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至5月：南京事件·第六
作者：伯纳德·科尔·美国
出自————《炮舰与海军陆战队》
出自————《战争通史》
1927年春天，上海仍然是外国注意的中心，但是在国民革命军从军阀手里夺回的长江流域其他口岸也发生了许多排外事件。举例来说，3月第一个星期，芜湖就发生暴乱，城里的外国侨民全都逃到停在江面上的英国船上避难；美国教会遭到抢劫。但是这次暴乱没有造成什么伤亡。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3月10日。芜湖没有美国船只。 ]
3月11日，霍夫海军少将汇报说长沙的雅礼医院又被正在罢课的学生和护士占领了。“维拉洛波斯号”炮舰舰长麦金太尔海军少校汇报说，这一次什么抗议与威胁“全都毫无效用”。 [ 注：《美国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7年4月4日。 ] 南京的海军军官和领事官员仍在进行准备，以应付不测事件，随着3月份一天天地过去，他们的焦虑不安也日甚一日。3月6日，戴伟士领事要求驻在南京的“诺亚号”驱逐舰舰长在美孚煤油公司经理家里安置信号设备。“诺亚号”舰长小罗伊·史密斯海军少校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信号灯。 [ 注：史密斯《每周报告》，1927年3月17日。 ] 但是没过一个星期，戴伟士就指出城里局势“似乎已有很大改善”。 [ 注：戴伟士致史密斯，1927年3月6日、11日。另见戴伟士致国务院，1927年3月10日。 ]
戴伟士认识到南京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目标。虽然看来孙传芳的部队不会在南京当真打一仗，而会撤离，即便如此，戴伟士还是知道国民革命军每接管一座城市，城里通常都会出现动乱和排外骚动，对此他忐忑不安。因此，戴伟士领事敦促南京城里所有妇女儿童全都撤离该城。 [ 注：《北华捷报》，1927年3月19日。戴伟士还敦促那些不必留下来的人撤离南京。 ] 3月20日，史密斯少校同驻在南京的英国“绿宝石号”巡洋舰舰长休·英格兰德海军上校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了“南京防卫计划”，英格兰德对防卫计划的内容予以同意。 [ 注：史密斯《每周报告》，1927年3月3日。 ]
南京要求增派援兵，但是长江巡逻队司令的参谋人员对这些请求却是不屑一顾。一位参谋把史密斯和戴伟士说成是“惊慌失措”。3月23日，他们又说，呼救声喊得最响的是南京的“诺亚号”。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09、12217页。 ] 增援部队没有从上海派出，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南京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而是因为中国人最后终于在3月21日开始接管上海。如上所述，中国人接管上海相对来说没有引起什么骚乱。尽管如此，随着3月第三个星期的开始，在华外国文武官员继续对上海局势深表关注。
果然，3月24日，正在撤退的军阀部队又一次试图闯入公共租界，这次他们又被轻而易举地赶了出去。 [ 注：高思致凯洛格，1927年3月24日。 ] 但在那一天的大事却发生在南京，这证明戴伟士的担心和史密斯要求增援的呼吁都是有先见之明的。
在大革命期间，南京事件是美国部队和中国人之间爆发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冲突。当时，亚洲舰队(拥有二十一艘战舰和约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在中国事务上面。 [ 注：《纽约时报》，1927年3月25日，第二版。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第二轻巡洋舰分队，但的确包括驻扎在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该团不受威廉士的直接管辖。 ] 3月24日，威廉士海军上将正式请求把第三轻巡洋舰分队派往中国。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7年3月24日。 ] 当时亚洲舰队的驱逐舰均分散在各地。“布尔默号”驻在厦门，“帕罗特号”在福州，“埃德索尔号”在汕头，“保尔·琼斯号”在镇江，“普鲁伊特号”在汉口，“赫尔伯特号”在九江，而“普雷斯顿号”则驻在南京，它是22日来到这里与“诺亚号”汇合的。 [ 注：驱逐舰分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7年3月25日。3月24日，驱逐舰分队司令奉命向汕头、澳门和福州等地增派驱逐舰。“普雷斯顿号”正在执行一项先前发布的调动命令；它并不是因为史密斯少校吁请援助而驶抵南京的。 ] 3月28日，海军部宣布威廉士“正把从各地能够腾出来的所有军舰全都集中(在上海)”。 [ 注：1927年4月2日的《北华捷报》在第八版援引了《密勒氏评论报》驻华盛顿记者的一篇报告。 ]
国民革命军一进南京城，南京事件就开始了。在戴伟士领事的敦促下，第一批美国人已于3月22日撤离南京。这一天，“诺亚号”和“绿宝石号”从南京撤离了七十七名妇女儿童，这时“普雷斯顿号”也赶到这里，它也从南京撤离了六十人。到3月22日晚上，在两艘美国军舰上已经有一百七十五名难民。 [ 注：小罗伊·史密斯：“南京，1927年3月24日”，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五十四期(1928年1月)。 ] 虽然其中有三十名难民后来搭乘商船去了上海，但是其余的难民全都留在两艘驱逐舰上。据估计，城里还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名美国侨民。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3月24日。 ] 3月23日，“诺亚号”委派海军少尉费尔普斯率领一支由十一人组成的卫队前去守卫美国领事馆，同时“诺亚号”驱逐舰还向南京美孚煤油公司经理E·T·霍巴特先生家里派去了一支三人信号组。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7年4月22日。(以下简称《南京报告》。) ]
国民革命军部队于3月23至24日夜间开进南京。到24日早晨，抢劫和暴乱事件已有发生，而主要目标就是“外国人及其财产”。美、英、日三国的领事馆都遭到了攻击。日本领事遭到枪击，英国领事受了伤，被迫躲藏起来，而戴伟士及其家属和领事馆里的海军卫队则受到威胁，并被搜查，财物也被抢走，最后他们也不得不在枪林弹雨之中逃到霍巴特家里避难。
金陵大学的美籍教职员工和其他教会机构的外国职员同样也是横遭虐待。在3月24日早晨发生的这些攻击事件中，有一名美国人被打死，另一名美国人负了重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约翰·威廉斯)博士被正在抢劫财物的士兵开枪打死；另一伙正在抢劫财物的士兵则开枪把美国北方长老会秘书安娜·莫菲特小姐打成重伤。 [ 注：莫菲特小姐在给她父亲的信中描述了她的经历，她父亲把该信转交给了总统。24日晨，又有一名西方人被打死：“绿宝石号”军舰上的一名英国水兵被狙击手击毙。 ]
外国侨民一般都被抢去财物，并受到威胁，他们不得不躲藏起来。当时正在南京的一位女传教士赛珍珠(珀尔·巴克)躲进了佣人的一间小屋里。事后她谈到自己当时的感受：“作孽必将得到恶报。……我们大家都在到处藏身逃命，因为我们是白人。……我们听到小屋子外面到处都是枪声和一阵阵的嗥叫声。” [ 注：赛珍珠著《我的几个世界》(纽约戴约翰公司，1954年)，第208-209页。赛珍珠被一队态度友好的国民革命军从暴徒手里救了出来，并被护送至金陵大学。她陷于危险是因为她是一个外国人，而不是因为她是白人——日本人同样也遭到了攻击。 ]
与此同时，美孚煤油公司房子里的人数已大有增加，除了霍巴特夫妇之外，还有从领事馆逃出来的美国领事和他的手下，美孚煤油公司、利格特和迈耶斯烟草公司以及英美烟草公司的代表、七名国籍不同的平民(包括两名俄国人)、七名传教士，还有一名英国海关官员。除了三名信号兵和费尔普斯少尉率领的卫队之外，还有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上尉和一名皇家海军上尉，他们都是英国“绿宝石号”巡洋舰上的军官，还有副领事包懋勋(J·霍尔·帕克斯顿)。这样一来，到24日中午刚过的时候，美孚山上霍巴特家里外国人总数已达五十二名。
从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到下午三点，无数士兵成群结队来到这里企图抢劫财物。戴伟士领事描述道：
第二批以及随后来到的各批士兵全都充满敌意，气势汹汹，他们一到这里就用上了膛的手枪对准我们，在我们交涉过程中，他们几乎一直把手枪对着霍巴特先生和我的胸膛。……他们回答说他们不管我们是些什么人以及身份如何……他们准备打死……所有的外国人……他们要钱，答应如果霍巴特先生、包懋勋和我三人每人交出一百块钱的话，他们就离开这里。可是等我们大家筹集了这么一笔款子的时候，他们的要价反而越涨越高了。 [ 注：这段记述是根据戴伟士1927年3月28日致凯洛格的信，国务院1927年5月7日发布的新闻。包懋勋以两次逃离南京而出名。1937年他在南京担任领事，他逃到美国“帕莱号”军舰上避难，上船不久“帕莱号”就被日本飞机击沉了。 ]
