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第五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夕阳带着火红的余辉落下去，苍穹拉下了漫长的夜幕。长夜过后终于又到了薄雾迷蒙的阴暗的黎明。可是天色大亮的时候，人类的遥远后代才清楚地看到，一切都变样了。在黑夜中入睡的是不列颠，黎明时醒来的却是英格兰。它贫穷落后，野蛮愚昧，四分五裂，但还活着。
不列颠曾经是一个世界大帝国的活跃地区，而英格兰却再度成为野蛮愚昧的孤岛。它曾经是基督徒的王国，而现在却是异教徒的场所了。它的居民曾经在规划合理的城市中欢度时光，这些城市有庙宇、市场和学校，养育了工匠、商人以及精于文学和修辞学的教授。在四百年的过程中，那里秩序井然，法律严明，财产受到尊重，文化不断发展。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木头房屋代替了昔日的石头建筑。写作的技巧完全丧失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用的一些粗鄙文字，成为他们向远方的人表达思想和愿望的唯一手段。在英格兰，野蛮人四方割据，划地称王。当年使日耳曼部落得以兴旺发达的严格军事原则也已经消失殆尽。许多小无赖，有的自立为王，你争我夺，蹂躏着太好河山。当时谈不上有什么国家，甚至也无部落文化可言。但这是个过渡时期，十九世纪的学者都称它为人类向前迈进的阶梯。我们从一场当时可能显得漫长的恶梦中醒来，发现周围一片死气沉沉。摧毁罗马文化的野蛮游牧部落，不但没有作出恢复旧观的任何努力，而且很可能长期沉迷不悟。幸好一股新的力量在大海彼岸活动着，它在文明的废墟中一步一挪地向前慢慢移动，终于通过各种渠道到了这个不幸的海岛。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说，大陆上的亡灵被一些未开化的凯伦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把亡灵渡往冥府的神，此处借喻野蛮人。 ] 运到了不列颠。如果没有这种新力量，盎格鲁撒克逊人肯定还会过着肮脏的生活，这种生活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算了结。
在罗马帝国占领不列颠以后的头两个世纪里，基督教还没有成为帝国的国教。由于帝国对宗教比较宽容，基督教和其它宗教都得到了发展。不列颠岛上也有了基督教会，它派主教参加早期的宗教会议，并且在独自的灵魂探索中有力量建立起皮拉吉邪说。当不列颠过着不幸的日子并同撒克逊人进行长期斗争的时候，基督教会和其他幸存者退到了本岛的西部。两个交战民族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致使不列颠的主教们根本就不打算吸收入侵者入教，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使撒克逊人改变信仰。过了一个时期，一位杰出的主教，即后来的圣戴维主教，使现在的整个威尔士地区皈依基督教。此外，不列颠的基督教在动乱中已趋衰落，要不是一位具有魅力的非凡人物登场，它很可能已经一蹶不振了。
圣帕特里克是罗马时代出身名门的布立吞人，大概住在塞文河流域。他父亲担任基督教副主祭，既是罗马公民，又是市议会议员。五世纪初期的一天，有一伙爱尔兰强盗前来焚烧劫掠。他们抢走年轻的帕特里克，把他卖到爱尔兰当奴隶。有人说他被卖到康瑙特省，也有人说他被卖到北爱尔兰，他们各执己见，但都言之有据。也许两种说法都是对的，这两个省也许都自称享有这个荣耀。不管在哪一个省，他养了六年猪倒是确有其事。寂寞使他到宗教中寻找慰藉。在神奇的启示下，他设法逃了出来。虽然离海边很远，他还是设法走到了港口，找到了一只船，并说服船长把他带走。经过长时间的航行，他到了马赛附近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当时是由东地中海向西扩展的新修道运动的中心。他后来和奥赛尔城的日尔曼努主教在一起。他怀有以德报怨的强烈愿望，把过去在爱尔兰当俘虏时了解到的情况告知世人。在十四年的时间里，他受到日尔曼努主教的精心培养，同时为一次可能出现悲修结局的冒险做好准备，然后于四三二年乘船回到他所逃离的野蛮地区，在那里他很快取得了不朽的成就。他把已有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使尚未入教的王国皈依基督教，把爱尔兰同西欧的基督教会联系起来，从而使它成为基督教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还把蛇蝎之辈从爱尔兰驱逐出去，这虽属次要方面，但亦值得永志不忘；为此，他的名字世代相传，永放光芒。
