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1967-1973年)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专家总是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才是专家；在从未发生的事情上没有专家。

—— 大卫·本·古里安

　　对以色列政策的某些评价是批判性的，我并不像我的大多数同胞那样被这个事实所困扰，因为我认为，对一项政策的批判并不总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

—— 阿巴·埃班

　　 这部书的手稿完成于1973年6月，正好是四分之一世纪中的第四次阿以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在忙于笔耕的这些年中，作者一直很清楚，1967年6月战争以及随后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是一段未完的插曲，必然会在一场新的规模更大的战争中达到高潮，使以色列的政策显得不合时宜。这样，将叙述截止在1967年春天，就显得比较谨慎。1973年10月战争，标志着六年阶段的终结。这样，就要求根据前一段历史的发展，来讨论这一阶段及其终结后带来的新情况。

　　 新闻媒介对最近发生在中东的事件的详细报道，无疑已使读者能从清楚的时事政治的角度了解这段历史。如果说这部书有什么长处的话，它现在应该能使读者从生动的历史角度了解当前的事件。当然，历史学家并不能声称是预测未来的权威。任何对于变化多端的当代事件的讨论，到它出版的时候都有被事实推翻的危险。不过，尽管应当加倍谨慎，然而，阅读历史的人却完全有理由希望，对过去进行深刻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区分潜藏于各种事态中更真实的和更虚假的不同前景。

　　 当人们对时局的兴趣集中在阿以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景时，研究以色列历史的学者对过去六年中发生的其它变化也同样感兴趣，其中许多变化对未来同样举足轻重。比如说，在确定以色列-犹太民族身分的问题上，又有新的立法和司法决定，更进一步详尽说明了民族理论以及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外国投资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涌入，从被占领土涌来大批阿拉伯劳力，改变了整个经济尤其是工业的状况。由于推迟解决继承人问题，工党各派继续维持着团结的假象，而右翼反对派三年来都被包括在一个民族联合政府中，因而使其增加了政治分量。在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以色列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也使得犹太移民不断从俄国涌来。这一点，加上美国在建筑豪华住宅方面的私人投资，破坏了早期移民之间的互相融合，加剧了占人口多数的东方犹太人和欧洲血统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及其它变化最终都要求以与早期阶段相称的规模进行详细研究。但是，无论这些变化的后果是什么，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阿以冲突的状况和战争与和平的方式。

　　 六天战争

　　 直到1967年5月中旬整个中东地区突然陷入危机之前，中东或其他地方很少有人认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会很快发生战争。当然，长期存在的冲突仍然未得到解决，1965年武装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出现后，暴力活动不断增加，已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宣称的目的就是要将阿拉伯国家拖入与以色列的战争。叙利亚政府现在自称是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斗争的领导者，在它鼓励下，巴勒斯坦破坏者于1967年初加强了在以色列国内的活动。以色列在叙利亚边界的非军事区开垦有争议的土地，导致了4月7日的空战，六架叙利亚米格战斗机被击落，使紧张局势更进一步升级。以色列一方面极想惩罚对巴勒斯坦人恐怖行动负有责任的叙利亚政府，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激怒这个政权背后的支持者苏联，于是，它推迟了报复行动，但是，进行了措辞严厉的警告，持续时间比它从前任何一次警告都要长。这些警告使叙利亚求助于与埃及的联合军事协定，理由是以色列的全面攻击即将来临。但是，十年来，纳赛尔拿他的个人声望进行冒险，曾经再三宣称他的观点，即阿拉伯国家在没有作好准备充分、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必须避免与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战争。由于五万埃及军队陷在也门战争中，给埃及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因此，对纳赛尔来说，1967年春天与以色列灵活的战争机器进行作战，看来时候并不吉利。但是，在从五月中旬到月底的两周中，纳赛尔彻底改变了他的政策，使之出现了一种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局势。

