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需部·第四十七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6—1918·第三》

出自————《战争通史》

　　01

　　1917年7月16日，首相邀请我参加新政府。他提议我或者在军需部供职，或者赴新设立的空军部上任，有一个附带条件是，如果我选择后者，他下午在政府必须要对人事重作安排。我立即表示宁愿去军需部；我花了许多周折才决定下来，现记述如下：

　　翌晨宣布了对我的任命。引起当时习惯于用敌视眼光看待我的那些人的呼喊：保守党联盟全国联合会委员会立即提出抗议，一个有影响的工会会员代表团觐见党的领导人表示强烈不满。然而劳合·乔治先生已经以其习惯的耐心作了充分准备。诺思克利夫勋爵受命前往美国进行解释和安抚。爱德华·卡森爵士和斯马茨将军都是热心的拥有者。政府组建时曾成功地阻挠我进入政府的大臣们也不是原样不变；有的事先得到了抚慰，其余人皆表示默认。一直是我知友的博纳·劳先生给他的代表团一个很生硬的答复。我以明显多数重新当选为邓迪区议员，毫不拖延立即走马上任。没有时间制订计划，我便立刻开始制造武器。

　　军需供应的内部状况，英国行政部门的整个结构，实际上已经和20个月以前我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与我任海军大臣时的情形相去更远。在大战初期——实际上几乎到1915年年底——英国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机构可能的需求。舰队和陆军需要的任何东西，只须及时并按足够规模订购即可。主要困难是要扩展眼界看到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战事规模。夸大狂成为一种美德。的确，生产军需供应品的数量过去几乎需要或计划加上一位零或两位零，才是立功之举。现在一切都变了。三年的战争差不多投入了国家的整个力量。各种军需生产已经以极大规模进行，全岛就是一座兵工厂。劳合·乔治先生规划的大型国营工厂刚刚开始运作。与工会关于减轻劳动强度的最早纠纷已被克服；几十万妇女正在制造弹壳和引信比战争前大多数技工更为价廉质优。英国工业界最干练人物作为国家公务员云集在军需部所在的旅店。昔日军需供应的涓涓细流，现在已经流入持续上涨的大河。

　　尽管如此，激战前线的需求迅速而轻易地吞噬了所能生产的一切。我们正面临既迫切又显然无法满足的需要；现在我们能力极限终于开始暴露。

　　我在1917年秋天所面对的军需生产主要限制因素有四个，即船舶(吨位)、钢铁、熟练劳动力和美元。其中最后一项因美国加入协约国其尖锐性有所降低。我国已经卖出了10亿英镑的美国证券，而在做出此项重大举措之前，我们已为我们和协约国购买粮食和装备负上沉重债务。1917年初，我国在大西洋彼岸的信贷实际上已经告罄，美元急需的形势现在有点减轻，在其他情况下本要完全关闭的大门现在部分地打开了。美元和加元的购买力的限制还是制约了各项计划的安排。

　　船舶的短缺非常尖锐。由于德国潜艇战造成的损失，各战场陆军的需求，粮食和英国贸易需要运输的物资，各协约国的需要，美国对海上运输不断增高的希望，所有军需原材料需要进口，因而我国商船运输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在此期间船舶吨位数成了限制我国生产的因素。钢铁紧迫性仅次于船舶吨位，而且是军事努力的直接的衡量标准。大英帝国的钢产量已经差不多翻了一番。和平时期本来无利可图的矿山投入了积极的生产。但是我国重要依赖西班牙北海岸提供的铁矿，所有输送铁矿的船只要走常常沉船的危险航路。此外，我们还用极有限的从美国和加拿大借来的美元购买成品钢材和各种半成品的弹壳铸件。

　　军需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编制。自从其创建者劳合·乔治先生晋升更重要的职位之后一年过去了。继任其职位的两位天才大臣蒙塔古先生和艾迪生博士应付了所有出现的需要，肩负起一个责任又一个责任，增设了一个又一个的“署”和“科”，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在凭经验和无秩序的创立时期就采取的中心组织形式。一切重大的和诸多次要的决定仍集中在大臣本人。我发现由1.2万名官员组成不下于50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有权与大臣直接联系，并要求他就十分复杂相互联系的问题做出迅速的一连串决定。我立即着手工作，划分和分配这一危险的权力集中。

