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亚当斯和杰斐逊·第二十三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欧洲政治事务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原封不动地在美国提了出来，全国普遍掀起有关法国革命的辩论。
以法国革命为榜样的相应组织在杰斐逊思想的影响范围内到处出现，而联邦党人的报刊则极力攻击新大陆的雅各宾党人，犹如伯克在英国那样，谴责他们是社会的破坏者。
美国的商业利益一受到损害，这种争论便不那么注重理论，而是变得更加激烈。美国商船和货物受到法英两国的袭击和劫掠之后，美国国内群情激愤。斗争的双方都要求参战，联邦党人要求对法宣战，杰斐逊派则要求对英宣战。而华盛顿总统决心维持这个年幼共和国的和平，由于法国革命党人的使节热内的怪诞行为，他较易完成自己的使命。热内发现美国政府不愿意维护一七七八年结成的法美联盟，便介入美国政治，企图组织军队，使他的政治盟友们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一七九三年八月，华盛顿要求法国调他回国。热内对法国的锋利斩首机早有所闻，明智地同一个可以继承大量财产的美国女人结婚，在新大陆安居下来。
华盛顿胜利了，是他明确地阐述了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一七九三年四月，他在著名的中立公告中宣布：“美国愿意对各交战国采取中立友好的态度。”如果美国公民违反这一原则，他们将在联邦法院受到起诉。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坚决主张同英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新英格兰的海外贸易主要是由伦敦的银行家资助的。两国的贸易使东部各州的船主获得很大的利益，他们坚决反对同法国并肩作战的主张。边境地区的农民和拓荒者则持不同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英国是敌人，因为她没有根据一七八三年的条约撤出加拿大边界的堡垒，反而使皮毛贸易越过边界向南发展，煽动印第安人反对美国拓居者，从侧翼威胁着他们向西扩张的活动。英国人则由于美国政府未能解决法国革命以前拖欠下来的大笔债务问题而感到不满。同时，英国人以美国的海运有利于法国为借口，干涉美国海运事业，从而在美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
华盛顿决心使英美关系得到全面调整和彻底解决，因此，他在一七九四年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作为特使派往伦敦。英国政府对不久前进行反叛活动的美国人没有表示出友好的态度。它知道，他们在军事上很弱，华盛顿需要汉密尔顿一帮人的支持。此外，它在谈判中由于杰伊进退失当而获利不小。双方起草了一个条约，英国对美国未作多少让步。英国人撤出加拿大边界的堡垒，美国拓荒者因此可以自由地向西扩张，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但是，英国在它同印第安人的未来关系这一问题上未作任何保证。英国为美国船只在公海受到的损失作了一些补偿，但拒绝放松封锁，也不放弃劫夺开往法国及其盟国的船只和货物的权利。强迫美国海员在英国海军中服役的问题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更有甚者，杰伊被迫在美国欠英国的债务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且，美国还必须赔偿英国债权人的重大损失。
这个条约对联邦党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西部各州由于条约在加拿大边界的问题上未作完善的规定而感到愤慨，南方人则由于偿债条款而可能遭受严重损失。条约反映了英国外交的巧妙和美国新政府的软弱。全国又充满了不信任的情绪，因此，英美之间再次发生战争的种子已经入土。
华盛顿的第二次任期在一七九七年春天结束，他盼望着早日退居芒特弗农。他在执政末期受到联邦党的反对者日益猛烈的攻击，也受到准备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喧嚣声的烦扰。他和他的许多朋友们为党派分歧的加深感到吃惊，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使各种力量实现平衡的联合政府才能充分反映全国的各种利益。由两大政党永远争夺权力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因而是不可接受的。只有早已辞职的杰斐逊对政党应该发挥的作用有明确的看法。他认为，把党派之争引导到更大的问题上来，使全国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作为可能组成政府的一股力量，这样是有利的。但在华盛顿看来，党派斗争是最大的威胁。他于九月向全国发表了告别演说，这个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以娓娓动听的言辞呼吁全国团结一致，警告人们注意“党派分歧的有害影响”。这一文件也阐述了美国未来的孤立政策。“欧洲有一些与我们无关或者关系很小的根本利益。今后欧洲会不断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的根源基本上也与我们无关。如果我们通过人为的关系卷入欧洲通常的政局变幻之中或者陷入它的敌对或友好阵营之中，那是不明智的。我们的超脱地位和距离欧洲的遥远路程要求我们采取另一条道路……我们的正确政策，乃是避免同其他国家结成永久联盟。……如果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军队采取不可侮慢的防御姿态，谨慎自立，我们便可安然信赖暂时的结盟以应付非常事变。”