因此，在黑暗时期，基督教的火炬是在爱尔兰而不是在威尔士或英格兰燃烧发光的。福音书也是从爱尔兰传到不列颠北部，第一次显示了赎救皮克特入侵者的神力。圣帕特里克去世五十年后出生的哥伦布，参加了他的教会，在他的恩典和热情的鼓舞下，成为这一信仰的新旗手。哥伦布的许多门徒离开他在爱奥拿岛建立的修道院，分别前往斯特拉思克莱德的布立吞人王国、北边的皮克特部落居住地区以及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人王国。哥伦布是苏格兰基督教会的奠基人，他使圣帕特里克传到爱尔兰的基督教越过波涛汹涌的海面，在苏格兰广大的地区传播开来。不过，圣哥伦布的传教士传到英格兰的基督教，同欧洲基督教国家普遍接受的基督教有所区别。它采取修道院的形式，从爱尔兰东部传到北部，然后又传到它的新“家”，中途和罗马势力的中心没有一点接触。因此，克尔特教会的统治机构，得到修道士和传教士的松散组织的支持，在这些重要的早期年代里，它同世界性组织的教廷没有什么联系。
虽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但罗马教廷一开始就密切注意到圣哥伦布努力奋斗的成果。它不仅对福音书的传布表示关注，而且也注意任何偏离正轨而把新基督教徒引入歧途的倾向。当它看到这些遥远的北方岛屿开展热烈的基督教运动，自然欣慰莫名，但同时又注意到了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游离于教皇的管辖之外，故而又感到不安。当时，罗马主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使基督的所有羔羊 [ 译者注：基督教把该教的神称为牧者，将信徒称为羔羊。 ] 聚为一群。在充满宗教热情的北方，基督教信仰似乎根子不正，更主要的是，它象脱离罗马教廷这个主根而单独培育起来的。
鉴于福音书的传布和其它许多问题，罗马教廷在六世纪末决定派一名引路人到英格兰去传布和加深基督教信仰，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并且使不列颠基督教会同罗马教廷有效地合为一体。为了执行这一崇高的使命，后来被加上“伟大”称呼的格雷戈里教皇和齐集罗马的教职政治家，选择了有文化的可靠修士奥古斯丁。历史上有名的圣奥古斯丁于五九六年在前景光明的情况下开始执行他的神圣使命。肯特一直是不列颠岛上同欧洲联系最密切的地区，并且在各个时期中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肯特的国王同克洛维斯的后裔、巴黎的法兰克国王的女儿贝尔塔结了婚。肯特国王仍然信奉托尔 [ 译者注：北欧条顿神话中的雷神。 ] 和武登 [ 译者注：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 ] ，但是贝尔塔王后已经开始向宫中的侍臣讲解基督教教义。她的法兰克牧师是一个作风认真而精力旺盛的人，他获得了传教的全权。这使肯特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本来就愿意接受在西欧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教义。所以，至奥古斯丁在肯特登陆时便知道，他的使命已有雄厚的基础。他的到来加强了人们信奉基督教的意志。在法兰克公主的帮助下，他使国王埃塞尔伯特皈依基督教。这位国王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对采取这一步骤也曾经反复作过考虑。圣奥古斯丁以不列颠残存的圣马丁教派为基础，在坎特伯雷恢复了基督教生活，使这个地方后来成为英格兰的宗教权威中心。
英格兰的君王埃塞尔伯特有力地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一些王国。他巧妙地奉行野心勃勃的政策。尽管他虔诚地皈依基督教，但却俗念未净。作为撒克逊人唯一的基督教君主，他有条件向布立吞诸君主伸出宗教之手，用基督教信仰作为联结全岛的纽带，建立自己的无上权威。这同奥古斯丁在罗马领受的意旨肯定也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七世纪初，埃塞尔伯特和奥古斯丁召集了一次不列颠基督教主教会议。会议地点选在塞文河谷，位于撒克逊人和布立吞人统治区域的交界处，已经远离肯特王国的疆界了。两个敌对的民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以基督的名义获得和解，实现全面的持久和平。埃塞尔伯特和他的后代肯定会从这次和解中大受裨益。但令人遗憾的是，英明政策所鼓励的和解没有得到实现。原因有二：第一，布立吞主教们互相猜疑，优柔寡断，第二，圣奥古斯丁态度傲慢，机智不足。
