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封锁、强大的中立国·第十八

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美

出自————《八月炮火》

出自————《战争通史》

　　 冒风险的念头，1914年在英国海军部里是最不得人心的。英国的舰队是英国最珍贵的财物。丘吉尔在1912年曾存心挖苦德国海军，说它是一支“奢侈品舰队”，而英国舰队，则不是如此。它是生存的必需，“生存”云云确是言之不虚的。海军打了败仗，或是甚至由于舰只的损失而失去海军优势，英国便活不下去。海军负有重任，它必须捍卫不列颠诸岛免受入侵；它必须护送英国远征军平安抵达欧洲大陆；它必须把军队从印度运回本国以充实正规军，再把本土军送去接替海外驻军；更重要的是，它必须确保海上贸易在全世界各大洋上通行无阻。

　　 英帝国国防委员会业已宣布，入侵英国是“办不到的”，海军部也认为入侵并不是主要危险，“贸易被迫中断，商船濒于毁灭”才是主要危险。英国有三分之二的粮食是进口的。它的生计依靠由英国货船所承运的对外贸易。英国商船在世界总吨位中占到百分之四十三，而且承运了世界海运贸易总额半数以上的商品，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承运量的总和。战前，英国老是为德国的快速商船有朝一日可以改装为袭击商船的驱逐舰而寝食不安。预计德国至少可以拿出四十艘这样的商船来协助它的巡洋舰，损害英国珍贵的海上贸易。英国舰队不得不四面八方铺开，保卫通向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的苏伊士航线，保卫围绕非洲的好望角航线，保卫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北大西洋航线，保卫通向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海航线以及到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航线。海洋上的交叉路口，海运航线汇集，最易遭受敌舰攻击，是需要控制的枢纽所在。

　　 “海上作战的全部要旨，就是要使海军所拥有的一切大小舰艇能够不受约束地到处活动。”出自费希尔之口的这句话等于是海军中的一道教皇通谕。用一句日常通用的话来说，这就等于说，海军必须同时在一切地方都占优势，或者是在任何有可能与敌舰交战的地方都占优势。英国海军负有莫大的重任，它必须竭尽全力在本国领海内集结优势力量，千方百计避免在本国领海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人之常情都是期望用主力舰去进行一次大会战，一举而决定海上的盟主地位属于谁家，如同日俄两国的对马海峡之战那样。英国担当不起冒丧失海上优势的风险而去进行这样的一次战斗；而德国海军则不然，不惜冒险取胜。1914年的德国是张牙舞爪的德国。德皇业已公开宣布，“德国的未来是在海上”，海军同盟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大张旗鼓地为购买战列舰募款，提出的口号是：“英国是仇敌！”“英国背信弃义！”“大战即将爆发！”“英国危险！”“英国在1911年便计划袭击我们！”德国这时已被认为是富有侵略性的，是准备好以寡敌众诉之一战的，而这种情况将会使它进行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

　　 敌人的意图虽尚莫明究竟，但志在必打则已令人生畏，尤其是害怕来去无踪的潜艇，它致人死命的潜在力量显得一年比一年更令人惊恐，英国海军因此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斯卡帕弗洛，几乎是大舰队能够航行抵达的最远一点，也算得上是英国领土上最荒凉冷落的天涯一角，是不列颠诸岛一处最边远的戍守之所，比主岛的最北端还要向北，它是奥克尼群岛中一处天生的隐蔽所，它被选中作为英国舰队的战时基地，可惜的是被选定得过晚了。斯卡帕弗洛地处北纬五十九度，与挪威隔海遥遥相望，位于北海顶端，比德国舰队出航的出发地点赫耳果兰还要朝北三百五十英里，南距英国远征军从朴次茅斯到勒阿弗尔横渡海峡的航线五百五十英里。所以这里和德国出击点的距离要比德国人和英国运输线的距离远得多，要是他们袭击的话。英国大舰队可以从这个阵地保卫本国通过北海的海运贸易航线，封锁德国经过北海的海运贸易航线，而且还可依仗它所处的地位把敌舰围困在港口之内，在敌舰离港出海的时候，还可以插入敌舰与其基地之间，迫使敌舰应战。然而这里还未准备就绪，不能进驻。

　　 船体每增大一次，船坞和港口也就需要加宽一次，而建造无畏战舰的计划，因自由党政府的意见不一已受到损害。费希尔的强烈爱好和丘吉尔的积极主张，不由得政府不被说服，从而通过了造舰计划，然而自由党人为了补偿他们的反战感情所遭受的这一损害，便在支付费用方面予以刁难。结果是时至1914年8月，斯卡帕弗洛的干船坞和固定的防御设施还没有造好。

