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修道院·第六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简·西摩当王后的时候，宫廷里气象升平，但英格兰农村却怨声载道。亨利越来越感到财政紧张，因此教会的财产显得越发诱人。
在审讯安妮之前，他曾亲临上议院推荐一项法案，要关闭不满十二名修士的小修道院。 全国将近有四百所这样的修道院，它们每年的地租总数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修道院长期以来日益衰落，做父母的越来越不愿意送儿子去当修士。修道院只好到农村去招收修士，常常打破社会等级观念，吸收贫苦佃农的儿子。即便这样，它们仍然招不到足够的新手来填补空缺。在一些修道院里，修士们失去了维持下去的信心，他们挥霍教徒的捐款，砍伐森林，典当金银餐具，任凭房舍失修倒塌。多年以来，来访的教士发现了许多严重的不正当行为。关闭修道院的主意并不新鲜，沃尔西当年为了筹措资金建立红衣主教学院曾经关闭几所小修道院，从那时起，亨利也关闭了二十多所修道院来充实他的金库。小修道院的修士将调到大修道院去，或者领取年金被遣散回家。国会对这些措施感到满意，因而对关闭小修道院的决定未加阻拦。一五三六年夏天，钦差大臣奔赴各地，努力从速解决上述事宜。
此时托马斯·克伦威尔充当亨利的新顾问。他在意大利参加过雇佣军，后来先后当过绸布商和高利贷者。他在沃尔西手下学到了统治艺术，也吸取了沃尔西倒台的教训。他残忍无情，不择手段，玩世不恭，是一个新时代的人。他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机敏过人。他继沃尔西担任国务大臣时，没有象失宠的红衣主教那样讲排场、爱浮华，而是在政教两方面取得了更实际的成就。在辅佐朝政期间，克伦威尔以新的统治方法代替了现成的制度。几百年来，国策一直是宫廷制定和执行的，亨利七世改进了这个制度，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是中世纪的国王。托马斯·克伦威尔在十年执政期间彻底改革了这套制度，到一五四〇年他失宠下台的时候，政府各部门早已开始在王宫之外单独执行政策。他开创了现代英国的政府机构，这一点虽然不象他的其他业绩那样醒目动人，但大概可以说是他的最伟大的成就。他尽管没有得到人们的纪念，仍然是我们伟大国家机构的建筑师。
作为国务大臣，克伦威尔主管解散小修道院的运动，采取了冷酷的手段，显示出超人的能力。这个运动受到宫有阶级的欢迎，豪门显贵和乡绅以优惠的代价得到各种富庶的领地，有些邻近的商人、市民和朝臣也买到或租赁了没收的教会土地。许多乡绅长期在修道院的领地上担任总管，这时也把他们世世代代所管理的土地买了下来。中产阶级对教会的特权和财富深感不满，他们反对没有参预经济活动的人获得国民收入的过大份额。亨利因此确信可以得到国会和富有阶级的支持。从这些关闭的修道院里出来的修士总共约有一万名。他们得到了数量可观的年金，因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结局如释重负，或者镇定自若。其中有些人甚至和修女结婚，许多人则成为大教堂里受人尊敬的教士。通过关闭小修道院，大批土地转归国王所有，这些土地上的进项每年可达十万英镑之多。国王还通过出售和租让修道院的其他不动产获得了一百五十万英镑，这笔钱可能远远低于那些不动产的实际价值，但它在当时确是一笔巨款。这些交易的主要结果，是使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站到拥护宗教改革和支持都铎王朝的立场上，即令亨利没有这个打算，实际效果也确实如此。
这些修道院的关闭对庶民的直接影响则难以估量。坚强的雇佣阶级似乎并没有遇到普遍的失业现象，也没有陷于困境，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单纯依靠修道院的慈善事业生存的许多贫穷病弱的人无人照管。这种现象在北方尤为严重。
在传统势力异常顽固的北方，新制度遇到的阻力比南方大得多。因而世俗新地主可能比原来的教会地主严酷得多。但是，开始圈地的不仅有俗界地主，在宗教改革以前有的大修道院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圈地，以便促进农牧业生产。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纺织业的需要，英国农村开始从耕耘转向放牧，辽阔的教会领地经过它们的新主人乡绅阶级和商人阶级的新式经营和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收益。人们有时指责说，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现代经济制度中所特有的弊病。这些问题即使确实堪称弊病，它们早在亨利开始怀疑自己第一次婚姻合法性的很久以前就已出现。托马斯·莫尔早已在《乌托邦》一书中向他同时代的人指出了新经济制度的缺陷，不过他生前来不及看到自己的预言实现。