从一开始，“诺亚号”驱逐舰派来的卫队就一直同其他外国人一起躲在楼上，最后不得不把他们叫下楼来，把六名中国士兵赶了出去，但是这队中国士兵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掩护物的后面，向霍巴特家猛烈地开枪射击。他们打得越来越猛，虽然美国水兵开枪进行了还击，但是很明显中国士兵很快就会把这所房子给攻下来。戴伟士这时才“很不情愿地同意”请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提供援助。
美国信号兵曾于3月22日在霍巴特家房顶上临时搭起了一座木平台，这时他们爬上平台，用信号灯发出了求救信号。负责这支信号队的海军军士后来回忆道：
(他)爬上屋顶去接信号，但是小树丛里有挺机枪正对着我开枪射击，企图阻止我爬上去，因此我不得不躲躲闪闪。我用自己的零点45口径的手枪打上几枪，然后再发几句信号，接着就又得躲避枪弹……射击猛烈极了，其他人只能靠墙举起一面床单，我就在床单前发信号。 [ 注：美国退役海军上尉约翰·威尔逊致本书作者，1977年7月14日，第1页和第3页。下文记作“威尔逊来信”。威尔逊当时是海军上士(信号兵)，他是这批信号兵的头头。从“诺亚号”军舰上发信号的海军士长(航信士官)，霍恩后来同他们三人一起荣获海军十字勋章。在建立信号平台时，“诺亚号”驱逐舰舰长四岁的儿子罗伊·C·史密斯第三也在现场，但他于23日返回“诺亚号”。本书作者于1977年8月29日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同已经退役的这位史密斯上校详尽讨论过南京事件。 ]
“诺亚号”、“普雷斯顿号”和“绿宝石号”三艘军舰都有“南京防卫计划”的副本。这一计划要求这几艘军舰用炮火掩护外国人从美孚山上霍巴特家里逃到江边，他们在江边将会受到一支登陆部队的接应。霍巴特家里藏有一根绳子，难民们可以用这根绳子从城墙上爬下来。 [ 注：“防卫计划”预料可能会出现四种情况，并载有一个分三个阶段的解决方案。这份计划所考虑到的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是：(一)中国军队和平撤出；(二)秩序混乱地撤出，发生抢劫；(三)市区爆发战斗；(四)国民革命军相对平静地占领城市，然后爆发“共产党煽动的”排外骚动。要解决这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就需要做到如下三点：(一)各国领事敦促外国人在发生动乱之前离开该城；(二)如果动乱已是一触即发，也就是说如，果事态表明军阀部队准备撤退的话，所有妇女儿童都要撤离该城，剩下来的外国侨民都到霍巴特家或江边其他指定地点集合；(三)把所有外国侨民全都撤到船上。当时三艘日本驱逐舰以及法意两国各一艘炮舰也在南京，这几艘军舰都没有参加炮击。但是每放一阵炮，站在甲板上的日本水兵都高喊“万岁”。 ]
戴伟士领事于下午两点五十二分请求三艘军舰开炮。但是他立即就又收回了这一请求，片刻之后，他再次发出这一请求。下午两点五十三分，信号兵发出信号：“我们遭到攻击。开炮。救命。救命。救命。”“诺亚号”先开炮，“普雷斯顿号”和“绿宝石号”随后也开起炮来。“诺亚号”发射了十九发四英寸的榴霰弹，“普雷斯顿号”发了十五发，“绿宝石号”则发射了七十六发四英寸的炮弹。因为这艘军舰在这一批人逃离美孚公司以后一直在开炮，一直到他们在江边得到接应才停止。同时，美国驱逐舰也开始用机关枪向岸上的狙击点“猛烈射击”。 [ 注：英格兰德海军上校汇报说，“绿宝石号”发射了三十六发榴霰弹和四十发爆炸力很强的炮弹，并指出：“军舰开炮取得显著的效果，岸上所有活动全都停止了。所有的射击和喊叫一下子全都停了下来。”(舰长给中国驻区总司令的报告，1927年4月4日和5日)。 ]
这几艘军舰发射的炮弹都很准确，把霍巴特家和发动攻击的中国士兵隔开。炮击一开始，躲在霍巴特家里的难民们就夺门而出，朝着城墙跑去。 [ 注：这种弹无虚发的精确程度并不只是因为炮手们技术高超，也是因为事先做了仔细的准备工作。在南京事件爆发前的几天里，军舰把炮都“瞄准了”霍巴特家和美孚山附近的已知目标。这就使得军舰一开始发射的几阵炮相对来说比较准确，因为它们早已事先调整了炮弹落地的位置，不必开炮时再进行调整(史密斯会谈录)。 ] 信号兵在同外国侨民一起逃跑时继续向军舰发出信号，他们于三点二十五分向“绿宝石号”发出信号，请它“向山脚下派出武装卫队”。随后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出信号求援，最后他们于四点五十分发出了最后的信号，“美孚致‘诺亚号’：我们得救了。” [ 注：威尔逊来信，第4页。 ]
这批外国人逃到南京城墙上之后，就用一根临时用被单制成的绳子从城墙上爬了下来，然后就朝江边走去。他们在江边征用了三只舢板，朝停在江面上的驱逐舰划去。 [ 注：霍巴特家里过去藏有一根绳子，但是那天早上其他一些外国人用这根绳子从城墙上爬了下去，之后，中国人就把绳子偷走了。美孚煤油公司经理的妻子艾丽丝·T·霍巴特在《南京城墙内》(伦敦约纳汉·凯普公司，1928年)一书中叙述了她自己的经历。她在书中第203页指出，屋里的美国水兵当天下午靠玩扑克和掷骰子消磨时光。在史密斯和英格兰德举行会议时，他们决定“绿宝石号”军舰的任务是运载士兵登陆上岸。事实上，在24日上午英格兰德手下的一名水兵被击毙之后，各艘军舰又收到误传消息说英国领事已被打死，这时英格兰德就想立刻派遣士兵登陆上岸，史密斯不同意这一主张，他打电话给霍夫海军少将请求指示。霍夫告诉他凭自己的判断谨慎行事，但是英国上校后来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 英美登陆部队约有二百五十人，由“绿宝石号”大副A·梅特兰-杜格尔海军少校担任指挥。但是他们没能跟难民们在江边接上头，因为难民没有发现他们的登陆地点。这支登陆部队是在难民们摇着舢板向军舰驶去的时候把他们搭救起来的。 [ 注：《南京报告》第二部分，第4页。 ]
这几艘军舰用炮火掩护难民逃跑，真可谓是立竿见影，顿收成效。大炮一响，不仅美孚山上以及小山附近的士兵被迫撤退，连江岸上的狙击手也停止了射击。事实上，城里的抢劫也停止了，各地聚众闹事的暴徒们也都纷纷逃散。另外，炮击一开始，那些正在炮轰军阀部队控制地区的中国炮舰也停止了炮击，转而向上游驶去。用费尔普斯少尉的话来说：“大炮一响，来自广州的官兵们全都吓得大惊失色”，在逃往江边的一路上“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持有武器的士兵”。 [ 注：《北华捷报》1927年3月26日及4月2日都载有南京事件目击者的论述。所有报道一致认为军舰炮击一开始，全城的骚乱全都停止了。 ] 从美孚煤油公司逃出来的四名儿童全部得救，他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是在自制的绳子断裂时，才有人受了伤。霍巴特先生摔折了脚踝，随大伙一起逃跑的高级信号兵、海军军士约翰·威尔逊头部受了轻伤。 [ 注：威尔逊摔成脑震荡，一只耳朵的耳鼓膜破损，这使他不得不暂时从海军中退役。 ]
这批外国难民首先登上了英国“伍尔逊号”驱逐舰，这般驱逐舰是在其他军舰刚开始开炮的时候来到南京的。 [ 注：很明显，炮击造成的实际损害为数甚小。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传鼓动家们声称“成千人”在炮击中丧生。但是霍巴特家和美孚山附近地带位处南京城郊，居民稀少。海军炮火损坏的唯一一幢已知房屋是利格特和迈尔烟草公司经理的住宅，它是被“绿宝石号”发射的一发炮弹击中的。苏联新闻报道指出：“在南京有七千中国人丧生”(驻拉脱维亚里加代办[路易斯·苏斯多夫]致凯洛格，1927年4月4日。另一篇苏联文章指出，中国死亡人数大约“二千人”。最近苏联对南京事件的一种解释是，英美两国“借口国民党军队侵犯了它们两国侨民的权利”进行炮击，这一行动是“恫吓、胁迫那些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领导人”的阴谋的一部分。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纽约法拉施特劳斯公司，1957年)一书第46、47页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武装部队中的共党分子制造这一事件是希望在外国列强和革命军中间触发直接冲突。我将不详细谈论他们阴谋的具体细节，各种证据都很能说明问题。”1927年春天的一张比较流行的宣传画描绘外国军舰向一群群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女儿童开炮射击；宣传画的文字说明是：“英美大炮炮击南京两小时，炮火把市区熙熙攘攘的大街摧成一片焦土，二千多人丧生”(此件藏于史密斯书信文件集)。另一方面，戴伟士领事报告说只有三名中国平民被打死，如果有士兵被击毙的话，那他们“肯定都是在进攻美孚公司楼时被打死的”(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无日期)。