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陆军渡海·第九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1—1914·第一》

出自————《战争通史》

　　01

　　英国以前所未有的最强大军事帝国的面貌进入战争，从战略上说是声势壮观的。她巨大的舰队消失在岛国一端的薄雾里。她的人数不多的陆军匆匆地在岛国的另一端离开祖国。这两种景象在无知者眼里英国似乎放弃了她本身的全部防御手段，并将她无保护的海岸暴露给敌方的突然进攻。可是根据最可靠战略原理，这两种行动不但保证了我们自己的安全而且拯救了我们的协约盟国。宏大舰队到达战位，从此可以无可辩驳地断言获得了海洋的控制权。正规军在关键时刻到达法军战线侧翼最重要的位置。要是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能达到这个水平，今天我们将生活在更轻松的世界上。

　　02

　　有关参战引起的分歧，由于绝不仅限于内阁中起作用的强烈舆论逆流而更加严重，这股逆流主张，如果我们参战，应由海军单独参战。一些有巨大势力和影响的人物——他们以后在这场斗争中始终不倦地努力工作，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此时却坚决反对派遣一个士兵在欧洲大陆登陆。如果不是万事准备就绪，如果不是计划业已完善，如果这个计划不是唯一的计划，如果不是所有军事部署艰苦地围绕这个计划安排，谁敢说此时不会出现致命的犹豫不决呢？

　　8月5日下午首相在唐宁街召开非常战时会议。我记不起以前有过类似的任何集会。参加者包括与参战政策有突出关系的大臣、海军与陆军的首脑、全体高级军事指挥官，此外还有基奇纳勋爵和罗伯茨勋爵。要求对如下问题做出决议：我们应怎样进行刚开始的战争？为陆军部说话的那些人了解他们自己的心理，所以是团结的。根据可以公正地称为霍尔丹计划的方案，主张立刻派遣全部英国陆军去法国。那位大臣在陆军部8年任期内所作的一切导致这个方案的制订，并为这个方案而牺牲。把4或6个师的步兵(配置必要的骑兵)在动员令下12或14天内布置在法军战线的左翼，同时以由他组建的14个本土师捍卫本岛，以上就是方案的大概。根据这个方案，在陆军元帅尼科森和弗伦奇的援助下霍尔丹集中了全部人力和有限的资源。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案，但它是适合实际的方案。方案的制订经过坚持的探索和勤劳而细致的研究。它相当地反映出志愿制度产生的战时效果，以最有效和大胆的方式应用于决定性的要害目标；而制订的动员计划、铁路网络图、时刻表、基地和仓库的组织以及供应安排等等(可以写满许多卷书)，规定和保证了方案的彻底而协调的执行。一个在此重要时刻倾注了全部精力的指挥官，现在终于被选中了。留下来要做的一切是实施这个决定和发出行动的信号。

　　此时我代表海军部提出报告，说明我们每一方面的动员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所有军舰都已在战位上。我们将放弃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所有讨论中一直提出的那个要求，即应在英国保留两个正规师以防备敌人的入侵。就海军部而言，不单4个师而是整个6个师也即刻可以出发；我们可以提供运输他们的舰船，他们离开后我们能保卫岛国的安全。皇家海军承担了这个巨大任务。

　　然后讨论转到应将这些陆军派遣到什么地方。罗伯茨勋爵询问，有没有可能为便于攻击将英国陆军放置在与比利时陆军连接处，即在入侵德军的侧翼和后方。从海军部的观点看来，我们不能保证在多佛尔海峡的敌人一侧完成如此巨大部队的海上运输，只能保证已经到达战位的英法联合小舰队警戒线内侧的海上交通。此外，陆军部没有为这样的紧急情况制订计划。现有计划集中考虑与法军的整体合作，不管合作在什么地方进行。就是这些没有别的。

　　另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英国远征军应该集中在向前多远的地方。有几位高级当权人士谈到英军的动员开始得比法军迟3天的事实，主张把英军集中在亚眠周围，以便第一个战役打响后进行插入攻击。但到会议快结束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主张出兵的人也发表了他们的主张。会议的经过使我们感到，我们必须以法国参谋部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帮助法国。

　　03

　　宣战后我第二次去内阁开会时，发觉我有了新的伙伴。在过去7年中莫利勋爵一直坐在首相的旁边，而我一直坐在莫利勋爵的旁边。好多次我从经验丰富的邻座用铅书写的智睿短句中得到诙谐幽默的告诫，他超群的有魅力的殷勤好意为我们辛劳的工作增添光彩。有一个星期天他对我谈到决心，他说，“如果必须有决心，我不是具有决心的人。我只会妨碍那些像你这样必须担负巨大任务的人。”现在他去世了。在他的座位上坐着基奇纳勋爵。坐在我左边也是一个新人——新农业大臣卢卡斯。自从南非战争时我就认识他，当时他失去一条腿。谁认识他便会喜欢他。他开朗、快乐、易感动的品性，他诙谐、讽刺但决非不礼貌的语调，他令人高兴的风度，他不由自主的微笑，使他的朋友都喜欢与他接近，他有许多朋友，我是其中之一。内阁中他年轻，他是他周围宝贵精神财富和快乐的继承者，他似乎已迷住了其他人。

