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辟·第二十一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护国公克伦威尔死后留下的真空是无法填补的。他在临终时指定他的长子理查德为继承人，但他的话“模糊不清，而且不完整”。理查德被他的政敌谑称为“摇摇欲坠的家伙”，他心地善良，值得尊敬，可是缺少那个严峻的时代所需要的魄力和能力。
他起初得到军队的承认，及时登上他父亲的宝座。当他准备行使职权时，他才发现自己徒有虚名。他企图任命军队将领时，遭到军官委员会的抵制，而军队的总司令查尔斯·弗利特伍德是他的妹夫。理查德这才意识到，军队的指挥权是不能世袭的，统帅的职位是不会空着的。他的弟弟亨利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同他一样努力加强政府权力，甚至不惜牺牲护国公职务的君主性质。根据亨利·克伦威尔的建议，另一届国会召开了会议。
所有的保皇派均被摒于这届国会之外，一直比较活跃的瑟洛极力把支持护国公的人安插在国会里。但国会立即提出了有关政权的重大问题。在理查德主持国会的隆重开幕式并发表“御前演说”之后，下院议员便立即着手恢复共和制的原则，努力控制军队。他们对一六五七年以来的一切法案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因为大清洗使国会失去了普遍的代表性。他们企图使军队不对护国公而对他们忠心耿耿，但军队的领袖决心保持他们的独立地位。这些将领对下议院的行动牢骚满腹，认为“传统事业”受到威胁。他们说：“我们为了这一事业曾经流血牺牲。如果用鲜血换来的人民自由再次丧失，我们一想到有朝一日要对此作出解释便不寒而栗。”下议院则认为，假如军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存在于国家之中，这是不可容忍的。他们要求到会的军官们返回自己的指挥岗位，他们说：“倘若国会再也不能命令军官们回到自己的部队，那么国会的情况就不正常了。”他们决定，每个军官都应该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干扰国会的会议和辩论。
在同军队的冲突中，下议院愿意把军队的主要指挥权交给护国公。这场冲突因此达到高潮。双方都集中了自己的力量。护国公和国会起先似乎各自控制了一部分军官和部队，然而双方的力量都不能使下层军官和士兵俯首听命。理查德·克伦威尔继任护国公的显要职务不到四个月，便发现连卫兵都背叛了他。军队要求解散国会，由军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整夜等候答复。第二天早晨，他们得到顺从的回音。企图进入下议院开会的议员再次被军队赶回去。军队成为主宰者，为首的是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高级将领们本来会愿意给理查德留下一点尊严，无奈军队对摄政制充满敌对情绪。他们决心实现真正的共和制，以使他们的军事利益以及分裂主义和再洗礼教派的原则占主导地位。
甚至在这个不流血的绝对胜利时刻，军队也感到他们的行动需要得到行政权威的认可。到哪里去找这种权威呢？最后他们采纳一条权宜之计。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一六五三年四月举行会议的议员是“传统事业的支持者，始终得到上帝的帮助”。他们到前议长伦索尔的家里，请他和一六五三年国会的同事们重新行使权力。于是，总共四十二个清教徒要人惊奇地回到他们六年前被赶出的议院。“长期国会”的残渣就这样重新出土，摆到疑惑不解的英国人民面前。
政务院宣告成立，其中有亨利·文、黑兹尔里格和斯科特三名共和派领袖，另外有八名将军和其他十八名下议院议员。政务院要求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儿子们默认废除摄政制，并预先为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他们的债务将得到清偿，他们本人将获得住所和年金。理查德立即接受了这些建议，亨利犹豫一阵，不久也接受了。后来二人乐享晚年，寿终正寝。护国公的大印被劈为两半。军队宣布承认弗利特伍德为他们的总司令，同时也同意高级军官的委任状由议长以共和国的名义签发。于是，英格兰确立了以公民选举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全国一切力量都服从这个权威。但军队同国会仍在勾心斗角。兰伯特将军说：’我不知道我们双方为何不分胜负。”
