联的盟约呢？可是总统对一度表示怀疑但现在已经释疑的听众宣布，到了那个日子一切都将解决。事实上公众的要求已经完成。委员会受到鞭策，以非常快的速度前进。由于委员会的不寻常努力、尤其是其中英国代表团人员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国联盟约草案终于完成，并于2月14日提交全体大会。战火停止至今已有三个月，迄今任何一个明确的、重要的、当前欧洲和平与复兴所系的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许多地区战胜国强制执行自己决定的力量明显在缩小。由不可抗拒的、精神困惑的民族支付的、由流血与物质匮乏的沉重代价换得的和平，却被长时期拖延。但是这里终究有了所有协约国给予的暂时的、但却是认真的同意。

　　许多才智之士为制订联盟盟约做出了贡献。菲利莫尔、罗伯特·塞西尔、斯马茨和赫斯特就是永远将英帝国与创立国联相联结的名字。由于制订盟约的时间很仓促再加上外界的压力，盟约不可避免地有某些错误和不完善之处。不过这个新建筑物的基础是打在有生命力的岩石之上的；由全世界仁慈的人们精心雕凿而成的巨大奠基石，被忠实而灵巧的英国滑轮吊运到了适当的位置，这基石将永远刻有如下铭文：“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妥善而精确地放置。”谁能怀疑在这大块花岗石的上面和四周最后将筑起住处和宫殿呢？“所有国家的所有人们”将怀有坚定的信心，迟早会成群结队地频繁光临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