他们开了两次会，中间休会一段时间。从表面上看，会议讨论的只是一些有趣而不易引起分歧的问题，其中有至今仍有争议的复活节日期问题，还有修士削发的式样问题。奥古斯丁主张按照罗马习惯，只把头顶剃光。布立吞主教则可能模仿督伊德教的习惯，认为要从头顶剃到两耳，前额留一道额发。这倒是一种可笑的选择。这些都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它们为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重要的问题可以在友好气氛中迎刃而解，或者可以在幕后缩小分歧。
但是，布立吞主教们不愿自动处于罗马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曾经在可怕的暴行和压迫面前长期捍卫基督教信仰，如今又何必所从那入教不久的肯特王国的撒克逊国王的摆布呢？尽管他的政治意图是那么蛊惑人心，还是昭然若揭。第二次会议以彻底决裂面告终。当奥古斯丁认为他遇到了极端的偏见和深刻的敌意，看到归顺罗马的几位布立吞主教被他们的兄弟们斥为叛逆的时候，他立刻采取了恐吓的手段：如果布立吞基督教会不接受他提出的合理要求，那么罗马教廷将站到撒克逊人一边，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望反对它们；当信教已久的布立吞基督教徒被新皈依基督教的撒克逊国家割断喉咙的时候，撒克逊军队将得到罗马教廷和大部分基督教徒的祝福和支持，而他们则不会得到任何同情。这位圣徒还喊道：“如果你们不接受朋友的和平之手，就得抵挡敌人的无情之剑。”但是，这同布立吞人二百年来所经历的战祸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他们并不在乎。会谈在敌对的气氛中破裂了，留下了不可弥补的裂痕。罗马教廷后来又通过埃塞尔伯特和肯特王国做了多次努力，试图同布立吞基督教会建立哪怕是一丝半点的联系，然而都被断然拒绝了。
奥古斯丁虽然光荣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他的成就却并不圆满。在圣保罗教堂遗址上建立的一座教堂里，他主持了梅利塔斯就任东撒克逊主教的仪式。此外，他根本没有想到肯特以外的地方去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他得到了“英格兰传道者”的不确切称号。在许多世纪里，一直把过去有名的罗马不列颠行省重新送进基督教怀抱的伟大功绩记在他的名下。这个荣耀的光环直到近代仍在他的头上大放异彩。
过了几十年，群雄割据的政治局面发生一些变化之后，罗马教廷的使者开始进入英格兰北部，教化当地人民。东撒克逊人的国王雷德瓦尔德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迪河到亨博河之间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开拓了辽阔的版图。在雷德瓦尔德的帮助下，一个名叫埃德温的流亡王子获得了诺森伯利亚的王位。埃德温后来靠自己的能力逐渐在英格兰取得了重要地位，甚至在他的盟友雷德瓦尔德逝世以前，就成为除了肯特以外的英格兰诸王国所公认的王中之王。他的舰队还征服了安格尔西岛和马恩岛。他树立了个人权威，而且他所建立的联盟还为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奠立了基础，使它后来得以在默西亚国王和西塞克斯国王的手中脱胎成形。埃德温娶了肯特王国的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公主，并保证尊重她所信仰的宗教。因此，当她在六二五年从坎特伯雷前往埃德温的首都约克的时候，在她的随员中有第一个到过英格兰北部的罗马传教士波利纳斯。二十四年前圣奥古斯丁活着的时候，波利纳斯曾作为使节首次来到不列颠。
埃德温留下了一幅令人赞叹的美好图景：“凡是埃德温国王在不列颠所统治的地方，都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至今还流传着这种人人皆知的说法：妇女可以抱着她的新生婴儿走遍全岛，不受丝毫危害。这位国王十分重视臣民的福利，凡是公路附近有清泉的地方，他都叫人安上木桩，上面挂着合适的饮水器皿，供过路行人解渴之用。没有人敢将饮水器作为其它用途，这是因为人们对国王满怀恐惧或敬爱之情。”他还恢复了罗马人的威仪：“无论在战斗中或在和平时期，他率领臣子巡视各省市和小镇时，总要别人在他的前面高举旗帜。他学罗马人的气派，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也都有人在前面举旗开路。”
