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君之斧·第十八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到一六四六年春天，保皇派完全失去了对议会军进行武装抵抗的能力。
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随着国王的最后一股部队在斯托昂瑟沃尔德 [ 译者注：英国的一个小集镇。 ] 的战斗中失败被俘。他对俘虏他的人说：“好啦，小伙子们，你们完成了任务，现在可以回家玩去了 ，否则你们彼此之间会打起来的。”
清教徒胜利了。总的看来，比较坚决地支持议会派的中产阶级打败了四分五裂的贵族和上层阶级，伦敦的新兴金钱力量战胜了陈旧的忠君观念，城镇控制了农村，其他教派战胜了国教。许多地方与此相反，但从全国来看，情况大致如此。政体问题仍未确定下来。查理在个人专制时期所赞成的一切已经荡然无存。可是，马上又出现了更大的问题。英国由于当时的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无法接受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国王本人及其职权。查理准备在兵权问题上作出让步，然而为了维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他决心单独斗争下去。早在一六四五年秋，蒙特罗斯已经在靠近边界的菲利普霍被入侵英格兰的苏格兰正规军所属的支队打败。于是查理打算依靠苏格兰政府，因为他看出苏格兰同铁甲军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他失去了一切物质力量和权力，但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希望在逆境中重建自己的力量。他还指望从法国得到援助，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正在那里避难。在这场战争中，她为查理国王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已付诸东流，她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
在令人痛苦的几个月里，鲁珀特没有进行坚决抵抗便交出了布里斯托尔城，保皇派的堡垒相继陷落。查理国王打算只身前往伦敦，为他在战场上输掉的事业向臣民进行辩解。各界人士都有这种愿望。查理似乎并不担心他的个人安危。伦敦评议会以及国会和议会军中的部分强大势力也赞成这个计划，查理最后决定把他的命运交给苏格兰人。一名法国人从苏格兰人那里得到口头保证说，国王的安全将得到保证，身份受到尊重，他们决不强迫他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查理得到这个保证之后，投奔苏格兰军队司令部，当时这支军队正在和议会军攻打纽瓦克。在纽瓦克陷落之后，苏格兰军队立即向北转移。
查理一直以客人的身份聊以自慰，可是他不久便发现自己是一名阶下囚。他在行军途中向一名苏格兰军官打听自己的处境如何，遭到戴维·莱斯利将军的粗暴制止。他受到各种礼遇，可是处于严格的看管之下，不能同他的随从接触，有人甚至监视他的窗户，防止他把未经检查的信件投到街上。在纽卡斯尔的软禁生活中，他开始就有争议的国家大事进行将近一年的讨价还价。苏格兰人企图迫使他接受当年签订的协议并且在英格兰推行长老会制度，查理同他们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同时，他还同英格兰国会争论它提出的政体问题。国会的策略是，让查理尽可能长久地关在狱中，直到他们在政体和宗教方面为他造好桎梏为止，同时利用他的名义和亲笔签名为他们的党派利益服务。他必须在协议上签字，主教制度必须废除，海军和民兵在二十年内应由国会控制。称为“限制条例”的许多惩罚措施使查理国王的忠实朋友和支持者被剥夺了公民权，惩罚的程度不亚于兰开斯特王族在陶顿战斗之后遭受的迫害。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现代作家写道：“查理需要做的只是放弃自己的王权、教会和朋友，这样，他仍然可以保住英格兰的王位。……所谓英格兰国王，实际上只是外国军营中的一名囚犯，不能同自己的牧师相见，只能独自在卧室里读《祈祷书》。英格兰国王这个令人艳羡而十分危险的角色落到这般地步，成为一个‘受伤者’。” [ 原注：引自G．M．扬所著《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一书。 ]
