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战争·第四
作者：伯纳德·科尔·美国
出自————《炮舰与海军陆战队》
出自————《战争通史》
在国民党发动的力图控制中国的运动中，排外主义浪潮继续有增无减。因此，亚洲舰队在1926年的活动主要是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和特权。
蒋介石于1925年10月打败了广东省的军阀，随后他就开始巩固自己对国民党的控制。
他的主要对手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共产主义左派组织和他们的俄国顾问。党内的这一派人要求国民党立即着手在广东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译者注：中国共产党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初步确立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号召工农阶级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没有提出“在广东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 ] 。省港大罢工和抵制英货的斗争给他们的这种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1925年“五卅”事件爆发之后，香港立刻就于6月初举行罢工，这次罢工也是国民党蓄意使用的一个计策，目的是要把中国人民的排外情绪集中到一个鲜明的目标之上。国民党希望加强自己对中国惧洋仇外情绪的控制，因此他们有意把英国挑选出来作为目标(另一个目标自然就是日本，但是没被选上)，因为：第一，英国在华南地区的经济利益处于领先地位，另外“英国政界一些新的成员正在作出让步，允许附属国各抒己见；第二，对它的经济打击不会过重，不至于严重到使它进行报复的程度[而日本则将进行报复]”。 [ 注：此话出自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口，见H·B·埃利斯“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载《外交事务》第七期(1929年7月)，第622页。 ]
省港大罢工和抵制英货的运动得到广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资助，并由他们控制，这场罢工一直到1926年10月方才结束。但在这一年3月，蒋介石对广州政府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行动。他大量裁减了对罢工的经济援助，4月间他施加影响，使自己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随即一味坚持要发动北伐战争，以便统一全中国。他认为，用武力征服华中、华北地区比在政治上巩固广东地区更为重要，应给予优先考虑。5月中旬，蒋介石又把自己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代理总司令，并命令革命军的先锋部队北上挺进湖南省。这就是北伐战争的开端。 [ 注：这一论述大部分取材于乔登著《北伐战争》，第57-59页。 ] 到6月4日，蒋介石在党内的势力已十分强大，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命令外交部长陈友仁开始同英国人进行谈判，以便解决罢工问题。
北伐战争一直到1928年12月才结束，但在同一年夏天国民革命军攻陷北京时，北伐战争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北伐战争的对手名义上是北洋政府，但实际上这个政府在1926年到1928年期间已是四分五裂，徒有其名，早已成为各派军阀你争我夺的对象，而这些军阀才是国民革命军真正的军事对手。
这些拥有军权政权的军阀都试图各占一方，建立自己的权势，他们中绝大部分也力争在全国范围建立权势。在这些军阀中称雄称霸的有四位军阀，他们在不同情况下，要么是互结联盟，要么是相互抗衡，有效地控制了北京政府。这四位“超级军阀”是权力根据地位于华中的吴佩孚；发迹于中国西北甘肃省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得到中国西北山西省支持的“模范省长”阎锡山；还有“满洲虎”张作霖。张作霖和吴佩孚曾分别得到过日本和英国的支持，他们两位都是保守派，在二十年代中他们都被各自的外国老板所抛弃，没等北伐战争结束两人就垮台了。冯玉祥和阎锡山都比较进步。虽然他们在政治上都是独裁统治者，但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内都进行了经济和社会改革，试图实现现代化。他们两人后来都同蒋介石结为联盟。 [ 注：阎锡山和冯玉祥在1929年确实联合起来同蒋介石作战，但他们被打败了。1928年占领北京的实际上是阎锡山的部队，这时他已经宣布效忠国民党了。詹姆斯·谢里登在《中国四分五裂》(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一书第三章，简单明了地讨论了这些军阀的情况。关于更为详细的研究，见谢里登著《中国军阀冯玉祥生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唐纳德·吉伦著《军阀阎锡山在山西省，1911年至194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在这一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卢西安·派伊著《军阀政治》一书(纽约普雷格公司，1971年)。张作霖死于1928年，吴佩孚一直活到1943年。 ]
蒋介石拥有一些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纪律严明，受过大量的思想教育。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展开，国民革命军迅速庞大起来，并且变得难以控制。国民革命军急需扩充兵力，他们主要有两大兵力来源，也就是农民和被打败的军阀部队。只要有时间，从农村来的新兵就能受到训练，并可以向他们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其实，只要向他们提供粮食，并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这也许就足够使他们效忠尽力了。但是被打败的军阀部队却不一样，他们往往都是一些雇佣军，其中有些完全是十足的雇佣兵，如吴佩孚的部下孙传芳雇佣过白俄炮兵和骑兵，这种雇佣兵对国民革命军毫无用处。另外还有一些部队，如张作霖的满洲兵，他们只是出于对自己统帅和对自己故土的忠诚才来参军打仗，只要能赢得他们的效忠，这些士兵就能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卓有价值的成分。 [ 注：满洲人打起仗来悍勇异常，蒋介石避免同于1928年6月接替他父亲职务的张学良作战，而是在1928年夏秋两季悉力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政治运动，把张学良拉到国民党一边。 ]
在北伐战争中爆发过许多大规模的战斗，这些战斗切断了交通，使得大批百姓无家可归，同时也危及在华外国侨民的利益。但是北伐战争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使得在华外国侨民的未来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发动运动，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接受它的纲领，这一运动的一大主题就是反帝排外。
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最明显的现象莫过于他们的传教活动和商业活动，因此这些活动便成了国民党宣传的主要目标，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成了攻击的对象。一张1925年的宣传标语对那种“由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制度”不胜哀叹，这些条约“长期以来已使中国不断沉沦，现在还不及那些被征服的殖民地”。 [ 注：通知载于克宁翰1925年6月26日致凯洛格的信中。 ] 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的官员都试图通过外交努力废除或修改关税和治外法权条约。但中国大众百姓根本看不到这些活动，在他们眼里，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就是那些租界、商船和传教士，他们力求向这些从外面闯入中国的、肉眼可见的东西发动进攻。
北伐战争也把外国人的利益牵涉在内，因此这场战争必然要引起美国海军的注意。随着北伐军向北挺进，接二连三的危机不断出现，尤其是在北伐战争打到外国侨民聚居的长江流域和京津地区的时候，危机更是层出不穷。美国侨民受到的威胁和攻击成了美国各领事馆着手处理的主要问题，各领事馆都迅速吁请海军提供援助。
威廉士海军上将在1925-1926年冬天按照常例巡视了菲律宾和东南亚地区，直到1926年5月才回到中国。亚洲舰队经过在菲律宾水域的冬季维修和训练之后，已被认为“普遍都有所改善，……只有较老的内河炮舰除外。 [ 注：威廉士海军上将于5月7日抵达上海。 ] 舰队大部分军舰都于4月底或5月初进入华北地区的夏季岗位。但是从前一年冬天起，一支由五艘驱逐舰组成的分舰队就一直在中国海域执行“紧急巡逻任务”，因此这几艘军舰错过了在菲律宾进行维修的机会。这支分舰队总部设在上海，它曾访问过汉口和其他通商口岸。 [ 注：这是第三十九驱逐舰分队，包括“鹦鹉号”、“埃德索尔号”、“辛普森号”、“布尔默号”和“麦考密克号”，不包括“麦克利什号”。 ]