波利纳斯所依靠的国王，在极盛之时就是这样威风凛凛。波利纳斯教化了埃德温，在地图上和英格兰形状相似的诺森伯利亚王国也随之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可是这件值得庆幸的大事却很快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引起了现在英格兰中部的默西亚王国国王潘达的强烈不满。一场戏剧随着命运的沉浮开始了。公元六三三年，不信教的潘达同北威尔士信奉基督教的布立吞国王卡德瓦伦结成了反常的联盟，旨在推翻埃德温的宗主权，粉碎诺森伯利亚王国。据我们所知，这是有史以来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第一次并肩作战。这一次，政治高于宗教和民族。在唐卡斯特附近的一次激战中，埃德温战败身亡。他的头披挂在陷落的约克城墙上示众，不过这不会是用来示众的最后一个首级。约克过去一直驻有一个罗马军团，城里的布立吞人可能还保持着罗马时代的传统，他们对凯族的同胞表示欢迎。布立吞人突然消灭了岛上这位最伟大的国王，却也招致了同样迅速的报复。不管怎样，布立吞人的卡德瓦伦国王战胜了诺森伯利亚王国，布立吞人长期盼望向撒克逊人报仇雪恨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如愿地讨还了大笔旧债。当年波狄希亚的精神几乎又表现出来了。
但是，诺森伯利亚王国有很大的内在力量。作战牺牲的埃德温誉满全国。他的继承人奥斯瓦尔德出身于波尼希亚省(国内两省之一)的世家，此时成为新皈依基督教和同仇敌忾的撒克逊军队的首领。埃德温死后不到一年，奥斯瓦尔德就在沿着罗马墙展开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消灭了卡德瓦伦和他的布立吞军队。这是布立吞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最后一次激战。应该承认，布立吞人不仅时运不济，而且策略欠妥。他们联合英格兰中部不信基督教的撒克逊人一起为自己报仇，并且利用了撒克逊人的分裂运动，因此破坏了他们立誓信奉的基督教要统一全岛的光明前途。结果，他们自己吃了败仗，被扔在一边。他们同入侵者进行的长期斗争得到了悲惨的结局，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终于结束了。
鉴于布立吞人的暴行而联合起来的北部撒克逊人，在消灭卡德瓦伦并把疯狂的西部布立吞人赶出诺森伯利亚之后，便开始同潘达国王进行斗争。撒克逊部落认为，由于潘达与宿敌结成可耻的同盟，撒克逊人遭受了无穷的灾难和屠杀。可是，这位国王却也盛极一时，他以默西亚王国的全部力量维护托尔和武登在国内的神圣地位，共达七年之久。象对待诺森伯利亚的前任国王那样，他打败了奥斯瓦尔德国王，将他砍首断肢。但是几年之后，奥斯瓦尔德的弟弟奥斯韦清算了这笔家仇，潘达引剑自刎。诺森伯利亚王国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苦难之后，变得更加强大。
由于埃塞尔伯特未能将撒克逊和布立吞的基督教派重新统一起来，这一希望落在诺森伯利亚王室的肩上。罗马教廷寄予重望的是约克，而不是坎特伯雷，是撒克逊军队，而不是布立吞军队，因为撒克逊军队可以肩负统一全岛为基督教世界的重任。当灾难降临诺森伯利亚王国的时候，波利纳斯已经仓皇地乘船赶回坎特伯雷。他和奥古斯丁都不是能经受当时残酷战争考验的人。虽然他们都在教义、利益和政策方面受到罗马教廷的精心培养，但是他们缺乏充当殉道者或福音传教士的素质。布立吞人的这次进攻非常凶猛，但波利纳斯的助手詹姆斯副主祭在这场战争中一直忠于职守，在抢劫和屠杀之际仍然坚持传教和洗礼活动。然而，比他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圣艾丹率领的克尔特传教团在诺森伯利亚的活动。克尔特传教团使诺森伯利亚以及东英吉利和默西亚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皈依基督教。这样，在英格兰又一次出现了两支基督教教派。随后，它们之间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