　　 正当政府还在辩论是否参战的时候，丘吉尔已机警地作了动员，舰队于8月1日安抵那里。用这位海军大臣的话来说，宣战以后的日子，是一段“心理上极度紧张”的时期。由于满载部队的船舰启程时刻即将到来，敌人每小时都有可能袭击沿海地区以牵制英国舰队，或者进行别的军事挑衅活动，因此丘吉尔认为“一场海上大战随时可能发生”。

　　 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的心情和丘吉尔完全一样，他在8月4日乘火车北上前往斯卡帕弗洛的途中，拆开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电报，得悉他已被任命为大舰队的总司令。使杰利科感到心情沉重的，并不是这个他所期望已久的任命，也不是他对自己能否胜任有所顾虑。他在1872年进入海军时，年仅十二岁半，身高只有四英尺半。他早已习惯于自己的才能受到广泛的赏识。不论是在舰队的职务上还是在海军部的各种官职上，他所表现的才能都博得了费希尔勋爵一贯的、热诚的、共鸣的赞赏。费希尔勋爵看准杰利科“……在大决战来临时，将是个纳尔逊……”这个日子已经到来了，但是费希尔所看中的这位纳尔逊的接班人，从他到达的时刻起，就对斯卡帕基地毫无防御的状况感到“使我一直焦急万分”。没有岸基大炮，没有水下栅栏网，也没有固定水雷阵地，这个基地“对于潜水艇和驱逐舰的攻击毫无防御”。

　　 杰利科在8月5日，捕获了几艘德国拖网渔船，发现船上有几头信鸽之后，深感不安，他怀疑信鸽是给潜水艇通风报信用的。德国曾声言将不受协议规定的限制进行布雷，因此对水雷的恐惧更增加了他的忧虑。8月9日，英国的一艘轻型巡洋舰撞沉了一艘德国潜水艇U-15，他忧多于喜，赶紧命令他所有的主力舰驶出这个“已受影响的水域”。有一回，在斯卡帕弗洛港内，一名炮手突然开火，据说目标是一个在移动的潜望镜，一炮既鸣，顿时便众炮齐应，驱逐舰也如临大敌，四处搜索，他还命令舰队所辖的三个战斗中队全部驶往外海整夜守候。造成这场虚惊的，就连官方的海军史学家也承认“可能是一只海豹”。英国舰队曾经两次转移到较安全的基地，一次到苏格兰西岸的埃韦湾，一次到爱尔兰北岸的斯维利湾，而任德国人在北海自由活动（如果德国人知道这种情况的话），而后，又两次返回原地。在这期间，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海军攻势，他们是可以获得辉煌战果的。

　　 象一匹马听到嗖嗖蛇爬而惊恐莫名突然脱缰一样，英国海军立即着手封锁港口，在北海上巡逻警戒，日日夜夜地监视着有无敌人出没的动静。由于自己具有二十四艘无畏战舰的战斗实力，也知道德国的实力在十六到十九艘之间，英国大可依仗它扎实的优势，而且在次一级的战列舰中，英国人相信自己的实力“也显然超过德国，有八艘之多”。但是英国人还是觉得胜败尚未分晓，心情异常沉重。

　　 丘吉尔在8月8日警告杰利科，在运兵船只通过海峡的一周间，“德国人有着采取行动的最强烈的诱惑力”。但海面上连一艘鱼雷艇也看不见。敌人没有动静，反而使紧张气氛愈加紧张。分散活动的敌方战列舰依然在辽阔的海洋上自由出没，地中海上有“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大西洋上有“德累斯顿”号和“卡尔斯鲁厄”号，太平洋上有属冯·斯佩统率的舰队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奈塞瑙”号以及“埃姆登”号，都在进行大胆的袭击，或作更大胆的逃逸。但潜伏在赫耳果兰后面的公海舰队却是毫无动静，似乎预示着还有更为凶险的图谋。

　　 “敌人显得出奇地静悄悄，没有动静，这可能是重大行动的前奏……说不定在本星期就要大举登陆，”这是丘吉尔在8月12日向各舰队司令发出的警告。他建议英国大舰队向南移动，以便更加靠近“决战地区”。杰利科却是远在苏格兰北端与挪威之间一片灰暗的海洋上继续巡逻，仅有一次，就是在8月16日，在英国远征军渡海处于高潮时，他的舰艇曾冒险南下到北纬五十六度以南。从8月14日到18日，运输船共进行了一百三十七船次的横渡海峡的航行。这时期，整个英国大舰队及其所属的中小舰队也都严阵以待地在海上巡逻，监视着鱼雷的白浪航迹，监听着报道德舰出海的无线电信号。

