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前线·第二十

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美

出自————《八月炮火》

出自————《战争通史》

　　 大马路上空荡荡，商店门窗紧闭；公共汽车、电车、小汽车、出租马车，不见踪影，但见羊群被驱赶着通过协和广场去东站运往前线。广场和街道的景象，一扫车水马龙的纷扰，显示出当初设计的清净本色。报纸大多已告停刊，报摊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份还在出版的单张报纸。

        各国旅客都已远走高飞，里茨饭店阒无一人，默里斯饭店已改为医院。在这8月里，巴黎有史以来第一次恢复了法兰西的风貌，而且悄无声息。阳光照耀，圆形广场 [ 注：圆形广场（Rond Point），位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译者 ] 处的喷泉闪闪发光，树木葱郁，静静的塞纳河象往日一样流逝。簇簇鲜艳的协约国国旗，把这座淡灰色的、人间最美的城市装点得格外绚丽。

　　 在巴黎残老军人退休院的宽敞的屋子里，加利埃尼跟那些妨碍议事进行、遇事犹豫不决的官员们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他力争采取必要的果断措施，务使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筑垒的兵营”。他设想的这个兵营，不是一个困守待围的特洛伊城，而是个作战基地。根据列日和那慕尔的经验，他深知巴黎顶不住敌军新型攻城重炮的轰击，不过，他的战略不是消极待围，而是主动出击——运用其尚未到手的部队——作战于环形防御工事之外。他研究了巴尔干战争和日俄战争，深信深而窄的壕沟，上面护以垒土圆木，两侧密布铁丝网和洞口宽广、洞底竖有尖桩的“狼阱”这样的系列工事，由训练有素、坚韧不拔、配备机枪的军队据守，定将坚不可摧。这就是他试图在炮兵阵地之间各个地段修筑的防御工事，不过他还没有取得扼守这些工事的军队。

　　 每天，他都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三次，声嘶力竭地要求给他增援三个现役兵团。他给霞飞打报告，或派专人前往，或向陆军部长和总统大声疾呼，一再提请他们注意：巴黎一无准备。几经敦促，到8月29日，总算迎来了一旅海军。当这支身穿白色制服、高奏尖音号笛的队伍在街上整队走过时，纵然加利埃尼并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而老百姓却为之欢欣鼓舞。

　　 加利埃尼认为，当前任务有三：军事防卫、精神准备和军需给养。要完成其中无论哪项任务，都必须对民众开诚布公。他对巴黎人民的崇敬，深如他对政客的鄙视。他认为人民是可以指望在危难时刻不致头脑发昏，手足无措的。他认为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不愿将事实真相让全国知道，怀疑他们在排演“哑剧”，愚弄人民。他竭力要求准予拆毁挡住炮台射向的建筑，但官方不愿惊动百姓而屡加阻挠。每破坏一处建筑，都必须由区长和工兵总监联合签署一纸公文，规定给业主的赔偿金额，这是一种既引起无限麻烦又拖延时日的手续。每作一项决定，总要陷入为一些人所进一步掀起的空洞无用的争论中去。这些人坚决主张，作为政府所在地，巴黎不能成为军事上必需保卫的“筑垒的兵营”。伊尔斯肖埃将军厌恶地说，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大好园地”。他担心，那些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辩护士们，不久还会振振有词地证明，即便是军事长官这个职位也是非法的。他说，“拿不出明文规定，你就不能说服这些法学家。”

　　 加利埃尼毕竟拿出一条明文规定。8月28日，军区扩大，巴黎及其两侧直到塞纳河一带的地区都被包括在内，巴黎市政府已置于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当天上午10时，加利埃尼召集他的军事和民政的领导班子，开了一个防务会议，这次会议是站着开的，到10点15分就告结束。加利埃尼要求与会者不必讨论巴黎应否设防的问题，而只需确认一点：大敌当前，非建立一种“防御状态”的体制不可。提供此项法律根据的文件早已拟就并摆在桌上，加利埃尼请他们各自签上名字以后便随即宣布休会。这是他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

　　 他毫不留情地执行修筑防御工事的任务；对那些持有异议或动摇不定的人，软弱无能或办事不力的人，他从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或给以怜悯。象霞飞一样，他清除一切不称职的人员。上任第一天就撤了一名工兵部队的将军，两天以后又撤了一名将军。郊区的所有居民，“即便是最老迈无能的”，都被强迫拿起镐锹参加劳动。他下令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征集一万把铲镐，傍晚时分便全部送到。他同时还曾下令采购一万把长猎刀作为工具，军需官提出异议，说是难以办到，因为采购猎刀是不合法的。加利埃尼两眼通过夹鼻眼镜狠狠地盯着他答道：“那就越发有理由了。”于是，这些刀子也如数办齐不误。

　　 8月29日，巴黎周围方圆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地区，南到默伦，北至达马尔坦和蓬图瓦兹，都划归加利埃尼管辖。炸毁这地区所有桥梁的各项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对那些列为“艺术作品”或属于“民族遗产”的桥梁，则部署了专门岗哨，确保这些桥梁不到最后关头不得炸毁。所有通往市区的入口，即便是下水道，都设置了障碍。面包师傅、屠户和菜农都已经组织起来，牲口则被赶入市区，在布洛涅森林中放牧。为了加速调集弹药贮存，加利埃尼征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运输工具，包括巴黎的出租汽车，这些汽车不久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命担任这块筑垒兵营的炮兵参谋的，是一位已属历史人物的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 注：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年），即法国政治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案”的被告。1899年法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宣告他无罪（校制者按：注释有误。1899年对德雷福斯仍维持有罪的原判，只是在舆论压力下以总统名义将其赦免。直到1906年，克列孟梭内阁重新审理了这一案件，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1906年复职。——译者 ] ，他在五十五岁时重服现役，现在是少校。

　　 前方，洛林地区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在鲁普雷希特炮火猛攻之下仍在殊死战斗，坚守摩泽尔河防线。它们的阵脚已乱，防线凹凸不齐，有些地方甚至已被德军楔入突破。但由于德军两侧受到法军反攻的牵制，这些楔子未能扩展成为大的缺口。战斗在继续进行，鲁普雷希特的军队在试探法军阵地的最薄弱地段；而迪巴伊和德卡斯特尔诺，由于霞飞的要求向西抽调了部队，兵力削弱，不知自己还能坚守多久，也不知能否守住。在德军攻占的村子里，见之于比利时的事件又在重演。驻梅斯的德军总督张贴告示宣称，在南锡城外的诺梅尼村，“居民向我军开枪，因此已饬令将该村全部焚毁以示惩罚。诺梅尼村现已成为焦土”。

