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与脱离联邦·第九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在一八五零年以后的几年里，美利坚合众国的前途使美洲充满希望，使欧洲既羡慕又嫉妒。美洲大陆已被征服，得到哺育。
在十年之间，美国的进出口和国内贸易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国内贸易的发展尤为显著。美国商船的数量超过了英国。一八五一年和一八五二年发行的金币约达五千万英镑。在辽阔的国土上修筑了三万多英里铁路，这使国内经济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得到了协调。当年在海洋屏障和英国海军的保护下，美国的民主制度免受欧洲的威胁，它根据英国的制度和习惯法建立起来，后来受到法国革命的促进，此时已经带来了繁荣和力量。东部各州发达的工业受到自耕农的庞大农业力量的辅助，二者实现了平衡。在物质的各个方面，美国人民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善于思考的人们早已预见到一场动乱，它不仅要紧夹美国的躯体，还将伤害她的灵魂。在北美洲的三种居民中，白人占据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美洲大地的子孙印第安人则受欧洲移民的欺压和剥削，遭到排斥或驱逐，他们往往轻蔑地避开欧洲人的火器，尤其是避免接触后者的文化；黑人在道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两个种族都受到白人的残酷蹂躏，犹如野兽被人类控制、驱使或消灭一样。深有自尊心的印第安人被人任意推上了灭亡的道路，四百万黑人几乎全部沦为奴隶。
在具有各种地理环境的、辽阔的美国国土上，产生了利益、观点和文化方面的严重分歧。在北纬四十度线以及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构成的三角区以南，黑人奴隶制已经毫无阻力地实行了多年。南方各州的生活完全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这是奇异、残酷和落后的生活。大种植园主形成了贵族阶级，他们在豪华的庄园里过着封建式的生活，无数的小种植园主利用奴隶劳动种植行销世界各地的棉花。在所谓“蓄奴州”居住的六百万白人中，拥有奴隶的不到三十五万人，只有四万人拥有需要二十个以上劳动力的种植园。三、四千个大奴隶主如同中世纪贵族统治英格兰那样，有效地控制着南方的政治事务。在他们之下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几十万小奴隶主，对这些人来说，这个“独特的制度”为家庭生计带来了便利条件，第二种人是庞大的自耕农阶级，他们同北方的自耕农没有区别，第三种人是一群“白人穷鬼”，可以依靠他们组成军队。这几种人均同大奴隶主有一定的联系。
南方白人的生活轻松悠闲，喧嚣繁忙的北方则缺少这种生活。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当然不能怪南方白人。二百多年来，向新大陆贩卖非洲黑人的奴隶贸易一直是西班牙、法国特别是英国的主要贸易活动。在非洲西海岸捕获的黑人象牲口一样被运过大西洋，成为买主的财产。他们进行繁重的劳动，人口不断增加。大部分人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用基督教的文明尺度来衡量是十分恶劣的，但他们的生活并不象在非洲那样艰苦。一般的黑人象中世纪的奴隶那样，由于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生殖能力而具有市场价值，这种价值和日益提高的社会标准使他们免遭无缘无故的残酷虐待。
南方的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奴隶都是在辽阔荒凉的土地上长大的，从不知道人间还有其他关系。如今在十九世纪中叶，整个社会及其制度遇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庞大、独特而逐渐成熟的社会，受到稳步发展的基督教世界的敌视和蔑视。这个社会的人们长期舒适地生活在一座火山的肥沃山坡上，现在这座火山闷声作响，开始颤抖，冒出黑烟，预示着即将发生一场可怕的大爆发。
我们今日想象不到，黑人奴隶制是多么紧密而牢固地同南方各州的整个生活、经济和文化交织在一起。奴隶制的触须通过各种经济和政治渠道伸向北方各个禁奴州。有一种现象说明，南方社会无法摆脱奴隶制这种可怕的疾病，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据说，基督教牧师和新教各派的教徒拥有六十六万奴隶，其中五千名卫理公会教士控制着二十一万九千奴隶，六千五百名浸礼会教徒拥有十二万五千奴隶，一千四百名圣公会教徒奴役着八万八千奴隶，等等。所以，不仅各种利益集团维护奴隶制度，南方的各种教会也在支持它，说它是造物主所规定的、基督的福音所批准的制度。