在潘达死后，被压抑的各种情绪都进发出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完全进入了基督教阵营。这时，在任何一个王国里，除基督教以外，任何宗教活动都没有市场。整个不列颠岛都信奉基督教，只有少数人仍然崇拜武登，不过他们是无足轻重的。这件好事本来可以造福于全岛，但是由于撒克逊和布立吞两个民族之间新产生的分歧而黯然失色了。这两个民族本来就有深仇大恨，如今对于宗教统治又有了分歧的意见，这种分歧使两个民族几乎象基督教和异教那样水火不相容。从此，问题的核心已经不在于不列颠岛应该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领地，而在于究竟是罗马教廷还是克尔特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应占主导地位。这些分歧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双方一直为此争论不休。
比较有名而成效卓著的调解活动，是六六四年召开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会上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不列颠的基督教学说究竟应该同基督教世界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还是应该由在北方建立了克尔特教派的那些修道士进行诠释。双方争执不下。但是在听了多次苦口婆心的宣讲之后，诺森伯利亚教会终于决定完全加入罗马教会，成为天主教的一分子。默西亚王国的教会不久也隶属了罗马教廷。克尔特人的教会领袖及其门徒愤然退到爱奥拿岛，而爱尔兰教士们还在分庭抗礼。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是怎么评价也不算过分的。英格兰教会已经不受那些在小城镇和穷乡僻壤过着苦行生活的修道院长的狭窄眼界的影响，每个教徒的眼前都展现出世界性的基督教大家庭的广阔图景。诺森伯利亚因此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不列颠岛第一次在信仰和道德方面实现统一，教会势力遍及岛上六分之五的地区，这是该岛在精神领域里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它现在已经完全基督教化，而且大部分比较强盛的地区都同罗马教廷有了直接联系。
罗马教廷认为奥古斯丁和波利纳斯有辱使命，它意识到，通过肯特王国去引导和控制不列颠基督教会的努力算是落空了。于是，它制订了一项体现天主教普遍性的新计划。六六八年，它又选定两名特使，要他们给雾霭迷蒙的北方带去光明。一个特使叫西奥多，是小亚细亚塔尔苏斯人，另一个特使叫哈德里安，是非洲迦太基人。他们比自己的先驱者更加坚忍不拔。此外，这两个人在性格和诚实方面也是他人望尘莫及的。他们到达坎特伯雷的时候，整个英格兰只有三名主教出来迎接。可是，当他们完成任务的时候，英格兰教会已经傲然挺立，至今不衰。西奥多于六九〇年去世以前，已经把主教管区由原来的七个增加到十四个，而且，由于他的管理才能，英格兰教会内部拧成了一股绳。尽管英国的教会至今尚未尊他为圣徒，但这位杰出的亚洲人仍然不失为英格兰最早的政治家，他以自己的智慧为英格兰导航，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的国王为取得霸主地位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对当时的人虽然极为重要，可是对后来的历史面貌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这里不必多费笔墨。由于地理位置不利和国力不强等内在因素，诺森伯利亚王国的最高权力受到威胁，它的极盛时期遂告终结。这个王国在各方面都容易受到攻击。它北有皮克特人，西有布立吞人的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南有英格兰中部的默西亚王国，而默西亚人对于潘达之死及其追随者所受的惩罚仍然怀恨在心。这些敌手是诺森伯利亚王国难以对付的。它曾竭力应付，而且在敌对的国王进行劳民伤财的互相残杀之际，它的一些英明首领也一度占过上风，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要失去岛上的领导地位。
不过，诺森伯利亚有幸在它的没落时代哺育了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一位编年史家，他写下的史料经过长期湮没之后传到了我们手里。他就是才华出众的毕德修士。当年他深居教堂，默默无闻地工作，今天他来到前台，成为不列颠岛那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中最有权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发言人。毕德和吉尔达不同，他写的是历史事实。中世纪里，人们感激地称吉尔达为“智者”，但是，“圣徒毕德”至今依然蜚声文坛。他独自尽力为我们描绘和解释盎格鲁撒克逊人管辖下的英格兰初期景象：那时的英格兰普遍信奉基督教，由于部落、王朝以及个人之间的激烈斗争和领土纠纷而四分五裂。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文物工作者称这个时期为七国时代。这七国都宣传基督的福音书，可是也都不择手段地互相打击，争夺霸权。从七三一年到八二九年几乎整整一百年间，它们在同一宗教的旗帜下不断进行残酷的掠夺性战争。
