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勋爵·第十四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1—1914·第一》

出自————《战争通史》

　　01

　　上一章中记述的所有焦虑与不安在我们对舰队的全神贯注面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的确，比利时海岸上的军号声及士兵行军的杂乱声与我们首要任务的紧张压力相比，有时简直是一种宽慰。万事取决于舰队，同样在10月与11月里，舰队为自己的生存基础感到不安。

        那里停泊着强大的舰只，舰上从司炉工到司令官每个人随时准备殉职；个人的恐惧没有立足之点。然而，站在顶层这个观察角度上，人们有一种新的和惊心动魄的感觉。大舰队感到焦急。她除海洋外找不到休息的地方。试想一下，她是至高无上的，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最后支柱，是无人敢向其挑战的最优秀的机器，她的威力遍及全球——可是现在她对自己不再有信心。一种想法已经使人相信：“德国潜艇正跟在我们军舰之后进入海港。”

　　在南海岸没有人会关心此事。你能走到波特兰防波堤里边，把出入口关得严严实实。在东海岸不存在那种绝对封闭的海港。但是人们相信斯卡帕受潮流保护不会受潜艇攻击。敌人的驱逐舰如果愿意冒长时间大白天穿过北海航程的极严重风险，无疑能攻击斯卡帕；但是我们一直相信，没有人能驾驶一艘潜艇在水下穿过错综复杂的涡流水道。现在突然之间大舰队开始见到斯卡帕湾内的潜艇，有两三次发出了警报。10月17日达到顶点。大炮轰鸣，驱逐舰在水面行驶，整个庞大舰队匆促和愤怒地驶往大海。

　　当然在斯卡帕湾从未出现过一艘德国潜艇。在整个大战时期没有一艘德国潜艇引起这个水道的恐怖。近11月底有一艘潜艇在入口处外部被击毁，当时环境对敌人仍然是个谜团。1918年11月在大战恰好结束时，德国舰队已不再效忠德皇，有一艘由试图挽救自己荣誉的军官驾驶的德国潜艇，作了最后拼死的努力，但遭毁灭，所以没有一艘敌人潜艇曾穿入大舰队的基地。过去我们曾担心过，怕潜艇可能攻击停泊在军港内的、人员在其上休息的军舰。1914年冬天情况确实极为严重，潜艇足以摧毁军港内每个舰队，因此舰队提出停泊在自己的港口要有安全感。

　　直到1914年9月底前，没有人认真考虑战时敌人潜艇进入我方战时港口攻击停泊着的军舰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潜艇必须面对极大的困难，它必须在浅水和错综复杂的航道中前进到达河口湾或小港湾，一直在水底行进只有通过潜望镜向前方偶尔一瞥；其次在这样前进时还要躲避负责守卫与监视许多英里宽的港湾入口的巡逻舰艇；第三，敢冒未知的和不可能知道的各种各样可怕的水雷与障碍物，可以假设这些防御物会在水道中越来越多。人们认为这些防御物确实有效。根据事后知道的情形回顾这些事实，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还没有文字记录的事例说明曾有一艘德国潜艇穿入任何英国战时港湾。英国的潜艇在冒险精神上肯定不比德国潜艇差，从战争最早时候起，我们的潜艇便游弋于黑尔戈兰湾；但没有一个英国潜艇军官实际上试图进入德国战时港湾或实际上驶入易北河、亚德河、威悉河或埃姆斯河的河口。最接近此种雄心壮志的是英国潜艇无数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是12月底开始的霍尔布鲁克指挥官的英勇业绩。为完成这个业绩，潜艇能从距达达尼尔海峡口几英里的地方出发，沿超过两英里宽的极深航道潜行，一次又一次连续在水下航行，进入马尔马拉海。这在难度上可不能与进入英国战时港口或河口相比；但也要到潜艇作战能力有极大增加后才能实现。