　　 关于纳赛尔彻底改变态度的解释，人们还不太清楚，并且争论很多。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纳赛尔在泛阿拉伯的领导权有可能被更好战的雄辩家们夺走，因此他设法想通过更坚定地抓住以色列问题来重新取得主动权。开始时，他并不希望战争，他以为他可以虚张声势取得对以色列的外交胜利。后来，他被他自己很快集结在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的阵势所迷惑，变得过于兴奋，以致大大地过高估计了埃及的军事能力。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对他的挑战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犹豫不决，也使得他从整体上低估了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样，他便逐步失去了他自己的正确判断能力，让自己拖入一场较量，到后来，要重新回到他打算与以色列进行技术性对抗的初衷已经为时太迟。作为挑起战争的外交幌子，他断言以色列正在集中兵力准备马上袭击叙利亚，这一指责得到叙利亚和苏联的支持。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纳赛尔知道事实上并没有这种所谓以色列在准备袭击的情况(不过，要探究苏联的作用却更加困难。不管俄国煽动这次危机的目的是什么，除非它本来就想在这个地区发动全面战争，否则，很明显，它表现得十分笨拙)。

　　 5月14日，纳赛尔命令埃及军队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并开始在西奈半岛部署他的军队，危机终于爆发。然后，埃及便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加沙地带。纳赛尔本来可能只想让联合国紧急部队部分撤军，使他能够部署自己的军队。但是，当联合国秘书长表示，只有全面撤军才符合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时，纳赛尔便确认，这正是他的愿望。到5月21日为止，埃及部队占领了由联合国紧急部队腾出的地区，包括处于控制进入亚喀巴海湾的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现在，埃及已经不可能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海峡，否则将大失脸面。纳赛尔于5月22日宣布封锁海峡，但他心里很明白，以色列无疑会将它作为一种需要作出军事反应的战争行动。约旦军队很快归入埃及军事指挥之下，伊拉克军队也进入了约旦，从而完成了阿拉伯国家不可逆转的战争部署。

　　 艾希科尔总理笨拙的风格在以色列制造出一种犹豫不决和虚弱的气氛，掩饰了政治和军事领导们实际上的活力和果决。但是，还有一种比领导风格更深刻的实质性问题。1965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到1966年底已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危机。到1967年春仍无好转的迹象。向外移民的人数增加，人们的情绪低落。正像五十年代初一样，经济危机又伴随着在以色列国内开展的越来越多的破坏和恐怖行动。1966年2月大马士革政变以来受到叙利亚保护的法塔赫运动，虽然还没有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但却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不安全感。公众开始对政府失去信心。这样，政治危机又加剧了经济和军事压力，普遍的压抑逐渐代替了曾经是公众生活象征的积极活力。

　　 在这种局势下，纳赛尔更进一步地误解了艾希科尔对他的主动挑战的犹豫反应，没有估计到以色列潜在的实力和灵活性。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完全有信心战胜以色列可能被迫对付的埃及军队或其它任何阿拉伯军队。它最初的犹豫反映了它对军事平衡的估计，根据这一估计，它认为纳赛尔不可能有意冒险发动战争。但是，当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后，以色列便果断采取了行动，于5月19日动员军队。因为西方曾承诺保证蒂朗海峡的自由通航，因此以色列也选择试图用外交手段解决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任何怀疑，而是因为它不愿意陷入战争，同时也因为它需要时间来防备纳赛尔出其不意地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艾希科尔5月28日向以色列公众发表了一次没精打彩、笨嘴拙舌的广播讲话，传达了政府关于力图用外交手段对付纳赛尔的决定，更加使公众对他的领导缺乏信心。艾希科尔现在只好不情愿地同意让摩西·达扬来掌管国防部，以便恢复总参谋部对政府的越来越少的信心，并提高公众士气。6月初，局势变得很明朗，美国未能获得其它西方国家的支持来采取实际行动保证自由通航，而且它也不愿意单独行动，于是，以色列政府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由于纳赛尔一贯宣称不到阿拉伯人已准备好摧毁以色列的时候他是不会走向战争的，因而，以色列在世界上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朋友都普遍感到恐惧。以色列觉得这种普遍的同情有助于减少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政治危险，而且也没有什么措施能够驱散这种对它生存的过分担心，然而，它自己却没有制造这种末日将至的气氛。这一次，认为命运在劫难逃的宣传不是来自以色列，而是来自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这些宣传给以色列带来了它所得到过的最大的外交和财政支持，因而对阿拉伯人来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
以色列于6月5日晨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一举摧毁了阿拉伯空军力量，从而决定了战争的结果。埃及军队在整个西奈半岛很快溃败。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环境中，他可能除了参加战争外没有什么其它选择)，受了纳赛尔的欺骗，以为埃及空军丝毫未损，因而发动了对耶路撒冷的全面进攻。以色列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征服了整个约旦河西岸，并占领了经常轰炸以色列定居点的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六年战争

