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过程·第十六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约翰国王在艰苦的斗争中死去了，但他也是在四面楚歌中死去的。他在位时对国家管理不善，因而反对势力似乎结成了共同对付他的强大联盟。迫使他同意大宪章的那些英国贵族同他发生了战争。
他们邀请残酷无情的腓力二世的儿子、法国国王路易作为他们的君主进入英格兰，外国军队和剽悍的冒险家们也接踵而至。在亨博河以北起来暴动的贵族得到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支持，西部的叛乱得到强大的北威尔士诸侯卢埃林的支持，多数城镇都反对国王，伦敦更是充满敌意。辛克港掌握在敌人手中，温切斯特、伍斯特和卡莱尔虽然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显得相距甚远，却也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另一方面，不讲信义的约翰国王用王国的独立地位换取了教皇的坚决支持。他还雇佣了一支强大的外国军队作为国内唯一的正规军。一些最显要的军事贵族，如深孚众望的威廉·马歇尔和著名而浪漫的切斯特伯爵兰诺尔夫，在本阶层的有力支持下站到国王一边。总的说来，见到主人之间争端再起而感到迷惑的人民大众，倾向于国王，反对贵族，当然更反对外国入侵者。可是他们在双方的手里都注定难逃厄运。双方势均力敌。各种迹象表明，可能要发生持久的内战，它会把国家带回斯特凡和莫德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去。约翰本人一生狡猾奸诈，精于权术，在宗教政策方面善于看风使舵。及至风烛残年，他仍有好斗的精神和力量。对此，他的敌友莫不感到震惊。可是就在这时，他得了痢疾，加之劳累和饮食无度，便一命呜呼了。莎士比亚勾画了他临终的痛苦；
你们也没有一个人肯去叫冬天来，
把他冰冷的手指探进我的喉中，
我只恳求一些寒冷的安慰；
你们却这样吝啬无情，
连这一点也拒绝了我。 [ 译者注：莎士比亚戏剧《约翰王》第五幕第七场，朱生豪译。 ]
约翰国王在激烈的斗争中去世后，这场斗争并未结束，只是斗争的形势有所改变。对立的利益集团和派别除了要更有效地控制英格兰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企图。路易正在不列颠岛上战斗。许多人尽管破坏过自己的誓言，却仍向他发誓效忠。叛乱的贵族同他们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盟友狼狈为奸。他们之中谁也不想实现和平。但是，随着约翰的去世，进行叛乱的唯一正当理由已经不复存在。毫无疑问，年方九岁的亨利理应继承他祖父所建立的大帝国的一切权利及其臣民的忠诚。他是英格兰的合法国王。约翰的暴政有什么理由成为他的无辜儿子的负担呢？历史上动乱不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新的一页羊皮纸尚待书写。各方势力对这些需要考虑的问题都很清楚。然而，把生命财产献给国家事业的那些人，此时此刻对约翰仍怀眷恋之情。威廉·马歇尔秉性刚直，行动果断。假如他未能对国王尽责，那么亨利二世所建在的、不断发展的英国文化所依赖的强大君主集权制的国家就可能重新陷入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甚至或将陷入不可设想的地步。教皇的使节知道罗马的政策确实没有变化之后，也支持威廉·马歇尔。一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年幼的国王在格洛斯特加冕即位，开始了长达五十六年的统治。在加冕仪式上，教皇使节为他施涂油礼，由于约翰渡过瓦什河时丢失王冠，新国王戴上了一个简单的金圈，但这一代替品足以作为他的权力的象征。
年已古稀的威廉·马歇尔不甚情愿地担当摄政王。他把切斯特伯爵和约翰的忠实仆人休伯特·德·伯格拉到了自己身边，切斯特伯爵本来可以同他争夺摄政王这个职务，但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新政府重新公布了一二一五年被教皇轻率撤消的大宪章，这一举动既说明新政府比较明智，也反映了它的软弱地位。保皇派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佩戴白色的十字架。教会主张进行有效的宗教讨伐，革除了反对派首脑的教籍。亨利三世后来对格罗西特斯特主教说：“过去，当我们是孤儿和小孩的时候，当我们的臣民不仅同我们疏远而且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的母亲——罗马教会——再次把这个王国置于我们的权威之下，为我们戴上王冠，把我们扶上王位。”
