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王朝的黄昏·第一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东线战争·第四》

出自————《战争通史》

　　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对抗——难忘的战场——一个衰落中的帝国——不和的各民族——波兰的梦——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奥皇的圈子——奥皇的友谊——皇位继承人——他的婚姻——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战争鼓吹者——三国同盟——大国建立集团

　　01

　　假如我们暂时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发生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那末在东线的战争就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最大战争。就其规模、屠杀、战士的拼搏、军事上的变幻莫测来说，它的重要性和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过所有相似的人类战争。

　　它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令人沮丧的战争。所有三个帝国，敌我双方，胜者和败者，都毁了。所有的皇帝或其继承人全都被杀或被废黜了。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被粉碎和铲除，它们数世纪以来名声显赫，交织成欧洲的特有结构。这三大机体的结构是由若干代人的忍耐与英勇建立起来的，代表欧洲大家庭贵族支脉传统群集，如今却已变得不能辨认了。本卷的篇章再次叙述了实实在在理所应得的令人眩晕的胜利和失败。它们记下了数百万人的苦难、艰险和激情。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泪水、他们的鲜血打湿了无垠的平原。千家万户等待着将士的归来。成百座城市准备欢呼他们的胜利。但所有人都失败了；所有人都受到了打击；他们付出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他们蒙受了骇人听闻的伤害，他们忍受了匮乏，他们以典型的无限忠诚献身，但一切牺牲都化为乌有。任何人都一无所得。他们在泥泞中挣扎，他们在雪堆中冻死，他们在严寒中饿死。那些幸存者，那些经历过无数战斗的日夜的老兵最终回来了，带着胜利荣誉抑或不幸消息，回到了早已被灾祸吞没的家乡。

　　我们可以通过拿破仑的战役想象这一战线。艰难与阴沉的战争；冬季的战争；荒凉贫瘠的地区，背负重物前进和后退的长途行军；战马套着挽绳死去；伤者被自己的血冻住；死者不点数不掩埋；生者再次被强迫去受熬煎。艾劳、阿斯珀恩、瓦格拉姆、博罗季诺、别列西纳——所有这些名字的邪恶印象再现在眼前，它们穿着的壮丽的、熠熠闪光的外衣被剥掉了，露出丑恶可怖的原形。这里，整个中欧将自己撕成碎片，在痛苦中死去，又再次面目全非地站起来。

　　02

　　在前三卷，我追溯了这些对抗的无情加剧，这些对抗在19世纪最后25年内把欧洲变成一个兵营，变成两大联盟体系，世界和平就不可靠地建立在这两大体系的均势上。但这个漫长的过程主要是依据西方大国的观点予以研究和描写的，是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持久争吵以及英国对此的态度为中心的。现在我们再逆着历史长河追溯到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发生世界战争的根源。即使德国和法国从未成为对手和敌人，或者，即使英国从未被德国排斥，奥匈帝国和巴尔干诸国的愤怒的源头也迟早要泛滥成战争的洪水。如果没有这些东部的麻烦根源，那末西部大国或许早就处在和平与进步的阳光之下了。这两组自成一体的致命势力，本身就有可能酿成最深重的灾难，致命的时刻也确是由东方事态的进程决定的。

　　中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和民族从古代战争的混乱中占有广袤的疆域。古战场上凌乱地堆积着昨日阵亡战士的累累白骨和往昔胜利的旗帜和战利品，关于这些有许许多多残酷压迫和征战灭亡的故事可述，对此人们记忆犹新。哈布斯堡帝国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基本上处于与悍然入侵、强迫其他民族改变宗教信仰、蹂躏平民的土耳其人历经数世纪斗争后留下的废墟中。好战的伊斯兰教的潮流在西方衰落和消失很久之后，在这里也最终被挡住了。经过长期斗争后多瑙河流域得到解放。有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巴尔干国家的基督教民族，而且在开始衰败后还极为严厉地控制着她们。这些勇猛的基督教民族，主要是在俄国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击土耳其的暴政，争取自由；直至最后土耳其帝国永远瓦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 [ 法郎注：“门的内哥罗”为“Montenegro”音译；在当地语言中，“monte”意为“山”，“negro”意为“黑”；故亦可意译为“黑山”。 ] 和希腊摆脱了500年奴役的灾难，站了起来，但几乎立即开始以憎恨与敌对的犀利目光相互注视。她们当中的每一个都记得巴尔干的霸权在这个或那个时期曾经是属于她的；各国都着手收集她们国家在冲突历史上乱成一团的、不连贯的线索。