查理自然希望从国会和军队之间以及英格兰政府和苏格兰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坐收渔利，因此迟迟不作出决定，以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府撇开他单独达成协议。苏格兰人在得到入侵英格兰的一半酬金之后，于一六四七年二月根据议会派保证查理人身安全的诺言将他交给议会派，然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这笔交易虽然很实际，却不免令人凄怆。许多人常常念着这样两句顺口溜：
苏格兰人黑心肝，
出卖国王换铜钱。
一六四六年是紧张而混乱的一年，有关政体和宗教方面的争论无休无止，国家生活处于瘫痪状态，民怨沸腾，人们又以忠君之心瞩目于查理国王。
苏格兰人收到报酬之后，查理被新主人极其歌重地带到北安普敦郡的霍姆比城堡。他的威望立即显示了出来。在纽卡斯尔以南的旅程中，百姓的欢呼声不绝于耳，车铃的叮当声犹如奏乐。全国处处欢迎国王，希望摆脱残酷的战争，恢复英格兰的旧制度，当然也要进行一些重大改革。查理在战场上象以前在议会斗争中那样一败涂地，不过仍是英国的首要人物。倘若他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人都会拥护他。查理失去一切物质力量之后，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所代表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力量。这时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者——克伦威尔的铁甲军。这支军队有二万二千人，它尚未成为它的缔造者的主人，不过已经不是他们的仆人了。指挥这支军队的是一些威名远扬的杰出将军，他们是总司令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胜利的象征奥利弗·克伦威尔和精于韬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它的精神支柱的亨利·艾尔顿。在他们领导的赫赫可畏的队伍中间，充满着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分歧，这些分歧将会引起比刚刚结束的战争更加激烈的斗争。
国会进行了新的选举，以填补保皇派议员的空缺，它因此有了一些生气。国会中有一股强大的独立派势力，他们支持铁甲军。大多数议员仍然代表长老派的利益，主张实行受到严格限制的君主制。军队并不赞成长老派雇主的宗教观点，它的勇猛战士、极有说服力的鼓吹者和忠诚的成员几乎象反对主教制度那样反对长老会制度，象反对劳德大主教那样反对苏格兰人。军队中有许多活跃的教派，这使军队内部产生了宗教自由的观念。可是军队时刻准备镇压别人。那么谁能够使它就范呢？
议会派在战争中既已取得胜利，大多数国会议员及其领袖便不再需要军队了。军队必须进行大幅度裁减，文官应当掌权，军费必须大量削减。应该把许多团队调到爱尔兰，向爱尔兰人讨还一六四一年的血债；此外还应该在英格兰保持相当数量的军队。至于剩余的部队，不如让他们解甲归田，由下议院表示一番谢意，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聊以自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下议院拖欠军饷的问题。一六四七年三月，步兵中已有十八个星期没有发饷，而骑兵已有四十三个星期没有领到军饷。曾经荣极一时的下议院以为，补上六个星期的军饷就可以使这个问题不了了之。士兵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军饷问题上却是团结一致的。他们下定决心，只要军饷问题和他们所关心的其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就不去爱尔兰或者拒绝遣散回家。国会同军队之间的激烈冲突就这样开始了。双方都以自己曾经取得堪受奖赏的胜利而洋洋自得。