冬季，海军在直隶湾的代表是驻在大沽的美国“艾什维尔号”炮舰。这年冬天，由于没有出现危机，这艘炮舰上的官兵常同天津领事馆的官员们一起进行一些收集情报的旅行。 [ 注：这些报告由亚洲舰队情报军官送给海军情报局和海军作战部长，通常都标为“中国政治军事形势”。以下称《舰队情报报告》。 ] 这只是一种附带性的任务，舰队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存在”，也就是试图靠美国战舰的不时出现来维持和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舰队驱逐舰舰只的三分之一留驻在中国水域。威廉士海军上将指出：“由于缺乏巡洋舰和适于航海的炮舰，只能用驱逐舰来保护我们在华的国家利益。”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6年1月30日。 ] 威廉士之所以提出这一意见，是因为海军作战部长曾建议减少亚洲舰队的驱逐舰。
威廉士不仅反对裁减他的驱逐舰实力，他还向驻北京外交界同事发出警报。马慕瑞于2月2日打电报给国务卿，反对撤回任何一艘驱逐舰。这位公使争辩说，现在“裁减任何军舰都非常不合时宜。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都动荡不堪，难以料定，中国大众的情绪十分激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现在根本无法预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马慕瑞预计在近期内将会出现“排外骚动”，他指出，将来会需要海军军舰“迅速出发前往为数众多的港口，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2月2日。 ]
马慕瑞对美国轮船在长江上游不断遭到骚扰深表关注。1926年1月8日发生的一起事件颇具典型性，美最时轮船公司的一艘“治平号”轮船由于负荷超重，无法起航。这是因为船员和乘客把大量私人货物偷运上船，使得轮船无法安全航行。美最时轮船公司的美国老板C·R·考克斯向“埃尔卡诺号”炮舰舰长求援。舰长派遣一名军官带领十名武装水兵登上了“治平号”轮船，在他们的威胁下，估计有五十吨私人货物被卸下船来，轮船终于驶离了重庆。
1月28日，美最时轮船公司的另一艘轮船“宜林号”也塞满了船货单上不曾登记的货物，根本不能起航，不然就会出事。“埃尔卡诺号”炮舰再次派出一支武装卫队，可是这一次船员拒绝把走私货物卸下船去，因为船边围着无数舢板，舢板里的人正在大声嚷嚷，进行威胁，他们都将从这批货物里得到报酬。美国兵搬出两个灭火龙头，喷出水柱，把舢板赶到一边，然后把约有四十五吨重的货物扔进河里。在这之后，一支由四人组成的美国卫队又留在“宜林号”轮船上保护这艘轮船的船长，他是这艘船上唯一的一名外国人。
美最时轮船公司是美国在长江拥有的最大的轮船公司，它经常成为攻击的目标。1925年10月发生了一起同此公司有关的严重事件，这一事件一直拖到1926年才得以解决。“埃尔卡诺号”派遣一支美国武装卫队登上“梅仁号”轮船进行护航，在轮船向上游行驶的时候，岸上有人向船射击，卫队也开火还击。没有水手受伤，很明显岸上也没有伤亡。尽管这样，指挥那些参预这一事件的中国部队的将军们却于1926年1月12日提出诉讼，分别要求得到三万美元和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美元的赔偿，据称这是给那些在此事件中死亡的士兵家属们的赔偿。这几位将军威胁说，如果考克斯不了结此案，他们将要联合起来抵制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轮船。轮船公司最后还是用金钱同将军们达成了协议。但是采用这种策略势必将把公司的美国老板赶出长江，然后再把美最时轮船公司也给赶出去。沿河将军们惯用的战术是一看到可以到手的轮船就抢占过来，运送自己的部队。1926年2年11日，中国军队抢占了正在逆流而上的“宜林号”轮船，这时豪威尔海军少校正在船上。他重申美国过去对这种作法提出过抗议，并质问带头的中国军官是否知道唐将军(名义上掌管这一段河段)已经命令停止征用商船。那位军官说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唐将军不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干]”。 [ 注：在“梅仁号”一案中，中国人命的标价为：一名军官等于三千美元；一名士兵等于五百美元；一名苦力等于二百五十美元。豪威尔海军少校在结束对这一事件的论述时指出：“三峡所有外国船运最终都将落入中国人手里。……拿鸡蛋打石头毫无用处。”(《豪威尔日记》(第11271页)。 ] 1月28日，“埃尔卡诺号”再次接到请求，向一艘负荷超重的美最时轮船公司轮船派遣了一支武装卫队。这次“宜宾号”得到一支由四人组成的武装卫队的保护。如同上次“宜林号”一样，他们用灭火龙头把围在船边的舢板冲开，然后再把非法货物抛入河中。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3月2日。 ]
豪威尔海军少校在他关于重庆之行的报告中，列举了中国部队为什么向外国轮船和炮舰射击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士兵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十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他们向船开枪射击“也许只是因为轮船构成了一个流动的目标而已”。另外，船只也可能遭到土匪和士兵的射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船截住，抢占船只或者抢劫财物。豪威尔谈到四川人偏狭的地方观念，接着他又探讨了如果在这里爆发大规模排外活动，是否能对该省发动惩罚性远征的可能性。他得出的结论指出，这种远征“几乎无法进行”，因此根本不应予以认真的考虑。
豪威尔海军少校的报告结尾时显得十分忧郁：美最时轮船公司可能会被“赶出长江”，四川的形势将“持续恶化”，除此之外，“帕洛斯号”和“摩诺克西号”“完全是力不从心”。美国如要取得胜利，就一定得向宜昌以上的长江地区派遣新型炮舰。他接着又把“帕洛斯号”和“摩诺克西号”贬为“愚不可及的错误”，因为它们马力太小，根本无法保护轮船逆流而上，再说它们的载煤量也小得可怜，不得不依靠中国的煤场。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4月28日。 ]
豪威尔海军少校的报告颇有洞察力，其观点同重庆领事瓦尔特·亚当斯前一年夏天提出的报告内容十分相似。就在这位海军军官结束这次旅行之后不久，驻北京的陆军武官马格鲁德少校也提交了自己的报告：
根据领事报告，四川的排外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传教士指出最近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在重庆街头，人们通常都把外国人唤作“洋狗子”。人们朝外国人吐唾沫，向他们的轿车抛掷泥块和其他脏东西。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排外游行，……万县的军人已向悬挂条约国国旗的船只征税，他们接二连三地征收货品和过境税等，几乎达到严重妨碍船运的地步。 [ 注：陆军武官致陆军部情报处(G-2)，“对当前事件的评论，1926年4月15日至20日”，1926年5月29日，第2页。海军情报局于1926年6月7日收到这份报告。 ]
就在海军在1926年年初满足各方提出要求的同时，它仍然感受到前一年活动所留下的影响。舰队总司令向海军作战部长报告说，在中国港口之间来回行驶的驱逐舰去年一年就消耗了“一百多万加仑燃料油”。因此需要额外提供一百万加仑的燃料油。在许多情况下都需要用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3月间威廉士答应美孚煤油公司的请求，同意派遣一艘驱逐舰前往汕头。但是舰队司令也向广州的总领事抱怨，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根本不必请求援助。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6年2月11日。这位海军上将所说的“去年”也许是指1925年7月1日至1926年2月这段时期。 ]
3月间，华北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对抗。3月2日，大沽的中国炮台向两艘日本驱逐舰开炮射击。日本驱逐舰进行还击，但是相对来说它们伤亡更重，有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十分严重。 [ 注：《北华捷报》，1926年3月20日。 ] 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国政府宣布已在大沽布雷。驻北京外国代表们认为，这已不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中国试图阻止外国军舰在海河上航行的尝试。这违反了《辛丑条约》的规定，也许还将成为试图孤立北京城里外国人的第一步。
