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第一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1—1914·第一》
出自————《战争通史》
1870—1904年
“在懒洋洋的夏日山丘，
伴人憩睡有淙淙溪流，
远处传来低沉的鼓声，
疑是飘自梦乡的纤声鼾声。
“低沉的隆隆声响彻远近，
亲爱的朋友奔向弹雨枪林，
在身旁通过的土路上，
士兵们在前进，却都走向死亡。 ”
《什罗普郡小伙子》第35页。
01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鼎盛的岁月里，政治家习惯于谈论不列颠帝国的荣耀，并为上帝保佑我们度过如此之多的危难并把我们最终带入安全和繁荣的年代而欢欣鼓舞。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后还要遭遇最可怕的险情，而伟大的胜利尚待争取。
他们教导孩子们，伟大的反拿破仑战争是英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他们把滑铁卢和特拉法尔加战争看作是英国军队在陆上与海上作战的最高伟绩，这些惊人的胜利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这些胜利对我们海岛民族悠久而光彩的历史来说，似乎是合适的和必然的结果。这个民族一千年来从弱小的身躯起步，进入世界一流的地位。在三个不同世纪中，不列颠民族曾三次拯救欧洲免于军事统治。低地国家曾遭受三次攻击，攻击者是西班牙、法兰西王朝和法兰西帝国。不列颠曾三次运用战争和策略手段(常常是单枪匹马)一一打倒了侵略者。这些战争在开始时总是敌人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斗争总是持续多年，经历了可怕的艰险，最后总是我们获得胜利。最后这场胜利是最最伟大的，是付出最大牺牲和战胜最可怕的敌人才获得的。
的确，那是故事的结束，往往就像是书的结尾。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帝国兴起，以后如日中天、昌盛辉煌，随后发生转折，继之没落。自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我们三次成功地经历了一系列同样惊人的事件，但我们还得在大得多的规模上重复第四次，这似乎难以想象。但它已经发生，我们还会活着看到它。
02
世界大战与所有古代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参战双方都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所有现代战争均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战争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但是军队而是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参加战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政府领导人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的国家生存处在危急关头。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同时充当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德国也受过去被她攻击过的国家所作的最后复仇的紧逼。每次违犯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受到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没有一次停战或谈判能缓和武装冲突。伤员死于战线之中，死者腐烂于土壤之下。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船中所有的人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或在泅水时溺死。想方设法用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不考虑年龄或性别。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谁。多种形式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液体燃烧剂喷射到士兵的身上。驾机战士被高空击落掉入火焰，或者在大海深处溺毙。军队的战斗力只受限于他们国家的男子的人数。欧洲和大部分亚洲与非洲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经过几年战斗，在战场上溃败和逃亡的不是军队而是民族。当一切成为过去时，这些文明而有科学知识的基督教国家尽管明文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吃人肉，而这种规定是否行之有效也大可怀疑。
但是任何事物吓不倒人类英勇的内心。石器时代的子孙，经历种种艰险磨难，不断以坚忍毅力克服内心的极度痛苦，成了自然的征服者。到中世纪他们主要用自己的智慧摆脱当时的恐惧，以崇高的尊严向死亡进军。20世纪发现人类的神经系统能抵抗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面前，原始时代的较简单的人必定会崩溃。人们一次又一次熬过可怕的炮轰，一次又一次从医院走向前线，一次又一次在潜艇里忍受饥饿，他们毫不退缩地大步前进。作为一个人，他经受如此折磨仍然保持理性和同情心的光荣。
03