　　 德国海军大元帅冯·蒂尔皮茨，是德国的费希尔，德国海军之父，海军的缔造者，也是德国海军的灵魂。“名垂史册的蒂尔皮茨”，有着象海神尼普顿那样钢叉似的白胡须，年纪六十五岁，从1897年以来便一直是海军大臣，自俾斯麦以后，他是在同一个职位上连任时间最长的一人，海军是他一手缔造的，可是人家偏偏不许他知道海军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海军参谋部甚至对我也保密”。7月30日，给他看了作战令，他才发现秘密：根本没有计划。德国海军，它的存在是导致这场战争的一大因素，而当战争到来之时竟未给它安排一个用武之地。

　　 德皇读的书，如果只限于那本放在他的游艇的床头小柜上的《黄金时代》的话，那么，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这本书是肯尼思·格雷厄姆所写的梦境一般的故事，讲的是处身在冷冰冰的成人世界中的英国少年。然而德皇却不拘于一家之言，他阅读了一本1890年问世的美国书，此书在它自己的领域中，就象《物种起源》或《资本论》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中那样有着巨大影响。海军上将马汉，在他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阐明了他的论点，即谁控制海上交通，谁就掌握他自己的命运；控制海洋就等于主宰形势。一副宏伟的远景于是立即展现在敏感的威廉面前：德国在海上必须和在陆上一样成为一个主要强国。兴建海军的计划着手进行了，德国虽然不能立刻超过英国，但是用德国人那种全力以赴的精神去干，最后是会超过的。这样德国就向英国所赖以生存的海上优势挑战了，明知这可能引起英国在战时与德国为敌，从而使用它的主要武器——封锁——来反对德国。

　　 只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的英国能保持中立，那末身为大陆强国的德国，就可以跟欧洲大陆上可能联合起来的任何几个强国作战，而无海上运输供应中断之虞。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没有海军的德国，将会比有海军的德国更为强大。俾斯麦早已反对进行海上冒险多树一个海上敌人，从而削弱陆上威力。可是威廉听不入耳，他被马汉所惑，被他内心的妒火所缠。他对独步海上的英国又倾慕又怀恨的妒火，在英国考斯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游艇竞赛周中达到了高峰。他把海军看作突破包围的一把利刃。他时而坚决认为他决不想与英国为敌，时而又坚决认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会使英国人大惊失色，从而使他们清醒过来”。那时候他们就会“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派去英国的大使们，对于这种政策的令人怀疑的逻辑性提出告诫，可是都未生效。霍尔丹的柏林之行，也没有成功，丘吉尔关于舰队就是英德关系中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一番警告，也是徒费口舌。按一定比例建造海军的建议，或由各国共商海军裁军的建议都被拒绝了。

　　 向英国海上优势的挑战一旦形成，英国人的敌对情绪是完全指日可待的。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德国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它得从陆军中抽调大批人员和大量资金——这些人员和资金足够建立两个兵团。如果德国建立海军不是无的放矢，那这支海军就必须起到一定的战略作用，不是阻止敌人增援部队来打德国就是阻止封锁。正如在《1900年德国海军法案》的序言中所承认那样：“一场海军封锁战……即使仅仅延续一年，也将使德国的贸易遭到破坏，给德国带来灾难。”

　　 正因为德国海军在实力和效能上，在训练有素的官兵数字上，都已有所增长，正因为德国海军的技术设计人员改善了海军的射击技术、炮弹穿甲能力、光学仪器和测距仪的装置，以及军舰装甲板的抗弹性能，所以德国海军已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而不容轻易丧失。虽然以一艘对一艘来说，德国海军已接近于英国海军，而且在大炮的威力上超过英国，但德皇举不出历史上有过象德雷克 [ 注：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约1540-1596年），英国海军军官，在对西班牙作战中取得胜利。——译者 ] 或纳尔逊一类的海军将领，所以他决不会真正相信德国海军能击败英国海军。他不忍想象他的“心肝宝贝”（比洛是这样称呼他的战列舰的）被炮火打得粉身碎骨，血迹斑斑，或终于受到重创，失掉舰舵，沉没海底。蒂尔皮茨虽一度曾蒙德皇封以“冯”的贵族称号，但由于他的海军学说立足于海军用于作战的理论，因此开始显得是个危险人物，甚至几乎成了一个敌人，并渐渐地被摈诸核心班子之外。他那种出自他这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之口，而又尖细得象出自孩童或太监之口从而不免使人感到意外的刺耳声音，从此便再也听不到了。尽管他仍担任行政首脑，而海军决策，却已让由海军参谋长海军元帅冯·波尔和德皇的海运内阁大臣海军元帅冯·米勒组成的一个小组，以及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冯·英格诺尔，在德皇领导下掌握决定。波尔虽是个以作战为本的战略的支持者，但他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却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其默默无闻可能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连集流言蜚语之大成的比洛都没有提到过他。米勒是那些作为国王顾问，而实际是朝廷装饰品的性喜男色的马屁精之流。英格诺尔是个“坚主防御战略”的军官。“我不需要总参谋长，”德皇说，“我自己能担当这个职务。”

