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二世与社会动乱·第二十三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青甲王子”的弟弟、年幼国王的叔父、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冈特是摄政团的首脑，统治着英格兰。黑死病的影响和阴影仍然笼罩着大地。英格兰社会中有了新的变化。瘟疫造成的致命创伤还在发出阵阵剧痛，但人们在痛楚中隐约感到，大地上有了更多的生计。
许多空缺的位置得到填补。各阶层的人感到，他们的地位意外地有所升迁，周围的环境有所扩展。社会秩序已经彻底打乱，社会的力量也已削弱，但个人地位多半得到改善。
英格兰人认为他们不可战胜，天下无敌，他们的军队无坚不摧，这种信念已经根深蒂固。在法国的克莱西和普瓦蒂埃大捷中得到的实际利益虽已丧失，英格兰人仍为那两次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确信自己能够在任何时候与法国人或苏格兰人刀兵相见，因而也就不关心战争的结果如何。很少有人看到战场取胜和长期征服的区别。处于发展时期的国会极力主战，可是它不做任何长远准备，也不愿意为此花钱。在战争期间，人们指望国王取得辉煌的战果，同时又指责他征税过重，或者说他使王国受到了损害。和平不可避免地到来，却又不符合英格兰人乐于全胜的要求。这种尴尬的局面是理查二世所继承的一部分重要遗产。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黑死病沉重地打击了正在变化的社会。自从国王开创以雇佣军代替封建义务兵的制度以后，以土地为基础的关系便瓦解了。贵族或骑士为什么不可以步他们的封建主之后尘呢？小地主们普遍订立了契约，为某个强大的邻居服务，“只是不得为他反对国王”。契约中的规定并不常常得到遵守。互相尽忠的关系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私人军队，他们是财产的雇佣保卫者，无疑地也是混乱局面的先兆之体现者。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采邑的领主一般是靠农奴致富的，这些农奴的地位和义务已经由长期的惯例固定下来，并由领主法庭强制推行。在每个领地的周围，形成了关系密切、自给自足的个社会。虽然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初的劳动力流动和物资交流超过人们以前所想象的程度，但社会发展仍然比较缓慢，村庄也是逐渐解体的。社会结构和劳动状况再也不能保持原有的格局了，黑死病造成的震动急剧地加速了这个深刻的分裂过程。由于三分之一的人口突然死去，大片的土地荒芜了。活下来的人移到最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到最好的草场放牧。许多地主弃农经牧，侵占了别人的土地，围起了最肥美的牧场。发家致富似乎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价格上涨，利润增加，而劳动力却减少了将近一半。小块的地产闲置了起来，许多采邑失去了自古以来为其劳动的农民。农民和苦力非常缺乏，成为竞争的目标。他们也想乘机改善自己的境况，或者至少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同不断上涨的物价保持一致。诗人兰格兰 [ 译者注：英国诗人(一三三二－一四〇〇)。 ] 在他的诗歌《庄稼汉皮尔斯》中，描绘了一幅平淡无奇而饶有趣味的图画：
没有土地的苦力，
只能自食其力，
每天食不果腹，
仅能勉强度日。
买不起一分钱的啤酒，
也不能问津一片腊肉，
要是弄到一点新鲜鱼肉，
不是油煎，就是火烤，
热上加热，
以暖饥肠。
他要优厚的报酬，
否则就会咆哮发怒。
农夫的主人则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他们坚决拒绝了增加报酬的要求，还要恢复强迫农民劳动的权力。村民的家系受到详细的调查，以前只对地位较高的人才这样做。佃农一旦被宣布为农奴，至少无权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他们提出久已丧失的权利，不管多么合法，村民们都会强烈反对。村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行会。有些农奴则从采邑上逃走，就象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南部的奴隶从庄园里逃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领主便缩短了农奴的徭役期限，或者把土地租给小土地占有者以换取他们的顺从。在一些领地里，农奴集体获得了公民权，自由农阶级便从此诞生了。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教会拥有的土地最多。总的说来，宗教力量成功地保持了农民的顺从。有的领主象赫顿领地上的巴特尔修道院院长那样，被迫出租闲置的土地，租期本来就很短，可是他们后来一有机会就把租期进一步缩短，减为一年。十八世纪，法国也同样企图恢复昔日的封建特权，结果引起了革命的狂澜。