乔治·华盛顿拥有历史上最荣耀的头衔，是美国的“国父”。几乎全靠他在独立战争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才使各个殖民地保持了一致的目标。他在战后的贡献也是同样伟大的。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时的坚定态度和树立的榜样限制了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把国家的分裂推迟了六十年。他的为人和影响制止了美国人要对英宣战或对法宣战的危险倾向。他使自己的职责具有无上的尊严，并且用自己的才智鼓励他的政府。联邦政府顺利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国家信用机构，制定了外交政策，这些都是他担任总统的功劳。他拒绝第三次任职，为美国开创了只能连任两届总统的传统。这一传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打破。
华盛顿在波托马克河畔的宅邸中怡然自得地生活了两年，象他长期向往的那样，在自己的种植园周围策马款款而行。在十八世纪最后的一些万里冰封的日子里，他卧床不起。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上，他对身旁的医生喃喃地说：“大夫，我很难断气，可我并不怕死。”说罢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约翰·亚当斯继华盛顿之后担任美国总统。他是联邦党提名的候选人。他担心发生骚乱，对民主缺乏基本信念，因此他的革命热情逐渐冷却下来，这使他成为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他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是知识分子而不是领袖。他为了加强政府的力量并保护财产而支持汉密尔顿的主张，但是他反对利用联邦的统治机器为某个经济利益集团服务，他也决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联邦党人。他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但他缺乏说服人的能力。他也不善于用人，因此名望受到影响。尽管如此，他在美国的政治家当中仍然是最高明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在外交方面，一场新的危机即将来临。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影响了美国人对他们的头号盟友法国的崇高敬意。人们开始担心，法国人可能会从西班牙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和佛罗里达殖民地。这样，一个力量强大、野心勃勃的欧洲强国就会取代一个弱国，成为美国向墨西哥湾扩张的障碍。同时还有消息说，法国人在加拿大讲法语的居民中大肆进行宣传活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很强烈，联邦党人最后一次战胜了他们的对手。战争狂席卷全国，他们乘机通过法案，使政府有极大的权力对付外国人。一七九八年通过的《归化法》将外国人取得美国国籍的资格从居住五年延长到十四年，《客籍法》则使总统有权颁布政令把外国人驱逐出国。更为突出的是《惩治叛乱法》，它实际上批准了对报纸的检查权，其矛头主要是针对反对派的报纸。这些法案引起了有关宪法的激烈冲突。汉密尔顿对他的同事们劝阻道：“我们不要建立专制，活力和暴力是迥然不同的。”可是无人理睬他。杰斐逊决心迎接这场挑战。他起草决议，主张各州有权审议国会法案并废除不符合宪法的法案。这些决议在肯塔基和弗吉尼亚获得通过。这一重要的原则从此在美国历史上得到重视，一七九八年的这些决议后来成为“各州权利”的依据。
联邦党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标志着他们垮台的开始。几年前辞去财政部长职务的汉密尔顿认为，他通过推动对法宣战的手段能够重掌权力。为了同英国一起瓜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他考虑出一个宏伟的作战方案，准备亲自率领美国大军杀往南边的密西西比河口。总统使他的这些希望化为泡影。亚当斯并不喜欢群众，同时也憎恨财阀统治和军国主义。一七九九年以前，他未曾表现出反对联邦党的倾向，而此时他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他作为总统在外交方面掌握全权，便于迅速采取行动。他突然宣布任命一名驻法使节。美国使团于一八〇〇年十月一日在巴黎同法国人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而法国人则在同一天秘密地从西班牙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