　　根据新的制度，部属50个署合并为10个大组，各由一人主管，此人直接向大臣负责。这10个大组的负责人组成一个类似于内阁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赋有双重职能：一，管理他们的大组；二，普遍关注部的整个事务。他们必须形成“委员会意识”，而不要把他们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特殊范围。每个大组用一个字母来代表。“D”代表设计组，“G”代表枪炮组，“F”表示财务组，“P”表示自动推进武器组，“X”表示炸药组等等。以不同方式组合这些字母，可以正确组成适合于处理任何特殊主题的委员会，而事务产的总体运作则由合作或“控制”委员会牢牢掌握。组成委员会的“精通业务者”由文职人员中的坚强骨干协助工作，我为此从海军部调来老朋友威廉·格雷厄姆·格林爵士和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于是，我们立即开始进行首创精神、干劲、能力和发挥实际经验的竞争；加上高标准的要求、高标准处理日常事务和办事方法，这些是文职官员的特长。

　　缓解立见成效。我不再受到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压力。我手下10名委员中的每一位，都能够就其所辖范围的事务做出最终的重大决定。委员会每日会议使各委员相互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并熟悉部的总计划；同时，委员会制度能使特殊问题迅速得到了结。一旦整个组织运转起来，就再不需要有所改变。我毋须徒步披荆斩棘，只要轻松自如地骑在一头大象身上；象鼻子可以同样不费吹灰之力拾起一根小针或者连根拔起一棵大树；从象背上登高望远，一览无遗。

　　我将自己工作局限于布置和调整任务，决定特殊供应的重点和优先，全面理解战事计划和开创具体项目。有了5个月新制度的经验之后，我能说，“我实际上总是不加修改地批准委员会报告。我记得几乎很少改动一个字。我从头至尾全神贯注地审阅每份报告，审核对问题的决定，我知道，即使我本人亲自对问题进行两整天的研究，写出的报告也比他们所提交的要远为逊色。

　　在军需部，我同我经历前所未有的最庞大最有力量的工作班子一起工作。部内云集了全国最懂业务的精英，为了共同的事业全力以赴和无私忠诚地工作。其主要人员皆是由于战争需要而蓬勃发展的行业中的业主人士，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是为数甚巨。他们为了军需完全放弃了只要继续作为私人承包商必将可望滚滚而来的巨大财富。他们效力国家完全为了荣誉。他们心甘情愿地看到他们自己行业中地位不高的同行积累着巨大的财富，扩充事业的规模。在为王国政府效力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对立；委员会委员的地位及其一般前景为他们所珍视。根据职位条例，整个权力集于大臣一身；但实际上委员会拥有真正的集体责任。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他1919年度的最后一篇公文中写道，“至于物资，直至1916年仲夏，大炮供应状况才接近于满足进行重大战事的需要。在整个索姆河之战的过程中，大炮弹药的消耗必须予以最大的关注。在1917年的历次战斗中，弹药充足；只是大炮供应状况是不断焦虑的原因。只有在1918年才有可能进行枪炮战，除了运输问题之外，毋须作任何限制考虑。”

　　我用这些篇幅自豪地详述了军需部委员会在供应领域取得的不寻常成就，这不是占他人的功劳为己功。它首先归功于劳合·乔治先生，军需部大多数能力非凡的人士都是他招集的，他创办国营工厂的远见卓识为后来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功劳也属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初创伊始打下军工生产的基础；全国军民永远感谢他们忠诚、机智、不倦的创造和努力。

　　02

　　我重新参加政府时，英军正处于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的前夜。经过长期准备向梅西讷山脊的进攻，于6月7日准时执行并获得成功，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进一步计划是从伊普尔方向向奥斯坦德进攻。这实际上是1914年对约翰·弗伦奇爵士有极大吸引力的肃清沿海一侧敌军的那些想法的复活，只是规模庞大，方法有所不同。在凯默尔山和比利时战线之间调集了40个师。弹药堆积如山，大炮数量空前规模的集中以支持进攻。英军司令部一如既往对决定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他们也一如既往得到了威廉·罗伯森爵士和陆军部参谋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进攻的敌军阵地无比坚固，敌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延绵起伏的帕森达勒—克莱尔肯山脊被德军发挥全部科学力量与才能筑起了防御工事。地面密布钢筋混凝土碉堡，不久便被称为“药丸盒”的牢固机枪掩体架满了机枪，外边有带刺铁丝网，最密集的炮轰也难以穿透。敌人防线后的铁路交通与支持英军攻击的铁路交通相比，如果实际不处于优势，至少也旗鼓相当。一个德集团军已调集在鲁普雷希特王子的麾下，它是任何时候守住阵地所需兵力的3倍；接替和取代疲惫部队的各项措施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荷兰铁路线源源不断地供应水泥用碎石，精心设计的层层防线继续建造。

