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金雀花·第十二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亨利二世即位后，在英国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最有成果而又最有决定意义的统治时期。新君主统治着一个大帝国，正象他的臣民所自夸的那样，他的权限“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英格兰只是他的行省之一，它可能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却是最巩固的堡垒。
他对英格兰实行了外部控制，这种控制象在威廉·奥朗日统治时期那样，对国家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都承认他是两个民族和全国的统治者。黑斯廷斯耻辱的记忆由于他的缘故而模糊了。在焚烧抢掠的贵族进行内战所造成的可怕混乱之后，亨利的诏令得到应有的服从。就这样，一位语言和习惯都与我们不同的法国人塑造了我们国家的雏形，其轮廓至今依稀可辨。
一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一支侵略军的兵营，也是争执不休的军官及其后代的角斗场。此时，它终于在基督教以及恢复古罗马传统的拉丁文化的基础上，成为永久的统一王国。亨利·金雀花首先使英兰格、苏格兰和爱尔兰结成某种伙伴关系，然后重建了他外祖父亨利一世过早建立的皇家行政机构。他在财务署和法院系统的基础上重新奠定了中央权力的基础，这种集权最终将取代征服者威廉确立的封建制度。亨利国王恢复并珍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王权下实行郡、市自治的传统。他还建立了“立法会议”，并使其固定下来，直到今日它仍然存在。多亏他的功劳，今天世界各地的英语民族才能实行英国的习惯法而不是罗马法。他制定了《克拉伦顿法规》，企图确定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强迫教会服从国家的生活和法律。经过一番激烈斗争之后，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数百年后，亨利八世捣毁了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圣墓，为他的前人报仇雪恨。
这个才能非凡、一度值得羡慕的人物有着非常生动的形象：胸肩宽阔，身材魁梧，脖子粗壮，臂膀有力，双手粗糙，由于经常骑马而形成罗圈腿，脑袋又大又圆，头发又红又密，脸上布满雀斑，声音嘶哑刺耳，他酷爱打猎，还有使教会为之叹息、埃莉诺因之不满的其他嗜好；他衣食简单，整天考虑政务，经常旅行，心绪反复无常。据说，他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总是温和镇静，而在压力减轻之后，却乖戾暴躁。“他对死去的将士比对活着的更加亲切，对阵亡将士的哀思远远超过对幸存者的爱抚。”他在自己的属地行踪匆匆，人们以为他在法兰西南部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到达英格兰。他在各省巡视时，用四轮马车随身运载一大批当时汇订文件的卷宗，朝臣和随从气喘吁吁地跟在身后。有时他下令起早动身，却一直睡到中午，使车辆和马匹负重等候；有时他比预定时间提前几个小时出发，每个人都得赶紧收抬行装。在英格兰，正象在他不倦地进行巡视的那些更大的领地一样，一切都被他唤醒而得到改造。
十二世纪的这位君主喜好声色犬马，爱记仇和施展阴谋诡计，但他并不是实利主义者，而是一位神权帝王，同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掌握着臣民的一片忠心。他和大主教是“拉动英格兰这部犁的两头壮牛”。他时时祈祷，担心死后下地狱，希望在冥界统治更大的王国。他时常受懊悔的折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他希望在阴阳两世寻欢取乐。他给我们留下了互相矛盾的印象，时而心灵高尚，时而境界低劣。他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君主，因为在那个时代，国王象现代的美国总统一样，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接近他。民众可以随时到他身边提出要求，叙述自己听到的消息和传闻，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倾诉自己的不满；贵族和朝臣在国王身边或者在国王面前高声谈论，弄臣发挥可贵的监督作用，有全权对任何人进行公正的抨击。
没有多少凡人象亨利二世那样经历过丰富多变的生活，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象他那样尝尽了胜败悲欢的甘苦。他在后半生和埃莉诺关系破裂。据说，当埃莉诺年过五旬而他还只有四十二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位上层社会的绝色少女——“美丽的罗莎蒙德”。过了几代入之后，人们对埃莉诺王后的浪漫悲剧还津津乐道。埃莉诺王后在伍德斯托克通过一根丝线的线索揭穿了这对情人的秘密，让她的情敌在自刎和服毒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一些令人讨厌的研究者歪曲了这段动人的故事，而它当然应该载入任何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