当这些冲突困扰着伦敦共和政府的时候，保皇派武装到处蠢蠢欲动。中央政府近来的变化使斯图亚特王朝的顽固势力恢复了元气。开始武装对抗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一六五九年夏天，保皇派奇怪地同长者派联合起来，在几个郡里发动叛乱。他们在兰开夏和柴郡声势浩大，德比家族的力量在那里仍然十分活跃。乔治·布思爵士迅速发展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兰伯特带领五千人马前去围剿。八月十九日，两军在温宁顿布里奇展开战斗。兰伯特在战报中说：“双方的骑兵都以英国人的气概拼命厮杀。”但保皇派还是被击溃了。其它地方的保皇派被当地的民兵打垮。这次叛乱迅速被镇压下去，查理二世甚至还来不及出面指挥。这对他倒是值得庆幸的。铁甲军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拥护摄政制和拥护君主制的势力。战场上的武器撞击声使将军们想起自己的巨大力量，他们不久又同他们亲手恢复起来的残余国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兰伯特此时成为最显赫的人物。他取得温宁顿布里奇战斗的胜利之后，带着伤亡很少的部队来到伦敦。国会对他的傲慢态度感到不满，在十月份企图解除他及其同僚的职务。他把部队带到威斯敏斯特，封锁了下议院的所有入口，士兵们甚至不让有权签发将军委任状的伦索尔议长进去。兰伯特生气地问道：“难道他们不认识他吗？”士兵们说，他们在温宁顿布里奇战斗中没有看到他。这一次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而大权已经落入兰伯特手中。
兰伯特能力出众，军事才能仅次于奥利弗·克伦威尔，政治经验也很丰富。他自己并不打算登上护国公的摄政宝座，他的想法与此截然不同。他的妻子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支持保皇派，而且希望进一步提高本家族的地位。他们夫妇俩致力于使他们的女儿和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结婚的计划，这是兰伯特的全套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兰伯特成为共和国的统治者，他将恢复君主制。双方认真考虑了这个计划。在最近一次叛乱中被俘的保皇派受到极其宽大的处理，这种做法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兰伯特似乎认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宗教方面，军队在复辟的君主制度下一定比在残余国会或护国公的统治下更加满意。他的充满危险的行动是秘密而隐晦的。弗利特伍德早已对他有所怀疑，这两个军事首脑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这时军队发觉自己内部已经分裂，开始为自己对国会采取的猛烈行动而担忧。
黑兹尔里格是最坚定的共和派议员，他那苍白的脸、薄薄的嘴唇和炯炯有神的目光显示出布鲁特斯 [ 译者注：古罗马政治家和将军，是杀害恺撒的密谋者之一。 ] 式的坚定态度。他被赶出下议院以后，急忙赶到朴次茅斯进行说服工作，使那里的驻军确信，伦敦的军队践踏了重大的原则。彼此不和的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派兵攻打朴次茅斯时，黑兹尔里格把这支攻城部队争取到他的一边。这部分铁甲军立刻向伦敦进发，以便为解决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士兵中间的分歧开始影响部队的自信心，最终导致了英国军事专政的结束。圣诞节期间，军队决定同国会和解。他们高呼：“让我们与国会同生死！”他们游行到钱塞里街，在伦索尔议长的宅邸前面停下来，一反不久前对待议长的祖暴态度，对驱散国会一事表示懊悔。他们表示服从国会的权威，欢呼议长是他们的将军和国父。不过，这种状况是不能长久的。有人一定会随后采取行动，建立一个代表新制度或旧制度的政府。这种拯救来自其它方面。