　　除了寄希望于决定性的胜利之外(离英军战线越远，越不知情；对决定性胜利的希望成了情报部的绝对信心时，对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就迫切)，总司令部还列举两点理由作为重新提出对兵员严峻需要的根据。第一，尼韦勒将军的4月攻势失败以后，法军处于衰竭休眠状况；第二，为了削弱德国潜艇战或使之瘫痪，攻占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尤为重要。第一条理由言过其实。法军无疑在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实力，但是伤亡统计表显示，1917年法军使德军遭受的损失几乎与英军使德军遭受的损失相等。削弱德国潜艇战的理由是完全荒谬的。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对于潜艇战的价值，误导了黑格及其参谋部，其严重责任在于英国海军部。这两个港口固然是便于德国潜艇出没于英吉利海峡的前哨基地，但它们对潜艇战来说决非必不可少。潜艇完全有能力绕过不列颠岛屿，且一次可在海上逗留一整月，它们从设于易北河、威悉河和埃姆斯湾的本土基地启航，几乎与从遭受重创的比利时前哨港口出发一样容易。德国整个潜艇战是以德国本土军港为基地的，从来没有依靠任何别的地方。事实上，在1918年5月，即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均被我海军封锁后的那个月，德国潜艇击沉船只数实际比公开宣布潜艇战和潜艇非常活跃的前一月有所增长。无论这一错误论据对黑格—罗伯森发动一场新攻势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它肯定会起阻挡首相和战时内阁的反对意见的作用。它似乎将军队投入了反潜艇的斗争。它混淆了问题，它模糊了讨论的意见，它麻痹了疑虑，它压倒了谨慎的决定，为悲惨而无效不平等地虚掷勇士生命扫清道路。

　　在东南战场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也采取代价极高和非常艰辛的政策。热马尔帕夏所率的土耳其军驻守加沙，在沙漠与海边之间的深沟高垒中，它成功地抵挡了艾伦比指挥的英军；这支军队是从埃及沿铁路和水管线历尽千辛万苦开赴前线的。这一障碍于次年克服。然而与此同时，派遣一支部队在土耳其军后方登陆的明显策略，威廉·罗伯森爵士认为太危险和不切实际，拒绝考虑。

　　如我在前面提到，在我参加政府之前，首相经常同我无拘无束地讨论战争局势。我刚一就职，他便让我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与尼韦勒将军一起梦游和幻觉消失后，他又回到读者所熟悉的那种观点，即反对在没有必要的优势或手段的情况下在西线寻求进攻。德国潜艇击沉舰船的顶峰似已过去。如果对陆上的希望是受了欺骗，那末对海上的担心也是胡说。劳合·乔治先生现在满足于在主要战场等待美军的到来。他希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当年所剩日子里保持积极防御并养精蓄锐。其时，英军和法军的几个师在巴勒斯坦的活动和对意大利的增援，可能对土耳其和奥地利的作战产生重大结果，且无论如何也不会付出过多伤亡的代价。起初，战时内阁大多数成员都持有这些总的见解。但是在正确思想与正确行动之间有一道鸿沟。威廉·罗伯森爵士和在他指挥下的陆军部参谋部，不停地强烈要求立即进一步做出军事努力。他们的坚决主张在内阁赢得了几位拥护者。整个6月份一直进行讨论。最后首相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黑格—罗伯森同盟。他以充满忿恨的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了。支持意大利的计划放弃了，到7月第3周，罗伯森从内阁取得并向黑格传达了“全心全意”支持帕森达勒进攻战的保证。 [ 原注：罗伯森，《军人与政治家》(Soldiers and statesmen)，第2卷，第249页。 ] 待到我有机会获悉实情为时已晚。决定已经做出。我的唯一希望就是限制其后果。7月22日，我提出了如下忠告：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

