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第十六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英国历史进入了长期的、承先启后的、迅速发展的时代，即进入了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担任首相的时代。这两位伟大的议会活动家在一八六八年到一八八五之间交替掌权，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的领导权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挑战。
迪斯雷利于一八八一年去世 ，在此之前，他和格拉德斯通的激烈较量一直占据着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二人都有很大的能量，他们的雄辩之才成为人们在下院开会时的注意中心，斗争的每一个回合都引起全国的议论。他们的政治分歧并未超过一般的两党分歧。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如此尖锐，造成如此深刻的对立情绪，是因为他们具有迥然不同的性格和脾气。迪斯雷利私下写道：“后人将对格拉德斯通这个寡廉鲜耻的疯子作出公断。他明显地集嫉妒、记仇、虚伪和迷信于一身；他无论是在说教和祈祷，还是在夸夸其谈或舞文弄墨，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全然不是一个绅士！”格拉德斯通对迪斯雷利也有同样尖刻的评价。他说，迪斯雷利的原则是“虚伪的，但是，此人比他的原则更加虚伪。……他腐蚀人们的思想，讨价还价时贪得无厌，为了保持自己的影响而挑动人们的感情、偏见和自私心理……他赞成王权可有不符合宪法的倾向，从而削弱王权；同时，他不惜任何代价去博得民主的美名，从而削弱宪法。”格拉德斯通声如洪钟，鹰眼明亮，颇有感人的力量，迪斯雷利则神采飘逸，措辞严谨，随机应变。他们就是这样逐鹿争雄于下议院。
格拉德斯通在一八六八年出任首相时，人们认为他是谨慎而又节俭的统治者，已经成为老练的自由党改革家。这只是他的才能的一个方面。他不仅自己常常极端愤慨，而且还能激发选民的义愤，这使他逐渐成为十九世纪最有争议的人物。在讨伐巴尔干国家和爱尔兰的两次运动中，他的口号是，作出政治决策时必须有是非观念和道义标准。他反复阐述的这个口号被人指责为虚伪的主张，因为他的政策往往明显地有利于自由党。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客观的。在他的讲话中常常洋溢着传道士的精神，他宁可分裂自由党，也不愿放弃是非标准。他在同意爱尔兰自治之后不久，便对他的助手威廉·哈考特爵士说：“我即使变成孤家寡人，也要继续干下去。”这种精神不利于团结，将使自由党分裂，但它为格拉德斯通在他追随者心中赢得了极其崇高的地位。
为了对付格拉德斯通，迪斯雷利需要使出自己的全部勇气和智慧，他在这两方面得天独厚。许多托利党人不喜欢也不信赖他的改革主张，但他能以高超的手腕左右同僚。就统治政党的艺术而言，他是举世无双的。在他的各种观点中，有玩世不恭的成分，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一丝道义上的热情。劳动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为了实际利益而依附于教会、王室、帝国和贵族，这种利益可以用来为政党服务，至少他是这样看的。他一直没有同英国的生活方式完全协调起来，终生保持着超脱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年轻时就对英国社会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大概正是这种能力使他测出了当时的政治潜流。他长期被自己的政党束缚着手脚，最后却带领它在大选中获胜，得到他盼望已久的权力。
格拉德斯通认为，迪斯雷利把女王拉到了保守党一边，他肆无忌惮地利用个人魅力，采取危及宪法的行动。这种看法是使他们彼此为敌的主要因素。格拉德斯通成为首相时，维多利亚仍在为一八六一年逝世的阿尔贝特亲王服丧，过着半隔绝的生活。格拉德斯通企图加强君主的地位，最后出于一片好意，打算让女王的长子担任爱尔兰总督，可是女王对这一切十分反感。他始终对女王毕恭毕敬，却无法为他和女王的关系注入一丝热情。据说女王有一次说，他同她讲话时象对待世人一样。迪斯雷利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他宣称：“英国宪法的原则不排除君主的个人影响，否则，人的本性也要妨碍这些原则的实现。”他经常给女王写信，设法使她摆脱在丈夫死后所陷入的痛苦和孤独境地，迎合她参与决策的愿望。在一八七七年五月东方危机的高潮中，他在有关内阁各种看法的报告中最后写道：“政策应由陛下来定，首相将坚决执行。”对维多利亚来说，这种尊敬的态度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她抱怨说，格拉德斯通执政时从不对她讲任何事情。假如他在一八八〇年以后多向女王汇报，女王的不满可能就会转移到在野的保守党身上。从那时起，她便对自由党政府没有好感。她厌恶格拉德斯通，对自由党日益强烈的激进主义倾向十分反感。实际上，双方并无恶意。格拉德斯通小心地避免女王成为政治议论的对象，并尽量不让公众知道他和女王的不和。他曾抱怨说：“女王足以毁掉任何人。”虽然关系并不融洽，他还是耐心地为女王效劳。由公众根据自己的愿望选举政府的制度，必然削弱国王的个人权力。尽管维多利亚偶尔表现出某种倾向，她仍然是立宪制度下的君主。
