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介入·第四十五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6—1918·第三》

出自————《战争通史》

　　“鉴于德意志帝国政府已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人民屡屡采取战争行动，因此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在联席会议上决定：兹正式宣布美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处于由后者强加给美国的战争状态；总统特此授权和指示运用美国全部海、陆军和政府资源进行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为使战争胜利结束，美国国会特此保证提供国家的全部资源。”

　　01

　　1917年初的显著标志是发生了三起惊人事件：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美国的介入和俄国的革命。这些事件加在一起构成了战争的第二次大高潮。这二起事件的先后顺序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俄国革命发生在1月而不是3月，或者如果德国等到夏季宣布无限制潜艇战，那就不会有无限制潜艇战，因而也没有美国的介入了。如果协约国无望地面对俄国的崩溃，得不到美国介入的支持，似乎可以肯定法国在当年就要失败，战争就会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换言之，以德国的胜利告终。如果俄国少维持两个月而德国又多忍耐两个月，那末事件的整个进程就会彻底发生变化。依照这一顺序，我们辨认出命运女神的脚印。必须有俄国的忍耐或德国的急躁才能确保美国的参战；两者皆做到了。

　　德国的彻底失败，归因于三大主要错误：决定经过比利时进军不顾将英国引入战争；决定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不顾将美国引入战争；第三，决定使用省出进攻俄国的德国部队，于1918年在法国进行最后的猛攻。如果没有第一个错误，他们本来可以在一年之内轻易地打败法国和俄国；如果没有第二个错误，他们本来可以在1917年满意地媾和；如果没有第三个错误，他们本来能在默兹河或莱茵河上设牢不可破的防线与协约国军队对抗，在保持自尊的条件下媾和，以减少屠杀。所有这三大错误都是由同一股势力犯下的，那就是扼杀德意志帝国的扩军备战的那股势力。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权力支持德国扩张的德军参谋部应为所有三大致命决策负责。由于过分发挥用以建立统治的聪明才智，许多国家及其人民坠入了毁灭的深渊。

　　无论争论持续多久，交战国之间在德国潜艇战的是非问题上绝不会取得一致看法。德国人从来不明白，将来也永远不会理解，其敌对国和中立世界是怎样怀着恐怖和义愤看待潜艇攻击的。他们真诚地相信所有强烈抗议不过是矫饰宣传。海事法和惯例已很陈旧，它们是在数世纪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在个别事例中时有违反，但基本上在国与国间许多激烈的战争中仍有其重要性。即使在公海上抓获一艘敌国商船，对俘获者也是有严格约束的。将中立国船只变为战利品的行为，震惊了国际法的整个历史。但是在虏获一艘船只与击沉一艘船只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海上中立国船只的俘获者，依照沿用已久的惯例，必须将所虏船只带进港口交由战利品法庭审理。任意将其击沉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而将其击沉又不为船员提供安全，任由他们在救生艇上自生自灭或溺毙海中，这在所有航海国家看来是令人憎恶的行为，除了海盗，迄今绝没有人蓄意这样做。因此，航海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荷兰、挪威和美国，认为对商船，特别是对中立国商船进行潜艇战是十恶不赦的暴行。船只已经破碎沉没，攻击一方的船员的恶意听任无助的商船船员们让无情的大海吞噬，这确实是丑恶的。

　　不过，德国人是海上新手。他们几乎不在意这些航海的古老传统。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死亡都是一样的，都是结束人的生命，只不过痛苦有大有小。难道给海水呛死比被毒气闷死更加可怕？或者在救生艇上饿死比在“无人地带”因伤处腐烂苟延残喘更加可怕？英国的封锁把整个德国当作被围困的堡垒，试图迫其全部人口——男女老少、伤者、健者忍饥挨饿至屈服方休。假定与潜艇战类同的后果发生在陆地而不是海上，假定美国人和中立国人把大量粮食和炮弹运进德军炮火下的军事区域，假定知道他们的护送部队要通过某些道路奔赴前线，那末谁会有片刻的犹豫不去连续攻击压倒他们，并把他们从地面炸飞呢？谁会因为村镇中聚集了手无寸铁的非战斗人员而迟疑不向敌人开火？如果有人进入了炮火的射程以内，他们就得碰运气了；那末为什么这个道理就不能用于鱼雷战？为什么大炮杀死出现在前面的中立国人员或非战斗人员为合法，而在海上鱼雷杀死同样的中立国人员或非战斗人员就是骇人听闻的暴行？划分这两种情况区别的道理在哪里？政策可能布置设计好的圈套，但是在逻辑上其思路是清晰的。是的，无论什么人进入我火力之内阻碍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有必要，我一定将其击毙，不分陆地和海洋。这些就是德国海军参谋部的思想。但是中立国所持观点与此截然相反。