镇守苏格兰的克伦威尔式指挥官乔治·蒙克虽然在性情上同兰伯特大不相同，却也属于出类拔萃之辈。英格兰将再次被一个举止稳健的人所拯救。蒙克是德文郡的绅士，年轻时在荷兰战争中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英国内战开始时，这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人回到祖国。他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官，对发挥自己的军事特长的兴趣超过对处于危机中的事业的关注。他曾经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王国里为查理一世转战南北，被议会军俘虏并监禁一个时期，以后便倒向议会派一边，而且迅速获得重要的指挥权。他曾经在爱尔兰战场上出生入死，也在海战中抗击过荷兰人。他渡过各种惊涛骇浪和激流险滩，先后支持过议会派、共和制和摄政制，每次转变都适逢其时。他在克伦威尔时代彻底征服了苏格兰，而没有引起长期的仇恨。他早就反对军队在伦敦的粗暴行动。由于深得苏格兰的民心，他通过一项协定为军队得到给养，没有遭到苏格兰人的反对。他还撤换了他不信任的所有军官。兰伯特仍然在推行他不合时宜的计划，发现他必须对付蒙克。蒙克可以利用国会的口号和法律原则，得到英格兰共和派的支持，还博得了苏格兰人的信任，因为他允诺保护他们的利益。兰伯特在一六五九年十一月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离开伦敦北上，可是师出无名。他在农村强征军需品，弓’起当地居民的极端厌恶。
蒙克完全懂得利用天时地利，可以说是英格兰人的典型代表。英格兰人所崇敬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必须避免逆流而行，日日静待时机，直到明确地知道潮水涨落的情况时才采取行动；他们必须克制私欲，采取妥善的措施，即使不是出于真心实意，也必须小心翼翼地朝着民族统一的目标缓慢前进，采取崇高的行动。一六五九年秋，蒙克将军率领七千精兵驻扎在特威德河畔，他在司令部里受到各界人士的恳求。来访者说他掌握着英格兰的命运，纷纷请求他拯救苍生。蒙克将军在营中接待各种势力和党派的使者，象每一个伟大的英格兰人应该做的那样，耐心地听取他们的请求和呼吁。他虽然具备我们民族特有的正直性格，但他们却无法了解他要如何行动，一直猜测了很久。
蒙克终于耗尽耐心，开始采取行动。他了解到伦敦事态的发展之后，于晴朗、寒冷的一六六〇年元旦在科尔斯特里姆渡过特威德河。他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部队的状况证明，他的担心是颇有理由的。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中，他艰难地维持着对部队的控制。当年议会军的老将费尔法克斯此时出现在约克，聚集了一支拥护自由国会的人马。蒙克保证不惜一切代价在十天之内同费尔法克斯会师。他的诺言实现了。他在约克接到了盼望已久的东西：黔驴技穷的残余国会邀请他进驻伦敦。于是他率军南下，沿途各郡发出同一呼声——“要自出国会！”他和部下到达伦敦不久，便被残余国会的强硬命令所激怒。其中的一项命令是推倒伦敦商业区的城门，以此威慑首都居民，因为伦敦商业区开始转向保皇派，正在为查理二世筹集资金。蒙克没有采取克伦威尔和兰伯特的做法，他企图以削弱而不是解散的办法来制服国会。他在二月份召回被普赖德清洗出去的议员。这些人主要是长老派教徒，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心向保皇派。王政复辟大有希望了。被清洗的议员重返国会的当天晚上，塞缪尔·佩皮斯 [ 译者注：十七世纪英国政府官员，以他的日记而著名。 ] 看到伦敦商业区“人人兴高采烈，篝火照亮了半边天……处处铃声悦耳”。国会恢复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废除一六四八年普赖德清洗以后制定的一切法规，否认从那时以来对一切问题的处理。议员们被一个将军赶走，又被另一个将军请了回来，这十二年期间违法之事司空见惯。他们宣布蒙克为全军总司令。残余的“长期国会”自愿解散。蒙克感到满意的是，自由国会即将召开会议，这样一届国会必然会使查理二世重登王位。他从苏格兰率军回来以后确信，苏格兰的人民大众对政体方面的尝试已经厌倦，盼望恢复君主制。
国王“应该重登王位”，这确实是人民的愿望。这几个出自民众肺腑的字眼，对贵族和富人同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字冲破军政长官及其追随者的统治，成为悦耳的诗歌，象长了翅膀一样在每个村庄和采邑传诵：
在阿拉拉特山上 [ 译者注：传说基督教《圣经》中诺亚方舟登陆的地方。 ] ，
我仍然充满希望，
盼来一只和平鸽，
把她喜爱的橄榄枝带到水乡。
那么我将等到水落，
似乎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窝。
不听到国王重登王位的消息，
我永远不会快活。
然而，必须处理的麻烦事多如牛毛。这不是报仇雪恨的时候。如果铁甲军要请回国王，那么他们积极反对他父亲的活动决不可加以否定。不列颠岛上的潜在智慧这时发挥了作用。在胜利之时出现了过激行动，内战期间的原则遭到滥用。必须在理论上，而不是在行动上恢复本来的原则。蒙克派人同查理二世取得联系，建议他除国会的规定之外实行无条件大赦，答应完全支付拖欠的军饷，肯定土地交易。在英格兰，象征财富和地位的土地已经易手。这种所有权的转变是由战场上的胜利而确定的，不可能彻底推翻。国王可以重新享受他的一切权利，但不是所有的保皇派都有这样的资格。必须完全承认每个人保持他们的所得或剩下的财产。不许报复，每个人都必须承认现状。