马慕瑞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打电报告诉华盛顿，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地区建立“外国联合防御”。这时约瑟夫·格鲁正担任代理国务卿，他表示同意马慕瑞的“态度”。柯立芝总统随随便便地就批准了格鲁的行动，他对格鲁说：“这件事情你懂得比我多。”这样，马慕瑞就同其他外国代表一起要求恢复海河的航行自由。中国立刻退了回去，并于3月18日宣布已经撤雷。
这一事件构成了格鲁失宠于凯洛格的一大因素。国务卿于3月16日返回华盛顿，他对格鲁说：“我了解到……在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你已向中国宣战。”凯洛格迅速否定了格鲁的行动和马慕瑞的“态度”。国务卿打电报告诉马慕瑞公使：“我们的总政策是不用武力来实施条约特权，只有在保护美国人生命时方能使用武力。” [ 注：这一论述取材于海因里希斯《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和美国外交传统的发展》一书，第112-114页。格鲁自己认为这一事件使凯洛格对他作为副国务卿的判断能力失去了信心。 ] 电报没有提及保护财产这个问题。
亚洲舰队并没有受命向大沽派遣军舰，但是舰队的华南巡逻队又遇到了一个老问题。梧州斯托特浸礼会医院的学生和职员又要求掌管医院的设备。在1925年6、7月间，这里曾经发生过骚乱，后来西方职员重新开放了这所医院，但是现在(1926年3月)由于他们不愿把医院交给“激进分子”控制，他们又决定重新关闭这所医院。3月24日，学生用石块攻击这所医院附属的女子学校，并把学校封闭。两天后，“帕姆帕恩加号”炮舰于3月26日赶到梧州。已在港内的一艘“昔卡达号”英国炮舰已经同意撤出医院的西方职员，当“帕姆帕恩加号”赶到这里时，它发现“一批批情绪激愤的煽动分子……一刻不停地围着医院大院，……他们一看到外国人就百般嘲弄，并进行威胁诅咒。”
“帕姆帕恩加号”炮舰舰长同当地的中国军政领袖们进行了会谈，会谈之后他认识到如果这所医院要继续开放，就不得不把它交给中国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但是教会人员拒绝这样做。因此他于4月1日给医院贴上封条，予以关闭。西方职员决定离开这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们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搬运行李，把自己的行李搬到泊在“帕姆帕恩加号”边上的一艘小轮船上。“约有三十件大行李和数不胜数的小行李”被安全地搬上轮船。他们还搬走了“X光仪器、手术仪器和牛痘苗”，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中国人就难以顺当地使用这所医院。传教士们的这一想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使用西方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在从事教学和医疗工作的美国传教士中间，这种观点十分流行，司空见惯，这也是中国人憎恨这些外国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按理说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本来应该帮助他们。学生骚动经常是要求增加中国人对西方人建立的机构的控制。“帕姆帕恩加号”舰长对这些传教士也很恼火，但他并不是因为上述原因，而是因为这些传教士“为了挽救一些毫无用处的古玩小摆设而使整个[撤离]计划毫无必要地承担风险”。 [ 注：“帕姆帕恩加号”舰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6年4月3日。 ]
4月4日，医院被人闯入抢劫一空。尽管这样，那些百折不挠的传教士们又于1926年9月再次返回梧州，重新开放斯托特医院，这次他们事先征得了地方国民党政府的同意。 [ 注：《北华捷报》，1926年9月25日。 ]
精琦士总领事对海军在梧州的工作大加赞赏，他在写给马慕瑞的信中指出：“达格尔舰长[“帕姆帕恩加号”舰长]判断力异常正确”，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但至少有一位著名传教士持有异议。在北京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董事会(协和医学校)董事顾临(罗杰·格林)医生在给詹森的信中指出，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存在和海军驻军加剧了这里的紧张局势，并说“帕姆帕恩加号”的到来非但未能完成派给它的任务，反而使得“发生这种骚乱的危险”有所增加。 [ 注：精琦士致马慕瑞，1926年4月19日。顾临致詹森，1926年4月7日。 ]
4月间，梧州地区再次呼吁海军进行援助，美孚煤油公司请求精琦士提供部队，为该公司的运油驳轮在广州和梧州之间的定期航行进行护航。精琦士批准了这一请求，在1926年春天，“帕姆帕恩加号”至少执行过三次这样的护航任务。 [ 注：马慕瑞致精琦士，1926年4月22日。 ]
长江上游的炮舰同样也是活动频繁。4月底，“摩诺克西号”派遣一支警卫部队登上已被中国士兵征用的“宜宾号”轮船。轮船还没来得及起航，美国水兵就先登上了这条轮船，中国士兵只好悄悄地下船离去。“帕洛斯号”炮舰舰长(他是上游地区美国高级海军军官)在他有关这一事件的报告中预计夏季炮舰将十分繁忙。他预计“肯定会接连出现许多困难”，因为“上游地区存在许多因素，都可能使得以炮舰及商人为一方同以地方军人为另一方发生利害冲突。” [ 注：“帕洛斯号”舰长致长江巡逻队司令，1926年4月22日。 ]
除这些事件之外，1926年春季对驻在中国的亚洲舰队来说还算比较平静。舰队的两位海军将官威廉士和霍夫借此机会巡视了长江流域。这是威廉士海军上将首次巡视他的这一部分管辖地区。他同霍夫搭乘“阿拉法将军号”(过去是艘游艇)从上海驶抵汉口。一路上这两位海军将官检阅了“维拉洛波斯号”、“伊莎贝尔号”、“企鹅号”和“埃尔卡诺号”炮舰，然后搭乘美最时轮船公司的“梅仁号”轮船前往重庆。
5月25日，威廉士海军上将在重庆受到了一次典型的四川式欢迎：正当“梅仁号”驶抵重庆时，重庆城里的士兵用步枪为它发射了约五十发子弹。两位将官返回汉口之后又于5月30日搭乘“伊莎贝尔号”来到长沙，在这里他们目睹了悼念前一年在“五卅”事件中牺牲的“烈士”的纪念活动。 [ 注：威廉士曾于1925年11月初检阅了华南巡逻队的军舰。关于他1926年春天巡视的报告载于《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二卷，第11442页注解。 ] 威廉士回上海时还检阅了“鸽子号”、“帕洛斯号”和“摩诺克西号”炮舰。
就在威廉士巡视长江的时候，华南地区继续爆发骚乱事件。5月11日，海南岛琼海的长老会传教士在1926年一年之内第二次被迫撤离他们的学校。后据报道，中国暴乱分子在23日把学校抢劫一空。 [ 注：《北华捷报》，1926年5月29日。 ] 事实上，华南地区的美国机构遭受的攻击为数甚多，马慕瑞只能征得国务卿的同意，派遣他的副手费迪南德·梅厄前往这一地区进行调查。他的任务是同美国领事官员进行讨论，了解这里的情况，他还受命警告广州(国民党)当局最近美国人及其财产遭到的野蛮攻击，将会损害中国在美国政府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5月23日。梅厄于6月12日抵达广州。遵照马慕瑞的指示，他没有取道香港，以免给中国人造成他是在同英国人合作行动的印象。另见凯洛格致马慕瑞，1926年5月26月。 ] 在梅厄访问广州期间，马慕瑞打电报给国务卿，报告在最近爆发的排外浪潮中，反基督教的性质较为明显。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6月8日；精琦士致凯洛格，1926年4月15日。 ]
6月间，马慕瑞公使又着手处理另一起向华南巡逻队提出的控诉。德士古石油公司是美孚煤油公司在中国的一大劲敌。1926年6月初，德士古石油公司的纽约办事处向国务卿控告海军给予美孚煤油公司优惠待遇。德士古石油公司声称海军援助美孚煤油公司在广州三角洲地区运转运油驳船，但却拒绝德士古石油公司香港经理的请求，拒不帮助把该公司的一艘轮船从广州运往香港。
这一控诉主要是针对“帕姆帕恩加号”炮舰舰长达格尔少校。达格尔气愤地回答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他的船“在香港和梧州之间曾为三十到六十艘船护航”。他承认其中许多船只都是属于美孚煤油公司，但是他说他并未拒绝过德士古石油公司的请求。这家公司在香港的经理是位英国公民，在“帕姆帕恩加号”另有任务的时候，这位经理曾向一艘英国炮舰求援，并得到了相应的援助。 [ 注：凯洛格(通过马慕瑞)致精琦士，1926年6月25日。信中附有卡利曼(德士古石油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于1926年6月21日致凯洛格的信。 ] 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除了这桩特殊事件以外，很明显，在整个1925-1928年期间，美国海军在许多方面经常援助美孚煤油公司，这种援助也许有点非同寻常。只要美孚煤油公司觉得海军的反应不够得力，它就立刻向国务院进行呼吁，而国务院也同样非常迅速地催促海军采取行动。
驻在中国的炮舰为数不多，无法经常为美国船只护航。1926年年中，长江上游地区局势十分紧张，只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轮船才能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安全地在江面上航行。由于这些轮船不运载其他货物，并且很少靠岸停泊，通常都不在诸如万县这样十分危险的港口停泊，因此它们对土匪和军阀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 注：“摩诺克西号”舰长1926年6月8日的信，载于《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6月22日。 ]