　　德国向商船最初发动潜艇攻击是出于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粗犷和精力充沛的个性。我们已经知道他最初军事努力的命运。1915年2月4日，他宣布自2月18日起“在环不列颠群岛海域以内发现的每艘协约国船只将被摧毁，故不可能避免对其船员与乘客造成的危险，”进入该战区的中立国船只亦将招致危险。当时，可供提尔皮茨调遣的适用潜艇不超过20—25艘，其中仅三分之一即7—8艘可同时出动。考虑到英格兰诸岛交通之频繁与港口之多以及我防卫措施之有力，我们认为这种攻击的效果对我国的贸易量将肯定是比较无关紧要的。于是我立即宣布，我们将对由德国潜艇造成的商船沉没数，连同进出英国港港口的船只数每周予以公布。结果证明我们的自信是完全正确的；到1915年5月，提尔皮茨如此微弱的力量阻止海上贸易的失败已昭然于天下。

　　新的海战激起的中立国的愤怒和美国的威胁性态度，连同这种海战实际造成的无足轻重的后果，在“卢西塔尼亚号”和“阿拉伯号”沉没后，使德国皇帝、宰相和外交部都坚信提尔皮茨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予以限制。因此，德国潜艇的行动受到接二连三命令的限制和动摇政策的阻止，到1915年秋，潜艇战完全停止了。过早暴露这种战争手段的实力不足对英国大有帮助。自1915年初英国海军部在我的指挥下立即最大规模地研究各种对抗手段。小型武装船只的建造与改装在速度上增加了许多倍；竭力装备武装商船；完善伪装船——此后更多称为神秘船；针对潜艇攻击进行防卫的各项科学设施成为不断试验和生产的目标。德国最早的潜艇攻击奇怪地失败了，但是已经开始研究的对抗它的手段，在整个1915年和1916年由贝尔福先生及其主持的委员会继续全速进行。我们的最后获救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危险明显消失以后的仍在作努力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1916年春，提尔皮茨重新向德国宰相施加压力，要求获准恢复潜艇战。他调集了所辖全部兵力准备向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起攻击。法金汉将军被说服了。海军上将冯·霍尔岑多夫热情高涨。提尔皮茨在1916年2月的备忘录中写道：

　　“立即无情地依靠潜艇武器有绝对的必要性。任何继续拖延采用无限制潜艇战将给英国进一步研究海军和经济防卫手段提供时间，最终给我们造成更大损失，并使快速成功化为泡影。潜艇战开始得越早，成功就实现得越早，英国以消耗战打败我们的希望也就破灭得更快更惨。如果我们打败了英国，我们也就折断了敌人联盟的脊梁。” [ 原注：冯·提尔皮茨，《回忆录》(My Memoirs)，第2卷，第419页。 ]

　　1916年2月23日，提尔皮茨肆无忌惮地觐见皇帝并要求做出决定。德皇毫无疑问了解各方面正在向他和宰相施压，乃于3月6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并有意把提尔皮茨排除在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宰相，法金汉和霍尔岑多夫；结果决定无限期延缓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实际上已经发布的于4月1日开始的潜艇战的命令取消了。提尔皮茨立即要求辞职，这一请求于3月17日获准。然而海军参谋部和舰队司令舍尔把潜艇战保持下去。1916年春季有约50艘合适的潜艇用于潜艇战，而上一年为20—25艘。