然而，情况并非始终如此。在反对乔治三世的革命中，许多南方人表示希望最终废除奴隶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独特的制度”，用莫里森和康马杰的话来说，变得“如此不可缺少，因而不再显得狰狞可憎了” [ 原注：引自《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 。到了一八三〇年，南方人开始把奴隶制当作社会的积极有效的永久基础加以捍卫。这种显著的思想转变有几种原因。棉花种植的迅速发展需要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照南方人的说法，只有处于奴隶地位的黑人才能提供这种劳动力。而且，一些白人在黑人的暴动中遭到杀害，南方人产生了普遍的恐惧心理。他们问道，如果解放黑人，白人的生命安全有保障吗？或者说得更中肯一些，白种妇女的尊严能够得到保证吗？早些时候，慈善家想出了一个办法，企图把黑人运回非洲，让他们在自己的共和国里自立。利比里亚共和国因此诞生了。但是，这个计划代价甚大，只好中途放弃。而且，黑人喜欢在美洲生活。对于南方人来说，解放奴隶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英属西印度群岛象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根据一八三三年通过的法案废除了奴隶制。这是格雷伯爵的辉格党政府所实现的伟大改革之一。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过着同美国南方的绅士极为相似的生活，他们由于失去奴隶而得到了补偿，可是，他们的财富立即明显地减少了。在附近的美国大陆上，善于思考的人们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点。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度对奴隶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北方开始反对奴隶制度。二十年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波士顿出版的《解放者报》一直猛烈地抨击奴隶制度。这家报纸的发行量并不大，但它的语言激怒了南方。同时，设在纽约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和其他人道主义团体不断发行措词激烈的小册子和杂志。这些团体雇用一些代言人在全国各地宣传废除奴隶制的主张，结果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更加对立。一八五二年，哈里特·比彻·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使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她运用了各种手法，使这部作品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她反复论述了理论问题和宗教观点，但有一种手法却是奴隶制的其他攻击者望尘莫及的。她向读者展现了一系列同奴隶制不可分割的简单而辛辣的事实：黑人的家庭被拆散，丈夫离开妻子，在母亲的怀抱中吃奶的婴儿被卖掉；一个善良的奴隶主一旦死亡，所有的奴隶便被悉数拍卖；仁义的奴隶主无能为力，邪恶的奴隶主残忍无度；奴隶在贩运途中受尽痛苦，偏僻的种植园令人毛骨悚然；上层妇女的侍女稍有过失便遭到鞭笞；有二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也都遭到同样的不幸；几乎全是白人血统的奴隶姑娘被一再出售供人玩乐，肤色同白人极为相似的孩子也被当作奴隶——这一切是现代的基督教文明社会在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特征，作者以各种艺术手法将它们表现得淋漓尽致。