在斯特凡之后开始统治四分五裂的英格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亨利在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前，已经为保卫他在大陆上继承的属地打了第一仗。自从一百年前强大的诺曼底在法国西北部出现以来，法兰西国王一直在同企图削弱中央政府的诸公国和伯国进行斗争。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布列塔尼公爵、安茹伯爵、图卢兹伯爵、佛兰德伯爵和布伦伯爵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是法兰西国王的附庸，但实际上他们却和其他许多封建大佃主一起追求独立君主的地位。在法王地位不稳之时，他们多次似乎已经胜利在望。经过黑斯廷斯之战，法王最有实力的臣属诺曼底公爵兼任英格兰国王。而亨利二世在一一五四年登上英格兰王位对法兰西则是更大的威胁。到那时为止，挑动十分强大的封臣互相残杀一直是法王在政治上的自保之策。因此，安茹伯国和诺曼底公国在十一世纪发生冲突时，法兰西国王看见两个强敌进行殊死搏斗，不胜欣慰。但是，亨利二世忽然成为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并且统治阿基坦、布列塔尼、普瓦图、安茹、曼恩和基恩，成为从索姆河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法兰西大半地区的统治者。这时封建领主之间的力量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
路易七世面临的已经不是十几个力量分裂而互相嫉妒的公国，而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力量远远超过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他所能对付的。埃莉诺同他离婚后就同他的敌人结婚并通力合作，这使他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埃莉诺为亨利生了几个儿子，可是为路易生的全是女儿。不过，法兰西国王还有一些优势。他在生前抵挡住了金雀花王朝的攻势。而且，法兰西经历了近四个世纪的斗争和蹂躏之后，在欧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安吉文帝国 [ 译者注：即金雀花王朝。 ] 在地图上确实比实际上更加显赫，它是一些公国和伯国由于一次婚姻的机缘而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并不同心协力，英格兰同它的大陆帝国的唯一联系，是亨利本人和他的一些显要朝臣在英吉利海峡两边都有领地这一事实。帝国没有中央政府的虚饰，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习惯法，也没有共同的利益和耿耿的忠心。虽然路易七世在同大胆积极的亨利斗争时处于弱者的地位，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巩固的法国王权。路易离位时，法国王权甚至比他即位时巩固得多。
法国人的主要策略很简单。亨利继承了辽阔的领地，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领地上一切封建势力的不满情绪。路易已经不能唆使安茹伯爵反对诺曼底公爵，但他却可以在安茹和诺曼底煽动地方宿仇和局部战争，以此削弱原则上归他统辖的封建主的力量。家族之间的冲突也是可以利用的有效手段。在亨利二世统治的后期，他的几个急躁狂暴而又高傲自大的儿子为路易七世及其足智多谋的继承人腓力·奥古斯都所利用，起来反对他们的父王。
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怎样影响了英格兰的日常生活和历史进程呢？对封建领主在遥远的国度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以及外族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英格兰的庶民并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但这些冲突和斗争却成为他们一生中的沉重负担。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他们当中最勇敢和最优秀的人到卢瓦尔河流域的沼泽中和法国南部阳光灼热的群山中，为实现英格兰统治法国领土的迷梦而战斗，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一目标，英格兰人二百年以后在克莱西、普瓦蒂埃和阿让库尔取得了胜利，也在随同“青甲王子”奔向利摩日的可怕行军中遭受了饥饿的折磨；为了这一目标，他们把法国的肥沃土地变成了荒漠，连最有用的牲畜都在饥渴中倒毙。在中世纪历史的后期，英格兰同法国的战争连年不断，而且时时占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渗透并深入到英格兰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并塑造了英国社会和制度的面貌。