　　这两个人后来死在敌人之手，年轻的大臣在高空与敌人搏斗牺牲；年老的陆军元帅溺毙在冰冻的海洋中。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告诉围坐在会议桌旁的20位政治家，在这个平凡的英国内阁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将死于他们刚刚宣布的战争中，他们将有何感想。我认为他们会因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他们同胞、朋友和儿子遇到的危险而感到骄傲和宽慰。

　　04

　　在8月5日的战时会议上，基奇纳勋爵还未担任战时国务大臣，但我知道他的任命即将发表。当时兼任战时国务大臣的首相不可能担负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繁重的部际事务，他要求两位大臣商议解决。因此首相邀请基奇纳勋爵担负陆军部大臣的职务，这位陆军元帅肯定无论如何不想谋求这个职位，但他没有选择只能接受。

　　我与基奇纳勋爵的关系不深。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恩图曼战场上。当时作为21轻骑兵旅的中尉，我被派回司令部向总司令口头报告挺进的德尔维希军队的状况。他曾因我年轻，严肃地不赞同我做这项工作，并曾设法阻止我到苏丹战场服役，得知我成功地到达苏丹时感到气愤。这是第一眼见到我之前不喜欢我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我详细记述他的性格和他指挥的几次战役，写了厚厚两册，完全以忠实于批评公正的精神表达。我第二次见到他已是12年以后了，那是1910年，有人为我们正式介绍，并就陆军演习问题作了简短交谈。1912年在马耳他会议上我对他稍有了解，此后我们经常碰头，谈论帝国国防的主题。在这些交往中，我发觉他比我早年印象和听别人说起的要容易接近得多。在战争开始前一周里，我们曾两三次共进午餐和晚餐，我们讨论了我们能够预见到的所有可能性。当他被任命为战时国务大臣时我很高兴，在战争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以密切而友好的关系一起工作。他不断就他工作的政治方面同我磋商，并在军事问题上对我日益信任。海军部与陆军部的事务非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致战事初起的整个头10个月中我们几乎每天进行个人磋商。我无法忘记，当1915年5月离开海军部时，我同事中第一个(是一个例外)和唯一一个前来作礼节性拜访的就是这位工作负担过重的巨人，他的非难曾是我青年时代使我仓惶失措的经历之一。

　　05

　　众所周知，动员起来的英国陆军是由6个正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组织良好的远征军。此外还有两个步兵师——第七和第八师——必须从整个帝国各地警卫部队中征集，或者由留在国内的远征军的多余部队组成。还决定从印度调动两个师，其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土著人。在这些无疑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后边，有14个本土师和13个骑兵旅，不列颠群岛的防卫必然交托给他们。这些部队很少训练，配有少数大炮，但由有远见的和有知识的人士组成，他们不等到危险时刻来临就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目标。在6个月或有人认为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使这样的军队发挥作用。

　　现在基奇纳勋爵在与我们共事后第一次在内阁中用军人的语言宣布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预言性的道理：每个人期望这场战争短暂；可是战争是无法意料的，现在我们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样的战争不可能在海上结束或单独使用海军结束。它只有以欧洲大陆的几场决战来结束。在这些决战中英帝国必须按照她的重要性与力量的比例承担她的一份责任。我们必须准备把几百万陆军投入战场并准备维持作战若干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承担我们对协约各国或对世界的责任。

　　内阁会议以缄默的同意接受这些话；我相信，如果基奇纳勋爵继续要求根据需要必须实行全国普遍兵役制，他的要求也会得到同意。但是他只满足于提出招募志愿人员，第一步组建6个新的正规师。这个办法远不如组建以本土军基干官兵为基础的志愿部队，这种部队的每一个单位在后继阶段中能成两倍或成4倍地增加。可是这位新的战时国务大臣对英国本土军制度知之不深和缺乏信心。这种部队的名称本身对他说来是一个障碍。在1870年战争中，他参加卢瓦尔战役(也许是勒芒战役)，在这个战役中托付给法国本土部队守卫的最主要阵地丢掉了，造成整个部队的失败。他几次对我说起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在他的心头铸成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徒劳地对他解释组成法国和英国本土军的部队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法国的本土军是从他们最后服役期征募的上年纪的人；英国的则是精明而热情的强烈爱好从军的青年。他们都是本土军，在他看来最终都一样。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增加了他的原本已是巨大任务的困难。他亲自着手组建基干官兵，成立“基奇纳军”6个师的第一个师，而后是12个师的第一个师，最后是24个师的第一个师。此时应募者潮水般向他涌来，人数达10万之多。完成这个临时凑成部队的巨大功绩必然属于当时奇迹之一。