　　可见提尔皮茨只有不到20艘潜艇投入连续作战。考虑到英国对抗手段的进展，绝无理由相信这个稍大数量的潜艇会给我国的海外供应造成严重紧张。但是除了可使用的50艘潜艇之外，列入德国1916年财政年度正在建造的不下于157艘。当这些潜艇在1917年初竣工时，问题第一次显得性质严重。1915年2月使用25艘潜艇进行攻击是荒唐的；1916年2月50艘潜艇发动的攻击也会轻易地被击败；但1917年2月200艘潜艇的攻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如果提尔皮茨发挥几乎超人的远见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至少准备好200艘潜艇之前不发动对商船的攻击，同时不刺激我们作反潜准备，那末谁也说不准结果将会如何。所幸补救措施与危险俱增。德国潜艇威胁的范围日益庞大而可怕，但是

　　“对于最后将造成危害的早期疾病，人体抵抗力会随它的发展而发展，随它的增强而增强。”

　　到了1916年年底，在严冬给予交战国的喘息时间里，德国领袖们疲惫不堪地审视着这死气沉沉的情景。尽管法金汉决定置东线于不顾，向凡尔登发动进攻遭到灾难，德国还是挺了过来。她在凡尔登使法国人血流遍野；她在索姆河顶住了英军的攻势；她修补了勃鲁西洛夫造成的破坏；她甚至还有力量打败罗马尼亚；她还捧着胜利的奖杯走出这一年的混乱。但是吓人的危急、与日俱增的压力、资源的枯竭、前线的紧急、民众受封锁的钳制，所有这些压力沉重地压在德国领导者的身上。在西线，协约国正准备在春季实施更可怕的打击；俄国的抵抗并未削弱，甚至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在重振旗鼓。但是200艘德国潜艇已经首次准备就绪，它有可能用这些潜艇饿毙英国，即使出现与美国交战，也能“折断协约国的脊梁”吗？提尔皮茨写道：

　　“如果我们在德国能够预见俄国的革命，或许我们就没有必要把1917年的潜艇战看作最后依靠。但是在1917年1月还根本看不到革命的迹象。” [ 原注：同上书，第2卷，第442页。 ]

　　11月和12月期间，德国宰相和陆、海军头目们的不休争论令皇帝痛苦不堪：——德国现有200艘潜艇，是否值得1.2亿美国人横渡大西洋；不列颠不但称霸公海是否也控制他们海面下的水域，讨论这一令人痛苦的问题，紧张程度超过了罗马与迦太基战争的转折点！

　　毫无疑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承担做出决定的责任。提尔皮茨已不复在职。他甚至争论说，实施无情潜艇战的时刻已经过去，并略带犹豫做出评论说，“为时已晚”。但是德军司令部早已改变立场，认为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充分运用潜艇这一武器。他们认为鲁登道夫是一位无所畏惧的参谋长，最大的冒险总是对他的思想产生明显的魅力。年迈的陆军元帅赞成或者说采用他的决定。他全力以赴反对宰相。海军将领们插话，许诺能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文职力量感到局势已经对己方不利。他们所作的和平表示遭到协约国毫不客气的拒绝。那年的最后一周兴登堡与贝特曼—霍尔韦格之间措辞强硬的电报往来标志德国宰相抵制军方的终结。宰相随即于1月9日表示投降。在历史前面能为坚持正确主张而下台对他会更好些。谁也不能怀疑他的信念，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信念是对的。从此事态开始了新的进程。

　　02

　　的确，命运之神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待俄国那样恶毒。俄国之舟于港口在望之际沉没了，它实际上挺过了狂风暴雨，然而突然之间一切付诸东流。它做出了一切牺牲，历尽了千辛万苦。正当大功告成之际绝望和背叛攫取了指挥权。

　　长期的退却停止了，军需品的匮乏局面改观了；武器源源而来；更强更多更好装备的军队在防守漫长的战线；健壮的男子挤满了补给站。阿列克谢耶夫统率陆军，高尔察克指挥舰队。此外，现在不需要采取艰难的行动，只要维持现状；只要对德国伸展的遥远的防线施加沉重的压力；不需要特别行动就能将对方已经削弱的兵力牵制在前线；一句话就是持续下去——这便是俄国摘取全面胜利果实要做的一切。1916年底，鲁登道夫审视当时的局面时说：