20世纪开始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发展的速度，需要战争的突然发作来震醒各国并体验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几乎没有人懂得，在每一个战斗员的后面实际存在的资源——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多么巨大，几乎是多么无穷无尽。积压的愤怒塞胸填膺；而力量的储藏同样饱满。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尤其自1870年以后，每个文明社会财富和人力的积累实际上没有受到抑制。虽然某些地方出现过阻碍这种发展的插曲，发展的浪潮虽然前进又退缩，但巨大的潮水一直在向前流动。当出现大决战可怖的信号时，人类的勇气、忍耐力、聪明才智和科学水平、器械能力和组织才华，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比最大胆的乐观主义者敢于梦想的还要大许多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积累的年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聚，而且是每一个国家能增强国力的所有因素与要素的增加和聚积。教育普及社会各阶层。科学打开大自然的无限宝库。宝库之门一扇一扇被打开。阴暗而神秘的宝库一个个被照亮，一个个被开发，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入，每进入一个宝库，人们发现这个宝库至少又通向另外两个宝库。每天早晨当人们醒来时，总能发现某种新机器开始了运转。每天晚上当人们吃完晚饭时，机器依旧在运转。在所有人进入梦乡时机器也不会停止。
集体思想以相同的步伐进展。迪斯累里说到19世纪早期的情况，“在那些年份里，英国为少许人、绝少数人所享有。”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每一年目睹这些限制一一被打破消失。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进入非官方的工作职位，这些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关心本国对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对未来的责任，并懂得责任的伟大，懂得自身是这些责任的继承者。年复一年高层次的劳动者都拥有多种多样的舒适的物质享受。实质性的进步使大众艰苦生活有所减轻，健康有所改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日渐有了起色，他们对付某些最严重不幸事故的保障大大增加，受保障的人数也大量增多。
这样，当所有号角吹响时，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层都能提供解决国家需要的东西。有的献出他们的科学知识，有的献出他们的财产，有的献出他们的工作精力和进取心，有的献出宝贵的个人英勇与无畏精神，有的献出他们容忍的力量或容忍的弱点。但是贡献最多的或最乐意的是普通的男女劳动者，他们拥有的只是接近于贫困的不稳定的周工资，他们拥有的只是一所陋室中的几件家具以及起身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对国家的爱和骄傲，他们对自己熟悉教义的忠诚，他们对是非的敏锐感觉，使他们能毫无畏惧地面对和忍受灾祸与艰难，像这样的艰难困苦是世上人们过去不曾知道的。
可是这些经历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在每一个自由国家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在稳步增长；在每一个受奴役或自由的国家里，法律都规定，人们必须加入能增进和武装人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的组织或机构。民族的美德，被其统治者歪曲或误导，变成自己毁灭和普遍遭受巨大灾难的原因，远远比民族的不良习气更甚。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国、俄国或英国，这些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应承担责任呢？难道真的有地位显赫、肩负重任的人，出于他们恶念，构想出并决心去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吗？人们研究世界大战的原因后得出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原因就是少数人对世界命运的统治有缺点。有人说得好，“在人类事务中，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计划不周。”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权威也是有争论的，他们也处于舆论的气候之中，即使他们对重大问题有短暂和局部的贡献，但问题本身远远超过他们的理解范围，其规模如此之大，细节如此浩繁，各方面的变化又如此频繁——所有这些必须充分考虑，然后人们才能宣布，战败者是否必须完全定罪，胜利者是否完全清白。事情还是沿着一定路线发展，无人能够使它偏离。德国顽固地、不顾一切地、吃力地向着火山口暄闹地奔去，还拖着我们大家和她一起去。但是法国是处在强烈的仇恨之中，而俄国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英国也许通过某种努力，付出某种物质利益的牺牲，做出某种既有友谊又带命令的强制性姿态，就能及时使法国和德国和解，组成重大联盟，单是依靠这个联盟，欧洲的和平与荣誉就有保障了吗？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们尽最大力量引导我们的国家经受住日益加剧的、危及和平的军备威胁，不把英国或其他国家带入战争，如果这些努力失败，我们则力争经受得起暴风骤雨，不使英国遭到毁灭。
04
这里没有必要追溯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争吵的古老原因，并列举她们在几个世纪中发生多次冲突，留下多少伤痕，也没有必要评价这方或那方受到多少伤害或进行多少挑衅。当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巩固了德国人的胜利时，打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有人说“欧洲失去一位主妇，得到一位主人。”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她有充沛人口的支持，有科学与知识的装备，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因胜利而获得崇高地位。法国被夺走阿尔萨斯与洛林，法国被打败，因而陷入贫困与分裂，她处境孤单，而且在数量上已日益居于无可挽救的劣势；法国人只能在暗地里独自回味自己往日的荣耀。