后来詹森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证据表明美英两国军舰一开始炮击，城里各地的抢劫活动就立刻停止了。”但是炮击在中国人中并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詹森备忘录，1927年11月17日)。4月2日，汉口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炮轰南京”。陈友仁声称：外国人每死一人，[中国人的]死伤人数就多达一百多人”(《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4月9日，第44页)。但是后来蒋介石指出，军舰的炮击共打死六名中国人，其中四名是军人(《纽约时报》1927年4月1日，第二版)。 ] 戴伟士来到“诺亚号”同史密斯少校举行了会谈。不久他们就来到“绿宝石号”，同英格兰德海军上校讨论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仍在岸上的外国人的下落及其处境。就在史密斯和戴伟士前往“绿宝石号”的时候，中国红万字协会(中国的红十字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船上，带来了南京城里中国军队指挥官程潜将军的口信。这位将军对城里发生的排外事件表示歉意，并要求“军舰不再进行炮击”。外国人提出三项要求作为答复，第一，保护所有外国侨民，并护送他们撤离到江边；第二，发布命令严格保护所有外国侨民及其财产；第三，要求[中国]第四师师长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以前到船上来安排保护外国人的工作。 [ 注：《南京报告》，第三部分，第8页。 ]
这时(下午六点三十分)，海军少将霍夫搭乘“伊莎贝尔号”旗舰赶到南京，他是匆忙从汉口启程，一路上以时速二十一海里的高速度赶来这里的。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19页。 ] 霍夫一到南京，立刻就在旗舰上举行了会议。晚上十一点，程潜将军重申了他先前提出的口信内容，但是出席联合会议的外国代表们却用书面形式再次提出他们先前的要求。用英格兰德海军上校的话来说：“我们大家商定，如果不把外国人送出城来，我们就开炮轰击。” [ 注：英格兰德致中国驻区总司令，1927年4月4日和5日。英格兰德还指出，日本海军分队司令传话说他将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开会期间他在岸上。 ] 3月25日上午十一点，这位中国将军对外国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予以同意，他表明当天下午就把剩下的外国人护送到江边。但是程潜将军拒绝把第四师师长送到军舰上来，他声称这位师长并不对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负责。程潜将军最后在来函中指出今后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种谈判。 [ 注：《南京报告》，第三部分，第9页。“红万字会”的一位许先生充当了中间人。人们已多次认准那些抢东西的士兵就是中国第四师所属的士兵。这位将军还指出：“24日的炮击造成大批中国人伤亡，对这次炮击将提出外交抗议。” ]
尚未离开城里的外国侨民都于23日上午九、十点钟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大楼里集合。下午两点，霍夫海军少将再次警告程潜将军如果不把外国侨民立刻送到江边，程潜就将“负责”。没过多久，外国难民就都来到江边。其实，在霍夫发出警告之前，这些难民已经离开了金陵大学。
在这之前，霍夫曾威胁要“把南京视为军事区对待”，3月25日一早他打电报通知当时正在上海的威廉士海军上将：“可能有必要向兵营及明显的军事目标开火，以确保美国人得到释放。”他估计城里还有一百五十名美国人。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载《南京报告》第一部分。 ] 威廉士告诫霍夫一定要谨慎行事，因为上海周围的形势仍动荡不定，因此可能很难向南京提供增援。他告诉霍夫：“如有可能，应避免进一步采取强硬行动”，应等蒋介石来到南京，他很有可能会恢复中国部队的秩序。
威廉士同英、法、日三国海军首脑进行了磋商，这几位海军总司令都担心轰击南京将会危及长江流域其他外国侨民的安全。因此威廉士提醒霍夫注意：“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应由美、英、日三国共同作出决定之后方才能够采取行动。”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长江巡逻队司令，同上。 ]
威廉士告诫霍夫一定要谨慎行事，对此霍夫反应十分强烈，他指出他“并不认为诸位总司令已经完全了解了局势的具体细节”。他坚持说：“如果外国侨民不能迅速得到释放并被送到江边，那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拯救那些仍然留在城里的侨民。”接着，霍夫通知威廉士：“如果不立刻采取强有力的实际行动，留在城里的美英两国侨民很有可能丧生。英美两国的所有侨民都必须迅速撤离长江流域……我将同英国人一起于今天下午晚些时候炮击明显的军事目标，除非接到与此相反的指令，或者局势大有好转。”对此，亚洲舰队司令只是简单地答道：“请你自己决定如何行事。”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同上。 ]
3月25日下午五点五十分，霍夫报告说：“由于今天采取的强硬立场，外国侨民已经开始出城……我们推迟到明天再考虑是否进一步采取行动。”到下午六点五十五分，撤离工作已全部完成。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同上。 ] 到3月26日，外国侨民已全部撤离南京城(一小队没带武器的日本海军部队于25日使日本侨民撤离)。同一天，霍夫海军少将公布了最后伤亡数字。美国人共有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文怀恩博士被乱兵打死，莫菲特小姐和霍巴特先生受了伤。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同上。没有列举海军人员的伤亡人数。 ]
日本有一名水兵被打死，一名平民和一名领事官员受伤。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遭到枪击，但却侥幸没有受伤。英国领事和一名陆军上尉都受了伤，英国共有三人死亡，一名是“绿宝石号”的水兵(被狙击手击毙)；一名是萨奇威尔-史密斯博士，他是在英国领事负伤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位(英国)港务长休伯先生，他是对抢劫行动进行顽强抵抗的唯一一位外国人。 [ 注：日本军官荒木少校于25日带领一支不带武器的登陆部队上岸，这支部队撤走了一批日本平民。3月29日，荒木少校自杀身亡，因为他认为自己和南京的日本皇家海军由于没有参加炮击而蒙受了耻辱。据说3月26日上午在“伊莎贝尔号”上举行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日本高级海军军官、海军分队司令吉田好几次打断会议，他用拳头猛击桌子，用他仅有的几个英文字大声嚷嚷道：“我要开火！我要开枪！”(托莱著《长江巡逻队》，第162页；《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23页；《史密斯会谈录》)。 ]
海军现在所面临的任务是把从南京撤出的外国侨民运往上海。其中有一部分侨民已于3月23日搭乘“昆湖号”和“温州号”轮船离开南京。25日，英国“吴淞号”轮船在美国“普雷斯顿号”的护送下把于9月24日至25日从城里搭救出来的大部分外国侨民送往上海。这几艘船全都平安抵达上海，但一路上却都遭到多次攻击，船在南京启航时就遭到小武器的猛烈攻击，一路上在经过镇江和沿江设立的其他许多中国炮台时都遭到了射击。镇江以东两英里处的圌山炮台攻击尤为猛烈，它向这两艘船发射了密集的炮弹。“普雷斯顿号”用船上四英寸的大炮予以还击，一直把圌山炮台打哑了为止。在遭到这次攻击之后，长江巡逻队司令命令这两艘船停止前进，等待英国“蟋蟀号”前来增援。“蟋蟀号”赶到之后，这几艘船才一起顺流而下。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26页载有“吴淞号”船主关于这次航行的报告。另见“普雷斯顿号”舰长致长江巡逻队司令，载《美国亚洲舰队情况报告》，1927年4月12日，第1、2页。 ] “普雷斯顿号”完成这次护航任务之后于3月26日晚上返回南京。