亚当斯的任期即将结束，应该举行总统选举了。选举的过程错综复杂，因为双方内部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联邦党人对亚当斯阻止他们对法宣战一事仍不表示谅解，可是他是联邦党内唯一有希望当选的人，所以他又获得提名。然而，党内实权仍然掌握在汉密尔顿手里，他出于不满而百般阻碍亚当斯的工作。
杰斐逊是共和党的候选人，纽约的腐败政客艾伦·伯尔作为他的助手，争夺副总统的职位。美国宪法上有一个奇特之处(这个奇特之处不久以后得到纠正)，选票最多的人当选为总统，票数第二的人成为副总统。所以，总统和副总统完全可能来自对立的两派。杰斐逊和伯尔都击败了亚当斯，可是两人的票数相等。他们彼此不讲情面。当这个棘手问题交给众议院裁决时，伯尔企图挤掉他的上司。汉密尔顿此时插手，以挫败伯尔的意图。美国的地方事务常常引起深厚的友情和强烈的敌意，这种友情或敌意往往胜过联邦事务的影响。汉密尔顿同伯尔在纽约争夺权力，他不能容忍伯尔担任总统，于是在众议院利用自己的影响支持杰斐逊。在运气的剧烈转变中，汉密尔顿的宿敌成为美国的第三届总统，全国的势力中心再次从马萨诸塞州转移到弗吉尼亚州。但是，切不可夸大托马斯·杰斐逊上台的意义。以约翰·马歇尔为首的最高法院仍然积极而公正地维护着联邦政府的权利和权威。杰斐逊本人虽然是真诚的农业民主派，但他既不抱空想，也不感情用事，因此不久便在形势的逼迫下采取前两届总统的政策和方法。
一八〇一年三月四日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时，年轻的美国已经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继续发展。在发表《独立宣言》以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此时约有五百五十万人。已经有三个新的内陆州建立起来，并入美利坚合众国，它们是北方的弗蒙特州以及中南部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那些阻止向西拓殖活动的印第安人联盟被彻底打垮，他们的土地被分成几个地区，后来这些地区成为美国的州。这个共和国正在从大西洋沿岸的原有地区向外扩展。她的产品经过迅速发展的波士顿港和巴尔的摩港，特别是经过纽约港，从海上绕过合恩角运往中国，或东渡海洋运到欧洲各国。费城仍是美国的最大城市，但它作为合众国中心的地位正在逐渐消失。它已经不是首都了。杰斐逊是在新兴的华盛顿城就职的第一位总统，这座城市的兴建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国会的所在地国会山只建成一个侧厅，白宫也尚未竣工。那里只有一个方便的旅馆和几处可以为参、众两院议员提供食宿的房舍，此外便是一片沼泽和荒原。杰斐逊没有被偏僻的首都带来的困难所吓倒，他一想到美好的城市有一天将在那里诞生，就充满希望。而且，创业时期的艰苦生活也适合他的俭朴习惯。
杰斐逊总统不能忽视当时的世界冲突。他所代表的农民依赖着欧洲市场，西部各州和地区需要把农产品畅通无阻地沿着密西西比河运到墨西哥湾。新奥尔良港位于这条大河的入海口，当时它仍在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到处传说法国人秘密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这种传言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拿破仑派兵到法国殖民地海地岛镇压杜桑·卢维蒂尔领导的黑人起义。在完成这一任务以后，这支军队将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占领路易斯安那。在《亚眠和约》给欧洲带来不稳定的和平之时，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再次接近了北美大陆，似乎不久就要登陆。这一威胁象法国人于十八世纪在加拿大构成的威胁那样，促使英语民族团结起来。杰斐逊写信给美国驻法使节说：“一旦法国人占领新奥尔良……我们必须同英国舰队及其整个国家联合对敌。我们必须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一支海上力量，使欧洲射出的第一颗炮弹成为……我们控制美洲两块土地为英美民族的共同目标服务的信号。这不是我们寻求或希望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在法国一旦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的唯一道路。”这是杰斐逊思想上的一个惊人的转变，他以前一直敬佩法国，反对英国。理论观点往往必须在国际政治的事实面前作出让步，倘能如此是很明智的。杰斐逊就比较明智，重视实际。
一八〇二年夏天，法国迫使西班牙人不让美国农产品进入新奥尔良港。西部地区处于惊愕与愤怒之中。杰斐逊写信对美国使节说：“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谁控制它，谁就自然成为我们的敌人。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我们八分之三的农产品必须经过那里进入市场。”当时詹姆斯·门罗被派往巴黎，他的特殊使命是争取从法国人手中买取路易斯安那，至少要把新奥尔良买到手。门罗尚在途中，其他地方的局势突然帮助了美国计划的实现。法军讨伐海地失利，损失了三万人马。法英之间即将打破《亚眠和约》促成的和局。拿破仑立即放弃建立美洲帝国的计划，建议将西班牙割让给法国的路易斯安那全部卖给美国，这简直使美国使节惊讶不已。门罗及时赶到巴黎完成这笔交易，路易斯安那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并入美国的版图。
