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第四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政治生活一如既往，只是由于通过重要的《改革议案》而略有变化。约翰·拉塞尔勋爵领导下的辉格党人是当时的执政者。拉塞尔家族从亨利七世时代就开始为国效劳，对他们来说，三百五十年来的经历基本上一帆风顺，他们及其亲友自信地得出结论：他们最懂得如何从英国的真正利益出发来统治这个国家。工业城镇的劳动者只掌握很少的选票，不管他们当中发生何种新的骚乱，辉格党领袖们仍然推行正确、稳健而不太民主的政策。约翰勋爵的政府维持了六年，其间也出现过几次混乱。它没有建立显赫的功勋，但是，在欧洲其他国家王位倾覆、革命迭起之时，它引导英国安然度过了危机。
托利党内部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痕。皮尔和自由贸易的忠实支持者乐于让辉格党人承担目前的困难，这些支持者当中有阿伯丁和格拉德斯通两位未来的首相。人们尚未料到自由党即将从辉格党、皮尔派和激进派的联盟中脱胎而出，斯坦利勋爵是反对皮尔派的老派托利党人的领袖，他即将成为德比勋爵，他的祖先在英国发挥作用的时间长于拉塞尔家族。德比勋爵在下议院得到他的助手迪斯雷利日益有力的支持。迪斯雷利声名大噪，而他博得信任的能力并未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在那些年里，迪斯雷利一直努力说服托利党人放弃他们的小麦关税政策，重新制定更广泛的保守主义方针。
在威斯敏斯特的党派斗争轻微波动之时，欧洲又陷入一阵痛苦的痉挛之中。一八四八年二月，法国君主制解体了。路易·菲利普国王的统治为法国带来了繁荣，至少为中产阶级带来了繁荣，但他的统治从未被波旁家族长系分支的追随者所接受。它对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波拿巴信徒均无吸引力，后者仍然迷恋于拿破仑帝国的荣耀。在几天的骚乱之后，路易·菲利普国王便跌下王位，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开始了短暂的统治。这个政府垮台后，波拿巴家族的一个成员在年底以绝大多数的优势当选为法兰西总统。拿破仑皇帝的侄儿路易·拿破仑王子在经历前半生的阴谋、流亡和默默无闻的生活之后，终于上台执政。他之所以能够上台，是由于祖姓有光和对手无能，也是因为法国人喜欢进行政体方面的尝试。这个和蔼而神秘的人物统治法国二十多年，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了引人注目而颇有成效的作用。
意大利人也纷纷造反，不仅反抗本民族的统治者，也反抗占领伦巴第和威尼托的奥地利人。人们盼望在这场动乱中出现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意大利中部的统治者教皇庇护九世是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开明人士，许多意大利人盼望他给予指引和启示。可是，他的神圣职务使他不能领导一场民族战争来反对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以前曾有一些教皇为地区性争执而发动战争，而庇护九世比他们明智。他的职责不是统一某个国家，而是领导世界性的教会，在政治上领导意大利的任务必须由别人来承担。意大利各省的积极密谋者很快就发现，他们抵御不住奥地利及其盟国的正规军的进攻，意大利境内唯一的独立国家撒丁王国的军队也远不是奥地利大军的对手。意大利人的反抗运动失败了，但它在英国博得了广泛的同情，他们后来争取统一时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德意志、奥地利和波兰也掀起了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统治中欧达四十年之久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由于维也纳发生革命而被迫辞职。这位堪称大陆专制主义支柱的年迈政治家到辉格党统治下的英国避难，住在一家普通旅馆里。奥地利皇帝被迫退位。年轻的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公登上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御座，他将经历百般磨难，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也先后拿起武器，后来由于俄国沙皇的积极插手，他们的英勇暴动才被镇压下去。德意志本土的诸侯在人民的暴动和示威中乱作一团，有的流亡国外。国会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把统一的德意志的王冠交给了普鲁士国王。这位君主及其军师们打算迫使暴动者接受他们提出的宽厚条件，结果遭到拒绝。德意志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发生的动乱没有什么结果，只是有力地促进了争取德意志统一的思想，增强了只有靠普鲁士武力的帮助才能实现统一的信念。