　　8、9月份里，海军部作了最紧张的努力以增加我们对苏格兰和东海岸的基地的保护，如装备大炮、设置警戒舰、布置障碍物、准备水栅、置放鱼雷网。但是设计这些防御措施以防危险，主要不是针对潜艇，而是针对敌人驱逐舰向停泊的舰队或中队的正规攻击，或者其次防止在舰队短期离港时敌巡洋舰对基地的袭击。直到9月中旬或月底，关于战时条件下潜艇威力的知识和证据掌握得越来越多时，人们才形成这么一种想法，即德国潜艇实际上有可能进入我们的北方战时港湾——如福斯湾、克罗默蒂湾和斯卡帕湾。一旦这种想法生了根，它就成为重要的先入之见。预防鱼雷艇横冲直撞的措施显然不足以阻止可能在水栅下潜行和躲过防御炮火的潜艇。

　　潜艇危险是一种事实上在战争爆发时并未实现的危险。6个月后形势变化。潜艇指挥官的雄心和技巧有很大增长，先前从未想象过的各种可能性连续地出现在眼前。但是到此时潜艇必须面对种种不同的障碍。等到我们相信潜艇的实用价值时，其实用价值已经消失了。

　　可是，在1914年10月时潜艇的威胁似乎十分真实。到处临时凑合的水栅和障碍物还没有完成或者只装置一部分，而潜艇的危险开始在舰队和海军部人们的心里已完全形成。此时无计可施，只能等待水栅和障碍物的建成，同时使舰队尽可能远地离开有危险的航路。只有在海洋上时舰队才真正觉得安全。在那里，航行在广阔的海域里大舰队才恢复她的活力；但这个方法要使军官、士兵和机器承受巨大的紧张和劳累，并消耗大量燃料。

　　9月30日约翰·杰利科爵士写信给我，论及总的舰队位置。他指出，德国在外海潜艇上领先于我们，我们一直预期现代海战的初步阶段是小型舰艇之战，使大型军舰完全离开北海，直到小型舰艇的威胁降低，这些都是经常在讨论的问题。他认为，放弃大型军舰的有利位置，让它们在潜艇出没的海面冒险等于自杀。他的意见是，潜艇只有十分有限的活动范围，不能损害我们的海上贸易(在这个时候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也不能帮助他们自己的军舰进入对方港湾。他因此建议在北方远处使用战列舰队，分散布置拦截商船。我们没有足够的巡洋舰用以布置双重警戒线，而这对在昼短和夜长时期阻止所有船舶是真正必需的。他说，在夜间通过警戒线十分容易，因为它的大概位置能很快得知，不会有很多改变。但是在没有潜艇危险的海面上有战列舰队进行帮助，人们的心情要稳定得多。这就有必要放弃战列舰向南运动的想法。他建议我们自己的潜艇以及法国潜艇应部署在德国潜艇可能经过的航路上。他强调为拖网渔船安装无线电装置的重要性。他希望我将此信让第一海军大臣过目，并想知道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是否会批准采取措施，建立拖网渔船巡航以及他利用大舰队有效地封闭北海北端进口的办法。他在信末催促加速斯卡帕湾的潜艇防卫工作。

　　在我从安特卫普回来那天，我写信给他，表示完全同意：

　　为了尽可能确保舰队的休息与安全，保持舰队军舰航行与作战的最高效率，你正确地提出只能偶尔使用比斯卡帕湾和尤湾更远的锚地；但是你的这个意见应正式提出。你不需担心由于撤退你将失去促使德国战列舰队作战的机会。如果真能做到上述几点，这将符合几个明确的战术目的：例如，掩护进攻部队登陆，打开向北的封锁线以便让老旧战列巡洋舰进入贸易航路，或者只是为了打一仗大仗以取得海上决定性优势。在前边两个目的中你将有时间转变方向，在敌人军事行动完成前迎击或拦击他们；在第三个事例中，他们的希望与你的相同……。

　　有关锚地问题，你只要提出你的意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配备防潜艇网、灯光和大炮，配置在你希望使用的地方，这些配备应有变化，绝对安全更多地寄托在大舰队活动的不确定性上，而不是在任何特定地点的任何消极或固定防御。我们必不可被导致为保持五六个半防御状态的描地而浪费资源，只要有可能我们必须组织能动的防御，如警戒舰、拖网渔船、巡逻艇、扫雷舰、有拖拉装置的驱逐舰和海上飞机，当舰队在海洋上时这些防御物能够活动，并为接纳舰队准备新的休息地。

