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德国的最后通牒·第八

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美

出自————《八月炮火》

出自————《战争通史》

　　 德国驻布鲁塞尔公使赫尔·冯·贝洛-扎莱斯克的保险箱里锁着一封由特别信使于7月29日从柏林送来的密封信件，随附的命令责成：“未奉此处电令，不得拆阅。”8月2日，星期天，电令到达，指示他立即拆封，将封内照会于当晚8时递交比利时政府，并注意务使对方“感到有关此事的全部指示均系今天首次向你下达”。他务必要求比利时人在十二小时内作出答复，然后“尽速”电告柏林，同时立即用汽车将答复送达正在亚琛联盟旅馆内的冯·埃姆米希将军。亚琛，亦名埃克斯拉夏佩尔，是德国离比利时东大门列日最近的一个城市。

　　 赫尔·冯·贝洛是个独身汉，身材高大挺拔，蓄着黑黑的八字胡子，一只碧玉烟嘴时刻不离手，1914年初开始担任驻比利时公使之职。他的办公桌上有只银烟缸，烟缸上有个子弹洞眼。每逢来访德国使馆的客人问及这个洞眼的来历时，他总是放声大笑，告诉客人说：“我是一只不祥之鸟。我派驻土耳其，土耳其闹了场革命；我到中国，又碰上义和团。这个洞眼就是他们的一颗子弹从窗外飞来打穿的。”然后就是落落大方，姿态雅致地把香烟慢悠悠地送到唇边，再补上一句：“不过现在，我是悠哉游哉了。布鲁塞尔真是一派升平啊。”

　　 自从那封密封信到达以后，他就不再悠哉游哉了。8月1日中午，比利时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尔男爵来访，告诉他晚报准备刊登法国给格雷的复信，在这封复信里法国保证尊重比利时中立。巴松皮埃尔婉转表示，鉴于德国尚未作出类似答复，赫尔·冯·贝洛或许愿意发表一项声明。但是他未经柏林授权这样做，所以也就只能借助外交手腕来回避。他仰靠椅背，两眼盯住天花板，透过缭绕的烟雾，把巴松皮埃尔刚刚对他说的话留声机似地逐字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一面站起来，一面宽慰他的客人说：“比利时对于德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就此结束了这次会见。

　　 第二天上午，当达维尼翁先生——这位比利时外交大臣是在清晨6时被德国入侵卢森堡的消息从睡梦中惊醒的——召他进行解释的时候，赫尔·冯·贝洛又对他照样地宽慰了一通。返回使馆之后，为了安抚哗然的新闻界，他使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绝妙譬喻。他说：“你邻居的屋顶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将安全无恙。”

　　 不少比利时人，不论是官方人士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倾向于相信他的话。有些是出于亲德情绪，有些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些则是因为对比利时中立的国际保证的真诚可靠，天真地笃信不疑。比利时的独立经有关国家保证已经有七十五年之久，他们由此享受了有史以来持续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自从恺撒攻打比尔盖人 [ 注：罗马帝国时期凯尔特民族的一部分，聚居在莱茵河下游西南部。——译者 ] 以来，比利时这块土地就一向是穷兵黩武者的必经之地。勃艮地勇士查尔斯 [ 注：勃艮地勇士查尔斯（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1433-1477年），勃艮地大公，曾想联合勃艮地、卢森堡、荷兰，自立为王，后遭法兰西皇帝路易十一挫败。——译者 ] 和法兰西的路易十一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宿敌曾在这里一决雌雄；西班牙的铁蹄曾在这里蹂躏过低地三国；英国名将马尔巴勒 [ 注：马尔巴勒（Marlborough，1650-1722年），英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人，原名约翰·丘吉尔，因于1702年对法作战有功，授马尔巴勒公爵衔，后曾于1709年于马尔普拉凯再次大败法军。——译者 ] 曾在这里同法国进行了马尔普拉凯的“浴血战”；拿破仑曾在这里的滑铁卢迎战威灵顿；这里的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一个又一个统治者——勃艮地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荷兰人——直至1830年最后推翻奥林奇王朝，拥戴维多利亚女王的母舅，即萨克斯-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大公为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从此，比利时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并致力解决佛兰芒人同瓦龙人，天主教徒同新教徒的兄弟阋墙，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以及法语和佛兰芒语并用的争论。他们强烈希望邻国能让这种安乐境况长此下去，不受干扰。