在亨利三世的统治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令人失望，但国家仍在艰难地前进。火红的铁块在铁砧上锤打着，在锤子的敲打下，变得比以往更加坚硬。在这段时期，撒克逊老百姓长期以来享受的权利和法治已经无影无踪，他们在贵族以及主要得到教会支持的国王雇佣军的铁蹄下呻吟着。他们的统治者互相倾轧，不仅由于嫉妒、野心和好战而不能和睦相处，而且正在产生巨大的裂痕。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统治者明显地分成两派。那个时代乖张多变，并且允许各种大胆尝试，不受任何普遍政治理论的摆布。
历史上，贵族不时自相残杀或则犯上作乱。他们有时同教会并肩作战，但更经常的是同教会分庭抗礼。史书中有关这类战争的混乱和单调情况的记载不知曾使多少读者愤然掩卷。亨利三世得以闯过那多事之秋，为英格兰带来了他幼年时所来曾经历过的歌舞升平的景象，残酷的战争和混乱状态只是表面现象，处境艰难的重要角色没有说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的各种潜流在流动着，五百年以后这些潜流在欧洲各地横流。现代世界所应作的几乎所有重要决策，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社会中并不罕见。在冲突中产生了英雄人物，其中有军人，也有政治家。悠悠岁月使我们无法体会他们的磨难，而他们的功绩和观点则光照后人，使我们读起有关记载时，历历在目，如闻昨日之事。
我们必须仔细观察其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为英格兰确立了不受国王、贵族甚至僧侣侵犯的民权。他抵制约翰国王，也抵制教皂，因此约翰和教皇有时对他非常反感，使他险些丢了性命。他不但通过天主教会为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而奋斗，而且为了英格兰的利益而勇于反对教皇。他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但也积极支持大宪章，支持它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精神。这个左右局势的核心人物讲求实际，足智多谋，有时由于邪念而左右摇摆，但其远大、明智，大胆、平凡和自由主义的目标毫不动摇，也是不可动摇的。他即使不能称为我国宪法的建筑师，至少也是一位忠于职守和忠实可靠的工程建筑管理员。
在那动荡之秋出现的第二位英雄是休伯特·德·伯格。莎士比亚以其神力无比的笔锋，先后描绘了英国史中的大多数高峰，用朝阳照亮了它们，使我们看到层峦起伏的群山中有数峰突起。休伯特当然也被他送入我们的视野。莎士比亚笔下的休伯特是一位军人兼政治家，他精通军事和法律，熟悉军界和宗教界的最高人物，因而具有一个人在这种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智谋。作为约翰的首席政法官，他对当朝的罪恶和蠢行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人们长期视之为死对头。他在欧洲骑士界的明星威廉，马歇尔之下，是维护君权和抵抗叛乱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同时，他超越于互相交恶的各个派别，坚决维护英格兰的利益。不列颠岛不应该受到贪婪的贵族的蹂躏，也不应遭受外国冒险家的掠夺，更不应为了教廷的神圣利益而遭到任意肢解。
贵族的叛乱在海陆战斗中被镇压下去了。国王的力量在林肯取得了辉煌的决定性胜利。据说，在林肯的街头，四百名保皇派骑士同六百名贵族厮杀了整整一天，狠狠地打击了他们，而骑士中只有三个人死亡。当时人们不愿意把这次喧闹的场面叫做战斗，而称之为“林肯闹市”。要想全面描述当时的场面是很难的，但是可以肯定，骑士们平均每人至少带着八至十名顽强的随从，几乎无懈可击、全副盔甲的武士在人群中互相厮杀，时而追杀未穿铠甲的敌人，时而同敌方的武士激烈搏斗，但可能也不会特别激烈。除了这次战斗之外，还施展了复杂的策略和计谋，诸如侧翼包抄、背后袭击、买通当地人秘密登陆或进行零星的冲突，总之，各种手段都用上了。最后，保皇派智胜叛乱者，打败了他们。在最正规的战斗中难免有失，叛乱的贵族首领之一佩哈什伯爵托马斯 [ 译者注：“佩哈什伯爵”是爵号，“托马斯”是这位伯爵的名字。 ] 不幸被人一剑刺死，这一剑透过脸盔深深刺入了他的脑子。但对其他几乎所有穿铠甲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险遇。胜利者的报复主要落在敌人的随从和平民身上，平民受到残酷的劫掠和屠杀。
“林肯闹市”使年幼的亨利三世取得了陆地上的胜利，休伯特则在多佛海峡战胜了路易派出的法国援军，切断了叛乱者同大陆的联系。在残酷的斗争中，谈判却未间断。谈判进行得非常激烈，同时，每一方都蹂躏对方的领地，遭殃的当然是那里的居民。休伯特在兰顿大主教和教皇使节的支持下，从未失去对大宪章的控制，虽然大宪章名义上是联系反对势力的纽带。正如教皇所指出的那样，虔诚的英国保皇派同基督教世界的利益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并没有表面化。不仅在国王和贵族之间，而且在宗教界以及在英格兰和罗马之间都实现了和解。