格拉德斯通经常说，他在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四年之间领导的内阁是“历来最好的统治工具之一”，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这届内阁进行了一系列拖延已久的改革。这六年是黄金时代，自由党运动仍在无拘无束地向前发展，个人主义原则和放任主义在搜索和摧毁着十八世纪统治制度的残余痕迹。政府机构，军队、大学和司法界纷纷受到攻击，地主阶级的统治开始崩溃。公职不可阻挡地逐渐交给才能出众而勤于职守的人。詹姆斯·米尔所说的“邪恶势力集团”的权力逐渐缩小。自由主义是原则，放任政策是方法。没有必要扩大政府的权力。中产阶级终于得到了同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权力。格拉德斯通的上台适逢其时，大选的全胜和全国成熟的改革条件为他提供了机会。自由党团结一致地支持他，这在双方的力量均势中是罕见的时刻。他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明显的错误，但它象后来几十年里的所有教育措施一样，标准和实行范围得到了统一。他首先处理爱尔兰问题。他在哈瓦登的家宅里接到女王传他进宫的手谕时说：“我的使命是平定爱尔兰。”他不顾强烈的反对，抛弃自己昔日保护财产和国教信仰的原则，在一八六九年取消了爱尔兰新教教会的正教地位，翌年又颁布了《土地法》，企图防止毫无道理地收回佃户租种的土地。然而，平定爱尔兰并非易事。
在英格兰，政府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已经升任财政大臣的罗伯特·洛在一八六七年的选举改革之后说过：“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选民至少应该能够读书写字，政府为他们开辟了获得更多知识的途径。由于选举权的扩大以及自由党的支持者普遍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全国各地办起了小学。这一成绩是W．E．福斯特的《教育法案》在一八七〇年通过之后取得的。当然，这个法案象以后几十年里的所有教育措施一样，由于派系隔阂和纠纷而受到影响。同时，英国政府机构杜绝了任人唯亲的做法。从此，只有通过考试竞争的人才能加入新的统治阶级，这种考试非常重视考生的知识。这时的晋升阶梯是能力，而不是财产和社会关系。次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取消了所有的宗教宣誓手续。它们接纳天主教、犹太教、非正统教派和不信教的年轻人。长期以来，古老复杂的法律制度对诉讼当事人是可怕的难题，也是律师的觅食途径。法院合并以后，这套制度实现了简单化和现代化。《司法条例》标志着这个重要的长期改革运动到了最后阶段。数百年来，起诉人往往必须就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法院同时起诉。如今建立了唯一的最高法院，它适当地分为几个法庭，诉讼程序和方法也统一起来。从爱德华一世时代遗留下来的官职在彻底的改革中荡然无存。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大概最使格拉德斯通满意的是，政府奉行着紧缩开支和低税的政策。
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挫折和耻辱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伟大的威灵顿公爵的战略战术在低能儿的手中已经不适用了。普鲁士军队在法国的胜利使军政人士大为吃惊。陆军部早就应该进行改革。这个任务由格拉德斯通的国务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执行，他是军队改革的栋梁之一。总司令剑桥公爵反对任何改革，女王咨询枢密院之后无可奈何地发出一道敕令，要他服从国务大臣的命令，于是改革的初步措施才得以实现。鞭笞制度被废除。《兵役法》缩短了服役期，这样可以扩大预备役军人的队伍。一八七一年，卡德韦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他经过同军方人士的激烈斗争，禁止了购买军阶的做法。步兵重新配备了马蒂尼－亨利式步枪，部队的建制也以郡为单位进行了改编。陆军部受到彻底检查，不过，尚未建立总参谋部。