英格兰各地经历的巨大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的深度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方面，从有产阶级中选出的国会可以作出决定。英格兰同法国一样，国王曾经不止一次干预地方的报酬法，但一三五一年制定的劳工法是为全国确定工资标准和价格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在瘟疫过后的困难局面中，国会企图不折不扣地推行这些法令。它还从乡村的中产阶级当中任命了“劳工法官”，给予固定的薪水，让他们审讯违反这些法令的人。从一三五一年至一三七七年，民事法庭审理了九千起违反契约的案件。在许多地方，这方面的官员积极抓权而又偏私，受到当地居民的谴责。全国上下动荡不安。
毫无疑问，黑死病这场浩劫的幸存者比较富有。在饥馑所蹂躏的国家是不会发生暴乱的。弗罗萨特说：“气象升平，物产丰富的年景是英格兰发生农民暴乱的主要根源。”人民并不是无法抗议世道不公，也并非无法表示他们的不满。在下层教士中，许多薪俸微薄的人死于瘟疫，仅在东英吉利就死了八百名教士。活着的人发现，他们的薪水在物价飞涨的世界上没有一点变化，而高级教士对此则漠然置之。为此，高级教士不久将付出代价。教会的领地是民众造反所攻击的主要目标。在一个集日里，煽动者，尤其是教士中的煽动者，吸引了许多人。兰格兰在他的诗中反映了人们对基督教信仰者的愤慨情绪：
他们宣扬柏拉图的观点，
援引塞尼卡作为佐证：
世间万物应归众人所有。
他对无知者确是如此撤谎说教。
许多言词激烈的煽动者散布了颠覆性的说教，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约翰·保尔。国内到处是穷愁潦倒的士兵，他们刚从战场上遣散回来，深知大弓杀伤贵族的威力，尽管贵族武装精良，得意扬扬。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下面这首流行的民谣说明了民众的反应：
当年亚当种田，
夏娃织布，
哪个是士绅？
这在十四世纪是个新鲜的问题，在任何时代也是难以应付的问题。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长期形成的刻板的社会结构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
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不列颠岛。在英吉利海峡彼岸，一场激进的民主运动已经开始，它的口号和我们现在的口号极其相似。这场运动在英格兰蓬勃发展，导致了一三八一年的大规模起义。这是一次广泛的社会动乱，它自发地兴起于全国许多地区，有着共同的根源，也带有共同的情绪。在黑死病造成的死亡率最高、社会现状变化最大的中英格兰东部和肯特，暴乱最为严重，因此可以说，这次起义的直接根源是黑死病。它是由于命运的转变而不再逆来顺受的一代人发出的痛苦而愤怒的呼喊，这种转变使人们产生新的希望，同时也带来新的不平。
一三八一年夏天，各地始终孕育着一场有组织的风暴。有些人遍游英格兰中部的村庄，与“大社会”这一组织联系，据说这个组织将在伦敦开会。五月份，埃塞克斯爆发了起义，原因是再次征收前一年已经收过的人头税，而且更加苛刻。伦敦爱闹事的人也激动起来，有些人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法林登的人带领下前去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市长沃尔沃思遭到一大批市民的反对，他们同情起义，并同起义者有联系。在肯特，农民袭击莱斯内斯修道院之后，穿过罗彻斯特和梅德斯通，一路上烧毁了采邑的账目和征税帐，并从梅德斯通的宗教监狱里救出了鼓动家约翰·保尔。具有领导才能和经验的军事冒险家瓦特·泰勒也在梅德斯通参加了他们的队伍。
政务会茫然不知所措。六月初，暴动的主力队伍从埃塞克斯和肯特向伦敦进发。他们在伦敦得到了支持，鱼商约翰·霍恩邀请他们进城。负责守卫伦敦桥的市政官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阿尔德门 [ 译者注：伦敦城的东门。 ] 被人出卖给埃塞克斯的一批暴乱者。伦敦陷入为时三天的混乱之中，外国人遭到屠杀，政务会的两名成员被人从伦敦塔拉出来，在塔山 [ 译者注：伦敦塔西北的一座小山。 ] 被砍了头，一个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兼国务大臣西蒙·萨德伯里，另一个是财政大臣罗们特·黑尔斯爵士，约翰·冈特的萨瓦官化为灰烬，兰贝思和索思沃克均遭洗劫。这是清算旧帐的时候。
法林登列出了放逐者的名单，敲诈勒索的金融家理查·莱昂斯死于非命。这一切听起来带有现代社会的味道。忠诚的市民则聚集到市长周围；年轻的国王在史密斯菲尔德接见了暴乱领袖。叛乱者似乎普遍忠于国王，他们的要求颇有道理，但却难以满足。他们要求废除严酷的法令，取消农奴制，分掉教会的财产。他们着重提出，不应该有农奴，也不应该有人给领主服徭役，只要为每一英亩土地向领主交纳四便士年金就完事大吉，为任何人服役不得违反本人的意愿，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在谈判时，泰勒先被沃尔沃斯市长刺伤，接着又被国王的绅士杀死。当这位暴乱领袖跌下马来，死在众人面前时，年轻的国王在危机中单枪匹马冲向前去，大声喊道：“我将是你们的领袖，你们只要跟随我出征国外，就会有求必应。”但是，泰勒之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群龙无首的乱民散回家乡，在各自的郡内引起极度的混乱。重建起来的权力当局对他们进行追捕，复仇开始了。
