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第三十三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5·第二》

出自————《战争通史》

　　01

　　新政府在5月26日首次召开会议。从一开始它作为进行战争的工具就显露出诸多缺陷。原来的大臣为其政敌让出位置，这样做不是由于功勋，而是迫于压力。新大臣们则对其前任的工作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假如他们以前就一直负责这些工作，他们毫无疑问也会犯    下稍稍有点不同的类似的错误。保守党人对首相没有什么信任可言。实际上，他们辩论最起劲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应不应该同意他留任政府首脑。劳合·乔治先生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家，其行动曾迫使联合政府的建立，可是在他成功之后却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特别虚弱。他将财政大臣的职位拱手让给麦克纳先生，却在主要是他创建的新内阁中，发现一批极度厌恶他政治历史的保守党头面人物。保守党下议院领袖博纳·劳先生原先很有可能觊觎这个显赫的位置，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受私心的影响，但他的朋友们一直为此感到痛惜。上一届政府在处理有关战争的重大事务时只需要征求四五位大臣的意见，而现在至少要与十几个人商讨，这些人权力大、能力强、个性突出，而且都坚持自己的主张。

　　于是处理公务的过程变得极度劳累烦人，尽管真诚的爱国主义与忠诚精神能纠正这些弊端，但是其总的结果却必定令人失望。那些知多识广的人要为过去辩护；那些没有战争责任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每逢讨论一件大事至少会出现五六种不同意见，每做出一个实际行动的决议都要经过一场漫长的、离题的、令人劳累不堪的讨论。最常见的情形是大家辛辛苦苦熬了很长时间，最后达成一个谁都不满意的妥协方案。与此同时，毁灭性的战争却在无情地大步向前发展。

　　虽然没有了实权，我仍受到新内阁的礼遇。我仍坐在基奇纳勋爵左手的老座位上。我被提名加入一个有9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名称是达达尼尔委员会，它实际上就是先前的战时会议。我受推举起草关于海军和整体局势的报告，海军部为我提供整理和核对事实的各种便利条件。也要求基奇纳勋爵从陆军部的角度出发向新内阁提交同样的报告。这些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完毕。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安排新任大臣们熟悉内部和中央观点，以及初步理解政府掌握的一些机密和特殊情报。舆论表明日益赞同执行达达尼尔宏大计划，基本上与我对军事问题提出的看法相吻合。然而，直到6月7日下午达达尼尔委员会才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首相、基奇纳勋爵、兰斯多恩勋爵、博纳·劳先生、贝尔福先生、寇松勋爵、塞尔伯恩勋爵、克鲁勋爵和我。

　　劳合·乔治先生虽然也是委员会成员，但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从那时起有几个月时间他一直埋头于军火生产，并将全部精力投入这项工作。

　　委员会郑重地讨论伊恩·汉密尔顿爵士5月17日电报中提出的增援要求。基奇纳勋爵以最坚定的语气宣布，赞成以最大力量进行达达尼尔战役。他声称，除了低地本土师之外他还要再从新军中抽调三个师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低地本土师已在政府更替之前奉命出发。他说如果放弃进攻加利波利半岛，他将不同意再对战争行为承担责任。委员会不仅宽慰而且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明确的指导方针，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以下是记录下来的会议结论：

　　1、将新第一集团军剩下的三个师派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并准备在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发起进攻。

　　2、调派下列海军舰只，这些舰只比德·罗贝克中将指挥的军舰具有更好的防潜艇攻击的性能：

　　“恩底弥昂号”和“忒修斯号”(刚刚安装了防潜船腹的“埃德加”级轻巡洋舰)；4艘装备有14英寸大炮的重炮舰；6艘装备有9.2英寸大炮的重炮舰，4艘装备有6英寸大炮的重炮舰，其中一艘随后派去；4艘小型护航舰；2艘“E”级潜艇，目前已在途中；4艘“H”级潜艇。

　　由此可见，由新的海军部委员会和新的战时会议决定的海军措施从原则上说与先前我竭力推动执行的、费希尔勋爵辞职前的政策是一样的，只是范围稍有扩大。然而，有关陆军行动的决策要比基奇纳勋爵迄今为止赞同的规模大得多。除了计划中分别在5月17日和5月30日派出的两个师之外(其中一个师已经出发)，又增加了两个师；在派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4个师中有3个师是新军师，当时人们认为这支部队比本土师要优秀，这种看法或许并不公正。