这种事态发展继续使美最时轮船公司和拥有该公司大部分股份的老板考克斯深受影响。人们知道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轮船经常载运非法货物，更为严重的是人们普遍怀疑这些轮船常被用作鸦片买卖的主要交通工具。鸦片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提炼，然后运进四川，接着再顺着长江运到华东地区。正如上文所述那样，考克斯也知道统运货物常夹带走私品，他也试图取缔这种走私，但是毫无成效。人们怀疑考克斯不但知道自己的轮船正在运载鸦片，而且他自己对这种现象也是一味宽容，甚至从中牟利。长江沿岸的美国领事全都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他们还认为，考克斯只不过是一位前台老板，而美最时轮船公司的真正的老板却是躲在幕后的中国人。领事们要求美国海军不再向这家公司提供保护。 [ 注：霍伊特在“‘门户开放’导致不情愿干涉：美最时轮船公司的例子”一文中研究了这些意见。 ]
霍夫海军少将应国务院的请求，于1926年6月11日指令豪威尔海军少校对“考克斯烂摊子”进行调查。8日，杰伊·休斯顿领事在汉口直截了当地告诉豪威尔：“考克斯和他的公司……很不正派，并经常运载‘洋泾浜’[非法]货物和鸦片。……考克斯的代理人，每艘轮船的船长和船员以及考克斯本人都狼狈为奸、合伙共谋。”休斯顿请豪威尔为领事馆收集考克斯触犯法律的凭证，并对他采取行动，豪威尔答应帮忙。豪威尔的调查证实，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轮船确实从事鸦片走私，但却证明考克斯没有参与这一交易。虽然考克斯直言不讳地向豪威尔承认他知道鸦片走私一事，但他却争辩说自己无能为力，根本无法加以制止。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一卷，第11181、11186、11187页。 ] 考克斯的这番话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那些鸦片走私犯一向是胆大包天，无所不为。豪威尔在1923年曾担任“帕洛斯号”舰长，当时就有人向他提出，如果他允许中国船员把一批没有标明数量的鸦片带上他的炮舰，顺流而下运到下游地区的话，就绐他价值一万美元的黄金作为报酬。 [ 注：格伦·豪威尔：“鸦片义务”，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六十四期(1938年12月)，第1729页。 ]
亚洲舰队在1925年下半年和1926年上半年的活动较少，这样舰队就有时间进行维修，并提高舰队执行任务的能力。海军陆战队在远东的驻军兵力比规定人数略多。使馆卫队的人数比规定人数要多六十人，这是“由于北京附近局势动荡不定所致”。中国的骚乱也使得亚洲舰队向所属军舰增派了二百八十八名海军陆战队员。这些士兵组成二十至二十五人一队的小队，根据需要分派在各地的军舰上。 [ 注：在1926年7月1日，关岛有三百七十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甲米地一百七十七人，奥隆阿波四十四人，北京四百人，各艘军舰上运载着二百八十八人，总共为一千二百七十九人。7月1日，在上海的“派克斯号”运载着一支特别强大的部队，有三名军官和一百一十五名士兵。这个月晚些时候，这支部队被运往烟台，其中只有八十六人搭乘“休伦号”返回上海。 ] 威廉士海军上将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指出，1926年年中时期的海军兵力情况“十分有利”，虽然通讯人员比较短缺，尤其是在内河炮舰上。尽管存在这一问题，“通讯已有显著改善”；北京和菲律宾的甲米地及洛斯巴纳斯的电台设备已有改进，这使得总司令每天都能同各分舰队进行联系。 [ 注：亚洲舰队1926年年度报告，第14、17页，讨论了舰队的通讯能力。 ] 海军上将的报告还提到由于1926年初夏时分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在中国的近海水域仍布置了一个驱逐舰分舰队。 [ 注：这位海军上将确实抱怨缺乏维修资金，更为严重的是他指出一些潜水艇的电池装备已经严重恶化，潜水艇只能短时间潜入水下。 ]
到了夏季，局势开始恶化。国民党的北伐从5月份起兵开始节节取胜，这主要是因为与之对抗的各派军阀部队之间乱成一团所造成的。满洲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和华中的吴佩孚联合起来攻打冯玉样，企图夺取对北京及河北省的控制。但是冯玉祥的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因此，6月间吴佩孚离开汉口北上，亲自担任联军指挥。这样一来，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向长江中游地区发动总攻，并沿长江而下进攻上海时，长江地区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吴佩孚的权威。与此同时，四川仍然四分五裂，这主要是因为刘湘和杨森部队之间纷争不断，但他们的争斗在整个中国的权力斗争中并不发挥直接的作用。
7月底，国民革命军攻陷长沙，到8月中旬，武汉三镇(汉阳、武昌和汉口)已被包围，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已无法靠近三镇。9月6日爆发了万县事件，接着10月11日汉口陷落。在九江附近，国民革命军起先曾一度被打退，但他们在11月6日把九江也攻了下来。不久，厦门也被北伐军沿海部队攻陷，福州也于12月13日攻克。 [ 注：亚洲舰队1927年年度报告，第4页。 ]
到1926年年底，国民党部队已打到长江边上，有些部队已经渡过长江。他们的挺进触发了许多排外事件，迫使美国海军进行干涉，虽然中国的惧洋仇外情绪并非针对美国。举例来说，1926年6月中旬罢工工人贴出的一张大幅标语再三攻击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但是只字未提美国。 [ 注：《字林西报》，1926年6月28日。 ]
8月初，国民党政府再次企图限制外国船只在中国的活动。它宣布不再允许外国军舰通过守卫广州的虎门炮台，但是华南巡逻队司令C·C·摩西海军中校对此置之不理。 [ 注：精琦士致马慕瑞，1926年8月12日。摩西于8月11日接替了康斯坦恩的职务，精琦士对此感到满意。见精琦士致马慕瑞，1926年4月10日。 ] 9月间，国民党政府在汕头和汉口两地也同样试图限制外国军舰的活动，但是均未奏效。
华南巡逻队同样也被卷入一项争端，这项争端同吉尔斯比公司和“帕洛斯号”舰长在长江上游发生的争端十分相似。这一次是广州的一名美孚煤油公司雇员想要使用海军的通讯设备发送商业电报。“帕姆帕恩加号”舰长摩西海军中校认为当时并没有什么紧急状况，因此他拒绝了这一雇员的请求。这样一来，设在纽约的美孚煤油公司办事处就向国务院和马慕瑞提出控诉。如上所述，同吉尔斯比公司或德士古石油公司相比，美孚煤油公司的影响更大：威廉士海军上将通知总领事精琦士，今后“如有可能”，海军应该帮助美孚煤油公司发送电报。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精琦士，1926年8月17日。 ]
1926年8月，美孚煤油公司设在长沙的设施受到土匪的威胁，这一次海军又向这一公司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帮助。公司要求当地的中国当局派遣一支武装卫队，但是中国卫队没有及时赶到，因此美国“鸽子号”军舰派来一支由三人组成的警卫队，直到中国卫队出现之后才撤走。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四卷，第11742、11743页。 ]
8月底，“维拉洛波斯号”替换了驻在长沙的“鸽子号”。在“维拉洛波斯号”离开汉口前往长沙之前，舰长E·A·麦金太尔海军少校拜访了管辖长江流域的英国高级海军军官约翰·卡梅伦海军少将。卡梅伦想要“讨论一下为了保卫租界的安全，在将来必要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但是还没等这类问题出现，“维拉洛波斯号”就离开了汉口，8月30日抵达长沙。 [ 注：A·麦金太尔私人日记。引自托利著《长江巡逻队》，第126页。 ]
翌日，派驻该城主持工作的副领事范宣德(约翰·卡特·文森特)报告说，国民党部队不仅已控制全城，并且还要求“[外国]船只立即停止在湘江上的航运”。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四卷载有这份报告的副件。 ] 其实这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要求，因为到8月底，湘江的水位已经迅速下降，不久船只就根本无法航行。但是随着武昌被围困和汉口地区落于国民党控制之中，这一要求再次表现出中国人惧洋仇外的心理。霍夫海军少将在南京同领事戴伟士(约翰·戴维新)商谈后在8月31日抵达汉口。戴伟士认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局势十分黯淡，他说马慕瑞“对中国人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厌恶不堪”。 [ 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当时马慕瑞仍在适应中国变幻莫测的局势。 ]
