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第十八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一七八九年震撼法国大地的巨大变革同世界上的历次变革有着根本的区别。英国曾在十七世纪经历了王室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大转移，但国家的基本制度未受触动，或者至少很快就恢复了，普选权也未扩大。普通英国人的自由得到理解，并且也往往得到承认。
他们不可能要求平等，人们不认为这是十分不公平的现象，因为各阶级混杂在一起，从一个阶级上升到另一个阶级虽然不易，至少是可能的，而且常常是能够实现的。美国在革命中宣布了更广泛的人权，在大西洋西岸树立了自由的光辉榜样，最终将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在十八世纪末，人们并未预见到美国的远大前途，她本国的政治家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欧洲，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动力必须来自其他地方，它来自法国。英国革命完全是一场国内革命，美国革命基本上也是如此，而法国革命却从巴黎波及欧洲各地。它引起一场为期二、三十年的战争，它的余波一直传到十九世纪甚至更远的年代。后来，每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运动都将抬出一七八九年在凡尔赛制订的原则，直到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使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经常有人说，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是实行最残暴的统治的国家，其实并非如此。她的国力雄厚，许多人家道殷实，那么为什么发生了革命呢？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著甚多。有一个事实是大家公认的，法国的政治机器没有反映人民的意志，它未能跟上潮流，也不能适应潮流。这个政治机器是路易十四创造的，在他的有力操纵下，它几乎一直运转到最后一刻，路易十四的继承人接过他的一切大权，却没有继承他的半点才能，他们既不能操纵这个机器，也不能改革它。同时，日益壮大的法国中产阶级伸手要求得到一份权力，他们感到自己在受何种统治的问题上应有发言权。全国充满着无处发泄的政治情绪，它必然要爆发出来，所有善于思考的人早已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一名英国官员从巴黎向国内报告说，法国人民“充满前所未有的讨论国是的热情”。在某些阶段，法国人的普遍不满情绪必然极力寻找喷射口，它所需要的只是一颗引爆的火星，百孔千疮的法国财政制度恰好起到了这颗火星的作用。
法国政府在财政上早已处于瘫痪状态。路易十四在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中耗尽了国家的财力，他在一七一五年去世时，公债相当于岁入的十六倍多。法国人未能摆脱这个负担。许多人试图使法国具有偿付能力，均未如愿。这方面的障碍是很大的。全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基本上不交税，其中有的人即便不是始终拥有最大的权势，也是享有最高的声望。约有四十万贵族基本上不纳税。他们的特权大概得到过承认，因为他们以前作为地主和军事领袖为国家作出过贡献。如今他们的特权不能得到承认了，英国的军事贵族在十五世纪争夺王位的内战中已经自行消亡。法国的历史则更糟，她的君主长期遭到好斗、强大而野心勃勃的贵族的攻击或者类似的威胁。从长远来看，历代法国国王及其大臣们被迫采取有害的政策。如果允许贵族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会发动叛乱，假如让他们生活在宫廷里，则可以监督他们。悠闲和奢侈是有效的麻醉剂，凡尔赛能够提供这两种条件，负担主要落在受害者的身上。因此，绝大部分贵族被迫或者被说服住到凡尔赛。浮华的宫廷一度达到二十万人，他们在那里消磨时光，大肆挥霍，他们需要的最可怕的武器是用于决斗的长剑。于是产生了离乡的地主阶级，他们无权过问政治，远离自己的领地，不受佃户的爱戴，对这些土地或国家均无贡献，从他们不再亲自管理的土地上收取大量免税的利润。
教士享有同样的特权。教会拥有法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有许多宝贵的建筑物。教会当局每年从这些土地上得到的进项约达四千五百万英镑。加上什一税，他们的收入又多一倍。可是六、七十年来，大约十四万教士、修士和修女未交任何财产税。这种权利和他们占有的财富一样不公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虔诚正直，生活节俭，而一些高级教士却抱有政治野心，庸俗而玩世不恭，损害了基督教会的尊严和影响。法国天主教会无力对抗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的冲击，这两股潮流在法国这个文化最发达的欧洲国家汹涌澎湃，迅猛奔腾。
