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罗贝克中将改变计划·第二十七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5·第二》

出自————《战争通史》

　　01

　　达达尼尔海峡发生了什么事情？陆军已经抵达。从陆军可以启程的最早时刻起，海军部就将全部军队准时运抵集结地点。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是在海军进攻狭窄段的前夕到达达达尼尔海峡的，他从“费顿号”的舰桥上目睹了进攻的最后景象。

       战列舰沉没的情景，受伤的“不屈号”倾侧地缓慢驶离海峡的景象，驱逐舰上挤满了被救起官兵的场面，无一不给他留下强烈印象。这种景象在秉性过于高尚的他的内心中，激起强烈的想要帮助和拯救兄弟军种的愿望。正是在这种心情中他决心致力于他将立刻碰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极其严重和令人困惑。假如海军要求援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会尽力而为。假如在半岛的尖端处登陆然后夺取基利德巴赫尔高地可以解决海军的困难，他会努力去做。但显然不容延误时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土耳其的防御和准备工作都会得到加强，他们的兵力会集聚起来。若是在两个星期前，4万名士兵在半岛上登陆本来有可能没有多大困难而实现。但是现在登陆就必须预期有一场恶战。而且从3月初就一直在战地观察战斗进程的伯德伍德将军，迫切盼望当时在那里登陆，他相信一次迅速的进攻可以克服对方的抵抗。

　　但是现在，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第一次允许参谋部有发言权。他们向司令官提出了大量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炮火下登陆的准备工作需要有高度的组织。而且前还没有做任何准备。最为重要的是，实行这样宏大的计划至少需要有一定比例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这样的部队目前没有。澳大利亚士兵虽然勇敢和忠诚，但是和皇家海军师一样，他们只受过部分训练。第29师才从英国启航，要在4月的第一周才能抵达。抵达时它又会怎样呢？这支部队乘坐着22艘运输船，根本不知道立刻就要投入战斗。弹药集中在一艘船上，运输车辆装在另一艘船上，马具集中在第三艘船上，而机枪放在船舱的底层，如此等等。在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能投入战斗之前，他们必须首先了找平静的水面或码头利用小船上岸，然后完全重新编队，按战斗序列组织起来。穆德罗斯海港(在莱姆诺斯)并不具备这些设施。此外尽管有将近6万人已进入攻击加利波利半岛的范围内，但是供给物资却仍分散在地中海各处，医院也没有准备好，工作人员还从来没有集中在一起。

　　面对种种不利选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参谋人员声称，不管拖延的风险有多大，也比贸然展开一次没有组织的进攻的风险要小。于是将军决定把他的基地和部队从莱姆诺斯转移到亚历山大，以便与海军需要时他从埃及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达达尼尔海峡他只留下了执行小规模任务的足够军队。

　　图09、达达尼尔海峡1915年3月18日战斗图，军舰、水雷和堡垒的位置(根据官方海军史绘制)。

　　Actual Minefield，实际雷区；Agamennon，“阿伽门农号”；Albion，“阿尔比恩号”；Bouvet，“布维号”；Bouvet sunk by Mine，“布维号”触雷沉没；Chanak，恰纳克；Charlemangne，“查理大帝号”；Eren Keut Bay，埃伦凯威湾；Gaulois，“戈尔图瓦号”；Inflexible，“不屈号”；Irresistible，“不可抗拒号”；Irresistible mined，“不可抗拒号”触雷；Irresistible abandoned，“不可抗拒号”放弃；Kephez，凯佩兹湾；Kilid Sanp，基利德桑普；Line “B” attacking，“B”攻击线；Line “B” standing by，待命线“B”；little or no Current within this Line，这条线内无急流；Lord Nelson，“纳尔逊勋爵号”；M.F.B.，雷区炮台；M.H.，可移动的榴弹炮队；Majestic，“威严号”；Medjidieh，梅贾迪赫；Mine Field，雷区；Mines，水雷；No 1 Helle，第1号堡垒海勒斯；No 13 Rumill Medjidieh，13号堡垒罗米尔梅贾迪赫；No 16 Hamidishll，16号堡垒海米迪希尔；No 17 Namazieh，17号堡垒纳马泽赫；No 19 Hamdieh，19号堡垒哈米迪赫；No 20 Chemenlik，20号堡垒恰门利克；No 22 Derma Burnu，22号堡垒德尔马布拉蒂；No 24 Anadolu，24号堡垒阿纳多卢；No 3 Sedd el Bahr，第3号堡垒塞德埃尔巴赫尔；No 30 Nagara，30号堡垒纳加拉；No 6 Kum Kale，第6号堡垒库姆卡莱；No 8 Dardanos，8号堡垒达达诺斯；No 9 Vidizg，9号堡垒维迪兹；Ocean，“大洋号”；Ocean mined abandoned，“大洋号”触雷放弃；Prince George，“乔治王子号”；Queen Elisabeth，“伊丽莎白女王号”；Saffren，“萨夫伦号”；Scale，比例尺；Search Light，探照灯；Supposed Mind field，假设雷区；Swiftsure，“速捷号”；The Arcs denote the Ranges from Fort No 13，弧线指13号堡垒的距离；Torpedo Tubes，鱼雷发射管；Triumph，“凯旋号”；Vengeance，“复仇号”；Yard，码。