　　 以色列领导人的政治才能和它的军事力量很不相称。由于对这么大规模的征服带来的后果准备不足，它只能采取继续占领在战争中夺得的阿拉伯领土 [ 注：人口大约为四十万的埃及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人口大约为六万六千人的耶路撒冷旧城和人口大约为六十万的约旦河西岸(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大约六千德鲁兹人的叙利亚戈兰高地。 ] 的政策。这是这一政策唯一的可以得到弥补的特征。只有从被占领土全面撤出，并且马上实现停火，才能使以色列获得其军事胜利带来的政治果实。虽然和平可能还是无法实现，但是，至少阿拉伯国家甚至巴勒斯坦人的收复领土的意志会动摇。1956年的西奈行动毕竟使阿拉伯人停顿了十年，虽然说当时以色列并没有单枪匹马打败埃及。

　　 由于保持占领，以色列将它不安全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己的军事劣势。为了保持它对遥远的外国领土的控制，以色列被迫遭受与它从前守卫自己边界付出的数目同样大的伤亡。边界缩短的好处也是虚假的，因为在遏制和进攻性防守中曾经成功地应用过的军事阵地及其有关战术的放弃，已大大超过了边界缩短的好处。但是，与占领政策所付出的政治代价相比，这种从战略方面考虑的不利之处，在以色列的新局势下还只能算是一个小缺点。

　　 刚开始，以色列没有针对被征服领土的政策。这种灾难性的占领政策是经历一个渐变过程逐渐发展而来的，在几个月内，人们从防守和安全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论证，使这政策变得似乎不可逆转了，为它自己的合理性制造了各种理由。艾希科尔政府及他的后任果尔达·梅厄缺乏区分政治家与小政客的那种方向感。这个大政治舞台已超出了他们的思想深度，他们允许对领土的要求发展到无法压制的强度，最后左右了国家政策，然后，他们又按照一种误入歧途的安全方针，将这种政策合理化。

　　 6月27日吞并约旦1949年占领的耶路撒冷旧城，是这一政策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步骤(约旦马马虎虎地守卫着那些圣地，当然并没有为它的所有权赢得什么有力的合法性)。这一感情冲动的行为完全蔑视住在旧城及其四周的七万阿拉伯人的意愿，而且使以色列政府和公众在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上所抱的政治幻想彻底破灭了。占领本来有可能成为巴勒斯坦民族首都的城市，自然就必须镇压西岸地区的政治活动，以防出现一个能够有能力宣布自决的巴勒斯坦民族实体。战争重新制造了一个1947年的巴勒斯坦。在二十年间，第一次又将巴勒斯坦问题置于阿以冲突的核心。本来在当时的情形下，在短期内可能有一种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以色列政府没有去创造与因为以色列建国而流离失所的人民和解的可能性，而是采取与侯赛因国王进行和解的上层外交。

　　 1967年8月底在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之前，以色列政府希望通过就被占领土讨价还价，还能与阿拉伯各国达成和平协议。政府认为，1957年春天撤出蒂朗海峡和加沙地带，才导致了1967年战争。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局势，而不是看到由于1956年军事胜利后撤出占领区，才带来了十年的相对安宁。这一点，反映了当时开始支配着他们对和平的绝对看法，而不再觉得它是不可捉摸的。五十年代初期，夏里特主张为了创造长期和平的条件，接受短期安全的牺牲，而本·古里安却将短期安全放到首位，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是无法取得和平的。本·古里安的继承人现在又把绝对和平提高到了最首要位置，认为占领被征服的领土，可以保证短期安全。遥远的缩短了的边界所带来的虚假安全，取代了本·古里安的人口中心的真正安全，而一笔勾划出来的和平的海市蜃楼，取代了夏里特对和平条件的追求。以色列以为自己不可战胜，因而要求彻底和平，这一要求恰恰成了对和平、同样也是对安全的主要障碍。