　　 如今，国王、首相和总参谋长虽然都已不再与众苟同，沉迷于这种想法，但是中立的义务和对于中立的信念却使他们裹足不前，未能制订计划，抵御外来进犯。直到最后时刻，他们依然难以相信，保证他们中立的国家之一竟会果真入侵。得知德国7月31日发布面临战争危险公告之后，他们立即下令于午夜开始动员军队。当天夜间和第二天，警察挨家挨户拉响门铃，传达命令，男人们或从床上爬起，或是离开工作岗位，打好背包，告别亲人，走向营地。比利时一向恪守中立，直到此时此刻并没有确定任何作战方案，所以动员并无某一具体敌国为其目标，也不是向某一具体方向挥戈，所谓动员，只是征召入伍而已，并无任何部署可言。比利时和它的保证国一样，负有维护中立的义务，因此未见公开入侵行动之前，不能采取公开行动。

　　 8月1日晚，德国对格雷的要求默不作答已满二十四小时，阿尔贝国王决定以个人名义向德皇作最后一次呼吁。他和他的妻子——一位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德国血统的伊丽莎白王后——共同商讨拟就了文稿，并由她逐句译成德文。她与国王字斟句酌，推敲了每个词的含义。他们在信中承认，一些“政治上的障碍”可能有碍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但是希望“亲缘和友谊的纽带”肯定会使德皇向阿尔贝国王作出个人的私下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但是亲缘关系也没有能打动德皇，使他作出回答。这里所说的亲缘关系，源出阿尔贝国王的母亲，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玛丽公主；这个家族是普鲁士皇室的一支信仰天主教的远族。

　　 相反，送来的却是在贝洛的保险箱里等了四天的那道最后通牒；送来的时间是8月2日晚上7时。外交部的一名侍役推开次官的房门，探进头来，以激动的声调轻轻地报告说：“德国公使刚刚来了，去见达维尼翁大臣了！”十五分钟后，贝洛驱车驶返法律大街，只见他双手拎着帽子，满额汗珠，一口接一口地抽烟，那急促的动作活象一只机动玩具。一等他那“趾高气扬的身影”离开了外交部，两位次官便立即奔到大臣的房间。他们发现，往日总是镇定乐观的达维尼翁先生此时看上去面无人色。“坏消息，坏消息，”他一面说，一面把刚刚收到的德国照会递给他们。政务秘书德盖菲埃男爵一面念着，一面慢慢翻译；巴松皮埃尔坐在大臣办公桌旁，一面记录，一面推敲着每一个模棱含混的用词，确定其正确的译法。而达维尼翁先生和常任次官范·德尔·埃尔斯特男爵则坐在火炉两边的座椅上谛听着。以往不论遇到什么问题，达维尼翁先生最后一句口头禅总是：“我相信，最后总会万事如意。”范·德尔·埃尔斯特因为对德国人怀有一片尊崇之情，所以过去一直宽慰政府，说德国军备不断增长旨在东进，唯此而已，对比利时绝非不祥之兆。

　　 翻译工作刚刚完成，身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的德布罗凯维尔男爵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肤色黧黑，修饰考究，是位绅士气派十足的大人先生，两撇坚挺有力的黑八字胡子，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更为他的神态增添了几分坚毅。在向他宣读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室内每个人对每个字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如这份通牒作者拟稿时的全神贯注。德国人拟就这份最后通牒，确实颇费一番心力，可能当时就已意料到，它必是本世纪的关键性文件之一。

　　 这份最后通牒，在7月26日，也就是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前两天，奥地利和俄国开始动员的前四天，德奥两国拒绝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的关于召开五强会议的建议的同一天，已由毛奇将军亲笔拟就了底稿。毛奇将底稿送交外交部后，经由外交部次官齐默尔曼和政务秘书施图姆修改，复经外交部大臣雅戈和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润色订正，最后才将定稿密封，于29日送达布鲁塞尔。德国人为此不遗余力，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份文件的重视。

