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博林布鲁克篡位·第二十四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一切权力都落到亨利四世的手中，所有曾经冒险将他拥上王位的人协力保卫他的权利，也是保护自己的生命。拥护理查的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继续抵抗着。法国宫廷认为亨利是篡位者。只要理查活着，亨利根据血统关系拥有的继承权就是无效的。
人们查了他的家系以后发现，即使理查死后，他也无权继承王位。不过他有其他权利。他本来想依靠自己的征服者权利，后来在贤士的忠告下放弃了这种想法。他在以理查的名义召集的教俗贵族和平民三级会议上受到拥戴，加上他在血缘方面有一定的权利，他就有了执政的基础。这个基础虽然受到挑战，但却颇为雄厚，何况他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史学家无不认为，他勇敢果断，精明能干，而且生性慈善。即位之初，他对失败的一方采取宽容的态度，以致政局受到影响。他在命运的剧变之中受益最深，推翻了理查，但对理查的追随者很少进行报复。在理查执政时期，他几乎是受各种压力逼迫的中心人物。他受到侮辱和恶意的对待，可是他不愿进行残酷的报复。在他即位的时刻，他仍然是以前人们所熟知的那位勇敢的骑士，在胜利面前也极为谦逊，反对流血报复，坚持立宪思想，经常憧憬着将来能够作为一个十字军骑士结束自己的一生。然而，随着动乱局势的发展，他渐渐地不那么宽厚待人了，最终改变了仁慈的本性。
起初，亨利依靠国会的影响来弥补他在继承权方面的欠缺。他反对国王拥有绝对权威，主张国王应由选举产生，王权应受到限制。他成为一个主张法治的君主，既是出于本意，也是迫于形势。在他的加冕礼上，主持者说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话。阿伦德尔大主教说：“可敬的英格兰王国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可是由于妇孺参政而凋敝不堪。现在，上帝派英明谨慎的人来掌理国政，他将在上帝的督促下，听从贤士和年高德劭者的指导。”
阿伦德尔大主教还说，“王国的事务落在我们的肩上”。亨利将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或主观愿望和个人意见行事，而是将遵从多数人的忠告和主张，并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国会本身并不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它没有可靠的基础，有可能被解散，也可能被个人所左右。这个时期的许多届国会都被加上表示某种特征或性质的称号，如“可嘉国会”“疯狂国会”和“无情国会”。当时人们对这些事情记忆犹新。显要的贵族在权力之争中所下的赌注远远超过平民和一般贵族所能担当的风险。谁能保证贵族的某些胜利不会破坏人们所依靠的整个秩序呢？每次权力易手之后，胜者必然对败者进行残酷的报复。平民总是希望，贵族要是想自相残杀，那就听便吧。所以，平民在积极的活动中只肯提出意见，不愿作出决断。这样，政务上的重任就完全落在最上层统治阶级的肩上。
国会为了得到更广泛的保护，请求国王不要根据它的辩论情况或个别议员的意见判断任何问题，而应该等待国会作出集体的决定。它强烈主张“先提意见后拨款”的原则，亨利拒不接受，可是他经济紧张，实际上对此作了重大让步。在这个时期，国会的财政权力大大加强了。国会不仅用批准征税的方式提供金钱，而且开始监督支出，要求得到国家高级官员关于支出的报告。以前的任何一代国王都不会容忍这种情况，他们指责这是专横地侵犯王权。英国政治上的这些进步是兰开斯特家族统治的特点，当时这一家族必须利用社会舆论和宪法规定的权力来支持自己的继承权，因此，政治上的进步是很自然的。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国会似乎取得了权力，这种权力得而复失，直到十七世纪才得到恢复。
国会里教俗两界的议员似乎不仅有权选择国王，甚至可以指定继承人。那些年代的历史也开创了许多先例，供斯图亚特王朝的律师仔细研究。但我们对当时国会的权力不可估计过高。亨利四世的篡位，爱德华四世建立的对立王朝，爱德华五世被他叔叔推翻，这些都是封建时代的暴力行动和反叛行为，它们还以法律装点门面。国会在这些变故中不是策划人，也不是有权力的中间人，它只是忧心忡忡的记录员，记下军事冲突和贵族之争的后果。选举也不自由，在十五世纪，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控制一个选区的现象同十八世纪一样普遍。国会只是国内任何取胜一方的工具或橡皮图章。不过国会曾经宣布，王位应传给国王的长子，然后传给他的男性后代。这是亨利提议的，但也反映了国会的一些权力。这个决定打破了英格兰的常规，把长系女子的后代排除在继承人之外，它虽然没有正式废除女子的后裔的继承权，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在一个半社会性、半宗教性的问题上，国王和国会取得了由衷的一致。