　　 在德卡斯特尔诺左面，法军战线折向西方，吕夫的第三集团军，由于莫努里的几个师给调走了，已失去平衡，正在退向马斯河后面凡尔登的南方。紧靠它的第四集团军，为了表示这次撤退不是溃败而是出于“战略”需要，8月28日在阵地上止步不动。使德朗格尔将军恼火的是，又接到命令，要第四集团军在8月29日继续撤退。再往左，是法军战线最吃紧的地带，朗勒扎克将军正在调动他的第五集团军转向，为反攻圣康坦作好准备，这本非他所愿，而是出自霞飞的命令。在战线左端，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正在进入阵地。约翰·弗伦奇爵士明知第二天即将进行一场战斗，却把位于莫努里和朗勒扎克之间的英国远征军撤走。

　　 远征军的这次撤退，差点儿为一次迫切需要的英法合作行动所阻。黑格通知朗勒扎克说，他的部队“已完全作好准备，随时可以出击。他希望与第五集团军取得直接联系，在它计划发动的圣康坦战斗中配合行动”。朗勒扎克的一名参谋立即赶去与黑格会晤，只见黑格宛如画中人物，站在一座小山上，一名勤务兵为他牵着马，一支旗杆矛竖立在他身旁，上面的白十字三角旗在迎风招展。黑格说，据他的空中侦察报告，敌军正在圣康坦西南移动，“它在前进中暴露了它的翼侧”。

　　 “赶快回去将这个情况报告你们将军。……让他立即行动。我很愿意在这次进攻中与他协力合作。”这一慨然相助的诺言，使朗勒扎克“兴高采烈，心满意足”，感动得“讲起赞扬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好话来了”。为第二天早晨联合作战所作的部署已经同意，只待英军总司令的最后批准。凌晨2点，英军总司令部传下话来，说是约翰·弗伦奇爵士拒不同意，理由是远征军已“不胜疲惫，至少必须休息一天”，事实上，即使第二兵团确实有此需要，第一兵团却并非如此，它的司令自称可以配合，正在待命出击。朗勒扎克不禁勃然大怒。“这是背叛！”他大声嚷道，还加上了一位在场的人后来称之为“对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国军队不堪入耳和不能宽恕的痛骂”。

　　 尽管如此，到了第二天早晨，前有冯·比洛步步进逼，后有霞飞亲临督战，夹在中间的朗勒扎克再也没有别路可走，只得发动进攻。可是，冯·比洛从俘获的一名法国军官身上缴获的文件中，已得悉这次进攻，因此早已严阵以待，没有为法国人所乘。霞飞对朗勒扎克的情绪不大放心，一早来到现为朗勒扎克司令部所在地的拉昂，以他自己那种临危不惧、无限镇定的精神给予支持。拉昂修筑在一块高地上，俯瞰着广袤数十英里、绵延起伏犹如碧波海洋的一片田野。北面二十英里外，第五集团军朝着西北方向，以吉兹和圣康坦为目标，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阵式。在那矗立在拉昂城最高地点的教堂尖塔上，石刻的牛头——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雕成奇形怪状的滴水嘴——以迟钝呆涩的目光凝视着下面的景色。就在这些牛头雕像之下，端坐着霞飞，以同样肃穆安详的神情观察着朗勒扎克发号施令，指挥作战。他足足呆了三个小时，一言未发。对于朗勒扎克显示的“权威和方略”感到满意，于是放心离开这里前往驻地饭店好好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乘上那辆由他的赛车司机驾驶的汽车办下一项任务去了。

　　 这一任务是去找约翰·弗伦奇爵士。霞飞疑心，此公双眼盯着海峡沿岸，“也许要撤出我方战线好长一段时间”。约翰爵士防守的那段战线，地处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和正在集结的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之间，是当前的要冲，但却非霞飞管辖所及。对待陆军元帅弗伦奇，他不能象对待朗勒扎克那样发号施令，也不能坐在他背后默默监视，强他作战。不管怎样，他如能说服英国人固守原地就好了，他希望在亚眠-兰斯-凡尔登一线稳住埃纳河上的一段阵地，以便由此重新发动进攻。英军总司令部在前一天又后撤一步，而今约翰爵士已在贡比涅安营驻扎，那里离巴黎四十英里，对于疲惫的军队来说，约为三天路程。就在这天，正当紧靠它的法国第五集团军在吉兹奋战终日以解除敌军压力的时候，这支军队却按兵不动，安然歇息。英军是在前一天未经追击而自行撤退的。它经过八天酷热中的行军、掘壕和大大小小的交锋，现在终于站定下来。它的第二兵团在傍晚时分短途行军，越过了瓦兹河；第一兵团则在距朗勒扎克左翼只有五英里的圣戈班森林里享受了一整天的休息；而经过艰苦跋涉，连续战斗了十四天的朗勒扎克部队，虽然同样困乏，却还在继续奋战。

　　 霞飞到达贡比涅后，恳切要求英军司令坚守阵地，直到可以重新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为止。他的说服工作看来是徒费唇舌。他“看得一清二楚”，默里在暗中拉扯这位陆军元帅的衣服，象是要阻止他听从劝说。其实这种力气是多花的，因为约翰·弗伦奇爵士本来就在接二连三地对霞飞说“不行，不行”。他坚称自己的军队遭受重创，不宜作战，必须有两天休整。霞飞不能象对待法军将领那样把他当场撤职，甚至不能象他在马尔对待朗勒扎克那样发一通脾气来达到目的。如果英国人从朗勒扎克和莫努里之间的那块地方撤走，这两支法军就无一能守住现有防线，执行第二号通令的一切希望就势必落空。霞飞离开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心情很不好。”

　　 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意图甚至比他向霞飞透露的还要严重。他毫不考虑战斗于失败边缘的盟军，命令交通监察罗布少将部署“经由巴黎东西两侧，朝正南方向，作明确的进一步的退却”。如此部署，甚至有违基钦纳指令的精神，不能由基钦纳的指令来为它负责。基钦纳的指令，表达他对亨利·威尔逊支持第十七号计划的深为不满，其用意所在，是约束过于肆无忌惮的约翰爵士，约束过于亲法的威尔逊，以免使英军在那种法国人所倡导的、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或束手就擒的殊死进攻的计划中遭受风险。指令的本意决没有要他们谨慎小心到如今那种临阵脱逃的地步。然而一害怕就会冷汗直冒，控制不了，弗伦奇爵士现在是惶惶不可终日，害怕丧失他的军队，害怕自己的声名随之付诸东流。

