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一世·第十八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爱德华在统治艺术方面受到的教育超过了任何一位王子。他三十三岁时，父亲病逝，他便继承了王位，称为爱德华一世。
他既是经验丰富的统治者，也是指挥有方的军事家。他曾为父亲挑起重担，常同西门·德·孟福尔进行激烈的较量。他虽然和德·孟福尔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却杀死了这位伯爵。他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会了战争艺术。在亨利三世的统治末年，他本来可以随时夺取王冠，却孝顺而耐心地等待合法继位时机的来临。如果把他励精图治的精神同他父亲的慵懒无能和混乱统治加以比较，就更能显出他的伟大不凡之处。
爱德华一世身材匀称，比常人高出一头，头发浓密，幼年时呈黄色，成年时变成黑色，老年时则已苍苍了，这标明他一生的历程，他气宇轩昂，五官端正，美中不足的只是象他父亲那样左眼睑下垂；他口吃，却长于雄辩，因为他的手势潜藏着丰富的言词，他有着武士的强健双臂，两条长腿能紧夹马鞍，因而有“长腿”之名。这些特征的描写出于多明我会 [ 译者注：天主教的一个教派。 ] 的修士编年史家尼古拉斯·特里维特之手笔，他还写道，爱德华一世喜欢战争和比武，尤其酷爱带鹰打猎。他追逐牡鹿时不用猎狗，也不投枪，而是纵马疾驰，直到亲手砍死那不幸的动物为止。
爱德华的统治有独特之处，他兼有亨利二世的治世之才和狮心王理查的勇敢宽容。他为自己选了一条“各得其所”的格言，在英格兰的各代国王中，没有人比他更坚决地奉行这一原则。他忠实地按照自己的标准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律，尊重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他的不法行为和敌对行动引起了愤怒的反抗，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是如此，而他的谦逊和宽宏大量也多次得到迅速的反应，为后来的友情奠定了基础。
亨利三世逝世时，爱德华正在西西里。贵族中的重要人物没有等到亨利入葬就拥戴爱德华为国王。所有的人都支持新国王。两年以后，爱德华才回到英格兰举行加冕礼。他的登极有继承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味道，谁也没想过到底哪一种因素是主要的。同德·孟福尔和贵族的斗争使爱德华认识到，国王考虑问题必须从全国着眼。既然德·孟福尔曾经迫于形势联合中间阶层反对国王和傲慢的贵族，那么，新国王登基伊始就主动地妥善利用这支力量也未尝不可。新国王在极盛时期的主旨就是保持各种力量的均衡。他知道，傲慢而骚乱的贵族和贪婪的教会是约束王权的力量，也是老百姓的压迫者。由于比以往更充分地考虑中间阶层的利益和全民的需要，他建立起广泛而有秩序的基础，使国王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地为全民族谋利益。于是他力图照顾到全国的利益，把自己的权限扩大到整个不列颠群岛，还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欧洲各国。
爱德华在英格兰进行行政改革时，并不专门满足互相抗争的某一派强大势力的要求，而是对各个阶层一视同仁。虽然他对大宪章给他祖父戴上的枷锁感到不满，并且想控制日益增长的教会财富和权利，但他并不滥用夺回的权力，而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运用这些权力。他同现状作斗争，剥夺教会和贵族既得利益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他的所有立法活动中，不管是针对什么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我们必须确定，凡是我们的都应该归于我们，凡是别人的都应该归于别人。”
爱德华统治时期是个秩序井然的时代。它值得纪念，并不是因为它树立了伟大的里程碑，而是因为它从以前三位国王统治时期的谬误和混乱中吸取了有利的因素，使之形成一个长期巩固的整体。在长期的动荡波折之中形成的国家机构和原则此时已固定下来，经受住了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以及中世纪后期的各种考验，有一些机构和原则维持了更长的时间。在这个时期，骑士和中产阶级社会日益取代纯粹的封建主义社会。统治工具、土地所有权、军事和财政制度以及政教关系都已固定下来，几乎一直维持到都铎王朝。