罗拉德派 [ 译者注：威克里夫激进改革派的下层教士。 ] 关于教会放弃一切世俗财产才能纯洁的说教没有博得全体教士的赞同，他们仍然愤怒而积极地坚持这一说教。罗拉德派的主张不仅在贫困的市民中深入人心，在低级的绅士中也是如此。它实际上是对教会和富有阶级的挑战。罗拉德派企图将俗界贵族争取到自己一边，向他们指出，教会的巨大财富可以为大陆战争提供现成的军费。但是贵族不听信这一主张，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并不比教会财产更合法，便与教士合力保护自己的财产。许多法令严厉地打击罗拉德派。国王同国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宣布自己将尽力打击异端邪说。一四〇一年公布了可怕的《火烧异端分子令》，它严令将故态复萌的异端派分子活活烧死，并令教会独定此刑，要求郡守坚决执行，不许任何人向国王上诉。于是正统教派和财产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国会成员认为，只有消灭已经失意的对立派，才无后顾之忧。他们对理查二世及其追随者恨之入骨。要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测事件，亨利本来可以制止软弱的报复行为。他和宫廷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吃了某种食物而突染重病，因而怀疑有人投毒。早已心怀不满的威尔士人在欧文·格伦道尔的带领下，立即起来拥护理查。当时的通讯极为缓慢，以致一方的大军席卷而来时，另一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轮到理查的人采取行动了。以前六名“弹劾派勋爵”中的五个人已经失势，他们和理查二世的支持者策划在温泽逮捕篡夺王位的亨利。亨利在神秘的疾病中复原之后，单骑冲过危险的道路，脱离了险境。全国已有几个地方发生武装暴动。镇压这些暴动的残酷程度在各届政府中实属罕见。一些地方的平民支持政府军，赛伦塞斯特的市民将拉姆利勋爵、肯特伯爵和罗拉德派分子索尔兹伯里伯爵斩首示众。这次阴谋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亨利的仁慈并未缓和同他一起遇险的那些人的起诉活动。他们认为他对待叛乱和谋杀的企图软弱无力。因此不到一年，他几乎威望扫地。但我们应该知道，同他手下那些残忍的人相比，他要勇敢得多，也有力得多。
这次失败的暴动，或者说在理查下台后为他而进行的内战，对这位前国王有致命的影响。他本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继承人登基的一切仪式和立宪程序也不能剥夺他的这种权利。他关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时候，受到许多追随者和被压迫民众的同情。当政者因此寝食不安。一四〇〇年二月，理查的死讯公诸于世。至于他是饿死，或者象当局所说的那样是因绝食而死，还是被人用直截了当的办法杀害的，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个谜。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高墙掩盖了这些秘密。英格兰各地传说他越狱逃脱，躲藏起来，伺机把黎民带入幸福的怀抱。
这一切对亨利·博林布鲁克很不利，他一再受到暗杀阴谋的威胁。威尔士人的骚乱发展成全民族的暴动。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文·格伦道尔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他进行的战争在一四〇九年以前对英国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亨利四世还被迫不断同苏格兰人作战。据说，这些麻烦的事情困扰他六年之后，他的仁慈天性消失殆尽。他向支持者和国会的报复情绪作了让步，这是很自然的。
亨利同珀西家族的冲突是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诺森伯兰伯爵和他的易怒的儿子霍茨珀为了保卫英格兰已经同苏格兰人战斗了将近三年，他们在此期间没有得到援助，几乎全靠自己的财产支付战争费用。他们还为国王固守着北威尔士的重要地区，他们再也支撑不住这些沉重的负担了。他们要求和国王清算一下账目。诺森伯兰伯爵提出了六万英镑的账单，可是国王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只能偿还四万英镑。这个问题有复杂的背景。珀西家族为亨利登上王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霍茨珀的姻亲埃德蒙·莫蒂默参加了格伦道尔的叛乱，使整个珀西家族受到怀疑。他们有一支独立的强大军队。看来，一场冲突势所难免。霍茨珀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一四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亨利在施鲁斯伯里的一场小规模激战中打败了他，将他杀死。老伯爵赶来援救，也被迫投降，得到无条件赦免。国会勉强地免除了他的逆君罪和叛乱罪，只宣布他有冒犯之罪。毫无疑问，这种宽容是出于保卫边界的需要。为了抵御苏格兰人的进攻，英格兰舍此别无良策。于是诺森伯兰伯爵担负起这个使命，并因此巩固了他在军内的统帅地位。