　　基督教国家的胜利者中，第一个当属沙皇帝国。如果说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骑士团曾经挡住过土耳其的入侵的话，那末是俄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紧逼着土耳其，激励着仍在受奴役的兄弟民族求解放，并受其他动机的驱使趋步君士坦丁堡，要求开放地中海不冻水域。俄、土之间的世仇与法、德之间的仇恨一般古老，一般不共戴天。但俄国，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以及其他著名的罗曼诺夫王朝君主的统治下，富有生气，不断强盛，而奥斯曼帝国则趋于衰败，日落西山。从14至18世纪，中、东欧面临的危险以及其全神关注的问题是土耳其的强大。19世纪，它们所面临的危险则是土耳其的衰落。

　　由于入侵军的最终撤退，刚强民族和广大疆域的解放，共同敌人的衰败和消亡，长期联合奥匈帝国各民族的结合力逐渐松弛瓦解。日耳曼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为安全而组成一个联合帝国的必要性，由于接二连三的灾难性战争和内战而受到了损伤。随着外部敌人消失，奥匈帝国的军队开始解体。与巴尔干解放了的国家一样，多瑙河平原的四个民族也开始再次为自己思考过去和未来。1848年，匈牙利人发动了起义和革命，差一点使自己分离出去。他们被通过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蜂拥而出的俄军拦截并击溃，沦为俘虏，被沙皇带回，再次成为其兄弟皇帝的阶下囚。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是在经历了流血和残杀的大惨剧之后才进入他漫长而不祥和的统治的。现今处于全面复苏中的民族主义的波希米亚，在奥地利的罗网中感到焦虑、愤慨，正在竭力挣扎，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复苏标志着19世纪的结束。如果双重君主变成三重君主，她也许会同意和解。但无论是弗兰茨·约瑟夫还是匈牙利对此都不会让步。

　　往南看，该帝国的问题甚至还要严重。南部斯拉夫人横跨帝国边界的两侧。该民族的核心是塞尔维亚，但大部分斯拉夫人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感情和传统都向着塞尔维亚，就像为磁铁所吸引，而且还通过塞尔维亚，向往着久远年代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斯蒂芬·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复兴昔日的荣耀，重新统一现在分离的土地和人民，成了塞尔维亚人摆脱土耳其奴役后的坚定抱负。这是个坚强尚武的民族，“巴尔干的普鲁士人”，他们的牙齿是在与土耳其苏丹部队进行了数世纪之久、无记载的凶猛战斗中磨锋利的，对挡道者毫不留情。他们毫不顾及对自己或别人的影响，无所畏惧，能忍受一切，通过这次大战的恐怖和苦难，持续地尝试实现他们的庞大计划，而且事实上在大战结束时达到了他们的目标。

　　上一世纪后半叶，所有这些腐朽力量在帝国内部积极地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发挥作用。西方世界的进步，民主思想的传播，普及教育的至高无上的必要性，代表制和议会制在广泛选举权基础上的采用，义务兵役制的需要，这一切往往会加剧紧张程度。只要教育是热心求学的少数人得之不易的一种特权，语言和历史的问题就不会产生麻烦；但当人口混杂和宗教信仰混杂的数百万人坐在课桌旁接受义务教育时，每个乡村学校的每个教室、每一门课程都会成为角斗场所。在这个衰落的帝国，没有这样一种力量，能迫使无数国民学校像美国那样，使用单一语言，把普遍的宗教与教育分离开来。奥匈帝国的每一个民族都沉溺于分离主义，把它推向极致，而且复活了古老的、甚至是早就忘却的语言，在日益扩大的敌对中，把它们作为武器使用。