经过一年的战斗之后，法王路易被迫于一二一七年撤离英格兰。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政府为了表示说话算数，第二次公布了大宪章。一二一九年，年迈的威廉·马歇尔在胜利中去世了。休伯特接着统治英格兰达十二年之久。他是个严厉的统治者。在他执政期间，曾经在动荡的年代里先后为约翰和威廉·马歇尔担任过雇佣军指挥官的福克斯·德布洛特，拥有越来越大的势力，并企图扰乱国内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休伯特决心把他驱逐出去。一二二四年，经过两个月的围攻拿下福克斯的堡垒贝德福城堡之后，休伯特在城墙前绞死了幸存的二十四名指挥守军的骑士。第二年，作为绥靖的手段，又重新颁布了大宪章。就实质而言，这是最后的文本了。从那时起，大宪章成为英国决律和传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亨利三世在未成年时没有经历动荡的岁月，那么大宪章可能只是一个党派文件而在历史档案馆中发霉了。
任何人在长期的统治中都难免犯错误，所以每个政治家不得不时常向刚愎自用的统治者让步。但是，休伯特在任职期间却始终坚持了阻止国王收复法国境内属地的原则。为了这个原则，他不仅直言进谏，而且还采取拆台的办法，甚至在必须临敌出战的时候组织不光彩的溃逃。他拖延发动战争的准备工作，坚决反对宠臣和冒险家由外国渗入国内。此外，他还竭力反对教皇为了执行庞大的欧洲计划而不顾一切地向英国索款的企图。他维持了社会秩序；国王长大以后，他还限制国王身边的朝臣侵犯大宪章所规定的权利。他的立足点完全代表了英格兰的利益。
一二二九年，休伯特已经殚精竭虑，同时气数已尽，恶运降临了。国王这时二十二岁，已经加冕执政。他用尽自己的封建权力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率军到达朴次茅斯，要去法国保卫那些在诺曼底陷落之后仍属英王的属地。休伯特无法制止这一行动，但运送远征军东渡的任务显然在他的权限之内。国王要渡海冒险时，海边没有船等待他，或者只有寥寥无几的船只，也没有给养，没有军费。这使国王勃然大怒。亨利三世虽然平常温和可亲，有一副学者派头，而且爱好艺术，但此时却拔剑冲向首席政法官，指责他接受法国人的贿略而背叛国王。这确实是个很不愉快而又令人难堪的局面，陆军希望到海外打仗，而海军和财政部却不能或不愿意把他们送到海外。后来，这场争执平息下来，国王也心平气和了。远征军在第二年上船东渡，休伯特也保住了他的地位。但他的官职已难久保。一二三二年，他被宫廷中的一个小集团赶下了权力的宝座。由于生命受到威胁，他到布伦特伍德去避难。不久，他被人从那个避难所揪了出来。一个普通而卑贱的铁匠接到给休伯特上脚镣的命令时表示，他宁愿死于任何一种酷刑，也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据说，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不就是多次使英格兰免遭外国人的浩劫而把英格兰交还英格兰的那个忠心耿耿的休伯特吗？”这句话一直被史学家视为休伯特的真正丰碑。
在约翰统治时期，法国南部发生了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悲剧。在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统治的领地，经过几代人的时间逐渐产生了一种异端邪说。这种异端邪说在理论上阴暗而苛刻，实际上却比较温和。阿尔比派，也叫“纯洁派”，驳斥有关死者复活、炼狱和地狱的论点。他们认为，地上的一切生命都是魔鬼作祟的结果，物质阶段很快就会过去，灵魂从这可憎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将在极乐的天堂归于上帝。有这种信仰的“完人”守身禁欲，大体上渴望一死。但有确切材料说明，大多数人在摆脱超自然的恐怖力量之后，在当地风和日丽的气候中形成了欢乐的性格和性生活随便的习惯。那里各阶层的人对今生的浮沉抱着超脱的态度，同时对来世也无所忧虑，因而感到万分幸福。从这幸福中产生了彬彬有礼的精神文明和强烈的信念。