英国人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欧洲的动乱，但并未掀起大规模的骚乱。已经平息一个时期的宪章运动又从法国的共和制尝试中得到鼓舞，也又一次受到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刺激。有些人谈到要发动革命，可是没有决心，最后他们决定向国会提交新的请愿书，重申宪章派的要求。宪章派于一八四八年四月在威斯敏斯特桥南一英里处的肯宁顿公地召集会议，他们的领导人提出向国会两院进军。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调集军队，招募特殊警察，不过事实上他们并未大动干戈。威灵顿已经七十八岁，仍然是沉着冷静的总司令。他说，英国人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民族”，下雨的时候尤其如此。在那个春雨潇潇的日子里，肯宁顿会场上的旁观者多于宪章派。当警察阻止示威者向国会前进时，他们便悄悄地解散了。他们的请愿书由三辆马车带到下议院。一八四八年伦敦的革命情绪不过如此而已。
在这同一年里，曾任英国大臣并在印度政府中任过要职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所著的《英国史》前几卷出版了。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尽管有些偏见和事实错误，却为了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取精神展示了社会背景。麦考利试图说明，一六八八年辉格党革命以来的英国史是不断前进的历史。他在第一章中论述道：“显然，我国一百六十年来的历史是物质、精神和文化方面不断发展的历史。”这是令人鼓舞的评论，当时的读者对它赞赏备至。全国各地出现了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麦考利暗示道，英国有更光明的前途。事实确是如此。他的观点受到普遍的赞同，不久便在使全国满意的英国成就博览会中体现出来。
阿尔贝特亲王首先提出了举办这个博览会的设想。以前曾举办过小型的工业展览会，亲王对此甚感兴趣。一八四九年，在利物浦新建的阿尔贝特码头开放以后，亲王看到蓬勃发展的英国工业、海上事业及其成果，深受鼓舞，于是热情地制定了举办博览会的计划。这个博览会将向全国和全世界展出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它将超越国界，宣传国际自由贸易的好处，有助于争取世界和平。当时人们以为，自由贸易必然会导致世界和平。那时几乎无人预见到将同俄国发生战争。
阿尔贝特亲王冲破重重障碍，带领一个委员会艰苦地工作了两年，博览会于一八五一年在海德公园开幕。主要的展览厅“晶体宫”占地十九英亩，是由暖房专家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它陈列着博览会的大部分展品，把场地的所有树木也包在它的玻璃和铁架结构之内，这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奇迹。尽管有人预言博览会注定要失败，但它却成功了。在六个月的展期内，每月有一百多万人前往参观。总共展出了一万四千多项工业技术和产品，其中有半数是英国人的创造。事实证明，阿尔贝特亲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举办博览会的大笔收入用于文教事业。维多利亚女王说开幕日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最光荣的一天”，她为阿尔贝特亲王战胜攻击者而感到自豪，那些人总是借机指责亲王干涉国家事务。女王的支持并不仅限于此，她多次驾临晶体宫，和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一起，唤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博得他们的深深爱戴，英国国王从未受到人民如此坚决的拥护。尽管各地的繁荣程度不同，但这一景象使英国人产生了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似乎比社会立法活动和进一步改革更有价值。作坊、矿山和工厂创造出各种财富，使英国人的生活逐渐好转。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工业方面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二十年以后，工业发展起步较晚的一些国家开始迎头赶上。