　　反对强制征兵的议论无疑有它的说服力，这个议论很快又因两件事情而加强，一件是压倒数量的志愿者，另一件是缺乏武器与装备。除了正规军拥有的微小储备外，武器与装备确实没有多余。我们的军队规模很小，因而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同样很小。没有步枪，没有大炮；数量不多的炮弹与枪弹供应开始立刻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告罄。即使采取最好办法，在能够开辟来源，甚至是中等规模的新供应来源之前，肯定需要许多个月时间。人们现在第一次知道，造一支步枪比造一门大炮的时间更长；而步枪成了最迫切需要的武器。我们只有把木棍发给聚集在招募站的热切的人们。我搜索舰队和海军部仓库，凑集了另外3万支步枪，这确实意味着战场上多3万个士兵，在军舰上只有海军陆战队有步枪；水兵的最后一招，像旧时那样必须信赖他的短弯刀。

　　当基奇纳勋爵组建他第一批6个新陆军师之初和大量应募者蜂拥而来之前，我送给他皇家海军师，他高兴地接受了。战前，我们预见到海军在动员时将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兵站里，而我们出海的任何战舰中没有空缺容纳他们。因此1913年我向帝国国防委员会建议组建3个旅，一个由海军陆战队组成，其他两个由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人员和皇家舰队预备役人员组成。我们打算用这些旅在战争早期阶段支持国内防卫，因而从可以使用的人力资源中组建基干队伍。海军陆战队旅实际上已经存在，很清楚早在筹建新军之前这3个旅就已做好作战准备。海军志愿人员焦急地想到舰上服役，此刻他们以深深的妒忌和无限的忠诚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啊，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改变证明是命运的决定。这群勇士中战后很少有未受伤活下来的。至于他们英勇行为将在历史上英名永留，即使在这熙熙嚷嚷的时代也为人们所牢记。

　　06

　　德国大使的离任和8天后奥地利大使回国注定要由我安排。所以在8月5日早上我派我的海军秘书胡德上将穿上制服去德国大使馆，希望知道我们用什么方式能使利希诺夫斯基亲王感到满意和方便。尽管在法国和英国大使离开柏林时受到德国暴民的侮辱甚至攻击，我们仍以一丝不苟的谨慎态度从事工作，保证对那些我们要负责的人奉行得体的礼节。利希诺夫斯基亲王记录了他所受到的礼遇，我们的行为似乎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我写了如下通知：

1914年8月13日

　　“兹有海军秘书胡德持此函前来，他奉命帮助你舒适而方便地作海上旅行。如果此时你需要任何帮助，我希望你通知我。

　　虽然可怕的事态发展把我们两国的古老友谊撇在一边，由多年的个人交往产生的尊敬与关心不会从你的英国朋友心头逝去。”

　　奥地利大使要求是否可派船将他直接送到的里雅斯特 [ 法郎注：的里雅斯特，今属意大利。 ] ，并要求将这个照顾赐给一些居住伦敦而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的奥地利平民。我随后安排多达200人登上了大使的船只。我有把握说，采取这些措施我是按照英国尊严所需要的规则行事。

　　07

　　按照建立海军部的国王特许状和议会的命令，海军大臣向国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的一切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海军大臣本人把技术和专业管理的责任委托给杰出的水手。但是他不能由此减轻他本人理论上或实际上的责任；他应对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每件灾难他都难辞其咎。胜利的光荣理应归于取得胜利的司令官；失败或处理不当的责任必须由海军部承担，国民的谴责主要落在海军大臣身上。

　　那末，为政治或议会理由而任命一位没有权威性专门知识的文官大臣怎样履行其职责呢？很清楚这取决于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的性格、脾气和能力。他们两人必须协同面对迅速、连续、复杂的重大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全心全意的一致，那么国王必须在首相建议下挑选另外两人。我对自己的职责是这样理解的：我要为所有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结果负完全责任。根据这种精神，我对每一件已开展或已提出的工作，实行密切而全面的监督。此外，我对整个海军领域要求行施无限的建议和倡议权，所有发号施令只需取得第一海军大臣的同意。凡是我所做的无论对错，我希望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判断我的功过。实际上困难比想象的少。的确，经历了长时期无休止的危机和紧张，这部机器运行得很平稳。