　　“尤其是俄国，组成了实力强大的新编制，师缩减为12个营，炮兵连减至6门大炮；多余的四分之一的营和每个炮连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大炮组建新的师。这一改组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 原注：鲁登道夫，《我的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305页。 ]

　　这实际上意味着俄帝国为1917年的战事集结了比她参战时规模远为庞大、装备更为精良的军队。3月份沙皇安然在位；俄帝国及其人民巍然屹立，前线安然无恙，胜利可以保证。

　　人们指斥沙皇政权是愚蠢和腐败无能的专制政府，这是那个时代浅薄的流行观点。考察一下她与德国和奥地利30个月的战争就会纠正这些模糊的印象，并揭示主要的事实。根据其所承受的打击，根据其所经历的灾难，根据其所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力和根据其恢复的能力，我们便可测定俄帝国的力量。在各国政府中，当进行重大战争时，其国家首脑无论为谁，都被认为应对失败负责，但成功证明其正确。无论是谁付出辛劳，谁策划指导战争，最高负责当局都要为战争结果受指责或赞扬。

　　为什么这一严格的检验标准就不适用于尼古拉二世？诚然他犯过许多错误，但是哪个统治者没有错误？他既非伟大领袖亦非伟大帝王。他只是个忠实而纯朴的人，能力平平，性情善和，毕其一生对上帝的忠诚的信念支撑他的日常生活。但是最高决策的沉重压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在最高层，那里所有问题都简化为“是”与“否”，在重大事件无力解决和不能理解的地方，他必须给予回答。他所起的就是指南针的作用：战还是不战？前进还是后撤？向右还是向左？民主化还是牢固控制？放弃还是坚持下去？这些全都是尼古拉二世的战场。何以他从中得不到荣誉？俄军1914年为拯救巴黎忠诚发动进攻；因弹药匮乏被迫撤退承担着压在心头的痛苦；徐徐重新集结兵力；勃鲁西洛夫获得了胜利。俄国进入了1917的战争，她不但没有被打败，反而实力更强大了。难道其中没有他的一份功劳？尽管错误多而严重，但他主持的以他为象征的政权，他个人的品德给予这个政权充满生机的火花，此时正为俄国赢得战争。

　　他行将被打倒。一只黑手，最初带上愚蠢的手套，现在伸出来干预了。沙皇退位。给予他和他的所爱通通非伤即死，贬抑他努力的成就，诽谤他的行为，诋毁他在别人心中的印象；但是且慢，请告诉我们另有何人堪当此任。谁或者什么组织能够领导俄罗斯国家？智勇双全的人，有雄心和勇猛的人，大胆和有威严的指挥者——这些全不缺乏。但是没有人能回答决定俄国生命和声誉攸关的几个普普通通的问题。正当胜利在握时她轰然倒地，像古代的希律王一样被蛆虫活活地吞噬。但是她的英勇行为并非徒劳：身受致命重伤的巨人，及时拼尽临终前的力量，将火炬向东 [ 法郎注：地球是圆的，从俄国远东出发向东也可以到达美国西海岸。 ] 越过大洋传递给了长期犹疑不决的新的提坦，现在他站起来慢慢地拿起武器。俄帝国于3月16日崩溃，美国于4月6日参战。

　　03

　　在德军最高司令部的所有严重估计错误中，没有哪一项错误能与其不理解与美国交战的意义相比。这或许是愚蠢地将战争政策单独建立在计算物质要素基础上的最突出的例子。1.2亿有良好教育的人民有科学武装，拥有无法攻击的世界即新大陆的丰富资源；他们的战争努力，是不能以他们现在可以使用的受过训练的士兵和军官、铸成的大炮和战舰的数量来衡量的。认为他们能被称为潜艇的机械武器永远打败，这正证明对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里固有力量的无知。仅仅寄希望于他们不会及时地抵达战场的概率，来抵消世界上最大(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敌对军事努力，这是多么的草率！强令饱受战争创伤的、疲惫不堪的和在人数上已处于劣势的英勇的德国人民与这个新参战的强大的无情的对手作殊死搏斗，这是多么艰难！