诺森伯兰伯爵对儿子之死耿耿于怀，两年以后，他又发动了叛乱。这次叛乱的影响更加深远。约克的大主教斯克鲁普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是他的主要同谋者，叛乱的纲领是进行改革，避开了一切个人问题。亨利再次北进，又取得了胜利。诺森伯兰被赶到苏格兰，不过对英格兰仍构成多年的威胁。斯克鲁普和莫布雷落入国王的官员手中，尽管坎特伯雷大主教请求赦免他们，亨利还是在简单的审判之后决定将他们砍头。处决斯克鲁普在全国各地引起了震惊，许多人把这次处决与杀害托马·贝克特相提并论。同时，国王的身体垮了下来。据说他得了麻疯病，这是上帝发怒的结果。这个诊断至少是不准确的，他所患的疾病是有损外貌的皮肤感染，还有心脏病，主要症状是一阵阵昏厥。他在体力方面已是无用之人。从此，他的统治成为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亨利在这种境况中竟然打胜了威尔士战争，把欧文·格伦道尔赶回山里。但国会利用国王的困难进行要挟，亨利只有投降才是安全之策。他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国会，只剩下现代君主在宪法上的虚位。国会紧紧地逼迫他，使用的各种办法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外籍人必须统统驱逐出境，连王后的两个已婚女儿也不能例外，国王必须重新任命政务会成员，其中应包括议会领袖，政府的支出账目必须经议会检查，国王的内廷人员也经过粗暴的清洗和改组；新的政务会要求掌握更大的权力，国王保证根据政务会的意见实行统治。作出这些让步之后，亨利成了一个最弱的国王，不过他因此也把自己无法担负的使命转嫁他人。这些人必须拼命苦干，招来的却是怨恨，而且越来越不受信任。
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位新的人物。亨利的长子威尔士亲王早已表现出非凡的力量和本领。他在施鲁斯伯里身先士卒地冲向霍茨珀，在威尔士也取得了胜利。直到打败格伦道尔之后，亨利亲王才能放手地参与较大的政治阴谋。由于父王御体不佳，他全面地过问国政。他接受了父王的一切职责，并想进一步扩大权力。他的三位表叔博福特兄弟是他的主要追随者，他们怂恿他从软弱无力的病人手中夺过统治大权，于是他带着一批人要求国王让位。亨利·博林布鲁克尽管已是日薄西山，却怒气冲天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一四一一年，亨利父子在威斯敏斯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国王的党羽在数量上占着优势，态度也更坚决，亨利亲王碰了一鼻子灰。他被国王从主持政务会的地位赶下台，退居幕后，同党也都丢官罢职。他的政敌甚至指控他贪污加来驻军的军饷，这个罪名他倒是洗清了。可以肯定，垂死的国王在痉挛中继续紧握政权，统治无方和老朽衰弱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四一二年，国王已经步履维艰，甚至不能骑马，可是政务会经过百般努力才说服他放弃率军亲征阿基坦的念头。他挨过了那个冬天，常说要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并在翌年二月召开了国会，但已经无力插手它的会议了。三月份，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祈祷时陷入长时间的昏厥状态，醒来不久，便在耶路撒冷厅 [ 译者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的教长住所，据说由于厅内挂着展现耶路撒冷历史的壁毯而得名。 ] 结束了生命的旅程，那是一四一三年三月二十日的事情。
亨利四世国王的生活和统治使我们再次看到，野心带来的常常是一场黄粱美梦。假如它能够实现，还将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要报仇，要维护一个事业，起初并不敢奢望戴上王冠，最后却为此孤注一掷。戴上王冠以后，他觉得它并不美妙，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不胜负担。胜利也给他带来了忧虑和痛苦。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他的行动是没有原因、没有理由的，也不能说他没有得到全国的支持。他死后，在伟大的历史舞台上塑造的一个对权力渴望已久的新人物毫无争议地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不久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