　　 实际上，他的军队并不象他所借口的那样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堪再战。根据远征军将士们自己所讲，他们毫无气馁怯战之意。第三师参谋部的弗雷德里克·莫里斯中校说，尽管精疲力尽，两脚酸痛，没有时间举炊进餐，但是，“一顿热饭，一宿休息，再洗上一个澡，对于恢复精力，立见神效；要使我军再次挥戈上阵……首先需要的就是这些”。第十一轻骑兵部队的欧内斯特·汉密尔顿上尉说，8月29日休息了一天以后，远征军“现在已经精神抖擞，随时可以掉头作战”。远征军副官长麦克里迪将军声称，“他们所需要的是休息和食品，有了这些，他们就愿意并且切望”向德国人一显身手。

　　 尽管如此，约翰·弗伦奇爵士第二天给霞飞的最后正式通知却说什么“再等十天”英军也无法进入它在这条战线上的阵地。如果他是在伦敦城下与敌人决一死战时要求休息十天的话，他早就当不成司令了。事实是，约翰·弗伦奇爵士还继续当了一年半的总司令。

　　 那天下午，他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军队从靠近敌人的地区撤走，同时也迫切希望朗勒扎克也停止战斗，随同他一并撤退。这并不是出于对朗勒扎克的关怀，要掩护他的翼侧，而更多的是为了保全自己。为了取得一道叫第五集团军停止战斗向后撤退的命令，亨利·威尔逊打电话给法军总司令部。他发现霞飞还没有回来，便向贝特洛将军汇报情况，但后者不愿承担责任，而是安排他在晚上7时30分到兰斯的金狮饭店去找霞飞，因为到了吃饭的时候霞飞的行踪总是可以知道的。威尔逊找到霞飞后，进行了一番争辩，但是徒劳无益。霞飞的回答就是这么一句话：“朗勒扎克必须坚持到实现最后目标。”至于他心目中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却未作具体说明。威尔逊把这个消息带了回来，约翰爵士决定不再等待，随即下令远征军第二天继续撤退。

　　 与此同时，朗勒扎克向圣康坦的进军正面临着困难。第十八兵团的一个团奉命攻取途中的一个村子，士兵们冒着冰雹般迅猛袭来的弹片前进。一名幸存的中士写道，炮弹“把道路炸得千疮百孔，把树枝削得大片横飞”。

　　 “卧倒是愚蠢的；还是继续前进的好。……遍地都是倒下的人，有扑在地上的，有脸朝天的，都已一命呜呼。倒在苹果树下的那一个，整个面孔已被削掉，头部血肉模糊。在右方，战鼓擂起了冲锋令，接着是号角声响。蓝色的天空映衬出寒光闪烁的刺刀，我们的队伍在前进。鼓声咚咚，愈擂愈急。‘冲啊！’士兵们齐声呐喊着：‘冲啊！’这是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我的头皮象触了电似的，头发根根直竖。战鼓在怒吼，炽热的风传来号角声声，士兵们呼喊着——如痴似狂！……突然间，我们给止住了。要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御，夺取九百码外的一个村子，是荒唐的。命令下来了：‘卧倒，隐蔽！’”

　　 对圣康坦的进攻已被击退，不出朗勒扎克所料，敌人的强大压力开始向他的右翼扑来。冯·比洛全力出击，不让法军朝他推进，以便克卢克和豪森的军队袭击其后方。比洛认为法军这次行动只是败军的垂死挣扎，因而“对战果满怀信心”。在一段战线上，法军被逐回瓦兹河的对岸，桥梁和小路一时挤塞不通，引起一片恐慌。此时的朗勒扎克，用一位对他最少好感的观察者的话说，显示了“最大的机智和敏慧”，他当机立断，下令放弃圣康坦的战斗，重新集结力量，挽救其右翼在吉兹的战局。

　　 第一兵团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雷奉命将第三兵团和第十兵团调集到他左右两侧。这位曾在印度支那的东京地区和摩洛哥受过烈日烤灼的个子矮小的将军，是个热心奋发、刚毅坚强，普恩加来称为“不知沮丧为何物的人”。军官们纵马往返前线，军乐又一次奏起快速明朗的《桑布尔河和马斯河进行曲》，就这样，德斯佩雷到下午5时30分便重新部署了战线。经过周密准备，炮兵部队首先开火，法军再次前进，大举进攻。吉兹桥上，敌人尸体纵横，堆砌成高高的人墙。在桥的那边，抵抗已见零乱；法国人可以觉察到，敌人的力量已在逐渐减弱。“德国人在逃跑了，”一个观察者写道，法国人“为这一新出现的、渴望已久的激动场面而精神振奋，欣喜若狂，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浪涛，乘胜前进！”

　　 这天终了时，一个曾经参加进攻圣康坦一役的中士，回到他当天早晨离开的那个村子，遇到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他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我们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敌人被赶回去了，我们是胜利者。上校被一枚炮弹击中，在被人抬走时咽了气。泰隆少校胸部受伤。吉尔贝蒂上尉身负重伤，恐怕活不成了。很多士兵，不死即伤。但是他重复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因为全团将士可以在一个地方连睡两夜了。”

　　 比洛的精锐部队警卫兵团的退却，它的友邻部队也都跟着后撤，因而给朗勒扎克赢得了一个战术上的胜利，虽然这未在圣康坦赢得而是在吉兹赢得的。可是他现在是孤军作战，一无掩蔽，面对着北方。在他左右两侧的第四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本来都已比他先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现在还在继续后撤，而每后撤一步，都进一步暴露了他的两侧。第五集团军若要保全下来，就必须立即停止战斗，赶上去同伙伴们会合。但是朗勒扎克无法取得霞飞的指示，因为他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时，霞飞不在。

　　 朗勒扎克向霞飞的副职贝兰将军请示：“第五集团军是否该留在吉兹-圣康坦地区，冒束手就擒的危险？”

　　 “让你的军队束手就擒！这是什么意思？简直荒谬！”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奉总司令的明确命令来到这里的。……我不能擅自把部队撤回拉昂。得由总司令给我下退却令。”这一回，朗勒扎克可不愿象他在沙勒罗瓦那样代人受过了。