《汤姆叔叔的小屋》有很大的感染力，到年底为止已在美国销售数十万册。据说在九月，一家英国书店每日进货一万册。到了一八五二年底，该书已在英国销售一百多万册，它的销售量大概相当于除《圣经》和《祈祷书》之外其他任何作品的十倍。《汤姆叔叔的小屋》有各种文本流行全世界，在每个国家吸引了大批情绪激动的读者，它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当时的精神潮流首先通过海军力量在海上消灭了奴隶贸易，后来尽管有年轻的格拉德斯通先生的反对，这一潮流终于导致奴隶制在大英帝国境内的废除。这种精神激励了大西洋沿岸的新英格兰各州和人口急剧增加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北方同南方之间在感情和利益方面出现了一条日益加深的鸿沟。一些年来，南北双方隔着这条鸿沟进行了一些思想交流、争论和会谈。北方的许多教俗领袖深深感到，他们赢得的这个神圣大陆处于不祥的境地，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境况，至少必须防止它进一步恶化。这种反奴隶制的情绪在最初阶段并不是由商业方面的竞争引起的。毫无疑问，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奴隶劳动在耕作方面是无法同自由劳动抗衡的。俄亥俄河畔一个禁奴州的迅速发展和对岸一个蓄奴州的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个对比是十九世纪同十七世纪的对比。在经济竞争中，北方的物价并不比南方高。北方各州也种植棉花，只有在这项生产中，奴隶劳动才比较有利。南北方冲突的焦点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义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奴隶主贵族感到，他们比北方的商业集团、制造业集团和金融集团更高贵。北方的清教徒后裔则象克伦威尔的铁甲军看待鲁伯特的保皇军那样，怀着成见和愤怒的心情看待养尊处优的南方贵族。在许多方面，这场即将发生的严重斗争颇有英国内战的气氛。
实际上，这场冲突的直接根源是政治问题和制度问题。北方坚决维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联邦集权观念，南方则坚持杰斐逊的州权主义。约瑟夫·E．约翰斯顿、安布罗斯·P．希尔和菲茨休·李等许多南方将军从未拥有奴隶。在得克萨斯供职的弗吉尼亚籍美军上校罗伯特·E．李写道，奴隶制“在任何国家都是道义和政治上的弊病”，这是这个文明时代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在政体问题上，上述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认为自己和南方各州的前途及独立地位同生死，共存亡。南方人说，北方在牺牲南方的利益而致富，北方佬对于庸俗的商业主义无法达到的繁荣感到嫉妒。他们还说，联邦宪法主要是由弗吉尼亚州的伟人华盛顿和麦迪逊制定的，北方佬无权利用这部宪法来把联邦内最著名的几个州置于自己的指挥棒之下。他们不了解截然不同的南方生活条件，敌视和侮辱南方社会，而南方社会即使不比北方社会更富足，至少比它更文明。他们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那些为了共同目标而自愿加入联邦的州，殊不知这些州在实现目标以后是完全有权退出联邦的。
一八二〇年达成的折衷方案规定以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作为路易斯安那新购地区内奴隶制地区和非奴隶制地区的分界线，此刻这个方案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了。通过墨西哥战争，又有大片领土并入美国的版图，在这些新地区应该采取什么原则呢？一八一二年那一代人当中的佼佼者约翰·C．卡尔霍恩仍然左右着南方人的行动。他们认为，这些领土属于联邦的各个州，而不属于各州的联邦，奴隶是符合习惯法的财产，国会无权在尚未成立州的地区禁止奴隶制。加利福尼亚提出加入联邦的要求，加剧了这场危机。许多温和派人士希望把密苏里折衷方案的分界线延长到太平洋岸边。这个设想在加利福尼亚行不通，假如这样做，分界线会从该州的中央穿过。而且，加利福尼亚宪法禁止奴隶制，如果在它的境内实行奴隶制，美国通过墨西哥战争获得的领土在成立州以后就会有先例可循。一八五〇年一月，有关奴隶制和脱离联邦的紧迫问题在参议院引起了最后一次激烈的争辩．在这次辩论中，卡尔霍恩、克莱和韦伯斯特互相进行了较量。为了推迟南北之间的分裂，亨利·克莱在他的提案中提出了最后的折衷方案：应该立即把加利福尼亚作为“禁奴州”纳入联邦，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建立地方政府，不提奴隶制问题，颁布《追捕逃亡奴隶法》会使南方满意，由联邦政府承担得克萨斯的公愤则将使北方的债券持有者感到满意。克莱希望通过这些彼此让步来保持美国的政治统一。他利用这个最后机会在参议院作了长达两天的发言。卡尔霍恩行将就木，在参议院里坐着一言不发，他的一名同僚替他发言说：“议员先生们，我早就认为，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奴隶制问题所引起的波动将以联邦的分裂而告终。……联结各州的纽带即将绷断。”奴隶制问题引起南方各州的不安，它们担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受到北方的压迫，也担心它们在争取西部各州支持的竞争中走向失败。