　　使用部分战列舰队或偶尔使用整个战列舰队以时时补充北部封锁是你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因此，你的大部分时间必须花在海上巡视，而巡视应该做到尽可能实用。这里再提一下，任何固定不变的活动位置都将是危险的，过一段时间后，即使你在遥远的北方海域，也会把潜艇攻击的危险引到你的身边。

　　这些总的结论在随后几个月里成为我们政策的指针。但随着10月份慢慢消逝我们的不安逐渐加重。紧张的形势在发展。10月17日约翰·杰利科爵士打来电报说，据报一艘德国潜艇在昨天下午5时进入斯卡帕湾。虽然他认为那个报告不实，但他立即命令整个舰队出海。他紧急呼吁设置潜艇障碍设施，因为他“目前没有安全的基地，军舰加煤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地转变加煤锚地，这就严重地打乱了供应的组织。”18日他说，斯卡帕湾在潜艇防御设施安装之前不能使用。19日他询问海军部，他应在斯卡帕湾冒潜艇威胁之险呢还是让舰队转移去苏格兰或爱尔兰西海岸“离彭特兰河口湾300多英里”的遥远基地。他还说，“不能绝对肯定地说潜艇已在斯卡帕湾以内，虽然第4驱逐舰小舰队指挥官确信皇家海军舰艇‘敏捷号’在海湾内受到射击，我的意见是在潮水涨平时潜艇不难进入海湾。”

　　另一份十分严重的警报几乎同时到达，它是戴维·贝蒂爵士发来的。他写道：

　　“一种感觉逐渐控制了舰队，即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水雷和潜艇的威胁证明在天天加大，对付和打败它们的手段尚未出现。我们正被逐步挤出北海，被赶出我们自己特定的栖息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根据很清楚的事实，在战争爆发两个半月之后我们没有了有一定安全程度的能加煤、补给、装修和修理的基地。这意味着困难。……补救的办法是选定并加固一个基地，使基地不受潜艇的攻击；如我曾经指出，我坚决相信这点可以做到。……

　　“我想你对我的完全了解，足以知道我不会无缘无故大喊大叫。舰队现在完整无损。我们讨厌从基地逃出去，其后果是可能看见的。我们对处境很不满意。可是士气高涨，信心更高。如果我不知道你根据迅速掌握的事实细节和想象力能悟出一些道理，我不会这样写的。”

　　无论如何，与此同时海军部特别是第一和第四海军大臣从9月底起就一直在辛劳地设计和拟订必要的保护结构。由于不寻常努力的结果，第一种设施已经接近完成，到10月20日路易斯亲王已经有条件打这样的电报给总司令：

　　“斯卡帕湾的防御设施将于10月24日离开海军船坞。”

　　02

　　根据海军部的授权，总司令于10月底率舰队撤退到爱尔兰北海岸作数日休息和炮击练习。运气非常不好，舰队到达斯威利湾外海刚好与在那些海域活动的一艘德国布雷舰同时。那艘布雷舰没想到打击舰队，也没想到英国战舰会出现在那些水域。它的目标是利物浦的贸易航路，可是瞄准乌鸦的一枪却打下一只鹰。

　　10月27日路易斯亲王急匆匆走进我的房间带来严重消息，他说“闯将号”在斯威利湾以北遭水雷或鱼雷击中，恐怕正在下沉。当天下午总司令来电报竭力主张作一切努力不使这个事件公诸于众；当晚在报告“闯将号”沉没中他重复希望为这次损失保密。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大困难，但我允诺向内阁报告此事，同时我于10月28日半夜12点半打电报给总司令：

　　我确信你根本不会因“闯将号”事件而泄气。我们十分幸运经过三个月战争没有损失一艘主力舰。我原以为到此时我们会损失3到10艘，由于你经久不衰的警惕心和技能，我们才能如此顺利。陆军也坚守着整个战线，但是至少已有1.4万人死伤。很快将使海港的状况令你满意。别忘了提出你所需要的一切。”