　　 照会一开始说，德国收到“可靠情报”，法军拟将沿着吉韦至那慕尔一线推进，所以“法国拟欲通过比利时国境进犯德国的意图已不容置疑”。（因为比利时人并未发现法军向那慕尔移动的任何迹象，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种移动，所以这一指控未能对比利时发生作用。）照会继而又称，不能指望比利时军队可以阻止法军推进，因此根据“自卫之需”，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阻止这种敌对性的进攻”。如果比利时人把德国进入比利时国土的行为视为“针对它本身的一种敌对行动”，德国将“深感遗憾”。不过，如果比利时能够保持“善意的中立”，则德国将保证“一俟缔结和约当即撤出其领土”，保证赔偿德军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在和约缔结时，保证王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原稿中，这一句还接着说：“并保证以最大的善意支持比利时可能向法国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不过在最后一刻，贝洛按指示删去了这个贿赂。

　　 照会最后说，如果比利时反对德国通过其领土，则将被视作敌国，今后与它的关系则将听由“枪炮决定”。照会要求比利时十二小时之内必须作出“明确无误的答复”。

　　 据巴松皮埃尔后来的回忆，照会念完之后，接着是“一阵长达数分钟之久的忧郁的沉默”，室内每个人都在思考国家面临的抉择。比利时疆域狭小，独立不久，唯其如此，确保独立的决心益发坚决。至于决定捍卫独立的后果如何，室内每个人是无须明言的。他们的国家将受攻击，他们的家园将遭毁灭，他们的人民将遭遇十倍于他们的一支武装力量的报复，不论战争结局如何，直接处于德国人进军途中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后果是不存怀疑的。如果他们相反地屈服于德国的要求，那将等于听任德国占领比利时，而一个战胜了的德国，是很少有可能还会把撤退放在心上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使比利时成为进攻法国的帮凶，成为自身中立的破坏者。不论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要被德国占领；但如屈服，还得丧尽荣誉。

　　 “如果我们必然要被化为齑粉，”巴松皮埃尔这样记述着他们当时的情绪，“就让我们光荣地化为齑粉吧。”在1914年，说到“光荣”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羞惭难堪的，“荣誉”是为人们所笃信的一个熟悉的概念。

　　 范·德尔·埃尔斯特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向首相问道：“那么，阁下，我们有准备吗？”

　　 “我们是有准备的，”德布罗凯维尔答道，“是的，”他重复了一遍，好象尽力要使自己相信似的，“不过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重型大炮。”政府还只是在上一年才由墨守中立的国会勉强准予增加军事拨款，重型大炮是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的，交货也就无怪乎要受拖延。

　　 十二小时限期中的一小时已经过去。在其他同僚开始召集全体大臣准备于9时召开国务会议时，巴松皮埃尔和德盖菲埃便着手草拟复照。应该如何答复，他们是无须相互征询意见的。首相德布罗凯维尔将此事交由他们办理之后，便去王宫禀告国王。

　　 国王阿尔贝感到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责任重大，因此对于外界的压力也就感觉非常敏锐。他并非生下来就注定日后南面为王的。他是国王利奥波德弟弟的次子，是在王宫偏僻的一角，在一个较平庸略胜一筹的瑞士教师的教诲下长大的。科堡家族的生活并非愉快。利奥波德的亲生子夭亡之后，1891年，他的侄子博杜安，也就是阿尔贝的哥哥，又相继去世，因此阿尔贝在十六岁时便成了王位继承人。老国王痛丧嫡嗣之后，又失去了他以父情相爱的博杜安，悲切之余，对于阿尔贝最初并未寄予厚望，只管他叫作“封了口的信封”。

　　 可在这信封之内，却蕴藏着惊人的体力和智力，可以与他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这两位伟人相媲美。而在其他方面，又与他们迥然不同。他沉默寡言，而他们则是性格外向；不过，他虽与罗斯福气质互异，却也有许多相同的爱好：他喜欢户外活动、体育锻炼、骑马爬山，爱好自然科学，关心保护自然环境，并酷爱书本。同罗斯福一样，他每天必读两本书，内容包罗万象——文学、军事科学、殖民理论、医学、犹太教义、航空学等等。他有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专由自己驾驶。他最最热衷的是登山运动，曾经隐姓化名觅遍欧洲诸峰。身为确定的嗣位人后，他又曾旅游非洲，实地研究殖民问题；作为国王，他又曾亲临现场，研究军队，考察博里纳日的煤矿和瓦隆人的“红色乡村”。他的一位大臣曾说，“国王每次开口，都好象要有所建树。”