在宗教信仰方面，宗教改革运动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圣经》广为流传，它有新的权威，而老一代人则认为，只有教士才可以念《圣经》，它到了无知的人手里是很危险的。诺福克公爵曾经说：“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以后也不想读。新学问出现以前，英格兰真是歌舞升平。唉！但愿一切都象过去那样。”由廷德尔和科弗代尔译成英文的《圣经》全文早在一五三五年秋末就出版了，此时已经再版多次。政府命令教士鼓励百姓念诵《圣经》，有些人还颇有根据地说，亨利国王在宗教方面的代理人托马斯·克伦威尔曾经推动《圣经》的翻译工作，在米迦勒节之前，如果没有主教在场，任何人都无权传教，连得到特许权利的教士也不例外。一五三六年八月，克伦威尔下令用英语讲解主祷文和圣训，不许再用拉丁文。克兰默为了开导众生而拟定的《基督教徒守则》翌年问世，反映出拥护新宗教观念的明显倾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新的启示。老百姓的情绪激动异常，在天主教根深蒂固和经济落后的北方尤其强烈。
秋天，过了米迦勒节开始征收新的税款时，英格兰北部及林肯郡的农民和乡下佬聚众抗捐，发誓保卫教会的旧制度。这场暴乱是自发的，得名为“情理的探索”。它的领袖是众人推举出来的罗伯特·阿斯基律师。贵族和上层教士没有参加暴乱。暴乱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国王征集的军队，而且国王除了卫队之外没有别的正规军，但是亨利立刻显出了沃尔西所说的“国王的胃口”。他拒绝同暴乱的队伍和解，林肯郡的乱民扣留了他的税吏以后，他写了一封杀气腾腾的信：
“这伙人可恶至极，如果不能说服他们解散，如果不能把他们的一百名首领套上枷锁交给副官任意处置……我们就无法挽救他们。我们已经派萨福克公爵率领十万骑兵和步兵携带军火和大炮兼程前往。……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支大军，等乱民一离开他们的住地，这支军队就要开进去毫不留情地焚烧劫掠并消灭他们的妻儿老小。”
后来税吏们报告说，老百姓总的说来准备承认国王是教会的最高领袖，这次允许他除了所要求的拨款之外享受教会的什一税等进项。他们说：“不过，他这一生中别再指望下议院拨给任何款项，也别想再关闭修道院。”他们仍然对国王挑选的枢密院成员感到不满，要求罢免克伦威尔、克兰默和四名主教，因为这些人有散布异端邪说的嫌疑。
亨利坚决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读过、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君主的枢密院成员和高级教士由粗俗无知的老百姓任命。……你们这些在英格兰最野蛮、最落后的一个郡里生活的老百姓粗鲁而没有经验，却胆敢对国王吹毛求疵，真是放肆。……至于关闭小修道院，这是我国的教俗两界贵族批准的，是国会法案允许的，并非象你们到处散布的那样由枢密院成员任意决定的。”亨利还说，如果叛乱者不投降，就会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成为刀下之鬼。约克郡暴乱者也和林肯郡等地的暴乱者有同样的目标，他们的誓言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我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忠诚地起誓……坚决把英格兰的败类和奸臣从国王陛下身边和枢密院清扫出去，坚决保护基督的十字架，坚持基督的信仰，振兴教会，打击这几个异端派和他们的邪说。”
一五三七年初，叛乱象它兴起时那样迅速地瓦解了。亨利决心严惩一些叛乱首领，以示儆戒。仅在卡莱尔一地的大审中，就有七十人作为逆贼被绞死。当得胜的诺福克将军想对叛乱者宽容一些的时候，亨利说他希望多处决一些人。结果总共有二百五十多名叛乱者被处死。
叛乱者所反对的是税收和关闭修道院，而亨利作出的回答是增加税收，并且在镇压叛乱之后立即开始解散较大的修道院。政府继而采取措施进一步打击传统教派，在巴黎印刷了大量的英文本《圣经》，这个版本比以往任何一版都大，装潢也最漂亮。一五三八年九月，政府下令每一个教区购买这一版的《圣经》放在每个教堂里，使全区的教徒可以方便地拜读同一版本的《圣经》。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购置了六部这样的《圣经》，整天都有许多人挤在那里拜读，据说有声音洪亮的人朗读的时候，人数更多。以后的各种版本《圣经》均以这一版为基础，詹姆斯一世统治下出版的钦定英译本也不例外。