　　从军事标准来衡量，“闯将号”是我们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损失。它是极重要舰只之一，像它这么好的军舰在那个时候从未超过6艘或7艘，那艘军舰是朋友和敌人进行战略上分析的依据。当我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为损失此舰保密的时候，会议上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分歧。有人主张，如果有人知道我们在掩盖损失将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消息必然会立刻泄露，德国人也许已经知道。对这个意见我答复说，没有理由不让德国人为他们自己搜集情报，在他们得知“闯将号”沉没时他们会宣布这个消息，那时我们很容易地向公众解释为什么我们要保守秘密的道理。我引证日本人在1904年有效隐瞒战列舰“屋岛号”在阿瑟港海外损失的事实。倘若约翰·弗伦奇爵士损失1个军团，就要尽一切努力隐瞒起来不让敌人知道，那末为什么海军没有同样的自由呢？基奇纳勋爵有力地支持我；我们的意见最终被内阁会议接受。

　　海军部要求报界不要提到此事。几家报纸勉强地依从。有几百人已经知道此事，包括驶经这艘正在沉没军舰的“奥林匹克号”班轮的乘客；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在几天内肯定会将消息传往德国，无论如何，关于沉舰的长篇报道连同真实照片次日会由邮班发往美国，消息从那里又会即刻用电报传到德国。可是我们的态度一直保持不变，十分仔细地注视德国报纸，寻找表示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最细微迹象。与此同时某些报纸认为这个办法很聪明，即它们写文章和短讯，文字中多次提到“闯将”字眼，同时对我备加指责。我觉得有必要发表秘密呼吁，这个文件在报业委员会忠诚努力的帮助下取得一些效果。结果，在德国海军部得知“闯将号”沉没的消息时已有5个星期过去了。甚至到那个时候他们一点也不相信他们不是谣传的受害者。

　　舍尔海军上将说：

　　“英国人成功地在相当长时间内为这艘大型战列舰的损失保密，这个损失是我们使两国海军力量均等努力的一次重大的成功。……英国人的行为在所有方面都受有利于他们的军事目的考虑所驱使。……在“闯将号”这件事情中，我们只能赞许英国人不向敌人暴露弱点的态度，因为有关对方力量的精确情报在决策时有决定性的影响”

　　03

　　我记不起在其他时期压在我身上的战争重担比1914年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更加沉重。8月份人们预期会发生大规模海战和第一次陆上大战役；但是我们的行动方针是明显的，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我们还有待决策。整个9月份受马恩河胜利影响。但在10月份和11月份难堪的境遇再次降临在我们身上。在陆地上与可怕的和显然有不竭力量的怪物作搏斗有被打败的感觉，在海洋上和在港湾里关于舰队会受潜艇攻击的一系列不断折磨人的忧虑统统压迫着我的心。无时不存在世界的某地出现某种灾难或其他事故的可能性。没有一天不存在冒各种风险的必要性。

　　我自己的地位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三艘巡洋舰的损失已经被人任意地归因于我的个人干预。我被指责为粗暴地否决海军大臣们的建议和随意地派遣舰艇中队驶向毁灭。安特卫普变成猛烈指摘的原因。人们几乎以为由于我的干预造成了该市的陷落。使用这些未受专业训练的人充当海军旅战士受到普遍的谴责。海军旅的三个营在荷兰被扣留被说成完全由于我不可原谅的愚昧造成的巨大灾难。关于“洞中挖出老鼠”这样一句不愉快的语句——想法足够正确，事实也没有错——是我在利物浦一次精神不佳的演讲中顺口溜出的话，却被紧紧抓住，枷锁示众。这些是报纸上与我的名字有关的唯一主题。我在海军部的工作事实上公众是不知道的。议会对我的攻击没有一次给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尽管几年来已习惯于被羞辱，我还是感到不友好的和怨恨的激流向我涌来。人们开始意识到这股激流有可能容易地造成一个实际结果。幸运的是没有许多时间供人们过多地考虑这些非议。