这些辉煌成就都是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取得的。然后钟摆便开始往回摆动，这在英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重大的改革总是触怒庞大的利益集团。国教徒受到几条措施的打击，非正统教徒没有从《教育法案》中得到任何好处，军队和宫廷也忌恨卡德韦尔的改革措施。劳动者阶级不久前根据《选举法案》才获得选举权，可以秘密而不受威胁地投票，此外别无所获。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代价同美国解决“亚拉巴马号”争端的行动虽系明智之举，但对于在帕默斯顿政权下长期勒紧裤带的英国人民来说，它却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开始怀疑格拉德斯通没有尽力保护英国的利益。经自由党节欲派的提倡而起草的《售酒特许条例》未获通过，它激怒了酒业利益集团，使他们和保守党结成了联盟。格拉德斯通不久便抱怨说，他被“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洪流”冲下了台。迪斯雷利的雄辩之才此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如此描绘了格拉德斯通内阁：“女王陛下的这些新大臣象一些吸毒者，他们对爱尔兰出现的劫掠和混乱现象尚不感到穷于应付，反而开始攻击每一个制度，每一个利益集团和每一个阶级，向全国挑战。……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难看出，政府不是在励精图治，而是在肆意胡来。这种人为的刺激消失了，病态的发作也结束了，他们瘫软下来。有些人陷入悲怆之中，他们的魁首则时而发出威胁，时而唉声叹气。我坐在下院政府大臣席的对面，大臣们使我联想到南美海岸的一段并非十分独特的景色，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已经喷发的火山。那些山顶上毫无生气，没有一丝火焰，但那里仍然很危险，时常发生地震，大海也时时发出可怕的怒吼。”
尽管如此，格拉德斯通领导的第一届政府仍在英国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不过当国会在一八七四年解散时，自由党再也没有多少新的观点可以阐述了。竞选时，格拉德斯通提出废除所得税制度(当时的所得税是每镑三便士)，后来他由于未能实现这个目标而终身引为憾事。可是，全国在选举中都反对他，使他竞选失败。于是他开始过半隐居的生活，同时认为自由党提倡的伟大的改革工作业已完成。他的大多数辉格党朋友也同意这种看法。激进派却不这样认为，但他们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这位年迈的伟人”不久将在风暴中重返政界，这场风暴将打破英国社会的传统和政治分野，其彻底性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当格拉德斯通在哈瓦登以锯树和撰文论述荷马为消遣之时，他的强大敌手迪斯雷利趁机夺取了权力。迪斯雷利早就盼望得到最高权力。二十五年来，他是下议院的保守党领袖，如今已逾古稀之年。他的身体从来不壮，到了晚年，他由于妻子病逝而感到孤独，而且患有痛风和其他疾病。他说：“权力，它对我惠顾得太晚了。……有时我清晨醒来感到自己能够改朝换代，可是这一切已经过去了。”他一再面临复杂的问题。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的皮尔政权以托利党的灾难而告终。此外，托利党已经近五十年没有掌权了。它被称为保守党，它的成员被讥为埃尔登、西德默思和其他托利党老顽固的继承人，如今它必须应付民主化的选民。扩大选举权虽是这位保守党领袖所首倡的，但它仍是“轻妄之举”。然而，迪斯雷利却充满信心。他仍然忠于自己二十多年前发起的新英格兰运动的精神，从不相信英国的劳动者是激进分子或是打算摧毁现存制度的人。他清楚地意识到，虽然许多新选民赞同传统、连续性以及有秩序的社会发展，但是这种感情在下院保守党普通议员的消极影响下决不会发展成有利于选举的因素。他不仅需要争取选民，还必须改革自己的政党。