　　02

　　德·罗贝克中将3月18日退出战斗时，他极希望利用最早机会恢复进攻。但是情况突然发生不寻常变化，它产生的后果我们已在海军部里见到。22日这天在“伊丽莎白女王号”军舰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德，罗贝克中将、威姆斯少将、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伯德伍德将军、布雷思韦特将军以及波伦舰长。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我们刚一就座，德·罗贝克就告诉我们，他已经很清楚，没有我们陆军的全力支援他无法通过海峡。

　　布雷思韦特、伯德伍德和我在上船前就已拿定主意，不管这些陆地兵心里怎么想，我们必须让水兵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水兵们不主动向我们求助和宣布他们已放弃单纯使用海军打开通道的计划，那末我们就什么也不说，对登陆行动或两栖行动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

　　结果他们求助了。……

　　于是也没有进行讨论。我们立刻研究登陆计划。 [ 原注：《加利波利日记》，第41页。 ]

　　显然，德·罗贝克中将在21日下午或晚上做出他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它将政府和海军部的政策完全抛在了一边，而在这之前中将曾亲自宣布过他完全赞同这个政策。这个由舰队发起并获得中将和海军部同意的计划就这样被抛入九霄云外。新的决定使舰队退出了战斗，并将海军承担的责任加在陆军身上。它使陆军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承担了一项极端险恶而且至关重要的任务。这个决定完全违背了3月18日战斗消息传出后德·罗贝克中将从海军部收到的最后那份电报的整个精神和具体条文。它已经超越了命令限定的范围，而中将在接任指挥时曾表明他完全同意这些命令。确实，海军部3月15日109号电报中有这么一段话：“当汉密尔顿将军抵达时，你必须将你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大规模陆军行动与和他取得一致。”但是这段话无论从含意上还是从文字上都没有包含完全放弃海军进攻，并由纯陆军行动取而代之。

　　就这样，在22日会议上做出了两个重大决定：首先，放弃海军进攻以利于陆军全面进攻；其次，陆军应撤回到亚历山大做好这次进攻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尽管这个过程至少要三个星期的延迟。陆军事实上到达得太迟，组织得太糟糕，不容易展开一次突然袭击，但是陆军的存在，有充分时间诱使海军终止它们的进攻计划。

　　然而，人们必须充分谅解中将和他所代表的海军的观点。对于政治家和陆军士兵来说，战争时间军舰不具有任何感情价值。军舰是使用的和用以冒险的战争机器，必要时可以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而牺牲它们。在这些人看来，陆军士兵的生命完全与海军士兵的生命同样贵重，而一艘准备当废铜烂铁处理掉的旧战列舰不过只是一个战争的工具，有充分理由把她们牺牲掉，就像为了掩护和支持步兵进攻发射炮弹一样轻易。但是对于有这种身份和教养的中将来说，这些旧军舰是神圣的。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军官，初次踏上她们的甲板时，曾是大海上的佼佼者。抛弃一艘军舰的丢脸其至耻辱，好多年会深深铭刻在思想深处。眼见着一艘高贵的战舰可怜地沉入大海，是一件令人惊诧和非常的大事，因为在一艘战舰上凝聚了多少赤胆忠心，她是日常生活的漂浮的住所。3月18日这么重要的一次战争只损失不足30名英国水兵和两、三艘无多大价值的军舰，这会使普通人或陆军士兵感到欢欣鼓舞；而以这些微小的代价却换取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德·罗贝克中将却从心底里感到悲伤和惊愕，这种情绪同样也笼罩了白厅海军部的会议桌。

　　在德·罗贝克中将的陈述和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陈述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中将提到他改变主意是由于陆军将军向他“建议”所致，而陆军将军却明明白白地说，“我们刚一落座，德·罗贝克就告诉我们，他已经很清楚，没有我们陆军的全力支援他无法通过海峡。”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直到21日晚间，中将还以为陆军没有得到授权可以进攻半岛的任何地区，只有在舰队攻占航道之后陆军才可以占领布拉尔防线。一俟他得知陆军可以朝任何方向行动，而且只要他提出要求，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已准备倾全部兵力占领半岛的南端，他便立刻放弃了海军进攻的计划，请求陆军打开通道。