亨利二世同他的大臣和旧友、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贝克特的争吵，最能说明十二世纪英国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冲突的严重性。在精神方面，封建基督教世界的这个军事国家服从于教会，但它从未接受要向教会交出俗界权力的观点。然而，由于担心死后入地狱，顽强的贵族经常将他们的财产赠给教会，教会因此逐渐致富，成为社会中最大的地主和富豪。罗马利用它的宗教艺术吸引这场戏剧中一切抱着迷信观点的演员，国家权力因而不断受到挑战。教义的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但是，一个国家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势力，而每种势力又都对有限的国家财力拥有很大的支配权，这怎么能统治国家呢？这两种势力的冲突并不只限于英格兰，它是当时整个欧洲的根本问题。
过去，征服者威廉通过让步和老练的手段使英格兰避免了政教分裂，教会在兰弗兰克的领导下同国王合作，二者互为唇齿，共同对付骚乱的贵族或受压迫的黎民百姓。而此时，一位超群的人物、国王的旧友托马·贝克特站在宗教金字塔的顶尖。贝克特以前一直是国王的国务大臣，象兰克首先指出的那样，“用一个相近的说法，就是最信得过的内阁部长”。他在内政外交方面都为主人竭尽犬马之劳。他整顿了兵役免除税制度(交纳一定数量的货币便可以免除兵役的制度)，从而终于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核心。他还尽力使国王得到了布列塔尼公国。国王认为，贝克特是他自己的人，不仅是仆人，而且是戮力同心的忠实朋友和伙伴。由于国王的直接影响和自己的努力，贝克特才被选为大主教。
从那时起，他的才能和欲望便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象亨利五世在八月份的一夜之间由整日嬉戏的王子变成英雄的国王那样，贝克特也经历了同样的升迁。他的个人生活一直是既虔诚又规矩的。他当然卷入了政治事务之中，但并不是君王背后形象不佳的人物。以前他作为一个廷臣和诸侯在讲究排场和威仪方面不亚于任何人，加入了当时的奢华行列，但此时却极度节俭，企图博得圣人的名望和殊荣。贝克特在教界使用以前在政界用过的方法，企图实现同样的野心，而且在两个领域里都显得卓越不凡。他在政教职能的各个方面支持教会反对王权，并且用天主教的普遍观点和教皇的权威来支持这一咄咄逼人的行动。当时教皇的权威远远越过不列颠岛的边界，在整个欧洲乃至神秘庄严的地方都有重大影响。贝克特到大陆上旅行一次，同法国和意大利的高级宗教人士举行了一次会议。回到英格兰之后，他决心使教会统治集团独立于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之外，从而引起了明智的兰弗兰克一生中所极力避免的冲突。此时，这个问题在英格兰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已经隐约地有了很久以后伊丽莎白时代的改革者们所要重温的那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君主是上帝的使者，不仅要掌理国务，还要保护并领导教会。到了十一世纪，在一〇七二年成为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及其后任恢复了教皇的权力，罗马教廷自此开始提出与“国王是国家教俗首脑”这一传统概念格格不入的要求。格雷戈里运动的观点是，教会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教士手中，处于教皇的监督之下。根据这种观点，国王只是一个俗界人士，他的唯一宗教职责是服从教会统治集团。教会是单独的机构，它有自己的统治者和法律。到亨利二世的统治时期，主教不仅是教职官员，也是大地主，相当于俗界的伯爵。他可以指浑军队，也可以将自己的敌人革出教门，哪怕这个敌人是国王的朋友。那么，由谁来任命主教呢？任命之后，倘若教皇说东，国王道西，主教又听谁的呢？如果国王及其大臣们制定了与教规相抵触的法律，人们该服从哪家的权威呢？于是，宫廷和教廷以授职权问题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冲突则是这场斗争在岛上的反映。
亨利二世同贝克特的斗争由于纠缠枝节问题而显得模糊不清，至于他们的斗争之所以集中在行政方面的意外事件而不是针对存亡攸关的主要原则，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国王对教会要干预国务的要求深为不满，但在中世纪，没有哪个国王敢于公开向教会挑战，虽然他可能很想限制教会的影响，却不敢考虑同它决裂。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一位同教皇发生矛盾的英格兰国王敢于否认罗马的威权，并公然宣布，国家在宗教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在十二世纪，唯一可行的方针是采取折衷的和解办法，但那时教会并不想做交易。在每个国家，世俗权力接受了教会的挑战，但很难经受住对方的冲击。在中欧国家，王权和教权斗争的结果至少是两败俱伤。