　　海军部是在威严地要求公众予以信任的状况下进入战争的。试验性动员与欧洲危机在时间上的巧合，被普遍认为是经过周密的设计的。以后一个接一个悲观预言被曲解为，说我们将不知不觉受敌人攻击，德国商船改装的驱逐舰将在海洋中四处搜索，说我们的航运、贸易和粮食供应受到威胁，但这些都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得到群众广泛宽慰的确认。我们安全地将陆军运往法国和在黑尔戈湾成功的海战被认为出色成就而得到喝彩。可是出现了最初几次不幸事件，喜欢发表意见的圈子里就充溢了不同的声调。3艘巡洋舰的损失是在战争失利时有能力垄断舆论声音的那些人改变态度的转折点。随着打一仗突出大规模海战希望的破灭，就开始听到埋怨的声音，“海军在干什么？”时间一星期继一星期过去，英国海军的庞大机器似乎看不见又听不到，人们产生失望的感觉也许无法避免。有一种普遍的意见认为，我们原本应该一开始就进攻和摧毁德国舰队。指出源源不断的军队和供应运往法国，或几乎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英国全世界贸易是徒劳无益的。听了敌人宣传后，再要解释使人们相信护运增援部队和远征队从帝国各地穿越每一个大洋的行动是错综复杂的，或要阐明使人相信不可能找到德国舰队进行战斗的理由，那是办不到的。我们小小的陆军拼命战斗，在英国人眼里他们扮演与法国陆军同样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我们强大的海军——世界上最强大的——显然处于一种惰性状态，只有间或发生灾难时才有所变更。

　　吃过面包很快就忘记。以有效预防措施和预见性挡开危险，这从不被记住。因此海军部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这样受到人们不体谅的判断。对于我这个看到危险、做准备对付危险和战胜危险的人来说，对于我这个对过去怀有深刻的感激、对将来有绝对信心的人来说，这些不满的表现只是由于缺乏理解和耐心，在当时的普遍紧张压力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原谅的。可是这种不满是令人不平静，不容易对付。问题又不能公开或在议会中辩论。没有人愿意提出正式控告；也没有人能够全面答复而不损害国家利益。我们必须默默地忍受所有这些挑剔。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在海上出现一定的损失在所难免；在每次这样的事件中人们很容易断言有人犯了大错误。在大部分事例中情祝的确如此。成千艘军舰游弋在海上，有成千种真实的或潜在的危险每天威胁着它们，必然会发生意外事故和错误。不论发生了多少次不能推诿说命运的事故和意外的错误。几十艘军没有一个小时不冒无法预防的风险，没有一个小时海上指挥官不遇上新奇而困难的问题，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在战争中受过这种考验。我们偶尔犯了错误甚至造成损失令人惊奇吗？“又一次海难，500人淹死。海军部在做什么？”虽然陆军在巨大战役的混乱中一直弃守溃退，成千上万人常常不必要地和错误地被派去送死；同时英国在海上的每次军事行动和贸易运输直没有遇上大的阻碍。

　　这种吹毛求疵的基调对路易斯亲王产生了严重的新情况。在我们成功的动员和进入战争的最早激情中，没有人对他的父母有所评论。但是现在俱乐部和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开始产生一连串署名和匿名的信札，以各种不同方法并常常使用激烈言词抗议一个日耳曼血统的人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重要职位。这种做法是残酷的，但不是不自然的。我以焦急和苦恼的心情眼见广泛疑虑的迅速增长。我也从偶尔听说的话中推断得出，这种气氛对第一海军大臣变得很明白。于是他慢慢处于会招致不满的地位：他必须承担日常的巨大责任和风险，但没有他绝对必须得到的公众信任的支持，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肯定时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故。因此，当接近10月底路易斯亲王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时我并不惊奇。他以无怨的尊严做出这种牺牲和以自我谦让作为他给予英国和皇家海军的伟大和忠诚服务的报偿，无愧为一个水兵和亲王。现在我必须找一位他的后任，我的内心已经转向一个人，仅有的一个人。