　　 贝兰不肯承担责任，说是等霞飞一回来就向他汇报请示。霞飞终于回来了，尽管表面上依然从容不迫，信心十足，但是他的希望又一次遭到冲击，甚至比边境战役溃败时还要沉重，因为敌人现在已经如此深入到法国腹地。他也无从得知朗勒扎克的一仗已给比洛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仗的战果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来。他只是认识到第五集团军确实已被弃于危险的境地，英国远征军正在退出战斗，他“不再指望我们的盟军留在预期它留下的那条战线上了”。还在集结之中的第六集团军受到克卢克右翼两个兵团的猛攻；霞飞希望扼守的战线已经分崩离析；势必还会丢失更多的国土，也许一直要到马恩河，甚至到塞纳河。

　　 正如后来一位负责调查工作的领导所说，这个时期是“整个法国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但在这段时期，霞飞不象约翰·弗伦奇那样惊惶失措，毛奇那样动摇不定，黑格或鲁登道夫那样顿时气馁，也不象普里特维茨那样陷于悲观失望。他毫无表情，不露声色。如果说他的镇定沉着是由于缺乏想象力，那倒是法国的幸运。克劳塞维茨写道，普通人感到形势危殆和责任重大时往往意气消沉；倘若这种形势能“促使人迅速增强判断力，则此人必须具有不同寻常的伟大气魄”。当前的危急情势纵然未能使霞飞增强判断能力，可确实唤起了他的气魄或性格中的某种力量。在此四面被困、岌岌可危的时刻，他依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保持着福煦在8月29日见到他后所称道的“惊人的沉着”，这种沉着使法军在亟需坚定信心的时刻保持了万众一心。就在这些日子里，一天，亚历山大上校从第五集团军执行任务回来，神情忧郁，他表示歉意地说，这是因为“我带来了坏消息”的缘故。

　　 “怎么啦？”霞飞说，“难道你对法国丧失信心啦？去休息一下吧。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8月29日夜晚10时，他令朗勒扎克撤退并炸毁他后面瓦兹河上的桥梁。达马德将军则奉命在亚眠炸毁索姆河上的桥梁，然后随同莫努里所部一并撤退。右翼的第四集团军奉命向兰斯撤退，德朗格尔将军曾要求让他的部队稍事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能否休息取决于敌人。8月29日夜晚，霞飞采取的最后一项痛苦的措施是，下令做好将“希望已经粉碎、幻想已经破灭的这个司令部”撤离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准备。法军总司令部将后撤至塞纳河东支流上的巴尔。霞飞不满地注意到，这个消息在参谋部传开时，加深了“普遍的紧张与不安”。

　　 由于参谋部的失职，霞飞给第五集团军的命令直到翌日清晨才送达朗勒扎克，害得他白白担忧了一整夜。幸而冯·比洛没有再次出击，也没有在朗勒扎克撤退时跟踪追击。这一仗结果如何，德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清楚。冯·比洛的看法似乎混乱得出奇，他一面向德军统帅部汇报说打了胜仗，同时又派一名上尉参谋去对冯·克卢克说，他的军队“给吉兹一仗搞得精疲力尽，已无力追击”。可是法国人——霞飞也好，朗勒扎克也好——都不了解这一情况，他们一心只想使第五集团军脱离接触，在德国人从它左侧进行包抄之前，使它脱离险境，从而跟法军其他部队会合。

　　 其时，德军右翼日益迫近，显然构成对巴黎的威胁。霞飞打电报给加利埃尼，要他在巴黎东西两侧的马恩河和塞纳河的各座桥梁底下放置炸药，并分别派驻工兵排，确保炸毁桥梁的命令得以切实执行。莫努里的军队退却下来可以掩护巴黎，并就此作为加利埃尼所要的三个兵团。不过，在霞飞和总司令部看来，巴黎仍然是个“地理概念”而已。为巴黎而保卫巴黎，以及为此而将莫努里的部队拨归加利埃尼调遣并听从他的命令，并非霞飞的本意。在他眼里，巴黎的存亡安危，将取决于他打算进行的、由他亲自指挥并出动全部野战集团军的这一仗的胜负。然而，对于巴黎市内的人们说来，首都的命运对他们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圣康坦和吉兹一仗的表面结果，加深了笼罩人们心头的愁云惨雾。就在这一战的上午，参议院副议长、北方的一名工业巨头图隆先生，“一阵旋风似地”冲进了普恩加来的办公室，叫嚷说政府“为总司令部所蒙骗”，我们的左翼已“被击退，德国人已到了拉费尔”。普恩加来把霞飞的坚决保证向他讲了一遍：左翼将坚守阵地，一俟第六集团军准备就绪，即将重新发动进攻；可是他内心深处却在担心图隆先生或许言之有理。来路不明的消息不断传来，表明激战正在进行。每小时他都接到互相矛盾的报告。傍晚时分，图隆先生又闯了进来，情绪之激动为前所未有。他刚和他的同僚，埃纳省的参议员塞利纳先生通过电话，这位参议员在圣康坦附近拥有一处房产，他曾在自己宅邸的屋顶上观看这场战斗。塞利纳先生看到法军朝前挺进，空中浓烟翻滚，炮弹呼啸横飞，接着他又看到德军增援部队来了，密密麻麻象灰蚂蚁似地蜂拥而上。他眼看到法军被杀退了。进攻未成，这一仗打输了。说到这里，图隆先生恸哭而去。

　　 战役的第二阶段——吉兹一役——没有为这位高踞屋顶的参议员所目睹。政府方面对此甚至比总司令部更是不甚了了。看来似乎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霞飞为阻遏德军右翼所作的努力已告失败，巴黎已面临围困的危险，也许又要象它在四十年前那样靠吃老鼠为生。首都会不会沦陷？政府要不要撤离？自边境战役以来一直隐藏在部长们心头的这些问题，现在已公开而紧张地讨论开了。总司令部和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上校，第二天一清早就来到巴黎。他那通常是喜笑颜开的脸色这回可显得忧虑重重。他承认形势“非常严重”。身为陆军部长的米勒兰立即提议撤离，以免政府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加利埃尼也被匆匆召来征询意见，他建议与霞飞电话联系。霞飞也承认情势不佳；第五集团军虽然奋力作战，但未能达到他的期望；英国人“一动也不动”；无法阻滞敌军前进，因而巴黎“受到严重威胁”。他建议政府撤离，以免因为它继续留在巴黎而吸引敌军进攻首都。霞飞很清楚，德国人的目标是法国军队，而不是政府，但是由于战场已接近巴黎，政府留在军区势必造成职权界限不清。一旦政府撤离，可以排除干扰的根源，从而使总司令部具有更大的权力。加利埃尼在电话中力图使霞飞相信：巴黎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是作战力量的中枢，保卫巴黎是必要的；同时，他再次要求给他一支军队，不待兵临城下就主动出击敌军阵地。霞飞含糊其词地答应派遣给他三个兵团，不过兵员不足额，而且大都是由后备师组成的。他给加利埃尼的印象是，巴黎在他心目中是可以牺牲的，因此迄今不愿为它消耗自己的兵力。