　　没有必要夸大美国给协约国提供的物资援助。凡可给与的都毫不吝惜地尽快送达，无论是人员、舰只还是资金。但是早在美国的物力作为决定性的甚或首要因素送来之前，战争已经结束；它是在两百多万名美军踏上法国国土而告终的。倘若1919年仍有战争，则将有大量美军继续参战，这个数字到1920年很可能高达500万人。与这种潜在力量相比，请问占领巴黎有什么价值？至于德国机械化的希望所在的200艘潜艇，依然有英国海军对付；在此期间，海军在占压倒优势的战列舰队保护下，保持有3000艘以上的武装舰船在海上巡游。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人力在打败德国当中实际上使用的并不多，例如仅有数万德军败于美军之手；但是美国参加协约国的士气效果的确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战争已经持续将近三年，所有最早的交战国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对交战双方来说，远在不断变动的双方接触线后面的其他危险之大，也不亚于战线的危险：俄国已经屈服于这些新危险；奥地利正在解体；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正日益衰弱；德国本身甚至在全面交战状态中被迫承认其人民享有意义深远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和选举权；法国处于绝望之中；意大利差不多快要进入毁灭；甚至在不动感情的英国，人们眼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目光。突然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亮出了它的旗帜，站在已经是较强的一方；突然之间，长期以法官姿态出现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被投入战争，不，是她自己投入战争的。在这一新的实力增强中忘记了俄国的丧失。失败主义运动在一方被压制，而在另一方正如火如荼兴起。两种对立的状况遍及各交战国的每个角落，一方认为“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另一方认为“全世界站在我们一方。”

　　美国历史学家们或许将相当详尽地向后世确切地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参加世界大战，他们为什么不在早些时候参战。此前美国商船就已被德国潜艇击沉过；乘坐“卢西塔尼亚号”丧生的美国人人数与宣战前不久被击沉的五艘美国轮船上的死亡人数相等。至于协约国的整个事业，如果说它在1917年不错，那末它在1914年不也是同样好吗？美国在长期等待后到1917年才站出来自有其充分的重大政策理由。

　　协约国对德国义愤填膺，战争打得精疲力竭、血流遍野、濒临死亡，目视大西洋彼岸大国的态度冷漠、审慎、超然，感到惊讶，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英国，对美国回避战争的态度难以理解，那里的法律和语言本是两国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但是如此理解问题有欠公平。美国并没有感到任何直接危险，时间和距离妨碍他们对事物的最低洞察力。从事和平职业的人民大众，正抓住时机开发他们继承的尚未开发的大陆资源，专心致志于国内的生活和政治，受悠久的宪政传统的熏陶回避外国的纠纷，他们的思想兴趣领域与欧洲人的迥然不同。世界正义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但是请问，美国人对世界正义问题的局势有何责任？这个问题，协约国设身处地想一想，不是也一样简单吗？将无数赤手空拳的民众千里迢迢投入这样一场争斗的狂暴中心，这种责任不可怕吗？真正的奇迹是，一切阻碍参战的因素都被克服了。应该对那些从不怀疑、从一开始就洞察必然途径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美国具有严格的宪法，其政党机器具有巨大的规模和力量，选举行政长官和代表有固定期限，因而美国总统较之任何大国首脑在战前拥有更大的独断专行的权力。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兴趣和环境多种多样，48个主权州的立法机构的安全阀功能，造成全国舆论集中的困难，除了固定的大选时期外，联邦政府拥有不受舆论左右的特殊的独立性。很少有这样的现代政府，它几乎不需要关心在选举中被击败政党的意见；更无一个政府让它的最高行政长官(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党领袖)具有如此直接的个人权力。

　　国王或皇帝登基的世袭继位事件平均每隔25年发生一次。在此漫长期间，以及在他即位前的一生中，君主的品质和气质需接受其臣民的考察，在此期间各政党和各阶级往往能对君主个人行动设法进行考察和反考察。在权力责任由首相承担的有限君主政府中，国家的选择领导人通常落在生活在公众之中的政治家身上；他们而且又是立法机构的成员，在任期内继续对国家负有责任。但是美国选举规模非常宏大，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任何终身政治家要成为成功的总统候选人越来越困难，虽然还不是实际上不可能。政党首领们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落在个性鲜明、美德堪称风范的杰出公民身上，这些人从未深深卷入政治或政府圈子之中，因此他们没有那种好斗性与焦虑经历所养成的仇恨和错误。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的热情和理想所选出的优胜者，他常常对国家事务缺乏经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推上了眩目的卓越地位。政党斗争中厮杀得污迹斑斑的老手们，在多次激烈的内部争论后，挑选了一位无可指责的、令人尊敬的人物，由他来高擎党的旗帜。他们为他制定纲领和政策，如果在竞选中大功告成，便把他推上国家的最高职位四年，在此期间赋予他直接的行政职能，这种职能的实际重要性堪称全球之最。

