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继承权的斗争：巴勒斯坦与欧洲大屠杀(1937-1945年)·第九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国家问题

　　 1937年8月，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开会讨论皮尔分治提议，这项提议在国外和巴勒斯坦的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争论。一个仅限于约旦河西岸占巴勒斯坦五分之一的犹太国，是否就是半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舍身    追求的目标？它是不是比继续维持一个没有尽头的民族家园要好？如果不能与阿拉伯人达成妥善解决，这样一个犹太国家会不会仅仅是英国的附庸？

　　 雅博廷斯基以置身于官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外的立场，激烈反对分治，要求建立一个地跨约旦河两岸的犹太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部的民族主义激进派站在其极端的立场上，同样也反对分治。社会主义左翼中有一派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拓殖程度还不够，认为分治还不成熟而反对分治，而另一派则因为它违背了双民族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的目标而反对它。宗教党派的发言人在原则上反对分割圣地。

　　 巴勒斯坦工人党无法在一个被当作个人意识的问题上树立一条“铁的纪律”。卡茨内尔森和其他在巴勒斯坦的党的重要领导人明确反对分治。但是，本·古里安和魏兹曼一样，认为这个建议提供了一个必须抓住的重要的历史机会。魏兹曼和本·古里安在工人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主流派和一般犹太复国主义派的进步力量中得到了赞成分治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部关系十分紧张，因此不可能就此问题通过一项明确的决议，如果这么做将会引起分裂。大会回避了直接批准或否决分治的问题，以二比一的多数授权执行委员会按照分治的方针与英国谈判，但在下一次大会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此将不作出任何承诺。

　　 与此同时，由于阿拉伯人的起义又重新开始并加强，英国自己放弃了分治方案，皮尔委员会的这一建议也不再列入议事日程。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对分治的考虑，却第一次明确地正式将犹太国家的问题纳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讨论之中。

　　 很难说本·古里安是否确实相信过(就像魏兹曼确实相信那样)英国会实行分治方案，但他从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首先，分治方案本身表明，犹太国家第一次原则上成了一个被国际承认的概念；第二，由于分治的前提是托管不再可行，那么，托管也不再适合于犹太复国主义或犹太人移民。由于第一个结论，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为犹太国家奋斗的时刻已经到来，由于第二个结论，他认为必须尽快决定建立一个不管任何形式的国家。即便是皮尔设计给犹太国家的那一小部分土地也够了：他认为大小和生存状态的问题是可以协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附庸的问题也是可以克服的。本·古里安还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认为美国和美国的犹太人蕴含着一种巨大的未经开发的政治潜力，现在必须把他们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在国外斗争的中心。他还得出了英国可能不再能被利用的结论，他甚至还考虑到了对英国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一开始，本·古里安不能使他的同伴们摆脱把与英国的联系放在首位的习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本·古里安和魏兹曼之间出现了差不多十年的激烈冲突，直到事实证明了本·古里安观点的正确性，把他推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高地位。

　　 由于193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赞成考虑分治，犹太人协会中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成员退出了该组织。他们不想以任何方式参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活动，于是，他们也就不再愿意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为维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活而努力。犹太人协会现在各方面实际上已经等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本身。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领导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权力逐步上升，直至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基本上已经完成，由于大战爆发、国外的组织机构变得东分西散，政治领导权也完全落在耶路撒冷内层领导人的手中。除此之外，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像别的地方那样因为战争而全部中断，正如本·古里安所料，它成了国外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麦克唐纳白皮书》发表后，1939年夏天召开的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仍然没有在新的政治局势下重新确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但是，国家地位这一问题却十分流行，代表们还要求起草一个关于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和战后安排的明确方案。当欧洲的大屠杀发生时，本·古里安把它看作犹太复国主义的关键时机。正如魏兹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认识到了千变万化的政治局势带来的机会一样，现在，本·古里安也比其他所有人都更高明地意识到了欧洲的动荡和残杀中所包含的巨大可能性。他认为，战争中将会出现一些机会，但这些机会在战后却不会长时间存在，必须在强大的力量起来打败犹太复国主义之前，最多用几年时间尽快建立国家。

　　 在《贝尔福宣言》发布十五年之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然不足二十万人，在纳粹三十年代开始迫害犹太人而引起的大批移民之后，到战争开始时犹太人仍然不到五十万人，不足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显然，在和平条件下，犹太复国主义不可能移动世界上大批犹太人。因此，由希特勒释放出的力量尽管十分恐怖，却必须用来为犹太复国主义服务。

　　 如果说三十年代中期日益迫近的欧洲危机以有利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事业的方式对英国的利益构成威胁的话，那么，这些事件却迫使犹太复国主义者以更紧迫、更富于战斗性的方式提出他们的要求。尽管巴勒斯坦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有远见的领导人们对大战必然爆发已经十分清楚，三十年代末期在欧洲蔓延的纳粹主义威胁却还没有预示出欧洲犹太人的全部毁灭。即使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中最习惯性的悲观主义者，也根本不曾料想过纳粹“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规模。有谁能想象得到，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的几个前线作战的纳粹机器，竟还会有计划地动用力量根据他们的“种族”起源而屠杀了五至六百万人？纳粹在大战开始时对波兰和其它纳粹占领区的犹太人的秘密战争，直到1942年底才在协约国引起公众注意，而且，即使到这时，大部分人也是将信将疑。即便是曾经预料到这类事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很难相信几百万人被杀、另外几百万人将被消灭的报告是真的。到1942年底，人们不再怀疑纳粹的目的有多么险恶。到这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也发生了转变。人们继续对援救欧洲犹太人抱有希望和进行努力，同时，建立犹太人国家已经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关心的问题。