起义席卷英格兰的西南部地区，布里奇沃特、温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都发生了骚乱。在哈福德郡，农民起来攻击权势显赫、令人憎恨的圣奥尔本斯大教堂，然后在杰克·斯特劳率领下向伦敦进军。剑桥郡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档案被烧毁，教会领地受到攻击。在亨廷登郡，虽然市民闭门抵御暴乱者，拉姆齐修道院却在劫难逃。在农民比较富裕，自给能力较强的诺福克和萨福克，反对农奴制的情绪更加强烈。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是暴乱者痛恨的主要对象，林恩的佛兰德羊毛纺织匠也被杀死。暴动的浪潮在北边波及约克郡和柴郡，在西边席卷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
泰勒死后，统治阶级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最高法院向王室官员发出信件，命令他们恢复秩序，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领导高级法官们对叛乱者迅速作出了判决。国王陪同特里西利安进行惩罚性的巡回判决，敦促法官在处罚叛乱者时依法行事。好斗的诺里奇主教勒德斯彭索在东部各郡保护教会财产时，使用了武力，在北沃尔沙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不过和现在比较起来，统治阶级作出的反应还是很有节制的。据案卷记载，处死刑者不过一百五十人，而且也没有我们在现代欧洲的许多国家所见到的暴行。法治得到了恢复，有关人员依法执法。即使在这种阶级感情激烈爆发的时刻，也没有不经过陪审团审判就绞死任何人。一三八二年一月，经国会提议实行了大赦。但是，统治阶级在财产方面赢得了胜利，他们矢口否认已经作出的一切让步，并大胆地企图原样恢复十四世纪初的采邑制度。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上层阶级仍然担心发生大规模暴乱，劳动者继续走向联合。奴隶劳动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社会基础，法律对奴隶地位已经失去约束作用。总而言之，一三四九年以后，以租金代替徭役的发展趋势加剧了。凡此种种，都是黑死病的不朽遗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次暴动不过是突然闪现的一丝亮光，它展现了中世纪贫困阶级的状况，可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是不可思议的可怕事情。它在农民心中留下了怨恨，也唤起了当局的警惕性，使他们采取积极的对抗措施。从那时起，人们产生了坚决分掉教会财产的愿望。暴动过去之后，威克里夫运动不断发展。胜利的统治阶级被暴动吓坏了，因而对它非常仇视。威克里夫的“贫穷传教士”的名誉由于煽动暴乱而受到了玷污，他们受到的迫害是一个根基已经动摇的制度对他们的报复。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的英格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因此，威克里夫的说教博得许多人的信从。那时英国面临着社会革命，对宗教改革并不感兴趣。所有颠覆性的说教都受到谴责，威克里夫虽然没有戴上妖言惑众的罪芒，他的事业却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有产阶级默许教会对这些传教士严加镇压。这次镇压进行得既迅速又彻底。萨得伯里死后，威克里夫的宿敌考特尼继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发现威克里夫的人控制着牛津，便立即采取行动。威克里夫的改革主张受到公开谴责。各位主教接到逮捕非法传教者的命令，大主教本人迅速整顿了教会的纪律，实行自己的控制。由于这一措施以及国家的积极支持，教会最终从俗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一三八二年，考特尼降驾牛津，在现在基督大教堂所在的地方召开宗教会议。威克里夫的主要追随者被召集到会，严令认错。国务大臣提出抗议，要求尊重大学特权，可是没有受到理睬。威克里夫的追随者遭到严厉谴责以后，便退缩、屈服了。结果威克里夫孑然一身，孤立无援。他说教会的特权与教义不符，因而也失去了冈特的支持。他那些颇受民众欢迎的传教士和初期吟读《圣经》的活动，未能建立起反对社会统治势力的坚强力量。