在这场冲突的最初阶段，国会以为它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剑桥市的议员克伦威尔以上帝的名义向国会保证说，军队一接到解散的命令就会退伍还乡。可是另一方面，他一定别有一番言词，因为军队接到国会的遣散命令时，军官们呈交了一份措辞恭敬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可能是艾尔顿起草的。军官们在这份文件中要求为他们本人和士兵补发拖欠的军饷，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行动不予追究，并且要求保证以后不再征兵，对残废人员、寡妇和儿童发给年金。他们说：“鉴于我们根据战争的需要采取了许多非法行动(我们在和平时期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衷心希望国会在遣散军队之前通过法令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得到国王的批准当然更好)，确定我们对所有这些行动不负任何责任。”即便在马斯顿荒野和内斯比的战斗取得胜利之后，铁甲军仍然不能断定，没有得到国王批准的事情是否合法。他们企图在全国各地得到永久的安全保证。组织严密的威斯敏斯特议会认为，只有国王才能给予这种保证。拥有强大武力的人们始终懂得，他们的实力不能给他们任何保证。这个突出的事实说明，英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截然不同。英国人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即使在叛乱之时，也本能地尊重法律和传统。那些破坏王权的人也向来深信，以国王的名义制定的法律是他们能够依靠的唯一基础。
国会领袖接到军官们的请愿书，感到愤怒。他们似乎以为自己掌握着一切控制权。最后，他们命令，各个团队开往不同的驻地，以便将它们逐个解散或者派往爱尔兰。军队回答说，他们要集中驻扎在纽马克特。他们在那里郑重约定，在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前拒绝解散。权力当局和武装力量之间似乎势均力敌，双方都努力寻找盟友。国会中的长老派想依靠苏格兰人，军官们则企图依靠国王。按实际权力的大小，将军们的排列顺序应是克伦威尔、艾尔顿和总司令费尔法克斯。他们认为，他们的地位将要被降到可恶的党派政客之下，这些政客视胜利为私产，企图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分享胜利果实。在这个问题上，将军、低级军官和士兵树立了一致的目标。
克伦威尔和艾尔顿感到，如果他们能够赶在国会之前把查理本人抢到手，这将是不小的收获，倘若能够赢得他的支持，胜利就有了保证。艾尔顿早已开始同查理国王进行秘密接触。六月初，骑兵的旗手乔伊斯根据艾尔顿和克伦威尔的命令，率领近四百名铁甲军骑兵奔向霍姆比城堡。查理在内廷官员和国会代表的陪同下，住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此时，国会派去执行看守任务的上校仓皇逃命。查理知道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因而安详地度过了那个夜晚。王室官员同铁甲军的军官互相寒暄了一番。
翌日早晨，乔伊斯毕恭毕敬地说，他是来接国王的。查理没有表示抗议。他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差不多是以主人的姿态对刀枪整齐的威武阵列扫视了一番。乔伊斯对他的骑兵说：“我以你们的名义作了三点保证：不伤害国王陛下；不强迫他作出违背心愿的事情；允许他的随从同他在一起。你们每个人都同意这些保证吗？”士兵们齐声喊道：“同意！”查理说：“乔伊斯先生，你的令状呢？你有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的手令吗？”乔伊斯面露窘色，他四处看了看，最后指着他的队伍说：“在这里。”查理露出颇有王威的笑容，凭着君主的自信和神圣的权利说道：“不错，这是一个不用拼读就可以看懂的手令，它同我长期以来看到的部队一样威武雄壮……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呢，乔伊斯先生？”
乔伊斯和派他执行这次任务的人认为，只要能把国王控制在手里，可以尽量满足他的意愿。国王觉得牛津对健康有害，剑桥稍好一些，而纽马克特则颇有诱人之处。军队正好驻扎在纽马克特。查理和乔伊斯等人策马同行，怡然自得，感到手中捏着英国的命运。查理在纽马克特附近的奇尔德利住了三天。剑桥大学的师生怀着敬慕之情纷纷谒见国王，这种热情在内战期间是没有过的。克伦威尔、艾尔顿和费尔法克斯不久也来拜谒国王。查理被转移到哈特菲尔德，然后又迁居汉普顿宫。他有时一连数小时在那里的花园中一边踱步，一边同叛乱的将军们谈笑风生，他们似乎都很高兴，内廷官员见此情景，不禁感到惊奇。最后王室发表了一项公告：“国王陛下认为，国会的计划有损于军队的根本利益，也有损于所有的军队同情者的根本利益。陛下细看军队的建议之后……相信，上、下面院会同他一样认为，这些建议比国会的计划更能满足各方的利益，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更加稳固的基础。因此他请上、下两院立即考虑军队的建议(他认为这是实现和平的最好途径)。” [ 原注：引自G．M．扬所著《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一书第六十七页。 ]