沉重的财政负担落在农民身上。我们不应该夸大他们的痛苦，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他们不断购买土地，到法国革命前夕，他们已经拥有法国的三分之一土地。然而，他们有很大的苦情。“农民”的土地税几乎等于“贵族”的土地税的五倍。只有农民才交纳最可恨的人头税，每一百利佛尔的收入要交出五十三利佛尔，捉襟见肘的政府被迫实行的包税制使这种税收更加令人痛恨。名目繁多的间接税使农民的境况更加困苦。一七八八年冬天出现了非常凄惨的景象，许多人饿死。可是也有人说，挨饿的人不会发动革命，农民的生活并不比一百年前差，可能还要稍好一些。他们绝大多数人不问政治，只希望摆脱凶狠的地主对他们的控制并解除不合时宜的税务。革命的动力来自其他方面。贵族意气消沉，丧失了自信心，教士内部分裂，军队已经靠不住，国王和宫廷失去了统治的热情和能力。只有资产阶级保持着权欲，有决心并有信心夺取政权。
资产阶级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现代民主派，他们由于某些原因不信任民众，然而打算煽动并利用他们去反对“拥有特权的”贵族，必要时利用他们来取得自己的地位，反对君主制本身，卢棱 [ 译者注：法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一七一二－一七七八)。 ] 在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和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平等的原则。每个人不管身份多么卑贱，生来就有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个原则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民主国家的承认，但卢梭首先以尖锐的语言把它总结为广泛的原则。伏尔泰 [ 译者注：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一六九四－一七七八)。 ] 以及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作过贡献的一批学者和评论家历来怀疑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社会观念，这些人编纂《百科全书》是为了阐明按照理智实行统治的道理，也是出于单纯求知的愿望。在政治上实行严格控制的法国社会里，这些观点犹如一些有力的发酵剂。在路易十六统治的时代，无人知道这些观点会促使中产阶级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走多远。
要想获得或者发现十八世纪法国的权力基础是很难的。许许多多的官员统治着法国，他们当中有的由政府支付薪水，有的靠自己在职权范围内抽取手续费和利润过活，有的则是由私人付给报酬。这个制度早已摇摇欲坠，缺乏效率，造成文件成堆、办事复杂的局面。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一位法国史学家叙述了一座教堂屋顶的一块瓦费了四十年的周折才补上的过程。使全国感到压抑和恼怒的不是专制，而是混乱状态。一位大臣在法国革命前夕向国王报告说，这个国家已经“无法统治了”。
当局为了纠正这种代价巨大的混乱局面作了多次尝试，而为了筹集资金以应付这种局面则作了更多的尝试。在路易十五的长期统治期间，公愤总额大大减少。路易十六在一七七四年继位时，决心励精图治，任命能干而诚实的蒂尔戈为财政总监。蒂尔戈的计划很简单，如果他有机会执行的话，这些计划可能会行之有效。他建议以政府和宫廷紧缩开支的手段弥补国家赤字。他还建议废除农民义务筑路制度，取消闲职和地方关税。镇压行会和促进国内小麦自由交易的措施将振兴实业活动，增加社会财富，可是自由买卖小麦导致了投机活动，面包价格上涨和骚乱。贵族为蒂尔戈限制他们特权的措施所激怒，以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为首的宫廷势力指责他是改革派，因而他任职四年便下野了。他的所有改革方案几乎全部付诸东流。这些改革显然很有必要，但全国也明显地看出，国王无力实行这些改革措施。
蒂尔戈在一七七八年下野，法国在同一年与正在进行战争的英属美洲殖民地结盟。他下台以后，法国的形势并没有好转。她需要更多的钱财进行英法战争，国家赤字达到五亿利佛尔，约等于二千五百万英镑。即使在那个时代，这个数目也并不可怕，如果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消除这个赤字并非难事。可是在凡尔赛哪有合理可言呢？路易十六在窘境之中任命瑞士新教徒内克为“财政总长”。内克以蒂尔戈的下场为前车之鉴，他意识到，触动贵族的特权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致力于监狱和医院的改革工作，力争废除对嫌疑犯严刑逼供的制度。此外，他还建立了地方议会，以代行地方政府的职权，提高工作效率。这些议会有各种不切实际的新设想，盲目憎恨中央政府。它们卷入喧嚣的漩涡，只有个别者例外。内克受到挫折，大失所望，在一七八一年五月辞职。