　　达达尼尔委员会6月7日会议的决议在9日送交内阁；围绕着达达尼尔宏伟计划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应该偃旗息鼓以“减少损失”的这个基本原则，出现十分激烈的辩论。实际上辩论范围超出了达达尼尔委员会决议中达到的整个过程。然而，内阁的看法总体上说是明显地与委员会一致，最后内阁同意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增派三个师。

　　然而，内阁中的意见自始至终分成了两派，虽然这种分歧并不以党派划线，却像是党的分裂，因而在达达尼尔作战行动后期的每一阶段引起严重困难。假如首相掌握着或者能够得到完全的权力，假如他能够在5月份和6月份不受打搅或干扰地行使这种权力，我相信，根据日常对事务的了解，他本来会采取的措施，即使在这个阶段也能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联合政府成立那天起，权力就分散了，决策有了分歧，每一项军事决策必须通过玩弄手腕、拖延时间与耗竭精力的同样过程，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只有下议院讨论一项引起尖锐争议的财政预算时才会发生。谈论这些事实，目的并不是提出指责，因为大家都怀着同样真诚与良好的意愿，而只是解释事态发生令人沮丧的转变。

　　6月19日，我们最终做出了使宏伟计划取得成功所必要的决议。为什么不在接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5月17日的电报后48小时内做出这个决议，而要拖到6月7日和6月9日才作决议，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可以解释。做出决策所必需的一切事实在5月17日那天我们已经同样掌握了；所有的部队都已同样准备就绪，所有的论点也都已同样表露无遗。原因与敌人无关，完全是由这个国家统治工具出现混乱造成的，这使我们永远丧失了两到三个星期。

　　结果是严重的。时间是首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说，两栖部队的力量只有在严格的限定时期内才能发挥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和突击性。进攻能否取得突然、迅速和猛烈的效果，这完全取决于敌人在特定时期内的准备状态。一方采取一次行动，另一方就会采取反行动相抗衡。在这样的交锋中，力量与时间几乎同等重要，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划上等号。丧失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约就等于丧失了一个师的兵力。2月份3个师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加利波利半岛。3月18日以后需要用5个师才能占领半岛。到了4月底用7个师也不够，需要用9个师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7月份可能需要11个师才足以达到目的。等到8月7日用14个师的兵力可能证明力量不足。更有甚者，一次延误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对加利波利半岛的下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日期取决于两个因素：新部队的抵达时间以及月亮的状态，后一个因素较为次要。我们认为在一个新的登陆点突然登陆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最易实现。因此，如果错过了7月份的月黑期，我们就必须等到8月份的同一个时期来到时才可以采取这种特殊形式的作战行动。据达达尼尔委员会6月7日做出的决议，他们考虑把进攻日期定于7月的第二周，他们相信那时3个新增派的师已经抵达，时机将最为有利。倘若在接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电报之后立即做出决定，或者说，倘若在总的政策性的决策尚未做出之前、政府尚在考虑此事之际，就将增援的几个师派出，这个计划无疑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实际情况是，现在决定为了7月份进攻派去增援的部队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准时抵达。事实上等到新军的3个师完全抵达，7月份已经过去。因而，安扎克和苏夫拉湾的大战发生在8月的第二周而非在7月上半月，但本来在7月上旬进攻是完全可行的。在无端失去的一个月里，即从7月初到8月初，根据我们现在的确切了解，土耳其向半岛的守军新增援了10个师或相当于10个师的兵力，除此还增派了一些重要的特遣部队。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增派的几个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其作用就被抵消了，而假如这几个师能够准时抵达，我们原本是可以稳获优势的。更糟糕的是，在这段政府交替期内，由于疾病和伤亡，我们的陆军已遭受重大损失，舰队也一直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德国人对土耳其军队的控制不断加强，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防卫体系的组织工作。6月与7月间俄国在加利西亚的溃败对半岛上的土耳其人的士气产生了显著影响。被迫进入俄国主战场的伊斯托米涅将军的军队从巴土姆撤出，使土耳其得以腾出相当一部分部队，原先土耳其人不得不将这些部队集中在米迪亚或其周围以防敌军在那里登陆。6月份还没有过去一半，我们就已经清楚增援部队无法及时到达达达尼尔海峡参加7月份的战役。8月份第二个星期是最早的进攻日期，那时增援军队到达而且夜间没有月亮。