在这一切的背后进行着一场政治的和个人的大交易。无人了解它的确切细节。这场交易中包括英国早就可以实现的宗教和解、国会和国王拥有同等力量的政体以及有关军队解散时得到赦免和奖赏的问题。这个大纲是嘉德勋章获得者、一个名叫克伦威尔的伯爵制订的，他是爱尔兰总督，平定了爱尔兰的局势，以不同的形式恢复了斯特拉福德为之丧生的“彻底”政策。当时只有济世之才的政治家、掌玺大臣艾尔顿可能超越了社会前进的艰难步伐，规划了不列颠的政体。英格兰民族本来可以在这个时候作出符合自己心愿的决定，可是这个规划过于美好，根本不能实现。人类不能逃避漫长历程中的艰难坎坷。查理同军队的领导人打交道时没有充分的诚意，他仍然寄希望于苏格兰人的帮助。国会反对军队和国王的建议，坚持自己的党派政策，它也指望请苏格兰人来镇压曾经拯救它的军队，它对军队是很大的阻力。军队内部也有阻力。
迄今为止，将军们控制着下级军官，下级军官则控制着士兵，他们内心都充满着强烈的宗教热情。士兵们对《旧约全书》简直入了迷，以笏和以革伦、扫罗和撒姆耳、亚哈和耶户 [ 译者注：以上数人均系《圣经》中的人物。 ] 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尤其钦佩的是，撒姆耳虽热步履蹒跚，却在上帝面前把阿迦砍成碎片。将军们希望为国家、国王和他们自己争取到妥善的解决方案，而普通士兵则怀有深刻的宿怨。要想使查理和克伦威尔达成的协议成为现实，唯一的办法是立刻将它付诸实施。然而将军们行动迟缓。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控制军心，可是过去的高谈阔论在军人大会上似乎已经不起作用了。军人大会的成员们早已把查理视为“血债累累的人”，他们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可敬的长官竟然不知自爱，同国王勾勾搭搭。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坏，军官们发现他们可能要失去对士兵的控制。
下议院中的长老派此时意识到，他们无法压服军队。伦敦商业区凭着学徒和乱民的压力，强迫长老派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长老派在骚乱和暴力的逼迫下，废除了他们曾经不得已对军队作出的妥协性决议。议长和五、六十名议员惧怕伦敦商业区的乱民，投奔杭斯洛的军队司令部，要求克伦威尔予以保护。军队答应了这个要求，于八月六日开赴伦敦，占领威斯敏斯特宫，进驻伦敦商业区。除了棘手的问题之外，一切都在军队的面前屈服了。
一六四七年秋，军队在帕特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将军们企图控制住军队的骚乱活动，艾尔顿尤其有这种愿望。他们召开了军事议会，或者叫军人讨论会。每个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称之为“代理人”或“鼓动家”。艾尔顿起草了军队章程，他决定采取彻底的措施，只是不要引起社会动乱或者影响财产权。他们在帕特尼彼此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激烈斗争。他们任命一名秘书，由他作会议记录。这份记录最后流传到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在十九世纪成为人们观察这个生动场面的了望孔。各种人物统统粉墨登场，其中有塞克斯比、雷思博罗、怀尔德曼和善于鼓吹的戈非上校。他们慷慨陈词，娓娓动听，每次发言都能够击中要害。克伦威尔听到了这样的话：“英国的穷人应该和最上层的人一样生活。”“一个人不必服从他没有参预建立的政府。”这种观点是福音书和武力的混合产物。
人人具有政治平等的天赋权利这一主张，不仅使伯克和福克斯大吃一惊，也使艾尔顿同样感到惊讶。他企图在不能解散的国会和无法遣散的士兵之间严守中立。他的精辟论述博得克伦威尔的由衷赞赏，但并没有使他在政治上采取同样的立场。这些论点没有获得士兵“代理人”的赞同。艾尔顿将军论述了只有“同国家利害攸关”的人才有选举权的原则，他的听众开始沉思起来。他指出，如果根据上帝或大自然的法则提出政治平等的要求，将会涉及财产的所有权问题。他还说：“根据这条自然法则，人人对他所见之物拥有同别人相等的权利。”士兵们听到这种结论并不感到惊讶。他们不久便产生了十九世纪宪章派的观点：二十一岁的男子有选举权，选区平等，两年召集一次国会。他们还将形成许多新的看法。