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激励了法国民众，使他们对自由有了更高的要求。既然美国能够获得自由，他们为何不能呢？拉斐特率领的法国志愿军和罗尚博指挥的王室军队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为什么旧王朝要压抑法国人的自尊心和活力呢？法国的状况仍然是宫廷奢侈，统治混乱，国库空虚。路易十六失去了蒂尔戈和内克，他毫无统治才能，除了游猎、造钟和宴饮之外别无所好。他无计可施，唯知举债而已。到一七八五年，国库已经空空如也。第二年召开了“名人会议”，大会接到对所有财产征收财产税和取消免税特权的要求。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名人拒不交税，直到后来他们了解到这场灾难的根源才交了税。教士也持反对态度。与会者纷纷退席回家。政府的垮台已经迫在眉睫，巴黎发生骚乱，王后和首相的模拟像被烧毁。政府如果不答应召集议会，就得不到贷款。路易十六在这场风暴面前屈服了。一七八八年，内克在欢呼声中重新上台。他着手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召开了议会。在此期间访问法国的一位英国议员预言说：“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和狂热情绪是不会轻易消逝的，……整个王国的革命条件似乎已经成熟。”
在法国历史上，每逢严重的危机都要召集议会，为国家指引道路，支持国王。可是议会已有一百七十五年没有召集了。人们没有见过上一次议会是如何活动的，这一次也无法仿效。至于它会取得何种成果，权限如何，人们只能去推测。国王的大臣们没有制定出指导方针。聚集到凡尔赛的代表有许多决策的机会，可以作出英明之举，也可能会犯下愚蠢的错误。他们能够着手改革法国，使她恢复生机，也能够通过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把法国推入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议会进行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冲突。但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人们的政治热情会发展多快以及发展到何种程度，这仍然是无法预料的问题。法国这个古老的代表机构完全可能转而拥护君主制，在这个阶段连疯子也没有想到推翻君主制。大家希望，议会制和君主制将在共同的目标下互相支持，法国不久将加入日益增多的立宪制国家的行列。当议员们在五月四日到巴黎圣母院做礼拜时，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会导致近代欧洲第一个残酷的独裁制度的诞生，这个制度将无可争议地得到“恐怖”的美名。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无能将为欧洲在恺撒之后出现一个伟人铺平道路。
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法国人享有最广泛的选举权，五百万选民选出了一千五百名议员。僧侣阶级和贵族单独举行选举。在议会中占一半席位的第三等级 [ 译者注：指法国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法国议会分为三院，教士和贵族各为一院，第三等级即第三院。 ] 包括地主、商人，许多律师、医生、行政官员和其他行业的人士。他们带着本选区的怨言来到凡尔赛，其情绪可以归结为英国人所熟悉的一句话：必须首先纠正流弊，然后才能给国王拨款。他们代表中产阶级，他们的财产、教养和天赋使他们同国家有着利害关系，因此他们要求得到发言权。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受益者，有些人读过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作品。他们熟悉自由和平等的理论，决心在他们活动的范围内应用这些理论。少数人甚至从大西洋彼岸伟大的民主尝试中得到启发。总之，他们不仅想得到发言权，而且要求分享长期未曾享受的统治权。第三等级的观点得到许多低级教士和少数开明贵族的赞同。
法国议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投票。第三等级立刻看出，如果三个议院在一起投票表决，主张改革的议员必定占绝对多数。但宫廷此时已经意识到它所招致的危险。宫廷迫使三个议院分别投票，这样可以挑拨享有特权的两院同第三院对立。路易十六在苛求的王后催促下采取了行动。他调集军队，将第三院拒于议会之外，并扬言要解散议会。通过这些措施，他使法国革命出现了第一次转折。第三院毫不退缩，他们早已换了名称，自称为“国民议会”。他们见议院关了门，便撤到旁边的一个网球场，于六月二十日在那里立下著名的誓言，决不停止活动，“在条件允许的地方继续开会，直到制定并巩固国家宪法”。于是，一院制的国民代表大会诞生了，它不久便得到贵族和教士的支持。从此，另外两院不复存在了。
在此危急关头，国王犹豫不决，他想使用武力，可是又不愿意造成流血事件。这种优柔寡断的态度表明，他生性慵懒，有恻隐之心。他对代表们进行了严厉的圣训，可是毫无作用，议长坚定地回答说：“谁也无权对代表全国的国民议会下命令。”路易十六作了让步，而且这不是最后一次的让步。一位英国人的评论恰当地表达了世人的看法，此人是一个农民和农业研究者，名叫奥瑟·扬，当时正在法国旅行。他在评论国民议会时写道：“他们一举成为查理一世时代的‘长期国会’。”这是至为精辟的预言。不过，法国的历史比十七世纪英国的历史发展得更快，路易国王的生命只有三年了。