可是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对于倒在地上的对手的可怕的性格和不可和解的决心并不存幻想。毛奇说：“我们以武力在半年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让它再次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必须以武力保护它半个世纪。”俾斯麦更加审慎，他宁愿从未取得洛林才好。在军方压力下，他被迫放弃自己的明智判断力，肩负起了双倍重任，从一开始他就对每一个政策行动显示出极端的忧虑。受世界舆论和英国坚决态度的限制，从1875年挫败法国的恢复势头以后，俾斯麦运用全部权力和才能，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联盟，旨在保证德国的连续优势和保持她的征服土地。他知道，除非付出德国绝不同意支付的代价，与法国的争执是无法调和的。他理解，一个可怕的民族的永久不变的仇恨将牢牢地注视着他新建的帝国。其他任何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事实。德国经不起再有别的对抗力量。1879年他与奥地利结盟。4年后这个同盟扩充为德、奥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1883年用秘密盟约将罗马尼亚拉入这个系统。不但必须有保险。还必须有双保险。他最害怕的是法国与俄国之间建立反同盟；但这些扩充安排没有一项遇上这样的危险。当然，她与奥地利的同盟，如果由它自己发展，自然地会倾向于把法国和俄国拉在一起。难道他不能建立一个二位皇帝——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合的同盟吗？如果能这样，最后将有压倒一切力量和持久的安全。在6年后的1887年，俾斯麦的这个最高超的理想被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破灭了。他继续致力于——仍是放在他面前的最佳方案——与俄国的双保险条约。有了这个安排，德国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法俄侵略性联合的目标。另一方面，俄国可以消除疑虑，没有人会利用德奥同盟破坏她在巴尔干的地位。
德国设计的所有这些小心谨慎的和自作聪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在和平中享受胜利果实。此外，俾斯麦体系一直包括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这点是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意大利绝不愿让自己做任何与英国作战的事情，而且如今世人皆知，意大利曾要求在三国联盟的最早秘密条文中特别说明这个事实。在这个联盟的早期，英国对它是完全赞同的。只得让法国去单独照料自己的创伤吧；德国支配着欧洲大陆，因而能够充分利用作为19世纪末特色的巨大工业发展的机会。德国的政策进一步鼓励法国，以扩展自己的殖民地作为慰藉，旨在使其思想离开欧洲，只是偶尔促使其与英国进行不花大力气的对抗和摩擦。
这种安排使欧洲人守旧地、但却是和平地生活了20年，但这种格局随着德国力量与光辉不断增强，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而结束。铁腕宰相走了，新起来的力量开始攻击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如此长久维持下来的体系。由于土耳其人的治理不当，巴尔干和近东不断出现战争的危险。正在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在俄国的强烈反德潮流开始冲击双保险条约的结构。最后，随着德国的繁荣，德国的野心也随之增长。她不满足于欧洲霸权，还欲追求殖民地。德国已经是最大的军事帝国，她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摆脱了俾斯麦的束缚，年轻的皇帝找来卡普里维伯爵和继伯爵任职之后的一些次要的自满的助手辅佐，他们开始兴高采烈地摒弃支撑德国安全的保卫手段和预防措施。德国一方面与法国的争执保持公开、不变，另一方面却丢弃了与俄国签订的双保险条约，后来开始与英国的海上对抗。这两个愚蠢的决定随着岁月的推延而缓慢地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它们的后果变得清楚。到1892年，整个俾斯麦政策加以防止的事情出现了，俄法两国签订了双边同盟。尽管其后果不是立刻看得出来，欧洲局势事实上改观了。从此以后，德国小心翼翼维持的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已为势力均衡所取代。两个巨大的联合体每个都配置庞大的军事资源，开始时它们尚能并存，但渐渐变得势不两立了。
05
虽然大国结盟如此明显地变得对德国不利，但在这样的改变中，没有什么人以战争威胁德国。法国的持久不变的精神是从不放弃收复失地之梦，但是法兰西民族的普遍特性是喜爱和平，所有阶级对德国的力量强大和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可怕后果记忆犹新。
此外，法国人对俄国在纯法德的争执中的态度从来没有把握。条约的确存在，但这个条约要变成实际行动需要以德国发动侵略为前提。什么构成侵略？在两个彻底武装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这方或那方成为侵略者？无论如何俄国方面有方便行事的广宽余地。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俄国是裁定人。为了与俄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德之间的争吵，要送成百万俄国人去死的关键时刻，俄国将是裁定人。沙皇的话当然是可靠的保证。试图领导俄国进入不得人心境地的沙皇，不管怎样受尊敬，也有被推翻的可能。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策如果直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在他不存在时很容易改变。因此法国绝对没有把握，如果她因抵抗德国压力而引起战争，俄国会根据条约参战。
这些就是继德国占不容争议的支配地位之后的、困难平衡局面的情形。两个集团之外还有英国，她的海军稳稳地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从未遇到挑战。显然，英帝国的地位还因她支持哪个联盟将决定谁占上风的事实而增加了重要性。可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现出不愿意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他一贯地保持对德的传统友好态度，同时保持远离欧洲大陆纠缠的冷漠超然姿态。