克伦威尔听到了所有这些观点，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他同伊丽莎白一世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这些要求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许多讲演者鼓吹要打倒国王和贵族，并且要平分财产，这些主张博得了军人大会的欢呼，而克伦威尔则想起了自己的地产。上述主张对他来说显然是一派胡言。艾尔顿又作了一番演说，以为能够安定士兵的情绪，结果只是引起新的骚动。除了这些政治主张之外，克伦威尔不得不考虑有关秩序的问题。他仍然掌握着大权，而且毫不迟疑地加以运用。他设法使有关军人大会代表返回团队的决议获得通过，以他的军官大会代替军人大会。铁甲军在帕特尼提出的政治主张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能成为现实。
一六四七年深秋，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认识到，即使补发军饷并赦免军队的过失行为，他们仍然不能使国王和军队联合起来。他们无法说服军队。士兵们在秘密集会场所酝酿着皮姆和汉普登倘若在世必定会反对的宗教观点以及“长期国会”曾经努力避免的共和制，在这些根本问题的背后，还有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另一种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用现在的词汇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旦有了机会，这种种因素就必然会彻底破坏军队同国王之间脆弱而引人注目的关系。英国的保皇派尽管在军事方面遭到失败，财产被剥夺，但他们仍然存在，尚在喘息，并伺机东山再起。国会仍在制定具有坚定基础的政治目标，充满宗教狂热情绪和个人贪欲的苏格兰人仍在边界虎视眈眈。查理对这些动向有所了解，他开始寻求其他可以借助的力量。在这些压力之下，失败的国王同胜利的将军之间的联合终于解体。铁甲军的一名上校根据上司的吩咐暗示国王说，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有些残忍的人在一些会议上公开主张为了国家利益杀害他。在这段时期，查理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限制。
十一月，查理确信那些不再受军官控制的士兵将要杀害他，便在夜色苍茫中飞马逃生，经过许多驿站顺利地到达怀特岛上的卡里斯布鲁克城堡。他在这个偏僻的城堡里住了将近一年，没有受到保护，但却神圣不可侵犯。他是精神上的国王，令人垂涎的工具，阴谋的策划者和最终的牺牲品。他仍然信守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将付诸实施，或者成功，或者彻底失败。然而，他在英国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力量了。他还想借助苏格兰人的力量。他同苏格兰人签署了一项协定，保皇派将根据这个协定和长老派联合起来。由于这种结合，不久爆发了第二次内战。
这时候也可以看出，克伦威尔和查理几乎竭尽全力争取达成协议。军队即将叛乱，他们策划逮捕或杀害将军们，上校们准备弹劾克伦威尔，因为他“走上了霍瑟姆的道路”。十二月十五日，将军们同士兵见面。一些团队立刻归顺，而罗伯特·柯尔伯恩和托马斯·哈里森的部下却拒不从命。历史学家加德纳对这个场面作过描述：“他们集合时帽子上插着《民愿书》，自己在上面加上‘英格兰的自由！’和‘士兵的权利！’这样的口号。费尔法克斯训斥几句之后，哈里森的部队立即驯服了，利尔伯恩的部下却不那么顺从。克伦威尔看到此时单靠劝阻已无济于事，就骑马从队前走过，厉声命令士兵拔去帽子上的《民愿书》。无人服从他的命令，他便拔剑冲入士兵的队伍。在他那严厉的面孔和坚决的行动中有一种威慑的力量。服从军纪的本能复活了，几分钟以前目无军法的士兵扯去帽子上的《民愿书》，请求饶恕，带头叛变的军官遭到逮捕，其中三人被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不过，这三个人获准掷骰子决定生死，输者受刑，结果阿诺德输了，他在同党面前遭到枪决。就这样，军队以一条生命的代价恢复了秩序，否则它会一哄而散的。” [ 原注：摘自《内战史》(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第四卷第二十三页。 ]