接着，“普雷斯顿号”又于3月27日把剩下来的难民运到上海。戴伟士和帕克斯顿继续留在南京进行领事工作，他们先是在“伊莎贝尔号”旗舰上工作，后来又几易地方，换了多艘驱逐舰。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81页。略带讽刺意义的是，南京的一批传教士们曾于1925年联名写信，敦促美国采取亲华政策，并表示反对炮舰的活动。其中有一封信请求“美国政府官员运用自己的影响……限制我们自己的代表，别让他们采取依靠军事力量的政策。……我们用自己的言行保证一定劝服我们的中国朋友不要采取暴力和武力措施。”一百三十名传教士曾在这封信上签名，其中有文怀恩博士。 ] 那些于3月24日和25日撤出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侨民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地盛赞海军的工作。莫菲特小姐也是满口称誉，她的赞赏颇有代表性，她说：“我们中间有些人过去曾对外国炮舰进驻中国一事深表遗憾，他们一想到自己可能依靠这些炮舰提供保护就惊恐万分。但是，连这些人也十分乐意登上这几艘炮舰，因为中国的法律秩序和政府的力量现已证明全然不起任何作用。”她还说：“我们受到的慷慨盛情的友好招待……他们竭尽全力为我们提供方便。”文怀恩博士的遗孀同样也是赞不绝口。 [ 注：“伊莎贝尔号”把船长舱让给了文怀恩夫人和莫菲特小姐。 ]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是这么热情，著名传教士作家乐灵生(弗兰克·罗林森)的反应就显得有所保留：“我们暂且不对‘炮舰政策’加以评论，但我们还是应该赞赏领事官员和海军官兵不顾生命危险把传教士和其他人从危险中救了出来。” [ 注：乐灵生：“在华基督教运动一个时代之结束的一些情况”，载《中国记录员》，1927年4月。 ]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孟禄(保罗·门罗)博士的反应更是毫无热情。事实上，孟禄甚至遣责在南京使用武力。对此，詹森据理反驳，他指出政府有责任保护在华美国侨民。再说海军部队“在执行任务中总是竭尽小心，只为保护美国人而尽力工作，他们总是避免用任何方式对内战进行干涉”。 [ 注：詹森致孟禄博士，1927年5月16日。 ]
赛珍珠对自己不得不到战舰上寻求避难表示反感，她的议论尤其尖刻：“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可我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心愿去为那些我至今仍然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进行辩护。”更为厉害的是赛珍珠说美国水兵“都很粗野，其中有些人甚至令人生厌……这些粗鲁的年轻人毫无笑容，即使是看着孩子他们也不会露出一丝微笑”。但是撤离南京的其他难民没有一人支持赛珍珠的这种看法。 [ 注：赛珍珠著《我的几个世界》，第216、217页。《南京报告》第三部分附有八十多份目击者的报告，其中没有一篇同赛珍珠的报告持有同感。在赛珍珠看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外国军舰开进中国都是“错误的”。 ]
报章杂志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地称赞海军在南京采取的行动。但是《民族》杂志却是例外，它把霍夫海军少将称为“那个炮轰了南京之后还想再轰的头脑发胀的水兵”。这期社论还声称在驻华外国军事首脑中间盛行着一种“军事歇斯底里的气氛”。 [ 注：“亚洲的世界大战”，载《民族》一百二十四期(1927年4月6日)，第359页。 ]
霍夫和威廉士坚决支持“诺亚号”和“普雷斯顿号”所采取的行动。威廉士写道，他“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支持南京的美国高级海军军官所采取的行动”。霍夫表示：“巡逻队司令表示他非常赞赏史密斯海军少校非凡冷静的判断力和高超的效率。”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7年4月11日；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7年4月22日。史密斯少校仍然试图采取行动。当“诺亚号”于3月27日受命去芜湖检查该城情况时，史密斯匆忙给长江巡逻队旗舰秘书(兼命令起草人)豪威尔写了一张小纸条：“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这里要出什么事情，一定要在出事之前把我们调回来”(《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24页)。 ]
霍夫海军少将仍在试图采取行动，以“防止长江其他港口以及整个中国发生更严重的暴乱事件”。3月26日，在“伊莎贝尔号”旗舰上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会议指出：“必须在暴乱伊始之际就毫不拖延地立刻采取行动。……不然的话，外国侨民就必须立刻撤出整个长江流域，所有军舰也都必须离开长江。”因此，与会者们建议在最后通牒中必须要求中国人赔礼道歉，“如果中国军事首领不到船上来……我们的部队就将开火，并将炮轰军事衙门[总部]以及南京城里以及郊区的明显军事目标。”他们认识到这种行动“将会影响外国在华的全部利益”，因此他们建议最后应由诸位总司令作出决定。 [ 注：英格兰德致中国驻区总司令，1927年4月4日、5日。 ]
这一步骤立刻遭到国务卿的反对。但是驻南京的高级外交代表戴伟士却支持这一计划。3月27日，他向马慕瑞建议“立刻从国民党占领的领土上撤出所有美国侨民”，并采取强硬行动，防止其他地区也出现类似情况。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3月28日。 ] 3月29日，马慕瑞打电报给凯洛格国务卿，提出自己的结论，虽然他认为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他对任何报复行动是否有效深表怀疑。公使敦促应从国民党掌管的领土上撤出所有外国侨民。他预言在外国侨民撤离之后，“必须封锁上海以南所有中国港口，绐中国施加压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有效措施。”马慕瑞警告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这一局势，那就意味着西方在东方的影响和利益即将崩溃。”第二天，马慕瑞公使又把戴伟士要求采取强有力行动的建议转交给凯洛格，戴伟士当时正在南京“福特号”驱逐舰上。戴伟士领事指出：“现在似乎已经很明显，美国的调和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迅速采取十分强硬的态度，不然的话，在华外国侨民及其财产都将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 [ 注：马幕瑞致凯洛格，1927年3月29日。 ] 3月30日，戴伟士再次打电报指出：“任何一天的拖延都将使得问题越来越难以得到最后解决。” [ 注：马幕瑞致凯洛格，1927年3月31日。 ]
然而，华盛顿的反应却比较心平气和，他们显得更加深谋远虑。在3月25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柯立芝总统一再表示，我们在中国的部队必要时“足够用来”保护并搭救美国侨民。 [ 注：奎因特和弗雷尔著《多话的总统》，第263页。 ] 在29日举行的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把南京发生的攻击事件归咎于“暴徒”，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政府”。 [ 注：《纽约先驱论坛报》，1927年3月30日，第一版。这同柯立芝在8月2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绝然不同，当时他指出骚乱分子穿着“广州军队的军服”。后一种观点比较容易使局势平静下来。 ] 3月31日，国务卿给马慕瑞和戴伟士拍来的一系列电报发了回电。他虽然也认为确实应该正式要求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但他却表示：“我们对此时此刻提出这份最后通牒是否可行深表怀疑。”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3月31日。 ]
威廉士于4月2日把草拟的最后通牒转交给海军作战部长，他在附言中指出，如果要使那些对付中国的行动产生成效，就必须同英国、法国和日本进行合作。这几位外国海军司令所建议的报复行动包括如下几步：(一)占领上海附近的吴淞炮台，夺取国民党的军舰，扣留海关附加税收；(二)从江阴开始逐步炮轰长江沿岸各个炮台；(三)摧毁汉阳兵工厂；(四)选择轰炸军事总部和兵营；(五)封锁国民党控制的部分海岸。第五步将是“最后一步”。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7年4月2日。 ] 威廉士对采取这些措施并无多大热情，但他认为远东地区现有的海军部队有能力执行这些任务。尽管如此，他还是请求再向中国增派一团海军陆战队，也就是再增派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3月31日。国务卿还提醒公使当威廉士在3月28日被问及是否需要把当时驻在菲律宾的陆军部队调来增援时，他给了一个否定的答复(威廉士致海军作战部长，1927年4月4日)。 ]