到一八七〇年为止，英国的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半数以上，她在一八七〇年的生铁产量也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产量。她的外贸额接近七亿英镑，而美国的外贸额只有三亿英镑，法国只有三亿四千万英镑，德意志只有三亿英镑。但是，这一比例正在发生迅速变化。在德意志和美国，煤矿和铁矿相距甚远，铁路对德美两国的工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英国的农业面临着挑战。美洲大平原上种植的小麦这时可以通过铁路运到港口，然后用船远涉重洋运到欧洲市场。尽管如此，英国工业的发展步伐并没有放慢。英国出口的主要项目纺织品在亚洲市场供不应求，庞大的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似乎有了长期的保证，迅速发展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处处弥漫着矿井和锻造场的烟尘。
批评家们对这个正在形成的大生产时代作出迅速的反应。查理斯·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穷人的凄苦境遇，对他们许多人所处的贫穷状态深表同情，鞭挞了残酷压迫他们的国家机构。约翰·拉斯金 [ 译者注：英国作家(一八一九－一九〇〇)。 ] 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上，中途从研究绘画和建筑转向研究社会问题。他醉心于中世纪，想象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能工巧匠，亲如手足，安居乐业，共同创造着一件件艺术品。他企图在维多利亚时代找到同样的和睦场面，可是未能如愿。他无情地抨击制造业中的恶劣作风和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他的作品呼吁人们在艺术领域掀起新运动，而在政治方面则要实现社会主义。
外交事务和战争威胁又使形势紧张起来。多年以来，土耳其一直使欧洲政治家感到不安。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斗争分散了苏丹 [ 译者注：旧时土耳其君主称号。 ] 及其谋臣的精力，使他们忽略了政务，甚至也忽略了防务，因此这个军事帝国在统治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从里海到阿尔及尔的东方世界三百年之后，似乎濒于崩溃的边缘。它的辽阔领土将有怎样的命运呢？它在欧洲和亚洲那些广阔而富饶的行省将归谁管辖呢？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由于俄国明显地企图控制多瑙河流域、君士坦丁堡和黑海，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已经成为亚洲强国的俄国，似乎也在悄悄地向印度扩张。英国不能忽视这种威胁。英国统治集团的忧虑，同他们对专制制度的反感一样严重。尼古拉一世是这个制度在欧洲的重要支柱，丁尼生 [ 译者注：英国诗人(一八〇九－一八九二)。 ] 称他为“冷酷的莫斯科人”和“东方的野蛮巨人”。与帕默斯顿同时代的人把沙皇的警察国家视为“世界专制制度的基石”，波兰人的压迫者和奥地利反动政府的盟友，它严重妨碍着民族解放，也妨碍着人们实现从一八四八年民主革命运动中产生的伟大希望。
大多数英国人已经意识到遏制俄国的必要性，只有科布登之流的激进派坚决反对这一看法。什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办法呢？英国外交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英国人还必须提防法国人，他们野心勃勃，企图在勒旺岛扩张势力。坎宁曾计划阻止俄国在东南欧的扩张，但不是通过正面冲突，而是采取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群独立小国的手段。这些小国将为自己的生存而傲然屹立，必要时也会奋起作战。通过这种民族解放的方针，坎宁不仅希望联合法国，也希望同俄国修好。希腊王国的诞生是他的努力结出的第一颗，也是最后一颗果实。但是，二十年过去了，英国的政治家们忘记了为希腊自由而献身的拜伦所树立的榜样，他们改变了坎宁的政策，开始在东南欧支持腐朽的土耳其统治机构，以制止俄国的扩张。英国政府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得到了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大力协助。此人在四十年代曾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来受封为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他是乔治·坎宁的表弟，在一八〇八年首次访问土耳其，对该国的了解胜过当时的任何一个英国人。