迄今为止，托马斯·克伦威尔在政治舞台上始终一帆风顺。但从这时开始，他遭到了保守主义老派贵族的反对。他们非常欢迎这场政治变革，但希望宗教改革在国王取得最高宗教权力之后立即停止，同时也反对克兰默及其追随者对教义作出改动。这股反对势力的核心人物是诺福克公爵。除了情思恍惚和杂念横生之时，亨利能坚持正统思想，因而此时也赞同他们的主张。诺福克一帮的军师是温切斯特主教，后来玛丽女王的智囊斯蒂芬·加德纳。这些首要人物极力指出：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可能会入侵英国，实现教皇对亨利作出的废黜王位的判决。亨利本人感到不安，想避免在宗教方面同欧洲列强彻底决裂。天主教的阵线非常强大，克伦威尔在国外能够找到的盟邦只有德意志的弱小诸侯。诺福克的反对派牢记这些重大分歧，静待时机。时机果然来临了。同亨利统治时期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这一时机是由他的婚事带来的。
亨利拒绝在教义和宗教仪式改革的问题上顺应大陆上的路德派，因此克伦威尔所能做到的只有谋求同德意志北部的路德派诸侯建立联盟，把学识渊博的路德派教士请到英格兰，还有为英格兰的一位公主或者甚至为亨利本人同德意志人撮合婚事。亨利此时已是鳏夫，他打算与大陆上的克勒弗公国 [ 译者注：现在西德境内。 ] 联姻，因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和他有着共同的宗教立场，既痛恨教廷，又限制路德教派。这时，外交格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一同前来谒见亨利，他们告诉他说，弗朗西斯一世邀请正在西班牙领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前往根特镇压叛乱时过访巴黎，查理五世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两位君主决定不记旧怨，携手合作。
为了反对两个天主教国家的君主，英国看来必须同德意志北部诸侯结盟，于是有关亨利和克勒弗公国的最大公主安娜结婚的谈判加紧进行。克伦威尔报告说，安娜的美貌有口皆碑。“人人都说她身材优美，面似桃花。有一个人说，她的花容月貌远远胜过米兰公爵夫人，恰似金色的太阳胜过银色的月亮。”宫廷画师、当代的著名画家霍尔拜因已经奉命前往为安娜画像，现在到罗浮宫 [ 译者注：巴黎的宫殿，现在是博物馆。 ] 还可以看到他给安娜画的肖像。安娜公主不上像。英国驻克勒弗公园大使提醒亨利说：“这幅像画得很真实。”他还说，安娜只会讲德语，不会唱歌，也不会弹奏任何乐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女红。她年纪三十，身材颀长，面孔显出自信镇定的神情，有些浅麻子。但是据说她比较聪明活泼，喝起啤酒也有节制。
安娜在加来度过了一五三九年的圣诞节，在那里等待风暴平息。在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她到达了罗彻斯特。亨利乔装乘自己的游艇去迎接她，带去的礼物中有一张上等的黑貂皮。他在元旦那天怀着急切的心情去看安娜，可是一看到她便惊讶不已，大失所望，路上细心盘算好的拥抱、赠礼和问候等一整套计划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亨利咕哝了几句就回到游艇上，沉默了很久。最后他闷闷不乐地说：“我在这个女人身上丝毫看不出人们所说的优点，奇怪的是，明智的人竟然作出这样的报告。”他在动身返回时对克伦威尔说：“任凭别人怎么说，她可一点也不美。她只是身材比较匀称，别无可取之处。……如果我早就知道这些情况，她绝不会有机会到英国来的。”他还私下给安娜起个绰号，叫做“佛兰德母马”。
亨利在海外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不得不履行婚约。他后来对法国大使说：“你们当时把我逼入了困境，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活着，我的力量也并不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弱小。”他这时同欧洲的任何人一样深晓有关婚姻的宗教法，没有同安娜发生两性关系，因此在法律上为那些想离婚的男子树立了无懈可击的榜样。他对比较亲密的谋臣说，他这次有名无实的结婚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是为了防止在世界上引起冲突，也是为了避免安娜的哥哥克勒弗公爵投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兰西国王的怀抱。安娜以前同洛林公爵的儿子订过婚，这项婚约尚未彻底废除。实际上，亨利是在静观欧洲局势，等待时机，只要条件成熟，他就设法离婚。