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巴黎。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有六十万人口的大都市一直是全国活跃的思想中心。这里没有凡尔赛的种种繁文缛节，集中着法国人民的希望、思想和抱负。王军集中在巴黎周围，巴黎人不禁大吃一惊。首都的六十个区统统自发地开始招募民兵，处处是“武装起来”的呼声。报名参加民兵者不计其数，可是武器很少。不久他们便想出了办法。七月十四日清晨，民众冲进军人疗养院，夺取大量的火枪和大炮，分发下去。下一步是搜集弹药。巴黎的主要弹药库在巴士底，那里是一座阴森森的中世纪城堡，长期以来一直是王室的监狱。从早晨到下午，民众和守卫巴士底的指挥官德洛内进行着谈判。谁也不知道战斗是怎么打起来的。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德洛内朝外面的人群开了火，而他们的领头人都拿着白旗。德洛内的行动引起了全面进攻，外面的人群抬出大炮，开始轰击。民兵们打得非常勇猛，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这座要塞投降了。它立刻遭到劫掠，被彻底拆除。德洛内被杀死，血淋淋的头颅高挂在柱子上，预示着一系列暴行的来临。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国王权威的终结。狱里只有七名囚犯，其中有一个疯子。他们的获释得到法国各地的欢呼。路易十六是波旁王朝最仁慈的国王，但他签发的逮捕令竟有一万四千之多，他把臣民投入监狱，往往颇有理由，却常常不经过审讯。巴士底狱的陷落结束了这种专制，这是自由事业的胜利，也是巴黎民众的胜利。随着这次暴力行动的成功，法国革命向前迈出了血腥的一步。
一七八九年夏天，对于外部世界和住在法国的外国人来说，这场革命似乎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人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特权已被消灭，人民得到了应有的权利，国王和国民议会将坐下来为国家的前途作出新的规划。英国驻法大使在报告中说：“一场最伟大的革命以微小的生命代价结束了，我们从此可以把法国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了。”他的见解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看法。伯克则较有远见，他在后来不久出版的《论法国革命》一书中预见到了形势发展的趋势。他以流畅的语言指出，法国革命不是一场高尚而有秩序的变革，不象一六八八年英国革命那样尊重传统。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彻底决裂。君主制将苟延残喘两年，国民议会在此期间准备着理想的宪法，以便使二千五百万法国人能够自由地生活。遗憾的是，各种邪恶的力量也以合理的名义纷纷出笼，而且不易受到遏制。法国注定要经历各种革命的尝试。后来，其他国家也起来效法，后果差别不大。法国是一座熔炉，近代革命的各种尝试首先在那里得到检验。
国王在凡尔赛并没有由于巴士底狱的陷落而大惊小怪，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却清楚地看出这一事件的意义。后来阿图瓦伯爵成为查理十世国王，成为另一次革命的牺牲品。在巴士底狱陷落以后，他和一批不肯顺应潮流的贵族逃往国外，反动派移居国外的活动开始了。据说在后来的三个月里，二十多万贵族和随从申请获得出国护照。这批移民纷纷到德意志和意大利避难，许多人迁到科布伦茨和都灵。他们在国外加紧策划反对法国的新制度。路易国王、王后和宫廷同他们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国民议会和巴黎民众始终不安，担心立宪制度下的国王同国外移民联合，出卖他们，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恢复旧制度。这些疑惧不是没有理由的，路易十六同英国的查理一世一样，把阳奉阴违视为国王的特权，认为他当然可以表面上接受许多讨厌的改革方案而背地里在王后的策动下努力推翻它们。
巴黎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市民的领袖们这时掌握着决策权，他们在十月决定把国王从凡尔赛召回巴黎，把他和国民议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民兵改名为“国民警卫队”，总司令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拉斐特。他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军人，挺身出来担任法国革命的裁判员。可是，这不是一场有章可循的比赛。五日这一天，一些巴黎妇女前往凡尔赛抗议面包的价格太高。国民警卫队中有许多人是她们的丈夫，决定陪同前往。这有何不可呢？这次行动含有家庭远足的味道。拉斐特违心地率队前往。他们在午夜时分抵达王宫，那里出现了混乱的场面，国王和王后只好同他们见面，同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拉斐特个人担保说，如果路易十六回巴黎去，他一定保证国王的安全。路易十六同意了，第二天在首都受到欢迎。巴黎赢得了另一次胜利。自路易十六登极以来，凡尔赛宫第一次上了窗板，拉下了百叶窗。
国民议会随同国王迁回巴黎，但已有三百多名议员辞职或告假。他们对局势的迅速发展感到吃惊，担心住在首都安全没有保障，便退居外省或流亡国外。国民议会已经宣布封建制度的结束，起草了《人权宣言》，宣布人人有平等的公民权。它继而废除了世袭的爵位，把长期以来一直属于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这些土地被自由出售和分配。于是，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产生了，他们靠法国革命得到一切，因而成为革命军和拿破仑帝国军队的骨干。