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亚当斯仍在力图使国务院正视中国人征用轮船运载士兵这一问题。美国的态度是美国船只不能用来运载士兵，即使付钱也不能运载，不然的话，就将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亚当斯对这一立场是否合法深表怀疑，因为他注意到只要付钱，那么法国、意大利和瑞典的船只都予以运载。这位领事指出，中国人将继续征用商用轮船运载士兵，因为在四川境内除此之外就无法便当地运送士兵。另外，他还指出，美国在长江地区的海军部队不够强大，“无法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有效措施”。要解决保护美国轮船这一问题，就必须同英国和日本合作，“经常强有力地使用海军部队”。 [ 注：亚当斯致马慕瑞，1926年8月25日。 ] 亚当斯认识到美国政府的指导方针不允许执行最后这一措施，这就是美国对华总政策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一个明证。美国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这严重妨碍了派驻中国的美国领事官员和海军军官试图遏制征用轮船这种行径的努力。
马慕瑞没有详尽回答亚当斯的这一番意见，美国仍然坚持美国船只不管用任何方式运载中国士兵均为非法。对于与此同时在南方出现的局势，国务院没有采取行动。马慕瑞公使对梅厄和精琦士提出的建议表示同意，他向国务卿报告说，国民党正威胁要征收进出口税，这将使得1922年华盛顿条约中关于外国关税的规定失去效用。派驻中国的各位领事对这一可能出现的事态严加谴责，他们敦请凯洛格授权“采取果断行动……甚至给[由外国人管理的]广州海关提供海军保护”。国务卿凯洛格根本不赞成这种意见，他在由詹森起草的回电中表示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迅速同英国或日本讨论海军示威事宜”。 [ 注：精琦士致梅厄，1926年9月；凯洛格致梅厄，1926年10月5日。 ]
与此同时，汉口的局势也变得十分紧张，危若累卵。国民革命军已经渡过长江，并把汉口包围，但是吴佩孚的部队令人惊讶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样一来，国民党的炮舰也投入战斗进行增援，对武汉进行了炮击。霍夫海军少将一到汉口，立刻断定必须增派部队，他于8月31日要求再增派一些军舰。驻汉口的总领事罗赫德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霍夫和罗赫德都对武汉三镇以及附近地区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表示惊恐，因为这里聚集着大批外国侨民。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四卷，第11764页。 ]
马慕瑞很快就批准了汉口总领事的要求，答应增派海军部队。9月2日，威廉士答复说将向汉口派遣两艘驱逐舰。这位海军上将通知驻在烟台的美国“教皇号”和“斯图尔特号”驱逐舰“尽快加油并补充给养”，迅速驶向汉口。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9月1日和2日。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教皇号”和“斯图尔特号”舰长，1926年9月1日。 ] 局势十分危急，因此舰队司令发布了一项补充指令，授权驱逐舰以二十五海里的高速疾驶，尽管舰队已经缺油，他还命令这两艘驱逐舰日夜兼程，夜间也不准停泊，这可得担不少风险。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时局势已是十万火急。 [ 注：K·N·加德纳：“1926年至1927年长江战役的开端”，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五十八期(1932年1月)，第42页。 ] 同一天，霍夫还同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进行会晤，他们制定了派遣部队登陆以保护租界的初步计划。根据美国的政策，霍夫没有同他的外国同僚们签署协议。
汉口只有“鸽子号”和“帕洛斯号”两艘美国军舰，“伊莎贝尔号”正在上海维修，长江巡逻队的其他军舰则分散在沿江各地。这两艘炮舰已经调动部队，准备在汉口登陆，当时正在顺流而下的“埃尔卡诺号”也接到命令迅速赶往汉口。
英国和日本在汉口各有一艘驱逐舰和两艘炮舰，英国高级海军军官卡梅伦海军上将及其旗舰“蜜蜂号”也在汉口。此外，汉口还有两艘法国炮舰。长江中游的中国海军部队只有六艘属于吴佩孚的小炮舰。但是到了9月4日，这六艘炮舰已经投奔了国民党，掉转炮口攻打起自己过去的伙伴来了。
9月3日，外国登陆部队在汉口登陆上岸，他们迫在眉睫的任务是防止再有中国人涌进租界寻求避难。过去租界里的中国居民为六千人，可是到9月3日这一天，中国人估计已增加到十五万人。 [ 注：“蜜蜂号”有点稀奇古怪，它是一艘头尾相似的旧式低舷铁甲船，配有口径为六英寸的大炮。豪威尔还指出登陆部队耗费了大量人力：“‘鸽子号’军舰上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参加了登陆部队。” ]
同一天，国民党部队于早上七点向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发动了猛烈进攻。这时外国商团部队开始出击，海军部队在汉口登陆上岸。到上午九点，所有外国部队都已进入阵地，罗赫德汇报说已经制止了“潮水般的中国人，禁止他们再涌进租界和特区寻求保护”。“埃尔卡诺号”在驶近汉口的时候遭到了步枪的射击，但它没有还击，因为无法确定子弹来自何处。中午时分，“埃尔卡诺号”也驶抵汉口。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9月3日至4日。 ]
“斯图尔特号”和“教皇号”于9月6日一早抵达汉口，舰上的部队立即登陆。由于这支部队的到来，美国在汉口的登陆部队成为一支兵力最强的部队。 [ 注：很明显外国部队是由水兵组成，只有日本拥有二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北华捷报》，1926年9月4日。) ] 当天上午，这两艘驱逐舰的舰长同霍夫海军少将进行会晤，霍夫把“交战规则”告诉了他们。这些规则规定只有在弄确实射击点的时候才能还击；禁止胡乱射击。霍夫竭力想阻止他的部队介入战斗。9月5日，他拒绝了英国租界当局的请求，决定不派部队去保卫位于中国市区内的自来水厂。他指出自己的任务只是“保卫租界，除此之外，不能干别的”。这位海军少将所关心的是为外国人保留一块避难场所，而不是保卫租界本身。
1926年9月初爆发的汉口之战，对长江沿岸各地都有很大影响。四川局势变得更为动荡。9月5日，“摩诺克西号”舰长谢弗海军少校请求援助。驻在宜昌的美国“埃尔卡诺号”炮舰派遣了十八名士兵带着三挺机关枪搭乘一艘美孚煤油公司的轮船前往重庆。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四卷，第11769-11771页。 ]
中国人在武汉的战斗规模有限。虽然武昌进行了抵抗，但是汉口和汉阳都被“银弹”攻了下来：守城的官兵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抵抗，然后就接受贿赂和宽恕，投靠了国民革命军。汉阳的投降尤其重要，因为汉阳城里拥有中国关内最好的兵工厂。吴佩孚于9月6日晚上离开汉口，到第二天下午国民党就有效地控制了全城。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9月7日和8日。 ] 这样一来，吴佩孚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成为同国民革命军抗衡的一个主要对手了。现在华中地区仍同北伐军对抗的最重要的军阀是孙传芳，他的领地包括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从紧靠武汉东部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包括上海在内的滨海地区。
国民党政府企图立刻控制长江运输。蒋介石的司令部于9月15日发布命令，规定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实行宵禁，禁止任何船只在江面航行。白天所有船只必须“在汉口附近某些关卡”停船检查，违反这项命令的船只将“遭到炮击”。这项命令等于是封锁长江。亚洲舰队总司令命令长江巡逻队的船只对这项命令置之不理：美国军舰不能停船检查，如果受到攻击定将还击——只要能确定炮火来自何方。但是美国商船如果自愿的话，可以遵守中国的要求。英、法、日三国的海军司令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威廉士认为商人也应该拒不遵守中国的封锁命令，但他承认如果商人如此行事，他自己没有足够的部队给所有商人都提供保护。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6年9月19日。 ]
9月22日，海军部长柯蒂斯·威尔伯批准了这项不遵守封锁命令的政策。在外国的抵抗面前，蒋介石缩了回去，把检查外国船只的工作一直推迟到11月15日 [ 注：海军部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及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6年9月22日。 ] (事实上，整个检查计划在10月15日就被悄悄地撤了回去)。 [ 注：梅厄致凯洛格，1926年10月18日。 ]