06
对德国来说脱离俄国容易，但疏远英国是长得多的过程。必须陆续取消如此之多的支柱与纽带。英国对俄国在亚洲意图的猜疑，对法国历史性的对抗，对布莱尼姆、明登和滑铁卢战役的记忆，与法国在埃及和殖民地方面持续的纠纷，德国和英国间密切的商务关系，皇室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英帝国与三国同盟中那个主要国家间的深远联系。抑制德国新产生的殖民主义愿望不是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在不止一个事例中(如在萨摩亚群岛)，我们积极支持他们。由于完全缺乏战略考虑，索尔兹伯里勋爵以黑尔戈兰交换桑给巴尔。甚至在俾斯麦下台之前，德国人看来不像是愉快的外交伙伴。他们似乎一直寻求赢得我们的支助，并提醒我们，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为突出这一点，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玩弄小动作设法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发生纠纷。每年德国威廉街 [ 译者注：在柏林，政府机构所在地。 ] 探察着圣詹姆斯宫廷 [ 译者注：英国宫廷所在地。 ] 的动静，指望得到些好处或让步，这些好处可以使德国的外交善意再维持一段时间。每年他们对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上增加点伤害，数落英国是多么不得人心，英国有多么强大的敌人，以及她找到德国朋友是多么幸运。如果撤消对她的支持，或者如果德国把势力转入敌对联盟，英国在欧洲俱乐部里将处于何种境地呢？这种表白持续了近20年，在英国外交界新的一代人的内心中产生明确的孤立感觉。
但是外交人员的这种苦恼全然不会使英国坚定的政策路线有所转向。英帝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待德国的殖民扩张。尽管英德在贸易中有对抗，但英德之间远为重要的商业联系不断在增长。在欧洲，他们彼此是最好的客户。甚至德皇于1896年为詹姆森袭击事件致电南非德兰士瓦克鲁格尔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德国政府的决定)也只迸发短暂的一阵子愤怒。布尔战争时期所有德国反英怒潮的爆发，以及组织欧洲反英同盟的多次企图，并未阻止张伯伦先生于1901年倡导与德联盟，也未阻止英国外交部于同年建议把英日同盟包括德国而成立三国同盟。在这一时期，我们与法国的严重分政至少不小于与德国的分歧，而充分的海军优势并未使这两个国家严重不安。我们对三国同盟和双边同盟采取同等清楚的立场。我们不想被人拉入大陆争吵。法国收复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国大众或任何政党的兴趣。要英国军队在欧洲与强大的大陆国家作战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责为绝对荒谬。只有在不列颠民族的生存真正遭受威胁时，才会促使英帝国放弃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平静与容忍的超脱态度。而德国注定要提供这种威胁。
07
毛奇在他的军事证词中说，“在大国之中，英国必然需要一个在大陆的坚强同盟者。她找不到比统一的德国更好的、符合她所有利益而同时又从不提出海上权利要求的国家。”
从1873年到1900年德国海军公开宣布，并不存在准备打一场“对付强大海军大国的海上战争”的可能性。如今在1900年德国出台了一个性质十分不同的舰队法。
这个文件的序言宣称，“为了在现存条件下保持德国的贸易与商业，只要办成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这样力量的一支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大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风险。”
欧洲大陆最强陆军大国要同时成为至少是第二海军大国的决心，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是它完全实现，无疑将重现以前历史上已证明了的，对不列颠岛国人民有极可怕含义的那种形势。
迄今为止，所有英国海军部署都根据两个大国总和的标准进行，也就是要足以超过两个比她稍次的强国加在一起的力量，在那些日子里指的是法国与俄国。增加比这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的第三支欧洲舰队将彻底影响英国的生存。如果德国将建立公开表示针对我们舰队的海军，我们就不能保持在欧洲体系以外的“光荣的孤立”。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找到处在地球另一边的同样处境危险的另一个岛屿帝国。1901年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我们仍然较难承担如果出现与法俄两国争吵的危险性。1902年在贝尔福和兰斯多恩勋爵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明确地着手解决我们与法国的分歧。但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我们还是向德国伸出我们的手。我们邀请她加入我们与日本的联盟，邀请她共同努力解决摩洛哥问题。但两次邀请均被拒绝。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德国主要同情俄国；英国准备履行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同时加强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在这种状态中各大国等待远东战争的结果。结果使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感到震惊。日本在陆上和海上打败俄国，俄国内部的动乱使欧洲局势彻底发生变化。虽然德国势力与日本相对立，她感觉到俄国崩溃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恢复了。她在每一方面的自信心明显而立即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法国再次衰弱，眼下被孤立并陷入真正危险的境地，越来越急于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的政治家对欧洲内幕独具慧眼，正确地估量了日本的战争力量，显著地获得了力量与安全。她的新盟国日本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她古老的敌人法国寻找她的友谊；德国舰队尚在建造之中，与此同时，所有在中国海的英国战舰现在能够安全地调回来。