　　在帝国议院中召集这些对立力量开会是毫无用处的。英国下院议事程序的步骤也无力应付如此严重的分歧。只有当原则为各党派大多数所同意或至少肯接受时，议会才会兴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议会中，一帮帮激动的代表坐在那里，整个钟点都以敌对的语言相互号叫，以无休止的敲击桌子来为他们的合唱伴奏，这种合唱还会突然升级，最终发展为口头攻击。所有的人都纵容仇恨；所有的人为其纵容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

　　这些民族的表现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倾向，令许多阶层的人士感到非凡苦恼和忧心忡忡，这些人士是有文化、有特权的土地贵族，无数等级的官员和军人阶层，他们是保护财产、维护帝国团结和支持君主政体的基本力量。试看某些爱尔兰人，又是新芬党又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一起争吵，一起撼摇帝国的结构；而那些安全和昌盛均系于帝国的生存的强大统治阶级，则以愤怒、担心和困惑的心情注视着爱尔兰事态的发展。当20世纪在6000万人上空破晓时，统治奥地利的是脸有倦容、年迈体衰、命运悲惨的80多岁 [ 译者注：弗兰茨·约瑟夫(1830—1916)，进入20世纪时应为70多岁。 ] 的皇帝，人民的灾难还要继续一段时间。

　　包含着土耳其的衰弱、巴尔干的野心和奥地利的衰败的场面如果没有波兰的梦想就不完整了。当多瑙河沿岸的离心力在积储能量时，维斯图拉河两岸的向心力却保持着不灭的能量。著名的波兰王国的位置就在这里，虽然130年来一直被包围着它的三个军事帝国所瓜分，但它始终珍视自由并追求重新统一，还怀着动摇三个瓜分者的根本的希望。在隐蔽的华沙地下室安放着波兰国家的古老旗帜。2000万到3000万波兰人在三只帝国之鹰的魔爪下无依无靠，他们被牢固地编入三支傲慢的军队之中，相互敌对，随时都可能被迫兄弟相残。但他们等待着有那么一天，在三个帝国的废墟上，挥舞隐藏的旗帜，再次向日光致敬。这里有一个永不消失的梦。

　　03

　　奥匈二元帝国的虽已破裂，然而仍绷紧的制度，依然沉闷地围绕着这个年迈的皇帝转。弗兰茨·约瑟夫1848年在颁布处决令、戒严令和对起义的严厉镇压中登基。他遭受过各种国家苦难和家庭悲剧。其弟马克西米连在墨西哥被反叛的行刑队处以极刑。他的独子、王位继承人鲁道夫于1889年悲惨地自杀。他的妻子，在日内瓦的一个码头上，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用刀刺透了心脏。他发动的对外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他专心致力的国内政策也都是显然会徒劳无功的。1859年，索尔费里诺和马真塔这两个战役使他丧失了意大利北部。1866年的萨多瓦战役使日尔曼的霸权从奥地利转移到普鲁士。他曾与之鏖战的匈牙利在帝国的心脏坚持富有挑战性的分离主义。他永远不会承认波希米亚曾是伙伴，后者正在他的手掌中苦苦挣扎。

　　然而，这位皇帝不止是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国王爱德华七世去世时他已经在位60年。他75岁时不仅保养得好，而且精力旺盛。他走得了远路；他还能骑马；他最主要的娱乐是射猎野猪、熊和鹿。他曾坚毅地承受丧亲之痛。他妒忌其弟马克西米连；他不爱他的妻子，他与他的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不和，其中有的惹出了公开丑闻，按他的严格标准是绝不会宽恕的；他有礼貌地默认了其侄子、新的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存在；但他永远不会原谅他的恋爱婚姻。1905至1911年俄国驻维也纳使馆陆军武官马尔琴科将军，在其确实对历史做出了贡献的回忆录中说，他的同僚德国武官冯·比洛少校(德国前宰相之弟，后在比利时被杀害)谈过这位皇帝的麻烦：“他习惯于那样。一天工作中如不发生不幸，他就会感到乏味。”马尔琴科自己则说，弗兰茨·约瑟夫“把他的失败和挫折看成是对好运的献祭。”这位精明、有礼、执拗而无幻想的老绅士，在帝皇家里长大，从青年时期起一直被大量公务缠扰，对公务是否处理得当总是反覆自省。