在爱德华执政的头十八年里，立法活动十分活跃，以后几个世纪都无法与之相比。几乎每年都颁布一个重要的法规。这些法规没有多少新颖之处，而且多数比较保守，但它们的作用合在一起却是一场伟大的变革。爱德华十分倚重他的国务大臣、巴斯和韦尔斯的主教罗伯特·伯内尔，此人出身低微，从最高法院和宫廷里的职务升为主教，直到一二九二年逝世为止，始终是国王的主要谋臣。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王的事业，他所采取的政策都是为了削弱封建特权和封建势力以加强王权。爱德华在一二七四年回到英格兰以后，伯内尔出任国务大臣还不过三个星期，就开始彻底调查地方政务。专员奉命带着四十个问题奔赴各地，去了解哪些是国王的权利和财产，这些权利和财产受到何种侵犯，哪些官员玩忽职守或贪污腐败，哪些郡守“由于怜悯心、受贿或偏袒”而包庇重罪，因而失职或贪赃枉法。类似的调查以前也有过，但却从未如此彻底而有效。爱德华国王的政策“强硬而不残酷”，它旨在尊重一切合法权利，剥夺一切侵占的果实。
一二七五年国会通过的《第一威斯敏斯特法规》针对的是专员们揭露的渎职行为。一二七八年的《格洛斯特法规》，则命令最高法院的法官持调查令去了解大封建主利用自己的法庭和官员在自己领地上执行法律的权利，并且规定，这些权限必须明确。调查的主要作用是提醒大封建主；他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一二七九年颁布的《莫特美因法规》，禁止向教会馈赠土地，但如有国王的许可则属例外。一二八五年颁布了《温切斯特法规》，整饬地方秩序，同年还颁布了《第二威斯敏斯特法规》，巩固了祖传领地制度。《第三威斯敏斯特法规》则针对绝对归自己所有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土地。这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法规中规定，以后买主不是从卖主手中而是从卖主的领主手中接受土地，而且必须承担土地出售以前所附带的封建义务和捐税。这一措施制止了封建关系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对国王极为有利，增加了他以最高封建主的身份直接管辖的佃户数量。
这一系列著名的法规基本上比较合适，在一个时期内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是，经济上的压力给英格兰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深刻程度并不亚于政治方面的变化。土地逐渐地不再是全国的社会生活和防御所依靠的道义约束力量，它逐渐成为一种商品，在原则上可以象羊毛或羊肉那样买卖，还可以在一定的限制下赠送或遗留给别人，甚至可以用馈赠的方式留给那些将成为新贵族阶级基础的尚未出世的人们。
当然，只有一小部分英格兰土地参加了这种原始而比较活跃的交易。可是，这一小部分土地象一些坚实的物体，足以激起巨大的浪花。当时，许多外国公侯经济拮据，而英格兰却早有涓涓不息的金钱之泉了。犹太人已经悄悄地进入那个残酷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时隐时现，常常在大人物急需金钱的时候给予极大的帮助，不愿意请求国会拨款的国王获益最大。在某些情况下，有钱便有土地。英格兰的犹太人见此情景便忘乎所以。土地开始转入犹太人的手中，有些是直接出售的，也有些皇抵押的。进入市场的土地较多，因而通过两种途径都是有利可图的。二、三十年以后，昔日的封建主才意识到：为了集散无常的金钱，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一部分数量颇为可观的英格兰土地。
犹太人早已引起愤怒的反应。饱尝抵押之苦的小地主和挥金如土而在交易中吃亏的贵族怀着怨气联合起来了。意大利放债者开始进入英格兰，他们在需要时可以同犹太人一样对国王有用。爱德华感到，他可以通过简单而现成的反犹太政策安抚那些重要的势力并逃避逼人的债务。以人当祭品等骇人听闻的故事和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毁谤言词，在嘈杂声中广为流传。受到普遍仇视的犹太人遭到抢劫和虐待，最后被赶出了英国。只有一些医生例外，因为他们一走，大人物可能就得不到适当的照顾了。这个饱经忧患而颠沛流离的民族被洗劫一空，只好再次寻觅栖身之处，重建家业。已经广为应用的大篷车必须再把轮子转动起来，无精打采地开往西班牙或北非。直到四百年以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一个以色列富翁签订了秘密合同，英格兰海岸才对犹太商人开放。所以，一个属于加尔文派 [ 译者注：基督教的一派，以创始人约翰·加尔文命名。 ] 的独裁者取消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对犹太入的禁令。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金融家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但是到爱德华一世的孙子统治时期，金融家们也将尝尝基督教世界的公道是什么滋珠。
爱德华国王在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立法成就之时，还不断进行行政改革。他不知疲倦地巡视全国各地，严格调查各种渎职行为，以有力的手段和犀利的笔锋纠正地方权贵的过火行为。合法性是他随时准备利用的武器，而合法性是常常可以加以咬文嚼字的解释的。他通过不懈的努力，整顿了各方面的内务，并且在不仅同他自己有关而且也同全民有关的领域里排除了个人利益。