　　 1900年，他和维特尔斯巴赫的伊丽莎白结婚。新娘的父亲是位公爵，在慕尼黑一家医院以眼科为业。这对夫妇显然相亲相爱，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家庭生活堪称楷模，与旧王朝那种有失体统的生活方式适成对照，这使阿尔贝即位之初便大得人心。1909年，他继承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登基为王，国人普遍感到如释重负，为之庆幸。新国王和新王后一如既往，不讲虚饰豪华。合意的人，他们盛情款待；中意的地方，他们就前往舒展猎奇探险之心。危险、礼仪、非议等等，他们始终漠视不计。他们这个帝王之家，生活豪放不羁的色彩远远胜过布尔乔亚的气派。

　　 阿尔贝在军事学校做士官生时曾与后来任总参谋长的埃米尔·加莱同学。加莱是鞋匠的儿子，是全村人共同捐款送他上学的。他后来当过军事学院教官，不过当他再也不能同意比利时参谋部无视情况不同生搬硬套法国人的殊死进攻理论的时候，便辞职引退。加莱还曾脱离天主教会成为一名严格的福音派信徒。他悲观厌世，苛严刻板，忠贞耿直，对于自己的职业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一概严肃认真——据说他每天必读《圣经》，一向不苟言笑。国王听过他讲课，在演习中和他会过面，并对他的教诲印象深刻。他教导说：不顾客观情况为进攻而进攻是危险的；“只有在具有重大胜利的前景时”，军队才应求战；而且，“进攻必须具备优势手段”。虽然他还只是一名上尉，虽然他是个工人的儿子，虽然他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而皈依耶稣教的信徒，可是却被国王选任为私人军事顾问，这是个特地为他设立的职务。

　　 根据比利时宪法，阿尔贝国王只有在战争爆发后才能成为总司令，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和加莱不能将自己的忧虑和战略主张强加于总参谋部。而总参谋部则是死死抱住1870年的先例不放，认为尽管当时法军若是进入比境就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是那时不论是普鲁士军队或是法国军队，都未有一兵一卒踏上过比利时领土。然而，阿尔贝国王和加莱认为，自那时以来，军队数量已有巨大增长，因此情况已逐年明显：如果这两个国家再度大举进军，必将涌向旧日征途，必将再度兵戎相见于旧日疆场。

　　 利奥波德二世1904年与德皇会晤时，德皇曾向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点，当时他曾为之吃惊不已。但他回国之后，这种震惊之感却逐渐消逝。因为，对于威廉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人，谁能信以为真？国王曾把此次会见情况告诉范·德尔·埃尔斯特，范·德尔·埃尔斯特也与国王同感。1910年德皇回访布鲁塞尔时，其表现确实使人疑虑顿释。他对范·德尔·埃尔斯特说，比利时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德国的，“你们将不会有任何理由对德国不满……我完全理解你们国家的处境……我绝不会使它为难。”

　　 总的说来，比利时人相信了他。他们对于自己的中立保证是认真从事的。比利时忽略了自己的军队、边防、工事，凡属意味着对那项保护性条约缺乏信心的事情，他们一概置之不办。社会主义才是风靡一时的论题。公众对于国外发生的情况无动于衷，国会则被经济问题所缠，结果是军队状况任其恶化，而与土耳其人的情况毫无二致。部队纪律松弛，懒散拖沓，军容不整，士气低沉，军礼不行，步调不一。

　　 军官队伍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军队在人们思想上是多余的，甚至还有点荒唐可笑，既吸引不了才智之士，也吸引不了有才干、有抱负的青年。而那些确以行伍为业并由军事学校科班出身的人，则深受法国鼓吹冲动和殊死进攻那套学说的感染。他们得出的一条惊人的公式是：“要使我们不受忽视，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进攻。”

　　 不论这种精神多么威武雄壮，这一公式则是与比利时的实际状况格格不入的，一个受中立义务约束而只能制订防御计划的参谋部竟然尊崇这种进攻理论，诚然是件咄咄怪事。中立禁止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协同制订计划，并规定他们必须把踏上其国土的第一步视作敌对行动，而不论这一行动是来自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于制订出一项协同作战计划。

　　 比利时军队包括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而它们所要应付的却是拟将越过比利时的三十四个德国师，同时装备不足，缺乏训练，军费微薄，所能提供的弹药有限，每人每周只能进行两次实弹射击，每次又只有一发子弹，因而射击技术低劣。1913年才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其结果只是使部队更加不得人心。那年，国境之外已是战车隆隆，征兆不祥，国会才勉强将每年服役人数从一万三千人增至三万三千人，而且，批准安特卫普防御工事现代化的拨款时，是以此项开支必须通过缩短义务兵役期的办法去筹措为条件的。以前根本没有总参谋部，直到1910年，由于新国王的坚持才设立。