　　无论怎么解释，德·罗贝克中将电报的论点是决定性的。在海军部，他的论点坚定了一些人对这次行动的反对态度。在前线，他的论点使得舰队陷于瘫痪。

　　03

　　24日这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及其参谋乘船去亚历山大，而所有装载军队的运输船只都经过地中海驶往那里。同是这一天，在敌人方面采取了重要步骤。利曼·冯·桑德斯将军此前一直是德国驻土耳其军事使团的首领，但是他从来没有行使过行政指挥权。土耳其人的困境和忧虑以及各次军事行动造成的危机促使恩维尔帕夏于3月24日将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召到君士坦丁堡，交给他用于守卫半岛的土耳其军队的全部指挥权。冯·桑德斯将军在26日接受指挥权。他写道：“3月26日以前马尔马拉海两侧分布5个师，这种部署必须彻底改变。此前他们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部署兵力，就像古代的边防卫士一样，部队沿整个海岸线分散铺开。登陆的敌人会发现到处有抵抗，但是没有军队或后备队展开一次顽强而有力的反击。” [ 原注：利曼·冯·桑德斯，《在土耳其的五年》(Five Years in Turkey)，第81—82页。 ]

　　04

　　23日，我怀着悲哀的心情向内阁宣布海军中将和海军部拒绝继续进行海军进攻，这次进攻无论如何也要暂时放弃。自从1914年8月危机以来，我代表皇家海军指派的许多任务，迄今为止全都得到圆满完成。首相、基奇纳勋爵和内阁目前又一次面临抉择：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撤消整个计划，然后以夺取亚历山大勒塔来掩盖失败。我们伤亡的人数比西线的战壕突击战经常遭受的伤亡要少，而且没有一艘最起码的军舰沉没。对于这样一个决定，我将无可抱怨，虽然我对它可以有强烈争论。但是没有必要争论了。每当事情一团糟时，基奇纳勋爵总是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没有责备，表现出自信、威严和宽容。在短短的几句话中，他承担重任，声称他将使用陆军把军事行动进行到底。于是又没有任何讨论得出：战地海陆军将领意见一致，基奇纳勋爵的声明在内阁成员前面不需要再有讨论。有关进行陆军攻击没有正式决议，甚至在内阁或战时会议的记录中也没有记载。当我们回想起，先前决定海军进攻前的那场权衡有限风险和代价的漫长讨论和研究，一定会把这次一声不吭地就投入这场巨大的陆军冒险看作是一个不寻常的插曲。这个决定在三个月前显得何等安全、何等完善、何等可靠。但是现在呢？

　　基奇纳勋爵承担使用陆军猛攻加利波利半岛的任务时，他以为只需要一个星期就足以做好准备和开始行动。但是当他推翻2月16日做出的派遣第29师的决定时，当他撤消征集运输船只的命令并随之将船队遣散时，当他有意将这个问题拖延到3月10日时，当他允许这个师不以战斗序列而以其他无序方式登船时，他实际上已经死死地捆住了自己的双手。他现在已别无选择，只有等待几个星期，眼睁睁地看着危险和困难不断增大，或者就是干脆放弃整个行动计划。这后一个选择他是绝不会考虑的。相反，他已经决意要干了，而事态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我仍旧希望海军能继续施加压力——即便在目前规定的范围内——能够起到鼓励中将恢复进攻的结果，从而也许能够使陆军免遭可怕的折磨。然而，他甚至不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陆军登陆所必要的全面而复杂的计划中。“伊丽莎白女王号”没有再打过一炮，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所有军舰全都对着敌人一炮不发。我无法将海军行动拖出这个泥淖。所有消极的力量开始联合起来。

　　从此以后，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由于一道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而得以加强。狭窄段开始耸立起一堵透明的、完全无法移动的墙，无论什么武器也打不倒这堵禁止行动的墙。“不行”这条原则已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要根除它已经不可能。我再也无法引导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和战时会议赞成采取坚决的行动。我再也无法推动第一海军大臣。“不行”原则已占据了我们的会议，并以其沉重的份量将我一直相信是世界之希望的东西压得粉碎。一个月后，德·罗贝克中将受到热情的凯斯 [ 原注：凯斯准将，即后来的中将罗杰·凯斯爵士，1918时担任多佛尔海峡巡逻舰队司令和进攻泽布吕赫的指挥官。 ] 的鼓舞，但仍不肯恢复海军进攻。他已不可挽回了。“不行”一旦占领人心，我再也无法将它消除，不久我自己也屈服了。威姆斯少将在接替德·罗贝克之后，向新组建的海军部委员会递交凯斯的计划和表明他自己的坚定信念，同样没有结果。凯斯在10月份辞去参谋长的任命，亲自赶往伦敦向基奇纳勋爵和我的后任请求允许进攻，但完全不起作用。“不行”获得了胜利，它得到普遍同意，结果带来无可估量的破坏。英国舰队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对狭窄段的进攻，这场进攻他们是根据3月18日开始的命令进行的，而且充满信心地预料在短暂停歇之后会继续下去。结果相反，他们在那儿等待了9个月，成为陆军蒙受的苦难和巨大损失、以及由此获得的不朽的荣耀的旁观者，他们一直期待能有机会进行干预，一直期待能轮到他们进行冒险和做出牺牲，直到最终他们却不得不忍着悲痛和耻辱带着残余的陆军，趁着夜幕驶离了这个遭受不可挽回失败的地点。