威克里夫向世人的良心发出了呼唤。他的呼唤在英格兰受到抑制，反应不大，然而在一个遥远而不大为人所知的国度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后从那里激动了欧洲各地。布拉格的学生来到牛津，将他的说教和手稿带到波希米亚，从而引起了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约翰·胡斯的名望高于他的英国老师，唤起了捷克人民长期保持的民族觉悟。
威克里夫正面攻击教会对世人的绝对权威，暗示个人的是非观念决定一切，并向正统教义挑战。由于这些原因，他受到严厉的压制。但他的抗议导致了第一次牛津运动。威克里夫的事业在他生前遭到失败，然而却推动了改革的潮流。他的运动被迫转入地下。教会由于和国家联合而加强了它在俗界的地位，彻底击退了改革派的第一次进攻，但教会的精神权威在这场冲突中受到削弱，留下了创伤。
十七世纪的作家富勒 [ 译者注：英国教士兼学者。 ] 在写到威克里夫的传教士时说：“这些人是反对敌军的尖兵，后来上帝派路德接替了他们。”在宗教改革 [ 译者注：十六世纪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 以前，威克里夫的精神影响着牛津学者对《圣经》的研究。在克利特于一四九七至一四九八年间发表的演说中，他的精神又得到恢复。尽管威克里夫没有进行过政治煽动，乡村的威克里夫运动却和政治煽动混为一体。与他们对立的教士很想给他们扣上这个罪名。多半不是教士的威克里夫信徒说了许多无知的气话，为对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残酷的日子还在后面。威克里夫的政治性说教将在亨利五世时代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的叛乱引起的痛苦中化为乌有。不过，敢于同进取心很强而且得胜的教会进行斗争的可贵精神，在英国人民中间保存了下来。他们心中树立起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决定了不列颠民族的命运。威克里夫生前一败涂地，他象星星一样发出的光芒也在宗教改革的晨曦中消失了。弥尔顿 [ 译者注：十七世纪英国诗人(一六〇八－一六七四)。 ] 写道：“威克里夫是这样一个人，为了使学问达到完美的境界，他只希望自己生活在幸福的时代，舍此别无所求。”
争取真正自由的坚强信念在英格兰没有消失。英格兰人民的地位和勇气同法国农民无精打采的顺从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战争、饥荒和扎克雷起义受到的残酷镇压中，被迫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亨利六世时代的法官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写道：“法国人没有举行暴动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不是由于贫穷。他们没有英国人这样的勇气。在英格兰常有三、四个强盗迫于贫困袭击七、八个良民，把他们统统抢光，可是在法国，七、八个盗贼也不敢抢劫三、四个良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法国人由于抢劫行为而判处绞刑，他们没有勇气干那种可怕的事情。在英格兰，一年绞死的抢劫犯和杀人犯比法国在七年里绞死的同类罪犯还要多。”
理查二世此时已经长大成人，他具有强烈的本能和在他那个年龄少有的才干，他的阅历和行动使这些本能和才干更加超凡出众。在农民暴动的危机中，他肩负重任，在一次重要的场合用自己的行动挽救了局势。当贵族阶级惊慌失措的时候，国王的宫廷和法官恢复了秩序。但他却甘受长期的监护。阿基坦总督约翰·冈特离开英格兰，到国外谋求利益，例如，他要得到卡斯蒂尔王国的主权。他将自己的儿子、能干而有魄力的亨利留在英格兰，照顾他的领地和利益。
到了二十岁，理查才决意完全驾驭政务会，尤其是要摆脱几位叔叔的控制。以前从来没有哪位国王受到这样的待遇。他的祖父十八岁时就掌握了大权，他本人十六岁时也起过重要作用。他的内宫及其周围的朝臣都盼望他早日亲掌政事。这些人是政府官员或国王的文官，其中主要人物有国务大臣迈克尔·德拉波尔、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和约克的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理查二世的教师和密友西蒙·伯利可能是这些人的后台。一批比较年轻的贵族投靠宫廷，为首的是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此人扮演的角色如同爱德华二世手下的加维斯顿，也颇象后来的斯特拉福德。理查国王对他的拥护者普施恩惠，德维尔不久就被封为爱尔兰公爵。这对政务会的要人显然是一次政治挑战，爱尔兰是人力和物力的宝库，它不受国会和贵族的控制，而可以被用来控制英格兰。
