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党与托利党·第二十四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查理二世发现新的国会选举并没有使他的处境有任何好转，便使国会又休会了一年左右。在这次休会期间，“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初次得到应用，这两个党派从此使不列颠岛分裂约达二百年之久。
虽然斗争的根源仍然是宗教问题，但在查理二世的统治之下，民主思想摆脱了它的宗教基础。英格兰的思潮正在从宗教斗争的峡谷中奔流出来，涌向高原地带，那里的景致不象峡谷里那样奇异美妙，然而视野比较开阔。宗教斗争对社会的政治发展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此时它已退居第二位。党派斗争取代了残酷的宗教斗争，前者用尽了卑鄙手段，但不象后者那样违背理性而不可控制。
一六八〇年，在新国会召开之前，掌握全国大权的绅士阶级开始对猛烈的新教运动感到不安。拥护国王的圣公会教徒们从沙夫茨伯里的煽动行径中，日益清楚地看出他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具有可怕的相似之处。内战和所谓的“共和国”引起老一辈人的痛苦回忆，时时烦扰他们的心灵。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签署了反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的请愿书，乡下人对于向国王提出的这些要求则普遍表示憎恨。不过双方都不愿戴上“请愿者”或“憎恨者”这样的帽子。他们不为自己命名，而是给对方贴上标签。性情乖戾、固执己见、善于空谈和贪财如命的苏格兰长老派被称为“辉格党”，抢劫领地和富宅的爱尔兰天主教土匪被称为“托利党”。就诬蔑诽谤而言，双方真是半斤八两。“托利党人是一些有着英格兰人的面孔、法国人的心肠和爱尔兰人的是非观念的魔鬼，他们长着宽额头、大嘴巴和肥胖的臀部，可是没有头脑。他们是一群野猪，要把当时的政体连根拔掉……他们采取愚昧的破坏政策，会立刻摧毁我们的两根自由支柱——国会和陪审团，把国会变成有名无实的巴黎议会，把陪审团变成法官的传声筒。” [ 原注：引自戴维·奥格所著《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格兰》(England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Ⅱ)第六〇九－六一〇页。 ] 另一方面，辉格党人“老是空谈新的启示和预言，宗教方面的收获、内在的活跃精神、宗教的传播和精确的概念……他们带着鼻音发表激昂的讲话，不过并不能使这些内容更有说服力。……这些小喇叭会说话，他们的唯一词汇是‘推翻’，‘推翻’。他们的祈祷是一派胡言，是合法化的狂吠，是叹息、哭泣、哮喘和呻吟。他们为国王祈祷，但比正直的人们承认《神圣盟约》时有更多的保留。” [ 原注：同上注。 ]
从这些仇恨与轻蔑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格兰险些被拖入另一场残酷的内战之中。“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不仅受到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人们的珍视，而且成为他们引以自豪的资本。它们逐渐进入英格兰民族的社会生活，以各种形式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思潮。它们由于取得了有利于英格兰的重大成就而受到尊重，二者都为英格兰后来的扩张和强盛作出自己的贡献。长期以来，尽管斗争的中心有所转移，党派的阵容有所变化，而千家万户都把对党派的忠诚和党派名称传之后代。鼓动家和著名作家相信自己的号召力，以豪言壮语鼓舞着他们。