　　 当包围德国的这个时刻、威胁着德皇统治的这个时刻、死了的爱德华赫然“比我这个活人还强”的这个时刻来到的时候，德皇谕示：“我命令公海舰队现时采取守势。”德国对他手中这一锐利武器采取的战略，是将它作为一支“存在的舰队”而发挥其作用。让它呆在固若金汤的筑垒阵地内，它对敌人就会成为一个经常存在的潜在危险，迫使敌人得时刻保持警戒，不使它有出击的可能，从而消耗敌人的海军资源，并使敌人的部分兵力不能从事其他活动。两支舰队，处于劣势的一方如此行事，是普遍认可的，也是马汉所赞成的。不过，马汉后来的结论是：一支“存在的舰队”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因为一支甘心雌伏、不去作战的海军，其影响力是势必日趋削弱的。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没有坚强的支持，那么就是德皇也不会强行实施这样一项政策的，而他两者都有。许多德国人，尤其是贝特曼和较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官集团，一开始就不相信英国是一个真正想认真打一仗的对手。他们一直认为英国是可以被收买而单独媾和的，尤其是在法国被击败以后。埃茨贝格尔对英国殖民地采取谨慎小心避不攫取的政策，就是这种想法的部分表现。德皇的母系亲族，德国王公贵胄的英籍夫人以及古老的条顿人的血缘关系，都足以产生一种亲属感。英德两国之间有可能进行调解，因而两国之间的战争和流血伤亡，虽非不可能，据认为也是难以发生的（不知何故，在他们的思想上，对于把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同时一举围歼的流洒鲜血，居然不当作一回事儿）。此外，德国还希望把它的舰队保持完整无损，作为迫使英国就范的讨价还价的条件。这种理论，贝特曼坚决支持，德皇也乐意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希望日趋暗淡，使德国舰队安然度过战争，以供和平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之用的愿望也就更加巩固。

　　 8月份，德国的主要敌人似乎不是英国而是俄国，因而德国舰队的首要任务被认为是控制波罗的海——至少那些想要延迟和英国较量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德国舰队应防范俄国干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海上供应，应防范俄国可能袭击德国的海岸。他们担心对英国采取行动会削弱德国舰队对波罗的海的控制，从而让俄国登陆，导致德国在陆上战败。

　　 要把愿望变成政策，总是可以找到论据的。别的不谈，8月份，德国海军之所以被置之脑后，主要是由于相信陆军可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普遍认为战争不会打得很久，封锁不致成为需要多加操心的问题。有“先见之明”的蒂尔皮茨，早在7月29日丘吉尔动员舰队的那天，便已请求德皇把海军控制权置于一人手中。因为他觉得“我的一只小指头要比波尔的全身都强”（这种思想情绪是他私下对他夫人透露的，而不是对德皇表示的），所以他只能建议把所提的这个职位“托付给我本人”。他的建议遭到拒绝。虽然他考虑过辞职，然而出于他行之有效的所谓德皇“不见得会接受我的辞呈”的理由，没有提出来。他和其他几位大臣一起被拉到科布伦次，不得不在统帅部的胜利气氛中忍受痛苦，当时“陆军在各方面都得到胜利而海军却一无所获。积二十年之努力，而今我的处境如此糟糕，谁也不会理解”。

　　 他的公海舰队计有十六艘无畏战舰，十二艘较老式的战列舰，三艘战列巡洋舰，十七艘其他巡洋舰，一百四十艘驱逐舰和二十七艘潜水艇，仍然都停泊在港内和波罗的海，同时对英国的进攻也只限于潜水艇在第一周的一次海上搜索和布置水雷。德国的商船也已撤回。7月31日，德国政府命令各轮船公司取消一切商船出航。到8月底，计有二百七十五万吨，数占德国商船总吨位一半以上的六百七十艘德国商船，躲藏在中立国港口，其余的除了那些往返于波罗的海的商船以外，都停留在国内港口。德国四十艘令人敬畏的袭击商船的快速军舰，只出动了五艘，所以英国海军部环顾四方惊讶不已之余得以在8月14日报称：“横渡大西洋的航道安全无阻。英国海运商务照常进行。”除了袭击快舰“埃姆登”号和“柯尼斯堡”号在印度洋上，以及海军上将冯·斯佩所率领的舰队在太平洋上外，其余所有德国海军和德国商船在8月底前都已从各大洋的水面上引退。