　　 在1967年8月中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以色列外交部长阐述了官方观点，认为战争已使停火协议破灭，言下之意为(后来又明确承认)以色列1949年的边界不再存在，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决定固定的边界。在8月底的喀土穆会议上，阿拉伯领袖们发表了他们对以色列不和平、不承认、不谈判的指导方针。在此之后，以色列的和平要求变得更加绝对，也更加空洞。战后初期本来期望通过谈判撤军，现在却变成了与阿拉伯直接谈判重新划定地图之前维持停火线的强硬的方针。占领耶路撒冷旧城的滋味又开始刺激占领西岸地区的胃口，而这本身又激起了宗教狂热。10月底，处于国家官方地位的一个显要的拉比权威机构规定，宗教法律否定以色列有权放弃西岸占领地区的任何一寸土地。关于撤军的言论越来越少，而关于安全、得到承认的边界的言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各种关于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战后，以色列政府不能在处置被占领土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公众未能认识到占领政策的危险和代价，开始享受扩大了的生存空间。不久以后，占领就带来了使与之相关的安全原则变得似乎有道理的局面。这样，人们更相信，处理被占领土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保持占领。在战后的几个月内，以色列陷入了一种马奇诺心理，丧失了其军事力量所赋予它的主动性，而且事实上把决定其命运的责任交给了阿拉伯人。

　　 宣布1949年的边界无效，具体体现了以色列深刻的政治错误。将近二十年来，以色列一直在谋求阿拉伯国家承认其边界，而且实际上是谋求通过谈判修订边界。现在，当它的胜利有可能第一次使其边界得到承认时，它却正式宣布放弃这些边界，使它在地图上的轮廓变得不确定。有人曾经指出，在犹太复国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阿拉伯人都表示愿意接受他们曾经想用武力改变的前一阶段的现状。在其发展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不愿意回到任何达不到其独立要求的前一状况。独立战争以后，它不愿意考虑恢复到联合国提出的分治边界，当时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看到约旦和埃及吞并了一部分土地，又没有一个能够并愿意实行另一半分治的巴勒斯坦社会。这样，犹太复国主义者便将他们的要求停留在1949年停火协定的边界上，并成功地使国际上广泛承认这些边界大约是以色列的合法领土现状，只有当必要并且条件许可时，才能进行小范围调整。1967年，以色列没有抓住(或者至少寻求，或努力创造)让阿拉伯承认这些边界的机会，没有证明它并非像阿拉伯人所认为的是靠扩张得到的。以色列失去了它的历史合法性，使人对它要求的程度提出质疑。阿拉伯人完全可以问一问，他们所要面对是哪一个以色列！以色列没有不惜一切代价用极大的力量和韧性去保卫国际组织划定、批准和承认的、并且在二十年来一直保持占领、事实证明可以防守的边界，而是自己选择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状态，它的领土现状也变成了一个问号。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按照以色列的官方宣传，就是选择1947年或者是就此而论选择1917年作为标准起点也未尝不可。以色列扩张主义者的发言人宣称“谁要是放弃我们对纳布卢斯的权利，他就是怀疑我们对特拉维夫的权利”。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在以色列，谁要是声称对纳布卢斯的权利，他就是对特拉维夫的权利提出了怀疑。

　　 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在喀土穆会议后已经认识到他们已经不能决定和平的条件，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继续认为，由于阿拉伯人仍然不能发起有效的军事行动，占领仍然能够保证安全。以色列没有能够将它的军事胜利的政治后果与它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带来的相反后果区别开来。由于占领，阿拉伯人的反抗变得激烈起来，从而相应地抵消了它的军事胜利本来有可能带来的遏制作用。

　　 就像处于军事占领下的任何其他人民一样，阿拉伯人不会把归还给他们的一部分领土看作为了和平而作出的“让步”。以色列关于安全的、得到承认的(但是假想的)边界的公式对这一地区的三个国家来说是很空洞的，因为以色列政府早已把它们的实际边界抛到了九霄云外。对阿拉伯人来说，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他们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赢回他们的土地。