第二次内战的起因和阵容同第一次内战大不相同。所有参加者的角色均有变化，甚至倒转过来。国王及其特权此时在人们眼中已经不是议会权利的障碍，而是英国人民自由的保证。假如国会有机会开会的话，“长期国会”中的很大一部分议员，上议院的几乎所有议员都会发表这样的看法。从前威逼国王的苏格兰人此时也意识到，对他们有害的是另一方。威尔士坚决站在国王一边。伦敦曾经是皮姆和汉普登的主要基地，现在也积极拥护恢复王权。当年把查理赶出首都的学徒们仍然情绪高涨，不过他们这时侮辱士兵，高喊“国王万岁！”海军一直是反对查理的致命工具，此时也倒戈拥护他。参加哗变的大部分舰艇驶向荷兰，官兵恳求威尔士亲王担任他们的统帅。所有的保皇势力备受创伤，保皇分子遭受迫害，经济上蒙受损失，他们的感情和对社会的关心受到伤害，但他们盼望着重新举起战旗。大部分民众持冷漠的态度。导致一六六〇年王政复辟的那种普遍情绪尚未产生，但英国社会的各种主要力量正在汇集。甚至连普通民众也感觉到，国王和国会已经被新暴君抛到一边，这个新暴君将给劳苦大众带来不幸和痛苦。查理虽然在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失去了自由，却比个人专制的极盛时期更有威望，更象真正的国王。
第二次内战为时不长，过程简单。国王和上下两院、地主和商人、伦敦商业区和农村、主教和长老以及苏格兰军队、威尔士人和英格兰舰队，这一切力量都反对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军队在克伦威尔率领下向所有这些力量发动进攻。起初，军队似乎无法摆脱困境，但这种困境消除了他们内部的分歧。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再次同凶猛的士兵取得一致。这支军队进军威尔士，挺进苏格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它只派出一个支队，便镇压了康沃尔郡和西部的大规模起义。他们在科尔切斯特粉碎了保皇派的武装，并且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费尔法克斯一反过去的惯例，下令在城外枪毙投降的保皇派军官卢卡斯和莱尔。克伦威尔镇压了威尔士的起义之后迅速北上，同他的另一支部队会合，然后向穿过兰开夏的苏格兰军队扑去。指挥苏格兰军队的是戴维·莱斯利，可是他指挥的已经不是当年的苏格兰大军了，训练有素的苏格兰大军在利文勋爵的统帅下袖手旁观。入侵的苏格兰军队在普雷斯顿被切断退路，仓皇应战，全军覆没。英格兰舰队几年前同国王作战时气势汹汹，此时对攻无不克、怒如海潮、纵横驰骋的铁甲军却无可奈何。铁甲军衣衫褴楼，几乎赤足，然而他们披戴耀眼的甲胄，手持闪光发亮的刀剑，并且坚信自己的错误使命。
到一六四八年底，第二次内战宣告结束，克伦威尔成为独裁者。保皇派被彻底粉碎，国会形同虚设，宪法成为一纸空文，苏格兰人遭到失败，威尔士人退居山上，舰队经过改编，伦敦慑服于暴力之下。查理国王仍然住在偏僻的卡里斯布鲁克城堡，等着支付自己的账单。账单上索取的将是他的性命。
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些文人的笔下，克伦威尔和铁甲军的胜利被描绘为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对王权和旧时代迷梦的胜利，我们切不可轻信这个观点。这场胜利不过是二万多名坚定、残忍、纪律严明的军事狂徒战胜了英格兰一直向往的一切美好事物。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多年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无限关心的这场斗争起初建立了权力有限的君主立宪制，而最后却导致了军事独裁。一个残暴、可怕、能量很大的人成为国家的主宰，他在后来的十二年里用心良苦而又疑惑不安地作了各种努力。他的所作所为极端错误，反映了机会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倾向，在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最容易收获的胜利果实显然是查理国王的脑袋。诚然，他并没有离开过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可是，他难道不是那场反对铁甲军及其统治、甚至扣发铁甲军军饷的大规模运动的主要动力吗？他难道不是全国舆论随之转动的轴心吗？他难道不代表铁甲军所痛恨而又不能改变的那些制度吗？他难道不是他们的战利品吗？当人们在统治国家的问题上彷徨犹豫的时候，在一切都动荡不定的时候，处决查理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极端重要的行动，这一行动可以使铁甲军团结一致。