他举止傲慢，性格急躁，难以相处。他堪称土耳其问题的权威。他对奥斯曼帝国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说它“行将就木”，但他希望说服苏丹作一些改革，以便“推迟”最后解体的“不祥之日”，进而推迟争夺奥斯曼领土的全面战争。斯特拉特福德同土耳其政府的庸懒、腐败和无能斗争了多年。这种做法未必明智，因为如果中央权力得到加强，君士坦丁堡和各省的关系会更加紧张，而各族人民能够容忍中央政府，正是由于它统治不严的缘故。可是，斯特拉特福德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一八五二年离开君士坦丁堡时，以为“不祥之日”不会推迟很久了。
土耳其同俄国这场激烈冲突的直接根源产生于耶路撒冷。在那里，希腊东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对一些圣物的监护权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俄国沙皇不支持希腊人的要求，如果此时已经成为拿破仑三世皇帝的路易·拿破仑不急于支持拉丁民族以取悦法国天主教徒，那么这场冲突是无关紧要的。经过长期的谈判，沙皇派他的特使缅希科夫到君士坦丁堡重新提出对土耳其帝国境内所有基督教徒的保护权。如果土耳其答应这个要求，那么俄国将有权主宰奥斯曼帝国境内千百万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而英国政府在近东不断寻求的均势就会象在其他地区那样遭到破坏。
缅希科夫缺乏策略，他的要求激怒了土耳其人。新发明的电报发到贝尔格莱德便无法往前传达了。斯特拉特福德再次出任大使，他肩负着千斤重担。由于责任重大，他在很大范围内有权不请示内阁而自作决定。他坚决主张抵御俄国的威胁而支持土耳其。在英国国内，德比勋爵上台不久便被阿伯丁勋爵所取代。阿伯丁组织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皮尔派的联合政府，双方的观点大相径庭。首相本人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犹豫不决，主张采取绥靖政策。然而，斯特拉特福德可以指望内阁中最有威望的帕默斯顿的支持，还能利用英国人对俄国人的普遍敌对情绪。有些人指控斯特拉特福德擅权，而他发出的报告并不能证明他有这个错误。他建议土耳其人继续谈判，但态度要灵活一些。土耳其人了解自己的力量，他们知道，他持同情态度，而且在万不得已时，英国海军会保护君士坦丁堡，防止俄国人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因此，他们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俄国人大有剑拔弩张之势，英国内阁命令海军开往达达尼尔海峡外边的贝西卡湾。拿破仑三世希望得到英国的赞赏和支持，因而同意派出一支法国舰队。
英国舰队于六月十三日抵达贝西卡湾。七月初，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占领了土耳其的摩尔达维亚。英国内阁仍然意见不一，既不警告俄国人，也不答应帮助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拒绝了各国大使进行斡旋的建议，斯特拉特福德不赞成这个称为维也纳照会的建议，但也没有材料证明他违背了英政府关于劝说土耳其人让步的指令。要土耳其人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群情激愤，苏丹只好拒和。
然而，战争还不是不可避免的。沙皇看到土耳其人的顽强态度惊讶不已，企图让奥地利出面调停。到了九月，阿伯丁政府疑虑重重，回绝了讲和的建议。十月四日，苏丹对俄宣战，随后立即打过多瑙河。俄国人在黑海沿岸的锡诺普附近攻击土耳其舰队，于是阿伯丁和斯特拉特福德彻底打消了讲和的念头。英国人怒不可遏，指责这次进攻是大屠杀。帕默斯顿于十二月因国内问题而辞职，人们认为这是对政府东方政策的抗议，他们还指责阿伯丁懦弱胆小。英国从而参加了战争。一八五四年二月，尼古拉召回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三月底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法国和英国协助土耳其作战。阿伯丁直到最后还举棋不定。二月间，他在给克拉伦登的信中徒劳无益地写道：“我仍然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决心要进行战争。也许我们非要打仗不可，亦未可知。”