爱德华一世重视行政管理和德政，这在中世纪的国王当中是极其难得的。因此，他主要依靠行家里手的帮助，而不大依靠“徒尚虚荣而不得力的大封建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到十三世纪末，已经有三个部门各有专职。一个是财务署，它设在威斯敏斯特，负责收缴岁入和统计工作；另一个是最高法院，实际上是个总秘书处，负责起草国王的许多宪章、令状和信件，第三个是内务部，它有一个单独的秘书处，叫做掌玺司，专门跟随四处流动的宫廷，它兼管财务和秘书工作，其职权可能大至为发动大陆战争提供军费，小至为王室的厨房买几分钱的胡椒。伯内尔是典型的早期政治官员，他死后，财务署的官员沃尔特·兰顿接替他的工作。这位财政大臣同伯内尔一样，不把他的利奇菲尔德主教职位看作宗教职务，而是看作为国王服务有功的奖赏。
爱德华一世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天主教徒，但他也难免同教会发生冲突。他渴望为上帝服务，但就君主的权力来说，他比他的父亲有更高的要求，因而不止一次被迫提出抗议。教会领袖是芳济会修士约翰·皮彻姆，此人在一二七九年至一二九二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皮彻姆以极大的勇气和策略，保卫了教会在国王面前的独立地位和正当权利。在一二七九年召开的雷丁会议上，他发表的一些公告激怒了国王。公告之一是禁止教士兼职的教规，这个规定打击了国王把宗教职务赠予许多政府官员的做法。另一项公告则是命令每个大教堂或者有牧师会组织的教堂公开张贴一份爱德华发誓遵守的大宪章。凡是凭国王令状禁止宗教法庭判案的人以及所有违反大宪章的人，都有被革除教籍的危险。
爱德华怒不可遏，皮彻姆只好暂时让步，等待时机。一二八一年召开了兰贝恩会议，爱德华国王怀疑有人搞鬼，便签发了令状，禁止与会者“议论与我们的国王有关的问题，或者涉及我们个人，国家或会议的状况”。但皮彻姆并不畏缩，他几乎一字不改地重新颁布了雷丁会议制定的主要法规，并且为它加上明确重申教会自由的序言。一个月以后，他给国王写了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信中写道：“任何章程甚至任何誓约都不能强迫我们忽视那些肯定以神权为基础的司法权。”一名为之折服的职员把这封信抄入大主教的文件录时，写下了这样的眉批：“极妙的信件。”
皮彻姆的行动本来会立即引起一场堪与贝克特和亨利二世的冲突相比拟的危机，但爱德华似乎对他的挑战漠然置之，他仍然不断地发出禁令状。不过，爱德华的行动还是有节制的。他在一二八六年签发了一个著名的令状，明智地命令他的巡回法官在有关宗教裁判权的问题上谨慎行事，还说明哪些案件应该留给宗教法庭审理。这位大主教和爱德华国王的冲突因此推迟了，但是到他们去世时，这一冲突尚未消除。
在爱德华执政的初期，贵族于一二五九年缔结的《巴黎条约》是英法两国关系的准则。两国尽管有敌意的潜流作祟，但还是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和平。两国在实施条约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加斯科涅和法国的水手在英吉利海峡的冲突导致了一二九三年的圣马赫大海战。要不是英国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常常影响法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统一，双方也不至于诉诸武力。甚至在漂亮的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伺机挑衅时，爱德华还是长期忍耐，企图和平解决争端。后来，巴黎的国会竟宣布占领加斯科涅公国。腓力要求爱德华象征性地交出加斯科涅的几个重要堡垒，承认他作为最高领主的合法权力。爱德华一一照办。可是，腓力四世一旦得到这些要塞，便再也不肯放手。爱德华这时意识到，如不采取武力，他就会丢掉他在法国的属地。
到一二九四年，爱德华一世比优游浪漫的青年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辅佐父王多年之后，自己执政也有二十多个春秋了。同时，他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他失去了生长于卡斯蒂尔的爱妻埃莉诺和生长于普罗旺斯的母亲埃莉诺，长子和次子也不幸夭折。伯内尔已经不在人世。威尔士和苏格兰动乱迭起，反对势力呼声强烈，行动逼人。爱德华国王年迈孤独，疑虑重重，还要应付数不清的棘手问题。
一二九四年六月，爱德华一世在伦敦向上文已经提到的“国会”解释了同法国人争吵的原因。他要进行战争的决定得到大会的同意。在比较正规的大会上，决定往往是可以得到同意的。