　　我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下一轮大规模进攻问题令我忧心如焚。于是我尽力使用我能够使用的所有办法，以求得到更多的增援力量，尤其是使援军尽快出发。

　　02

　　5月和6月俄国大撤退开始。直到3月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战略目标一直在于包围并俘获俄国的全部陆军。他们首先于1914年11月向华沙挺进，但是要完成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仅凭德国与奥地利的力量是不够的，他们的企图被尼古拉大公巧妙地粉碎了。于是在1月份他们策划了第二次进军——这次是向北进攻俄国在东普鲁士的军队。尽管在马祖里湖区可怕的冬季战役中俘获了近10万俄军，但是在德军收紧包围圈时俄军的主力悄悄撤出，德军并没有取得战略性的结果。“这次计划是好的，动用的军队也足够，但是选错了季节，冬季战役的困难被低估了。” [ 原注：冯·弗朗索瓦将军，德国的一名权威所说。 ] 到了1915年3月初，整个东部战线再度陷入了堑壕战；3月22日，俄国的南部集团军群攻占了普热梅希尔，从而使得俄国可以抽出大量的兵力入侵匈牙利。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第二次想在东部进行决战的企图失败了。就在此时，奥地利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提出建议，即突破某一段防线、将俄国人从战壕里驱赶出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想再来一场坦嫩贝格战役，他们反对奥地利的计划，虽然上次已经遭受挫折，他们仍希望通过从北部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包围战以便取得战略性的结果。要发动这场战役，德国总指挥部却没有必需的人力和弹药，4月4日，继毛奇担任德国参谋长的法金汉决定采纳奥地利的计划，按照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建议，企图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之间进行突破。塔尔努夫位于加利西亚，靠近克拉科夫，在比亚瓦河与杜纳耶茨河的汇集处；戈尔利采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在塔尔努夫东南大约25英里处。攻击面选择了俄军加利西亚防线凸出部位的南侧，因此相当一部分俄军防线在德军推进路线以西，如果突破成功，俄军的这一部分防线将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这是由下往上的一击。

　　德、奥军的进攻于5月2日开始。这次进攻由马肯森负责。在毒气和猛烈炮火的支助下，进攻立刻获得成功，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相继失守。证明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因为尼古拉大公并没有让缺口两侧的军队受侧翼进攻，他将这一段防线的部队全部撤了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德军进攻某一有限地段防线的战术一再重复，每次进攻都导致俄军防线的大撤退，最后整个加利西亚和波兰的俄军全部被扫除一空，俄军依赖的所有要塞和城镇全都相继陷落。

　　我们的地图在6月和7月间天天都记录下这种令人沮丧的发展，基奇纳勋爵变得日益不安，他担心俄国会全面崩溃，然后德国人会将大量部队从东线转移到西线。他不止一次地相信这种转移已在进行，敌人在法国的进攻迫在眉睫。由于上文已作充分解释的原因，我对这类忧虑感到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我就努力消除它们。我相信俄国人能够在前线无限期成功地将大量奥、德军队拖住。我不相信德国人会放弃进攻俄国和回来在西线重新发动攻势。最后，我不断指出，达达尼尔战役的胜利是我们办得到的、能挽回不利形势的唯一和最好补救办法。

　　03

　　正当国内大臣更迭内阁讨论之际，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半岛的局势已经经历了几个关键性阶段。5月19日，得知德国潜艇到达的消息的土耳其人发动了最坚决和重大的进攻，企图将澳新军团赶入大海。在这场进攻中土耳其投入了4个师总计3万人的步兵，战斗在黑夜和白天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场进攻在各方面都被完全彻底地击退了。战斗停止后，土耳其人损失了至少5000人，有3000具尸体躺在澳新军团的战壕前沿。另一方面，英国的损失不超过600人。次日，土耳其指挥官要求停火以便掩埋尸体和收集伤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同意了这个要求。

　　“5月19日之后，”土耳其陆军部在战斗结束后说，“我们意识到英军在安扎克的防守十分牢固，如果没有重型大炮和足够的弹药，我们攻打它无法实现任何目的。由于我们的防御阵地也十分牢固，于是就将战斗较弱的两个师留在战壕里，其他两个师撤了回来。”