　　十分感谢让我见到这些非常令人关注的文件，随函将文件一并奉还。从广义而言，我赞同斯穆茨的意见。不过我同阁下一样，为必须对重开西线进攻的军事要求做出让步深感遗憾。两军旗鼓相当；若有不同的话，则德军实力更强，他们有更多的后备军和充足的弹药。敌人的防线筑有无穷系列的工事，敌人具有各种充沛的潜能与设施，加上地形的巨大天然困难，这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已时近7月底，即使赢得三四仗梅西讷那样的胜利，到年底西线的局势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不过很清楚，没有任何人力能阻止这一已做出决定的尝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使成功和“重大结果”有一个界限，指望这个界限使攻势打了一二仗之后能做出新的决定。依我之见，此种界限必须包括三项条件，即订立目标；订立遭受的伤亡的界限；以及第三(非常重要)，任何两次攻击之间需要有停顿的时间。这样，参照上两个事先安排的指标，将有可能看清(譬如说在6个星期的战斗之后)，在隆冬来临前是否真正有取得“重大结果”的希望。

　　关于东线，真实情况令我们关注。应该从萨洛尼卡(前线)抽调英军或英法联军6个师的兵力置于热马尔所率部队的后面。此举将迫使那支部队投降，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全部协约国军，包括艾伦比的军队在内，可望于翌年春腾出来，去意大利或法国作战。

　　首相竟然拟将驻巴勒斯坦英军的指挥权交给斯马茨将军。经深思熟虑之后，斯穆茨答复说，他愿意接受此任务，但有一个条件，即应允许他派充足的部队登陆以切断土耳其军的交通。考虑到这个方案尚有障碍，他谢绝了上述指挥权。随后物色到另一位军事领导人艾伦比来担任这个职务，此人的品格和能力，在没有大规模水陆两栖军事行动援助下，足以担当驱逐并最终摧毁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队的任务。随着对艾伦比的任命，巴勒斯坦的整个形势迅速改观。尽管他反复要求得到无法给予的增援，审慎地申诉他面临的困难，艾伦比还是以小股部队成功地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联合行动，以出色的计谋打败由热马尔率领的、法金汉充当顾问的土耳其军队。10月最后一周在佯攻加沙同时，他以两个步兵师进行突击，用骑兵与骆驼骑兵作大回旋运动猛攻贝尔谢巴。就这样攻占敌军的沙漠一侧，他连续向东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进攻筑有坚固工事的土耳其军防线。11月6日夺取加沙，1万名土军被俘，至少毙伤相同数量土军；强有力的追击打开了为英军进一步提供军需的雅法港。由此占有了沿海区域、一个新基地和另一条较短交通线，艾伦比挥师北进直指耶路撒冷，继续驱赶土耳其第7和第8集团军，并危及其第4集团军的最终退路。1917年12月8日，土耳其军在400年的腐败占领后放弃了耶路撒冷，英军总司令在当地居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该城。他在这里相当奥妙的形势下度过了冬天。他整编部队；明智地鼓励阿拉伯人起义，起义队伍以劳伦斯惊人的品格为中心发展起来，准备在春季展开更大的行动。他率领不超过15万人的兵力，将德国人指挥的17万人土耳其部队逐出了在普莱夫纳斯耗费数年艰辛劳动构筑的坚固阵地，并使敌人在人员、枪炮和领土方面都遭受严重损失。

　　对这些损失微小、战绩辉煌的军事行动，无论如何称赞也不为过，这些军事行动永远是可能运用的灵活机动战术的战场典范。尽管如此，其结果仍不能使总的问题简单明朗。相反，因为打开了一项不可能影响主战场胜负的、但却有竞争性利害的关系，总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于远征军不断涌向巴勒斯坦，人员、武器弹药的运输工具严重枯竭，必须采取更迅速更大规模的行动予以制止。在此期间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一样，牵制土耳其的真正检验标准是攻击应迅速短暂而具有决定性质。在遥远无关的战场进行持久和不断扩大的战争，无论是像在萨洛尼卡那样的软弱无力，还是如同艾伦比率军在巴勒斯坦那样势如破竹，都与远见卓识的战争方针不符。但在较短时间内冒较大风险，这么做不但更为安全，而且付出的人员和物资代价也要小得多。不应该忽视控制海域的优势。当艾伦比在加沙抓住土耳其军时，如果在海法或其他地方向敌军身后的海岸发动了一场策划已久的突袭，而且假若敌人唯一赖以生存的铁路在9月份被一支6—8个师的新增部队所切断，那末在叙利亚的战争本来会一下子结束。军需物资的东流本可自2月起停止；全部驻巴勒斯坦的英军便可用于应付在法国的极度危险。但是在巴勒斯坦犹如以前在加利波利一样，东线和西线两派的思想冲突，使内聚力涣散，产生了无补的折中办法。如果将足够的军队派往东线，那会形成危险的兵力分散，而且从未有一次得到迅速的结果。当时享受海军强国这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特权的岛国人民的战略家们，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竟完全未能使这样一支海军为进攻出力，这对子孙后代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