海军部长威尔伯在回电中提醒舰队司令注意“本政府的政策不是，再说一遍，不是派遣部队……除非是作为保护我国侨民生命财产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 注：这封几乎是侮辱性的电报——“如果你运用了自己明智的判断之后仍建议调用部队，并把它视为至关重要的保障的话，那么本部就要对作为你的建议之基础的局势进行全面审议。”——是由于当时任海军上校的哈斯本德·金梅尔起草的，1941年12月7日他在珍珠港担任司令。 ] 威尔伯确实也认为“中国的紧急状况可能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他认为在远东“有必要加强美国的防卫部队”。詹森看到威尔伯的电报之后建议他应警告这位海军上将“不要鼓励他在上海的同事同他一起讨论制裁问题，除非他得到特别授权，并且了解本政府希望采取什么行动”。 [ 注：《巴尔的摩太阳报》，1927年3月27日。 ]
驻华海军军官和领事官员之所以呼吁采取行动，并不只是因为南京事件和上海局势不稳，还因为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排外事件。更为令人惶恐的是外国人已经成为中国人施虐的对象。
芜湖城里持续不退的骚乱尤其令人焦虑不安。3月26日，英国“卡罗道克号”从该城报告说，城里所有外国妇女儿童已经全部撤离该城。“卡罗道克号”舰长正在设法从芜湖城里救出当地的西班牙主教和十五名神甫。其余外国人都已搭乘“遂武号”轮船前往上海。这位英国军官谈到城里预定将于4月1日举行庆祝占领南京的活动，“最晚到那时几乎肯定会出大事”。芜湖城里所有美国侨民(只有一人除外)到3月31日都已全部撤离到商船上。霍夫海军少将听说有一位教会医生拒不离开该城时，立刻开口说道：“如果他不走，那就让他见魔鬼去吧。” [ 注：“卡罗道克号”舰长致中国驻区总司令，1927年3月26日，载《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28页。芜湖没有美国领事。霍夫原话引自《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91页。 ]
九江也发生了排外活动。“赫尔伯特号”驱逐舰当时正在该地，除此之外，英国“野天鹅号”炮舰和日本“杨木号”驱逐舰当时也在九江。3月25日，这三艘军舰的舰长向当地一位中国高级将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他们指出，“尽管今天已经两次提出要求”，但是这位军官还是拒不到船上来同他们以及英日两国的领事会谈。这几位海军军官宣布，为了确保外国侨民的安全，“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在必要时”武装登陆，“军舰开炮……炮轰城里的军事目标……。”如果被迫采取这些措施，“我们认为你必须亲自负责”。 [ 注：皇家海军C·G·斯图加特上校、美国海军B·V·米德少校以及日本皇家海军G·正田少校致唐蟒(译音)上校(九江基地司令)，1927年3月25日，《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258页。这封信件注明为“3月23日，星期五”，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1927年3月23日恰好是星期三，另外由于这份最后通牒特别提到了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因此时间肯定应为25日，星期五。霍夫“热忱地批准了”诸位指挥官的行动。 ] 后来九江没有发生严重的排外骚动。
两天后，先前已把撤离南京的外国侨民运到上海的“普雷斯顿号”又从扬州撤出了十三名外国人，但是美国教会团的十名传教士拒不离开该城。3月28日，“保尔·琼斯号”驱逐舰从镇江报告说该城大部分外国侨民都已撤出。这些撤离工作反映出许多外国侨民都很犹豫。他们不很愿意离开那些危险地区。
在镇江，3月22日下午，由于局势不稳，所有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接到通知到美孚煤油公司和亚洲石油公司办事处集合。但是对此根本没人理会。3月23日上午，再次通知所有美国人都到美孚煤油公司办事处集合。不久，又直接发布了命令，但是前来集合的只有一名抱着婴儿的妇女。 [ 注：《美国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7年4月4日。“保尔·琼斯号”舰长1927年3月28日致长江巡逻队司令的信中谈到了镇江局势；3月24日人们终于服从命令进行撤离。 ]
就在同一天，“赫尔伯特号”被派往安庆，从城里撒出了四十七名美英侨民。就在这些难民划船驶向驱逐舰的时候，中国暴徒用石头向他们攻击，但是没有人受伤。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7年3月28日。 ]
以南京事件为典型的骚乱破坏事件在长江上游地区也有发生。重庆领事一听说爆发了南京事件，立刻就开始计划从四川省撤出所有美国侨民。事实上，美国和英国领事都接到命令准备关闭领事馆。3月29日，他们规劝美国侨民都撤离四川省。30日，美国驻重庆领事馆“封门关闭”。瓦尔特·亚当斯领事登上美国“摩诺克西号”，两艘英国炮舰于3月31日护送撤离重庆的外国侨民前往汉口。 [ 注：当时重庆只剩下十名美国人，成都剩下七名男子、八名妇女和一名孩子，岳州和宜昌剩下四男一女。 ]
4月2日，中美在重庆发生了冲突。美最时轮船公司“济南号”轮船由于载了过多没有登记的货物，负荷超重，因此“摩诺克西号”派出一队士兵登上轮船。当天晚上，这支卫队向一批威胁要闹事的暴徒开枪射击，打死一名中国人，打伤两名。局势非常紧张，但后来却平安无事。4月4日，“摩诺克西号”载着几名美国平民启航前往汉口。
就在重庆进行撤离的时候，长江巡逻队向分别位于宜昌和长沙的“埃尔卡诺号”和“帕洛斯号”炮舰发布了命令。这两艘炮舰应同当地领事进行磋商，然后尽快把“美国侨民和所有美国船只全都撤到汉口”。汉口以下各口岸的大部分美国侨民都在1927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里撤离了这一地区。 [ 注：四川有十四名美国侨民“放弃了他们的受保护权”，留了下来。 ]
长沙的撤离工作比较复杂。3月26日，两名英国水兵引起了一件小事件，这样一来，当地的“外交交涉员”就要求英国军舰撤出长沙。他还宣布取消英国侨民享受的治外法权。接着，英国领事就命令英国侨民撤离该城，他们于4月3日搭乘英国“伍德科克号”军舰离开长沙。3月26日，美国公使馆曾指使副领事范宣德规劝所有美国人全都撤离长沙地区。4月4日，长沙开始举行反美罢工和抵制美货活动。4月8日，“帕洛斯号”载着范宣德副领事和几位美国人离开了长沙。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7年3月31日，第2页，载《美国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7年4月28日。在一起与此有关的事件中，一支海军卫队登上美孚煤油公司的“梅城号”油轮驶抵长沙，成功地保护该船把几艘美孚驳船拖到汉口。(《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七卷，第12303页。) ]
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准备从福州撤离美国侨民。4月1日，派驻汕头的“埃德索尔号”报告说汕头领区内所有美国侨民都已在该城集合。福州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但是“约有二十名美国人不愿离开他们在内地的岗位”。 [ 注：《美国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7年5月10日；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3月31日。 ]
因此，海军并没有把所有美国侨民全都撤离长江流域。不仅有几位传教士拒不离开这一地区，连美孚煤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纽约花旗银行的代表们也都怨声载道，根本不遵守撤离长沙和重庆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驻在长江地区的外国海军部队有能力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3月31日；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4月1日。 ] 传教士们则认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保护。但是驻北京公使和亚洲舰队司令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威廉士曾于3月26日要求增派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而马慕瑞则于3月29日建议把一个“加强旅”从菲律宾调往中国。3月31日，马慕瑞公使汇报说：“这里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外国人普遍认为……京津地区将发生非常严重的暴乱事件。”马慕瑞再次要求增派部队，并指出他正在“劝导当地美国机构的负责人……把美国妇女儿童送出中国”。他要求向上海增派部队，同一天，他也请威廉士上将把“萨克拉门托号”或者“艾什维尔号”军舰“无限期地”派驻天津。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3月31日。 ]