双方都有指挥不力、计划不周的问题。除了波罗的海和白海的两次小规模战斗之外，战争一直在俄国南部进行。联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是黑海沿岸的重要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进行这次战斗的必要性值得怀疑，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把俄国人赶出多瑙河流域，君士坦丁堡受到进攻的危险业已解除。如果以为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会对力量庞大的俄国产生重大影响，那就太愚蠢了。然而，英国远征军驻扎在土耳其领土上，因此有利用他们的必要。伦敦当局不顾指挥官拉格伦的意愿，把这支军队派往克里米亚作战。联军舰队开到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交战双方礼节性地互相致意。联军部队在西北方向的小镇耶夫帕托里亚登陆。俄国总督说，军队可以在那里登陆，但根据规定，应该立即受隔离检疫。可是无人理睬这条措施。
如果联军立刻从北面发动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本来是可以攻克的，无奈法军指挥官圣阿诺病魔缠身，又是个政客，于一八五四年九月在阿尔马河畔首战告捷之后，执意要绕到南边进行正式围攻。拉格伦只好违心地同意这个计划。俄国人趁机调集援兵，在著名工程师托德列本的指导下加固了工事。联军无力全面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城，同时还得击退俄国人从内地派来的援兵。英军负责防守突击的东侧阵地，在两次战斗中首当其冲。在十月的巴拉克拉瓦战斗中，英国骑兵大显身手，对众多的敌人进行了两次勇敢的冲锋。著名的第二次冲锋是由卡迪根勋爵指挥“轻骑旅”发动的。他率领六百七十三名骑兵在密集的炮火中冲上山坡，向俄军炮兵阵地进攻。这支骑兵从容不迫，如同参加检阅一样。他们夺取了敌人的大炮，可是冲锋以后点名时，这个旅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了。卡迪根勋爵镇静地回到他所住的快艇上，洗澡就餐，喝了一瓶香槟酒，然后便上床睡觉了。他的旅建立了令人鼓舞的丰功伟绩，可是这一业绩同这次战争中的许多功勋一样，是由于指挥错误而建立的。拉格伦勋爵的命令含糊不清，使部下误解，以致“轻骑旅”选错了进攻的目标。
这次战斗过后，在十一月一天的晨雾之中发生了因克尔曼战斗。在这场殊死搏斗中，英国步兵显示了他们的勇气和顽强精神。俄军的伤亡几乎比联军多四倍，但这次战斗并不能决定战局。俄军兵力比联军多一倍，因此，要在一八五五年春季到来之前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显然是不可能的。英军驻扎在风雪之中，没有帐篷、茅舍、粮食和温暖的衣服，甚至也没有最起码的医疗条件，死于霍乱、痢疾和疟疾的人不计其数。拉格伦的部队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救护车，数以千计的人死于饥寒交迫之中。英国是世界上建筑业最发达的国家，它的政府竟然没有想到从巴拉克拉瓦港到营地铺设一条五英里长的简易铁路，以缓和给养运输问题。打败拿破仑的英国军队已经享受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它过去的荣誉已经失去光彩。它的伟大统帅威灵顿已在一八五二年去世，受到全国人民的哀悼。他在滑铁卢大战以后担任总司令期间，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的后任看不出威灵顿公爵指挥过的这支军队有改造的必要。士兵生活条件极差，部队管理不善，装备低劣，军官平庸。在可怕的一八五四年冬天，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只有五万六千军队，其中近一万四千人住院，许多人由于缺少医疗用品而死亡。这类死亡多数发生在英军中，法军的军需供应要好得多。俄国人则认为官方举措失当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跨过茫茫雪原奔向克里米亚时，无数士兵在漫长的行军途中毙命。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为沙皇政府造成沉重的负担。他如果象其兄在拿破仑入侵时那样，把军队撤到俄国内地，或许堪称上策。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的双方都缺乏战略眼光。