诺福克和加德纳发现时机已到，可以借助另一位女人的力量搞垮克伦威尔。当年沃尔西就是这样倒台的。诺福克的另一个侄女凯瑟琳·霍华德在加德纳府上被介绍给亨利，使他一见钟情。不久，诺福克集团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向克伦威尔的权力挑战。一五四〇年六月，他们说服亨利一并摒弃了克伦威尔和安娜。克伦威尔被判处死刑，没收财产，他的主要罪状是散布异端邪说和“散发”有毒的书籍，他还受到欺君罔上的含蓄指责。安娜同意离婚，宗教会议宣布她和亨利的婚姻无效。她得到一些年金。后来在英国又谪居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克伦威尔被处决。几天之后，亨利毫不张扬地同她的第五个妻子凯瑟琳·霍华德结了婚。
凯瑟琳只有二十二岁，长着金棕色的头发和淡褐色的眼睛，姿色胜过亨利以前的任何一个妻子。亨利振奋了精神，恢复了健康，住到温泽去减重。法国大使在十二月份报告说：“亨利国王改变了生活规律，他在早晨五、六点钟起床，七点钟做弥撒，然后出去骑马，十点钟回来吃午饭。他说，他在乡村的自我感觉比整个冬天在伦敦的感受要好得多。”
不久，任性而用情不专的凯瑟琳便对比她大三十岁左右的丈夫感到不满意了。她对表兄托马斯·卡尔佩珀的狂恋被人发现，结果她于一五四二年二月在伦敦塔内安妮·博林就刑处受到极刑。临死的前一天晚上，她把断头板要来，把头靠在上面练习一下，她走上断头台的时候说：“我将要作为王后而死去，但是我宁愿作为卡尔佩珀的妻子就刑。愿上帝保佑我的灵魂。善良的人们，请你们为我祈祷吧。”
亨利的第六个妻子凯瑟琳·帕尔是个已经结过两次婚的小寡妇，她是英国北部湖泊区的人，当时三十一岁，态度严肃，颇有学问，对神学问题也很关心。她于一五四三年七月十二日在汉普顿宫同亨利结了婚，成为亨利的可敬妻子。她精心调治亨利的大腿，可是这条腿的情况越来越坏，在亨利结婚三年之后夺去了他的性命。她还缓和了亨利同未来的女王伊丽莎白的关系，玛丽和伊丽莎白都很喜欢她，因此她在亨利去世以后仍然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
亨利八世的青春年华杳如黄鹤，一去不返，他变得暴躁易怒。由于腿痛，他性情急躁，而一些弄臣和象他那样缺乏耐心的人常常惹他生气。他多疑而又残忍，同凯瑟琳·帕尔结婚时正在准备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战争。苏格兰问题成为这次战争的起因。这两个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的刻骨仇恨，不时在边界上爆发出来。亨利重新提出了对苏格兰的宗主权，指责苏格兰人是乱民，要求他们取消同法国的联盟。苏格兰人在哈利顿里格粉碎了英格兰人的一次进攻。一五四二年秋天，诺福克指挥的另一支远征军在凯尔索败退下来，主要原因是军需部门失职，它不能及时补充给养，英格兰军队连啤酒都喝不到，苏格兰人乘机把战争推到英格兰境内，因此招致了灾难。他们指挥不当，组织无方，一万大军在索尔威沼泽地带的战斗中死伤过半，溃不成军。詹姆斯五世听到重蹈弗洛顿战斗覆辙的消息时一命呜呼，把苏格兰王国扔给刚出生一个星期的女儿，她后来成为人人皆知的苏格兰女王玛丽。
这个婴儿立即成为争夺苏格兰的斗争焦点。亨利说她理应成为他儿子兼继承人的未婚妻，但是苏格兰的太后是法国的玛丽·吉兹公主，以红衣主教比顿为首的天主教亲法势力也反对和驳斥亨利的要求，并且开始同法国人谈判，要把玛丽嫁给一位法国王子。英格兰决不会承认这样一门亲事。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争取亨利支持皇帝的反法斗争，在亨利的宫中受到衷心的欢迎。英格兰再次同神圣罗马帝国结成反法联盟，亨利和查理五世于一五四三年五月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从那时到一五四四年春，备战工作一直在进行。亨利把苏格兰战事交给简·西摩王后的哥哥、哈福德郡的伯爵爱德华·西摩，他自己亲率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和神圣罗马帝国东北部调来的军队一起对法王弗朗西斯作战。
这个计划固然很好，但一经执行即告破产。亨利和查理五世互不信任，二人都怀疑对方有单独同法国媾和的企图。亨利担心自己会在查理的计划中陷得太深，因而停止前进，下令包围了布伦。九月十四日，布伦陷落，亨利不虚此行，至少有了一点实在的收获可以自慰。五天以后，查理同法国讲和，对亨利的指责和规劝置之不理。与此同时，入侵苏格兰的英军火烧爱丁堡并把大片地区夷为平地之后，无力向前推进，一五四五年二月在安克拉姆沼泽战败。