08
英法之间主要分歧的解决继续在进行，最后在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协定有各种不同的条款，但协定的基本精神是，法国人不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对于法国关于摩洛哥的看法给予总的支持。这个协定得到英国保守势力的喝彩，在拥护者中间，认为德国威胁的思想业已生根。它也得到自由党政治家有点儿目光短浅的欢呼，把它看作是与我们传统敌人消除误解与分歧和保证普遍和平的步骤，因此它几乎得到普遍的欢迎。只有一个思想深邃的观察家发出反对它的声音，那就是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我悲哀地深信，这个协定更可能导致纠纷而不是和平。”这个不受欢迎的评语遭到英国两党从很不同的立场出发的愤怒的藐视，普遍的指责落在这位评论者的身上。
英国及其主张的一切已使自己脱离孤立，她站在反对德国一边重新出现于欧洲。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得不考虑在自己的体系以外的一个强国，这个国家决计不会屈服于威胁，必要时她有能力单独与德国作战。1905年德国做出要求把德尔卡塞 [ 译者注：德尔卡塞(1825—1923)。法国政治家和外交部长(1898—1905，1914—15)，促进了英法的谅解，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联盟的基础。 ] 逐出法国政府的姿态，1908年装扮“身穿闪光盔甲”的幽灵准备扫平俄国，但德国不能从拥有强大舰队的海上霸主的独立岛国那里获得同样的顺从。
直到此刻，德、奥、意三国同盟从整体上说比法国和俄国强大。虽然对这两个大国发动战争对这三国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任务，但其最后结果似乎无可怀疑。可是如果英国的份量投入敌对的称盘上，而意大利从另一个称盘上撤出，那么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能肯定自己是处于较强的一边。她会忍受这种形势吗？新德意志帝国的日益增长的野心与抱负跃跃欲试。她会同意这样的处境吗？在这个处境下各国将广泛传布这样的印象(无疑很有礼貌，也许十分缓慢，但是完全肯定)：她的意志不再是欧洲的最后法律。如果德国及其皇帝会接受法国、俄国和英国早已习惯的同一类约束，愿意以同等权利生活在较自由和较轻松的世界上，那么就会万事大吉。但是德国愿意吗？她能容忍各国在她的体系之外根据独立的标准在一起开会，并只根据她们的是非曲直提出的要求，能容忍她们毫无畏惧地抵抗侵略吗？此后10年的历史将对此提供答案。
在最强的大国之间进行的这些缓慢部署和稳步武装的对抗同时，较弱帝国的衰落过程所起的作用，几乎对和平有同等危险。土耳其的各种力量很活跃，这些力量对旧政权及其种种弊病构成了威胁，而后者正是德国选择依靠的力量。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一年比一年强大，她们等待机会解放她们尚在土耳其暴政下挣扎的同胞。各国的民族情感的增长使艰难地拼凑在一起的、已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感到严重的紧张和压力。巴尔干国家还把这个趋势看作拯救同胞、恢复领土和达成统一的机会。意大利用热切的目光注视土耳其的腐朽和奥地利的动荡。从所有这些南部和东部地区看来，肯定必将发生一系列深深刺激俄国和德国的大事。
德国为自己创造了许多不利的条件，因而后来导致战争，然而从德国统治者方面来说，做出许多极端不聪明的行动却是有必要的。那就是：必须使法国保持继续疑惧的心态。在俄罗斯民族——不单是俄国宫廷——衰弱时候，必须要她承受强烈的公开侮辱的刺激。那种缓慢、深刻、有克制的与英帝国的对抗，必须通过对其赖以生存的海上权力进行不断和重复的挑战使其升级。只有在当时才能形成那些条件，在那些条件下德国的一个侵略行动，就会招致各国结成足以抗拒她、最后战胜她的联合力量。在愤怒情绪的积压到达极点之前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还要焦急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上10年。
09
有一个时期写这样内容的文章成为时尚，那就是议论英国政府在这10年里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日益接近的危险，或者是政府心里有一大堆秘密事务和预感到的凶兆想要完全隐藏起来不比无思考能力的国民知道。可是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分开来看没有一种是真实的；把它们合起来看则有一定道理。
英国政府和产生政府的议会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因此必须下决心防止它。但与此同时不祥的假设继续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所以后来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与趋势一再引起大臣们对这个假设产生警惕。
在这整个10年中，这种几重性与不协调是英国政治的基调：那些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的人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世界里。一个是实际可见的世界，有和平行动与世界仁义的目标：另一个是假设的世界，一个“临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时而似乎荒诞不经，时而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个充满了可怕阴影的世界，它在各种动荡中正走向无底的灾难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