舰队司令同意公使对中国政治局势的评估，他认为“在华外国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威廉士再次要求增派部队。他指明要增派海军陆战队，但他请求让这支增援部队驻扎在菲律宾。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7年4月2日。 ] 马慕瑞公使和威廉士都认为必须向中国增派部队，但是马慕瑞认为增援部队应驻在上海，以备华北地区急用，而威廉士却要把这支部队留在菲律宾作为后备部队。马慕瑞希望增派陆军部队，而威廉士则希望派遣海军陆战队，这可能是因为威廉士自己偏爱海军部队，也可能是因为他听取了史沫特莱·巴特勒的意见，巴特勒担心陆军可能会先声夺人，在海军之前抢先行动。
4月2日，凯洛格国务卿指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华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凯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尚未命令撤出所有美国侨民，海军陆战队正在按照威廉士所提出的要求进行扩充。他同意让正在菲律宾的陆军部队继续留在那里。4月4日，他批准了马慕瑞发给各位领事的撤离命令。 [ 注：1927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新闻。 ] 3月情况报告最后指出：“3月间，从长江流域撤离所有外国侨民的工作正在进行。”据估计，到4月1日，已有一千五百名难民抵达上海，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转向其他地方。 [ 注：乐灵生编辑的《中国基督教年鉴，1928年》中鲍引登(C·L·博因顿)“传教士的撤离与返回”一文指出，驻华传教士名册上实际上约有八千名传教士。作者估计在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中有二千人去了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日本或菲律宾等地。到1927年7月1日，仍然留在上海的传教士只有一千二百名左右，而“在其他通商口岸以及返回内地教区的传教士已达三千名”。5月1日，鲍引登曾估计除主要通商口岸之外，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只有五百名。 ]
4月2日，总领事罗赫德报告说：“已从南昌、九江、武昌和宜昌撤出了所有美国妇女儿童，只有一人留了下来。” [ 注：罗赫德致凯洛格，1927年4月2日。 ] 到4月11日，在汉口以上的长江江面上已经没有任何一艘外国军舰。 [ 注：《北华捷报》，1927年4月16日。 ] 驻京公使在6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对春天的工作加以总结：美国侨民已“全部撤出”重庆、万县、宜昌、沙市、岳州、长沙、九江、芜湖、南京和张家口；成都、汉口、福州、杭州、宁波、济南和广东、广西两省的小港口城市也撤离了大批美国侨民。到4月底，美国已经关闭了重庆、长沙、南京和张家口等地的领事馆。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6月3日。 ] 马慕瑞向凯洛格解释道，虽然他允许一些美国人继续留在汉口，但是他赞成霍夫的意见：“不管我国政府采取什么政策，我国侨民都必须全部撤离。”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4月2日。 ]
对汉口表示关注绝非毫无根据，因为4月3日，一群中国暴徒向汉口的日本租界发动了猛烈攻击。这次骚乱的起因是因为四名日本水兵同几个黄包车夫发生了一场争执。骚乱之中发生了殴斗。日本“阿高号”炮舰舰长运载二百名士兵登陆，把中国人全都赶出了租界。一名日本人和八至十二名中国人被打死。 [ 注：《北华捷报》，1927年4月9日。据报道，这一事件之后，美国侨民从一百零五人缩减到三十或三十一人。 ] 骚乱爆发之后，城里所有外国侨民都开始离城而去。 [ 注：罗赫德致凯洛格，1927年4月3日、4日。 ] 四艘日本驱逐舰于4月5日抵达汉口，同已在汉口的两艘日本巡洋舰和一艘炮舰汇合。4月21日，两艘英国巡洋舰也赶到汉口。美国“辛辛那提号”巡洋舰也赶到汉口同已在这里的三艘美国驱逐舰和五艘炮舰汇合。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马慕瑞，1927年4月6日，载于马慕瑞1927年4月6日致凯洛格的信中。另见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4月7日；豪威尔在描绘4月上旬时说：“汉口的情况已从糟糕透顶恶化到无可救药了。”在汉口的美国军舰有“普鲁伊特号”、“诺亚号”和“赫尔伯特号”驱逐舰以及“鸽子号”、“帕洛斯号”、“摩诺克西号”、“维拉洛波斯号”和“伊莎贝尔号”炮舰。 ] 但是3日那场骚乱平息之后，汉口城里没有再出新的风波。
4月间，由于中国各地都发生了排外事件，南京事件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各地美国侨民都在撤离，美国炮舰也从长江上游撤了出来。国务院律师格林·哈克沃思在凯洛格向他提出询问之后，对柯立芝总统是否有法律权力干涉中国内政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哈克沃思指出，总统完全有权采取威廉士海军上将建议的五项措施，不必先跟国会进行磋商。这位律师认为：“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除宣战之外，总统可以采取履行自己职责所必须的一切措施。”具体来说，柯立芝可以“不征得国会同意就采取所有这些措施”。 [ 注：哈克沃思致凯洛格，1927年4月6日。 ] 哈克沃思没有提到总统是否有权因为南京事件而“惩罚”中国人，而这一权力同他为那些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美国侨民提供保护的权力是相互对立的。
在1927年年初，华盛顿和驻京公使馆的意见分歧仍然十分明显。南京事件之后，马慕瑞赞成做好军事准备，并以此作为后盾，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他还支持同英国和日本联合采取行动。但是国务院却既不赞成递交最后通牒，也不赞成联合各国共同采取行动这一政策。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4月2日，称：“本政府不愿让照会载有任何含有规定时限的最后通牒性质的内容”；“美国政府对应采用什么制裁的问题持保留意见”。 ] 凯洛格甚至拒绝同英国一起向中国递交一份提到制裁、但却没有注明执行时限的照会。他指出：“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进行制裁的义务。” [ 注：1927年4月7日，凯洛格通知英国大使：“美国政府原则上无法接受实行制裁，并对此表示遗憾。” ]
威廉士写道，在驻华各国海军将领中间，英国蒂里特司令想要炮轰汉阳兵工厂和长江沿岸所有中国炮台。法国海军上将巴塞尔赞成进行封锁。日军司令荒木态度比较随和，但他没有接到具体指令。只有蒂里特一人“嚷嚷着只想开战”。 [ 注：在中国发生危机期间，法国一直试图维持一种独立立场。1927年6月，据报白里安曾明确指出法国政府曾于该年年初拒绝过英国要求法国在上海采取联合行动的请求(《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7月5日)。 ]