　　05

　　然而，倘若海军再做一次尝试，他们将会发现大门已经打开。他们经过改进的扫雷力量可以集中将埃伦·凯威海湾残留的少数水雷清除掉。所有的损失都能得到补偿。3月18日战役可以在一个月后以压倒优势重新开始；如果重新战斗，在几个小时内情况就会很明显，战斗只能有一个结局。当时我们已经通过确实可信的秘密渠道得知土耳其的军队已弹药耗尽。

　　海军只需要重新开始逐步推进和炮击，我们就能惊喜地发现敌人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炮弹了。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很容易就能知道的一个真相：就那些能损伤装甲军舰的重型大炮而言，他们只剩下不足20发炮弹。

　　在保加利亚加入中欧同盟国之前，德国不可能向土耳其提供一发重磅炮弹。我们现在知道，只要再继续进行扫雷，有一点就完全可以确定：那片水域已经没有什么水雷了。君士坦丁堡剩留的水雷——漂流的和系留的——如同炮弹的情况一样不足打，而且有漫长的6个月不会有水雷到达现场。

　　根据土耳其部队德国总司令利曼·冯·桑德斯的参谋官所做的德国官方记载：

　　“土耳其已消耗了大部分弹药。中型榴弹炮和野战炮己将储备的炮弹打掉了一半。对于5门25.5厘米(10英寸)大炮而言，此时也只剩余271发炮弹，也就是说，每门只有50发炮弹。对于11门23厘米(9.2英寸)大炮而言，每门也只有30至50发炮弹。……远程高爆炸药炮弹的情况尤其严重，它们几乎已经全部耗尽，而只有这种炮弹才能有效对付装甲。哈米迪耶堡垒只剩下17发炮弹；基利德巴赫尔只余10发。储备的水雷也用尽了。如果19日和以后的几天里以同样的势头重新发动战斗，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英国的官方军事历史学家写道：

　　3月18日夜晚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指挥部已完全听天由命了。一半以上的弹药已经告罄，而且无法补充。……重要的是理解，如果放弃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将无法继续战争。他们所有的武器和弹药生产工厂都集中在首都、英国舰队将会将其全部摧毁，从德国获得物资供应是不可能的。……原本不足的火力设施的来源已经被严重阻断。

　　土耳其的炮兵士气低落，如果舰队第二天继续进攻，甚至在场的德国军官也显然对成功抵抗不抱多大希望。”

　　接着又写道：

　　“在9道水雷线中，许多水雷已放呈在海中长达6个月之久，其中大部分据信已被海流冲走，或已下沉到船只碰不到的深度。至于其余的水雷，许多都是老式的，根本就不可靠，由于数量短缺，它们的平均距离为90码、超过舰只横梁三倍。”

　　土耳其官方记载这样写道：

　　“为获取这样重要的目标，敌人应该不顾遭受到的较小的损失而继续大举进攻，他们本来会成功地从水路占领海峡。……哈米迪耶堡垒只剩下了5到10发炮弹，欧洲海岸的炮台情况也同样糟糕。”

　　根据当时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我毫不怀疑——如海军部的电报表明那样——陆军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海军的风险，陆军要伤亡的人数将远远超出水兵伤亡的人数。我们当时不相信，如现在已经揭晓的，土耳其防御舰队的力量是如此脆弱，并处于危急状态。但是没有人真正对土耳其抗拒陆军的巨大力量做过计算。陆军部估计登陆以及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要付出5000人伤亡的代价，而事实上仅仅为了在半岛上一个不重要的小小尖端取得个立足点就伤亡了1.3万人，而在扩大基地的努力付出了更多的生命。这还不包括苏夫拉海湾战役之前那几个月里蒙受的惨重损失和浪费，也不包括那个战役中伤亡的4万人以及在最后撤出前遭受的2万人的伤亡。

　　我们现在必须要看一看那一幕幕的场面：洋溢着不朽的英雄主义的4月25日，沉浸在令人束手无策极度失望的5月，充满着悲剧的8月和连接出现毁灭性的失败的12月。如果那些手握重权、肩负历史重任者的眼前浮现出这些场面，他们肯定会想到，最好还是按照已经发出的和已经接受的命令和任务去执行，坚定和忠实地坚持海军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