　　安扎克的阵地此后没有再遭到进攻。

　　6月4日，英军与法军沿着海勒斯整条战线发动总攻。参加这场战斗的有第29师、第42师、第2海军旅和两个法国师。协约国投入了3.4万名步兵，而土军为2.5万人。尽管大炮和弹药的匮乏令人可悲，英军仍猛攻土耳其中央防线的战壕。法军在右翼也有进展，但是随后被反击赶回。这样一来便暴露了海军旅和第42师的侧翼，他们只得相继放弃了大部分已取得的战果。结果是，协约国军整个战线只向前推进了两、三百码。双方都为这场战斗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土耳其的损失达到1万人，而仅英国的损失就与此相等。如半岛上爆发的所有战斗一样，胜败的天平总是摇摆不定。土耳其人在只有两公里的战线上至少有25个营(或营的残部)混杂在一起，没有任何良好的组织，处于极度混乱中。在这种困境里，土耳其的师长报告说，他们已经无法抵挡英军的再次进攻。土耳其参谋长在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建议将整个防线撤到阿齐巴巴。敌人凭借其好运，在最大困难中于6月7日夜晚用一个新的土耳其师替换下了这些混杂的部队。

　　6月21日，法军打了另一次重要的仗，他们斗志昂扬地进攻了海勒斯防线的右翼，占领了哈里科特和雷道特，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次日土耳其发起反攻，又从他们手中夺回了部分战果。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6月28日，英军得到了第52师的增援，对海勒斯防线的左翼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夺取了五条战壕，向前推进了约1000码。土耳其动用了3.8万名步兵、16门野战炮和7门重型大炮。在这场战斗中，军舰的炮击证明非常有效，进攻的成功再次引起土耳其指挥部一场激烈争论。负责指挥南部战区的德国将军韦伯，希望将整个防线撤至基利德巴赫尔高地。然而，利曼·冯·桑德斯否决了他的意见，要求迅速发起反攻。为达到这个目的，土耳其又往前线增派了两个师，并于7月5日黎明前发动了一场凶猛的突袭。土耳其人被击退，死伤6000人。

　　卡尔韦尔将军在他对这次战役以冷静而有教诲的意味说 [ 原注：少将C.E.卡尔韦尔爵士，《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第160页。 ] ：“古罗对防线的右翼发动进攻之后，紧接着左翼就爆发了28日的战斗，这似乎表明，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投入海勒斯战线，可能证明是心理上的契机，有助于发动坚决的进攻，以夺取克里提亚这个令人垂涎的村庄和这个村庄后面的高地，甚至可能夺取阿齐巴巴；然而，我们并没有样的后备力量。”在组建联合政府和使新大臣熟悉业务的时期，英国行政机构瘫痪，以致错失了良机。

　　沿整个战线的第三次进攻发生在7月12日和13日间，所有的弹药和部队全都投入了这场进攻。整个战线往前推进了200至400码，但是没有取得重大战果。从7月初起土耳其人便得到了大量的增援，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英国陆军由于伤亡已可悲地减少。到5月中旬，经过第一场战斗，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5个步兵师已经只有2.3万人，这比战时的编制低百分之四十。陆军部派出的特遣部队从来未能弥补人员的不足。第52师和其余一些小批增援部队在6月份陆续补充了进去，但这只能抵补损耗的力量。虽然新增援的几个师已在海上，而原先的几个师却在不断削弱。在5月、6月和7月这段时期，英国在半岛上和安扎克的兵力从未超出6万人。

　　弹药的匮乏比部队的减员更令人沮丧。指挥英国炮兵的辛普森—贝基将军说 [ 原注：《加利波利日记》(Gallipoli Diary)，附录一，第281页；辛普森·贝基少将的陈述。 ] ：“在6月和7月这两个月里，海勒斯角的18磅炮弹总量从来没有达到2.5万发。在一次进攻之前炮弹常常达到最高数量，约1.9万发至2.3万发。由于必须保留6000至1万发炮弹作为后备以防土耳其人的反攻，所以，18磅的炮弹总量限定在1.2万发左右。由于没有18磅的高爆炸力炮弹(除了6月4日用去的640发)，我们只能使用榴霰弹。众所周知，榴霰弹对于摧毁敌人的战壕起不了多大作用。”到7月13日，海勒斯的野战炮炮弹仅余5000发。迫不得已，我们停止了主动出击。