　　在实战中将会看到，鲁登道夫1918年的进攻，于一日之内便使艾伦比为春季战役精心制订的全部计划烟消云散。不下于60个战斗营连同许多炮队仓促撤出巴勒斯坦去堵3月21日的炮眼；直到两个印度师于8月份从美索不达米亚抵达之前，其元气大伤的部队一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居然巧施计谋攻占了德拉、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并在停战之前摧毁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和非军事势力的各种残余；这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03

　　与此同时，英军对帕森达勒的进攻显露了其暗淡的命运。猛烈的炮火使地面成为一片焦土，同时炸毁了德军的战壕和普通下水道。凭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惨重的损失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几处微小的缺口。6个星期里我军推进最远点为4英里。不久大雨从天而降，弹坑遍野的巨大战场成为一片令人窒息的恶臭泥浆，人、畜和坦克在泥海中挣扎并无望地消亡。可以穿过这片泥沼的几条小路遭到炮火的不停射击，络绎不绝的运输车队坚忍不拔地彻夜通过这些小路。向唯一保存的通道上的英军野战炮和中程炮提供弹药，十分艰难，以致我方运输工具大量成直线聚集在通道边上。因此不可能有任何隐蔽，德军的反击炮火造成了我炮兵和大炮的严重损失，并杀死了几乎所有牵引大炮的马匹。

　　尽管未攻占阵地令人失望，但关于德军遭受惊人伤亡的传闻却给人宽慰。切不可低估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和忧虑。这一点有鲁登道夫承认的真相记录在案。这种猛烈的连续攻击动摇了敌人的基础。但是德军遭受损失的规模总是要小得多，他们常常只将极少数的部队投入激战，他们一直是损失一个人要消灭两个人，每让出一寸土地都要使对方付出高昂的代价。

　　10月份，首相作进一步努力以求结束这场战争。他甚至召来亨利·威尔逊爵士和弗伦奇勋爵进入商议圈子，担任独立于参谋部的内阁“技术顾问”。我们天真地让这一传闻由罗伯森本人公布。 [ 原注：同上书，第2卷，第256页及后续部分。 ] 我们被告知，弗伦奇勋爵“在26页文章中用24页的篇幅”批评黑格—罗伯森战略战术，然后弗伦奇建议我们，应该“处处采取守势，仅采取那种有益于有效防御的行动；等待美国兵力的展开；同时依靠严厉的经济战削弱敌人。”在正式与外界顾问相商中，首相明显地想要帝国参谋长辞职。这没有立即办到，内阁不准备提出这一要求，结果只造成互不信任。

　　佛兰德的战争继续在进行。新的步兵师源源不断地替换那些受到重创的部队。大雨滂沱、泥海漫漫，然而总司令的意志力和军队的纪律依然是可战胜的。付出无法估量的牺牲之后攻克了帕森达勒。但是在远处，在更远处，克莱尔肯的碉堡群依然完好无损，不可接近地耸立着。8月过去了，9月过去了，10月也远远过去了。佛兰德的隆冬无以复加的严峻形势紧紧笼罩着恐怖的战场。人流不停地从伊普尔的梅嫩山口涌出。尽管大炮射击得很快，大炮后面的弹药补给得更快。甚至在10月，英军参谋部仍在计划并发动进攻，且坚信能达到决定性结果的目标。直到11月底才承认最终的失败。

　　不能说“军人们”，也就是参谋部，没有自作主张。他们将前景暗淡的实验做到最后。他们从英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他们把英军的人员和大炮同时消耗到了毁灭的边缘。他们是在不顾最直截了当的警告、不顾连自己也无法解答的论据的情况下这样做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根据坚强信念行事；而威廉·罗伯森爵士则严重地随波逐流。他担有主要责任，并引咎地说：“我不仅是一名顾问；我身为全体英国陆军的专职长官，正如黑格是驻法英军司令一样。全军期待于我，整个帝国期待于我，我要尽力不要求他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让他们处于不必要的不利地位。” [ 原注：同上书，第1卷，第188页。 ] 他于6月23日又说，“在极力主张继续推行一项他(首相)严重担忧的计划方面……我本人的责任……不小。” [ 原注：同上书，第2卷，第247页。 ] 最后(罗伯森9月27日对黑格说)，“我个人的观点您是知道的：除了西线以外，在所有战场我都一直主张‘防守’。但是困难在于，现今俄国已经退出战争，如何证明这样做是明智的。我承认，我坚持推行原计划是因为我看不到任何较好的办法，还因为我的本能驱使我坚持，而不是因为我有可以支持我这样做的有说服力的论据。” [ 原注：同上书，第2卷，第255页。 ] 用这些话来为近40万人的牺牲辩护是可怕的。