国王及其宠幸的女人身边的一些人占据了宫内和政府的职务。这种情况冒犯了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也触怒了全国人民。反对派照例把外交事务作为进攻的武器。宫廷经济拮据，又不敢要钱，更主要的是没有军事将领，因而采取温和的政策。贵族和国会联合反对斯文的国务大臣波尔以及宫廷的极端享乐主义。他们嘲笑地说：“他们不是巴洛娜 [ 译者注：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 ] 的骑士，而是维纳斯 [ 译者注：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 的骑士。”当时必须对法国发动战争。一三八六年，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国王的统一阵线。国会指定五名大臣和九名勋爵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原来的摄政团成员主持委员会的工作。宫廷在弹劾波尔的风暴面前作了让步，国王的文职官员也受到清洗。对方认为，这些官员是国王过错的根源，也是他的力量基础。他的侍从杰弗里·乔叟(当然，他是由于别的原因出名的)失掉了他在海关的两个职务。
当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逼迫国王解除他的好友的职务时，国王十分失望地离开了伦敦。他在北威尔士同新的爱尔兰公爵顺利地进行了商谈，在约克同内维尔大主教达成协议，在诺丁汉同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他企图将自己的力量在后来查理一世打起国王军旗的同一个地方聚集起来，准备发动内战。爱尔兰义务兵、威尔士长矛兵以及理查掌领的柴郡伯爵领地的弓箭兵，源源不断地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撑腰，特里西利安和国王的另外四名法官宣布，后人所称的“弹劾派勋爵” [ 译者注：指格洛斯特公爵和德比伯爵等人，他们于一三八七年指控特里西利安等谋臣犯有叛国罪。 ] 和国会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违反英格兰的宪法和法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却遭到血腥的报复。皇叔格洛斯特和贵族寡头政治集团中其他头面人物，指责首席大法官以及和他一起行动的人是王国的叛徒，这些人中包括德维尔和国王的其他谋臣。年仅二十岁的国王过分依赖自己的权威。政务会的首脑仍然能够得到国会的支持。他们诉诸武力，格洛斯特带领一支军队进逼伦敦，理查抢先赶到，受到伦敦市民的欢迎。他们打着他的红白旗帜，表现出对他的忠诚，但是没有准备同步步进逼的贵族军队作战。在威斯敏斯特宫，以格洛斯特、阿伦德尔和沃里克为首的“弹劾派勋爵”在宫外三百名骑士的保护下，迫使国王作出让步。国王所能做到的只是让他的追随者们获得一条生路，逃奔他乡。
德维尔退居切斯特，在那里集结了一支军队，以保护国王的利益。一三八七年十二月，他率领这支军队抵达伦敦。此时“弹劾派勋爵”和冈特的儿子亨利已经严阵以待。在牛津郡的拉德科特布里奇，亨利和这些勋爵打败了德维尔，这位国王的宠臣逃往国外。此时，国王的命运落入了这个已经篡夺君权的狂妄党派的手中。他们内部争执了很长时间，决定不下是否要把理查国王废黜或是杀掉。年长的人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年轻的一派则表示反对。理查二世面临着重蹈曾祖父覆辙的严重威胁。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以至于只有两名“弹劾派勋爵”愿意留下陪国王吃晚饭。主张采取温和手段的是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年轻人亨利。他可能是考虑到，如果采取过激手段，格洛斯特可能取代理查二世，这样就会剥夺他父亲对王位的继承权。
由于内部分歧，“弹劾派勋爵”未能废黜或杀害国王，可是他们并没有后退。他们强迫国王作出全面让步，对国王身边的新贵和合法的追随者进行残酷的报复。王国的各个领地被迫表示支持新政权。在预定的日子里，五名“弹劾派勋爵”穿着金黄色的衣服，手挽手地进入威斯敏斯特宫。“无情国会”举行了会议。最强硬的反对派是以特里西利安为首的那些皇家法官。他在诺丁汉公布了一条原则，即国王在他的法庭和法官的协助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控制那些掌握国会的贵族。对这个问题的郑重答复同以往的多次答复一样，虽然肯定了封建权力这个现实，但也宣布了议会治国的原则。这个现实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中消失了，而这条原则却发出阵阵回响，一直传到十七世纪。
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以及在诺丁汉宣布王权至上的另外四名法官，已经上了泰伯恩绞刑架，并被剖腹分肢。国王的老师伯利也未能幸免。只有国王本人虎口逃生。老派贵族取得了彻底胜利。理查二世不仅被迫听任他的朋友惨遭杀戮，还得对这些暴行表示同意，尽量忍受悲痛，过着隐居生活。
这些遭遇一定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世上很少有人经受过这样的考验。他思索着自己的冤屈和过错，看出那些胜利的贵族不仅是欺凌国王的奸雄，也是蹂躏人民的暴君。他用比过去巧妙得多的手腕制定了报仇雪耻，夺回权利的计划。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一年过去了。