　　在加利波利半岛上，为支持英军任何一次进攻而准备的野战炮炮弹总重量从未超过150吨。为了能够判断大炮使用炮弹的规模，我们不妨拿同年9月末的卢斯战役作一比较，在那次战役的头两天就发射了1300吨以上的炮弹；在1918年8月攻势中，两天内常常发射2.5万吨炮弹。在每次战役中，防守一方的步枪与机枪火力在每次战斗中一直是不变因素。所以在加利波利的军队就要承担艰巨的任务，而胜败经常取决于士兵的勇敢与献身精神。

　　04

　　英国舰队在这段时期既没有进攻也没有威胁狭窄段的堡垒，也没有试图去清扫雷区，德国与土耳其的指挥官们便趁此机会将守卫海峡的中型能移动大炮调集在一起，目的是为了支援正在殊死战斗的土耳其第5集团军。首批大炮在4月27日开始转移。海军上将冯·乌泽多姆在4月26日执掌了达达尼尔海峡堡垒及所有海上防卫力量的指挥权，他在5月23日报告德皇说，直到此时不顾别人抗议已将下列大炮移交给第5集团军：

　　6门8.2英寸迫击炮，8门6英寸野战榴弹炮，2门4.7英寸速射野战榴弹炮，9门4.7英寸野战榴弹炮，12门4.7英寸攻城炮和12门野战炮。总计49门大炮。

　　在6月与7月间，陷于困境的土耳其第5集团军使海峡炮兵防卫力量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损害。冯·乌泽多姆上将写给德皇的信表明，他对海军大炮被挪作他用，以及对堡垒防卫体系和第5集团军都亟需德国军火的状况感到忧虑。他写道，得不到德国的军火，第5集团军的抵抗持续不了多久；土耳其必须不遗余力地通过巴尔干国家获得德国的军火。

　　这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冯·乌泽多姆在8月16日给德皇的报告中说：“将定购的德国军火经由罗马尼亚运来的努力全部失败了。”因而，他不得不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忍受着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造成土耳其军火短缺的原因并不由他们控制，而造成英国军火短缺的原因纯粹在于，我们向各个战场分配现有军火缺少正确的决策。

　　05

　　对付德国潜艇在海上袭击我们运输，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遵循了业已证明完全成功的那些原则。舰队躲避在穆德罗斯港内；战列舰只有在执行某项具体任务时才允许暴露，在6月份我们只使用驱逐舰和轻型军舰向陆军提供一般性的海上炮火支援。

　　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军舰炮火的观察与射击的准确性每周都有提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不断，直到海军在加利波利半岛与陆上的合作成为战斗最有价值的因素。7月，重炮舰和装有“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开始抵达。从此以后，土耳其亚洲沿岸的大炮受到控制，大部分被制服。到了7月末，已抵达战场的军舰有4艘装备了14英寸大炮的大型重炮舰、4艘装备了9.2英寸或6英寸大炮的中型重炮舰以及4艘装备了“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忒修斯号”、“恩底弥昂号”、“格拉夫顿号”和“埃德加号”)。如果在最早向费希尔勋爵提出时就采取行动，这些军舰的到达日期还能提前三个多星期。但是这些日子的耽搁并没有给陆军造成严重的不利，当整个重炮舰艇队到达后，海军对陆军的支援不仅完全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加强。

　　同时，我们一直不间断地使用大量小型浅水船向军队运输物资，所以到7月中旬，在海勒斯角和安扎克岸上的所有军队已积聚了24天的后备物资。从国内派遣的增援力量由海军护航到目的地，虽然有几个运输队遭鱼雷袭击，其中一次有上千人丧生。值得称道的是，所有重炮舰、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和浅水舰艇从来没有遭到过潜艇的严重袭击或威胁。最后，大面积的设网区域证明是制止潜艇进攻的有效办法。虽然在设网区域不断有各类军舰来往，在整个战役中这些军舰没有一次遭到防潜网的干扰。由此可见，只要坚持在一定规模上应用恰当的防范措施，我们就能够完全排除那些似乎具有潜在的、致命威胁的险患。