南京事件之后，外国没有递交最后通牒，也没有采取严厉的军事措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于4月11日向陈友仁递交了内容一致的抗议照会。照会并没有威胁要进行制裁，但是它们确实写明：“各国政府将被迫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它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 注：罗赫德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1927年4月11日。 ] 马慕瑞认为这些照会不够强硬，他再次同凯洛格发生了争执。4月5日，国务卿强调指出，美国对向中国提出任何最后通牒一事的立场是：“国务院根本不同意[英国的]声明……也就是如果国民政府拒不满足英国提出的要求，其他国家原则上同意进行制裁。”马慕瑞公使在回电中不胜苦恼地进行了抗议：“我完全是一筹莫展，根本无法理解‘本政府根本没有进行制裁的义务，并不打算同其他政府商谈’这番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竭力敦促同其他国家联合一致采取行动，他认为美国已经作出了进行制裁的承诺。马慕瑞严厉批评国务院试图奉行一条模棱两可的方针，既不同其他国家全面合作，又不执行独立的行动。这番话精辟阐明了国务院确实试图在中国走一条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马慕瑞认为国务院挖了他的墙脚，破坏了他同驻京其他外国代表的关系。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4月5日；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4月7日。 ]
马慕瑞这一次大动肝火似乎使国务院吃了一惊。在由詹森起草的一份电报中，凯洛格回答说他“对任何误会……都深表遗憾”，并说他“对你在同事之间处境窘迫一事感到十分遗憾”，但是，凯洛格最后还是说美国不准备进行制裁。除此之外，他还认为马慕瑞“也许没有完全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我们理应重视它们”。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4月8日。 ]
为了确保能在中国坚持这一立场，国务卿直接同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进行联系。凯洛格在一封“特急”电报中指示罗赫德：“不再针对南京暴行……进一步采取行动，……尤其是制裁行动。” [ 注：凯洛格致罗赫德，1927年4月13日。这封电报也是由詹森起草的。 ] 接着，国务卿再次向马慕瑞指出：“美国现在不准备进行制裁。”同一天，他通知英国大使因为“也许不可能捉拿并惩办凶手”，因此实行制裁毫无意义。两天之后，英国大使又被告知美国“现在不准备实行制裁，也不准备考虑这个问题”。 [ 注：国务卿备忘录，1927年4月26日；凯洛格致霍华德，1927年4月22日。 ]
尽管凯洛格再三阐明了国务院的政策，但是马慕瑞仍然继续同他争辩不休。4月23日，马慕瑞争辩说，如果美国不积极同英国和日本进行合作，那就会促使这两个国家更加团结。这对美国非常不利。凯洛格答道，美国政府在中国将适当地同其他外国进行合作，但是递交最后通牒和进行制裁都是十分严重的措施，也许得不偿失，因为“外国人可以侵占中国领土或在贸易中用武力强占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对南京事件进行]制裁既无实效，又很危险。”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4月23日；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4月25日。公使特别指出，数年前的英日海军联盟(1902至1922年)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凯洛格的政策可能会使英日两国重新结成这样的联盟。 ]
就在他们争执不休的时候，美国军事首领们正在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上海和京津地区尤其令人担心，因此3、4月间各国一直在这里集结部队。虽然驻军总数时有变化，但在3月1日，驻华外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总兵力约为九千人。其中日本有六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有第四团的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英国在中国驻有来自各个国内团和印度团的七千多名士兵。 [ 注：奥斯汀·张伯伦在向下议院发言时说英国部队拥有“八个正规步兵营，必要数量的炮兵部队和一千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国际事务概览，1927年》，第375页)。这些资料并不包括驻在满洲的日军部队。 ] 到4月1日，外国部队已增加到两万人左右，其中英国一万四千；美国二千四百；日本一千九百；意大利一千二百；法国五百。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葡萄牙也各拥有少量部队。 [ 注：《美国海军陆战队4月情报概览》，1927年4月30日。 ]
外国海军在中国水域共驻有一百七十一艘军舰，由八位海军将领指挥。在这支庞大的外国舰队中，美国拥有三十艘军舰和三名将官，英国拥有七十六艘军舰，日本四十八艘，法国十艘，意大利四艘，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各一艘。在1927年4月1日这一天，上海一地就停泊了四十四艘外国军舰。停泊在汉口的三十六艘外国军舰中，英国有十一艘，日本十三艘，美国七艘，法国三艘，意大利有两艘。 [ 注：第三轻巡洋舰分队于4月1日驶抵上海。分队司令布莱克利海军少将同威廉士和霍夫一起成为在华的三名海军旗舰将官；1927年4月9日的《北华捷报》指出：“一个外国在中国驻区拥有三名海军将官，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另见《纽约时报》1927年4月11日，第二版：“中国海域的庞大外国部队”。第三轻巡洋舰分队每艘军舰的排水量为七千五百吨，时速为三十五海里，配备的武器主要是十二门六英寸的大炮。 ]
在3月最后一个星期，被打败的军阀部队曾经闯进上海公共租界，企图寻求避难，但是外国联军把他们轰出了租界。从此之后，这支庞大的外国部队就没有受到过任何直接的挑战。但是长江沿岸各种小事件仍然时有发生。举例来说，4月10日，中国军队闯入几乎已是人走屋空的镇江租界抢劫财物，并霸占房屋。4月7日，“福特号”、“普雷贝尔号”和“辛辛那提号”三艘军舰在紧靠汉口以东的江面上遭到步枪的猛烈射击。4月25日，“企鹅号”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 [ 注：《美国海军陆战队4月情报概览》，第16、17页。 ]
1927年4月，美国向远东地区增派的部队包括三艘轻巡洋舰和海军陆战队第六团。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已经驻在中国。由于已经决定不应减少驻尼加拉瓜的海军陆战队兵力，因此只能把分散在波士顿、布鲁克林、普茨茅斯、费城、诺福克、康提哥和查尔斯敦等地的海军陆战队分队重新集合起来组成第六团。这支部队分批搭乘火车，在经过九十三小时横贯大陆的前所未有的旅行之后到达圣迭戈。 [ 注：1927年4月9日的《北华捷报》在第49页上载有一篇《密勒氏评论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报道：3月30日晚上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决定不裁减驻尼加拉瓜的海军陆战队兵力”。重新恢复海军陆战队第六团的决定是在3月26日晚上在一次由国务卿、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及陆军参谋长萨默拉尔少将等人参加的会议上作出的(《巴尔的摩太阳报》，1927年3月27日)。当时负责火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米勒上校在日记中描述了这次横贯美国大陆的旅程。 ] 如上所述，第六团绝大部分士兵都于4月7日搭乘“亨德森号”离开圣迭戈，并于5月2日抵达上海。
美国决定用两个兵力不足的海军陆战团来进行增援，这也是一个折衷措施。这支部队的兵力不够用来在中国进行真正的干涉，但是政府确实也想要加强亚洲舰队的实力，更好地掩护美国侨民撤离。决定执行这项政策意味着美国将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安全，但却不保护他们的财产。4月8日，马慕瑞打电报说驻天津的外国军队指挥官们建议建立一支二万五千人的部队，以保护华北地区的安全。 [ 注：当时京津地区驻有约四千名外国军队。 ] 4月12日，陆军部估计：“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在京津地区严重伤害外国侨民和官员，至少需要一支五万人的部队。”陆军部进而声称，即使是这支部队也只能用来进行一种静态防御；因为它没有能力保证北京和天津两地之间的铁路畅通无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支“兵力远为强大的部队”。由于美国根本不愿也无法派遣这么庞大的一支部队，因此就命令马慕瑞做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把公使馆撤到海边，同时把人员撤出北京和天津两地，以免象外国公使馆在1900年那样身陷重围。 [ 注：凯洛格1927年4月12日致马慕瑞的信中也载有陆军部的估计。霍华德1927年4月14日致凯洛格的信指出，英国人估计二万五千名军队数量太少，不能保卫京津地区，“必须增派两师兵力[四万人]”。 ]