自征服者威廉及其忠实的大主教兰弗兰克时代以来，英格兰教会同贵族阶级一样，得到了很大的权力，斯特凡曾在窘境中向教会作出全面让步，使教会的政治影响达到了顶点。亨利感到，这些让步损害了他的王权，便策划夺回失去的权力。一一六二年，他迈出了第一步，任命他信赖的仆人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为这样可以使主教们对他持默许态度。实际上，他为教会选中了一个魄力不凡而信念超人的领袖。他忽视了或者没有发现贝克特态度发生变化的不祥迹象，因而迈出了第二步，于一一六四年公布了《克拉伦顿法规》。亨利说，法规重述了英格兰王国在斯特凡统治的混乱时期以前的惯例，此话不无道理。他企图回溯三十年，废除斯特凡妥协后达成的协议。但是贝克特表示反对，他认为斯特凡作出的让步对于教会是不可放弃的收获，决不能让这些收获得而复失。他宣布，《克拉伦顿法规》并本能说明教会和国王的关系。一一六四年十月，他被议政大会召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时，高傲地否定了国王的权威，将自己置于教皇和上帝的保护之下。
就这样，贝克特打破了那种一向认为政教统一与英格兰王国存亡攸关的论点，实际上他是手持宗教武器同国王宣战。坚决无视王权的贝克特逃到大陆避难。在那里，德意志和意大利正在被同样的斗争所困扰。英格兰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被这场严重的斗争所动摇。斗争持续了六年，在此期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一直流亡法国。直到一一七〇年，他才在屠棱的弗烈特瓦尔同国王实现表面上的和解。双方似乎都在原则上放弃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国王不再提及他的权力和惯例，也没有要求贝克特大主教发誓，反而保证他回国后平安无事并且完全控制自己的主教管区。国王和大主教的最后一次会见是一一七〇年夏天在法国肖蒙进行的，大主教在会见结束时说：“陛下，我以为分别后您再也不愿见到我了。”国王问：“您是否把我看成叛徒呢？”“您根本不是，陛下。”大主教回答道。但是他回到坎特伯雷之后，却决心从教皇手中获得革除教徒的无限权力，以便整饬教职人员的纪律。他写道：“诸侯越是强大凶猛，我就越需要用坚硬的棍子和牢固的锁链来加以限制，使其安分守己。”他还说：“我要到英格兰去，安危难卜。但不管命运如何，都是上帝的安排。”
同时，亨利利用贝克特不在英格兰的时机，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儿子小亨利加冕，以保证他顺利继位。约克大主教在其他一些教士的协助下主持了加冕仪式。贝克特对这个行动非常不满，认为这是侵犯他的宝贵的主教权利。在达成弗烈特瓦尔协议以后，亨利认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而贝克特则持不同的态度。
贝克特在流亡多年之后返回英格兰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修士们在坎特伯雷象接待天使一样地接待了他。他在布道时说：“我是来和你们同死的。”他还说：“许多在场的人愿意以身殉教，上帝不久将增加殉教者的人数。”他胜利地走过伦敦的街头，边走边向悲喜交集的人们散发施舍物。接着，他就重新着手革除那些参加年轻的亨利加冕事宜的教士。那些不幸的教士和高级教士一起赶到诺曼底去见国王。照他们的说法，教界不仅咄咄逼人，而且实际上发动了暴乱，企图篡权。他们说，大主教已经准备好，“要拽下年轻国王头上的王冠”。
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性情暴躁的亨利听到这个消息时，身边有许多骑士和贵族，他情绪激动地大声嘁道：“我真是养了一群蠢货和懦夫，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为找向这个捣乱的教士报仇。”另一种说法是“向这个暴发吏报仇”。于是，立即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巩固王权的措施，大多数与会者同国王一样愤怒。经过重新考虑，与会者得出了审慎的意见。在那狂热而好斗的社会里，各种压力已经很大，倘若政教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英格兰王国是受不了的。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行动正在进行。有四位骑士听到了国王在大庭广众之中所说的仇言恨语。他们迅速赶到海边，渡过英吉利海峡，要了马匹奔向坎特伯雷。一一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们在坎特伯雷的大教堂里找到了大主教，创造了著名的场面和悲剧。大主教以十字架和主教冠对付他们，他毫无惧色，决心采取敌对的行动，俨然是一位戏剧艺术大师。激烈的谈判没有结果，骑士遂拔剑将他刺倒。他象恺撒那样鲜血琳淋，无数伤口似乎发出了报仇的呼喊。