　　 总参谋部由于成员意见分歧很大，成效有限。一派主张制订进攻计划，遇到战争威胁时将部队集结于边界前沿。另一派主张防御，将部队集结在内地纵深。而主要由阿尔贝国王和加莱上尉组成的第三派，则主张御敌于尽可能接近受威胁的边界，而又不危及通向安特卫普筑垒基地的交通线。

　　 欧洲上空，乌云密布，比利时的参谋们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未能完成集结计划。由于他们不得指明谁是敌人，不同意见也就取得了妥协。一项折中计划总算获得通过，不过也仅仅是个大纲而已，铁路时刻表，补给兵站，部队宿营等等都没有作出安排。

　　 1913年11月，阿尔贝国王同他伯父九年前一样，应邀访问柏林。德皇盛宴招待，宴席上摆满紫罗兰，宾客五十五人，其中有陆军大臣法尔肯海因将军，帝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以及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比利时大使拜恩斯男爵也出席，他注意到，国王在席间自始至终神态严峻异常。席散后，拜恩斯又在旁注意着他与毛奇交谈，只见国王一面听，一面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忧郁。国王临走时对拜恩斯说：“明天9时来见我。我必须和你谈谈。”

　　 次日上午，国王和拜恩斯穿过勃兰登堡大门，经过一排排在柔和的晨雾披裹中闪闪耀目、英姿勃勃的霍亨索伦家族历代君王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步行来到动物园。在这里，他们可以静静交谈，“不受打扰”。阿尔贝说，他第一次受到震动是在他来访不久举行的那次宫廷舞会上，当时德皇指着一位将军对他说，这个人就是受命“率师向巴黎进军”的人——那就是冯·克卢克。后来，也就是在上一天晚宴之前，德皇又把他带到一边个别交谈，对法国歇斯底里、滔滔不绝地发作了一通。德皇说，法国从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挑衅，法国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与法国开战也就势不可免，而且已是迫在眉睫。法国报界对德国恶言中伤，“三年兵役法”是蓄谋的敌对行动，法国渴望复仇之心难以遏止，现已举国蠢动。阿尔贝试图劝他息怒，于是说道，他比较了解法国，他每年都访问法国，因而可以向德皇保证，他们不是好事侵略的人，他们真诚渴望和平。但是徒劳，德皇依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

　　 晚宴之后，毛奇又捡起这个话题。对法国的战争即将爆发，“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彻底结束战争。战争到来的那一天，不可抗拒的激昂情绪定将弥漫整个德国，而这是陛下难以想象的。”德国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愤怒的条顿人是不可阻挡的；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留下的标志将是一片废墟；他们必胜无疑。

　　 谈话的内容使阿尔贝惴惴不安，而他们如此意外地吐露秘密，其动机何在，同样使他忧心忡忡，他不能不得出结论，他们意在恫吓比利时就范。德国人显然决心已定，他感到应该向法国发出警告。他指示拜恩斯如实一一转告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康邦，并敦促大使以最有力的措词向普恩加来总统汇报。

　　 他们后来知道，就在同一次宴会上，毛奇将军也对比利时武官梅洛特少校发泄了一通，语气更为激烈。梅洛特也听到他说，对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要比你们想象的早得多”。毛奇对于外国使馆官员向来交谈不多，可是这次却是“开怀畅谈”。他说，德国不希望战争，但是总参谋部已经“万事皆备”。他说，“法国必须绝对停止对我们的挑衅和攻讦，否则我们就不得不以兵戎相见，而且越早越好，我们早已不耐烦长此保持戒备。”毛奇列举了一些法国挑衅的事例，除了“大事”之外，他还谈了德国飞行员在巴黎所受的冷遇，谈了德国驻法武官温特费尔德少校受到巴黎社交界的抵制；温特费尔德的母亲，阿尔文斯勒本伯爵夫人，对此曾颇有怨言。至于英国，他说，要知道，德国的海军可不是为了躲在海港里而建立的。它会出击，也有可能吃败仗，德国会损失舰只，但是英国将失去海上霸权，海上霸权将落到美国手中，美国将成为一场欧洲战争的唯一受益者。英国懂得这一点，将军如此说道，并且话锋一转得出结论，英国因此可能保持中立。