三天以后，丹尼尔·韦伯斯特起立发言，“我今天是为维护联邦的统一而讲话，请诸位听取我的意见。”韦伯斯特和克莱的见解得到赞同，折衷方案终获采纳。所谓“众裁方针”暂时平息了人们的情绪。根据这个方针，新领土成为州时，应由居民自行决定实行或禁止奴隶制。卡尔霍恩去世后不到两年，克莱和韦伯斯特也相继逝世。他们死后的局势比较平静，但并不保险。同时，美国大陆在飞速发展，一八五〇年已有九千英里铁路，到一八六一年增至三万多英里。来自欧洲的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西部的新领土。农业机械的应用改变了拓荒队伍的面貌，他们不再生活在森林里，而是成为大平原上的农民。积极开垦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活动开始了。
在选择横贯大陆铁路线的问题上，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南北双方的对立利益集团深深卷入这场争执。在这次政治性的争执中，北方和西部结成了联盟。设想中的南方线路到太平洋海岸的距离最短，它经过新奥尔良到得克萨斯，然后穿过基拉河流域直达圣迭戈；北方线路的走向是沿着狭腰移民地带，这个地带把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同大湖区周围各州联结起来，在二者之间有一条中间线路，它所穿过的地区尚未建立州，但北方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投资。代表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迫切希望促进西部地区的开拓，积极主张采纳中间线路，成为北方利益的代表。为了把中部地区组织起来，他在一八五四年一月提出一项成立内布拉斯加地区的议案。他在议案中写进一个体现“众裁”原则的条款，作为吸引南方票数的诱饵。这个条款改变了局势，加深了冲突。北方人一直以为一八五〇年的折衷方案只实行于所夺取的墨西哥领土，而现在则有人建议把这个方案的有效范围扩大到执行密苏里折衷方案的地区。由于大平原地区位于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新议案变相地否定了《密苏里折衷法案》。南方人希望明确废除《密苏里折衷法案》，道格拉斯表示同意。这样，奴隶制可能会扩散到密苏里折衷线以北的地区。
北方的反奴隶制势力早已对道格拉斯十分反感，他们此时坚决反对在新地区实行奴隶制。参议院在五月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把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的新地区分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并且确认了“众裁”原则。这个法案是北方各州爆发大骚乱的信号。根据《追捕逃亡奴隶法》，联邦的警察早已得到把逃入禁奴州的奴隶送还主人的指示。以前不断发生较小的意外事件，但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之后，北方当局已经忍无可忍了。法案生效之次日，波士顿的一些民众企图救出逃亡的奴隶安东尼·伯恩斯。当局拘捕此人后，正准备将他遣返南方。为了把他带到停靠在波士顿码头的船上，当局动用了一个炮兵营、四个排的海军陆战队、州长的武装队和二十二个连的民军沿街保护。“为了把一个奴隶交还主人，联邦花费约十万美元。而真正的账单尚未送来，它需要用鲜血来支付。” [ 原注：引自《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一卷第六二二页。 ]
在新划分的堪萨斯地区，奴隶制的反对者和维护者进行了战斗。维护奴隶制的人洗劫了反对奴隶制的劳伦斯城。三天以后，来自俄亥俄州的清教神秘主义者约翰·布朗出于反对奴隶制的决心，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去复仇，把五个维护奴隶制度的人从床上拖下来杀掉。在这次地方性恐怖活动中，有二百多人丧命，但约翰·布朗得以逃生。双方在各行各业和各个地方进行了对抗。在参议院，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参议员被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众议员用手杖猛击头部，昏了过去。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以后，北方和西部反对奴隶制的人组成了新的共和党。在一八五六年的总统选举中，人们情绪异常激动。民主党人提出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为候选人，他是“坚持南方立场的北方人”。因此南方势力在华盛顿又有了代言人，不过这只是最后一次了。