　　凡对重大问题作概括一样，前段所述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例外。但是威尔逊总统不在这些例外之列。在他的全部优点与不足中，在他的崇高品质与瑕疵中，尽管他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只担任过短期的州长职务，但是对于1912年使他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大人物来说，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知晓的深不可测的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更是神秘莫测。出于崇敬的心情谈论他，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在可怕的善恶大决战时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美国的行动，取决于他的思想与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因素。他对决定世界各国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较之任何其他人都无可比拟地更加直接。

　　正因为如此，豪斯上校的《回忆录》特别令人感到兴趣。这位总统的真实面目透过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他深居简出，生活与尼古拉二世一样的简单和节俭，除友人与侍从外都闭门谢客，但对他们十分宽容。高居国会之上，内阁仅仅是他的工具，从不受公共生活“铁匠铺”的锻炼和锤打，以美国宪法规定的“经常反复思考的首要原则”为指南，伍德罗·威尔逊这位高不可测、睿智的、其判断影响亿万人民生命的法官，永远是一座高耸入云发人深思的纪念碑。

　　首先，他自始至终是一位政党人物。他的主要忠诚献给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那个伟大的政治组织，同时他真诚地坚信人类的最高利益有赖于该组织的持续繁荣。我们看到美国参战高潮中的他，当联邦不分阶级、不分政党毫不吝惜地将一切奉献给当时政府的时候，他运用自己的正常的职权毫无顾虑或者没有明显的自省为国会中那些民主党的代表们获益。在他执政时期，从来没有因政党间仇恨把那些暂时性牺牲强加在欧洲国家身上，增加它们的危险。战时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尽可能集中在当时各级官员和政党机器手中。此种情况令那些送儿上前线、自己大量捐钱表现了高度爱国主义热情的政治反对派滋生憎恨；一俟战事结束，这种憎恨证明对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希望是极其不幸的。其次，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美国人，一位有学者风度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真诚地厌恶战争和暴力的人。大西洋彼岸的欧战压力和美国政策的所有内部压力相互起着强烈的作用，这种作用落在他内心的容易调和的个性上。面对四大连贯的难题使他绞尽了脑汁。如何确保美国不介入战争？如何赢得1916年的总统选举？如何帮助协约国打赢这场战争？和最终大战结束后如何统治世界？

　　如果他对欧战中正义在哪一方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对他执行自己的使命会大有裨益。像德军挺进比利时或击沉“卢西塔尼亚号”等重大事件的意义，于敌于友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件事都表明，要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直至打出一个最后结果，这种前景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也实际上影响她的安全。如果德国获胜和作为强国的法国与英帝国的同时消失，经过一段时间后，爱好和平而未武装的美国人民必受强权主义的无限威胁；日耳曼帝国在其胜利之后的年代里，在陆上和海上势必比美国强大得多。她在对日本关系上能容易地处于比美国有利的地位。在此种形势之下，日耳曼帝国对南美洲命运的看法，美国就不可能有效地抗拒。因此，无论如何美国需要大规模地扩充武装力量，迟早一定会爆发一场美国突然发现只有自己在孤军作战的新冲突。

　　然而在战争的头两年半期间，威尔逊总统并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去琢磨德国无限使用武力的问题，更未考虑德国获胜的最后结果。因此，他并不觉得美国的利益从开始就卷入了欧洲的战争。他怀疑和抑制由比利时的沦陷或“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在他胸中升起的愤怒情感；他没有真正发现美国人民的天性。他低估和轻视了美国人民支持协约国这深厚和崇高的感情。直到亲自向国会发表著名的战时咨文时，他才明白在众多纷杂的美国民意中，过去与现在国民占主导地位的意志力之所在。直到此时他才自信与深信向前迈步；直到此时他才以不逊色于任何协约国政治家的言词重中协约国的事业；直到此时他才向美国人民宣告，根据他的判断世界正义在哪里，和他们自己的生命和物质利益濒临什么样的危险。