　　战争开始时，身为海军上将的德国海军大臣冯·提尔皮茨，发觉自己在战略上和准战术上对舰队的控制被完全切断，处境极端严重，以致他宣称“他不懂海军的作战计划。”他被限制只能做一些纯粹的行政工作。由于要负责行政工作，他失去了大本营皇帝随从的地位。最初由冯·波尔领导的海军参谋部在皇帝身边有眼线，能收到符合皇帝意愿的最高层的暗示。因此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处境极不愉快。海军参谋部尽一切可能不使他与皇帝接近，劝皇帝拒绝他闯入最高圈子的努力。受整个国事担子重压的皇帝随时给参谋部下指令，口授未经仔细考虑的言语，这些言语嗣后又要作为不可抗拒的权威去执行。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把海战最初几个月德国舰队陷于瘫痪状态归因于这些事态。据他所说，这种情况使德国失去在最有利条件下打最重要战役的机会，实际上未经一战听凭制海权落入英国人手中，因而英国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大陆。如果说我们解决海战难题的办法不完整，我们的敌人也同样如此。

　　08

　　我们知道的国内水域的海军优势差距，此时比此后战时任何时候都小。1914年8月1日集中在北方战位的主力舰队包括24艘属于“无畏”级战舰或更强的军舰。此外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停泊在昆斯敦，守卫着大西洋海岸，2艘“纳尔逊勋爵”级巡洋舰与海峡舰队在一起，另外3艘战列巡洋舰在地中海。德国人实际上动员了16艘同样级别的军舰。 [ 原注：德国海军上将舍尔著作，第13页。 ] 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尽管我们认为他们还准备了其他2艘甚至3艘军舰，实际上这不大可能，这些就是他们的最大力量。所幸的是，每艘英国军舰已准备齐全处于完善状态。没有一艘在修理。当前即可投入战斗的军舰的力量是我们24艘对敌方确定的16艘和可能的19艘。但这些数字并不是作为整体的英国舰队的全部物质力量，更没有算入英国军舰的火力。英国舰队除“无畏”级战舰外，还有8艘“爱德华国王”级军舰，这8艘军舰显然优于余下来的8艘德国军舰。即使不提这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的信心，事实肯定是，单就我们多5艘至8艘“无畏”级战舰而言，我们就占了明确的数量优势。就巨大舰队必须预计的意外不幸事件和机械故障百分比来说，我们与敌人没有很大差距。我们因没有准备而遭受突然袭击引起的灾难是不可能的。对于只看表面现象的观察家来说，他从多佛尔或波特兰悬崖上往下看由六七艘军舰组成的战列中队，它们躺在底下远处就像微小的模型，显然他会对依靠它们的不列颠世界的基础感到忧心忡忡。如果英国海上官兵的智慧与勇气不是我们相信的那样；如果建造这些庞大军舰工艺不是充分可靠和精湛；如果我们水上官兵的航海技能和炮术低下；如果意外发生可怕的怪事或错误，那末双方的战斗力量可能旗鼓相当了。

　　人们对英国海军期望之高是容易理解的。要是德国海军要打一次大仗，现在战争开始时是最好的机会。当然，德国海军部知道我们可以使用的是什么军舰和我们已把舰队进行动员、集中起来和游弋在海上。即使他们认定不寻常的事实，即我们的“无畏”级战舰的每一艘全都准备齐全，它们中没有一艘出毛病，在德国人看来它们经受的是以最多27对16的优势与德国舰队作战——根据他们的观点这是巨大的差距。当观察扩展到整个舰队时差距还要巨大，但这种差距与6个月后、12个月后或更迟些时候他们将面对的差距相比还是很小的。因为看一下这两支对立舰队即将得到的增援力量，就能看到除了完成我们自己的舰只外，我们可以征用在我们船坞中为外国建造的战列舰。因此我们在3个月里就有7艘大战舰，6个月里有12艘大战舰一定能加入我们的主力舰队。对比之下对方能指望的3个月里只有3艘，6个月里只有5艘，这样3个月后的平衡表上为34对19，6个月后为39对21；这还没有算入在地中海的3艘战列巡洋舰和在太平洋的3艘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这艘军舰若有需要，我们显然能将它调回英国。

　　那末此刻是德国最有利的时机；此刻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机会。这不就是战略时机吗？难道德国人不以为运送英国陆军去法国是海军部最郑重贯注之事吗？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次胜利，即使是一个部分的胜利，也要比其他任何时候的胜利更有成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42艘德国商用巡洋舰只需片刻就能出动，就能在大海上展开攻击，我们以后需要一艘一艘地击沉它。尤其重要是，干扰和推迟英国为大力增强陆上兵力而运送陆军，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效果吗？德国参谋部信奉短期战争，他们把所有赌注下在增强陆上力量的最大努力上。德国舰队为什么不参战，为什么不在最关键时刻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发挥作用呢？它能放在其他什么用途上呢？

　　因此我们在海洋上寻找战机。我们期望作战，我们追求作战。关于两国海军彼此正在接近并准备在海上进行决战的消息，会受到我们舰队真正满意的欢迎，和受到海军部沉着的接受。我们不能把我们主力舰队派往黑尔戈兰湾布满水雷和潜艇聚集的区域。但如果敌人提供在任何条件下的战机，而且这个条件不至于使我们处于严重劣势，它也会被我们立刻接受。