一三八九年五月三日，理查国王出入意料地采取了行动。他在政务会落座以后，和蔼地问众人他有多大年纪了。当众人说他二十三岁时，他宣布自己毫无疑问已经成年，决不允许继续对他的权利实行违反民意的限制。他将亲理国政，自选谋臣，做一个各副其实的国王。显然，这一举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体现了理查的多次计谋中所显示出的不可思议的超群机智。理查锋芒初露，首战告捷。阿伦德尔伯爵的兄弟、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主教应理查的要求交出了国玺，吉尔伯特主教交出了财政部大权，支持国王的威廉·威克姆和托马斯·布兰廷厄姆分别恢复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的职务。“弹劾派勋爵”控制的最高法院增补了国王提出的人选。国王驰书各郡郡守，宣布他已亲掌政务。这个消息在全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理查二世取胜后比较谨慎和宽容。一三八九年十月，约翰·冈特从西班牙返国，他的儿子、已经成为首要人物的亨利也同国王和解。一三八八年形成的可怕的联合势力至此解体。国王的统治机器战胜了宗派势力，重新运转起来。此后，理查以拥护宪法的贤明君主的面目统治英格兰达八年之久。
在那个时代，黎民百姓没有任何权力。包括新生的中产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尽管彼此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在压制百姓这一点上却总是一致的。推翻理查的那些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他下了断语，并且公布了他的罪状，但我们只能有保留地接受他们对他的品质所下的结论。他企图废除互相对立的宗派、教会和贵族尽力赢得的立宪权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报复愿望，还是为了实现在农民暴动的危机中许下的“我将是你们的领袖”这一诺言，这不是可以轻率作答的问题。诚然，他在一三八一年对暴乱者的一名代表粗暴地说过：“你们现在是农奴，将来永远是农奴”。他还说，被迫许下的诺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可是，他发布的释奴状确实解除了许多农民依附于领主的封建关系。他也郑重地允诺废除农奴制，并向国会提出这项建议，结果却受制于人。这些创伤使他久久难以忘怀，可能也影响他履行自己的职责。
理查为了复仇而表现出的耐心和采取的手腕实在令人惊叹折服。他容忍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在官场混迹八年，他们二人不象以前那样担任郡守，而是仍然身居高位。不过，理查也有感情迸发的时刻。一三九四年，阿伦德尔参加王后安妮的葬礼时姗姗来迟，耽误了整个仪式的进行，理查夺过一个侍从的礼杖，朝他的脸上打去，打得鲜血直流。在场的教士惊呼道，威斯敏斯特的教堂被玷污了。人们又想起了旧时的预言：由于贝克特遇害，上帝将惩罚全国，一直到血染圣殿为止。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国王似乎又同阿伦德尔和解了，再度把一切矛盾巧妙地掩盖起来。
当贵族互相倾轧的时候，理查国王企图利用爱尔兰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一三九四年，他以国王出巡时的全部威仪驾临爱尔兰，在那里组织了一支依附于他个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成为他在英格兰威慑反对派的工具。在他回到英格兰以后，他制定的迫使教俗贵族俯首听命的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战争的负担会使他直接依赖国会的恩赐，为了摆脱这些负担，他同法国实现了和解。他在第一个妻子安妮死后，于一三九六年同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伊莎贝拉结婚。在这个基础上，英法两国达成停战协议，缔结了一个三十年的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并且秘密约定，如果理查以后受到国内臣民的威胁，法兰西国王将前来援助。虽然停战条件引起国内的不满，理查国王却由于解除战争负担而获益匪浅，因为他如果挑着这种重担，就必然成为国会面前的乞丐和奴仆。教俗贵族和平民对国王逼得很紧，总是赶着他向前走，嫌他走得太慢，这使我们看到了金雀花王朝的国王躺在地上拒绝在崎岖不平的路上继续拉国政之车的奇观。国王如此行事，并非由于懦弱或缺乏远见，而是执行他的长远计划的需要。毋庸置疑，他希望获得对贵族和国会的绝对控制权。至于他是否想利用自己的专断权力为臣民中的下层阶级谋利益，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这方面也有同他有关的传说。他的性格，情绪的涨落，感情的爆发，几乎超人的精确推算，这一切都是导致他垮台的重要因素。然而，普通百姓则认为，理查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以为，只要他权力在握，就会把他们从领主的残酷压迫下拯救出来。因此，他们久久地怀念着他。