然而，有人流过神圣的鲜血，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已经为数不多了。
如果每个从议会派的胜利中获得好处的人能够肯定他们不会受到影响或惩罚，那么他们对惩罚弑君者就不会有很大的抵触。一六四九年的行动违反法律，违背国会的意志，也违背全国百姓的愿望。应由当事人偿还血债。这种态度有些小气自私，但它同当时的和解精神却是一致的，这种和解精神对英国的政治起了重要作用。
查理二世的忠实大臣海德接受了蒙克的建议。他曾经随同主人过流亡生活，不久以后得到克拉伦登伯爵领地的奖赏。他为查理二世起草了一份宣言，叫做《布雷达宣言》。查理在这份宣言中表示，将一切棘手的问题放在一边，留给以后的国会去处理。后来王政复辟之所以带来良好的秩序，使英格兰的传统制度在克伦威尔进行各种尝试以后得到复兴，主要是由于海德从律师的角度出发注意尊重国会和先例的原故。
在有关方面进行协商之后，新国会的选举开始了。在名义上，凡是曾经拿起武器反对共和的人不能参加选举，可是保皇派势力强大，这条禁令不起任何作用。长老派和保皇派占绝大多数，各郡的共和派和再洗礼派在他们面前纷纷败北。这两个失败的派别发动武装叛乱没有成功，他们继而建议把即将去法国避难的理查德·克伦威尔请回来，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有人提醒他们说，是他们自己把他赶下台的。监禁在伦敦塔的兰伯特越狱逃走，准备诉诸武力。他的部下背叛了他，所以蒙克不折一兵一卒就重新俘虏了他。兰伯特的这次惨败决定了王政复辟的大局。蒙克、他的大部分军队、伦敦民兵、全国的保皇派、新选举的下议院大多数议员以及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重新开会的上院贵族议员联合起来，他们知道大权已经在握。上、下两院已经恢复起来。只要国王一声令下，英国议会的三个等级 [ 译者注：指上院主教议员、上院贵族议员和下院议员。 ] 就完整无缺了。
国会急忙给流亡中的查理二世送去大笔金钱，供其花费，然后便张罗起御辇中的猩红色天鹅绒装饰来了。过去敌视国王的舰队奉命保护查理二世回国。成千上万的人在多佛等候着他。一六六〇年五月五日，他在那里登陆，蒙克将军毕恭毕敬地迎接了他。去伦敦途中的行列如班师回朝，各阶层的人熙熙攘攘地争相欢迎国王荣归故土，人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噙着泪水尽情欢呼。他们感到自己终于从恶梦中得到解脱，以为进入了黄金时代。查理二世、克拉伦登、久经考验的秘书尼古拉斯以及同国王共患难的一小批流亡者惊奇地四处观望。这真是他们几年前侥幸逃离的不列颠岛吗？查理二世在布莱克希恩看到顺从的铁甲军列成整齐威武、寒光闪闪的阵列时，一定会自问这是否在做梦。他在博斯科贝尔的橡树上躲避铁甲军的搜查，那只是八年前的事情。就在几个月以前，铁甲军还在温宁顿布里奇打垮了他的追随者。如今迎接他进入伦敦的是一场隆重的感恩仪式。伦敦的市长和参议员带头欢庆这一节日。长老派牧师拦住查理二世的去路，不过是为了在众人鞠躬时献上《圣经》，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荣誉。国会上、下两院表示忠于国王本人，承认他的权利。各阶层的民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保皇派还是圆颅党，主教派还是长老派或独立派，都表现出和解的精神，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欢乐场面。那一天是英格兰的极乐之日。
历史的车轮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倒转整整一圈。这次复辟不仅是王政复辞，也是国会的复辟。当时确实是议会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下议院在战场上打败了国王，同时也控制了它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可畏军队。它纠正了自己的过激之处，现在成为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英国统治机构，当年议员们向查理一世提出的有关政体的具体要求中的一切合理意见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已无再提的必要。“长期国会”在查理一世于一六四二年初逃出伦敦以后制定的法律以及共和时期或摄政时期的一切法律此时均告无效，但是查理一世曾经同意的王权限制条例则仍有效力，他盖过御玺的法令仍然有效，一六四一年的一切法令或文件也都有效。更主要的是，这时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王权是国会的工具，国王是臣民的公仆。