　　事实上，海军部的清醒的信心有相对力量计算为基础，计算的可靠性是不容德国参谋部怀疑的。甚至作战鼓吹者的冯·提尔皮茨也在书中(第356页)写道：“反对立即作战的原因是，当战争爆发时整个英国舰队由于试验性动员已做好作战准备，然而我们只有现役的几个中队作好准备，”德国官方海军史说，“英国……由于采取试验性动员和随后的各种措施获得大范围的军事优势，尽管英国也由此必然引起纷扰与不安……但这种优势是德国不能抵消或赶上的。”德国参谋部认为，即使这是检验力量的最好机会，但是它还是极危险甚至没有成功希望的机会，所以不值得一试；于是他们的舰队一直隐藏在港口里过不光彩的日子；这样无疑使英国为海上任务而继续和大量地消耗资源，德国则取得间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不会对整个战争进程施展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等待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立刻发生任何大事情。没有打大仗。英国主力舰队一直留在海上，德国舰队没有离开它躲藏的海港。巡洋舰也没有活动。在哈里奇海岸外布雷的一艘德国布雷舰被“安菲翁号”率领的驱逐舰小舰队追逐并击沉；而“安菲翁号”在归途中经过德国雷区时触雷爆炸。此外逗留在广阔和狭窄海面上的大炮没有打破沉寂。可是在这个沉寂时期，从一开始起英国海军就不受挑战地统治着整个世界。所有在外国海面的德国巡洋舰已消失在浩瀚大海中；所有德国商船从英国显然要参战的最早一刹那起已逃往中立国的港口。潜在的以商船为目标的驱逐舰8艘中有7艘甚至一炮未发就躲起来不敢露面。德国在波罗的海以外的海上贸易从8月4日晚上起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在几天踌躇后，英国的大批商船在保险率不超过6%的政府担保的鼓励下开始出海，甚至在欧洲大陆双方主要陆军接触之前，英帝国整个大洋交通以最大规模继续进行。到8月底保险率已降到6%，此时海军部能够宣布，被认为对海上贸易构成威胁的42条德国班轮中，有11条被解除武装，拘留在美国的海港里，由英国巡洋舰在领海外监视着；6条在其他中立国海港避难，它们在那里不是被拆除设备就是受到监视；14条在德国港口，有封锁线紧紧围住，6条作为战利品落在英军手里；只有5条下落不明，这5条船的命运将在后文再叙。

　　当时有一些悲观预言，这些预言曾经是许多争议和文章的题材。例如说，我们商船在各大海洋将被德国袭击者攻击；为保护商业需要增加几十艘英国巡洋舰；英国商船一旦在安全港口就不想出海冒险。这切没有一件真正实现过。可以把这种情况解释为警报已经解除。战前几年里主要占据在我们心中的海军三大危险——第一，舰队遭突然袭击危险；第二，水雷的危险；第三，海上贸易的瘫痪——就像船只疾驶过后的巨浪离我们滚滚远去。

　　自从上一次英国海军接受任务迎接最大紧急挑战以来，100多年过去了。如果从现在起再过100年，再遇到同样环境，海军能显示出同等程度的准备，我们就没有理由埋怨我们的下代，就像他们没有理由埋怨我们一样。

　　09

　　现在应回过头来谈谈地中海的状况。

　　德国司令官苏雄海军上将在深暗的夜色中把我们跟踪的巡洋舰远远抛在后面，匆匆赶往墨西拿，8月5日早上他率领“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起到达目的地。正如我们现在知道，他当时已经收到德国海军部前一天上午1点35分从瑙恩发来的电报。此电报告诉他至关重要的情报。电文说德国和土耳其间已缔结同盟，指示他立即前往君士坦丁堡。关于这个同盟条约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得到的所有报告完全是不同的意思；直到很迟我们才知道此时土耳其的态度。

　　一到墨西拿，“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开始从德国运煤船加煤。加煤时间占了当天一整天和一整夜以及第二天(6日)大半天。在“格本号”再次启动前整整过去了36个小时。与此同时守候在墨西拿海峡南部出口的我们的轻巡洋舰“格洛斯特号”于8月5日下午3点35分报告伯克利·米尔思爵士说，她收到的无线电讯号表明“格本号”必定在墨西拿。

　　英国总司令已乘他的旗舰“不屈号”于8月4日午夜后离开马耳他海峡，于8月5日上午约11时他已把他的3艘战列巡洋舰和2艘轻巡洋舰聚集在西西里与非洲海岸中间潘泰莱里亚岛外海面上。 [ 原注：原书第145页上的地图。 ] 根据他的著作叙述 [ 原注：海军上将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格本号”的逃跑》(The Flight of the Goeben)。 ] ，他在4日已知道德国邮轮“将军号”留在墨西拿听从“格本号”的支配。因而他相信5日一整天“格本号”、“布雷斯劳号”和“将军号”都在墨西拿。他的判断是对的。