　　随着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运输线的攻击被挫败，我们对敌人又施加了一种效果要大得多的压力。1914年12月，海军少校诺曼，霍尔布鲁克驾驶潜艇B—11号潜入达达尼尔海峡的雷区，击沉土耳其巡洋舰“梅苏迪赫号”，因此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4月17日，为了配合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即将开始的登陆行动，E—15号潜艇又试图进行这种拼命的计划。这次努力失败了。潜艇在达达诺斯附近的海峡搁浅，艇长T.S.布罗迪少校遇难，大部分船员被俘；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战之后，潜艇的残骸最终被英国巡逻艇发射的鱼雷击毁。4月25日，当登陆正在进行时，澳大利亚的AE—2号潜艇不顾前车之鉴，勇敢而机智地在雷区底下穿过，成功地潜入马尔马拉海。25日至30日她在这片海域袭击了土耳其船只，击沉了一艘大型炮艇。然而在4月30日，由于她已经受伤无法正常潜水，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之后被土耳其的一艘鱼雷艇击沉。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此罢休。这条通道虽然危险重重，但并非不可穿越。损失了两艘潜艇令费希尔勋爵忧心忡忡，但并没有阻止海军坚忍不拔的崇高精神。4月27日，C.博伊尔少校指挥E—14号潜艇下潜95英尺穿过布雷区，冒着堡垒的炮火在22英尺水下经过基利德巴赫尔，在加利波利附近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土耳其炮艇。从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一艘或多艘英国潜艇始终不断地在马尔马拉海作战，她们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攻击土耳其的海上运输线，给敌人带来了灭顶之灾。

　　E—14号潜艇从4月27日至5月18日一直呆在马尔马拉海，她不断遭到鱼雷艇和其他巡逻艇的追逐，不断遭受炮击使得她几乎没有喘息时间为电池充电以便继续行驶。尽管如此，她还是给土耳其的运输船造成了重大破坏。29日她攻击了两艘运输船，击沉了其中一艘。5月1日她击沉一艘炮艇。5月5日她攻击了另一艘运输船，并将其他的运输船赶回君士坦丁堡。10日她攻击了由两艘土耳其驱逐舰护航的两艘运输船，并朝两艘运输船射击。第二艘运输船是一艘满载军队的特大型船只，被鱼雷击中后接着是可怕的爆炸，那艘运输船迅速沉没。整整一个步兵旅和几个炮兵连、总计6000名土耳其士兵葬身大海。这场可怕的灾祸实际上阻止了土耳其的海上运兵行动。E—14号潜艇已经用尽了鱼雷，5月17日她接到无线电叫她返航的命令。18日她再次冒着堡垒的交叉火网，下潜22英尺，她以为是在雷区底下通过。然而，看情况她肯定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过几道水雷防线返回的。

　　次日，内史密斯中校驾驶E—11号潜艇进入了马尔马拉海。他的潜艇新近装备了一门6磅大炮，几天巡航中她捕捉了一艘帆船，击沉了一艘炮艇和几艘船只。5月25日，内史密斯中校的E—11号潜艇实际上已潜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并用鱼雷击中停靠在兵工厂边上的一艘大船。E—11号有几次搁浅，极为困难地逃出敌人的港口。她现在给马尔马拉海带来了一片恐怖，攻击战列舰“巴巴罗萨号”但未获成功，与驱逐舰战斗，击沉好几艘军需船和轮船，几次死里逃生。6月7日，她穿过雷区回归，途中缠住一枚水雷，她在左侧水平舵拖着水雷冒着两岸堡垒的猛烈炮火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她在马尔马拉海逗留了19天，击沉1艘炮艇、3艘运输船、1艘弹药船和3艘军需船。

　　6月10日，博伊尔少校第二次进入马尔马拉海，留在那儿23天，击沉了1艘大型轮船和13艘帆船。E—12号(布鲁斯少校)和E—7号(科克伦少校)分别在20日和30日穿过海峡，一共击毁7艘轮船和19艘帆船，并多次炮击沿海岸的公路和铁路。

　　这条航道现在又增加新的危险。7月中旬，土耳其人完成了纳加拉防潜网。这道防潜网有10英尺的网孔，由金属线编成，并加固，除了一个小小的出入口外，这条超过220英尺深的航道完全封闭。5艘携带深水炸弹并特意安装了数门大炮的摩托炮艇守卫着这道屏障。

　　7月21日，博伊尔少校驾驶E—14号潜艇第三次穿行海峡。在狭窄段附近一枚水雷擦着了潜艇，但没有爆炸，她凭借好运气穿过了纳加拉防潜网的出入口。7月22日她在马尔马拉海与E—7号相遇，两艘潜艇继续一起对船只进行了攻击。所有医院船不在攻击之列，虽然这种船只数量的增加，表明她们正被用于军事运输。博伊尔少校最后一次返航是在8月12日，这是他第六次穿越雷区，他是这样描述这次返航的：