这场悲剧对国王是致命的打击。杀害上帝的重要仆人就象违背封建誓言一样，引起了普遍的愤懑。英格兰人都为这件血案感到恐怖。他们宣布这位遇难的大主教为殉教者。不久，主教的遗物也成了治疗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病人只要摸一下他穿过的法衣，就可除去较轻的病痛。杀害他当然是不可弥补的滔天罪行。亨利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时，痛苦而恐惧地晕了过去。他为了限制教会势力而试图制定的严密法律程序，被血腥残酷的行为无情地抛到一边。虽然他根本没有想过采取这样的行动，但他在众人面前所发泄的恶语，使自己犯了在当时至少是不可推卸的谋杀罪，甚至是亵渎神圣，罪责难逃。
在随后的几年里，亨利大张旗鼓地用赎罪行为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他多次到遇害主教的圣墓去朝圣，并且公开忏悔，在几次遇难纪念日上，他光着上身谦卑地跪着，忍受得胜的修士们的鞭笞。不过，从当时的图画来看，那似乎是用桦条抽打肉体的象征性惩罚。在悔罪和服从上帝的外衣下，亨利国王仍在为恢复国家的权力而进行不懈的努力。根据一一七二年的阿弗朗什妥协方案，他与教皇在比较宽容的条件下获得和解。许多对此深有研究的历史学家认为，亨利到寿终时虽未在形式上但似乎在实质上重新确立了《克拉伦顿法规》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毕竟符合某些标准，这些标准是英格兰民族或任何其他刚强而有理性的民族愿意奉为法律的。毫无疑问，教皇支持亨利同他的几个儿子进行斗争。有人说，那四位骑士在圣战中赎了罪。但贝克特的血也没有白流。到宗教改革时为止，教会一直保持了独立于王权的宗教法庭系统以及向罗马教廷上诉的权利。这两点是贝克特轻视国王所依据的重要因素。
在这些震撼人心的严酷斗争中，政教双方竟能互为高下，旗鼓相当，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在现代一些伟大国家的政教斗争和革命中，主教和大主教被成群地赶进集中营，或者在监狱的温暖宜人、灯火通明的走廊里被手枪射中颈背。我们有什么资格吹嘘自己的文化比亨利二世的时代更高级呢？我们更深地陷入蒙昧状态之中，因为这种蒙昧状态为精神上的冷漠态度所容忍，也为科学方面的外衣所掩盖。
贝克特死后，亨利又活了十八年。在某种程度上，这十八年是辉煌胜利的时期。欧洲各国都羡慕亨利的辽阔版图，而亨利于一一七一年又在爱尔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还把自己的几位女儿嫁给西西里国王(诺曼底人)，卡斯蒂尔 [ 译者注：西班牙境内的一个王国。 ] 国王以及德意志最强大的诸侯、萨克森的狮心亨利，从而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外交使者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各城市散布了他的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都以基督和全欧的名义，请他率军发动另一次十字军东征并出任耶路撒冷国王。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亨利的地位仅次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亨利同时代的人猜想，他的目标是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王国，甚至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
但是亨利知道，他的荣耀来自他个人，而且是不可靠的和暂时的。他还得处理令人忧伤的家庭纷争。在那些岁月里，他的儿子发动了四次叛乱。他已经封给三个大一些的儿子显要的爵位：亨利领有诺曼底、曼恩和安茹，理查掌管阿基坦，杰弗里得到了布列塔尼。这几个儿子是典型的安吉文后代，他们不仅要头衔，还要权力，而且不尊重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母亲、与丈夫分居后住在普瓦蒂埃的埃莉诺王后唆使下，他们在一一七三年到一一八六年之间联合各种势力发动多次叛乱，每次都得到等待时机的法兰西国王的大力支持。亨利国王宽待这几个不孝之子，但他也不抱任何幻想。当时威斯敏斯特的王宫大厅里挂着根据国王之命而作的一些图画。在其中的一幅图画里，四只雏鹰正在捕食母鹰，最小的那只落在母鹰的脖于上，正要啄出它的眼睛。据说，国王说过：“这四只小鹰就是我的四个儿子，他们不停地迫害我，甚至要把我置于死地。我现在十分宠爱的小儿子到头来将比别的儿子对我进行更严重和更危险的侮辱。”
不出所料，亨利国王曾努力为约翰挣得同其他儿子相等的遗产，但约翰却参预了反对父王的最后一次阴谋。一一八八年，次子理查在长子亨利死后，联合法兰西国王腓力对亨利国王发动了战争。当时亨利已经重病在身，在勒芒一战中败北，退到诺曼底。当他在谋反者的名单上发现他百般宠爱的小儿子约翰的名字时，便停止了生命的挣扎。“听天由命吧，”他艰难地说，“真可耻，一个国王败在他人手下，真可耻。”说着，这位坚强、狂暴、英明而孤独的人在希农断气了。那是一一八九年七月六日的事情。虔诚的教徒听到的说教是，这一凄惨的结局是上帝对杀害托马·贝克特的凶手的进一步惩罚。这就是世俗权力带来的苦果，也是胜利的荣耀带来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