这次战争本身没有什么重要特点。英国人在加斯科涅发动了几次战役，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沿海地区频频进行袭击，还长期围困了波尔多。人们在战争初期颇有热情，这种热情后来由于不可避免的增税而逐渐消退了。英国出口的大宗产品羊毛和皮革均被没收，只有交出每袋四十先令的关税才能赎回，而一二七五年国会规定的税额只有半个马克(六先令零八便士)。一二九四年九月，教士接到交纳一半岁入的命令，感到非常愤怒。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打算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国王面前提出抗议，可是一气之下便倒地而死了。十一月，国会批准了对一切动产征收重税的决定。在征收这项税金的过程中，各阶层的人都忿忿不满。这年冬天，威尔士发生叛乱，爱德华前往镇压。等他平叛回来时，苏格兰已经同法国结盟。从一二九六年开始，同苏格兰的战火便时起时落，从未熄灭。
一二九七年十月至一三〇三年间，英法在战争中多次停战。这种局面并不比交战状态省钱。这几年是内外交困的时期，苏格兰问题则显得尤为棘手。爱德华国王多次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国会，全面地介绍形势，但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国会不批准再增加税收。
一二九六年，教皇发表了一项训令，禁止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交纳任何附加税，教士因此更加感到无所适从。同年秋天在伯里圣埃德蒙兹召开的国会上，教士们犹豫了一阵之后，在新任大主教罗伯特·温奇尔西的领导下作出了决定：他们无力捐助。爱德华恼羞成怒，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封地。大主教也以牙还牙，威胁说，有不服从教皇训令者，革除其教籍。大家情绪激昂地相持了一阵，最后心平气和了。教皇又发表一个新训令，撤销了他的过分要求。
爱德华当然更愿意同教会讲和，因为他遭到了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反抗。他在索尔兹伯里向贵族建议，他到佛兰德作战期间，贵族中间要留一些人在加斯科涅打仗。贵族不同意。赫里福德的伯爵、英格兰统帅汉弗莱·德博汉和诺福克的伯爵罗杰·比格德副统帅说，他们必须跟随国王履行自己的世袭职责。这个借口是骗不了人的。两位伯爵对国王都有私怨，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许多贵族的不满情绪，因为二十年来，国王不断削弱贵族的力量，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几十年以前，他们曾经反对爱德华的父亲，此时，他们再次起来抗拒的时机已经成熟。
爱德华国王并未马上理睬贵族的挑战，他在派人去赫里福德和诺福克两地补缺之后，继续加强战备，然后于八月乘船去佛兰德。国王走后，反对派认为他们久待的良机已到。他们要求确认大宪章和派生出来的森林宪章的法律效力。这两个宪章是约翰被迫同意的条款的最后文本。另外，贵族们还提出了六个补充条款。根据这些宪章条款，以后如果未经全国同意，不得任意征税或要求援助，不许违背主人的意愿任意扣押玉米、羊毛等产品；必须恢复教俗人士过去的自由，对拒绝留在加斯科涅作战的两位伯爵及其支持者不应加以惩罚，主教必须在各自任职的大教堂宣读大宪章，对于无视大宪章的人要革除其教籍。同年秋天，这两位伯爵带领军队进入伦敦，要求宫廷接受这些建议。宫廷无力抵抗，只好让步，确认所有的条款。十一月份，国王在根特予以批准，不过还是保留了国王在财政上的一些权利。
国王和反对势力都很重视这些令人惊奇的重大让步。贵族怀疑国王想用合法的方式取消自己的诺言，因而几次在国会呼吁大家予以注意。一三〇一年二月，他们在林肯召集的国会上争论不休，不断进行威胁，爱德华国王只好再次郑重地确认大宪章和附加条款。
通过这次危机，态度坚定的反对派确立了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对后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条是，国王无权调动任何一个地区的封建军队。这一限制敲响了封建征兵制的丧钟，使后一个世纪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实行契约雇佣制。第二条原则是，国王未经同意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征收赋税。十七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国王都想增加税收，无奈爱德华的让步开创了另一种先例，而且在国王受议会约束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爱德华一世为了全国的利益进行统治，比较尊重法制，在这些方面，他胜过以前的历代国王。可是，具有讽刺意味而使国王生气的是，他所强调的原则却成为反对他的工具。贵族势力没有诉诸战争，而是利用国王努力制定的一套法律规章来反对他。这样，他们的身份也就不同了：他们不再作为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而是作为全国反对派的领袖说话。于是，国王再次被迫郑重地宣布维护大宪章中确立的原则。鉴于最近滥用国王特权而制定的补救措施也写入宪章条款，使得这次让步更加显著。这是法制方面的一个跃进。