在整个9月间美国军舰都遭到了射击。虽然“福特号”和“皮尔斯伯里号”驱逐舰在9月15日增援汉口的海军部队时没有遭到射击，但是在9月3日、5日、10日和14日，江岸上的中国人用步枪和机关枪分别向“埃尔卡诺号”、“斯图尔特号”、“教皇号”和“鸽子号”炮舰进行扫射。 [ 注：“皮尔斯伯里号”的登陆部队于15日夜里登陆。 ] “斯图尔特号”也卷入了9月10日的那起事件。这艘炮舰发现中国人设在宝塔里的一挺机关枪正在开火射击，它发射一发四英寸的炮弹摧毁了这挺机关枪。9月14日和19日的事件较为严重。在这两天，“鸽子号”都遭到步枪和机关枪的猛烈射击，14日这艘炮舰还遭到了野战炮的轰击。9日14日，“鸽子号”开火进行还击，19日的还击更为猛烈，一共发射了二千三百发枪炮弹。9日19日这一天，船上有三人受轻伤，炮舰共被击中一百多次。岸上中国人的伤亡情况无从知晓。 [ 注：亚洲舰队1927年年度报告，第二部分。梅厄在1926年9月18日致凯洛格的信中把这些事件通知了国务院。 ]
关于炮舰还击是否有效这个问题，在参加这些事件的人中至少有一人提出异议。R·C·萨特利夫海军上尉指出：“有关用还击的方式制止了开火的报告并非属实，实际上也许是因为船只驶出枪弹射程之外，而不是因为还击有效。” [ 注：萨特利夫：“在长江炮舰上执行任务”，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1935年7月)，第983页。 ] 但是在某些事件中还击确实能够奏效，“斯图尔特号”所遇到的事件就是一例。如果允许士兵开炮还击，这也会大大提高他们的士气。“斯图尔特号”大副记载过这样一种感受：“多么令人欣慰；多么兴奋快活！这些天来我们一直憋着一股气，忍受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射击，……一过汉阳就开始了还击。” [ 注：加特纳著《长江战役的开端》，第40页。 ]
罗赫德于9月10日向驻在汉口地区的广州兵指挥官就这些事件提出抗议。唐将军同意发布命令停止这种射击，但是这项命令毫无效果。 [ 注：罗赫德致马慕瑞，1926年9月10日，见国务院1926年9月13日发布的新闻稿。抗议实际上是由J·C·休斯顿领事提出来的。 ] 霍夫海军少将要求增派更多的部队，9月19日美国“皮尔里号”和“特拉克斯顿号”军舰受命离开上海前往汉口。这两艘驱逐舰事先接到警告“在汉口和九江之间可能遭到射击。如果能够确定射击地点，应予以同样的还击。”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6年9月20日。 ] 到9月26日，以汉口为基地的美国海军部队已拥有“鸽子号”、“埃尔卡诺号”和“帕洛斯号”三艘炮舰，还有“斯图尔特号”、“教皇号”、“福特号”、“皮尔斯伯里号”、“皮尔里号”和“特拉克斯顿号”等六艘驱逐舰。“伊莎贝尔号”仍在上海，因此霍夫就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总领事馆里。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9月26日。霍夫在“鸽子号”上悬挂他的将旗，他和自己的参谋人员住在英租界的“瓦根列茨”旅馆，并在这里进行了大量工作。 ]
重庆的局势也同样是持续紧张。到9月18日，排外情绪已经变得异常强烈，以致城里的英国侨民都逃到泊在“摩诺克西号”旁边的“梅春号”轮船上。患难之际人们往往在私下里进行合作，这次也不例外。由于英国领事当时正好不在重庆，瓦尔特·亚当斯和“摩诺克西号”舰长负责领导了撤离工作，“梅春号”轮船在一队美国水兵的护送下启航离港。 [ 注：1926年10月2日的《北华捷报》报道说，有七十六名英国居民撤离该地，他们的“住宅遭到了抢劫”。豪威尔指出有七十七人——“有美国人但大多数都是英国人”——离开该地(《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四卷，第11832页)。 ] 后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向国务卿表示英国政府非常赞赏这一行动，他指出只是因为“美国‘摩诺克西号’炮舰采取了行动”，重庆城里的英国侨民才得以免遭抢劫伤害。 [ 注：引自托利著《长江巡逻队》，第133页。 ]
汉口侨民也正在准备撤离。到9月15日，汉口附近已经停泊了四艘商船，以备必要时进行撤离之用。但是这里的局势还算比较平静，因此9月16日解散了外国商团武装，并撤出了大部分登陆部队，虽然“一小队海军卫队”仍留在美国领事馆里。 [ 注：梅厄致凯洛格，1926年9月17日。汉口本来有二百六十二名美国居民，但到10月1日只剩下“六十到七十人”，他们大多都集中在领事馆里。 ] 9月15日，卡梅伦海军上将对汉口局势已颇为放心，因此他逆流而上前往上游调查万县事件。
万县事件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和外国海军部队之间爆发的最为严重的血腥事件。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号”轮船打退了一批试图征用这艘轮船的中国军队。接着杨森将军就在万县为那些据说是在交战中死伤的中国军人要求赔偿。他于8月30日扣留了英国的“万通号”和“万县号”两艘商船，逼迫英方赔款。当时英国除“大甲虫号”炮舰之外，“野鸭号”炮舰和“嘉禾号”轮船也赶到万县。“嘉禾号”是一艘小型商用轮船，船上堆满了沙袋，并架起了机关枪。这艘轮船由英国“德斯派奇号”巡洋舰大副达利海军中校指挥，由一批全副武装的英国军官和水兵驾驶。“嘉禾号”一直驶到两艘被扣的轮船边上停了下来，准备把这两艘轮船和船上的六名英国军官搭救出来。
可是杨森将军却早已设下圈套，双方猛烈开火。商船上的五名军官被救了出来，另一名军官在凫水逃命时不幸丧生，但是达利海军中校和两名海军上尉军官以及四名士兵在战斗中中弹身亡，还有两名军官和十三名士兵受了伤。“万县号”和“万通号”轮船仍被扣在中国人手里，“大甲虫号”炮舰在一旁助战，它向万县城里发射了三十六枚六英寸的炮弹，据报道这次炮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英国船只也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在战斗中所有英国军官不是阵亡就是负伤，只剩下两名军官未伤皮肉，因此英国船只不得不撤离战斗。更为糟糕的是，战斗刚结束不久，“野鸭号”和“大甲虫号”就都触滩搁浅，“野鸭号”的创伤尤为严重。 [ 注：对万县事件最好的论述载于《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9月26日，第7-10页。另见豪威尔“万县之战”一文，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五十三期(1927年5月)，第527-533页。《中国年鉴，1928年》(上海：《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1928年)在第667、668页中描述了在这一事件爆发前所发生的事情。 ]
这次惨败使得英国人窘迫不安，同时他们也都气得七窍生烟。据说卡梅伦海军上将“大发雷霆，呼地把拳头猛击在桌子上，说道……再也不会有什么谈判可言”。英国人立刻开始准备再次向万县发动远征，但是后来这次远征根本没有成行。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四卷，第11783、11784页。 ] 万县事件是长江海军史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之后，外国军队再也别指望在他们的枪炮面前中国人只能是一退再退了。
万县事件使得整个四川的紧张局势急剧恶化。威廉士海军上将警告说，这一事件使得“整个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排外暴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万县城里的美国侨民全都撤离该城，转到宜昌城里。9月13日，应“摩诺克西号”舰长和重庆领事的请求，长江巡逻队司令命令上游地区所有美国商业船运全部停止。 [ 注：英国就万县事件向北京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没有请美国、日本或法国联合采取任何行动。这使罗赫德感到惊讶，他在给精琦士的一封信中也表示了这种惊讶。驻广州总领事回答说：“杰弥逊(詹姆斯·贾米森)爵士(英国公使)狂妄自大地拒绝接受任何援助……这真是幸运……因为如果他请求我们帮忙，我们都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精琦士致罗赫德，1926年10月1日)。 ]
“帕洛斯号”的登陆部队已于10日撤离汉口，由于宜昌爆发了排外骚动，这艘炮舰奉命赶往宜昌。“斯图尔特号”和“鸽子号”陪着它走了一阵，因为必须给它补充燃煤，还得护送三艘美孚煤油公司的轮船。舰队司令指出，“从四川撤出所有外国人”的必要性并非绝不存在。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9月26日。 ]
9月间，广州地区的事态发展同长江流域地带所发生的事件相比虽然不那么惊心动魄，但这些事态发展也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美国仍在执行一项同英国背道而驰的政策，那就是不干涉中国内政。1926年秋，华南地区所面临的两大问题是香港附近水域的海盗活动以及持续不衰的反英罢工和抵制英货活动。