　　 占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发生了戏剧化的影响。由于以色列士兵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接连不断的互相射击使运河地区埃及人的生活陷于停顿，埃及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确确实实的以色列的现实存在。对埃及公众来说，以色列出现在埃及土地上，使巴勒斯坦问题从诗意的抽象领域变成了实在的痛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也不愿意服从以色列的统治，就像以色列当初不愿意接受阿拉伯多数派统治一样。最重要的是，占领使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从仅仅是叙利亚和埃及政权的附属物，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决定它的东道主为它提供包装的各种条件。由于无法攻破以色列的防护力量，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全世界任意选中的目标发动了残酷的恐怖活动。尽管这一运动缺乏广泛支持，因此也不可能对以色列构成什么严重的军事威胁，虽然它恐怖行动的残忍和不断的愚蠢行动使它在世界上很少得到同情，然而，它却成功地树立了它的事业 [ 注：与四十年代末的犹太复国主义颇有相似之处。 ] 。1970年9月，当激进派走得太远，否认侯赛因国王王位的权威时，他残酷地屠杀这些激进派，消灭了这一运动的军事核心组织，使他们在以叙利亚和黎巴嫩为基地的残余力量采取了新的激烈行动。激进分子未能把难民和西岸的人民动员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希望只要能行的话就与以色列体面地维持着现状，然而，他们还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心照不宣的支持。以色列对西岸地区的镇压性统治，制造了一个政治真空地带。这样，恐怖的声音成了巴勒斯坦唯一可以听得见的声音，结果是这场运动的政治地位大大超过了它在老百姓中的社会凝聚力。

　　 随着以色列的帝国主义性质逐渐成熟，巴勒斯坦人民在争取领土的斗争中成了一个政治实体，而阿拉伯国家则把重点放在恢复他们自己丢失的领土方面。阿拉伯人的事业比他们当初在消灭以色列的词藻中形成的、仅仅是一种泛阿拉伯政治的玩物时更加值得尊敬，而相应的以色列关于争取生存的宣传却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占领使阿拉伯的黩武主义具有了作为反抗斗争的新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泛阿拉伯主义的幻觉逐渐消散，而阿拉伯的实际团结却在逐渐加强。收复被占领土的决心，增强了他们的团结。

　　 十月战争及其后果

　　 1967年10月初，就在阿拉伯喀土穆会议后，以色列国防部长指出，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并不是取得和平的实际办法，因为阿拉伯人并没有答应如果以色列撤退就能有和平。他并没有同时指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宣称如果以色列不撤退就要发动战争，这一点反映了以色列人普遍具有的信心，认为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使它在该地区的版图内保持永久的租借权。

　　 埃及在苏联保护下于1968年重整军备，在几年间，将它的军事技术提高到了可以对抗以色列空中力量的水平。美国和苏联出现在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背后，造成了持续不断的人们所熟悉的军备竞赛。事实证明，萨达特不那么虚张声势，是一个比纳赛尔更稳健的人。不同于1967年松散的同盟，现在的阿拉伯战争计划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在两条战线都进行了仔细的准备和配合协调。当萨达特将时机选择为1973年10月时，他用完美实施的“迂回战术”震惊了以色列。

　　 以色列军队由于实施长期占领而变得斗志疲惫。这一次，以色列战士是远离家乡进行防守战，而不是打击逃跑中的敌人。阿拉伯人掌握着主动权，而且是为他们自己的土地而战。除了有美国支持外，以色列在世界上陷入孤立。美国坚定地保持着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相信保护特拉维夫需要以色列军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的说法，而是因为美国人不愿意让俄国武器战胜美国武器。其他国家即使倾向于以色列，也不会接受这种认为争夺埃及和叙利亚领土的战争是一场为以色列生存而进行的战争的说法。对大多数以色列的朋友来说，即使有像叙利亚重新控制俯视以色列定居点的戈兰高地这样值得担心的问题，它也不能使人去担心海法的生存问题。除了一些对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外，以色列在国外的朋友不会把阿拉伯人收复他们自己领土的意图看成是一场侵略战争。