新总统就职两天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对奴隶德雷德·斯科特和他的主人桑福德之间的著名诉讼案作出了裁决。斯科特被他的主人从蓄奴的密苏里州带到禁奴的伊利诺斯州，然后又带到威斯康星地区。他要求获得自由，理由是，在后两个地方居住已经使他成为自由人。法院需要确定两个问题，第一，起诉者要有公民权，斯科特是密苏里州的公民吗？第二，他在其他地方居住是否改变了自己的固有地位？法院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了否定的裁决。首席大法官坦尼宣读的裁决体现了当时的法律，但在北方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根据宪法的精神，黑人不是公民，因为宪法只是‘为白人制定的’。”黑人无权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法院起诉。在白人看来，黑人“极其低劣，没有值得白人尊重的权利”。奴隶是主人的财产，而联邦政府无权处置国内居民的财产，也无权在未成立州的地区禁止奴隶制。而且，从宪法角度来看，斯科特要求自由时所部分依据的密苏里折衷方案是错误的。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这样的。不过这里应该说明，坦尼大法官说道，至于前辈这样看待黑人是否正确，最法高院无权断定。实际上，法院作出裁决以后，德雷德马上获得了自由。这样审判这个案件是为了试试法律的效力并煽动社会舆论。这一目的确实达到了。共和党成立的宗旨是防止奴隶制扩散到尚未成立州的地区，可是它的整个纲领被宣布为违反宪法。共和党领袖威廉·H．西沃德大声疾呼道：“美国人民永远不能，也永远不会接受如此可恶的原则。”
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进行的残酷斗争，把一位陌生的人物从偏僻的角落推上了全国的政治舞台。亚伯拉罕·林肯是伊利诺斯州的小镇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名律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深深触动了他的心灵，他已经担任过一届国会议员，此时在竞选参议院议员。他努力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反对奴隶制原则。“‘祸起萧墙的家庭是无法维持的。’我相信，现政府不会永远容忍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状态。我不希望联邦瓦解，不希望这个大家庭分裂，而是希望它停止内讧，实行统一的制度。或者由奴隶制的反对者制止奴隶制的蔓延，使人们安心地相信奴隶制最终将彻底灭亡，或者奴隶制的拥护者进一步推广奴隶制，直至它在新旧各州和南北各州俱为合法制度。”一八五八年夏秋两季，林肯在伊利诺斯平原城镇进行了一系列公开辩论和演讲，同道格拉斯竞选参议员。他虽然竞选失败，但已成为举国瞩目的人物。他使奴隶制成为一个道义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分裂性的主张，认为可以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提倡在新领土上禁止奴隶制。他本能地感到，不久前对南方的感情作出的让步不会取得长久和稳定的效果。他也意识到，随着废除奴隶制的要求日益强烈，南方人一定会要求进一步保护他们独特的奴隶制社会。布坎南总统和白宫的民主党势力企图征服古巴和尼加拉瓜，以便为联邦增加新的蓄奴地区。南方的商人要求恢复奴隶贸易，因为奴隶的价格很高。在此期间，北方在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中一直无视一八五〇年颁布的《追捕逃亡奴隶法》。
只要有一点火星，便可引起一场大爆炸。一八五九年十月，狂热的约翰·布朗带领他的儿子和十几名追随者，在实行奴隶制的边境地区的哈珀渡口夺取了联邦军械库，对联邦宣战，释放了一些感到事出意外的奴隶。他受到罗伯特·E．李上校指挥的联邦海军陆战队的攻击，在损失一些人马之后被俘，伤势很重。他和四名追随者受审，被处以绞刑。南方人宣称他的暴力行动是共和党策动的结果，因而人人都十分愤慨。在北方，数百万人则把约翰·布朗视为烈士。他的尸体在墓中虽已腐烂，但他的精神却长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