教皇自然不欢迎他们打碎一切精神枷锁的做法。西方世界的道德规范是以原罪、上帝的拯救和只有靠教士才能免入无涯的苦海地狱这些论点为基础的。不过这一基础并不十分巩固。过了一个时期，教皇才意识到在法国南部蔓延的这种新罪恶的严重性和广泛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经发现，它就立刻成为比从异教徒手中抢救圣墓更为重要的问题了。一二零九年，为了一种新的目的而进行的十字军讨伐开始了。罗马所能调遣的一切世俗力量在法王腓力的率领下扑向阿尔比异端派。在法国的一些局部地区，法律正式认可将信奉左道邪门者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火焚的做法。其手段之野蛮残暴，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消灭新异端邪说的过程持续了二三十年。异端派在“完人”的带领下，顽强战斗，势若猛虎，把死亡看作从肉体罪恶中的最终解脱。这次讨伐进行得很彻底，阿尔比派的邪说在火刑柱上灰飞烟灭。只有那些住在当地深山密林里的贫困饥饿的人，仍对即将罚入地狱的说教保持着疑虑，而人类的纪律和责任以及教会的权力和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这种说教。
在这次十字军讨伐运动的领导人当中，最突出的是“巴黎地区的一个小领主”，一个叫西门·德·孟福尔的人。他升到了指挥这次战争的重要地位，被公认为有力的领导者。“经神圣军队中的贵族以及在场的教皇使节和教士提议，他被封为贝齐埃尔和卡尔卡松的子爵。这个精明能干而残酷无情的人完成了他的血腥使命，身后留下一子。他的儿子沿用了他的名字，继承了他在贵族中德高望重的地位，也承袭了使他千古留名的一种思想。
休伯特·德·伯格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但他的倒台是一些人有意策划的。这些人的目的不是维新，而是夺权。这次阴谋的核心人物是德·伯格以前的政敌、温切斯特的主教德罗奇斯。在一二三二年的圣诞节会议上，政府机构中的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都由德罗奇斯的朋友所占据，而他自己则躲在幕后。他的这些朋友中的多数人和他一样，都是普瓦图人。德·伯格的败绩比德罗奇思及其同伴的胜利更有影响。德·伯格是行使全权、有时甚至行使君权的最后一个伟大的首席政法官。他下台后，几乎处处迎承国王的意旨和宠幸的管衣官一类的宫廷职务，要比名门贵族所担任的首席政法官之类的高级政府职务显赫得多了。由于普瓦图人、萨瓦人和普罗旺斯人越来越多地担任英格兰的宫廷职务，贵族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敌对情绪。在威廉·马歇尔的次子理查德·马歇尔的带领下，贵族开始对外国权贵发出怒吼。德罗奇斯反驳说，为了不被叛乱的本国臣民所害，国王需要外国人的保护。为了维护这一观点，他从普瓦图和布列塔尼雇佣军中找出了许多外族人。
这次斗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年轻的理查德·马歇尔同卢埃林亲王联合，把亨利三世追到威尔士边界，洗劫施鲁斯伯里，骚扰德罗奇斯的占领区。一二三四年春，亨利三世被迫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虽然理查德·马歇尔于四月阵亡，新任大主教埃德蒙·里奇仍要求国王履行协定。普瓦图官员统统被解职，德罗奇斯动身去意大利旅行。休伯特·德·伯格再度荣获原来的封地和财产。
亨利三世在统治中期从国外招纳了很多宠臣，其中第一批就是普瓦图人。这些外族人引起了贵族反对势力的仇恨，因为他们控制国王，垄断各种职务，并且在英格兰榨取非法的利益，而他们对英格兰的民族利益又完全漠不关心。亨利三世喜欢阿谀奉承之徒，酷爱奢华，而且自然地把普瓦图和普罗旺斯的伟大冒险家推荐给乖僻的贵族。普罗旺斯是中世纪行吟诗人的故乡和骑士精神的发祥地。它的文化使亨利三世为之倾倒。一二三六年，他同普罗旺斯的雷蒙之女埃莉诺结了婚。埃莉诺带来了许多穷亲戚，其中有她的四个叔叔。一批新来的外国人掌握了有利可图的监护权、主持结婚仪式权、无继承人的土地和有俸圣职，而怨气冲天的贵族阶层认为这些都在他们的权限之内。亨利三世喜欢对那些可爱的亲戚大肆赠礼。他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也应由他们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镇压阿尔比派的西门·德·孟福尔的儿子的名声并不坏。
英格兰不满情绪的更深的根源，是教皇对虔诚而感恩戴德的国王所产生的影响。教皇格雷戈里九世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进行着殊死的搏斗，需要更多的金钱，因此他的使节奥托对英格兰教会的改革深感兴趣。一二四〇年，奥托要求教士交出五分一的地租和动产，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伯克郡的一些教区长发表了一个宣言，否认罗马向英格兰教会征税的权利，敦促教皇象其他主教那样“自食其力”。尽管如此，奥托在一二四一年初返回罗马时，还是带去了大量财宝，而且教皇把下一任的三百个有俸牧师职位赐给了忠诚的意大利教界。一二四三年，英诺森四世当选为教皇，再度向英格兰索取财富。那一年，教皇的使节禁止英格兰主教在教皇推荐的许多人士获得职位之前任命有俸牧师。自一二三五年以来一直担任林肯郡主教的罗伯特·格罗·西特斯特，带领英格兰教士拒绝教皇的要求，成为他们的旗手。他是一个学者、科学家和圣人，曾任牛津神学院院长。尽管他仍然认为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为一百多年以后威克里夫 [ 译者注：英国宗教改革者，他翻译的《圣经》对于促进英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对罗马教廷的勒索钱财和腐败作风发动的攻击充当了先锋。