处境窘迫的查理二世没有同他的第四届国会进行对抗，而是采取一条权宜之计，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他父亲四十年前同意而没有实施的妥协方案。英国驻海牙使节威廉·坦普尔爵士建议成立人数减少而拥有实权的枢密院。他积极主张采取反法政策，曾经一手促成在埃克斯拉夏佩勒战斗中遏制路易十四野心的反法三边联盟。根据他的建议，两党推荐三十名要人，一半是政府官员，一半是无冕智囊，他们将取代曾经同意签订《多佛条约》的“阴谋小集团”或内阁。国王的政策不管正确与否，应该公开。人们认为秘密外交即将结束。查理二世此时已同路易十四彻底决裂，后者在英格兰反对派当中广泛散布他贿赂查理二世的事情。查理采纳坦普尔爵士的建议，成立了受到赞扬的枢密院。他任命反对派领袖沙夫茨伯里为枢密院院长，可是这个争取和解的措施未能奏效。矛盾极为深刻，三十人的枢密院里不久便形成一个小圈子，它控制着一切实权。沙夫茨伯里并没有因为重返官场而减轻对国王的敌意，他没有放弃他所领导的反对派及其对抗运动。恰恰相反，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六八〇年十月国会开会时，他再次为通过《排他法案》而斗争，此时他的声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似乎兼有大臣的权力和初期造反运动领袖的威望。下议院通过了《排他法案》，而上议院内部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之所以能够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主要是一位政治家的功劳，他的行动使“政治两面派”一词从此家喻户晓。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既反对天主教，也反对法国。他是天下少有的人物，沉着冷静，判断正确，行动坚决。他能够以极端主义者才有的坚定态度保持中庸之道，善于随机应变，有时顺应潮流，有时逆流而行，而不至于丧失立场和威望。他在社会情绪猛烈爆发的时刻从不退缩，虽然被诽谤为随波逐流之人，他的形象却日益高大。德赖登的生花妙笔刻画了这个动乱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其中最令人喜爱的形象便是哈利法克斯侯爵，他
稍试不利的方案，
便作出良好的抉择。
这不是简单的转变，
而是改变了力量的均衡。
无畏之人可以改地换天。
哈利法克斯侯爵对丹比伯爵一直恨之入骨，而这次在上议院却反对《排他法案》。他比较容易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除约克公爵之外，人们很难提出其他王位继承人。一些反对约克公爵的人主张立他的长女、著名的奥朗日亲王威廉的妻子玛丽为继承人，因为她也是王族成员。沙夫茨伯里也曾有此意，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拥戴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为继承人。他把蒙默思拉入枢密院，使其成为反对派的同党。辉格党人捏造说，蒙默思当然拥有合法的继承权。查理二世很喜欢他这个朝气蓬勃、威武英俊的儿子。既然他身受压力，灾难临头，难道他不可以采取既安全又容易的办法，宣布蒙默思为婚生子吗？可是查理决不容忍这种可以讨好反对派的解决办法，国会也不赞成这个方案，因为它的每个成员通过严格的世袭原则得到了土地、财产和权力。圣公会拒绝为了反对天主教而把私生子推上王位。上议院以六十三票对三十票的多数否决了《排他方案》。
反对天主教会阴谋的愤怒情绪在吞噬了一些人的生命之后逐渐平息下去。一六八〇年十一月，最后一名牺牲者斯塔福德勋爵被处死。他在断头台上宣布自己是无辜的，周围的人喊道：“我们确信无疑，老爷。”奥茨等人的谎言越来越难以骗人。法官们开始注意到，有关杀害天主教徒的证据有相互矛盾和不甚明确之处。人们的恐惧心理十分强烈，这种状况不会长期存在下去。许多人看到国王明显地同路易十四分道扬镳，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敌对情绪也就缓和下来。查理二世认为，他可以乘此机会召集一届对他比较友好的国会。刚刚为国王立下汗马功劳的哈利法克斯反对解散国会，他认为一六八〇年的国会仍然可以继续加以利用。在枢密院进行全面讨论之后，查理二世否定了多数人的意见，他说：“先生们，你们的意见我已经听得不少了。”于是，三年内的第三次竞选开始了。这是对选民的一次挑战，促使他们象上一次选举那样投票。大多数议员重新当选，他们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不久便有消息说，国会会议将在牛津召开。在那里，伦敦市以及沙夫茨伯里的徒子徒孙无法要挟国王。于是双方都准备到牛津去较量一番。查理二世将其近卫军调到牛津，并派兵扼守伦敦通往牛津的几处交通要道。上议院的辉格党议员带来他们的武装随从，他们以参加决斗的绅士们那种彬彬有礼的敌意看待宫廷的骑兵和卫士。下院议员们四、五十人一批相继来到牛津，伦敦的议员还带来了武装市民。一场激烈的较量已经来临，无人能够排除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大多数下院议员仍然决心通过《排他法案》。