　　 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虽然“冷静沉着”如常，但却显得“心事重重，甚至垂头丧气”。他问加利埃尼：巴黎能守多久？政府是否应该撤离？加利埃尼的回答是，“巴黎无法坚守，你应尽快作好撤离的准备。”他想甩掉政府这个包袱的心情，并不亚于霞飞，因此对作出这样的建议毫不内疚。普恩加来请他过些时候再来向内阁阐明看法。在此期间，内阁召集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这在十天以前法军发动进攻时，似乎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普恩加来、里博和两名社会党人盖德和桑巴，都主张留在巴黎，至少也要等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见个分晓。他们认为，如果政府撤离，在精神方面会产生绝望甚至引起革命的后果。米勒兰力主撤离，他说，也许会有一股德国枪骑兵窜入巴黎南面，切断南去的铁路，政府不能冒此风险，象1870年那样被围困在首都之内。这次法国是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作战的，政府的职责是既要同本国各地保持联系，又要同它的盟国、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杜梅尔格的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被人看作懦夫而受众人唾骂，比之冒生命危险需要更大的勇气。”众、参两院的议长，曾多次感情激动地前来要求重新召集议会，于是，当前的紧急形势是否有必要召集议会的问题便成了进一步激烈争辩的课题。

　　 在部长们争论不休时，加利埃尼则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忧心如焚，急于回去执行自己的任务。终于他被叫了进去，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们：“留在首都已不能确保安全。”他那严峻的军人仪态以及直抒己见时的“明确有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说明，如果没有一支军队在外围作战，他就无法防御敌人攻城炮的袭击。他警告他们：巴黎并不处于防御状态，而且“无法使它处于防御状态。……如果没几天敌人就出现在我们外围堡垒防线前，还认为这个筑垒营地能进行认真的抵抗，那是幻想”。组织一支拥有四个或至少三个兵团的军队，在他指挥之下转战于巴黎城外，作为法军战线最左面的一翼，乃是“势所必需”。至于在他被任命为军事长官之前造成的防务工作的延误情况，他认为应由那些主张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以免遭受摧毁的势力集团负责。他们这样做是得到总司令部的鼓励的。

　　 “不错，”米勒兰打断了他的话说，“巴黎不设防，正是总司令部的意见。”

　　 社会党人盖德，当了一辈子反对派之后第一次以部长身份发言，他激动地插话说，“你们以为向敌人敞开大门巴黎就不会遭劫了。可是，就在德国人打从我们街上走过的这一天，工人住宅区的任何一扇窗子里都可能射出一发子弹来。那么让我奉告诸位，接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巴黎将被付之一炬，化为焦土！”

　　 经过一场七嘴八舌的辩论之后，一致同意巴黎必须设防保卫，霞飞务必遵照办理，否则不惜予以撤职处分。加利埃尼竭力反对在当前这个时期轻率撤换总司令的任何做法。至于政府究竟该迁该留，在这个问题上，内阁依然意见纷纭，争执不下。

　　 这些部长们，“感情冲动，犹豫不决，已弄得精疲力尽”。在加利埃尼心目中，这些人“永远也做不出什么果断的决策”，于是他便径自走了。他穿过那些簇拥在巴黎残老军人院门口的人群，回到院里。这些焦虑不安的公民到这里来是为了申请离开这座城市，带走他们的汽车，关闭一些必要的企业，或是为了千百条其他原因。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甚于往日。那天下午，一架德国“鸽式”飞机首次轰炸巴黎。有三枚炸弹落在瓦尔米码头，死两人，伤数人；此外，这架飞机还散发了传单，告诉巴黎人：德国人已兵临城下，象1870年那样，“你们已无路可走，只有投降！”

　　 此后，每天总有一架或几架敌机于傍晚6时准时前来骚扰，掷下两三枚炸弹，偶或炸死个把行人，其目的也许是吓唬吓唬巴黎居民。胆怯的人逃往南方去了，至于那些在这段时期还留在巴黎的人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一早醒来，会不会看到头戴尖顶帽盔的敌人在长驱直入。“鸽式”飞机总是在饮开胃酒的时刻飞来，为人们提供和补偿了政府禁饮艾酒所失去的刺激。它首次光临的那晚，巴黎破题儿第一遭灯火熄灭。普恩加来在日记中写道，突破这一片黑暗的唯一的“一线微光”，来自东方。根据法国武官的电报，俄国军队正在“以柏林为目标展开攻势”。事实上，俄国人已在坦南贝格一仗败北，陷入重围，也就在那天晚上，萨姆索诺夫将军在森林中自杀了。

　　 霞飞从在贝尔福截获的一份德军无线电报中获得了更为准确的情报。这份电报述及歼灭俄国三个兵团，俘获两个兵团司令和七万名其他人员；电报还宣称俄国第二集团军已不复存在”。在法国人的希望一再破灭的时刻传来这一惊人恶耗，要不是接着又传来另外一些表明俄国人并不是白白牺牲的消息，那么，即便是霞飞也不免会为之灰心丧气。情报处的报告表明，至少有两个德国兵团已从西线调往东线。这个消息在第二天得到证实，据报道有三十二列军用火车经由柏林东去。这就是霞飞的一线微光，也是法国对俄国施加全部压力之后所得到的支援。即令如此，仍不足以抵消英国人可能造成的损失；英军司令拒不与敌军保持接触，为后者包围第五集团军敞开了通道，何况第五集团军还面临着敌人通过福煦特遣队驻守的兵力薄弱的地区，包抄其右翼的危险。

　　 每当一个力量薄弱的战区需要增援，另一个战区就势必遭到严重削弱。在8月30日这天，霞飞亲自视察了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阵地，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军队可调去支援福煦。途中，他碰上几支在阿登山区和默兹省高地艰苦作战后撤退下来的纵队。红色的裤子已变成了土灰色，上衣被扯得破破烂烂，鞋子粘满了泥块，士兵们形容枯槁，神色疲惫，两眼深凹，胡须满腮。二十天的战斗似乎使他们一下子老了二十岁。他们拖曳着沉重的双腿，步履维艰，每行一步都可能跌倒似的。瘦得皮包骨头的马匹，给挽具磨破了的创口鲜血直流，往往挽着车辕就倒了下来。炮兵们赶忙卸下马具，把它们拖到路边以免妨碍通行。大炮看上去已陈旧不堪，创痕累累，积盖着的尘土下面只露出几块一度是簇新的灰漆。