早在格拉德斯通下台之前，迪斯雷利就开始了他的运动。他致力于社会改革和新的帝国观念这两个问题，这两把尖刀都刺中了格拉德斯通的要害。格拉德斯通对帝国从来不感兴趣，他虽然慷慨激昂地保卫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而对他们的物质要求却全然不顾。迪斯雷利则宣布：“大臣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人民的健康。”自由党人嘲笑这是“污水政策”。迪斯雷利在执政后的第一次国会会议期间，着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幸运的是有一些理想的同僚，其中内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具有超人的能力。会议通过了《工会法案》，使工会几乎有了百分之百的行动自由，《工匠住宅法》是解决住房问题的第一个措施，《食物和药品销售法》和《公共卫生条例》终于使英国有了合理的卫生法规。迪斯雷利成功地使大多数保守党人相信，选民的真正需要包括改善卫生条件和住房条件以及自由组织工会，而且，保守党完全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矿工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说：“保守党在五年里为工人阶级谋得的福利超过自由党执政的五十年。”此话确实有些道理。格拉德斯通为促进社会福利奠定了基础，但是迪斯雷利首先迈出了可观的一步。
保守党新纲领的第二部分，即加强帝国的部分，也是在迪斯雷利上台之前开始执行的。格拉德斯通在军事方面紧缩开支，在欧洲缩手缩脚，对帝国的兴衰漠不关心，英国人对这一切非常反感，他们日益关心大英帝国的强盛。迪斯雷利的方针完全适应这一新潮流。他在谈到殖民地问题时说：“我认为，如果允许殖民地自治，那么这应作为加强帝国的伟大政策的一部分。在允许自治的同时，应实行帝国的关税制度，保证英国人民有权使用属于君主管辖的无主地，还应制定军事法规，明确规定保护殖民地的责任和手段，规定英国在必要时有权要求殖民地给予帮助。而且，还应该在伦敦建立一个委员会，使殖民地同宗主国政府保持不断的联系。可是，这一切措施统统被删掉了。主张删去这些措施的人(我认为他们的看法是直率的)认为，英国殖民地是我们的负担，甚至我们同印度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从经济角度看待一切问题，完全忽略了国家强盛所依靠的道义和政治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区别人和动物的根本标志。
“然而，自由党执政时要瓦解大英帝国的企图结果如何呢？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殖民地支持宗主国。它们决定，不许任何人瓦解大英帝国。我以为，英国的大臣如果放过尽力振兴殖民帝国的机会，对于可能成为英国宝贵力量源泉的殖民地的支持态度不作出响应，他就未尽职守。”
起初，迪斯雷利一帆风顺。苏伊士运河已经开放了六年，改变了英国的战略地位，好望角不再是通往印度和远东的必经之路。令人奇怪的是，外交部迟迟未能看清这个明显的事实，不止一次地错过了控制这条水路的机会。一八七五年，迪斯雷利代表英国政府以四百万英镑收买了土耳其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运河股票。这位总督已经破产，乐于出售，他的股票几乎占股票总数的一半。通往印度之路得到了保护，对英国海军优势的潜在威胁从此消除，而且，对将来十分重要的是，英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埃及的政治事务。翌年，维多利亚女王兴高采烈地被拥戴为印度女皇。格拉德斯通决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下一代的帝国主义者也不会如此行动。迪斯雷利以东方的方式或者说以神奇的手段扩大帝国，他强调帝国象征的重要性，重视帝国的门面，这一切使他的政策放射出令人浮想联翩的光彩，这是后人没有做到的。他的目标是，使曾经被他称为“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的殖民地，象钻石一样闪闪发光。但是，欧洲出现了新的风暴，它影响了这个伟大的计划。
一八七六年，东方问题再次爆发出来。英国军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指挥不力，外交官在和谈中也同样做出了蠢事。大部分巴尔干国家仍然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人们企图改善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省份的统治，结果由于苏丹的固执和这个任务的艰巨而未能如愿以偿。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由于痛恨土耳其人而团结起来。可是，起义并不会带来持久胜利的希望，因此他们长期盼望沙皇解放他们。这使英国政府进退维谷。虽然坎宁在小小的希腊王国作过尝试，英国政府尚未认真考虑过建立独立的巴尔干国家的可能性。要么支持土耳其人的统治，要么让俄国势力长驱直入巴尔干国家并取道君士坦丁堡进入地中海，二者之间似乎可以选出一条上策。