英国各代国王首先考虑在法兰西的属地问题，忽略了在大不列颠岛上扩大版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偶尔也过问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事务，但保卫边界的任务主要落在当地封建主的肩上。《巴黎条约》签订以后，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冒险活动暂缓了二、三十年，因此我们可以转身对付国内安全方面的迫切问题。爱德华一世是利用王室的全部力量在西部和北部进行民族扩张的第一位英格兰国王，他征服了威尔士的独立地区，巩固了西部边界，朝着不列颠岛的统一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他企图征服罗马人、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均未征服的地方。威尔士的深山要塞养育了一支英勇顽强、不可征服的民族，他们在亨利三世执政期间，曾经在著名的卢埃林的孙子领导下，在英格兰的政治舞台上再次留下了很深的足迹。爱德华作为父亲的助手，同威尔士人打过交道。他曾经和他们在战场上比过高低，但能否取胜还值得怀疑。同时他看到，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莫蒂默家族和博亨家族以及南部拥有格洛斯特领地的克莱尔家族，利用他们的军事特权侵犯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的利益，他对此深感不满。威尔士人提出的有关得到独立的种种要求使爱德华感到苦恼，但是，由拦路抢劫的贵族守卫英格兰边界的制度同样使他不高兴。这些贵族曾经三番五次地向王权挑战。他决心以维护正义和推动社会前进为名，去扫荡小诸侯和山地野蛮人的庇护所。这个尚未征服的庇护所自从久远前年代以来就有野蛮的自由。另外，他还要限制边界贵族的特权。
爱德华一世利用威尔士边界贵族在长期冲突中发展起来的一切当地力量，在海上和陆地上发动了精心策划的血腥战争，不出几年，便征服了威尔士。他使用的军队主要是威尔士雇佣军，也有从加斯科涅调来的正规军，另外还有向附庸征集的一支军队。不过，他能调动附庸军队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能粉碎历史悠久的布立吞人的顽强力量，主要不是依靠人多势众，而是靠可怕的冬季攻势。他颁布了《威尔士法规》，这个独立的小王国至此结束了它的生命。卢埃林的威尔士领土统统并入爱德华一世的版图，分别划入安格尔西郡、卡那封郡、梅里奥尼思郡、卡迪根郡和卡马森郡。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出生在卡那封的爱德华，受封为英格兰的第一位威尔士亲王。
在爱德华一世进行的威尔士战争期间，英国的军事制度由撒克逊时代和整个封建时代的短期服役制转变为长期雇佣制。我们知道，阿尔弗烈德大王曾多次由于民军服役期满而吃尽苦头。四百年过去了，诺曼底人的封建社会仍然实行短期服役制。但是，靠这种办法怎么能够连续进行十五个月的战争呢？又怎么能够对欧洲大陆发动战争并坚持远征呢？所以几个朝代以来，不愿意服役的贵族和喜欢收钱以雇佣常备军的君主，都喜欢采用交钱免除兵役的办法。在威尔士战争中，这两种制度兼施并用，但原有的制度正在衰落。政府不再调集封建诸侯的军队，而是需要能够信赖的雇佣军，因此也就需要钱。
与此同时，在军事要素的天平中也发生了另一种变化。重甲骑兵曾经取代罗马军团的整齐队形，但自从五世纪以来，他们自己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普通人组成的新型步兵开始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步兵不用棍棒刀枪，也不用任何投射器，而是使用弓箭。欧洲并不知道弓箭的长期发展过程，这种武器即将用于军事领域，在大陆战场上发挥出惊人的绝对优势。它是征服者从当地人手中缴获来的战利品。在威尔士南部，它得到了有效的应用，边界地区的一位贵族对此有过记载。他的一名骑士被箭射中，这枝箭不仅穿过甲衣的衣襟，还穿透他的甲裤，大腿和马鞍上的木头，最后深深插入马腹。在军事史上，这是一个新阶段，可以同铜器取代石器或者铁器战胜铜器相提并论。在那应用铠甲的时代，步兵第一次得到了能够穿透盔甲的武器。它的射程和功率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近代的步枪问世以前也是无与伦比的。在陆军部的档案中，有一名长期同拿破仑作战的将级军官在滑铁卢大战之后所写的专论，其中建议以弓箭取代滑膛枪，因为弓箭命中率高，发射快，而且有效射程远。
由于以上两种变革，威尔士战争打碎了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在精神方面，这个制度则早已被效率高的行政管理所淘汰。即使在征服一个地区以后，封建贵族也不具备统治占领区的手段。构造复杂的石头城堡在铠甲时代确实发挥过长期的重要作用，可是此时，那些有碉楼的城墙必须扩大，不仅要容纳更多的守军，而且能承受大有改进的射石机等重型攻城设备的打击，还要能防止敌人接近内墙。况且，此时不仅有身披铠甲的武士横冲直撞，到处蹂躏乡村，，还有训练有素的步兵，他们具有长途作战的能力，将在职业军官的指挥下执行最高指挥部的计划。