　　 另一场战役，英国和伟大的中立国美国之间的战役已开始了。引起1812年战争的那些老争端，那几句老话——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国旗掩护商品——以及中立国的通商权和交战国的限制权之间不可避免的那些老冲突，又都重新出现了。1914年的所有交战国，加上美、荷、意及西班牙，曾在1908年举行会议，试图制订一套有关的规章。这次会议是第二次海牙会议的继续。东道国是世界上海运业务最大和对中立国家的贸易畅通无阻最感兴趣的英国，爱德华·格雷爵士虽不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但却是这个会议的推动者和发起人。尽管海军上将马汉作为美国的首席代表精力充沛地出席了会议，但会议产生的伦敦宣言中，中立国的贸易权比起交战国的封锁权来还是占了上风。甚至连马汉这位海上的克劳塞维茨和史里芬，也奈何不得英国影响所起的温和作用。与会者全都支持中立国照常进行商务，马汉的反对意见遭到他的文官同事们的否决。

　　 货物被分为三类：绝对禁运品，这包括只供军用的物品；有条件的禁运品，即既可供军用也可供民用的物品；以及非禁运品，包括食品在内。只有第一类货物在交战国宣布封锁后才可以由交战国没收；第二类货物则必须证实目的地是敌对国家方可予以没收；第三类货物则根本不能没收。但当各国代表签署宣言回国后，英国的另一种利益——制海权——抬头了。海军上将马汉的旗号又在桅杆上飘扬了。他的一些英国门徒一见到保障英国生存的海上优势遭到出卖，便发出惊恐的呼号。他们问道，如果允许中立国供应敌人需要的一切，则阻塞敌人的海上通道又有何用？他们使伦敦宣言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在报刊上和在议会中发动了一场反对它的运动。伦敦宣言将使英国舰队失去作用；它是德国的阴谋；贝尔福反对它。伦敦宣言虽在下院通过，但上院却一鼓作气根本没有让它付诸表决，这也许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中最有声色的一个行动。这时政府已经另有考虑，所以欣然任其夭折。伦敦宣言遂此始终未获批准。

　　 同时，海上力量的新的现实情况已使英国传统的近距离封锁敌国港口的政策过时。直到当时，英国海军部的打算是，在与大陆强国作战时，由驱逐舰队在巡洋舰乃至战列舰的支持下，实行近距离封锁。但是潜水艇、浮动水雷的发展，膛线炮的改进，形势逼人，势需改弦易辙，采取远距离的封锁政策。海军部在1919年的作战令中采用了这项政策，但又波澜四起，将整个问题重又投入了混乱的深渊。当一艘轮船企图通过近距离的封锁时，它所驶向的目的港是明显的，因此根本不存在目的地问题。但当轮船在远离目的地好多英里以外，譬如说在北海之端被拦截时，按照封锁条例的规定，必须有目的地是敌国或货物属于禁运品的证据证明确实后才可扣留。于是问题就象一个带有许多铁刺的浮动水雷似的，十分棘手。

　　 战争爆发之际，伦敦宣言仍然是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集中的一份宣言书。美国在8月6日，即战争爆发后第二天，正式要求交战国遵循该项宣言。德奥两国渴望在敌对国家同样赞同的条件下，支持该项宣言。英国，作为协约国在海军政策上的发言人，作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同时声言保留对“有效地进行海战所必不可少的”某些权利。因此这个答复说是同意，实际上是不同意。英国对于禁运品迄无定策，只是凭经验觉得伦敦宣言的条款需要略加引伸。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在1911-1912年的报告中曾建议应将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而不是船舶的目的地，作为衡量有关货物是否属于有条件的禁运品的标准，因此制作马鞍的皮革、制作轮胎的橡胶、铜、棉、纺织品原料、纸张等都可以转为军用物品，不得仅仅因为它是运给中立国的收货人就可以自由通行。倘这些物品可由陆路转运到德国，则封锁云云，就不值得。该委员会于是建议继续航行的原则应予“严格执行”。

　　 “继续航行”是一些神秘莫测的用语之一，它在历史上时见时不见，而每次出现时又完全不同于前。“继续航行”这个概念，是十八世纪英法战争中英国人的一大发明。它的意思是说，决定的因素是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而不是先到的目的地。这个用语还没有完全断气就被伦敦宣言埋葬了，而现在却象爱伦坡的那只已被送入墓穴的猫一样，又被挖了出来，还有着惹起麻烦的能耐。陆军部接到通知说，中立国运往荷兰的粮食是准备供应在比利时的德军的。8月20日，英内阁会议颁发了一道枢密院令，宣称有条件的禁运品，今后如系运往敌国或“敌国的代理人”或其最终目的地为敌对国家，均一体视为拿获对象。至于目的地的证明，从此将不复以提货单为凭，而将依据——用了一句其伸缩性之大无与伦比的措词——“任何充分的证据”。

　　 这就是“继续航行”的理论，好不张牙舞爪，气势逼人。其实际效果，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承认，是把每样货物都视为绝对禁运品。