　　 阿拉伯人在十月战争中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们却成功地改变了军事平衡，并产生了最大限度的政治效果。至少，他们打击了以色列的狂妄。以色列像个大国一样，曾狂妄地向它的邻国发号施令，提出中东民族生存的各种条件。以色列自己放弃了符合它的民族要求的某些已确定了的领土安排，于是，以色列也就失去了1967年出现的，可让其邻居相信他们也不能指望决定以色列的生存条件的宝贵机会。结果，如果说还有任何导致双方暂时妥协的机会的话，以色列现在的地位要脆弱得多。因为从长远看来，假如军事力量确实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要以冲突一方的民族消亡为代价的话，那么，以色列在劫难逃。

　　 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人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来发挥他们潜在的巨大力量。由于十月战争，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很有可能出现一种实实在在的团结，成功的动力会加速它的形成，而不会像过去那样仅只限于失败的绝望叫喊。在这种情形下，以色列不得不抓住阿拉伯人可能作出的任何部分和平的姿态。阿拉伯人的局部胜利可能会使他们要求局部和平，局部和平的好处又会进一步带来一种扩大它的欲望。如果以色列坚持以绝对和平为起点，它有可能用不了几年就能发现，阿拉伯人已经强大得连局部和平都不需要了。

　　 以色列对战争的代价深深感到震惊。许多人很快对六年来公众深信不疑的错误想法和幻觉提出了疑问。1973年12月的大选反映了战争所产生的一些严重影响，但同时又证实了这一预测：六年自我陶醉造成的损失，再用六年的时间也弥补不起来。确实，十月战争在以色列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讨论中，“鸽派”的意见比他们在1967年战争后更有份量。但是，一旦和平成为可能所必须进行的讨论却没有发生，而且到底能不能出现这种讨论都值得怀疑。关于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尤其是与巴勒斯坦人关系的核心问题的讨论，有必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这正是令人有理由感到悲观的地方，因为以色列的政治机构可能会无法承受这样的一次文化冲突。

　　 1973年11月底，埃及发表声明，宣布它已经作好准备进行脱离军事接触的谈判，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军，并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工党联盟几天后发表了经过修改的竞选宣言，摒弃了10月前以以色列的要求为条件的绝对和平的胡言，代之以“可以防守的”边界的说法。但它又再三重申，以色列不承认1967年6月4日的边界，并否认巴勒斯坦人有安排他们在西岸的民族存在的自由，无论以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无论包括不包括侯赛因国王。

　　 竞选活动表明，以色列按照1967年六月战争后出现的同样分歧，已陷入了更严重的分裂。十月战争加强了“鹰派”的信念，认为占领带来了安全，因为由于领土扩大而赢得了时间，同时，战争也强化了“鸽派”的观点，即占领的代价过分高昂。但是，1967年战争后所辩论的问题，与1973年10月后的局势已经变得不相干了。“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争论原先是虚构的，而到了1973年10月后，它又过时了。1967年6月后的政策和由此产生的争论都是以一种假设为前提，即认为以色列在军事上有足够的优势可以阻挡阿拉伯人的攻击。由于占领必然带来反抗的辩证法，这个假设本来就是错误的，1973年10月以后可以看得出来，它确实是错误的。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一直都靠一种认为军事上易受攻击的假设而维持着稳定的均势。不单是阿拉伯人的敌意，而且也是这种假设，成了政治凝聚力的条件。没有了这种假设，政治平衡就有可能会陷入僵局。这是十月战争以后以色列内部问题的症结。

　　 1967年以前，以色列的民族意识就已经相对稳固和成型了。1967年以后，一场关于确立民族意识的新争论使国家在一个错误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即这种意识应当具有帝国主义的鹰的特色还是应当具有帝国主义的鸽的特色。1973年10月战争表明了这场争论的破产，而战争之后又继续这场争论，表明这个国家可能缺乏在这种意识范围之外来面对阿拉伯问题的能力。由于阿拉伯人现在已经掌握了军事和政治主动权，以色列有可能被迫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来重新评估它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然而，它却很可能缺乏这样做的心理和组织准备。