　　费希尔勋爵习惯于偶尔上海军部来，我留心察看他以便判断他的身体力量和精神上的警觉性。看来两者都不成问题。有一次，当他猛烈抨击他认为起阻碍作用的某人时，他愤怒得发抖以致似乎身体里每根神经和血管将会破裂。但是他庄严地经受住这种紧张，他离开时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即他是一架在他那个上年岁的年龄段上具有燃烧和搏斗精神与体格力量的可怕的机器。我从来就一点也不害怕与他一起工作，我认为我很了解他，长久来保持平等的关系和宪法规定的上级权威，因而我们能一起经历任何困难，我于是在谈话中告诉他亲王辞职之事，但没有作任何承诺，很快我看出他强烈地热衷于掌权，强烈地受到发表意见和执行使命的那种感觉的鼓舞，于是我决定不再拖延时间便采取行动。我找首相，向他提出种种论点，我据此得出结论，即费希尔应当回海军部，是与我一起工作的唯一合适人选。我还提出阿瑟·威尔逊爵士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我完全知道对于费希尔的任命在许多部门有强烈、自然和合理的反对意见，但是我已经形成我自己的坚定信心，我决定除非我能公正处理此事，否则我不再留在海军部，所以到最后不管是好是坏我如愿以偿。

　　重新召回费希尔勋爵进海军部的决定极为重要。尽管以此一直有争论，他是纳尔逊以后最杰出的英国海军军官。他思想上的独创性和秉性上的自发性使他不必恪守各种常规。他的天赋深厚而真实，尤其是他胜任处理大量军务。他体格魁伟，不畏任务繁重。

　　可是他已有74岁。如同在与时间作斗争的巨大城堡中，硕大中心建筑物城堡主塔安然无恙地高高耸立，似乎会永远存在。但是外围建筑物和城垛早已倒塌，城堡专横的主人只生活在特殊的一套房间和走廊里，他与这些住处有终生的亲昵关系。要是他与他的同行阿瑟·威尔逊爵士迟生10年，英国海军在大战爆发时的管理不论在海军部还是在海上本来会达到最高的完善境界。战争造就的新人物——贝蒂、凯斯、蒂里特——还没有获得本来会使他们在最危急形势下被海军接受的权威。费希尔和威尔逊比他们同代人活得长，高居在他们后一代海军将领之上。这两位伟大的老人和饱经风霜的老水手，他们有半个多世纪英勇地面对战争和海风，当我还在摇篮中时他们已经是在海上漂浮的舰长，现在海战的专业指导权托付给他们了。

　　但是很清楚，对我来说我对这两位舰队司令所知甚深，在过去三年里有很多机会耳濡目染他们的观点。我们参谋机器的日常组织将必然有所改变。这就有必要更换战时参谋部的参谋长。海军从斯特迪将军身上能看到敏锐的智力和可贵的实际能力，他能以最大的技巧和决心处理他的军舰和中队事务以及指挥它们作战。可是他不是费希尔勋爵能满意地在最高执行中心与之共事的人。幸运的是在同意此人的继任人上没有出现困难。

　　从安特卫普战役起，奥利弗将军一直是我的海军秘书。战前那一年里他曾是海军情报局局长。在这个职位上我必须不断依仗他(如依仗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克逊上校)取得有关英德海军力量争论所根据的所有事实和数字。他在事情细节上的精确性和忍受持续而高强度精神劳累的能力是非常的。他思维精确，言词清晰，而且知识渊博。他作为海军军官的条件是无可挑剔的。他曾是阿瑟·威尔逊爵士的航行指挥官，海军里人人知道1901年海军操演中这两个人怎样指挥海峡舰队的故事，他们将舰队从爱尔兰以北的拉斯林岛海外穿过爱尔兰海峡在浓雾中驶往锡利群岛，既见不到陆地又看不见灯光，彼此都不想和对方说一句话。第三天浓雾突然散去，舰队惊讶地看到了锡利群岛的面貌，此时舰队已在航路上抛锚。