远征爱尔兰是理查二世建立专制的第一阶段，同法国结盟是第二阶段，接着他便努力培植严密有效的宫廷势力。冈特、他的儿子和以前的“弹劾派勋爵”之一诺福克伯爵莫布雷站到理查一边，一方面是由于对他的忠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的仇恨。宫廷里任用了新官员。约翰·布希爵士和亨利·格林爵士代表地方郡区的利益，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他们来自为国王和贵族排解宿怨的国会，由于他们的帮助，国王有了对付教俗贵族和平民的力量。一三九七年，这三个阶层的代表应召来到威斯敏斯特，在巧妙而坚定的疏导下表现出应有的顺从。在具备这些条件之后，理查终于决定开始打击敌人了。
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此时尽管有些失宠，却相信时间这个和事佬以及友好的交往会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致由于一三八八年的所作所为而遭到恶报。从那时起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国王的老师伯利以及在那次屠杀中和他们一起遇难的其他人，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所以，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见国王以人间少有的冷若冰霜的憎恶态度逼向他们时，双双惊愕不已。阿伦德尔和他的一些朋友被宣布为叛逆，受到的唯一优待就是砍头。沃里克被放逐到马恩岛，格洛斯特被捕后押到加来，在那里被理查派去的人杀害。这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又引起了新的报应。从此，理查国王的名誉染上了污点，这一污点可与约翰国王杀害阿瑟的后果相比。不过，他的权力此时至高无上，是以前各代英格兰国王所不能比拟的，可是他至今怒气未消。
国会召开了，其目的只是为了使这些事件合法化。它的组成情况和受到的精心关照决定了它愿意为国王尽力效劳的态度，这样的国会是前所未有的。它几乎疯狂地放弃了上个世纪赢得的每一项权利和特权，这种疯狂简直到了作茧自缚的程度。它把君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连海盗的军事领袖征服者威廉也望尘莫及。英格兰民族在约翰的罪恶和爱德华二世的衰败中赢得的一切，两位伟大的爱德华国王所建立的一切，都已付诸东流。国会所做的一切十分彻底，简直达到灾难性的地步。它完成任务之后，便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将余下的工作交给一个十八人委员会。国会一解散，理查便在有关的规定中加入几句话，大大扩展了十八人委员会的权限。他的目标即使不是解散国会，至少是要把它削弱到爱德华一世执政初期的地位，那时它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国王的议会”。
理查国王同和他年纪相仿的堂兄弟，冈特的儿子亨利的关系经历了由喜剧变成悲剧的过程。亨利认为，他在一三八八年的危机中使国王免遭格洛斯特、阿伦德尔和沃里克的废黜和杀害。这很可能是事实。从那时起，他和理查过从甚密，情谊较深。他代表着一部分人，这些人与那些攻击国王的老派贵族不同。这两个年轻人和睦相处，一个是国王，另一个是约翰·冈特的儿子，他离国王很近，离王位则比别人更近。
亨利和诺福克公爵托马斯·莫布雷发生了争执。莫布雷从布伦特福骑马回到伦敦，说出了他的忧虑。他说，国王从未忘记拉德科特布里奇事件，也没有饶恕以前的“弹劾派勋爵”，而他和亨利均曾属于“弹劾派勋爵”之列。他们即将大难临头了。亨利指责他散布逆君言论。关于这些言论，国会接到不同的报告。二者受到诘问时，都互相推诿。看来决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个著名的事件发生在一三九八年九月。竞技场已经划定，各界人士纷纷聚拢来，曾经夺过锦标的人也都到场。各阶层的观众满怀希望地等着观看这场决斗，可是使他们愤慨的是，国王下了禁令，将莫布雷判处终身流放，放逐亨利十年。莫布雷和亨利服从了国王的命令。莫布雷不久死去，亨利则认为理查国王恩将仇报，处事不公，他住在法国，盘算着复仇之计。
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理查公然实行了专制主义。他在彻底复仇之前一直颇有耐性，此时却焦躁不安，疑惑不定，荒淫无度，反复无常。他在忠实的柴郡弓箭手护卫下，在全国各地游荡，以盛大的筵席和比赛来消磨时光。他把国务交给威斯敏斯特的大臣和下层官员处理，然而他们感到既不受信任，意见也得不到尊重。国王的奢侈生活造成了财源枯竭，于是他便强索货款，增加赋税，引起商人和乡绅的强烈不满。