查理二世似乎准备了两套行动方案。他使克拉伦登的儿子、约克公爵的内弟、干练的金融家劳伦斯·海德详细调查有关国王正常岁入的状况，以便查清他通过厉行节约能否“自力更生”。他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海军的维持费。即使在同情妇大肆挥霍和尽情享乐的时候，他还继续发展海军。海德报告说，单靠国会批准的关税和国内货物税以及国会后来批准征收的税款，根本不能履行国王的职责。假如紧缩开支，就不会有太大的赤字。接着海德奉命同路易十四谈判，英格兰最终以不阻挠法国在大陆上的扩张活动为条件，每年可以得到十万英镑的援助。一些人认为，国王有了这些援助，才能摆脱凶狠的国会的控制。如今英格兰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衰落时期，过去它在约翰国王成为教皇附庸以后也经历过类似的衰落时期。现代社会从宪法的角度评价查理二世的行动，对于以每年十万英镑的代价出卖国家外交政策的君主嗤之以鼻。如果用现代社会的是非标准看待这些问题，那么国会在宗教方面的排他主义和沙夫茨伯里一伙的残暴行动也应该受到谴责。
如果查理二世在国会面前没有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他就不会采取由他或者几乎由他一人制订的这个屈辱政策。他不顾全国民众的担心，坚持要把王位传给一个天主教徒。他决不允许打破王位世袭的神圣原则，除此之外他可以作出各种保证。约克公爵一旦继位，只当名义上的国王，英格兰将由一名护国公和枢密院实行统治。他皈依罗马天主教的行为不应该使他失去王位继承权，而应当使他失去一切实际权力。行动大权应该掌握在新教徒手中。如果约克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应该受到新教徒式的教育，在成年之时将立即继位。倘若约克没有儿子，他的两个坚信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安妮将统治英格兰。护国公必须由奥朗日亲王威廉担任。
查理二世本来会同意这些条件，然后抛开法国，同荷兰人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公侯结成联盟。没有人会轻易指责这个计划。查理二世有过这个打算，这说明他内心矛盾重重。沙夫茨伯里却另有一套计划，他和他的同党非要把蒙默思推上王位不可。国会一召开，便立刻显出它的敌对情绪。查理二世在致词时痛心地谈到上一届国会曾采取悖谬的宗教活动。上一届国会的下议院议长重新当选，他在谦和的讲话中暗示说，他们看不出有改变行动纲领的必要。沙夫茨伯里仍是枢密院成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的成员。他以坚决的态度同查理二世进行了会谈，在场的许多重要人士对此感到震惊。沙夫茨伯里把一份文件交给查理二世，要求他宣布蒙默思为合法继承人。查理二世回答说，这种做法违反法律，也不符合公道。沙夫茨伯里说：“如果你服从法律和公道，那就依靠我们，由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将制定一些法律，使维持国内秩序的必要措施具有合法性。”查理二世反驳道：“不要异想天开了。我决不屈服，也决不受欺负。人往往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而我却恰恰相反，在未来的生命里程中，我决不让自己的名誉受到玷污。我的手中有法律和正义，一切正直的人都站在我的一边。我还有教会的支持。”说到这里，他指了指在座的主教：“任何事情也不能使我们分离。”
两天以后，即一六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下议院召开决定性的会议。一位重要议员向大会透露了查理二世要在约克公爵继位以后设立护国公职位的计划。查理二世如果让辩论继续下去可能是明智的，不过牛津是个兵营，两个武装起来的派系互相磨擦，随时可能挑起战争。正如约克公爵甘愿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作出任何牺牲一样，查理二世敢于为维护世袭原则应付一切挑战。蒙默思是他的爱子，他的弟弟约克公爵则是他的祸根，可是他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儿子取代弟弟的继承人地位。