　　 枢密院令的起草人当时想都没有想到“继续航行”原则复活后会导致一系列的重大后果和执行决定时的巨大困难，如命令船舶停驶和登船检查，X光的查验货物，设立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和法律上的复杂事务，以及德国最终诉诸无限制的潜艇战的最终殃及美国等等。亨利八世决心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时，没有想到要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大臣们于8月20日在内阁会议桌上聚首时，所关心的是在军事上有必要制止物资源源不绝地从鹿特丹运到比利时供应德军。枢密院令是根据军方意见提出经大臣们讨论后批准的。有关这次讨论的仅有记录，是阿斯奎斯日记中的轻飘飘的一句话：“长时间的内阁会议——关于煤炭和禁运品等各种各样的零碎事项。”
不只是首相对这类零碎事项漠不关心。当德国政府的某一高级官员，预见到战争将转为长期消耗战，因而向毛奇提出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总参谋部的备忘录时，毛奇回答说：“不要用经济学来打扰我——我正忙于指挥一场战争。”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道使人想起1812年战端的枢密院令，恰恰出笼在英国人把华盛顿付之一炬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幸好这一奇怪的巧合，以及命令本身都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重视。他们这时都全神贯注于报章上的通栏大标题，有关布鲁塞尔的陷落、美国人在巴黎的困境、德皇和俄国沙皇、舰队、哥萨克骑兵、陆军元帅、齐柏林飞艇、西线和东线战事等等的报道。然而美国政府是感到震惊的。英国这道枢密院令尽管其序言部分措词温和婉转，在提出微妙的保留意见之前也申明了信守伦敦宣言的态度，但其用心却瞒不过国务院法律顾问罗伯特·蓝辛的律师眼光。于是他草拟了一份坚定而直接了当的抗议书。也就是这份抗议书引起了一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争斗，一次次的信件往来，一篇篇的诉讼摘要，一桩桩的判案实例，一轮轮的大使会谈，一本本的文件汇集。

　　 8月27日这一天，伦敦的《每日记事报》认为“确实存在危险”，在禁运品和搜查权问题上，英国将卷入和美国的争执，该报知道搜查权是美国所“坚决反对的”。这个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也曾考虑过，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一开始，总认为战争可望在短时期内结束，认为至要的问题是以最有力的方法迅速赢得胜利，所以，从时间上看，似乎没有可能会和美国发生一场严重的争端。蒙斯战役和沙勒罗瓦战役，尸横遍野，长期战争不可避免的局面就在协约国面前。在长期战争中，它们就势需依靠美国获得粮食、武器和金钱（但尚无人想到在人力上也要依靠美国），势需切断德国获得这些养料的来源。加强对敌人的封锁和保持与伟大的中立国的友谊这两者同时都成为必要的了——然而又是互不相容的。在中立国跟德国的贸易上，每加上一道限制，在公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就引起美国国务院又一阵声色俱厉的咆哮。因此情况显然是令人不快的，英国最终也许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权衡轻重作一选择。在眼前，出于英国人不尚极端的本性，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于一桩桩事件还能审慎处理，象舵手避开暗礁一样地回避了大的原则问题，小心地不让双方的讨论发展成一场针锋相对的争端，使任何一方都不致摆出一副使自己无法下台的架势。他说，他日复一日的目的就是“在不与美国决裂的情况下，保证实施最大限度的封锁”。

　　 爱德华·格雷爵士碰到了一个难应付的对手，那是一个十分讲原则的人。伍德罗·威尔逊刻板而拘谨地恪守中立，他力求采取并保持中立国的传统权利。他与其说是为了这些权利本身，还不如说是因为中立国的权利乃是中立国的职责所在，而这个职责是威尔逊在一开始就狠狠抓住不放的。威尔逊上任伊始，就一股劲地致力于罢黜赶走那些在塔夫脱先生巨大影响庇护下地位牢固的“利益集团”和金元外交官们，并致力于在国内和拉丁美洲事务中争取“新自由”。他有鉴于战争会扼杀革新事业，遂决心不使美国卷入一场会挫败其计划的国外冒险。此外，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和进一步的理由。在这次战争中，他看到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取得伟大地位的机会。8月3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谈话，他说，他想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豪感：美国“可以随时援助世界其他国家”，并说他相信美国“这样做”可以“获得不朽的崇高荣誉”。所以他在很早，甚至在炮声未响之前，便已设想好了美国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随着事态的演变，他的控制力一次次受到冲击而有所削弱，他破釜沉舟扮演这个角色的决心于是越来越大，甚至在美国终于卷进了这场战争漩涡之后，也从未死心。