美国认为在华北地区保护外国侨民所需的部队兵力实在太多。当时可供调动的部队很少，再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和教会投资也无法同长江流域地区相比，尽管事实上长江沿岸的这些“投资”也很少受到保护。因此，美国将撤离华北地区，而不是保护这一地区。4月26日，马慕瑞接到通知：美国“不准备”向中国派遣他们所要求的那么庞大的部队，美国指出威廉士上将可以调动驻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和“亨德森号”军舰上的第六团。另外，一支兵力不足的海军陆战团(以第六团第三营为基础加以扩充而成)也正在赶往中国，这样威廉士手下又将增加四千多名士兵。除此之外，还有约二千人的陆军部队驻扎在菲律宾，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也可以把他们调往中国。 [ 注：凯洛格似乎过高地估计了各团的兵力——或者说海军和陆军指挥官们也许并不怎么直率。举例来说，海军陆战队第六团在1927年4月底的时候并没有一千五百人的兵力，实际兵力还不到一千二百人。 ]
因此，美国在中国不管是在军事还是在外交上都试图选择一条中间道路。驻在中国的部队可以用来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安全，如果必须撤离美国侨民，这支部队还可暂时用来进行防御。柯立芝总统在美联社主持的一次宴会上祝酒时指出：美国军舰和海军陆战队派驻中国的唯一目的只是要“保护我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 注：《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5月14日，柯立芝1927年4月25日的演说。 ]
驻华海军陆战队司令史沫特莱·巴特勒是一位能力非凡的军官，但有时他也会惹出许多麻烦。4月15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天，上海的美国商会请他检查一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的边界。巴特勒事先没有征得法国当局的同意就去边界检查。事后，法国领事正式向美国总领事提出抗议。 [ 注：巴特勒是海军陆战队中最年轻的将官，比其他将官要年轻十岁。他能力非凡，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飞黄腾达，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父亲托马斯·巴特勒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并且是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 在这之前，英国驻沪一位高级陆军军官邓肯少将曾于3月26日请巴特勒负责这条边界的防卫工作。巴特勒表示同意。为此他建立了一支摩托巡逻队，但却没有同海军陆战队一起看守这条边界。 [ 注：康迪特和特恩布拉德在《高举火炬》一书第138页详尽讨论了这一时期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在上海的活动。 ]
巴特勒在视察租界之后向威廉士海军上将汇报说，他“对上海的局势丝毫也不感到紧张”。因此，他于3月31日敦请威廉士不要让即将到达上海的第六团登陆，而应让他们继续留在“亨德森号”军舰上，这样他们“就能随时赶往中国任何一个出事地点”。 [ 注：3月27日，巴特勒指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法国人“采取的行动似乎表明他们对我们的行动最为怀疑”。 ] 这位将军对上海局势的评估后来证明十分准确。4月26日，海军陆战队大量削减了巡逻任务，并于5月10日开始停止巡逻。 [ 注：4月26日，由军官领队的巡逻队巡逻时间从先前的每天四小时缩减为三小时。5月16日，除守卫海军陆战队宿舍和总领事馆的警戒哨之外，其余警戒哨全都解除了值勤任务。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继续留驻上海守卫公共租界，一直到1941年才调往菲律宾。该团后来于1942年年初向日本人投降。 ]
巴特勒抵沪以后不久，就表明自己已经理解了美国的对华军事政策。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只是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除此之外，别无他事。”他还提到财产很难保护：“我们在美国国内都没有足够的武装部队，无法把他们派到内地……去保护那些住在荒山野岭里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保护财产的问题层出不穷，每天都会出现，我们的回答是：‘财产可以失而复得，而人命却只有一条’。” [ 注：巴特勒指出，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将拯救任何外国人的生命，事实上我们将拯救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
到4月第一个星期末，英国驻沪兵力已达一万七千多人，因此巴特勒同意威廉士的意见，认为可以裁减美国驻沪部队的兵力。 [ 注：这时巴特勒已经得出结论，活动地点正在转向华北地区。因此他也要前往华北。他给勒琼的每一封信都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对海军陆战队未来地位以及对陆战队生存本身的关注。因此，他反对把陆军部队调到上海，也反对执行陆军的“黄色计划”，因为它“将使我们海军陆战队一点风头也出不了”。 ] 到4月22日，上海的外国部队总数已逾两万，巴特勒再次向舰队司令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于27日指出，上海驻军已是人满为患，“几乎连最后一平方英寸的空间也没有留下”。 [ 注：巴特勒将军指出：“如果再有海军陆战队部队在这里登陆的话，那么总领事和其他美国人一定会让他们留驻下来，因为他们喜欢身边有为数众多的部队。” ]
美英两国的军舰在4、5月间继续在汉口以下的长江江面上巡逻。在这两个月中，美国军舰和商船遭到了多达二十五次以上的狙击，举例来说，4月22日和25日，“保尔·琼斯号”驱逐舰在南京附近为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轮船护航时遭到步枪和机关枪的射击；4月25日，“企鹅号”在重庆附近也遭到类似的攻击，造成三人死亡。 [ 注：《纽约先驱论坛报》，1927年4月24日。这些攻击事件发生于3、4月间。该报这样描绘当时的局势：“长江流域一片混乱。” ] 由于这种攻击事件时有发生，美国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护航制度。 [ 注：这种护航制度到5月底结束。 ] 后来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对长江南岸的控制，这种攻击日益减少，因此到5月底美国就不再进行这种护航。事实上，威廉士于5月3日就批准了海军陆战队军官的请求，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夫人接到上海。他把上海这座城市说成是“现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 注：巴特勒致勒琼，1927年5月5日。 ]
5月中旬，美孚煤油公司再次争辩说，美国人可以平安无事地在长江上游地区做生意。这家公司声称，法国驻重庆、宜昌和长沙的领事都留在城里，没有撤走。美孚煤油公司要求炮舰开回这些城市，以便重新恢复商业活动。 [ 注：H·E·科尔(美孚煤油公司副总经理)致凯洛格，载于凯洛格致马慕瑞的信中，1927年5月18日。 ] 这一请求被转交给霍夫海军少将，霍夫指出，长沙根本就没有法国领事。另外，虽然重庆有一艘法国炮舰，但是霍夫海军少将认为在四川省恢复商业活动“既不明智，又不成熟，实不可取”。驻汉口总领事表示同意这一意见，马慕瑞也持有同感，但是海军还是派遣“企鹅号”护送美孚煤油公司的两艘驳船前往宜昌，以便运走储存在那里的石油。 [ 注：罗赫德指出，如果调遣炮舰去保护美孚煤油公司的利益，那么其他公司也会要求提供类似的保护，这是长江巡逻队力所不能及的。马慕瑞于5月27日向凯洛格重申了这一意见。事实上，1927年5月1日，在长江上、中、下游航行的轮船数目如下：英国二十七艘，日本八艘，美国三艘，法国两艘，德国两艘，挪威一艘。 ]
对驻扎在上海的部队来说，1927年4、5两月是风平浪静的两个月。虽然长江流域各种小事件仍然时有发生，但是驻华海军陆战队一时却变得清闲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