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剥夺约克公爵维承权的决议。下星期一，两顶轿子直奔国会而来。第一顶轿子里面坐着国王，王冠藏在他的脚下，第二顶轿子遮得严严实实，里面放着国王的权杖和朝服。查理就这样奔向在牛津大学几何学院开会的上议院。下院正在讨论国王对诽谤活动提出的指控，当一名议员慷慨激昂地论述大宪章的有关内容时，黑杖侍卫前来叩门召集他们到上议院去。绝大多数议员认为，这预示着国王要向他们的意志屈服。他们看到国王穿着朝服坐在御座上，无不感到惊讶，当他们听到上院议长以国王的名义宣布解散国会时，则吓得目瞪口呆。
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次解散国会将引起何种后果。四十年前，苏格兰议会接到国王的命令时拒绝解散。一百年以后，法国国民议会退守凡尔赛的网球场，坚持不散，英国内战象一服药剂，仍然在一六八一年的英格兰人身上发挥着效力。由于法制观念的影响，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查理二世在禁卫军的严密保护之下退居温泽。沙夫茨伯里试图把已经解散的国会变成具有革命性质的代表大会，可是无人听从他的意见。查理二世的这步险棋走对了，前一天国会还把自己看作国家命运的监护人，随时准备进行殊死的斗争，此时议员们却乱哄哄地争夺车辆准备回家。
沙夫茨伯里从此开始倒运，深谋远虑的哈利法克斯登上了显要的地位。处决天主教贵族和其他人的行动已经引起明显的不满，国会遭到第三次解散时的顺从态度使这些不满情绪进一步暴露出来。没过两个月，查理二世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将沙夫茨伯里以煽动叛乱罪论处。令人费解的沙夫茨伯里此时几乎奄奄一息，他虽然意志犹坚，而体力已经极度衰弱。他几乎不能走路，追随者见此情景无不感到失望。米德尔塞克斯地区的大陪审团忠于沙夫茨伯里，在控告他的起诉书上写了“笨蛋”的字样，因为他们认为证据不足。沙夫茨伯里依法获释。同时，他的一名追随者却以同样的罪名在牛津上了绞刑架。他已经不能继续斗争，建议他的同党发动叛乱，而首先杀害国王似乎是必要条件之一。他在这时候逃往荷兰，希望荷兰人给予支持。数星期之后，他在海牙去世了。他不能同英国议会制度的几个主要奠基人相提并论。作为清教改革家，他有丰富的党争经验，而他的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的首要目标是要使自己的党派和宗旨取得胜利。他一生的活动没有为英国留下任何遗产，他同皮姆一样令人生畏，可是他的名声远远不及后者。
此时人人关心的是内战会不会发生。所有的克伦威尔势力跃跃欲试。人们确实有一种普遍的恐惧心理，他们认为，约克公爵一旦登上王位，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改信天主教，二是在火刑柱上化为灰烬。约克公爵于一六八二年五月从流亡的地方归来，人们更加胆战心惊。科尼特·乔伊斯把国王从霍姆比城堡押走，那只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退役的圆颅党军官“汉尼拔”·朗博尔德曾经于值得记忆的一月三十日在白厅刑场的断头台旁边值勤，如今住在纽马克特公路旁的拉伊城堡里。在那个地段，公路两旁的地势十分险要。在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赛马归来之时，如果有人在这里埋伏五十名狂热的铁甲军士兵，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国王的卫队。除了这个危险的计划，还有一个发动大规模暴动的阴谋，它的策划者并不知道另一伙人的伏击计划。在几年以后把约克公爵赶下王位的那些人当中，许多人，但不是所有的人，此刻正准备诉诸武力。辉格党的许多贵族要人一起进行了密谋。幸好纽马克特发生一场火灾，该镇大部分毁于烈火，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提前几天回京，因而安然无恙地通过了拉伊城堡。数星期之后，有人出卖了这次阴谋的秘密，策划暴动的大集团因而受到了打击。