　　德国战争头目不顾一切行径的后果，最终无路可逃。1月31日，德国将其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的意图照会了美国。2月3日，美国发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出境护照，召回驻柏林代表，总统向国会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威尔逊先生还有另有措施。他绝不相信德国继宣布其意图之后不会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2月26日，因为担心德国的攻击，美国航运实际上受阻，这迫使总统要求国会授权武装美国商船。2月26日，一艘美国船只被击沉，8名美国人溺毙。与此同时，英国情报局查明，德国外相黑尔·齐默尔曼已经指令驻墨西哥的德国公使，一旦德国与美国交战，德国即与墨西哥结成同盟，并向墨西哥人抛出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美国领土作为诱饵。这份文件还论述了拉拢日本对付美国的种种可能性，3月1日美国政府将此文件公布于世。3月期间，4艘美国船只被击沉，12名美国人丧生。4月1日，“阿兹特克号”被击沉，28名美国人溺水身亡；2日威尔逊总统经国会授权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总统被步步紧逼，走投无路。他一反自己最珍视的希望，一反自己最严重的怀疑和自己最根深蒂固的倾向，在30个月的大屠杀中他所说所做和所说未做的一切完全归于徒劳。在此情况下，他被迫才发出他所担心的和厌恶的信号。他自始至终都处于美国人民感情的真正主调之下。在他们的政策后面有合理的解释和大量的论据，而所有的解释与论据必须尊重一位力求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战争的毁灭和恐怖的政治家的动机。但是没有办法把他1917年3月以后的言论与他以前发布的方针调和起来。他1917年4月采取的行动本可以在1915年5月付诸实施。果真如此，那末可以减少多少屠杀，免除多少痛苦，什么毁灭，什么灾害，早就可以避免；多少家庭今天就不会留下空着的座椅。胜败双方都注定要共同居住的这个破碎世界将是多么不同！

　　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一切有了定局。曾经指责战争不过是“一场醉鬼的打闹”，“没有胜利结局的和平”，但4月2日这些引起创痛的话去哪里了呢？在骑兵卫队的马蹄声中，总统来到参议院；他向国会和全人类宣读咨文。他最终宣告协约国事业之正义性的著名阶段开始了。

　　“各种各样的船只，无论挂的什么国旗，无论涂有什么标志，无论装载什么货物，无论驶向什么目的地，无论执行什么使命，都被无情地送到了海底，既不发出警告更不考虑时船上那些人给予救助或怜悯，友好中立国家的船只连同交战国船只全都一样。甚至医院船和给比利时痛失亲人的人和患者运载救济品的船只，尽管后者持有安全通行证穿过由德国政府自己指定的航区，且有准确无误的识辨标志，都同样毫不留情不讲原则地被击沉了。……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陷入危险，和平与自由受到威胁，原因是存在有组织军队支持的独裁，而军队完全受独裁意志所控制，而不是由人民的意志所控制。……一定要使世界秩序对民主政治是安全的。……一定要使人们认识到正义比和平更为宝贵，我们将为我们一向扎根于我们心底的理想而战——为了民主，为子民们争取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享有发言权，为了弱小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为了将和平与安全带给所有民族并使世界最终实现自由，为自由人民一致争取的普遍正义而战。”

　　众议院对此宣言立即做出反应，4月6日决定正式宣布战争状态。“为了胜利结束战争，美国国会特别保证向国家提供一切资源。

　　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这一号召都得到了响应和服从。义务兵役法这一铁的法律，受到大多数人口参与的、互相制约的社会的有力肯定，立即得到统一舆论的拥护，谁也不能抵挡这一潮流。和平主义、无动于衷、坚持异议在前进道路上被扫除，并在凶狠追逐下消灭；缓慢积贮起来的过去受抑制的愤怒吼声如今压倒了喧嚣中一切不和谐的叫嚷，美利坚国民立即拿起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