　　在他在位的最后阶段，他差不多成了一部自动机器。他没有欢乐，事实上是心情抑郁，每天从黎明到黄昏准时地勤勉地完成日常事务。他通常早晨4时即起，穿一身天蓝色制服，在四周全是公文和卷宗的办公桌旁喝完咖啡。他希望晚上不迟于8时就寝。他对破坏这个规律的一切社交活动都深恶痛绝。不得不宴请宾客时，就至迟在下午五、六点钟开宴。没有这类安排时，皇帝在三、四点钟之间就进晚餐了，虽然维也纳通常的晚餐时间在八、九点之间。这位年迈的老人独自一人处于权力的顶峰，从那里时间的潮流一去不返，他品德高尚，是一位办事认真的公务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在岗位上忠诚地工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朝着正确的方向率先前进。

　　在帝国最后17年间成为皇室权贵的冯·马尔古蒂男爵对宫廷作过生动描写。弗兰茨·约瑟夫与一个奇怪的小圈子亲密无间地生活，小圈子由2个70多岁的随从武官组成——帕尔伯爵和博尔弗拉斯男爵，后者还是内阁军事方面的首领——还包括贝克伯爵，1906年时70岁，也许是皇帝信任的一位男友。这三人是权力中心周围的人。他们在弗兰茨·约瑟夫的大部分臣民出生前就在那里了。他们的一生一直为皇帝效劳。帕尔在年轻人的有力帮助下处理礼仪和很大一部分官员任命等一切大小问题。博尔弗拉斯主持宫廷军事领域的事务；但他常常考虑重要的政策问题，且不断提出他的建议，而且实际上在1878年最初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还提出过决策和计划。到1906年已效忠皇帝达50年的贝克，指挥和照顾他的敬爱的主人的一切行动和公开露面的事宜。他确切地知道皇帝对进行检阅、军事演习、视察军营或卫戍部队和每一种非政治的公开活动的喜欢程度。他研究皇帝的欲望和嗜好；他细心保护他的君主不受琐事的烦恼；他当然还就军事问题向皇帝提出过一些过时的意见，因为他当年曾任奥匈帝国军队的参谋长。

　　这些人就似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几位忠贞不渝的遗老，他们毫不偏离地围绕着年迈而头脑清醒的君主转，在这位君主身上集中了一个腐朽帝国的全部忠诚，以及对他的政治制度的所有的仇恨。

　　皇帝还有一个知心的女友。卡塔丽娜·施拉特是距维也纳不远的巴登的一位邮政局长的女儿，在19世纪80年代是一名出色的女演员。弗兰茨·约瑟夫羡慕她的美丽、妩媚和幽默。皇后欢迎她。她与宫廷有交往。30多年中她是备受皇帝宠爱的朋友。无论在舍恩布伦宫还是在伊施尔河，她不显眼的寓所总是近在咫尺。每天一大早，老人就经过一道便门离开皇宫，走过精心隔绝的小路，去与施拉特夫人共进早餐，她“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并而带微笑”，他们在间“有张铺着白布的餐桌，桌上安放鲜花的”老式房间用餐。在这里，他找到了平静、快乐和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这里不会给他要他准时处理的文件。

　　冯·施拉特夫人，如后来称呼她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都了如指掌。大臣、银行家、贵族和演员都感到同她保持联系是明智而令人愉快的。丘皮克说，“她是皇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环节。她是他的报纸；从她那里得知的比……从他的所有大臣合在一起得知的还要多；……他常常只有从她那里才知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在必须告知皇帝他的独子自杀或被谋杀的噩耗的那个悲惨的早晨，是皇后伊丽莎白先求教于冯·施拉特夫人，然后两位妇人一起透露这个消息的。这位在一定范围内有权奖惩的天才妇女，始终保持平民身份。她从不滥用地位敛财或扩大自己的权势。她和皇帝谈起国事时态度得体而谦逊。但她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她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事；他也总愿意倾听她说的切，仔细考虑她说的一切。宫廷大臣、礼仪和品行的指导人蒙特努福伯爵妒忌她的影响力，不断动脑子设法搅乱她和皇帝的关系，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这种交往是弗兰茨·约瑟夫的唯一幸福。他始终执拗地坚持这种友谊，直到最后。