　　当费希尔勋爵向我提出由奥利弗将军任参谋长，作为交换将他的个人助手德·巴托洛梅海军准将担任我的私人秘书时，我十分高兴。这样每件事开端不错。我们改组了战时领导小组，小组每天至少开会一次，包括海军大臣，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奥利弗将军和德·巴托洛梅准将(最后这个名字代表海军军官中较年轻的一派)，加上极为难得的秘书格雷厄姆·格林爵士。亨利·杰克逊爵士也经常受邀出席，但不是十分频繁，以免把外加的责任压在他身上。

　　04

　　除1914年11月这个艰难月份的心神苦恼外，还有入侵的恐惧紧紧抓住陆海军当局。陆军部认为前线的暂时平静能使德军抽出大量训练良好的军队——如有必要可达25万人——入侵英国。基奇纳勋爵指示进行全面防御准备，费希尔勋爵精力充沛地投入这项任务。如读者已经知道，虽然我对此事意存怀疑，但觉得进行预防完全正确，无论如何要增加对我们海岸和本土防御部队生命的关心。因此我让自己压制在整个最高阶层出现的激动，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加速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派第三战列中队驻在福斯，调第二舰队到泰晤士，将旧“威严”级战列舰安置在东海岸各港口，布置用作堵塞的船只沉入水道，把水雷安放在我们无防御港湾的口子上使其在适当的时候爆炸；此时整个海岸的海陆空防御力量有节奏地一起活动。陆军的安排因下面事实变得复杂：经过充分训练用以击退入侵者的几个师把它们的步枪借给正在训练的那些师，这些步枪必须集中和再分配，成为应付最紧急情况时程序的一部分。我们竟衰落到使用这样应急措施的地步！可是德军保持绝对静止；11月20日前几天特别有利于夜间登陆的潮水与月亮的条件，并未被利用，于是那种即将发生某种大事的感觉逐渐在我们心头消失。

　　05

　　费希尔勋爵以爆发的精力投入建造新军舰。他将英国的所有造船师和造船企业聚集在他的身边。有4或5天光荣日子里他几乎每分钟都感到高兴，他交给我建造潜艇、驱逐舰和小型舰只的计划，其规模之大超过我和任何我的顾问认为可能的程度。施瓦布先生此时正好返回美国途经英国，我们邀请他来海军部，他承担建造24艘潜艇——12艘在加拿大建造，12艘在美国建造——这一大批潜艇将在难以置信的6个月短时间内完成。我为提前交货设置重奖。这些重大的谈判完成了，嗣后的工作由伯利恒钢铁公司这个庞大组织以惊人的细致周到和准时开始进行。一天晚上，费希尔勋爵、施瓦布先生和我坐在海军部八角形桌子的周围，对潜艇合同作良久讨论后，我们问施瓦布先生：“你有对我们有用的其他任何东西吗？”他于是告诉我们，他有4个回转炮塔，每个炮塔上装2门14英寸大炮，这些炮塔准备装在当时在德国为希腊建造的希腊战列艇“萨拉米斯号”上，几乎已经完成。我们专心研究了这个问题，我有了一个想法。读者一定能记起我们为巴西建造的三艘小型铁甲舰，虽然当时任何人都看不出它们有任何用途，在战争爆发时我决定把它们接过来。在比利时海岸的战争中显示出它们的价值。我向费希尔勋爵建议，我们应购买这种14英寸回转炮塔，并建造铁甲舰把它们装上。将军对这个计划很高兴，几小时后他就与他的造船师关在小房间里设计铁甲舰。我们很快就着手制订建造铁甲舰的庞大方案。

　　这是一支了不起的一应齐全的新海军，当两年多后真正德国潜艇攻击开始时它成了对海军部的神助。新海军以这样的规模建立是费希尔勋爵的天才和精力对国家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费希尔在他漫长一生中，也许从未有过比这次以巨大努力建造新舰队的经历更愉快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怎样把战争思想注入一艘军舰中。造舰引起他生命中的最大热情。这里所有的英国造船厂全在他的调度下，所有的财政壁垒全部拆除。