　　我错过了出入口，碰着了防潜网。有可能防潜网现在扩大到几乎拦住整个航道。我在三秒钟里被从80英尺深处提升到45英尺，幸运的是只偏离我的航线15度。只听到一阵巨响，有摩擦声、撞击声、撕裂声和轰隆声，听上去仿佛有两个不同的障碍物，第一声巨响快停止时又响起了第二声，我们显然两次受阻。用了20秒钟我们才穿过防潜网。在绕过基利德巴赫尔时我遭到了轰击，有一枚鱼雷从恰纳克朝我们射来，在我们后面几码处落入水中。在离恰纳克西南一英里处我们擦着了一枚水雷，但我们并没有被阻挡住。在我露出水面后我发现有一些双绞电线缠在推进器上……船体的不同部位有被电线划痕。

　　8月5日，E—11号潜艇(内史密斯中校)第二次穿行海峡。当她在70英尺深处行至凯佩兹海外时，一枚水雷重重地撞着她的侧边。为了突破纳加拉的防潜网，她潜到了110英尺深度，然后冲过去。防潜网缠住了船首，潜艇被剧烈地拉向上方。在沉重拉力下防潜网的金属丝咔嚓一声绷断，潜艇才得以脱身。一小时以后，她向一艘运输船发射鱼雷；一整天她都受到巡逻艇的骚扰；第二天黎明她遭到了水上飞机的炸弹攻击。稍晚时候，她又向一艘炮艇发射了鱼雷。7日，她与沿海岸公路上的军队发生战斗。8日，她用鱼雷击沉“巴巴罗萨号”战列舰，当时正发生苏夫拉湾战役，这艘战列舰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正急匆匆驶往加利波利半岛。在29天内，这种冒险和立功不间断地继续下去，最后，E—11号平安归来，她一共击沉或击毁1艘战列舰、1艘炮艇、6艘运输船、1艘轮船和23艘帆船。

　　连续执行危险任务的有，E—2号、E—7号、E—12号、H—1号(皮里海军上尉)和E—20号(克莱福德·沃伦海军少校)以及法国潜艇“绿松石号”。潜艇穿越纳加拉的次数总计达27次。每一次航行本身就是一篇史诗。进入或试图进入马尔马拉海的英、法潜艇共有13艘，有8艘被击毁，其中4艘潜艇的船员全部或几乎全部丧身。E—15号和AE—11号的命运前文中已经描述过，除了这两艘潜艇之外，科克伦的E—7号在9月4日被纳加拉的防潜网兜住。受深水炸弹的轰炸达16个小时，她下潜到240英尺的超深处，试图坠穿网底，最后科克伦浮到水面，却发现自己被网缠住无法挣脱，于是便命令水兵跳出艇外，自己亲手将潜艇沉没。以后他被土耳其人俘虏，又经逃脱的历险，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充满勇敢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法国潜艇有3艘在入口处被摧毁或在防潜网中被俘获：“蓝宝石号”在1月份，“焦耳号”在5月份，“马略特号”在7月26日。“绿松石号”是唯一通过海峡的法国潜艇，她进入马尔马拉海不久就失去了活动能力，并在10月30日被俘获。敌人在“绿松石号”艇长的船舱内发现了他忘记销毁的笔记本。笔记本里记载了“绿松石号”将在11月6日与英国潜艇E—20号会合的地点。德国潜艇U—14号此时正在君士坦丁堡修理。这艘潜艇如期赴约，E—20号以为是朋友，被敌人的鱼雷炸得粉身碎骨。 [ 原注：海军上尉冯·海姆堡，《潜艇对潜艇》(载《周刊》(Die woche)，1917年3月10日)。 ]

　　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总共摧毁了1艘战列舰、1艘驱逐舰、5艘炮艇、11艘运输船、44艘轮船和148艘帆船。土耳其的海上运输实际上已经瘫痪，这给敌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到6月末，土耳其军队的粮食和弹药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只是在关键时候经过巨大努力，才组织起陆路运输度过难关。从此以后，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全部供应都依赖于牛队在唯一一条100英里长的道路上运送，而且这条道路也容易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