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和苏格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前，两个王国曾经和睦相处。一二八六年的一个黑夜，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骑马时摔下悬崖丧命。继承人是他的孙女玛格丽特，史称“挪威少女”。苏格兰的贵族首领们经过劝说承认这位年方十四的公主为继承人。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挪威少女”在继承苏格兰王位的同时，还应该和爱德华国王的儿子小爱德华结婚。这样，两国的王族可以联姻，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敌对情绪也可以顿然冰释。这个计划能够被接受，说明当时的人们是很明智的。实际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集团都表示同意。但这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而已。一二九〇年，“挪威少女”登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洋，不幸中途一命归天，给苏格兰留下了继位之争。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英格兰的利益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苏格兰贵族中的许多人同英格兰王室有联姻关系。在要求获得王位的人当中，有些人是私生子。有两个人最有资格继承王位，一个是约翰·巴利奥尔，另一个是罗伯特·布鲁斯。布鲁斯强调说，他年迈的父亲同被继承人是近亲，而关系较远的巴利奥尔则维护长子继承权。双方的支持者势均力敌。
自亨利二世以来，英格兰的国王一直声称自己对苏格兰有宗主权。其依据是，以前苏格兰的历代国王承认撒克逊人的宗主地位。以精于法制而闻名的爱德华一世曾经就类似的事情为阿拉贡和安茹作过裁决，此时他毛遂自荐，要为苏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主持公道，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国家分裂，二王并存，二是打起内战，胜者为王。苏格兰人因此被迫请爱德华作出公断。严于法制的爱德华欣然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苏格兰人应该首先承认他的宗主地位，并且，交出苏格兰的一些城堡作为象征。后来，爱德华公正地行使了仲裁人的权力，他抵制了苏格兰贵族要分裂国家的阴谋，于一二九二年宣布约翰·巴利奥尔为继承人。后来有人十分错误地抨击了这个正确的决定。苏格兰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布鲁斯的支持者力量强大，因此约翰·巴利奥尔必然成为爱德华的意中人和傀儡。考虑到这种情况，爱德华一世作出了公正而又有利可图的决定。他确立了自己对苏格兰的宗主地位，任命了苏格兰的傀儡国王。但是，苏格兰的民族情绪却在法律壁垒后面日益高涨起来。苏格兰贵族被迫接受了爱德华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成立了由十二名封建主组成的权力极大的委员会，以此控制约翰国王，维护苏格兰人的权利。这样，爱德华国王懊恼地发现，他虽然取得了可观的胜利，但他面前的苏格兰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王国，其政府并未屈服，而是傲然自立，整个民族不但毫不顺从，而且敌忾同仇。
同时，凛然可畏的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也向爱德华提出宗主权。爱德华是腓力的附庸，他桀骜不驯地保卫着自己的封建利益，而在法律上，法国国王则处于封建主的有利地位。况且，英格兰虽然比苏格兰强大，而法国则比英格兰更强大。这种在两条战线上的冲突，对英格兰国王的财政和军事力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他穷于应付。在以后的日子里，爱德华南北受敌，因此，只有征收重税一途。他奔走于佛兰德和爱尔兰低洼地区之间。他搜刮国内钱财，因为钱是最重要的。为了取得国会的同意，他一让再让，因此，处于萌芽时期的国会制获益匪浅。他承认约翰被迫作出的大部分改革。除了一些大封建主之外，全国对他同苏格兰和法国的斗争都抱支持的态度。全国一再满足他的要求，但并不甘愿承受这种沉重的负担。英格兰的这位英明立法家、高明的理财家和行政改革家，出于无奈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因而遭到反对，这使他的生活和名望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对抗爱德华，苏格兰人同法国人结成联盟。