　　战列巡洋舰“击退号”和“声誉号”，尤其是轻战列巡洋舰“英勇号”、“激烈号”和“荣耀号”的建造是我4个月后同意的，当时的环境等到讲述它们的时候再谈，必须说它们是一位老人的孩子。尽管这些军舰拥有此前军舰从未曾兼有过的许多非凡的品质，但它们的骨架很轻；海军根据新的战争条件要求它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结构的力量和装甲。不管怎样，它们的父母亲总是深深爱它们，当有任何诋毁污辱它们的质量时，他总要以最大的热情给予维护。

　　在11月和12月我怀着对第一海军大臣的最大钦佩心情主持这个工作的全过程，但在支出费用上有点担忧。我对战争将延长到1915年以后并不感到满意，我不希望从陆军那里抽调他们可能需要的人员或物资。直到1915年4月，当时俄国的战败作为决定性因素已成为定局，我才认可战争期限会延长到1916年12月31日，并同意制订增加新建造舰只的计划，时间限在这个日子以内。同时我尽我最大努力满足费希尔勋爵。我一再向他指出，根据某些观点来看，在战争结束12个月前建成的军舰要比在战争结束1个月前建成的军舰价值大12倍，并不间断地主张，最近建成的军舰必须绝不能让其受损害。但是他的欲望很难满足。一天中他会设计一艘主力舰的草图。一周中他会贪婪地看一份计划，回来要求建造更多的舰只。我建议他应该制造一门珍宝般贵重的18英寸的实验炮，我一提出他立刻接受。他大声叫道，“我将把它放置在轻巡洋舰上，舰速40节。你可以随心、随时、随地使用这种大炮轰击。”这就是他的主题；但是他的“装甲是一种幻想吗？”他的理论又怎样？然而我尽我所能支持他。他对的时候比错的时候多得多，而他的魄力和生命力，就像他的一艘以最高速度奔驶的巨舰，使海军部颤抖。

　　06

　　费希尔勋爵的年纪和他现在承受的极大的紧张状态有必要使他过一种十分小心的生活。他寻常在8点以后不久去睡觉，在4点或5点之间甚至更早精神振作地醒来。在早晨几个小时里，他以最大努力处理大量事务，书写数不清的信件，决定当天应做之事。的确，他做事的方法与诗人布莱克的箴言密切相符：“早上思考；白天行动；傍晚进食，夜里睡觉。”可是我从未听到他使用这个语录。随着下午临近，早上惊人的精力逐渐下降，在夜间的阴暗中，老将军巨人般的力量常常明显地耗竭。而且，单以体力和精神力量观点来看，他的努力是令人吃惊的，这种力量使我——如此接近地观察他——对他充满了景仰和慰藉。

　　我稍稍改变我的日常生活以适应第一海军大臣的日常生活。我寻常早上迟起个点头，有人在8点而不是7点叫我，如有可能中饭后再睡一个钟头。这样就能使我连续工作到清晨1点钟或2点钟，无论如何不会感到疲倦。这样我们形成整个白天和晚上有人几乎不睡觉的值勤。事实如费希尔所说，“十分接近一座永远不停的钟。”不论白天与黑夜每个小时都有电报来到海军部。如有必要，很少有一个钟点不能由我们中这个或那个醒着的人做出即刻的决定。

　　从业务观点看，这种安排也方便。海军大臣在上床前处理完与他有关的每件事，三个钟头后第一海军大臣致力于他的事务。我在8点醒来时察看他黎明时所做的工作。先前我从未见到海军部的工作节奏这样有力和这样准时。

　　我们之间有协议，不论谁在采取重要行动时，除非先前已经达成一致，一定得与对方商量。对这个协议我们两个严格遵守。我们就这样第一次形成对海战全过程的绝对坚强控制和中央权威，我们准备把我们的意志贯彻于整个舰队和所有海军行政机构，并保持我们自己不受外来的干预。长期以来我习惯于用红墨水写我的备忘录。费希尔习惯于使用绿色铅笔。引用他的话说，“这是左舷和右舷的灯光。”只要左舷和右舷的灯光一起照射，什么都进行顺利。我们已建成联合体，当它保持完整时，它不会被国内的阴谋或海上的敌人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