谋害国王和约克公爵的消息在国内传开以后，日益强硬的保皇派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这个消息扭转了整个局势。在此之前，辉格党利用天主教会的阴谋使老百姓相信，罗马天主教徒即将杀害国王。此时的情况恰恰相反，辉格党或者说是清教徒阴谋杀害国王。英国人对君主制满怀敬意，查理二世举止优雅，尽管有一些危险而引人注目的恶习，还是深受人们的爱戴。人们担心，他一旦去世，他的信奉天主教的弟弟将成为国王，因此人们对他更是满怀敬爱之情。从这时起，查理二世进入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哈利法克斯建议召开新的国会，但查理已经吃尽国会的苦头，他靠路易十四的补贴能够支付生活费。在三十名天主教徒蒙冤惨遭杀害之前，他签署了他们的死刑判决书，他随波逐流地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事态的发展牵涉到两位知名人士，一位是拉塞尔勋爵威廉，另一位是阿尔杰农·西德尼。他们并没有图谋杀害国王，可是拉塞尔参预了政变的策划工作，西德尼准备了一份没有发表的学术性文件，这份文件为抵制王权的做法进行辩解。保护国王的托利党人消除了顾虑，他们奋发起来，要求采取报复行动。查理二世把拉塞尔和西德尼归入亨利·文爵士之列，定为君主制的敌人，西德尼的罪名略轻一些。经过公审之后，二人上了绞刑架。拉塞尔宁愿牺牲而不向王权屈服，西德尼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维护辉格党的基本原则。教会和政府同这两个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兰克作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写道：“这是本世纪的特征所在。在政治和宗教观点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中，许多人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信念使他们具有坚定的性格和高于党派之争的思想境界。人们象掷骰子一样，可能获得权力和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也可能不得不向刑场上的复仇大斧伸出脖子。”
这些牺牲具有深远的意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宗教而杀身成仁。属于新教、天主教、清教、长者派、再洗礼教派和教友派的教徒都曾经英勇不屈地迎接死神。宫廷大臣和知名人士在他们的政策失败之后倒下去了，杀害查理一世的人也傲然迎接了死神，而此时这些受刑的人却是政党利益的第一批牺牲者。分支繁多的贝德福德家族维护拉塞尔的荣誉，对自己的称号比较满意的辉格党人世代崇敬这些捍卫他们的原则和利益的杰出战士。他们长期颂扬“汉普登在战场上，西德尼在断头台上为之献身”的事业。当年的辉格党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陈迹，可是它在自相矛盾和互相误解的世界上留下了应当得到承认和付之实施的自由统治原则。我们在衡量这条原则对现代社会的宝贵价值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向那些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如此明确地提出这一政策的人们表示敬意。
查理二世从此在国内保持着绝对权威，具有进行反击的能力。自治市和城镇是辉格党的堡垒，它们只能凭借特许状来控制地方权力和地方行政官的职务。它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影响也受到威胁。通过施加压力和巧妙操纵，保守党人当选为伦敦的行政司法长官，从此可以组织可靠的陪审团，严惩犯罪的辉格党人。象沙夫茨伯里那样能够逃脱惩罚的事情不会重演了。托利党在伦敦得势以后，不久也在外省取得胜利。辉格党的城市自治机关根据收到的令状，应当提出有关它们长期行使特权的合法证明。皇家法官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些特权多半是不合法的。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一直抱着敌对态度的市自治机关向国王屈服，乞求国王根据自己的意愿签发新的特许状。嫉妒城市特权的乡绅阶级支持政府。辉格党人在乡村处于劣势，此时他们在城市的优势也岌岌可危。然而，他们竟然奇迹般地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生存下来，而且不久将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