　　 阿拉伯人由于他们不曾有过的成功而变得更加团结，以色列人则因为其政策不曾有过的失败而变得严重分裂。十月战争有可能使“鸽派”地位上升，因为沙文主义在以色列开始时兴(如果选举统计显示出相反的结果，那么它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根据是工党联盟内的意见)。但是，即使“鸽派”能够取得优势，他们的影响也未能使以色列从不同的侧面对阿拉伯问题进行彻底的重新估价。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没能直接面对这些问题，而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以色列只要军队能够取得胜利，只要阿拉伯人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敌人，就从来没有感到应当解决这些问题。要把这些问题带入政治生活中心的企图本身，就可能破坏民族性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向心力。老一代移民的领袖们把持了半个世纪的权力，不能期望他们会具有必要的想像力，因为犹太人深深的创伤和在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人激烈的长期斗争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们的政治意识上打下了烙印。年轻一代人的以色列意识是一种坚定和自然的实际存在，不带有其革命的国家缔造者们先天具有的那种复杂性，只有这一代人才有可能根据中东变化的现实重新塑造其轮廓。但是，即使具有一种足以应付挑战的想象力，政治上也不大可能克服过去的惯性，实现民族生活的重建。

　　 因为文官政府接受军方的观点，这便有助于维持文官政府在以色列的民主统治，只要这种对待阿拉伯世界的观点一直有效，这种统治也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如果以色列做不到这一点，战争将重新发生，除此之外，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是，如果它试图在一种非军事的基础上来对付阿拉伯问题，它那些处于胜利平衡中的机构就有可能完全停顿和崩溃，从而导致建立永久的军事统治。这并不需要一次政变，这种发展也不一定会在政策导向上产生什么影响。以色列有一支全民军队。穿着便服的将军们占据着政府部门和整个经济中的所有关键位置。阿拉伯人应该知道如何通过增加压力来利用以色列的政治瘫痪。在这种状况下，军队就成了唯一有能力维持秩序和生产的全国性组织。

　　 毫无疑问，今天，以色列要全部撤回到停火协定的边界以作为确定边界和非军事化谈判的基础，比以前要难得多，因为一年接一年，占领都要为其有效性制造许多条件。由于占领本身对冲突的结构发生了影响，占领的政治错误变得更难纠正。如果阿拉伯人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坚持认为任何占领他们领土的行为都构成了战争的根源，那么，西奈半岛的脱离军事接触，以及下一步可能进行的撤军谈判，都只会作为埃及1973年的成就被记录下来。通过谈判达到的部分撤军可能只是一种游戏，只不过推迟了下一轮战争，而不是向和平迈进一步。这就是以色列“鹰派”的看法，虽然他们关于以色列应当停留原地不动的结论可能是错的，但这一看法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即使是“鸽派”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认为以色列不需要每一公里都得到补偿就可以单方面心甘情愿地撤军。

　　 战争重新爆发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要大。谈判的每一个成功的步骤，都有可能刺激巴勒斯坦激进派把在以色列国内外进行的暴力行动推向新的极端。就戈兰高地来说，不管撤不撤军，长期的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至少与埃及达成稳定的暂时和解，想与反复无常的叙利亚政权缓和紧张关系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是不可能的。与埃及的妥协也比从前更难达到，因为埃及吸取了1967年允许以色列首先发动攻击的教训，因为当时纳赛尔选择了这一步，而在1973年，以色列又领教了允许埃及首先发动攻击的教训，这一次是梅厄的选择。因而，希望就十分渺茫，埃及是否决定通过外交促进和平的意向，就成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唯一可见的前景。

　　 以色列人，或者至少是移民一代领袖们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这一客观事实，混淆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之间完全不同的性质。1973年十月战争有助于澄清这一区别。埃及和以色列开始脱离军事接触，以及实际上在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接下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谈判和进一步的撤军，也可能不会。在两种情况下，除非到双方通过协议划定固定边界，战争的再次发生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战争重新爆发，不管其结果如何，或者如果协议达成，不管其条件如何，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被放到一个新的地位之前，这一问题的症结就仍旧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以色列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不能适应这一需要，那么，在约旦爆发内战，新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这一前景将是可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