　　当然，还得指出皇帝是一位顽固的守旧派。他认为老式的习惯和方法以及保守的世界观，是他的地位和帝国的复杂结构责令他保持的东西。他没有隐瞒他对革命的厌恶。他永远不用电梯，公开表示不喜爱电器，讨厌电话，为取悦英王爱德华才坐汽车，还反对乘飞机。我们根据优越的知识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在那些陈旧观点看来，还不能证明他错了。

　　1889年皇太子鲁道夫之死使皇位继承权转移给了皇弟查理，后者1896年之死又使它转移给了他的长子弗兰茨·斐迪南大公。 [ 原注：见附录一。 ] 这位法定继承人受过高等教育，想登上皇位。他是一位英俊男子，能力中等，爱好简单，举止不圆滑，有真诚的个性和坚强的意志。他从他的外祖父，即西西里的“炸弹国王”身上继承了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感和一种自认为不受人喜欢的性格倾向。据说他曾对他的参谋长说：“你通常企望，每个人都将证明自己是一个天使。……就我来说，我总是假定，我第一次看到的任何人都是无赖，以后，如果可能，我再修正我的看法。”

　　在普雷斯堡的弗雷德里克大公的城堡，他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大公希望他能与长公主结婚。但是人们逐渐怀疑引起他兴趣的是一位年轻的受尊敬的姑娘，一位受尊敬但门第不高的德国—捷克裔的女伯爵霍特克。在她的女主人伊莎贝拉大公夫人的盘问下，女伯爵霍特克以全盘否定对付这些谣传。在亚得里亚海边度假时，有一天大公夫人偶然拣到一个其主人不知不觉间丢失的小金盒。她打开小金盒，发现里面珍藏着弗兰茨·斐迪南的微小画像，上题“永远属于你的”。她认出这个小金盒通常是由女伯爵霍特克所系戴的。

　　转瞬间，这位女侍从官就被辞去了。这一结果震惊了奥地利全国。弗兰茨·斐迪南考虑到他已连累一位年轻小姐，使她丢脸并遭解雇，便听任自己的激情飞扬，他立即宣布他要和她结婚。已是耄耋之年的皇帝，本已打算让他的新继承人娶其子鲁道夫的遗孀皇太子妃斯特凡妮，据说感到极度震惊；维也纳震颤了；奥匈帝国哗然。人们设置了许多障碍，提出了许多论据，试图否决。弗兰茨·斐迪南推倒了这一切。他签署了一个放弃皇位赋予他的未来妻儿的所有权利的法令。如果有必要他准备放弃他自己的这种权利。举行婚礼是他一生中最盛大、最幸福和最隆重的事件。他们是恩爱的、生死永不分离的夫妻。

　　然而，守旧和更新的复杂情况搅乱了皇宫严格的礼仪。弗兰茨·斐迪南是最重要的人物，随着皇帝年迈，他必定要在帝国的军、政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而且几乎是支配一切的作用。有一把钥匙总能触动他关心之事，那就是给予他妻子的礼仪待遇，这对他是决定性的。匈牙利法律的宽大的原则只考虑婚姻事实，她的丈夫一继承帝位，她必定成匈牙利的皇后。但在奥地利，她的地位就低了，而且一直很低，在有男女出席的重大聚会上会出现令人难堪的情况。随着孩子们的出生，大公又感到了新的刺激。他对自己放弃他们的权利的誓言后悔莫及。“他想收回痛苦中发出的誓言，只有如此才能安心。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一誓既无理又无效。”为他的至爱者获得他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承认，成了他一生中的至高目标。女伯爵霍特克不断地煽动这种情绪。维也纳副主教对马尔古蒂说，“这个女人的野心是肆无忌惮的，而她的非凡才智将很快给她指明把她的野心转变成现实的途径。”