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霸主地位转移到了默西亚王国。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默西亚的两代国王掌握着亨博河以南的所有英格兰地区，埃塞尔鲍德和奥法分别统治了四十年。埃塞尔鲍德在成为独裁者之前是个流亡者，同修士和隐士相处，也曾和圣人来往。他掌权后仍不失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有时无法摆脱世俗的各种引诱。圣古思拉克在他穷途潦倒的时候安慰过他，而后来圣博尼费斯鉴于他的伤风败俗行为却不得不加以斥责。
当时在性生活方面的道德观念已经很强，教士甚至可以指责国王生活放荡。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博尼费斯指责埃塞尔鲍德利用自己的国王地位，在女修道院博得别人无法企求的欢心，因而犯了“弥天大罪”。关于埃塞尔鲍德国王的史料很少。他赈济穷人，维持治安，七三三年袭击了南边的西塞克斯，七四〇年又乘诺森伯利亚国王同皮克特人斗争而处于困境之机，蹂躏了这个王国的部分地区。在取得这最后一次胜利以后，他开始自称为“南英格兰国王”和“不列颠国王”。在亨博河以南，他的这些称号是名副其实的。
埃塞尔鲍德后来被他的卫土杀死。奥法继承王位，他是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有关奥法的情况，后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统治了默西亚极盛时期的后四十年。但他执政时期的痕迹不仅在英格兰处处可见，甚至在欧洲大陆也有证可考。奥法是查理大帝同时代的人，他的政策同欧洲国家的政策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被誉为第一位“英格兰国王”，也是罗马时代以来第一个同大陆发生争执的人。
查理大帝希望他的某个儿子能和奥法的某个女儿结婚。这是英格兰人奥法位高望重的重要证据。奥法则要求，查理大帝必须把自己的某个女儿也嫁给他的一个儿子才行。起初，查理大帝对奥法这种平起平坐的建议大发雷霆，但他不久又感到，同奥法重修旧好确是上策，因为这位“英格兰国王”对大陆实行了贸易禁运，这种报复措施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很快就完全战胜了他的虚荣心和个人情绪。不久，奥法又成了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亲爱的兄弟”。查理大帝同他商定，两国国王应“根据传统的贸易惯例”，彼此保护对方商人的活动。当时提出来协商的交易品可能是法国的“黑石”(大概就是煤)和英国的斗篷。此外还有难民问题和引渡问题。查理大帝想遣返一名在四旬斋期间吃肉的苏格兰人。查理大帝送给奥法一把古剑和一个丝织的斗篷。由此可见，奥法已经跻身于欧洲的最伟大人物之列。当时不列颠岛国在欧洲显然也是举足轻重的。任何强大帝国的君主都不会同无足轻重的人联姻和商订详细的贸易条约。
这两个国王统治时期的繁荣昌盛，恢复了不列颠岛在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奥法不仅自称为英格兰国王，而且还自称为“全英格兰国王”。历史学家们认为“英格兰国王”这一称呼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位英格兰国王统治着岛上的绝大部分地区，他所控制的贸易很重要，他的女儿是查理大帝儿子的合适配偶。我们对奥法的了解几乎完全是从他对邻国的影响中得到的。根据这些邻国的史料记载，他清除了塞文河流域的一些小国王，在牛津郡打败了西撒克逊人，征服了伯克郡，砍了东英吉利国王的头，成为伦敦的主宰，废除了亨吉斯特在肯特建立的君主制度，非常残酷地镇压了那里爆发的起义。从那时起，他便在肯特发号施令。他没收了那里的造币厂，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行的硬币上铸上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有一枚硬币很奇特，是一个巧妙模仿阿拉伯骰子而制造的金第纳尔 [ 译者注：英国古时的一种货币单位。 ] ，上面有“英格兰国王”的印记。坎特伯雷的造币厂显然只是把币面上的阿拉伯文当作一种装饰，其实这些阿拉伯字的意思是，“只有一个神，穆罕默德是他的预言者。”他们要是知道这些内容，准会感到非常震惊。奥法同教皇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大祭司长称他为英格兰国王。奥法于七八七年在他的王宫里热情地接见了教皇的使者，并且向他们保证尊重圣彼得。以后他为了证明这一誓言，每年都向教廷纳贡。贡品中包括那种表明对立的宗教信仰的硬币，当然，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们在研究奥法的时候倒象一些地质学家，他们没有找到某种东西的化石，只是发现了和它形状相同的大空洞，因此断定洞里曾经住过庞大有力的生物。查理大帝宫中的几名编年史家之一阿尔库英对奥法说：“你是不列颠岛的光荣，也是对付它的敌人的刀剑。”在皈依基督教的撒克逊英格兰和尚来征服的布立吞人之间，奥法命令修筑了后来成为他的纪念碑的一堵长墙。这时局势改变了，那些长期坚信旧信仰而保持独立的人，在人们的眼中降低了身份，他们住在贫瘠的山区，而任意掠夺他们的人却大摇大摆甚至威严地阔步而行。这堵长墙翻山越谷，从塞文河口一直修到默西河附近，中间有些部分同密林相衔接。它向我们证明，奥法主宰的国家拥有何等巨大的权力。只要我们想到争取生存的斗争是多么的艰难，想到搜集供人生存的粮食不仅是每个家庭而且是每个民族多么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就会惊讶不已地赞叹，一个人的一生和他的意志竟然能够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我们可以想象出奥法王国的辽阔疆域和强大力量。如果不是以有力的政治权力为基础，这样浩大的工程是无法完成的。“奥法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人力资源，也反映了当时的政策。在许多地段，它的位置有利于布立吞人，因此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与其说这是防御工事，不如说是疆界，而且是根据有利于双方的协议修建的。它不是安东尼努和海德利安在野蛮人和文明世界之间修筑的那类罗马墙，而是一项庄重协议的产物。这一协议使奥法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免受布立吞人入侵的威胁，从而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腾出手来同欧洲进行谈判和斗争。
艺术和文化在秩序稳定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撒克逊人从大陆上的原籍带来了富有活力的野蛮艺术和早期诗歌，这种艺术一旦在岛上传播，很快就受到善于运用线条和颜色的克尔特人的热烈欢迎。克尔特人的这种才能在罗马时代受到外省风气的压制，罗马势力一被赶走，它又光彩四射了。基督教使他们有了许多新的装饰目标，创造了象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和英格兰北部的十字雕架那样的著名作品。发祥于修道院的艺术和文化出现了，但是我们了解得很少。毕德是当时人们普遍尊敬的最伟大的学者，由于他的影响，人类后来用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马尔梅斯伯雷的奥尔德赫姆是欧洲最享盛誉的作家，在欧洲大陆修道院出版的著作中，他的作品最多。白话诗盛行起来。在西塞克斯，有人开始写散文。另一位西撒克逊人博尼费斯教士，生于埃克塞特附近的克莱底顿，是日耳曼尼亚的使徒。在八世纪，英格兰确实堪居西方文化之首。
在历史上模糊不清、对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意义的黑暗时期过去之后，一个新的目标正在逐渐形成。具有不愿受约束的性格和气质的英格兰，有可能象罗马时代那样成为世界性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可能性不大。但是，英格兰的面貌确已焕然一新了，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民族统一，并且有自己的创造才能。从此，它以一种历久不变的新精神挺立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