　　 对威尔逊来说，严守中立与孤立主义是对立的。他要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目的是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大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少发挥作用。他要的是“不朽的崇高荣誉”，这既是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国家。他深知只有使美国在这场争端中置身事外，他才能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才能赢得这种荣誉。8月18日，他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责成他的同胞们要“保持中立，名副其实；公正不阿，言行一致”，并阐明中立的最终目的是使美国能“提出和平的忠言”和“起到公正调停者的作用”。正如他在以后一篇讲话中所说那样，他希望在欧洲冲突中，行使“道义上的仲裁”职责。他想“为人类服务”，想运用新世界的道义力量把旧世界从愚昧中拯救出来，并运用“正义和仁慈的准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人类的旗帜下”，通过调停使和平得以实现。

　　 及至8月底，英国海军已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西洋上的控制权，它跟美国在禁运品方面的争执，不论是如何认真，如何旷日持久，又往往如何尖酸，但还一直是幕后的争执。对威尔逊来说，公海航行自由并不是压倒一切的争端，虽然在问题的争执变得特别严重的时候，他曾一度忐忑不安，认为他可能继麦迪逊 [ 注：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年），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年），在他任内，对英宣战，爆发了美英战争（1812-1814年）。——译者 ] 之后，成为第二个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是他绝不希望把争吵推到1812年那样的结局。总之，对协约国贸易的飞跃上升，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德贸易停滞的损失，从而缓和了势必执行国家原则的逼人之势。只要美国商品有人买进，美国便在8月20日枢密院令的肇始过程中逐渐地趋于沉默了。

　　 自那时以后，由于公海被英国舰队所控制，美国的贸易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转向协约国。美国和中欧强国的贸易额从1914年的一亿六千九百万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一百万美元，而在同时期内美国和协约国的贸易额，则从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上升到三十亿美元。为了满足协约国的需要，美国的厂商生产了它们所需的商品。为了使协约国能偿付美国供应的商品，还为它们安排了信贷。最后美国成为协约国的粮库、军火库和银行，并和协约国的胜利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使战后的经济决定论的鼓吹者们久久感到茫然。

　　 哪里有长期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的基础，哪里就有经济关系的发展；哪里有天然的利益，哪里就有经济的利益。美国对英法两国的贸易一直大于对德奥两国的贸易，封锁的作用只是扩大了原有条件而不是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条件。贸易不仅随着国旗走，而且还随着人心所向走。

　　 “一个政府能恪守中立，”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说：“但人却不能恪守中立。”他是一个全心全意拥护协约国的人，在他看来中立的概念是可鄙的，他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谈了，也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写去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信。虽然佩奇完全站在协约国一边的直率讲话，使威尔逊产生反感，乃至抛弃这位最早支持他的人，但是就在威尔逊本人的思想深处，也不能象他要求别人那样恪守中立。格雷于8月6日致函威尔逊，吊唁威尔逊夫人的逝世。威尔逊对格雷是钦佩的，并因格雷自己也已丧偶而对他尤感亲切，所以在复函中写道：“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我觉得共同的原则和目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德国政府中，威尔逊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说的。

　　 威尔逊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学，跟美国生活中大多数有影响的人士一样，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和法国的革命。但他出于做世界和平缔造者的雄心壮志，总是力图抑制这些。威尔逊奋斗了三年，使用了一切他所能使用的说服手段，促使交战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威尔逊的努力有赖于他的严守中立，而这种中立态度是得到强有力的爱尔兰人思潮或所谓反乔治第三的思潮的支持的，也得到上至哈佛大学的胡戈·明斯特尔贝格 [ 注：胡戈·明斯特尔贝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年），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1892年，他应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到美国，从此终身任该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在美国，他可能是德国政策的最明显的支持者，因此遭到协约国及其朋友们的猛烈谴责；另一方面，对亲德分子来说，他几乎成了一尊偶像。——译者 ] 教授，下至米尔沃基城的酒吧间等大叫大嚷的亲德团体的支持的。如果不是出于一个连威尔逊也为之无可奈何的因素，中立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个因素，决定着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是协约国最大的本钱——但它不是英国的舰队，而是德国的愚蠢。

　　 8月4日战争爆发时，这位美国总统在给朋友的信中，对于远隔重洋的冲突只表示了“全然谴责”，而根本不想在交战国之间区分是非。8月30日，战争在比利时进行一个月之后，豪斯上校写下这样一段记载：总统“对卢万的毁灭心情沉重……他对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谴责甚至较我为甚，他竟允许他的反感广及全体德国人民，而不仅限于德国领导人。……他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德国获胜，那就会改变我们的文化进程，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人国家”。几天以后，斯普林-赖斯报道说，威尔逊曾向他“神情非常严肃地”指出：“如果德国的事业在目前的斗争中获得成功，美国就势必要放弃它现在的理想而尽其全力于防务，这将意味着美国现行政体的结束。”