　　 他的话还远没有完。他问梅洛特，如果一支外国大军入侵比利时国土，比利时将何以自处？梅洛特回答说，它将捍卫其中立。毛奇力图弄清比利时是将如德国人所想那样仅是抗议一下了事还是将奋起抗击，于是逼他说得明确一些。梅洛特答道，“不论哪个大国进犯我们的边界，我们都将全力抗击。”毛奇以平淡的口吻指出，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你们还必须有一支能够履行中立责任的军队。”

　　 回到布鲁塞尔后，阿尔贝国王立即索取了一份有关动员计划进展情况的报告。他发现毫无进展可言。根据在柏林听到的情况，他征得德布罗凯维尔的同意，准备以德国进犯这一假设为基础，制订一项作战方案。他任命他本人和加莱提名的一个叫作里克尔的能干的上校执行此项任务，预定4月份完成。但到4月份，仍未完成。在此期间，德布罗凯维尔已任命另一军官，塞利埃·德莫朗维尔将军为总参谋长，位于里克尔之上。到了7月份，还在审议四份不同的集结方案。

　　 挫折并未改变国王的决心。紧接柏林归来之后，由加莱上尉草拟的一份备忘录就具体体现了他的方针政策。“我们决心向蓄意侵犯我们领土的任何大国宣战；决心竭尽全部力量和全部军事资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过疆界，进行战争；并且决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进犯之敌败退之后，仍将继续打下去，直至实现全面和平。”

　　 8月2日上午9时，阿尔贝国王于王宫主持国务会议，他在开幕词中说道：“不论后果如何，我们的回答必须是‘不’。我们的责任是捍卫我们的领土完整。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不过，他也坚决要求每一位与会者都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后果必将是严重的，可怕的；敌人必将是残酷无情的。首相德布罗凯维尔也警告一些动摇不定的人切莫相信德国保证在战后恢复比利时完整的诺言。“德国一旦战胜，”他说，“比利时不论持何种态度，都将被并入德意志帝国。”

　　 一位年事已高、不平则鸣的大臣，最近还曾把德皇内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奉为上宾招待，此时对那位公爵的虚情假意怒不可遏，整个会议期间，他咕哝地骂个不停，犹如会议合唱声。在总参谋长塞利埃将军起身说明所采用的防御战略时，他的副参谋长里克尔上校低声喝道：“我们一定要狠揍他们的要害。”用他们一位同僚的话来说，他和总参谋长的关系是“绝无温良恭谦让可言”。当他发言时，他建议先发制人，在侵略者越过比利时边界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打击他们。听者俱感诧异愕然。

　　 午夜休会后，一个由首相、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组成的委员会重返外交部草拟复照。正当工作进行之际，一辆汽车驶进了黑暗的庭院，停在此时唯一灯火通明的一排窗口下面。听说是德国公使来访，几位大臣惊异不止。此时已是深夜1时30分，他来有何贵干？

　　 赫尔·冯·贝洛夙夜奔波，说明他的政府越来越感不安，急欲知道他们那道最后通牒效果如何；那道通牒，白纸黑字，已是无可挽回，它对比利时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也已无可挽回。几年来，德国人一直彼此相互告慰：比利时不会反抗。但是现在事到临头，他们开始深为焦虑不安，虽然这种不安为时已晚。比利时气壮山河、响彻云霄的一个“不”字，定将有如雷鸣，震荡全球，对其他中立国家的影响势将不利于德国。但是德国最担忧的倒不在于中立国家的态度，而是比利时的武装抵抗将会耽误它的时间表。如果比利时军队决心抵抗，而不是“拱手让路”，德国就必须从进军巴黎所需要的兵士中留下若干师来。比军破坏铁路和桥梁，就可以切断德军的进军路线和给养供应，从而造成极大的麻烦。

　　 德国政府苦思再三之后，不得不遣赫尔·冯·贝洛深夜造访，进一步指控法国罪行，企图借此影响比利时对最后通牒的答复。贝洛对接见他的范·德尔·埃尔斯特说，法国飞机投了炸弹，法国巡逻队越过了边界。

　　 “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范·德尔·埃尔斯特问道。

　　 回答是：“在德国。”