国王的神圣权利又得到承认，但他的绝对权利却遭到否定。枢密院的刑事司法权、星星法院和宗教法庭已被取消。国王未经国会批准或以巧妙的非法手段进行征税的做法遭到禁止。从此，制定一切法规都要根据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国会的多数意见，国王的任何命令不能抵制或代替法规。王政复辟实现了皮姆和汉普登最初寻求的目标，排除了他们由于紧张的斗争以及由于战争和独裁带来的罪恶和蠢行而产生的过激倾向。下议院和习惯法取得了长期的胜利。
这时，新的君主观念已经形成。在早期同查理一世及其父亲的斗争中，议员们并没有想彻底废除王权。下院议员中的律师们在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是习惯法的原则。他们为了使国王受到法律的约束而进行斗争。这种法律指的是大宪章所体现的原则，即习惯法。它使英国人免遭任意逮捕和处罚。习惯法法庭几百年来所执行的正是这种法律。国会没有为自己谋取无限的权力，也没有设法摧毁国王的传统权力，它只是努力监督这种传统权力的执行情况，以便使国会和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科克曾经宣称，法官是最有权威的法律解释人。在没有国王、没有王权的年代里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国会法案是最高权威。这种观点没有历史依据，也不受律师们的赞赏。权力从律师手中转到了骑兵军官手里，后者在宪法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科克认为，即使国王和国会联合起来，也无权压制习惯法，应该由习惯法最高法院的法官确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的这种主张在英格兰已经永远消失了，不过它存在于大西洋彼岸的新英格兰，后来在反对国会和国王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显出它的全部面目。
同以往任何时期一样，王政复辟时期的财政状况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除了一般支出，还需要大笔款项来偿还国王在流亡期间欠下的债务，补足军饷以解散军队。国会坚决拒付护国公在任时欠下的债款。国王放弃了他从财产监督权、土地占有权和其它封建残余权利中应得的进项。国会拨给他一定的年金，加上他的祖遗地产，每年收入估计可达一百二十万英镑，这使他受到束缚，不过这个数目还相当可观，他和他的谋士们表示满意。经过长期的劫难之后，英格兰的大地一贫如洗，使税收工作难以进行，因此对国王的收入作出固定安排是不容轻视的。至于额外的开支，查理二世必须依赖国会，他和克拉伦登都接受了这一现实。王权将受到国会的限制。
同时，国王和国会均将摆脱军队的威胁。这支发展到四万人、战斗力堪称天下第一的军队即将解散，无论如何不能再建立这样一支军队了。“不要常备军”——这是各个派别的共同口号。
重获统一的国家所作的决定象一把手术刀，对许多溃烂的伤口大动手术，不管手术多么必要，患者总会感到疼痛而畏缩。保皇派感到屈辱的是，他们的事业虽然证明是正确的，而他们受到的经济处罚并没有得到纠正。他们徒然抗议说，《赦免与保护法案》实际上是赦免过去的功劳，保护过去的罪行。只有直接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人才受到惩罚，而那些在残酷的战斗中打垮国王并对国王的忠实朋友大肆报复的人却逍遥法外，甚至发了横财。这不能不使保皇派感到万分愤慨。除了军人之外，大家都赞成解散军队。能够解散军队而不发生流血冲突，似乎可以说是奇迹。铁甲军的士兵在公众舆论面前窘迫不堪，因为人人都反对他们。他们曾经立下汗马功劳，取得无数次的胜利，努力为国家建立神圣的政府，约束自己的行动，可是现在却受到普遍的憎恨。他们将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可是他们顺应了社会舆论的潮流。他们如数领到军饷，解甲还乡，重操旧业。几个月之内，这支力量无限、不可战胜、随时可能吞噬不列颠王国和社会的军队消失在贫民之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从此勤劳而自制，如同以前勇猛而狂热一样。