　　伯克利·米尔恩的一艘战列巡洋舰“不屈号”需要加煤。他派她去比赛大。这是一项重要的决定。考虑到他相信“格本号”在墨西拿，考虑到他打算由他自己带2艘战列巡洋舰在向北的航道上守候，某些权威人士认为，让第二艘巡洋舰在马耳他加煤才是明智的预防措施。马耳他的设备可靠而现成，而且从那儿驶往墨西拿南边出口附近，很容易与在亚得里亚海口的特鲁布里奇海军少将会合，这也是那位少将所期望的。 [ 原注：《官方海军史》(Official Naval History)，第60、61页。 ] 如派“无畏号”去马耳他加煤，这样他有2艘战列巡洋舰在北边出口守候，1艘在南边出口守候。但是总司令决定把3艘战列巡洋舰合在一起由他自己指挥，并在西西里西端撒丁岛和比赛大之间巡弋。这样一来南边出口完全向“格本号”敞开；如果她向亚得里亚海行进，看来很可能要使特鲁布里奇少将面对一场严峻的战斗。

　　5日下午5时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收到“格洛斯特号”在下午3点35分发来的信号，报告“格本号”在墨西拿。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此刻他在西西里以西约100英里。可是他继续带了2艘军舰在西西里与撒丁岛之间巡航，迟至8月6日晚上他给“不屈号”的命令仍旧是在那里附近与他会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认为，把3艘巡洋舰全放在这个位置上是实施海军部7月30日有关帮助法军运送他们非洲陆军最有把握的办法。这样做无疑是实施这个命令的一个办法，这位海军上将在他的书中也说明使他采取这个办法的理由。他说，如果他想拦截“格本号”，由于她较快的速度使他必须站在远处时时注意她的接近。他争辩说，把他的全部力量以这种方式布置在“格本号”和法国运输船队中间，如果她试图攻击她们，这就是捕捉她的最佳机会。他于4日晚些时候把这些有目的的布置报告海军部，海军部对报告的唯一评论是“应保持对亚得亚海的看守，其双重目的是防止奥地利军舰由此出来和德国军舰由此进去。”4日非常迅速找到“格本号”(虽然在公海上)给海军部有这样感觉，即在现场的这位海军上将已掌握了局势，不需要进一步指示。

　　可是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没有成功地与法国海军将领联系上，虽然他用无线电作过多次尝试，并派“都柏林号”带信去比赛大但都无结果。他不知道法国舰队或法国运输船队在哪里。他又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海军部。在海军部方面于8月4日向所有军舰发出同意与法方立即开展商谈的电报后，便想当然地认为在地中海的双方总司令正在协调行动。因此他们没有向法国人要情报，法国海军部也没有主动地提供情报。向巴黎的询问得出这样的事实，即法国当局已改变计划，海上已没有了运输船队。各方在这件事情上都有某种程度的错误。

　　与此同时，英国在罗马的大使一俟电报线路有空，设法告诉海军部“格本号”在墨西拿。这个消息直到8月5日下午6点才到达伦敦。海军部将消息未加评论地(虽稍拖延)转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此时他已经从其他来源知道此事。批评海军部在得知“格本号”在墨西拿时没有立刻命令英舰跟踪她进入海峡，这是很公允的。这一点我不知道，因为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没有告诉我，因为我本人没有参与关于严格尊重意大利中立地位电报的倡议和起草，所以在我思想中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如果有人将此事告诉我，我会即刻同意的。这决非一椿小事，成功的后果完全值得冒使意大利人恼火的风险。事实上，海军部未征求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意见已经允许军舰通过海峡追赶“格本号”。等到得知她未受拦阻地向南逃走，已为时太晚。

　　遵照从德国发来的命令，苏雄海军上将率领的“格本号”与“布雷斯劳号”终于加足了煤，他下定决心，在8月6日下午5时未经战斗在奏乐声中驶出墨西拿港口。他预期一离开意大利领海肯定会遭遇至少一艘可能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从事实来看，他知道，他的所在位置英国总司令在若干小时前已了如指掌，这个推断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如上边已说，英国3艘战列巡洋舰中的每一艘正忙着做其他的事情。因此当德国海军上将绕过意大利南端向东驶去时，其联合力量与速度令他害怕的仅有3个对手已远远落在后面。

　　还有守卫亚得里亚海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队。这个中队由4艘装备良好的军舰组成，她们是“防御号”、“勇士号”、“爱丁堡公爵号”和“黑王子号”。这个中队受特鲁布里奇少将指挥，在他麾下还有8艘驱逐舰，从马耳他来的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其他2艘驱逐舰也将加入这个中队。关于这位军官活动的事实有必要再说一下。