只有处决“血债累累的”查理·斯图亚特，士兵才能满意，他们的长官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怀特岛上的人发现许多铁甲军士兵乘着小船渡过索伦特海峡，在新港和考斯登陆。国王的内廷官员上前询问，进行密切监视。查理的密友催他赶快逃走，当时似乎还有这种可能性。可是他一心想同国会再度进行大有希望的谈判，确信自己的地位还比较强大，不必逃跑。其实，这是他逃生的最后机会了。几天以后，他被带到不列颠本岛，囚禁在赫斯特城堡。他在那里受到了粗暴对待，这是第二次内战以来破题儿第一遭的事情。在此之前，他的尊严受到尊重，生活受到照顾，此时身边却没有一个仆人，孤零零地关在一座小塔里。塔内非常幽暗，连一支蜡烛也没有。此后又进行了一段谈判，可是他已经死难临头了。在黑暗的牢房里，查珲显得极其崇高。他在自己的动荡不安、坎坷多难的统治时期多次采取过错误的态度，而在生命即将终止的时刻，命运之神却使他充当英格兰人的权利与自由的保护者这个光荣而无可争议的角色。他甚至可以说是不列颠人的权利与自由的保护者，因为这场斗争涉及整个不列颠岛。又过数日，他在圣诞节前后被押往伦敦。起初，他担心押解他的哈里森上校是来杀害他的，实际上并无这种迹象。铁甲军打算以最能显示他们的威力和信仰的方式杀害他。克伦威尔无以抚慰他那愤怒的军队，而通过处决查理至少可以给他们造成一个可怕的赎罪场面。在前往伦敦途中的一个傍晚，查理向哈里森上校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是来杀害我的吗？”上校回答说：“不是的，陛下，大、小人物都受法律的同样保护。”查理听到这番话之后安然入睡了。他得到了不会遭到杀害的保证；根据法律，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查理在温泽休息了将近一个星期。他在这里受到尊重和礼遇，这种礼遇同赫斯特城堡里的待遇实有天渊之别。一些仆人和内廷官员追随左右，他每天晚上以传统的方式进餐，仆人跪着上菜，议会派来的军官毕恭毕敬地同他一起进餐，告别时向他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这些是多么奇怪的插曲！他必须继续向伦敦进发，那里有许多活动正在进行着。“请陛下继续赶路，好吗？”
当时伦敦处于铁甲军的严密控制之下。下院议员打算进入议院开会时，一些趋炎附势的议员站到普赖德上校一边，并把不会屈从军队的议员名单开列出来。打算进入议院的四十五名议员遭到逮捕。在五百多名议员中，有三百人再也没有进入议院。这就是所谓“普赖德清冼”。“血债累累的人”将在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前受到审判。当局查遍英格兰有史以来的法律和判例，找不到这类审判的依据，甚至也找不到借口。历史上倒是不乏杀害国王的先例，比如，爱德华二世在伯克利城堡，理查二世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都惨遭不幸。然而，这些行为是秘密进行的，当局矢口否认这些行为是它干的，它要么极力保密，要么把他们的死亡归于病因。胜利的铁甲军想通过审判查理来教训一下英格兰人，要他们懂得必须唯命是从。一年半以前本来可能在查理国王手下充当爱尔兰总督的克伦威尔此时看出，杀害查理是他保持最高权力和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费尔法克斯指出，杀害查理会使寄居荷兰的威尔士亲王理所当然地拥有国王的一切权利，可惜无人听取他的意见。英格兰没有任何法官能够起草这次审判的起诉书和组织特别法庭。最后，长期生活在英国的荷兰律师艾萨克·多利斯劳斯把这次判决用古代传统加以掩饰。开庭辞同英国历史毫无联系，只是回顾了罗马时代，那时候罗马元老院或禁卫军有权下令处死暴君。幸存的下院议员顺从地通过了一个法令，从此产生了由一百三十五人组成的国王审判团，实际上出席的不到六十人。木匠开始装饰威斯敏斯特宫，为最难忘的场面进行准备工作。这次杀害的不是一位普通国王，而是一位代表着几乎整个不列颠民族的意志和传统的国王。
这次著名的审判情景描写得越是绘影绘声，就越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其戏剧性。查理根据自己在春风得意之时曲解、利用的法律和宪法，在敌人面前进行了无懈可击的辩护。正如莫利所写的那样，他“态度沉着，蔑视法官”。他不承认这个特别法庭，认为审讯他是大逆不道的非法行为。首席审判官约翰·布雷德肖也找不出合乎逻辑的理由。尽管如此，克伦威尔和铁甲军仍然能够砍掉查理国王的脑袋。这是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达到的目标。威斯敏斯特宫内的大部分观众同情国王。在最后一次审讯的下午，查理要求申辩遭到拒绝之后被带出大厅时，人群里传出一阵低沉的祈祷声：“上帝保佑国王。”信念坚定的士兵根据他们班长的事先吩咐，高呼：“执法！执法！处死！处死！”