　　英国海军史中最光辉的篇章莫过于对达达尼尔海峡英国潜艇英勇事迹的记载。他们以勇敢、机智、坚毅和不畏风险的精神建立功绩，是整个大战中潜艇作战的最优秀典范，此外他们的功绩还以严格遵守公认的战争规则为特征。这些官兵们被禁锢在钢铁制作的、雪茄形状的潜艇内，里面挤满了复杂的机器；他们在海底深处的神秘莫测的障碍物中摸索碰撞；他们的四周堆放着爆炸物，只要碰上其中一个就会毁灭他们，如果他们一旦上升到阳光之下立刻就会成为大炮和鱼雷的靶子；他们受深水炸弹的袭击、炮艇和驱逐舰的追逐、德国潜艇的跟踪；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在海底被炸死、窒息而死或在绝望中饿死；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一次就是几个星期的折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却毫不惧怕。当我们想到他们的英勇业绩和献身精神却未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时，我们确实感到痛苦。

　　06

　　7月第一周的周末，基奇纳勋爵决定增加第53和第54本土师增援达达尼尔海峡。

　　一切力量应为战争而聚集——在建立的所有军事原则中没有一条比这一条更为重要。军事史上的教训、历代名将的实践以及教科书中自古以来的嘱咐都重视这条规律。我们见到，拿破仑在每一次战斗之前总要急切寻求他能得到的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小的资源他都不会忽略，高兴地接受其他方面的风险，满足于人力能掌握的有价值的任何东西。

　　基奇纳勋爵在这次的准备的工作中看得出缺乏高度的深谋远虑。他迟迟不做出决定派第53和第54本土师去增援达达尼尔海峡，直到第二批增援部队已经不可能在战斗开始前抵达战场时他才做出决定，这样这两个师必须在经历三个星期的航行之后马上投入战斗。驻扎在埃及的部队的地位直到最后一刻依旧悬而未决。包括派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小部队在内，我们在亚历山大、开罗和苏伊士运河一共集结了近7.5万人。只要我们对君士坦丁堡构成威胁，就不可能有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危险。应该有可能从马克斯韦尔将军的部队中组织额外的至少3万名步兵作为后备力量，可以在关键时刻和有限时间内投入加利波利战斗。如果马克斯韦尔将军得到命令组织这么一支部队，如果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得知他可以把这支部队算入作战部队之中，那末在制定战斗计划时，就可以将其考虑在内，这场战役的前景本来会大为改观。然而，基奇纳勋爵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十分令人费解。他发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电报已经公诸于众，电文表明他时而认为，如果达达尼尔战役需要，可以使用驻扎在埃及的大量部队，时而又指责伊恩爵士试图抽调这些部队。其结果是，在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署和计划中，英国在埃及的驻军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是与其他部队一样，投入战斗已为时过晚。

　　在战斗前夕，也就是7月29日，基奇纳勋爵打电报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告诉他“在即将展开的战斗中所拥有的部队总数达20.5万人”。将军在问电中说：“您所说的巨大总数并没有考虑到非战斗人员和伤亡人员；总数包括了第54师、第53师的一部分等增援部队，而这些部队不可能及时到达参加战斗；总数还包括了义勇骑兵队和印度军，但是直到今天上午我还不知道这些部队已无保留地归我支配。在即将开始的战争中能使用的步兵大约只有您提到的一半，即12万人。”陆军部也没有对这个数字有过明显的争议。

　　我未能发现增援力量不足，也不知道埃及驻军作为后备力量可以使用处于模棱两可的情况。但是有一位来自达达尼尔海峡的年轻参谋7月份到达伦敦，他向我披露了弹药短缺的情况，并建议使用铁路而不是水路将军需物资运往马赛，这样还能在战斗开始之前及时交付军队。于是我便敦促基奇纳勋爵将最近一个星期的产品全部经由铁路运输。平时对我提出的要求十分和气与忍耐，他把这次要求却看作很不恰当。我扬言要求内阁做出决定，我们两人突然分手。我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整理思绪，并通知首相我要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当交手的场地清理就绪，我已受邀陈述自己的理由，然而，就在此时基奇纳勋爵却将这件事平息了，他宣布他现在发觉可以颁布必要的命令。三列满载高爆炸力炮弹的火车按时开出。

　　在这样的序幕之后，现在才开演正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