　　与此同时，为了帕森达勒的缘故却忽视了意大利的后果，这一后果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意大利的卡波雷托灾难始于10月24日。德军6个师采取夜行军迅速调至伊松佐河隐蔽在前线后面的深山峡谷中。这些部队和冯·贝洛将军的到来使大批奥地利军增加活力。经山路发起的一次巧攻夺取了一处关键性的阵地；巨炮和毒气弹的突然狂轰，继之德军率先从各重点并沿全线发起总攻击，加上意大利防线内部失败主义宣传的影响，在12小时以内造成了卡多尔纳将军的军队的决定性失败。夜幕降临时一百多万意大利军队全面撤退。大部分军队分崩离析。三天里，20万人被俘，1800门大炮被缴械，长途跋涉的撤退尚未完成，沿皮亚韦河向西80英里意大利防线还来不及重建，80多万士兵已因死、伤、病、俘、逃亡而失踪了，主要是脱离了部队。这一惊人的灾难需要由英国和法国立即予以全力补救。

　　当可靠消息抵达时，我正在肯特郡的家里休息。首相打电话要我立即驱车前往沃尔顿·希思处。他把电报拿给我看，连措词谨慎的电报也显示这是一场极大的失败。正当我军在帕森达勒大量流血和法军从尼韦勒的攻势及其令人不安的后果中渐渐恢复之际，要求为意大利调遣大量军队的前景是不受欢迎的。首相以他惯有的适应力做出了反应。几天以后他启程前往拉帕洛，他已事先建议在那里与法、意政治和军事首脑举行一次会晤。这次，由两位西线最成功和最有经验的指挥官，法约勒将军和赫伯特·普卢默爵士所率法军5个师和英军5个师以最快速度经阿尔卑斯山下的隧道，从11月10日起开始在意大利前线出现。假如这些部队早几个月派遣，那末，即使意大利协约国军的攻势没有取得重大战果，但可以肯定，事态也会循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

　　意大利民族的伟大使人回想起坎尼之战以后的时期闪烁的光辉。“失败主义”在国民决心的烈焰中化为乌有。尽管意大利遭受的损失巨大，但是自卡波雷托之战以后意大利付出的努力比在大战早期要大得多。无情的惩罚恢复了军纪；热情的后备队和志愿者的加入，各部队的编制重新满员。但凡此一切皆耗费时日，因此有几个月时间意大利的命运仍处在紧急关头。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局势：意大利北部可能完全被日耳曼军队蹂躏；意大利有可能被迫退出战争，瑞士战线的发展可能对法国产生重大影响。所幸“凡事皆有其极限”，无论如何成功的攻势也会因他们占有太多土地而损失其最初的力量。

　　如果德国从一开始就准备从已经消失的俄国前线撤回的12—14个师增援其最初的进攻，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是一个大可令军事研究者久久深思和很有价值的问题。但是鲁登道夫正在酝酿另一些更大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结果表明，这个计划对他的国家是灾难性的。策划1918年庞大的德军进攻一事紧紧压在他的心头。进攻意大利不过是“小事一椿”，或许相当于“波美拉尼亚的掷弹兵掷骰子”，但意大利绝不应不接受经典理论的指导作用，与这一极强大的敌人作最终实力较量。然而拥有4000万人口的第一流强国意大利如果在此时脱离协约国事业，这将是一起较之德国1918年3月21日的全部胜利具有更加深远意义的事件。压倒意大利并获得全面的和平，依然为同盟国提供了最可靠的希望。对帕森达勒继续加压将发挥影响德国军事思想的作用，这是英军指挥部正确的然而不充分的主张。英军用于进攻的资源几乎不会耗竭，英军有克服超常困难的能力，英国有不屈不挠的指挥官和一往无前的军队，德军防线累遭摧毁，德国资源——相当于我们的一半，但仍十分惊人——的耗竭，凡此种种原因迫使鲁登道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西线。但愿上帝不要让我们的牺牲——总之没有必要，也不成比例——徒劳无益！