当时爱德华正在同法国交战，他认为苏格兰人的结盟是敌对行动，便传令巴利奥尔到贝里克与他会晤。苏格兰贵族拒绝让他们的国王赴会，战火便从此燃烧起来。爱德华对苏格兰进行了残酷的打击，他率军进攻贝里克。贝里克是当时北方的贸易中心，已经享受了一百年的和平生活，对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准备。市民们连忙立起栅栏，随手抓起一件东西应战。英格兰军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便摧毁了临时拼凑起来的防御力量。他们在城里焚烧抢掠，大肆杀人，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野蛮时代。死难者数以千计，抵抗得最顽强的是三十名佛兰德商人，他们坚守着叫做红厅的货栈，英勇奋战，直到它化为灰烬。没过几个小时，贝里克就从欧洲贸易中心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沦为今日依然可见的小海港。
这次恐怖的行动镇压了苏格兰统治阶级的抵抗，珀思、斯特林和爱丁堡在爱德华国王的大军面前屈服了。在贝里克的惨祸之后，爱德华转而采取了仁慈宽宏的态度，欢迎并以各种手段力促苏格兰人归顺，可见他在不择手段方面比马基雅维里有过之而无不及。巴利奥尔交出自己的王位，苏格兰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但是，征服者象在威尔士那样，不仅加强外族统治，还推行他们的法制，二者都不得人心。苏格兰统治阶级败绩昭然，爱德华一世可能会自我安慰，认为大功业已告成。其实这仅仅是开始。人们常说，贞德是第一个在西方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但在她之前一百多年，就有一位逃亡的骑士从苏格兰西南部的避难所站出来，他体现了苏格兰的民族精神，领导苏格兰民族走向胜利。他就是威廉·华莱士。爱德华一世在法国作战有胜有败，还常常接到报告说，苏格兰的局势不断受到破坏，而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那里是比较平静的。华莱士得到本民族的支持，他的民族同任何民族一样坚定顽强。他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了自己超群的军事才能。尽管当时国家十分贫困，统治手段落后，他却能把一群散漫而勇敢的人组成一支英勇无畏的军队，使它敢于以寡敌众，敢于胜利。这支军队的建制比较特殊，五人一组，十人一班，二十人一排，逐级而上，直至千人，各级均有一名长官。根据规定，凡违反任何一级长官之命者，均以死罪论处。这样，争取自由的斗争就从最底层有了保障。
萨里伯爵韦尔尼是爱德华一世的北方指挥官。当苏格兰叛军的劫掠行径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时，他率领大军奔赴斯特林。一二九七年九月，他在坎伯斯肯尼思大教堂附近的斯特林桥头遇到了华莱士的军队。英格兰军队中有许多苏格兰人，其中一人提醒韦尔尼伯爵说，跨过河上狭长的桥梁到对岸摆开队伍是危险的。这位骑士说明了他算出的一些数据，简直不亚于现代的作战参谋。鉴于部队需要十一个小时才能全部过桥，他问道，如果敌人趁部队还没有全部过桥就袭击先头部队，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他提到上游有个渡口，至少可以派一支侧翼部队在那里渡河，但韦尔尼伯爵根本不听。华莱士则密切注视着英格兰军队的过桥进度，在适当的时机以全部兵力猛扑过去，占领桥头，消灭了韦尔尼伯爵的五千先锋部队。韦尔尼随后撤离了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他的要塞相继陷落，只能退守特威德河 [ 译者注：苏格兰南部的河流。 ] 一线。
爱德华国王无力对苏格兰和法国同时作战，只好设法集中力量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他同法兰西国王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实行多次停火，最后于一三〇三年缔结了《巴黎条约》。正式的和平拖延了几年才得以实现，实际上，一二九四年，爱德华一世与腓力的妹妹、青春年少的玛格丽特公主订婚，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生于卡那封的爱德华与腓力的女儿伊莎贝拉订婚，这两件婚事就已成了和局。两国王室的双重联姻使英法战争于一二九七年宣告结束。不过，由于教皇从中作梗，爱德华国王的婚姻以及和平直到一二九九年才最后正式得到确认。通过外交上的这些调解，从一二九七年底开始，爱德华一世就能够全力对付苏格兰人了。