亨利的处境岌岌可危，英格兰茕茕孑立，面临着法国和苏格兰同时入侵的危险。这种危险的局面要求英格兰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他们必须交纳空前繁多的公债、税金和捐款。亨利熔毁金银餐具，抵押自己的地产，以唤起百姓的爱国热忱。他还亲自到朴次茅斯布置对付入侵的威胁。一支法国舰队穿过索伦特海峡 [ 译者注：英国怀特岛与汉茨之间的西段海域。 ] ，将一批部队送上怀特岛。但是他们不久便被赶走，这场危机慢慢地过去了。第二年英法签订了和约，根据这项和约，英国继续占领布伦，八年之后将由法国以重金赎取。条约中没有提到苏格兰问题。苏格兰战争仍以较小的规模继续进行，在比顿红衣主教被暗杀时曾一度趋于激烈，但无胜败之分。亨利在苏格兰一无所获，他不愿意宽宏大量地同苏格兰人和解，又没有力量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在以后的五十年里，他们给亨利身后的几代国王增添了许多烦恼。
一五四六年，亨利只有五十五岁。他在秋天照例旅行了一番，途经萨里和伯克郡到达温泽，十一月初回到伦敦。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首都。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里，每个人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王储已经确立，是个九岁的孩子，谁将在幕后操纵王权呢？是诺福克还是哈福德？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
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得很突然，也出乎人们的预料。一五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诺福克和他的儿子、诗人萨里以叛逆罪被捕，关进了伦敦塔。从萨里的蠢行来看，这种下场实属必然。他出言不逊地预言国王的死期即将来临。他还不合时宜地想起自己是爱德华一世的后代，于是不顾纹章官员的阻止佩戴皇家的纹章。亨利想起几年前有人提名诺福克作为王储人选并建议萨里娶玛丽公主为妻，他便起了疑心，立刻采取了行动。一月中旬，萨里被处死。
国会通过了判处诺福克死刑的议案。一月二十七日是星期四，亨利批准国会的议案，诺福克被判处死刑。但在当天晚上，亨利本人也奄奄一息了。医生们不敢把实情告诉他，根据国会的法案，预言国王的死期则犯逆君之罪。过了几个小时，安东尼·丹尼爵士“大胆地走到国王的床前，告诉了他的病情，说他看来活不长了，劝他做好准备”。亨利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时很镇定，身边的人提醒他及早请大主教前来，他说他要先“睡一会儿，等到感觉好一些时，我再布置善后事宜”。在他睡着的时候，哈福德和佩吉特在外面的走廊里踱来踱去，盘算着怎样把国家大权抓到手。将近午夜时分争亨利醒来了，派人去找克兰默。后者来到的时候，亨利已经不能说话，只是向他伸了伸手。几分钟之后，这位英格兰国王便停止了呼吸。
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英国不断成长壮大，但是人们普遍记得这段时期的许多血腥行为，这不免成为亨利脸上的可憎污点。两位王后、两位国务大臣、一位贤明的主教、许多修道院院长和修士以及无数百姓由于胆敢违背他的意志被处以死刑。几乎每一个有王族血统的贵族都被他送上了断头台。罗马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派教徒被控散布异端邪说和利用宗教欺君罔上而受到火刑。这些迫害活动是法官们在枢密院面前甚至在亨利本人面前一本正经地做出的杰作，也是充满光明的文艺复兴带来的恶果。黎民中的善男信女受到的迫害、公堂上的严刑拷打以及轻罪重罚等举动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同人道主义的美好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亨利的臣民并没有因为对他的厌恶而背叛他，他冲出了欧洲动乱的旋涡，在没有军队和警察的情况下维持了英格兰的秩序，在英格兰加强了别处所没有的纪律性。长达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过去了，在这场战争中，英格兰人并没有为了信仰问题与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亨利的统治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它为英国的海军力量奠定了基础，振兴了国会制度，使人民有了英文的《圣经》，更主要的是加强了颇受欢迎的君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英格兰人世世代代为祖国的强盛而斗争，而法国和德意志则在内部纠纷中日益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