　　 相形之下，其他部队却依然是生气勃勃；二十天来的战斗，使他们成了信心十足的战士，为自己的能征善战而自豪，并且殷切希望停止撤退。吕夫辖下的第四十二师赢得了最高的表彰。这支军队一直坚持后卫，并成功地脱离了战斗。兵团司令萨拉伊将军表扬将士们说，“你们确实勇敢。”霞飞命令将该师调拨给福煦时，吕夫将军极力反对，理由是他预期敌人即将发动一场进攻。吕夫与第四集团军的德朗格尔将军不同，霞飞刚才看到后者镇定自若，充满信心，“完全能够控制自己”，而这正是霞飞心目中一个司令所必具的素质；至于吕夫，则显得神经质，易于激动，而且“想象力过于丰富”。正如他的作战处长塔南上校所说，他非常灵活，想得出千百条主意，其中必有一条是了不起的，问题就在于不知道是哪一条。跟留在巴黎的那些议员一样，霞飞需要为这次进攻的失败找一替罪羊，吕夫的行为使他作出了决定；吕夫当天就被削去了第三集团军的指挥权，由萨拉伊将军接替。第二天，吕夫应邀与霞飞共进午餐，他把他在阿登一役的失败归咎于霞飞在最后关头将两个后备师抽调给了驻守洛林的军队。他说，要是那时这四万名生力军和第七骑兵师还在他手里，他本可以席卷敌军的左翼，“我们的军队就会赢得多大的胜利啊！”霞飞用他特有的那种简洁而又晦涩的语言答道，“Chut，il ne faut pas le dire.”他说话时的语调如何已不复能闻，因此，也永远没法知道他的原意究竟是“你错了，你不能这么说。”还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不能承认这一点。”

　　 就在8月30日这个星期天，即坦南贝格之战的这一天，也就是法国政府接到警告，要它撤离巴黎的这一天，英国接到一则后来称之为《亚眠通讯》的消息，大为震惊。这篇通讯出现在《泰晤士报》星期版特刊的第一版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渲染逾实的标题：《历史上空前的激烈战斗》，这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一版，通常是刊登刻意安排的与新闻报道争夺读者注意力的分栏广告的。大标题下面的副标题是：《英军损失惨重——蒙斯和康布雷之战——以寡敌众——亟需增援》。最后这句是关键所在。虽然这篇通讯引起了官场风波，挑起了议会的激烈争论，还挨了首相的一顿批评，指责它是报界保持的“出于爱国心的沉默”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外”。然而，发表这样一篇通讯，实际上是有其官方目的的。这篇稿子，新闻检查官F·E·史密斯（后被授予伯肯黑德勋爵）一看就认为它能起到宣传征兵的作用，便立即通过，并敦促《泰晤士报》予以发表。该报作为一项爱国任务发表了这篇通讯，并且加了按语，述及“我们当前任务的极端严重性”。通讯是由记者阿瑟·穆尔执笔的，他到达前线的时刻，正逢部队从勒卡托撤退，英军总司令部陷于一片混乱绝望之中。

　　 他描述了“可称为蒙斯之战”的几次交锋之后的“一支撤退中的败军”；描述了法军在翼侧撤退，德军“紧跟不舍，穷追猛赶”，而且是“势不可当”；英军各团“损失惨重”，但是“并无军纪松弛，惊慌失措，或气馁怯战的迹象”。尽管历尽千辛万苦，士兵们依然“坚定乐观”；然而迫于形势，不得不“后退又后退”。他述及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各团已溃不成军，某些师“的军官几全部损折”。他显然受到英军总司令部情绪的影响，颇加渲染地描绘了德军的右翼。他写道，“据估计，他们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我军，势如潮涌，无法阻遏。”他在文章结束时写道，英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德军的首次大举进攻业已得手”，因而“已不能排除巴黎受围的可能”。

　　 他在概括增援的必要性时，谈到英国远征军“首当其冲，顶住德军攻势”，为虚构的一套荒诞说法打下了基础。在他笔下，法军只是在周围起个配角作用而已。事实上，德军拥有三十多个兵团之众，而在第一个月里，英国远征军与之交锋的，从未超过十分之一。然而，“首当其冲，顶住德军攻势”的说法，在以后迭次出现的英国人关于蒙斯之战以及这次“光荣撤退”的报道中，则是一脉相承。它成功地在英国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使他们相信，英国远征军在它英勇奋战、喋血沙场的第一个月里，拯救了法国，拯救了欧洲，拯救了西方文明，或者象一名英国作家面无赧色地吹嘘的那样：“蒙斯，这个名词可以概括为全世界的解放。”

　　 在交战国中，英国的参战，既没有举国努力的事先规划，又没有做到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份动员令。除了正规军外，一切都是临时凑合的。而且在头几个星期中，在《亚眠通讯》发表之前，举国上下几乎都沉浸在一片安度假日的气氛之中。在那以前，德军进犯的真相，用阿斯奎斯先生微妙的措词来说，给一片“出于爱国心的沉默”掩盖了。对于英国公众——对于法国人也是如此——战斗一直被描绘成德军的不断败北。然而，无法解释的是，敌人在败退中却从比利时向法国推进，而且，从地图上看，一天一天地在前进。在整个英国，在8月30日这个星期天，人们在早餐桌上读到《泰晤士报》时，全都不胜惊讶，为之目瞪口呆。布里特林先生认为，“这就象大卫扔石子——没有打中！”

　　 敌人正在节节胜利的消息来得如此突兀，人们在惊骇之余，在寻求希望之中，抓住了最近几天偶然出现的一个传说，而且绘影绘声，使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幻觉。8月27日，利物浦至伦敦一线的火车晚点十七小时，从而引起了谣传，说什么这次晚点是由于输送俄国军队所致。据说这些军队在苏格兰上岸，路过这里前往增援西线。这些俄国人被说成是从阿尔汉格尔出发，横渡北极海到挪威，然后乘普通轮船来到阿伯丁的，现在正用军用火车把他们从那儿送往海峡港口。此后，谁乘坐的火车中途受阻晚点，谁就会自作聪明地把它说成是“俄国人”造成的。自从《亚眠通讯》大谈德军人数众多，“势如潮涌”，并大声疾呼：“士兵，士兵，更多的士兵”以来，人们陷于一片悲观绝望之中，不知不觉地都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拥有的无穷无尽的人力上去了。谣言越传越开，而且有声有色，言之凿凿，见之于苏格兰的俄军幽灵逐渐形成了一支血肉之躯的部队。