议员们的热情并未就此而止，他们接着改革了司法制度，把教士(或者说原意接受现状的教士)变成领薪水的国家工作人员，取消傲慢的旧行省，把全国分为八十六个行政区，这些行政区至今依然存在。旧制度被连根拔掉，新制度建立起来了。一七八九年革命的参加者决不妥协，他们不允许采取任何折衷方案。巴黎的过激政策使欧洲始则惊讶，继而日益不安。巴黎革命的原则不久将越出国界，强加于一些最古老的欧洲国家。法国革命的领袖们开始梦想以武力传播人人平等的福音。
有一个人如能得到权力，或许能控制局势的发展，他就是米拉博伯爵。此人相貌丑陋，生活放荡，但对形势有深刻的了解。麦考利对他作出了公道的评价：“他在小节方面象威尔克斯，而在大节方面颇有查塔姆的才能。”米拉博的能力、口才和判断力都超过其他议员，因此受到普遍的嫉妒和不信任。宫廷也不肯采纳他反复提出的建议。他于一七九一年四月去世，未能实现远大的抱负。法国失去了一位几乎和克伦威尔具有同等能力的人物。
国民议会的领导权落入煽动家和极端派的手里，大权首先落入“吉伦特派”之手，他们是以波尔多周围的行政区得名的，领导人来自波尔多。后来领导权落入雅各宾派之手，他们以杜伊勒里宫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得名，这座修道院此时是他们举行政治会议的场所。
国王对这些积极活动分子的所有行动一直表示同意，他装着毫不在乎，忍受着他自己所处的困境。他表面上称“是”，而心里却怀着敌意。他身边是来自哈布斯堡皇族的专横的王后，她相信自己能够而且一定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有人早就秘密劝告国王离开巴黎，到外省聚集保守势力。以前每当巴黎的气氛不利于法国国王时，国王往往成功地采取这种对策。路易决定孤注一掷地冒险一试。他要逃到东北边界，率领流亡者在奥地利的军事援助下恢复王权。他化装成男仆，在六月二十日午夜时分溜出宫廷。王后装扮成女家庭教师，带着孩子同他会合。他们坐着一辆四匹马拉着的车子向北急驶而去，行了一夜，又在酷暑之中奔驰了整整一天。那是个漫长的一天。那天晚上，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他在距离巴黎一百四十英里而离边界只有三十英里的瓦伦镇错过了等候保护他们的部队。换马的时候，路易把头伸向马车窗口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积极参加法国革命的驿站长根据付给他的纸币上的国王头像认出了路易。国王、王后、王子和公主被迫下车，受到看管，第二天灰溜溜地被押回巴黎。逃跑失败了，这次失败决定了君主制的灭亡。革命党人认为国家首脑要背信弃义。他已经无法得救了。在他面前还有一年半危险不安的人生历程，他的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乱民冲进杜伊勒里宫当面侮辱他。不久，他受到监禁，被正式废黜，作为“公民加佩”受审，在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吉约坦博士发明的斩首机处死。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保持着勇气和尊严，但是，当他的血淋淋的脑袋落地时，共和国宣告胜利了。
欧洲此时正在进行战争。这场战争在前一年四月爆发，一直到二十三年后滑铁卢大战时才告结束。吉伦特派内阁一直惊恐不安地注视着即将取代他们的狂热的雅各宾党人。它对奥地利宣战，企图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来维持它在国内的岌岌可危的统治。在莱茵河对岸，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流亡者的军队正在聚集，他们扬言要扑灭法国革命的烈火。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肢解波兰，吞并了这个不幸的共和国的大片领土，他们无力迅速“消化”这一大片领土，因此在几个月里与法国相安无事。到了秋天，他们开始进攻法国。在旁观者看来，仓卒拼凑起来的法国民众武装显然不是普鲁士和奥地利正规军的对手。但是，法国迅速成为全民皆兵的国家，迪穆里埃兹将军在瓦尔米 [ 译者注：法国马恩省的一个村庄。 ] 用大炮出人意料地击退普鲁士军队以后，全国顿时受到鼓舞。他接着出兵攻占奥地利在尼德兰的行省，革命的共和国一举占领了路易十四奋斗四十年而未到手的广大地区。一个国家集中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全面战争，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法国出现了新的领袖，其中有能量甚大、精力充沛的丹东、严厉无情的专制者罗伯斯比尔、善于恶语中伤的出色的煽动家马拉以及在他们中间活得最久的、善于取胜的国防部长卡尔诺。在迪穆里埃兹军中有忠诚的年轻军官和军士内伊、苏尔特、缪拉、拉纳、达乌、马尔蒙、马塞纳、维克托、朱诺和贝尔纳多特，他们将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伟大的法国尚武时代开始了，其他欧洲国家面临着一场长期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