后一条路是早已存在的威胁。如今爆发的起义，使迪斯雷利面临着英国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所陷入的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起义。四十年以后，刺客的子弹在那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结成三皇同盟，它们建议强迫土耳其作出重大改革。迪斯雷利和他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反对这些计划，他们说：“其结果必然是土耳其的解体。”为了表示英国支持土耳其，一支舰队被派往达达尼尔海峡。不久以后，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暴行的消息葬送了英国的这些外交行动。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崇拜土耳其人，因而向迪斯雷利作出错误的报告，使他未能了解到公众舆论的强烈波动。七月份，迪斯雷利在国会答辩时，竟然怀疑“一个东方民族是否大规模地实行了酷刑。我相信，他们很少使用酷刑，他们处理罪犯往往采取更为简单迅速的办法。”这种揶揄的腔调使格拉德斯通的强烈道德观念变成了猛烈而愤怒的行动。
格拉德斯通发表了著名的《保加利亚暴行与东方问题》的小册子，猛烈攻击土耳其人和迪斯雷利政府。“让土耳其人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带走他们的祸害吧，就是说让他们撤走吧。我希望，他们的警官、村长、指挥官、副总督和总督等军政人员统统从他们践踏和玷污的省份扫地出门。只有彻底清除他们，只有这种最幸福的解放，才能告慰无数的亡灵，才能补救被蹂躏的妇女、少女和儿童的贞洁。……欧洲监狱里的每一个罪犯听到这些暴行，都会怒发冲冠的。这些暴行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尚未受到惩罚。造成这些暴行的邪恶而强烈的情绪依然存在，这些暴行可能在浸透鲜血并充满血腥气味的土地上，在被各种罪行和可耻的行为所污染的空气中，结出更残暴的果实。没有哪届政府犯下这样的罪过，也没有哪届政府这样难以改正罪过，这样难以悔过自新。”在这次抨击之后，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迪斯雷利已经得到这个封号)甚至公开说，格拉德斯通比保加利亚暴行更为可恶。
同年年底，列强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英国代表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这次会议上初露外交才能。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伟大仆人威廉·塞西尔和詹姆斯一世的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直系后代，他的名字也叫罗伯特·塞西尔。二十多年来，他在上、下两院一直苛责自己的上司。他经过长时间的内心反省才加入迪斯雷利政府。在执政期间，二人渐渐志同道合。索尔兹伯里的广博知识补充了迪斯雷利的洞察力。他当过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后来担任外交大臣，注定成为迪斯雷利之后的保守党领袖。他在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起草了改革纲领，但土耳其人予以拒绝，其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改革热情并不完全代表英国首相和政府的看法。代表们各自回国，欧洲等待着俄国同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这场战争在一八七七年夏天爆发时，英国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起初，格拉德斯通对土耳其人的攻击颇得人心，如今人们指责他是一个亲俄分子。土耳其人进行着英勇的抵抗，他们在保加利亚的普莱夫纳更是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但是，大批俄军逐月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英国公众的情绪则随之日益高涨。一八七八年一月，俄军终于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英国的社会舆论达到了沸点。当时杂耍剧场里最流行的歌曲是：
我们不想打仗。
啊！若须上阵，
我们有军舰、士兵，还有金钱！
以前曾同俄国熊较量，