在教皇的勒索下痛苦不堪的教会以及本身利益受到宫廷侵犯的贵族，怀着对外族人的共同仇恨联合起来。一二四四年，贵族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确定给国王拨一笔款项的条件，随后发生了一场危机。贵族坚持说，除了一些法官外，首席政法官、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应由议政大会选举。贵族的代表在议政大会中占大多数。政务会中有权召集议政大会的四个成员也应以同样的办法选出。国王在困境中向早已被榨取大量钱财的教会求援，但教会在格罗西特斯特的影响下拒绝了他的要求。一二四七年，贪婪的普瓦图人怂恿国王实行专制，他们还拉拢国王的三个异父兄弟，即约翰的王后伊莎贝拉改嫁到卢西格南家以后所生的三个儿子．亨利唱出了新调子。他在一二四八年说：“仆人不应评判主之人，附庸不应评论领主或用条件束缚他。他们应该听从领主或主人的支使，服从他的意志。”他说了这番话也未能得到他急需的款项。他不得不出卖银具和珠宝，对购买者给予新的特权，或者承认他们过去已有的权利。他没有支付薪金，并强索礼物；他向森林法庭勒索钱财，对民众横征暴敛。一二五二年，国王以十字军运动为借口，要求教士交纳三年的地租和财产的什一税。教士根据格罗西特斯特的忠告，拒绝交税，因为国王不愿批准大宪章。格罗西特斯特翌年去世，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决抗拒教皇和国王的税收。
与此同时，亨利三世，秘密地在大陆上承担了更多的义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于一二五〇年去世，因此罗马要把他所管辖的西西里纳入教皇统治范围的计划又死灰复燃。一二五四年，亨利三世为他的小儿子埃德蒙从教皇手中接受了西西里的王位。这是愚蠢的行为。这件赠礼所附带的条件使这一行动达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根据条件，英国国王必须提供一支军队，并负责偿还教皇的九万英镑巨债，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目。这个消息一经公诸于世，便引起全国对亨利的怒海狂涛。议政大会和教会都拒绝给他财政援助。亨利的愚蠢行为似乎还不止于此。在一二五七年的德皇选举中，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竞选皇帝，亨利为保证理查当选浪费了大量金钱。最后的赠行则是亨利三世完全没有能够防止卢埃林的胜利，后者在一二五六年将英格兰人赶出了威尔士，并策划摧毁在苏格兰的英格兰势力。亨利受到轻视，失去信任，充满恐惧，囊空如洗，缺乏人力，面临着愤怒而强烈的反抗。
格罗西特斯特晚年对他的朋友西门·德·孟福尔抱有很大希望。西门娶了国王的妹妹为妻，继承了莱斯特伯爵领地，并且在英格兰属地加斯科涅担任过四年总督。此人大权在握，而且甚为活跃，因此引起了国王宠臣的嫉妒和反对。由于他们的陷害，他在一二五二年出庭受审。调查委员会判他无罪，但他以从国王手中得到一笔款项作为条件，被迫同意辞职。他同国王的友情破裂了，一方是出自轻蔑，另一方是由于不信任。因此，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位人物便成为贵族和全国反对势力需要已久的领袖。
在英格兰有许多比西门更显要的贵族，况且他同国王的关系受到损害，因为有人指控说，他在结婚之前竟诱奸了他的新娘。但这位外籍领袖在意志坚定的五个儿子的支持下，将成为英国贵族的核心人物和主导力量。他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封建领主、整个伦敦市、所有的下层教士乃至全国的支持。一名宫廷官员在一二五八年七月写的信保存了下来。信中说，国王已向巨大的压力让步。政事管理改革委员会建立起来，双方同意，“公职概由英格兰人担任”，“罗马的使节、外籍商人和银行家应该降到适当的地位”。当时还提出了分给外籍人的士地、宫廷的地位和要塞的守卫等问题。这位官员写道：“贵族面临着难以轻易完成的艰巨使命，他们正在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祝他们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