获胜的查理二世违背自己的心愿，顺从地执行他的法国施主确定的外交政策。他过着日益节俭的生活；他的情妇们开始关心自己的前途，互相争夺从印花税中拨出的年金，只有海军舰队仍然得到必要的费用。路易十四继续进行侵略扩张活动，反对民主自由和新教信仰。他的军队践踏西属荷兰地区，他染指斯特拉斯堡，进攻德意奉诸公国，称霸欧洲，真是不可一世。在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英格兰在欧洲事务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刻却蜷缩于安谧而自足的社会之中，忙于贸易和经营殖民地，专心处理国内事务，而且庆幸其悠闲自在。
在大洋彼岸，英国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往往是当地人士当机立断的结果，而不是伦敦当局有计划的指示所致。英国的贸易在印度和非洲西海岸均有发展。一六六九年成立的赫德森海湾公司在加拿大北部建立了第一批贸易站，并且不断加强它在那里的势力。在纽芬兰沿海地区，英格兰渔民使最早开辟的英国殖民地恢复了生气。在美洲大陆上，英国人几乎控制了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他们夺取纽约，开辟新泽西殖民地，把南北两大批殖民地连接起来。内陆地区的宾夕法尼亚在教友派教徒威廉·佩恩的领导下，开始成为各国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在它的南面，南、北卡罗来纳两个殖民地已经形成，是为纪念国王而命名的。到查理二世的统治结束之时，美洲诸殖民地已经拥有二十五万人口，其中不包括源源不断地从非洲运来的黑奴。各殖民地的地方议会坚决维护英国人的传统权利，反对来自伦敦的王室大臣的干涉。在王政复辟时期，伦敦人沉浸在胜利和失败的喜怒哀乐之中，很少有人看到在这些较小而遥远的美洲殖民地面前展现的广阔前景。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倒是看到了这番前景，他在垂暮之年著书颂扬伟大和古老的不列颠君主制，书名为《神圣的不列颠》。不过麦考利对这部书持否定态度。丘吉尔自豪地提到了不列颠在十七世纪的新天地，“她的地平线扩展到遥远的美洲，那里阳光灼热，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部分，它得到迅速发展，将比本土拥有更加雄厚的力量”。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不让约克公爵获得王位继承权的呼声逐渐消失了。这时他积极支持法国的欧洲政策，不但没有从过去的逆境中接受教训，反而梦想借法国的武力使英格兰再度皈依罗马天主教。奇怪的是，他的个人威望竟然有所恢复。他当时的行动没有被人遗忘。
他是不列颠王室的荣誉，
敬爱的吉米 [ 译者注：詹姆斯的昵称，约克的全名是詹姆斯·约克。 ] 重返民间。
这是托利党的蹩脚诗人对他的歌颂。他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名义上再度成为海军大臣。他向重视实际的查理二世详述了强硬政策已经显出的效力，坚定不移地准备执行自己的使命。
查理二世只有五十六岁，表面上精神焕发，身体强壮，而实际上他的纵欲生活已经破坏了他的体质。不过，倘若把他视为酒色之徒，则低估了他的性格和才智。他的一生是在无休止的斗争中度过的。他在少年时期目睹和忍受的灾难，成年时期经历的险遇和贫困，在位二十五年的复杂政治斗争，可恶的“天主教会阴谋”对他的逼迫，这种种经历使他在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显得老成持重，英格兰的各种烈火已经熄灭，而余烬仍在散热，感到疲倦的查理国王可以烘手取暖而稍事休息。
此时倍受宠信的哈利法克斯仍在敦促查理二世召集新国会，查理二世要不是在一六八五年二月中风，也许会同意他的建议。医生对他进行了难以忍受的治疗，可是毫无效果。他对死亡采取令人感动的超脱态度，并为自己“在临终之时如此令人烦恼”而表示歉意。约克公爵在一旁准备拯救他的灵魂。在博斯科贝尔的橡树上避难前后曾经帮助他的老神父赫德尔斯顿被人秘密带到这里，为他做最后的祝福，企图把他带回天主教世界。除了实行世袭的君主制之外，查理二世在人间和阴间别无所信。他要根据自己的权利充当国王，过着惬意的生活。他并非残忍，而是愤世嫉俗，他并非宽容，而是漠然处世。他值得人们感谢的主要方面，是他重视皇家海军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