在笔锋转动之下，美国的领土增加了一倍。在它新获得的辽阔土地上，后来产生了十二个州。事实将证明，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利的一笔交易。然而，这一消息传过大西洋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拿破仑有出卖这些土地的合法权利吗？美国是否花了重金只买到一张不合法的地契呢？此外，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联邦政府有进行这种交易的权力。不过，必须立即批准这个交易，以防拿破仑改变主意。为了批准这个交易，参议院立刻开会。杰斐逊说，根据宪法授予他的总统缔约权，关于这次买卖的谈判是合法的。联邦党人则强烈指责说，这块土地价格昂贵，而且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们意识到，这笔交易将使联邦内的权力发生重大转移，西部农业集团的力量将迅速壮大。东部沿海各州极力反对这笔交易，可是无济于事。一八〇三年十二月，新奥尔良的政府大楼上升起美国国旗，美国得到了九十万平方英里的新土地。
美国得到路易斯安那以后，国内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一种不满足的情绪和继续对外扩张的愿望。墨西哥湾沿岸的佛罗里达仍属西班牙，在新土地边界之外的得克萨斯平原引人注目。西部各州和地区同联邦首都发生矛盾。这个时期的恶魔是艾伦·伯尔。
伯尔在一八〇〇年丧失了担任总统的机会，主要是因为汉密尔顿从中作梗。一八〇四年，由于汉密尔顿反对，他竞选纽约州长失败。他向汉密尔顿提出决斗，汉密尔顿接受了挑战，打算在射击时偏离目标，以满足对方的自尊心。艾伦·伯尔则向要害之处射击，从而结束了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初期的一位伟人的生命。艾伦·伯尔处处不受信任，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在美洲独创天下的途径，甚至企图从英国政府手中得到大笔贿赂。他是否想把西部各州从联邦中分裂出去，或者从西班牙属地中割下一块土地，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仍有异议。他遭到逮捕，以叛国罪受审，突然走到穷途末路。由于证据不足，他得到无罪释放，自动流亡国外。
杰斐逊在一八〇四年胜利地连任总统，可是他的第二次任期不象第一次那样顺利。在向西扩张的压力下，他的东部集团分裂成地方派系。欧洲战争的再次爆发重新引起了禁运、封锁和劫夺海员等棘手问题。杰斐逊面临着英国舰队的挑衅，它不断在美国领海的边缘水域拦截美国船只，抓走海员，有时甚至在美国领海内也采取这种行动。根据当时的惯例，英国有权强迫美国船上的英国人为它服役，但它也抓走了美国公民和许多国籍不明的水手。此外还有一个问题。英国政府鉴于拿破仑在柏林宣布由大陆对英国实行封锁一事，于一八〇六年在咨询枢密院以后未经国会批准便发表了一系列敕令，对中立国同法国及其盟国的贸易进行严格限制。美国的贸易同时受到英法双方措施的打击。如同特拉法尔加战斗所证明的那样，英国海军比法国海军强大得多，因此，美国船只在英国人手中遭受的损失最严重。
面对这些挑战，杰斐逊泰然自若，决心保持中立。社会舆论日益强烈地反对他。根据他的提议，国会在一八〇七年颁布了《禁运法案》，禁止美国船只驶向外国海域。这个法案禁止从海上或陆上出口美国商品，并完全禁止进口某些英国制成品。杰斐逊以为，失去美国的贸易将使交战双方讲和。而实际上，他的政策对美国贸易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对英国或法国造成的损失。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所有海港的经济是依靠美英贸易而维持的，所以东部各州纷纷提出抗议，尤以新英格兰为甚。联邦党人迅速集中力量，同它们一起表示反对。杰斐逊自己的共和党内部也发生分歧，出现了反对派。在禁运实行十四个月之后，他被迫予以撤销。三天以后，他任职期满，遂告退回到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塞洛庄园。
执政期间最后两年的失策不应该影响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是美国政治家当中的第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是美国民主传统的真正奠基人。在世界战争危机中的偏激政策所造成的灾难面前，他原来的简单看法有所改变，但他对普通人的作用的看法从未动摇。他对工业主义的反感在晚年有所减弱，然而他始终坚信，自耕农和民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他在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真正代表并忠心为之服务的西部边疆各州，是他的力量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