　　德皇 [ 原注：本书英文本为方便起见，称弗兰茨·约瑟夫为“Emperor”(中译本译“奥皇”)，称威廉二世为“Kaiser”(中译本译“德皇”)。 ] 威廉很快就拣到了这把显而易见的钥匙，正好开这把十分重要的锁。在结婚前，弗兰茨·斐迪南敌视德国人，恨德国皇帝，而且讲起他时更是指明道姓，比平常直率得多。但威廉二世忍了。他无论何时途径维也纳，总是对女伯爵霍特克特别注意。友谊很快就建立起来。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妻应邀来到柏林，受到尽可能高规格的款待。宴会上采用小圆桌，使得德国皇帝能安排女伯爵在其身边就座而又不违反规则。恭维话不绝于耳，招待热情周到。女伯爵霍特克是个娇媚的女人，和蔼可亲、有才能而又用心深远，很快就成了德国的坚定支持者。她谈到德皇时使用最尊敬最钦佩的言词。她已经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丈夫听她指挥。他已放弃他以前的成见，从1908年或1909年起两个男人成为密友。年迈的奥皇一直不赞成这桩婚姻，但由于岁月的重负使他精力日衰，他只得听之任之。其间，帝国陆军和海军的责任转移到皇储手中，尽管弗兰茨·约瑟夫及其旧式军事指挥机构抱有成见并进行了抵制，但陆军，尤其是炮兵，还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军队日渐德国化，装备了现代武器，任用年轻领导人。

　　在这些新的军队长官中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他的全称写在这里——步兵将军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男爵。1914年他的名字在国外还鲜为人知。即使在大战期间他的名声也仅限于军界之内。在法国、英国或美国收听战争新闻的激动的公众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他在这次世界大战及其起因中所起的作用，比哈布斯堡帝国6000万臣民中的任何人都大。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事实上是全部军队的司令官。他制订计划，他进行动员。参加了差不多所有的战役。他不只是尽了这些重要的职责。他既是一名军人，又是一位外交家，既是一位战略家又是一位政治家。据了解他的人说，他实际上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军人。他是一位参谋长，然而全神贯注于外交政策，他代表一种最危险的组合。鲁登道夫1917年做到的事，10来年前康拉德已经做到了。

　　康拉德生于1852年，是一位轻骑兵上校的儿子，在奥地利军队里，他的等级稳步上升。作为战术和军事训练的讲师和作家，他是那些进攻战的鼓吹者之一，但机关枪和铁刺网使这些鼓吹者的许多幻想都破灭了。1906年，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托付他改组帝国军队，委以平时和战时军中第一要职。康拉德在职位上清醒地认识到，帝国处于可怕的而且日益严重的危险之中，因而不敢苟安。他看到，帝国内受民族关系紧张的折磨，外受凶狠、饥饿的强敌的包围。俄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以及最主要的敌人塞尔维亚，在他看来似乎都在伺机扑向垂死的帝国，试图从它的身驱割去财富。俄国觊觎加利西亚；罗马尼亚盯着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谋求索还蒂罗尔和亚得里亚海岸；塞尔维亚渴望借助俄国的同情，为南部斯拉夫人建立一个伟大的王国。在康拉德看来塞尔维亚是其中最邪恶和最可恨的。不能否认，到一定时候，所有这些国家都会证明，她们是奥地利帝国的致命敌人，也不能否认，她们会全部入侵或威胁她们觊觎的省份；更不能否认，四国中有三国会达到她们的主要目标，如果说不是全部目标的话。

　　康拉德是作为军人研究这些战略问题的，他深信，如果他的国家的敌人联合起来，他的国家肯定要被毁灭。因此，他希望一个一个地打击她们。他说“我们必须利用最早的机会同我们的最脆弱的敌人算账……给以打击”。他主张，“一有机会就逐个彻底打倒敌人，以确保她们不会同时攻击奥地利”。他信奉先发制人的战争，深信奥地利能接连打败两个或三个敌人；首先是意大利，其次是塞尔维亚，如此等等。在近10年中，他不时地围攻皇帝。他的固执常常激怒他的主人，而他的忠诚和能力又为他赢得再次冒犯的机会。他终于能遂其所愿。真的是滴水穿石。