在签署查理一世死刑判决书的大约六十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离开人世，三分之一逃往异乡，剩下的仅有二十人。查理二世坚决抵制忠于他的国会，尽量减少死刑。顿时群情激愤。国王主张宽待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国会则要求惩罚这些凶手，而国会中的许多议员却是凶手的唆使者。最后，九个人被定为逆君罪，处以死刑，他们是集体罪行的替罪羊。他们几乎个个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自豪，哈里森和其他军官走上断头台时确信，后人将为他们的牺牲而俯首志哀。只有积极的传教士休·彼得斯有些胆怯，可是他的同志们的不屈精神鼓舞了他，一种强烈的兴奋感，也在支撑着他。浑身是血的刽子手提着屠刀在血泊中走近他，然后问道：“彼得斯博士，你觉得这样受刑怎么样？”他坚定地回答说：“这样顶好。”
处死的人数离普遍的要求相差甚远，所以只好对血腥的处决活动作了一次补充，不过这次没有杀人。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雷德肖的尸体被人在他们几年前隆重下葬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从棺材里拉出来，装在囚笼里沿着大街拉到泰伯恩绞刑架，在三角形绞刑架上吊了二十四小时。他们的头颅被钉在醒目之处，剩下的残体被扔在粪堆上。皮姆和其他二十名议员的尸体也被挖掘出来，埋到一个土坑里。同死人进行的这场残酷斗争是出于社会舆论的凶狠压力，为了满足社会的要求，查理二世愿意抛出死尸而挽救活人。
另外只有两个人被定为死罪，他们是兰伯特将军和亨利·文爵士。兰伯特经历不凡。在共和制的最后一年，他随时可以夺取最高权力。我们曾经提到他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子的计划。他企图抢在蒙克之前恢复王政，或者在打败蒙克之后担任护国公。他是个胆大包天的人，况且在军事革命中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可是他还是失败了。铁甲军的将军、取得无数次胜利的英雄兰伯特低声下气地在法官面前受审。他请求国王宽大为怀。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为他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得到赦免，去格恩西岛居住，“获得在全岛随便活动的自由”，后来迁到普利茅斯，以作画和研究植物学为乐。
亨利·文爵士性情倔强，不屑于求饶，他精神饱满地为自己辩护，他的每一论点既合乎法律准则，也符合逻辑。他本来可以得到赦免，可是他过去做过的一件事现在成为他的致命原因。人们还记得，他在二十年前偷出他父亲的枢密院会议记录，把内容告诉皮姆，一口咬定说斯特拉福德建议把爱尔兰军队调到英格兰。这决定了斯特拉福德的厄运，如果债务应该偿还的话，这当然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血债。查理二世不想饶恕他。查理国王说：“此人十分危险，只要我们能够名正言顺地除掉他，就不应该让他活着。”亨利·文十分高兴而自信地迎接死亡，他对充满敌意的人群作了无法反驳的演说，无奈号角声淹没了他的声音。
阿盖尔侯爵是王政复辟时被处死的唯一的苏格兰重要人士。他到伦敦来迎接国王，但立即遭到逮捕。查理二世不想背上这个包袱，将他送回苏格兰，由那里的贵族和民众审讯他。复辟的查理二世一直极力减少暴行，他说：“我对杀人感到厌烦。”苏格兰议会根据当时的气氛，急忙把他们昔日的导师送上断头台。阿盖尔也是坚定勇敢而十分虔诚地死去的。每个人都感到，他的下场和蒙特罗斯的遭遇算是两相抵消了。在王政复辟的激烈动荡中，被处死的还不到十二人。这是查理二世极力保护的结果，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威望。宣判这些人死刑的恰恰是他们犯罪的主要同谋和受益者，查理二世对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安排一定很满意。议会派的主要人物、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员以及在共和制或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高级官员立即改变立场，坐到审判弑君者的特别法庭上。这次残酷而有节制的报复行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而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