　　 威尔逊总统虽持有这些观点，然而他还是坚持到最后，直到中立政策犹如一艘在熊熊烈焰中燃烧的战舰，而他便是站在一片火海的甲板上的那个卡扎比昂卡 [ 注：卡扎比昂卡（Louis de Casabianca，1762-1798年），是法舰“东方”号的舰长。在阿布基尔对英一战中，舰只受到致命伤，他先安排水手等全部下船脱险，自己留在舰上将舰炸沉。他的年仅十岁的儿子拒绝离舰，随父一并殉国。——译者 ] 。但这是在法律基础上的中立，而不是感觉上的中立。他决不会把协约国胜利的前景视为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威胁，而德国胜利的前景，特别是比利时的遭遇澄清了这个问题后，就不可能有别的看法了。威尔逊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感到中立政策关系至大，如果连他都因德国的行为而离开中立政策，那普通的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美国人因火烧卢万所激起的情绪抑制了英国那套封锁办法所引起的愤懑。英国对禁运品每搜查一次，没收一次，或在禁运物品表上增添一个项目，都会激起美国一阵新的愤怒，而德国的一次恐怖行动便轻而易举地把注意力转移开了。正当蓝辛对枢密院令的强烈指责即将酿成一场大论战的当儿，德国的齐伯林飞艇于8月25日轰炸了安特卫普居民区，杀伤了平民，王宫也险遭命中，比利时王后及其子女刚好迁到那里。结果蓝辛发觉他正在构思的是一篇反对“为害人类的这种暴行”的抗议，而不是一篇反对“继续航行”的抗议了。

　　 在一个痛感前景不妙的时刻，据威尔逊的姻亲阿克森博士回忆，约在8月12日威尔逊夫人的葬礼举行后不久的一天，威尔逊曾向他吐露，“我担心在公海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使我们无法置身于战争之外”。然而成为决定因素的并不是公海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公海上没有发生事情。福尔摩斯要警官格雷戈里注意“狗在夜间发生的怪事”，不知所以的警官答道：“狗在夜间没有干什么。”

　　 福尔摩斯说，“那就是怪事。”

　　 德国海军就是夜间的那只狗。它没有作战，被“存在舰队”的理论和德国会在陆上早日胜利的信念锁住而没有让它去冒险执行海军的职责——保持本国海上贸易航路的畅通。虽然德国的工业依靠进口原料，德国的农业依靠进口饲料，而德国海军并不企图保护这些供应的源源而来。8月份仅有的一次海战也是出于无心，其作用也只不过证实了德皇不愿让他的“宠儿”去冒险。

　　 这是8月28日在赫耳果兰湾的战役。英吉利海峡舰队的潜水艇和驱逐舰队，在战列巡洋舰的支持下，驶入了赫耳果兰湾德国海军的基地，其用意是想通过突然袭击来转移德国人对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注意力。德国猝不及防，只下令出动几艘轻巡洋舰应战，也没有较重型的战舰支援。这几艘轻巡洋舰，用蒂尔皮茨的话说，“以初次上阵时的全部热忱”，在一片迷雾和混乱中猛冲猛杀。在持续了一整天难解难分、东奔西逐、各自为战的一连串的战斗中，英国舰队陷入了分不清敌我的混战，只是叨天之幸才从丘吉尔委婉其辞称之为“难堪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德国人未能下令出动整个舰队应战，所以在战舰的数量和火力上都是以寡敌众。这天是英国人占了便宜。德国三艘轻巡洋舰，“科隆”号，“美因茨”号和“阿里亚德纳”号以及一艘驱逐舰被打得粉身碎骨，沉入海底，另有三艘受到重创，一千余名人员，包括一名海军上将和一名海军准将，在炮火下丧命或落水溺毙，另有二百余人，包括海军大元帅的儿子沃尔夫·蒂尔皮茨，被从海上救起后成为俘虏。英国战舰无损失，伤亡约七十五人。

　　 如此巨创，使德皇丧胆，死心塌地不敢再跟英国较量了，于是下令不得再冒险行事，“务使军舰免遭损失”，德国北海舰队司令的主动权也就此进一步受到限制，事先如无德皇陛下批准，不得进行重大调动。

　　 此后，当英国海军在德国周围筑起封锁围墙时，德国海军只是消极看着。竭力想摆脱束缚他手脚的锁链的不幸的蒂尔皮茨，在9月中旬写道：“我们可以取胜的最好战机是在宣战后的头两、三个星期。”他预料“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胜利的机会将是更少而不是更多”。那是英国舰队“发挥了‘存在的舰队’的全部作用：对中立国在日益增加非同一般的压力，完全摧毁了德国的海运贸易，实行了最彻底的封锁”。

　　 德国海军最后在不得不同它所听任形成的局面较量的时候，采取了水下活动的政策，在迟迟方作突破封锁的努力中使用了潜艇。在水面舰艇见缺的情况下大量出现的潜艇，终于在公海上造成了威尔逊在8月份战争头几天所曾瞥见的可怕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