　　我必须请读者离开这些深奥的问题回到我正在叙述的当前局势上来。当务之急是由法国和英国最大限度地将意大利重新武装起来。11月8日我前往巴黎秘密会晤卢舍尔和意大利军备部长达洛利奥。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们的资源剩余如此之少，我们的需要求又是如此迫切，而意大利的豁口扩大了供需的差额。在那些艰难的日子，过度紧张的各协约国不是宽容地看待战场上的失败。我们都先后经受过这样的情况——用礼貌来遮掩内心的轻蔑和同情，但又难消怨恨。在此，我要向意大利军备部长的尊严和冷静的勇气表示敬意，对他在这样的形势下知道如何赢得全体与会者的尊敬表示赞赏。

　　04

　　正当帕森达勒进攻战在困境和屠杀中告终时，突然在康布雷对面的英军战区打响了一场性质与以往战争中完全不同的战斗。破天荒第一次有效地运用了确保突袭成功的机械化的手段。博拉斯顿在报导中指出，此次战斗驳斥了“说我们在法国的军队1916—1917年间领导方法落后，无才无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等等这种拙劣言论” [ 原注：《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1卷，第15章，第283页。 ] 。他认为，这次战斗是科学的创新与勇敢战术融合为天才军事计划的最佳范例。但是这个计划，其根据的思想、方法甚至武器，差不多两整年来都对英军高级指挥部形成巨大的压力。康布雷的进攻计划产生于最初的坦克构想，正是为了这样的进攻才发明了坦克。

　　图34、康布雷战斗，1917年11月20日至12月6日。

　　2 Div.s 2 Cav.Div.s，2个师和2个骑兵师；3 Div.s，3个师；4 Div.s，4个师；7 Div.s，7个师；A de Bourlon，阿德布隆；Bapaume，巴波姆；Cambrai，康布雷；Canal in Tunnel，隧道运河；Cantaing，康坦；Cavanagh，卡瓦纳；Dec 6.，12月6日；Flesquiires，弗莱斯基雷；Gonnelie，贡内利厄；Gouzeaucourt，古佐库尔；Hennecourt，埃内库尔；Holdane，霍尔丹；Le Catelet，勒卡特莱；Masnieres，马尼耶尔；Miles，英里；Nov. 21 evening，11月21日晚；Nov. 20 morning，11月20日晨；Peronne，佩罗讷；Pulteney，普尔特尼；Scale，比例尺；Snow，斯诺；Villers Gluslair，维莱格卢斯莱；Woollcombe，伍尔科姆。

　　相当数量的、而且数量不断增长的坦克已在英军前线投入战斗，其构想于1916年在索姆河战役中已不谨慎地暴露给敌人。在坦克兵团指挥部，促使坦克战计划的初始战术思想得到了而全面的发展。坦克兵团一直未获准将坦克投入实战。仅少量地使用它们作为步兵战和炮战的辅助手段；有人指责坦克冒密集的德军炮弹的爆炸在弹坑累累的战场上打滚，或者在帕森达勒泥泞中动弹不得。从来不曾给予机会考验它们的设计，考验它们的特殊战斗力，它们是为这种战斗专门设计的，在这种战斗中它们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马克西将军率领的军团在帕森达勒小规模战斗中正确地使用了少数几辆坦克获得成功，这或许是坦克军的契机，摆脱了长期受到英军司令部的错误处置而陷入的日益不利地位。无论可能是什么原因，事实依然是：“在坦克军参谋部头脑中持续酝酿了近三个月的方案，而且预先已经为之作好准备的方案，得到了批准，日期定在11月20日。” [ 原注：富勒上校，《大战中的坦克》(Tanks in the Great war)，第19章，第140页。 ] 一切必要条件终于都具备了。坦克将在尚未被炮弹炸翻的地面上对尚未准备迎击进攻的战线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突袭！单由坦克展开进攻。指挥该军、敢于负责的朱利安·宾爵士下令：在坦克实际投入战斗之前，英军大炮不得先发一弹，连校准目标的射击也不许可。第一次将进攻的功绩在实际上是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让给了坦克部队的炮战方案，以显示该方案制订者的最高荣誉。