华莱士此时已是苏格兰的统治者。战争仍然在无情地进行着。一名可恶的英格兰税务官在斯特林桥头毙命，他的皮被割成一条一条，当作华莱士的剑缨。爱德华一世被迫停止在法国的战事，立即赶到出事现场，率领英格兰的全部附庸军队向苏格兰人进攻。他在一二九八年亲自指挥了福尔柯克战斗，战果同斯特林桥头之战截然相反。华莱士的军队已经进一步壮大，他采取守势迎敌。他没有骑兵，也没有弓弩手，但是对长矛兵的坚固的圆阵充满信心。这些长矛兵具有战死方休的顽强精神。打头阵的英格兰铁甲骑兵在长矛兵的迎击下败退下来，伤亡甚众。这时，爱德华将威尔士弓弩手调上阵来，安插在二线骑兵中间，集中射击苏格兰圆阵的某些环节。在箭雨纷飞之下，苏格兰人死伤过半，英格兰的骑兵踏着尸体打入缺口。苏格兰人的阵线一旦被冲破，长矛兵便立刻遭到无情的砍杀，一直被追杀到森林深处。华莱士和苏格兰军队再次隐藏起来，躲避追捕，忍饥挨饿，尝尽人间的困苦，可是仍然不放下武器。
苏格兰人是不可征服的。到了一三〇五年，华莱士才被俘获，押往威斯敏斯特宫，在庄严的气氛中受审。他被吊死在泰伯恩绞刑架 [ 译者注：位于伦敦牛津街西端，一一九六年开始使用，直到一七八三年绞刑场易地为止。 ] 上，并且被剖腹分尸。但是，苏格兰战争却象一位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冬去春来，周而复始”。罗伯特·布鲁斯即将接过华莱士手中的火炬。
爱德华一世在晚年似乎是个孤独暴躁的老人。他身边的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而他对他们既不熟悉，又无同情心。玛格丽特王后还很年轻，简直可以做国王的女儿，她常常站在继子女一边，反对国王。几乎无人敢于反抗老国王，但他在家庭里却得不到敬爱。
曾经在一二九〇年要求继承王位的罗伯特·布鲁斯有个孙子，也叫罗伯特·布鲁斯。小布鲁斯靠他生来就有的权利和艰苦的斗争赢得了统治地位。在他的领导下，苏格兰人又拉开了战幕。他在边镇邓弗里斯的神圣教堂里会见了代表英格兰利益的苏格兰人首领。两位首领单独密谈，过了一会，布鲁斯一人走了出来，对他的随从说：“不知我是否确实杀死了红科明。”他部下的头目说了“我去看看”之后，又进入了这个神圣的大厦。于是，这个伟大的北方民族又有了武装保卫者自爱德华国王年事已高，但意志并末衰退。他在温切斯特宫中听到布鲁斯在斯科尼加冕登基的消息后，顿时怒不可遏。一三〇六年夏天，他发动一次战役，打败了布鲁斯。布鲁斯兵败之后逃到安特里姆附近的拉思林岛。据说，他在那里看到一个蜘蛛百折不挠地织网而受到鼓舞，那个蜘蛛也因此名垂青史。翌年春天，布鲁斯回到苏格兰。爱德华一世已经重病缠身，不能步行，也不能骑马，只是象一千年前的塞维鲁皇帝 [ 译者注：古罗马皇帝。 ] 那样，乘坐肩舆征讨顽强的苏格兰人，也象他那样死于行军途中。他在垂危之际还念念不忘苏格兰和圣地，谆谆嘱咐他的儿子把他的遗骨装在车里，让他随军讨伐苏格兰，另外再派一百名骑士带着他的心脏到巴勒斯坦去帮助收复圣地。但是，他那无能的继承人没有执行他的遗嘱。
爱德华一世是英国法制形成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他颁布的那些法规解决了社会秩序的问题，确定了封建领土法庭的权限，制止了法官确定的法律任意发展，制定了到十九世纪中叶仍然有效的财产法基本原则。这些杰出的立法活动为习惯法的应用范围划出了必要的界限，在不违反习惯法的主要原则的前提下，确定了它的最后形式。
在政体方面，爱德华一世同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使一些贵族和郡市代表组成的国会成为国王的伙伴，以取代旧时的大佃主法庭。到他统治的末年，这一制度已经得到巩固。起初，它缺乏实际内容，后来逐渐地充实起来。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里，这个制度受到有力的推动。他刚继位时，他父亲在位期间的尝试可能会带来任何一种后果，也可能会毫无痕迹地消失，可是到他统治的末年，这个制度已经成为英格兰的一种习惯和传统。从此，爱德华一世可能还没有听说过的“统治权”不再掌握在国王一人手中，也不在国王和贵族会议手中，而是由国王和国会共同掌握。
不过，在政体方面也有潜在的严重问题，国会的权力和国王的权力之间的界线很不明确。虽然当时很快就确认，国王只能通过国会颁布法规，废除法规也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国会尚处于幼年阶段，国王仍在统治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他必然继续掌握多种界限还不明确的权力。枢密院根据国王一人的命令所颁布的法令是否也有法律效力呢？国王在某些情况下会不会以社会利益或王室利益为借口来践踏某项法令呢？国王和国会的权力发生冲突时，由谁作出公断呢？随着国会制度的发展，这些问题必然会提出来，不过要到斯图亚特王朝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尽管如此，联合王国强大的君主地位和国会制度已经有了基础。它们的继续发展和完善有赖于爱德华一世的直接继承人作出努力。那些慵懒无能的笨蛋、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破坏了不列颠岛上开始形成的统一局面，长期的内战和混乱状态引起的专制则妨碍了岛上各种制度的发展。但是，当你来到威斯敏斯特，站在刻有“打击苏格兰人的锤子爱德华一世之墓”这些字样的大理石墓碑前的时候，你所面对的就是不列颠生活、特点和声望的建筑大师的安息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