　　根据假设——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格本号”将驶往波拉，特鲁布里奇将军已作好准备截住她。直到他从“格洛斯特号”那里得知“格本”转向南方，一直朝东南方向驶去，这就要求他做出新的决定。他没有从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处得到离开他战位的命令。他一直希望得到1艘战列巡洋舰。可是特鲁布里奇将军决定自行负责地行动。8月6日午夜后8分钟(即8月7日零点8分)他命令所属4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以全速向南行驶，目的是截住“格本号”。他还向刚与另外2艘驱逐舰从马耳他驶来与他联合的“都柏林号”(舰长约翰·凯利)发出信号，请她在前方拦住“格本号”。他把这个决定报告总司令。因此到8月6日午夜和7日凌晨，有16艘英国军舰向“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扑去，而她们所处的位置很可能在天亮后短时间内截住敌人。但是到早上3点50分，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和由于没有从伯克利·米尔恩爵士那里得到命令或回答，特鲁布里奇将军开始相信，他难以希望在黎明时暗淡亮光的有利条件下与“格本号”作战，而在明亮日光下和广阔海面上作战，他的4艘军舰将一艘接一艘被“格本号”击沉，因为敌舰在任何时候都将保持在英舰9.2英寸大炮射程——1.6万码——之外。有些海军军官认为，这种想法太极端了。其实，“格本号”要想在这样长航程中依次击沉英国全部4艘装甲巡洋舰，那末她有限的弹药必须运用得非常巧妙。 [ 原注：在福克兰群岛海域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使用12英寸大炮对付对方的8.8英寸大炮，她们用尽接近四分之三的弹药才击沉两艘较弱的敌舰。单枪匹马的“格本号”使用11英寸大炮对付对方9.2英寸大炮，要想击沉对方4艘军舰谈何容易。 ] 此外，如果“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与英舰接仗，很难相信参战的16艘英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中竟没有一艘能接近她们，用大炮或鱼雷攻击她们。所有驱逐舰全都能接近敌舰，并能找到机会进行攻击。德国方面能一次应付这么多的对手将是惊人的功绩。可是这位英国将军得出结论是，“格本号”是“一个强大对手”，根据他从总司令那里得到的教诲，他不能与这个对手交战。就因为这个结论，他遭受了英国海军军事法庭的审判。

　　他于是不再想拦截“格本号”，让巡洋舰和驱逐舰掉转方向，在上午10点光景进入赞特岛海港，准备重新承担在亚得里亚海的守卫任务。“都柏林号”和她的两艘驱逐舰要求批准进行白天攻击但遭到拒绝，她们试图在天亮前截住“格本号”，但在黑暗中找不到目标。

图01、格本号的逃跑。

　　解释

　　D：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两艘驱逐舰与特鲁布里奇会合。

　　G：“格洛斯特号”跟踪“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

　　M：米尔恩率领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两艘轻巡洋舰。

　　T：特鲁布里奇率领4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

　　X：8月6日午夜和7日凌晨的状况。

　　时间表

　　5日上午零时8分，米尔恩离马耳他去默里迪恩(东经10°)。

　　5日上午5时，“格本号”到达墨西拿。

　　5日上午11时，“不屈号”、“不倦号”、“大无畏号”、“都柏林号”、“韦茅斯号”、“查塔姆号”在潘泰莱里亚海外会合。“都柏林号”被派去马耳他加煤，然后率领两艘驱逐舰与特鲁布里奇会合；“大无畏号”派去比赛大加煤。米尔恩率“不屈号”、“不倦号”、“韦茅斯号”和“查塔号”驶向默里迪恩(东经10°)。

　　6日下午5时，“格本号”离开墨西拿。

　　7日晨零时8分，特鲁布里奇决定截住“格本号”向南行驶。

　　7日正午，米尔恩到达马耳他。

　　5日上午1时15分，收到开始对德作战的命令。

　　5日下午3时35分，“格洛斯特号”报告“格本号”在墨西拿。

　　7日晨3时51分，特鲁布里奇转向驶入赞特岛海港。

　　7日下午4时40分，“格洛斯特号”离开马塔潘角，接到命令放弃对敌的顽强追赶。

　　6日上午7时30分，米尔恩离开他的巡航路线驶往东方。

　　6日下午10时45分，“格本号”转向东南方向驶去。

　　因此到8月7日早上6点钟，已是地中海最快军舰的“格本号”正循着没有阻碍的航路驶往达达尼尔海峡，它比以往任何一艘军舰给东方和中东各民族造成更大的屠杀，带去更大的不幸和更多的破坏。

　　因此除了两艘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格洛斯特号”——这两艘巡洋舰碰巧由两兄弟指挥——外，所有驶往或能驶往有效距离内的英国战舰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如我们已经看到，“都柏林号”(舰长约翰·凯利)尽她的力量使自己横跨在敌人的航道上，并昼夜与敌人作战；“格洛斯特号”(舰长W.A.霍华德·凯利)不怕极度危险以最顽强的精神紧紧盯在“格本号”的后面，直到那天下午很迟的时候在总司令直接命令下才放弃追赶。