　　周密准备的坦克军方案的目标如下：“在没有任何类型炮火掩护下于数小时内完成对4层战壕系统的穿透。” [ 原注：同上书，第141页。 ] 有近500辆坦克可供调遣。坦克军司令埃尔斯将军在对其部下的特别命令中写道，“明天，坦克军将获得期待数月之久的机会——向前冲击当战斗的先锋。”

　　坦克军史学家(富勒上校)说，“进攻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坦克向前推进步兵紧随其后，敌人极度慌乱，那些惊恐中未及逃离战场者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即举手投降。……至11月20日下午4时，就坦克军而言，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战斗，在战术上大功告成，因为没有后备部队，所以不可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 原注：同上书，第149、150页。 ] 在11月份一个短短的白天里，整个德军战壕系统有6英里宽的防线被穿透；俘敌1万人，缴获大炮200门，而英军损失不超过1500人。这位参谋声称，“值得注意的是，协约国军队在西线的任何一次突击，在攻占阵地和战果上都没有较此次康布雷战斗更丰硕，尽管战斗的设计范围有限。” [ 原注：《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392页。 ]

　　但是，倘若如其所言，何以以前不实施坦克战？何以不更大规模地用它作战？我们不要求英、法军事领导人具有较高的天才，此时坦克的各种可能性已为研究坦克问题所有的人清楚了解，我们只希望伟大的军队的可尊敬的长官们有眼光和有理解能力，有理由问，为什么类似康布雷那样的战斗不能在一年以前进行，或者更理想的是，为什么没有三、四起类似康布雷的战斗同时在1917年春季展开。如果实际上同时在三、四处突破敌人防线就有可能在50英里的战线上彻底击溃敌人；那时有可能实现我军的全面推进和打破可怕的僵持局面。

　　但是有人会说，这些断言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多实际困难，没有考虑到经验是缓慢积累的，研究需要无限精炼，以及必要的训练和组织。譬如说，到1917年春能制造出3000辆坦克吗？坦克驾驶员能从前线抽调出来吗？坦克兵的战术训练能在战线后方在不与敌人接触的状况下完成吗？能够保密吗？在战线后方的大规模准备难道不会被敌人发现吗？针对所有上述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总部人员拿出为准备战争——包含旧式进攻——所耗的精力的十分之一，拿出为迫使政府勉强批准这些进攻所使用的影响力的二十分之一，拿出这些进攻中损失的兵力的百分之一，本可以在1917年春季以前轻易地解决上述全部问题。至于德国人听到这件事，例如，他们获悉英军正在后方模拟战壕大规模地用履带式装甲车进行实战演习——他们知道了又有何用？鲁登道夫在1916年9月得知关于坦克这一真正的幽灵并非传闻或无可怀疑的消息之后，那又有什么用处？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忧郁和欣慰的是，如果说英、法军队司令部在当时全是近视的话，那末德国中最有能力的军事家就是瞎子。事实上这些高级军事家都属于同一学派。只不过黑格至少沿新的途径走得快一些远一些，因此，他虽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但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对本章的整个论点来说，有必要继续详述康布雷战役的这些方方面面。既然我将1915、1916和1917年协约国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概指责为毫无必要的、代价惨重的、策划错误的军事行动，那末我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这些还能做什么呢？针对这一问题，我要指着康布雷坦克战回答：“本应这样做。”应当有多种变通办法，坦克战应当规模更大、方案更佳；只要将军们不满意用勇士们的胸口去抵挡机枪子弹，想一想那时进行的残酷战争，本来早该这么做了。

　　关于康布雷坦克战，唯一尚待指出的是，最初的成功远远超过了第3集团军参谋部的预期，所以没有作好适当的准备去扩大战果。快速前进的骑兵自然不久便受到了狙击手和机枪的阻挡，因此除了第一天的收获外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一部分德军防线后的铁路便于敌人迅速集中，在我军胜利后的十天里，德军发动了一次十分强有力的反攻，重新夺回了大部分被占领的阵地，这回轮到他们俘虏我军1万人，缴获大炮200门。此次反攻中，敌人首次运用了由小量优秀机枪手或战壕迫击炮手的“渗透”战术，该战术不久便更大规模地使用。因此为康布雷敲响的胜利钟声，被断定为时过早，于是在英、法、意、俄和巴尔干协约国前线，1917年在一片沮丧中结束，仅从艾伦比挥师耶路撒冷的刀光剑影中得到些许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