我们是真正的英国人，
决不让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
在一番推诿之后，英国政府于二月下令一支铁甲舰队驶入金角湾。这支舰队在马尔马拉海同俄军剑拔弩张地对峙了半年，没有交战。俾斯麦说，鲸鱼同大象怒目相视。
土耳其在三月同俄国签订了《圣斯特芬诺条约》。奥地利外交大臣安德烈絮愤怒地称该条约为“正统的斯拉夫布道”。它使俄国实际上控制了巴尔干国家，这显然是其他列强不能接受的。战争的乌云又开始聚集，反对备战的德比勋爵因此辞职。索尔兹伯里勋爵继任外交大臣，他立即开始召集列强会议。代表们于六、七两月在柏林开会。安德烈絮、比肯斯菲尔德、俾斯麦和俄国大臣戈恰科夫垄断着会场。这四个人的外交才能联合起来，将是难以匹敌的。会议的结果是，俄国放弃了她在《圣斯特芬诺条约》中暂时获得的大部分利益。她保留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因此领土扩大到多瑙河口。可是，她打算控制的辽阔的保加利亚却分成了三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获得真正的独立。其他地区则归还了土耳其苏丹。奥匈帝国(此时我们应称之为哈布斯堡帝国)得到了占领并统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作为补偿。英土两国还单独达成协议，英国从中得到塞浦路斯。保证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完整，土耳其苏丹则再次保证进行适当的改革。比肯斯菲尔德从柏林回国，宣称他实现了“体面的和平”。实际上，他确实暂时避免了战争。俄国在巴尔干国家受阻之后，暂时把目光从欧洲转到远东。迄今有许多人指责柏林会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导火线，其实，当时各国面临的东方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只能是暂时的。客观地说，柏林会议为欧洲带来了三十六年的和平。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比肯斯菲尔德在他的仕途中登上了顶峰。可是不久以后，命运女神对他收敛了笑容。一八七九年，他在南非和阿富汗奉行的过激政策导致英军一个营在伊桑德尔瓦纳被祖鲁人消灭，使英国驻喀布尔公使馆的人员遭到屠杀。英国政府对这两次较小的灾难及时地进行了报复，但他们却为格拉德斯通猛烈攻击政府提供了新的炮弹。他的攻击在一八七九年秋随着“中洛锡安攻势”达到了极其激烈的程度。他谴责“狭隘、狂躁、恐吓和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它利用了人们的利己主义和自尊心”。他主张英国遵循一条崇尚道德和主持正义的道路，摆脱利己主义的羁绊。英国的目标应该是使受压迫人民实现自主，发扬“列强协力维护欧洲和平”的真正精神。他不断论述的主题，是国家政策以道义标准为基础的必要性。他在达尔凯思说：“请记住，在上帝的眼里，阿富汗山村在大雪纷飞中的圣洁生活是不可侵犯的，正象你们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一样。”这个重视道义的要求激怒了保守党人，他们强调要在各地维护和促进英国的利益，要加强英国在各地承担的责任。他们还说，比肯斯菲尔德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力量和威望。
但是，格拉德斯通的种种论点十分有力，精疲力竭的比肯斯菲尔德政府难以招架。而且，这个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遇到了经济危机，它对工业影响很大，对农业则是毁灭性的打击。比肯斯菲尔德在一八八〇年三月辞职，在接着举行的选举中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维多利亚女王曾在信中对她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爵士写道：“那个半疯半癫的挑动者会马上毁掉一切。”如今她被迫第二次接受那个人担任首相。