　　 “既然如此，我看不出这些消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德国公使赶忙解释说，法国对国际法缺乏尊重，因此可以逆料它会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这种别出心裁的逻辑推理并未奏效。范·德尔·埃尔斯特出门送客，请走了客人。

　　 半夜2时30分，国务会议在王宫复会，通过大臣们提交的对德复照。复照申言，比利时政府倘若接受德国建议，它“将牺牲其民族尊严，背叛其对欧洲的义务”。政府宣布，它“坚决以其权力范围以内的一切手段抵抗对其权利的每一进犯”。

　　 在未加任何改动通过复照以后，会议对国王坚持的主张进行了辩论。国王坚持认为，在德军实际进入比利时之前，不应向保证其中立的国家发出求援呼吁。尽管争执激烈，他的主张还是通过了。凌晨4时，会议结束。最后离开的一位大臣转过身来，只见国王手持复照副本，背对房间，凝望窗外，曙光已经开始照亮天空。

        在柏林，8月2日深夜也在进行着一个会议。在首相官邸，贝特曼-霍尔韦格、冯·毛奇将军和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象上一夜讨论对俄宣战问题一样，在商讨对法国的宣战书。蒂尔皮茨“一遍又一遍”地埋怨说，他不懂为什么非得搞这些宣战书不可；他说，这些东西总带有“侵略味道”，“没有这些玩意儿”，军队照样可以进攻。可是贝特曼-霍尔韦格指出，对法宣战是必要的，因为德军要借道比利时。蒂尔皮茨则是重复着利希诺夫斯基大使发自伦敦的警告：进犯比利时势必要把英国卷进来；他建议暂缓入侵比利时。毛奇感到这对他的时间表又增加了一个威胁，为此很感担忧，于是立即宣称这是“不可能的”，运输机器“绝不容许受到阻挠”。

　　 他说他本人也不认为一纸宣战书具有什么价值。当天日间法国的敌对行动已使战争成为事实。他指的是所谓法国轰炸纽伦堡地区的报道，德国报纸曾整天散发号外，大肆宣传，弄得柏林居民惶惶不安，老是抬头张望天空。其实根本没有轰炸。可是现在，根据德国人的逻辑，鉴于这种意想中的轰炸，宣战已被认为势所必需。

　　 蒂尔皮茨仍旧不以为然。他说，全世界都不会有任何怀疑，法国人“按理说至少是个侵略者”；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过于粗心大意，没有阐明这一点，以致本来是件“纯属应急措施”的入侵比利时行动，竟会毫无道理地给蒙上“野蛮的暴力行动的不祥色彩”。

　　 在布鲁塞尔，国务会议于8月3日清晨4时散会之后，达维尼翁回到外交部，指示政务秘书德盖菲埃男爵向德国公使递交复照。上午7时正，正是十二小时限期的最后一刻，德盖菲埃按响了德国使馆的门铃，将复照递交给了赫尔·冯·贝洛。回家途中，他听到报童的叫卖声，晨报宣布了最后通牒的全文和比利时的答复。他听到人们阅读这些新闻，听到激动地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发出刺耳的惊叹声。比利时无所畏惧的一声“不！”振奋了人心。许多人认为，这一来，德国可要绕过他们的国土而不致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德国人是危险的，但还不是疯子”，人们如此相互告慰。

　　 甚至在王宫，在内阁各部，也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很难想象德国人竟会明知错误，还要自绝于人，蓄意发动战争。但到8月3日晚，当收到德皇对阿尔贝国王两天前发出的个人呼吁姗姗来迟的答复时，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消失。德皇的复电不过是再次试图劝诱比利时不战而降。德皇复电说道，“正由于怀着对比利时的最友好的愿望”，他才提出了他的严肃的要求。“正如所提条件已经阐明的那样，能否维持我们以前和目前的关系，依然取决于陛下。”

　　 “他把我当作什么啦？”阿尔贝国王大声叫道。自从危机开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失却控制，流露出他的愤慨。就任最高统帅之后，他立即下令炸毁列日附近马斯河上的桥梁，以及与卢森堡交界处的铁路隧道和桥梁。他依然未向英、法两国发出呼吁，要求军事援助和结盟。比利时的中立是欧洲列强一项差不多可说是成功的集体行动。在公开入侵行动实际发生之前，阿尔贝国王还不能使自己为比利时的中立签署死亡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