一三九八年，国内许多人看到，顺从的国会在几个星期里使全国人民丧失了许多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同国王发生冲突。这时他们看到，国王露出了暴君的面目。对独裁统治心怀不满的不仅有上次危机中失败的贵族，还有全体绅士和商人。他们的愤懑不仅出于对立宪制度的热爱，也出于一种恐惧心理。可能由于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原因，他们担心已经主宰一切的国王将对他们为所欲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也感到社会革命的恐怖，这种恐怖他们在不久以前的农民暴动中已经领教过了。共同的利益、思想和行动使上层阶级紧密地联合起来。他们说，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将煽动暴民攻击他们。
一三九九年二月，“久经风雨的兰开斯特家族成员”约翰·冈特去世。流亡中的亨利继承了冈特的遗产，其领地不仅分布在兰开夏和北方，而且遍及全国。迫于经济拮据，理查不顾自己的诺言，剥夺了兰开斯特家族的领地，宣布他堂兄亨利的继承权无效。这个行动威胁了每一个有产者的地位。理查对自己的力量和国内形势作了致命的错误估计，在五月份开始进行谋划已久的远征，以保护英格兰国王在爱尔兰的权威。他离国后，政府由于没有军队的支持，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全国上下对他愤愤不满。亨利得到国王出国的消息，认为复仇的时机到了。当时海岸上没有军队守备。亨利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七月份，他在约克郡登陆，声称他来英格兰只是为了恢复他作为德高望重的父亲的继承人之合法权利。他立即受到许多人的拥护，兰开斯持家族领地上的人们和以诺森伯兰伯爵为首的北方勋爵更加热烈地拥戴他。亨利叛军的前进路线同七十二年前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反叛爱德华二世时的路线完全一样。他从约克出发，在万民的欢呼声中进入布里斯托尔。正如当年伊莎贝拉在那里的城垛上绞死休·德斯彭索一样，亨利也在那里剥夺了理查国王的大臣和代表(威尔特郡伯爵威廉·斯克鲁普、布希和格林)的一切。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亨利突然登陆以及随后迅速发生一切事件的消息才传到身在爱尔兰内地的埋查国王那里。理查不顾风急浪险，赶忙回国。他于七月二十七日在英国登陆，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兼程穿过北威尔士，企图聚集一支军队。途中的见闻使他确信，一切都完了。他经过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权力，象变魔术那样消失了。威尔士人愿意为他效忠，可是他们无法抵抗全英格兰力量的进逼。理查在弗林特城堡向亨利投降，交出了全部权力。他作为囚犯乘车驶过伦敦的街头，关进伦敦塔，被迫退位，看来难免一死。在拥有不可争议的继承权的英格兰国王中，最后的一位国王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吊闸之下永远消失了。亨利在教俗贵族和平民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称为亨利四世。他开拓了对中世纪的贵族构成致命威胁的历史时期。虽然亨利的家系使他有充分的权利登上王位，他的能力，尤其是他儿子的才能，加强了这些权利，但是，约克家族同莫蒂默家族有血缘关系，因而有更充分的继位权利。很久以后，就是这一权利问题引起了英格兰的玫瑰战争。
理查二世的性格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迄今仍是不解之谜。很明显，他在谋略和行动上都有超人的能力。他几乎从童年开始就经历过并多次战胜无数艰难困苦和压迫，这是公认的事实。要理解他，大概应该以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和上层贵族对他的伤害和残酷的行为作为主要线索。一些史学家认为，他不仅准备利用国会和法律上的伎俩来对付统治阶级，甚至也会利用当时和许多世代以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社会力量。长期以来，人民对他的这些意图一直津津乐道。数以百万计的不幸民众对理查满怀希望，而这些希望在几百年内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在亨利四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们对理查的印象理想化了。不管正确与否，人们认为理查是为穷人和弱者的事业而献身的烈士。当局因此颁布了一些法令，甚至连传言理查仍然活着的人也将按严重叛国罪论处。
我们这些现代人无权剥夺理查在动荡不安的一生中的一线亮光。他时而做出惊人的错事，时而又迅速地恢复理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能够发挥超人的机智和耐心，也能干出傻子都懂得避免的蠢事。他同封建贵族进行了四次生死较量：一三八六年，他初次败阵；一三八九年，他取得胜利；一三九七年至一三九八年，他达到权力的顶峰，一三九九年，他彻底垮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