2月间，美孚煤油公司的两艘油轮分别于18日和28日被海盗劫持。船上的美国人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美孚煤油公司用一笔钱把两艘船赎了回来，公司甚至没有把这一事件正式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9月10日。 ] 记录在案的美国船只被海盗劫持的事件只此一例，但是英国船只的目标却很大，经常遭到劫持，因此英国十分重视这类事件。另外，英国人还把抵制英货同海盗劫船相提并论。抵制运动常用小巡逻艇把英国船商和军舰团团围起来。英国请美国合作驱散这些小船，镇压海盗，并普遍加强对华南地区西方商人的保护。可是美国加以拒绝。凯洛格在一封由詹森起草的电报中通知马慕瑞，对于那些可以被认为并不涉及纯属美国航运利益的行动，美国政府概不参与。接着国务卿又通知英国大使，美国“无法参与”英国拟定的行动。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6年9月7日；凯洛格致英国大使(埃斯米·豪厄德)，1926年9月9日。 ]
威廉士海军上将同意这种观点，他通知国务院，他“认为没有必要”参加英国镇压海盗的计划。但是费迪南德·梅厄代办却指出，他很难向美国公民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不能象英国人那样享受保护，因为英国准备派遣那些到处都在的海军巡逻队保护英国人。9月14日，英国炮舰驱散了中国巡逻艇，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把罢工纠察队驱离了河道和码头”。 [ 注：梅厄致凯洛格，1926年9月9日和15日。 ] 在1928-1929年期间，如果美国拒绝参与，英国一般很少会在中国单独采取行动，这次就是很少的例外之一。尽管出现了种种波折，国民党政府最后还是于1926年10月9日同香港英国当局达成协议，结束了省港大罢工和抵制英货运动。 [ 注：雷麦在《中国的抵制运动》一书第101页指出，在1926年1月之后，上海的抵制运动没有什么影响。 ]
北伐战争在1926年下半年进展甚微。国民革命军打过长江之后遇到孙传芳部队的拚命抵抗，长江附近战事不息，烽火连天。因此，各种事件仍然经常引起长江巡逻队所属各舰的注意。10月28日，汉口总领事罗赫德指出美国战舰经常遭到狙击袭击，他说：“海军当局不得不一再忍让，竭力克制，不然早就彻底摧毁了岸上那些几乎每天都向美国军舰发动攻击的炮台。”他还指出，这些攻击都是“蓄意和预谋的”。 [ 注：罗赫德致国务院，1926年10月28日。 ]
10月4日，“埃尔卡诺号”和“鸽子号”炮舰以及两艘驱逐舰在江面上航行时没有遭到枪炮射击，罗赫德希望这将“表示广州人对美国军舰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 [ 注：罗赫德致国务院，1926年10月5日。 ] 确实，从此以后，在这一年内美国军舰没有遭到任何故意的攻击。但是9月28日，美国“宜林号”轮船在万县被杨森将军征用了一段时间。“宜林号”完全是自讨苦吃，因为霍夫海军少将早已命令停止所有美国商船在长江上游的航运，而“宜林号”却违反命令，从宜昌逆流而上，这才落入杨森手中。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6年9月30日。霍夫是否有法律权力来控制商业交通值得怀疑，但他指挥的炮舰通常足够用来执行他自己的命令。 ]
这次扣船事件明显地加强了海军的禁止航运立场，因为“摩诺克西号”舰长于10月8日从重庆报告说：“为了防止被杨森作为航运工具，……所有悬挂外国旗的商船事实上都已停止了在宜昌和重庆之间的航运。”10月9日，“帕洛斯号”也从宜昌发出一份类似的报告。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10月25日。 ] 但是10月25日，美最时轮船公司又有一艘“齐莱号”商船企图在上游航行，同样也被扣留征用，虽然征用的时间同样很短。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五卷，第11919页。 ] 这些事件都使得海军军官和领事官员更加厌恶美最时轮船公司。
英国人力求同中国人取得和解，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加强自己的亚洲分舰队的实力。10月7日，斯坦利·鲍德温首相指出：“我们将不背离我们力求和解、竭力忍耐的政策。”但他还指出：“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我国同胞的生命财产。”到10月底，英国已从地中海把数艘驱逐舰和三艘巡洋舰调到中国。 [ 注：《北华捷报》，1926年10月16日。鲍德温是在议会发表演说。军舰的活动都可自由报道，例如《北华捷报》1926年10月16日和23日都有报道。 ]
11月初，军阀部队又把国民革命军赶到长江以南，这时九江又受到了威胁。11月4日，“鸽子号”和“特拉克斯顿号”协助把一支英日美三国联合部队运到九江登陆，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卫租界地区。11月5日，“伊莎贝尔号”也赶到九江，但是这里并没有出什么乱子。11月7日，美国把水兵从九江撤了回去。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12月7日。国务院有关评论载于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11月6日和8日。 ] 在这之后，杨森将军试图在万县实行封锁，以求征“税”。但是由于“皮尔斯伯里号”于12日赶到万县，杨森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五卷，第11948页。 ]
11月上半月，长江上游的航运仍然是“几等于零”。美国公使馆十分担心这样长期下去就会造成一种先例，因此月底公使馆警告说不应长期中止美国的船运工作，不然美国就将放弃一项合法特权。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11月15日。 ] 马慕瑞承认海军的工作十分出色，值得称颂，尤其是驻在重庆的“摩诺克西号”炮舰更是成绩辉煌。但是如果今后继续向商船派遣武装卫队进行护航，将来很有可能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为了消灭另一可能引起冲突的因素，这位公使敦促允许美国轮船运载那些付钱买票的中国军人。他据理力争，指出万县事件已经证明今后很难再用武力来维护江面上的航行自由。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11月29日。 ]
马慕瑞的电报表明他对长江沿岸各地动荡不安的局势深表不安。海军对此也是十分焦虑，舰队总司令命令“教皇号”和“特拉克斯顿号”留在汉口过冬。“特拉克斯顿号”于11月30日到达汉口，“教皇号”正赶上低潮，它于12月1日抛锚泊船。 [ 注：一到汉口，低水位就使得这些船无法朝任何一个方向驶出很远。 ]
汉口现在已由国民党控制，国民革命军部队经常骚扰城里的英、日两国租界。11月27日，罗赫德汇报说，武装士兵“几乎每天都组成一百人到五百人的队伍，在外国租界里大步穿行”。罢工也时有发生，有时则是进行罢工威胁。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11月29日。 ] 11月29日，英国人派遣“凯佩尔号”驱逐舰在汉口过冬，这艘驱逐舰运来三十六名海军陆战队员加强租界里的驻军部队。据报道，汉口的排外情绪“日甚一日”，人们发现“反基督教骚动是这场排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注：《北华捷报》，1926年12月4日。另见1926年12月1日至3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梗概》，第17-19页。它还指出在汕头的美国人跟英国人不同，他们跟佣人仍然没有矛盾。(“萨克拉门托号”舰长致华南巡逻队司令，载《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12月10日。) ]
12月第一周，长沙雅礼学院的学生再次罢课，这次罢课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露出这种排外情绪。罢课学生的目标是雅礼医院，这所医院已被正在进行罢工的“护士和苦力”占领。副领事范宣德和麦金太尔海军少校威胁要派遣一支海军部队登陆，把罢工分子赶出大楼，这才使得医院重新开放。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12月31日。这份报告是“维拉洛波斯号”舰长麦金太尔海军少校提交的。 ] 12月中旬，中国部队试图在离宜昌以北不远的地方征用一艘美国轮船，但是“埃尔卡诺号”也进行了威胁，这次威胁同样奏效，有效地阻止了中国部队征用这艘商船。 [ 注：《北华捷报》，1926年12月18日。 ] 但在12月26日，美国又不得不派遣一艘驱逐舰去保护设在汉口以东五英里处美孚煤油公司的大型储油库，因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威胁要接管这一油库。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五卷，第12001页。 ]
秋季，下游的局势相当平静，虽然随时都有可能出什么乱子。举例来说，11月25日，停泊在南京港的美、英、日三国军舰的指挥官举行了会议，他们讨论了在爆发排外事件时应采用什么信号以及怎样登陆的问题，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 注：这几艘军舰是美国“教皇号”、英国“野天鹅号”和日本“势田号”。 ] 12月初，美国领事向奉命在南京过冬的“福特号”驱逐舰舰长建议船上的信号官去美孚煤油公司经理家里拜访一次，“这样他就能熟悉经理家的方位，同时你还应该把信号灯和电池送到岸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可以向你传递情报。”戴伟士领事提起“南京防卫计划”，他说，美孚煤油公司经理家“藏有滑轮……可以助人爬下城墙”。 [ 注：戴伟士致V·P·拉思本上尉，1926年12月18日。 ] 美孚煤油公司经理的夫人也谈到了这些防范措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发生。……因此明天我们必须在阁楼窗外挂起信号灯，并拴上一根粗绳子……以备逃跑。” [ 注：艾丽斯·霍巴特：“南京发生的事情”，载《哈泼斯》月刊第一百五十五期(1927年7月)，第136页。 ]