　　 他们在月台上跺着脚，抖掉靴子上的积雪——时在8月啊！一个爱丁堡的铁路清洁工因清扫过这些残雪而出了名。有人从开过的军用列车里瞥见过“异国的军服”。有的说他们将取道哈里奇去救援安特卫普，有的说他们将经由多佛尔海峡去救援巴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人深更半夜在伦敦看到一万名俄国人在沿着泰晤士河的堤岸前往维多利亚车站。赫耳果兰这场海战也被聪明人说成是牵制敌人，给运往比利时去的俄国人打掩护的。连最可信的人士也看到了这些俄国人——或者听说有朋友看到过他们。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就知道一位同事曾被召去给他们当翻译。一位苏格兰军官在爱丁堡就曾看到他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长大衣，头戴大皮帽”，手里拿的是弓箭而不是步枪。他们自备的马匹，“跟苏格兰的矮种马一个样，就是骨骼稍大些”——这种描绘，活象一百年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的金属版印刷品中所出现的那种哥萨克骑兵的模样。居住在阿伯丁的斯图尔特·科茨爵士给他在美国的一位姻兄写信说，有十二万五千名哥萨克在行军途中曾穿过他在珀思郡的庄园。一位英国军官对他的朋友言之凿凿地说，有七万名俄国人已“极端秘密地”取道英格兰前往西线。关于人数，起初说有五十万之众，后来说是二十五万，再后来又说是十二万五千，经逐次递减，最后确定在七万与八万之间——正好与已开拔的英国远征军的人数相等。这种传说完全是口头辗转相告的；由于新闻发布要经过官方检查，报纸上并无只字提及，然而在美国就不是这样了。那些回国的美国人，大多是在利物浦上船的，那里正沉浸于一片俄国热之中，他们的报道，把这种狂热的现象，给子孙后代保留了下来。

　　 其他一些中立国家也捡起了这些传说。阿姆斯特丹的通讯报道说，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正在开往巴黎，加强防御。在巴黎，人们簇拥在火车站附近，盼望看到哥萨克的到来。这些俄国人的幽灵来到欧洲大陆后，成了一种军事因素；因为德国人也风闻了这种谣传。他们担心七万名俄国人可能在他们背后出现；这种担心，以后在马恩战役中，就象他们把七万名士兵调往东线而未能临阵一样，构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军事因素。直到9月15日马恩战役之后，官方才在英国报上辟谣。

　　 就在《亚眠通讯》把公众吓得丧魂落魄的这个星期天，约翰·弗伦奇爵士撰写的一份报告，使基钦纳勋爵更为震惊。当时的英军总司令部设在巴黎以北四十英里的贡比涅，英军在前一天就摆脱了追击，在法军与敌人周旋的时刻得以安然休息。那天给远征军下达的作战命令也是由约翰·弗伦奇爵士签署的，命令说，敌军压力“已因法军在我右翼大举进攻而获解除，法军的进攻在吉兹附近已告大捷，德国警卫兵团和第十兵团已被击退至瓦兹河一线”。这份直截了当地承认事实的命令，跟约翰爵士给基钦纳的那份报告的内容，互相矛盾，大有出入。我们只能设想，他是未加审阅就签署命令的。

　　 他在报告中告诉基钦纳说，霞飞要求他坚守贡比涅以北地区，与敌人保持接触；但是他声称自己“绝对不能留在前线”，打算撤退到“塞纳河后面”，保持“与敌军相当距离”。这次撤退约需八天行军，“但不致使部队疲劳”，撤退时将取道巴黎以西地区，以便接近自己的基地。“我不喜欢霞飞将军的计划，”约翰爵士继续写道，“我宁愿采取一种凌厉的攻势。”——他所宁愿采取的，恰恰是前不久他在圣康坦所拒绝执行的，那时他不准黑格与朗勒扎克配合作战。

　　 接着，笔锋一转，约翰爵士在下一句话中立即推翻了自己的说法。他明确表示，经过十天战斗，他认为法国人已一蹶不振，他准备弃之不管，径自回国。他对法国人的信心，对他们是否有能力“将这场战役进行到圆满结束的信心，正在迅速消逝”，他接着又写道，“我把英军后撤到那么远，其真实原因即在于此。”尽管他们“竭力要求我军即便是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亦须固守前线”，但他根据基钦纳指令的“文字和精神”已“断然拒绝”，并且坚决要求保留必要时“退守我军基地”的独立行动。

　　 这份报告于8月31日到达，基钦纳阅后不胜震惊，为之愕然。约翰·弗伦奇爵士拟撤离协约国的战线，使英国人与法国人分离的这种意图，看来就是要在紧急关头抛弃法国人，基钦纳认为，这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看来都是“灾难性的”。这样做会破坏协约国的精神，成为一个政策问题。于是，基钦纳要求首相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开会之前，他给约翰爵士发了一封措词委婉的电报，对他退至塞纳河后面的决定表示“感到意外”，并且巧妙地以提问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惊恐不安：“这样做，对于你和法军的关系，对于整个军事形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军主动退却，会不会在法军战线上造成缺口？会不会挫伤他们的士气，从而使德军有机可乘？”最后，他提示说，经过柏林开出的三十二列军用火车，表明德国人正在从西线撤走军队。

　　 基钦纳向内阁宣读了约翰爵士的信件，并作了说明。他说，向塞纳河后面撤退可能意味着战争的失败。顿时，整个内阁，就象阿斯奎斯先生惯有的含糊其辞的说法那样，“为之惶惶不安”。基钦纳受命通知约翰爵士，政府对他的打算退却感到不安，政府希望“你将尽力配合霞飞将军的作战计划”。他还补充说，政府考虑到法国人的自尊心，“对你的军队和你本人抱有一切应有的信心”。