　　他的工作能力超过了他的体力。由于长期在蒂罗尔服役，习惯于山区空气，他在陆军部他的房内感到憋气。在严寒的冬季，他工作时要敞开窗户，这往往使来访的人招寒伤风。他对自己严厉，对别人更加严厉。他寻求艰辛和匮乏的环境，乐于使其部队吃苦。实际上，在战前一年的军事演习中，他对部队的要求非常严厉，以致大公都不得不表示异议。弗兰茨·斐迪南说，“没有必要教战士在和平时期去死。”这位又黑、又矮、又弱、又瘦的军官有一双敏锐并富于表情的眼睛，镶嵌在他那禁欲主义者的脸上，他生活方式朴素，对人对事无所畏惧，他对职务和皇帝尽心尽责，因忧国而消瘦，年复一年居住在欧洲火药库的中心，专管起爆雷管。

　　04

　　1879年俾斯麦组成的德奥联盟，到1883年把意大利包含在内时，扩大为三国同盟；但1887年德国与俄国签署的再保险条约解除了这个可怕集团的进攻特性。到俾斯麦故去后，由于泛斯拉夫情绪在俄国的增长和德国政策的愚蠢，最终产生了导致灾难发生的俄德之间的裂缝。从宣布俄法同盟的1892年起，欧洲在新的意义上被分为三国联合和两国联合的对峙。1904年的英法协定不仅结束了英法之间的争执，而且此后还促使英国更接近俄国。英国和这两个国家的逐渐联合削弱了使意大利与三国同盟联合的纽带。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任何明显或正式的变化。英国的大臣们仍然赞扬英帝国不参与欧洲联合，而意大利政治家则重申他们忠于三国同盟。不过欧洲均势已同时发生双重的变化了。不祥的20世纪的曙光照亮了德国和奥地利为一方、法国和俄国为另一方的明显的对抗。在这两个对立集团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此后，俄、奥在巴尔干国家的利害冲突沿着德、法之间过去无休止争吵的同一渠道涌出。阳光依然明媚，气候和煦；但在微风中有一股刺骨的寒气。

　　俄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影响了原有的对抗集团。开始时俄国人的失败以及英国与日本的联合似乎是致命地削弱了两国同盟；但德国国力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和摩洛哥问题上的纠纷又把各国拉回各自的主要联盟。法国和德国都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占有了大量殖民地，英国征服并吞并了布尔人共和国。这几个大国都在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北非海岸积极地建立她们的势力范围。法国考虑到英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给予的支持，放弃了在埃及的权利和利益。但德国，不顾英法协议，坚决拒绝满足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要求。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由于英国幽灵的出现，以及她巧妙的干预，德国几乎陷入孤立，只有奥地利一个盟国支持。

　　为实现和平和达成国际协议所作的努力并不少。但无论是1907年的海牙会议还是其前的1899年海牙会议，根本都不是真正的和平会议。这些会议对维护和平所作的贡献——也许除了建立海牙法庭——几乎微不足道。它们主要致力于制定战争规则，然而即使在这方面它们也没有成功地制定出经得起现实考验的法规来。这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特定方面的做法，引起了各国参谋部的深思，并激起很多疑虑。我们自己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很多准备工作，其由来就是海牙会议的模棱两可的话，这就迫使我们决定我们自己应有什么样的政策，并步入战备工作中尚未探索过的领域，探索前景。

　　这些旧世界的组织控制不了无情的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加重了德国已经在承受的负担，原有的重压是因德国的扩张和野心以及腐朽的奥匈帝国的所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引起的。从此时起，两个中欧帝国有了共同事业，每一方必定成为另一方目标的不加区别的护卫者。她们已经联盟；她们现在紧密结合。她们现在锁在一起了。自诩忠诚的奥地利指望德国的力量作为她生存的手段；有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军队的德国知道奥地利是她唯一的朋友。有了这一罪恶的、致命的堕落，人类的和平和文明就取决于交替折磨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与恢复的痉挛过程了。有关阿尔萨斯—洛林的争执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新展开。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海军对抗被从未看见过大海的民族的激情煽起。今后，欧洲的光荣和安全将悬挂在它的最薄弱的环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