英国陆军部甚至也对部队战斗力的低劣和士兵的疾病感到不安。著名的总编辑J．T．德莱恩领导的《泰晤士报》派出第一名随军记者威廉·拉塞尔，利用他的报道在全国掀起反政府运动，阿伯丁四面受敌。一八五五年一月召开国会时，一位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提出关于成立塞瓦斯托波尔英军状况调查团的议案。这个议案获得通过，议员们对压倒多数的赞成票感到意外，他们不象往常那样发出欢呼声，而是沉默无言，过了片刻才轻蔑地放声大笑。当时一位作者写道，政府受到谴责，“遭到近来各届政府中最可耻的下场”。阿伯丁辞职，帕默斯顿继任，他同意成立调查团。帕默斯顿在就任之初没有得到广泛的信任，迪斯雷利这时私下评述说：“他是个滥竽充数的骗子，已经山穷水尽，充其量不过是一瓶啤酒，而绝非一瓶香槟酒。总之，他是个十足的老傻瓜。”迪斯雷利的看法错了。帕默斯顿不久便以行动表明，他是一位当世英雄。严重的错误和混乱的状态一扫而光，西德尼在大刀阔斧地改组陆军部。
一八五五年夏天，联军得到增援，斗志旺盛。他们在六月攻打塞瓦斯托波尔，没有成功。拉格伦精疲力尽，不胜重负，因而挂印去职，十天以后便离开了人间。他没有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部下争吵不休，不听指挥，他本人则未能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他是威灵顿的忠实信徒，在滑铁卢战斗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在军事史上理应享有更高的地位。他勇敢，忠诚，别人作出错误决定时，他的看法往往是正确的，这也是他的不幸之处。
他本来可以赢得的胜利，却被他的后任詹姆斯·辛普森爵士和法国元帅佩利西埃所共同取得。塞瓦斯托波尔在九月终于陷落，作战计划的错误此时暴露出来了。从克里米亚入侵俄国是不可能的。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此时法国投入的军队是英军的四倍，拿破仑三世扬言要撤军。巴黎的主和派开始施加影响。拿破仑三世主张谈判，同时把对俄军事行动降低到消极封锁。他认为，如果要继续进行战争，就必须促使其他大国参战，同时要呼吁波兰人、瑞典人以及俄国的其他宿敌参战。这个宏图连帕默斯顿也是不敢指望实现的。他私下谴责法国主和派是“一伙进行证券交易的政客”，不过他也意识到，这场战争必须停止。俄国慑于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压力，同意讲和。一八五六年二月，和谈在巴黎开始了。
三月底签订的《巴黎和约》消除了战争的直接根源，但它没有彻底解决东方问题。俄国放弃了扼守多瑙河入海口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她不再提出关于保护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徒的要求。达达尼尔海峡又象战前那样，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军舰通行。土耳其的独立得到各国的保障，它因此许诺要进行改革，其实这一诺言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俄国同意使黑海非军事化，可是当欧洲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无暇东顾时，俄国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俄国的扩张暂时受到遏制，但她并不老实。不出二十年，欧洲几乎又同野心勃勃的俄国在近东厮杀起来。只要土耳其处于虚弱的地位，俄罗斯帝国主义就不会放弃吞并她的野心，她也就会给西欧带来麻烦。这个基本形势没有改变。
克里米亚战争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均未提高威望，只有一人除外。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被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正式派往战场。她在因克尔曼战斗的前一天到达斯库台，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所近代后方医院。她只有几名护士和很少的器械，却使斯库台的伤员死亡率从百分之四十二降到千分之二十二。她的影响和模范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根据一八六四年日内瓦公约而兴起的红十字会运动就是她的工作成果，民间医院管理工作的改革也是她的贡献。在男子傲然主宰一切的时代，她对十九世纪的妇女赋予新的地位，这种新地位使国内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革命，甚至使妇女产生了参加选举的愿望。南丁格尔小姐感到，“有种种弊端使妇女受着比没有选举权还严重的压迫”，缺乏教育便是弊端之一。她主张改进女子中学，建立女子大学。她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殚精竭虑。由于她的努力，女王的半数国民有机会接受春风化雨般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