　　 当初，德军统帅部得知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企图退至维斯瓦河后面以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而今约翰·弗伦奇爵士所拟放弃的不是一个省而是一个盟国，他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处理。追溯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军方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争吵留下了创伤，对由谁接替总司令的问题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政府方面可能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撤换总司令，会在公众中引起过分巨大的震动。不管怎样，慑于约翰爵士那种碰不得的神气，任何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与他周旋时总跟往常一样非常注意策略，而实际上对他已几乎不复有丝毫的信任。“霞飞跟他从来不是心连心的，”一年以后英国陆军军需兵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在给英王秘书的信中写道，“他从来没有真心诚意、老老实实地跟法国人协力合作过。他们认为他绝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因此对他并不信任。”这种情况对协约国的共同作战是不利的。至于基钦纳本人，自布尔战争以来，与约翰爵士的关系也从不是诚挚的，8月31日以后，也不再信任他了。可是，直到1915年12月，在约翰爵士本人图谋反对基钦纳，而其方式又正如伯肯黑德勋爵后来所说“不正派，爱挑剔，更谈不上忠诚两字”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终于下决心把他黜免的。

　　 就在基钦纳在伦敦焦急等待约翰爵士的回音时，霞飞在巴黎正致力于动员政府给予支持，设法叫英军留在前线。霞飞此时已知道朗勒扎克至少有半仗——在吉兹的半仗——是打胜了。据报告，德国警卫兵团和第十兵团已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比洛的军队也不追击。再加上德军撤向东线的消息，使他感到大为鼓舞。他对普恩加来说，或许政府可以不必迁移了；他现在感到，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重振旗鼓、奋起作战的情况下，可望阻遏德军前进。他写信给英军司令说，他已令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非在重大压力之下不得放弃阵地。但是，如果两军之间出现缺口，那就无法指望它们继续扼守，因此，他“恳切”要求陆军元帅弗伦奇不要撤退，“至少留下若干后卫部队，以免敌人清楚地看出是在撤退以及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之间有着缺口”。

　　 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答复，霞飞要求普恩加来以法国总统的身份施加影响。普恩加来给英国大使打了电话，大使又给英军总司令部打了电话，但是，所有这些电话联系以及联络官员的登门求见，都无结果。事后，约翰爵士把他当时的回答简括为一句话：“我拒绝了。”于是，霞飞那个一瞬间的，纵然是虚幻的希望，一下子全告破灭。

　　 约翰爵士给本国政府的回音，是基钦纳所迫切等待的。那天深夜，复电一到，他便立即叫译电员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电报说，他的主动退却，“无疑地”会使法军战线出现一个缺口，但是，“法国人目前的战略，实际上是在我左右两侧撤退，而且通常并不通知我方，同时又放弃采取进攻战的一切想法，……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一切后果自应由他们自己负责。……我不了解为什么要我为了再次救援他们而不顾明摆着的灾难去冒险呢”。这种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的报告，正是在霞飞把与此相反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之后作出的，这就无怪乎在他的《1914年》一书问世后，他的同胞们除了用“谎言”这个词外竟然找不到一个体面的词儿来代替它，甚至连阿斯奎斯先生也有所感触地用了“对事实的嘲弄”这样的词句。即使考虑到约翰爵士性格上的种种局限性，但是，这位英军总司令，有着亨利·威尔逊这样精通法语而又熟悉包括霞飞本人在内的法国高级将领的人才作为参谋，竟然会把法国人描绘成失败主义者，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基钦纳在深夜1时看完电报之后，立即决定，眼前只有一件事可做，而且必须在破晓前行动。他必须亲自前往法国。作为最高级的陆军元帅，他是陆军之首；既然如此，他认为自己有权给约翰·弗伦奇爵士就军事问题发布命令；同时，以陆军大臣的身份，他也有权就政策问题作出指示。他急忙赶到唐宁街，同阿斯奎斯以及大臣们交换意见，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下令派一艘快速巡洋舰供他乘用，两小时内在多佛尔待命出发。基钦纳先发了一份电报，通知约翰爵士他即将前来。为了怕自己突然出现在司令部时会使这位总司令神经过敏，感到窘迫，所以还请他选择会晤地点。半夜2时，爱德华·格雷爵士从睡梦中被基钦纳的突然来临所惊醒，基钦纳走进他的卧室告诉他即将前往法国。2时30分，他从查林克罗斯乘专车出发，9月1日上午到达巴黎。

　　 陆军元帅弗伦奇显得“情绪激动，气势汹汹，面红耳赤，怒形于色”，在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陪同下，来到了他选定的会晤地点——英国大使馆。他选择这个地方，意在表示这次会谈并非军事性质，他坚决认为基钦纳只是军队的政治领导，其身份无非是一名文职的陆军大臣而已。见到基钦纳身穿军服，他不禁怒火难遏，认为这是故意用军阶压他。事实上，基钦纳自从在陆军部上任那天穿戴文官礼服礼帽以后，便已脱掉文官服装，改穿起陆军元帅的蓝色军便服了。约翰爵士却一心以为这是有意使他难堪。对他说来，衣着是首要的，他一向喜欢用服饰来增添威仪；这种作风，他的袍泽们都觉得乖谬反常。他那“卡其军装上佩戴着星章”以及“浑身挂满外国小玩意儿”的习惯，曾使英王乔治产生反感。亨利·威尔逊也常常这样议论他：“在澡盆子里他还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一穿上衣服，你就不放心他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会穿戴些什么。”

　　 英国大使馆里的这场会谈有弗朗西斯·伯蒂爵士、维维亚尼、米勒兰以及代表霞飞的几位法国官员在场。当会谈发展到唇枪舌剑相持不下的时候，基钦纳只好请约翰爵士同他退入另室密谈。至于在那里究竟谈了些什么，约翰爵士在基钦纳死后发表的记述是不可信的，只有会谈的结果才是公认属实的。它体现在基钦纳给政府的一份电报之中。电报说，“弗伦奇的部队现在已部署在作战线上，英军将留在那里与法军配合行动，”这就是说，应该向巴黎东面，而不是向巴黎西面退却。基钦纳在他给约翰爵士的电文副本上写道，他确信这是他们两人达成的协议，但无论如何，“请把它视为一项指令”。至于所谓“在作战线上”，他说他的意思是指英军的部署应跟法军衔接一气。接着，他又重耍其圆滑的故伎，模棱两可地加了一句：“当然，你将根据情况，对他们所处的位置作出判断。”于是，这位总司令，丝毫没有得到抚慰，离去时比早先更加悻悻不平，四肢无力。

　　 也就在这一天和前一天，克卢克所部，为了要赶在法军站稳脚跟之前予以围歼，兼程进军，越过了贡比涅，渡过了瓦兹河，迫使协约国军队节节后退。9月1日，该部在离巴黎三十英里的地方，与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后卫部队以及英国远征军进行了交锋。就在这天，一具德国军官的尸体给法国人透露了一个极端重要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