铁甲军在查理受刑之前一直尊重他的个人尊严，给他提供了处理俗界事务和接受牧师祝福的各种方便。这次处决不是乱砍乱杀，而是一个隆重的仪式，是一次牺牲，用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术语来说，是一次“检验信仰的行动”。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上午，查理被带出圣詹姆斯教堂，押往白厅。早些时候，他被士兵带出舒适的住所，从水路押到这个教堂。三十日上午大雪纷飞，查理穿上了暖和的内衣裤。他在押送的士兵中间快步走向半英里远的宴会厅，对他们说：“快点走。”在那里，只要他的要求不影响军队的既定方针，他们就尽量满足他。签署死刑判决书的大多数人被自己的行动吓呆了，因为他们将对此承担责任，最后将遭到报复。克伦威尔发现难以纠集足够的人签字。仍然担任总司令的费尔法克斯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对耳闻目睹的事情感到忿忿不平，因此他将受到控制。艾尔顿和哈里森仍然同死难临头的国王留在大厅里。克伦威尔也在那里，他在每个必要的场合从不缺席。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查理得到通知说，他就刑的时间到了。他从宴会厅的一扇落地窗走出去，登上断头台。刑场上站满了一排排的士兵。克伦威尔一伙错误地认为，查理会以拒绝就刑的方式否定判他死刑的特别法庭，所以准备了捆绑他的绳索等物。查理面带笑容轻蔑地朝这些东西扫了一眼。他获准随便讲几句话。由于他的声音传不到远处的士兵那里，他便对聚集在断头台上的人说了几句话，他说，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迎接死神。他饶恕世界上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将他置于死地的人(没有提到具体人名)。他希望这些人能够悔过自新，也希望他们通过正确的道路实现国内和平，而依靠强权是行不通的。他认为臣民和君主的地位根本不同，民众的幸福并不在于参预统治国家。假如他实行粗暴的统治，用武力改变一切法律，他今天就不会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所以他说自己是人民的牺牲品”。
查理从容地迎接死亡，他配合刽子手的行动，将自己的头发用白缎子小帽拢起来。他自动躺到断头板上，自己一打手势，刽子手便一刀砍掉了他的脑袋。接着就是悬首示众，人群中有一个人喊道：“这就是叛徒的脑袋！”
无数人象潮水般地涌到现场，虽然默然无语，心里却有一股强烈的感情。当时有一个人在日记中写道，看到砍下来的头颅，“数以千计的观众齐声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从未听过这种凄楚的声音，也不想再听到”。
英王查理的命运是异乎寻常的。没有人象他那样固执地反抗当时的时代潮流。他在自己的强盛时期坚决反对议会民主，而在灾难的连续打击之下，他却逐渐成为英格兰自由与传统制度的象征。他的错误和弊端与其说是出于个人权欲，不如说是源于国王至上的观念。他生来就有这种观念，因为国王至上是英格兰的金科玉律。最后他奋起同铁甲军斗争，这支军队摧毁了议会的统治权，还要把英格兰投入古往今来最难抗拒、最卑鄙的暴政之中。查理在自己坚信的事业中从不畏缩。诚然，他在同敌人谈判和斗争的过程中曾经诉诸欺诈手段，但这是斗争的激化和多变所决定的，何况对方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在宗教和政体问题上，他从未背离过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坚决维护英国国教的《祈祷书》和主教制度，他认为离开这两点，基督教就不纯正了。在这些混乱多变、艰难曲折的年代里，他始终坚定不移，捍卫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他是一个殉道者，这里“殉道者”的含义并不是指为宗教理想而牺牲的人。他的王室利益同每一时期的国家大事有密切的联系。有些人认为他站在普通百姓一边反对新兴的经济势力，这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是英国自由的捍卫者，也不完全是英国教会的保护人，不过他是为英国的自由和教会而死去的。他用自己的生命将它们保存下来，不仅传给他的儿子，也传给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