　　在“格本号”逃跑整个事件中，人们似乎看到了噩运的影子，这种噩运在以后阶段更大地破坏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可怕的“如果”越来越多。如果我7月27日第一次想到派遣“新西兰号”去地中海的念头实现；如果8月4日下午我们能对“格本号”开火；如果我们较少关心意大利的中立地位；如果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派“无畏号”去马耳他加煤而不是去比塞大加煤；如果海军部在5日晚上知道“格本号”在哪里时直接向伯克利·米尔恩下命令；如果特鲁布里奇少将在7日夜半时分不改变他的想法；如果“都柏林号”和她的两艘驱逐舰在6日深夜7日凌晨截住敌人，那末“格本号”的故事将到此为止。可是如事实表明，以后“格本号”还有一次逃脱灭亡的机会。这个机会虽然为时尚远，但是命运却时刻准备破坏这个机会。

　　8月8日凌晨1点钟，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命令已经在马耳他集合和加足煤的3艘战列巡洋舰出发，以中等速度向东行驶以追踪“格本号”。就在这个时刻，命运驱使一个平时无可指责和小心谨慎的海军部职员发出向奥地利宣战的电报。对奥作战的密码电报未经任何授权便漫不经心地发出了。这个错误几小时后得到更正，可是第一份电报于8月8日下午2时到达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手中时，他正在西西里与希腊间的半途上。他得到的原始命令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与奥地利开战，他首先应在马耳他附近集中他的舰队。为忠实执行这些指示，他命令军舰掉头，放弃对“格本号”的追踪。在叫他重新承担追踪任务的命令到达时，24小时已经白白损失了。可是“格本号”本身也停了下来。苏雄海军上将犹豫不决地逡巡在希腊群岛附近，设法弄清土耳其人是否准许他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他在德努萨浪费了36个小时，并被迫几次使用容易被截获的无线电报，直到10日晚上他才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灾祸也就随之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土耳其人和东方人的头上。

　　10

　　从8月9日到22日，英国陆军渡过海峡。这段时期我们忧心忡忡。我们面对种种最可怕的可能性。我们的海岸有可能遭受军事攻击，以便阻止我们的陆军渡海或把渡过的陆军召回；或者敌人海军袭击海峡切断我们的运兵路线；或者集中潜艇攻击那些满载我们军队的船只。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开始大规模海战，或者独立进行，或者与上述攻击联在一起。这是一段心理极度紧张的时期。

　　掩护陆军渡海的海军部署在官方战争史和其他军事作品中有全面描述。多佛尔海峡以北航道由巡洋舰中队和由哈里奇与泰晤士出发的小舰队巡航。多佛尔海峡由多佛尔警戒区的英国和法国驱逐小舰队以及由凯斯海军准将统率的潜艇小舰队严密守卫。在这些力量后面有8月7日建立的海峡舰队，它由第五、第七和第八战列舰中队的19艘战列舰组成，现在已全面动员。根据在波特兰的伯尼海军上将命令，这个舰队已集合完毕，巡航在海峡的西端，从多佛尔警戒区起，其距离由舰队指挥官认为方便而定。海峡的西部入口由其他巡洋舰中队守卫。

　　在渡海的头几天，渡过海峡的军队人数不多，但从12日到17日有大量陆军渡海。紧张程度达到了顶点。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的主力舰队留在它的北方战位上，甚至允许向北巡航到奥克尼群岛，但是8月12日杰利科海军上将得到命令重返北海，舰队向南巡航进入有效的附近位置。

　　在运兵最频繁的3天里(8月15、16和17日)，黑尔戈兰湾被潜艇和驱逐舰严密封锁并在霍恩礁和多格滩之间得到了整个主力舰队的支援。在这3天里我们向德国海军提供公海上作战的机会，当时引诱他们作战达到了最高潮。但是在近海除了偶尔出现的潜艇外，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海军力量的存在。

　　一切进行顺利。没有一艘船沉没，没有一个人溺毙；所有安排都得到最平稳和精确地执行。陆军的集中比约翰·弗伦奇爵士原来许诺朗勒扎克将军的日期提前3天完成； [ 原注：朗勒扎克将军，《法国战争的计划》(Le Plan de campagne Francais)，第110页。 ] 整个巨大作业做到最好的保密，以致到8月21日晚上英国骑兵巡逻队与德军接触前几个钟点，在比利时的德国第一军司令冯·克卢克将军还收到最高指挥部发来的如下情报：

　　“英军在布洛涅登陆以及他们从里尔向前挺进的消息务必加以考虑。据信英军尚未开始大规模登陆。” [ 原注：冯·克卢克将军，《向巴黎进军》(The March on Paris)第38页。 ]

　　3天后全部英国陆军打响了蒙斯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