上海代理总领事高思和当时正在城里的美国海军军官、“艾什维尔号”舰长出席了外国领事官员和海军军官同工部局一起举行的一次会议，共同讨论城防计划。工部局要求备有一支四千到五千人的登陆部队。威廉士海军上将认为没有必要准备这么庞大的部队，但他也认为卫城部队确实有必要加以扩充。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上海将成为国民党排外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 [ 注：“艾什维尔号”舰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6年12月10日。克宁翰于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休假，在此期间高思代替他的工作。 ]
“艾什维尔号”舰长估计当时驻在上海的军舰可以运送九百到一千人登陆，这支部队足够对付当时的局势。霍夫海军少将对迫在眉睫的国民革命军接管上海一事看得比较严重，他计划于1月1日搭乘“伊莎贝尔号”炮舰从汉口前往上海。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12月19日。只是由于那年冬天水位不同寻常地升高，“伊莎贝尔号”才有可能逆流而上走了这一趟。 ] 亚洲舰队司令对上海局势也深表关注，12月22日他命令当时正在上海的“布尔默号”驱逐舰舰长把四万发小武器子弹转交给美国“商团”上海连连长。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美国海军“布尔默号”和“艾什维尔号”舰长，1926年12月22日。一位名叫威廉·索尔的“上校”担任“商团”美国连连长。 ] 凯洛格国务卿认识到很可能出现增援的必要，但他警告马慕瑞和高思：“应该明确不误地认识到”，任何登陆部队都将“只用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国务卿明确指出，不能用“上海的海军部队来保护[公共]租界的完整”。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6年12月23日。海军部长也向威廉士海军上将重复过这一点。英国的反应比较积极：英国又向中国调派了八艘驱逐舰和三艘巡洋舰。(《北华捷报》1926年12月24日。)其中两艘巡洋舰“绿宝石号”和“企业号”是从驻在新加坡的东印度中队调来的，其他几艘军舰都从地中海调来。 ]
年底时分，杨森将军的部下郑泽文[译音]将军投靠了国民党，这一事态发展对长江沿岸的外国海军军官来说似乎是颇受欢迎。因为这样一来，杨森不得不被迫离开万县往北撤退，这样他就离开了长江。 [ 注：N·W·亚伯拉罕(美国海军“特拉克斯顿号”)海军少尉致长江巡逻队司令，1926年12月16日。亚伯拉罕是在美孚煤油公司“梅云号”油轮上担任武装卫队指挥从汉口驶向上游时得到这一消息的。 ]
与此同时，亚洲舰队大部分军舰在威廉士海军上将的指挥下都已转到菲律宾进行例行冬季维修和训练。在12月最后一个星期，美国“匹兹堡号”巡洋舰接替美国“休伦号”军舰担任舰队旗舰。 [ 注：亚洲舰队1927年年度报告，第2页。 ]
1926年间，海军在中国的活动并没有得到所有有关人士异口同声的称赞。举例来说，设在四川成都的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团向它在国内的委员会建议“撤回所有炮舰”。 [ 注：《舰队情报报告》，1926年11月15日。 ] 9月16日，博拉参议员在纽约发言时对不得不派遣海军去执行任务深表遗憾。他警告说：“现在你在中国再也不能象7月间[？]那样开枪把人打倒，看着一个民族象挨了鞭子的奴隶一样低头哈腰，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接着，博拉参议员更有远见地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主宰或征服四亿人民。” [ 注：博拉在全国犹太妇女委员会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1926年11月17日，第一版。 ]
罗赫德的看法比较贴切。他指出：“美国海军提供了卓有价值的服务。”并指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危险时期，海军军官和领事官员就“有关美国社团的福利以及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的各个问题都竭力进行了合作”。 [ 注：海军作战部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和长江巡逻队司令，1926年12月16日。 ]
1926年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开会，讨论修改中国和1922年华盛顿会议其他与会国之间的关税条约问题。出席1926年会议的美国代表是银行家兼外交家赛拉斯·斯特朗。1926年9月，他向国务卿直陈己见，讨论了外国干涉中国是否有效这个问题。斯特朗并不认为外国干涉长期下去会取得什么胜利，相反，武装干涉将会破坏中美贸易，这种干涉不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另外，外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因此是否能够就一项共同干涉行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是值得怀疑的。斯特朗非常实际地指出，大规模的干涉将迅速把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即使这种干涉起先会获些小胜，但要取得成功势必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项任务“将比菲律宾问题远为困难”。
斯特朗确实也敦促美国应该保持一种“坚定而坦率的态度”。 [ 注：斯特朗致凯洛格，1926年9月16日秘密备忘录，第19、22页。 ] 这些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与美中关系有关连的官员们所表示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反映出美国很难在远东执行一种既能保护美国公民又不影响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现实和一贯不渝的政策。这种情况之所以会产生，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决策过程所受的影响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在这一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美国决策活动可能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英国已经不再支持北京政府，而是转而支持广州政府。这一点在1926年12月18日的“圣诞节备忘录”中已有阐述。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给华盛顿条约签约国的一份声明中，阐明英国的政策是在不“坚持先得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基础上”，同中国“谈判讨论修改条约和其他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英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且承认外国列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地位势将衰退这一事实。 [ 注：引自G·E·哈伯德著《英国的远东政策》(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院，1943年)，第86、87页。 ]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美国认为它对中国持有一种比较特殊、比较强调道义责任的立场，这也妨碍了决策工作的顺利进行。美国所奉行的政策是力求避免在华美国侨民卷入中国的政治斗争，但这并不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政策。由于这项政策遭到失败，因此海军就经常被迫在中国采取行动。
当中国人企图对通过虎门炮台的外国船只加以限制时，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回答道：“美国海军军官迫切希望能够竭尽全力维护并加强……友好关系。”这句话真实地概括了海军1926年在中国所从事的活动。但是他接着又说，应该十分明确地理解如果出现“任何紧急情况……美国军舰就必须前去执行任务”。 [ 注：精琦士致陈友仁，1926年10月5日。 ] 在随后的一年之中，美国海军经常奉召“前去执行任务”。1927年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爆发了大革命运动中威胁性最大的排外事件和反美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