当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的斗争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时，在议会政治的外表下面酝酿着意义深远的运动。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法案》取消了在一八三二年加以修正的十八世纪统治方式，使自治市的每个成年男子获得了选举权。由于大批选民的出现，需要采取新的政治手段。在大城市里，数量的作用使政党的旧措施失去了效力。党派需要采取两种新措施，一是制定能够赢得选票的政策，二是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来保证赢得选票。格拉德斯通迟迟没有认识到这个新时代的复杂性，这位出众的鼓动家对党的日常工作感到厌烦了。迪斯雷利则不然，他既制定了政策，也建立了组织。十二年前，他就任命约翰·戈斯特管理党务。在戈斯特的指导下，保守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建立了中央总部和地方组织网，这些组织形成一个全国联盟。这次改革非常顺利。虽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将出现一些动乱，但迪斯雷利建立的保守党体系的大部分至今仍然存在。
在自由党的阵营里，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格拉德斯通的冷漠态度和辉格党人的敌意，自由党未能建立起中央机构。它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中央，而是产生于地方。一八七三年，约瑟夫·张伯伦成为伯明翰市长。他在干练绝伦的政治顾问施纳德霍斯特的协助下，建立了党的机构。这个机构以自愿参加为主，不久却被敌人指责为“党内统治机构”。“市政社会主义”政策使伯明翰市获益甚大，这主要体现在建设公共设施、拆除贫民窟和发展其他公益事业。这个运动扩大到其他城镇，一个自由党运动全国联盟成立了。创始人的目标，是使这个联盟成为自由党运动的中心，由它制定出激进主义纲领，最终以它自己阵营中产生的新领袖代替辉格党人。这是一种新现象。改革运动不象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那样，不再以党派的偏激人士为推动力量。激进主义现在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夺控制权。各党派划分为两大社会阵营，这种情况有力地促进了上述的变化。早在一八八〇年，这种政治变化的过程就开始了。格拉德斯通在竞选时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他宣称：“我很遗憾地说，我们不能依靠贵族，不能依靠地主阶级，不能依靠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国教教士……不能依靠国家的财富，也不能依靠国家的地位。……这些力量基本都同我们作对……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死敌。”
在竞选期间，张伯伦及其追随者提出了辉格党难以接受的改革纲领，格拉德斯通对此更是难以接受。他们的获胜揭示并宣布了新的普选权为党派制度带来的巨大变化。
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为缩小贵族统治和民主统治的差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都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工作，因此，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六年之间的法令全书记载着许多改革措施。大选逐渐成为一次评审，审查本届政府的工作情况，评价两党提出的未来施政纲领。到一八八〇年，竞选手段已同今日基本相同。格拉德斯通的“中洛锡安攻势”，是一个可能成为首相的人争取民众广泛支持的首次努力，它表明了竞选活动的变化，他竟然从火车车厢的窗口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维多利亚女王感到十分吃惊。但是，她的异议只是旧时代的回音而已。这种新的做法才是成为“人民的威廉”的途径。
迪斯雷利在一年后去世。他几乎独自进行的伟大使命，是领导保守党克服一八四六年以后产生的失望情绪，说服它正视民主制度的必然性，为它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政策。他的成功足以说明，他在各种党派事务中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使保守党人成为民主政治中的强大力量。“象钟摆一样交替掌权”的两党制是从他执政时开始的。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投票赞成保守党，保守党的这种民主政治成为治国的重要因素。以前，选举权的扩大有卷入往事旋涡的危险，如今却明显地推动了民主。辉格党消失了，托利党却生机勃勃，力量倍增，前途无量(当然，他们自己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切都是迪斯雷利的功劳，他因此将得到应有的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