　　 虽然魏兹曼和本·古里安在估计英国对巴勒斯坦前途的作用方面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却一致同意，必须动员美国犹太人更积极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他们两人都竭力说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信犹太国家是一种迫切需要。对魏兹曼来说，犹太国家是一种口号，它确切的政治涵义只有在战后根据新形势重新谈判与英国的关系之后才能确定。然而，对本·古里安来说，犹太国是一种极其严肃的要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战后安排时将会提出这一要求，哪怕这意味着直接与英国对抗。

　　 三十年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没有动员起美国的犹太大众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希特勒的大屠杀却做到了这一点。从美国犹太人的文化发展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也正逢其时。到那时为止，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融入美国社会的斗争中。就像美国的其他移民集团一样，他们的融合已经到了使他们可以重新确定与他们原来世界关系的程度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变成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考虑本人移居巴勒斯坦，但是，在他们的美国身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他们现在能够更好地使他们自己与巴勒斯坦定居者那种陌生的浪漫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作为美国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却没有达到使他们能够发起一场开放移民法的运动，从而能够安置大批犹太移民的程度。他们要求拯救欧洲犹太人的迫切愿望很容易地就被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组织了起来，办法是仅仅帮助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而不影响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这样，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认同正好既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也满足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需要。虽然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知之不多，也无多少兴趣。他们为了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外国慈善事业动员和活跃起来了。

　　 本·古里安在美国进行了一趟积极的游说之后，于1941年春天回到巴勒斯坦。在这一年的余下几个月中，他一直要求核心的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重新明确和界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他那些犹豫的同事们现在更加肯定了关于犹太国家的思想，他们通过了本·古里安关于为即将到来的斗争让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做好准备的计划。

　　 实际上，本·古里安已经形成了一种与雅博廷斯基基本上一致的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他认为国家是毫无阻挠的犹太移民的唯一保证，这样，他也就等于赞同修正主义政策最重要的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没有估计到欧洲犹太人几近毁灭，因此，在他们看来，问题是在战争末期找到拯救几百万难民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独立的犹太政府才能在巴勒斯坦实施这种政策。但是，尽管当时人们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拯救欧洲的犹太人，但当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目标确定下来时，却又很微妙地把营救降到了次要地位，因为政治斗争的要求与营救的要求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当建立国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压倒一切的目标时，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政治学便发展出一种严密的逻辑和它本身的动力，人道主义的考虑在其中只处于从属地位。正是这样，在战争结束时，当人们知道拯救欧洲犹太人已经为时太晚，他们已经成百万地死于纳粹毒气室时，国家本身就变成了最终目标。国家主权的神话已经逐渐取代了愤怒和激情，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动力的感情来源，并对犹太群众的吸引力日益增加。

　　 1942年春天，本·古里安的不懈努力获得了结果。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一个称作“比尔特莫尔方案”(以会议召开的那家纽约饭店命名)的宣言中赞成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当其它国家的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相继效法时，现在只等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批准把比尔特莫尔方案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了。

　　 也正是国家问题导致了巴勒斯坦工人党的第一次正式分裂。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工人党越来越多地负责制定和实行宏观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它的注意力集中在民族利益上，必然改变和减少了它对社会主义的关心。结果，巴勒斯坦工人党在犹太工总内部的作用越来越多地继承了青年工人党，而不是它内部最初占支配地位的左派组织劳工联盟。工人运动内部的矛盾现在已经转向左面，由最初的民族主义者(青年工人党)批评劳工联盟，变成了新的社会主义者批评工人党的民族主义倾向。青年卫士现在成为犹太工总内反对巴勒斯坦工人党领导的主要中心。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内部社会主义者反对官方领导的力量不断增加，巴勒斯坦工人党内的离心倾向也在上升。最初，劳工联盟作为工人党内最有势力的一派，曾经鼓励加强犹太工总的中央控制，而青年工人党则反对将权力由附属机构转移到中央去。但是，随着巴勒斯坦工人党领导人逐步向右转变，党内的左翼，尤其是与前劳工联盟有联系的联合基布兹，便反对犹太工总的统一，反对它对农业定居点的控制。联合基布兹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农业工人所关心的那些问题，而是对工人运动各种全面的问题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它已在城市中成为相当大一部分工人的社会主义领导中心，尤其是在特拉维夫，它已在当地的工人委员会中占了多数。

　　 联合基布兹派的潜力早在1934年就已经十分明显。尽管当时农业工人还不到巴勒斯坦工人党积极分子的四分之一，这个团体却在一次会议中取得了多数票，否决了本·古里安与修正主义工会运动达成一项协议的企图。主要的问题是可以允许阶级合作达到何种程度：对党的左翼来说，阶级合作应当仅限于工人运动吸收资产阶级的投资来促进民族发展。巴勒斯坦工人党内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很快越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扩大到了有关犹太社团前途的更广泛的问题，例如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以及最后必然出现的在政治上继承英国统治的重要问题。

　　 出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巴勒斯坦工人党内部的左翼反对派反对分治，后来又反对建国的目标。从社会主义立场来看，犹太国家的目标必须有待于等到社会主义控制了全国所有的权力位置；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它必须等到通过拓殖活动进一步扩展民族边界，而且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使英国的保护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1941年10月，在巴勒斯坦工人党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问题的会议上，左翼势力以一个独立的反对派出现，被称为“B”派。本·古里安在党内赢得了足够的多数，保证犹太复国主义核心执委会批准了比尔特莫尔方案。1942年11月12日，建立犹太国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目标。

　　 但本·古里安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专心致志地把建立犹太国家作为他奋斗的中心任务，并且下决心，为了“教育”和政治的缘故，要让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众也应当这么做。他觉得，为了阐明新的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重大意义，巴勒斯坦工人党内部的最后摊牌是完全必要的，即使其代价是党的正式分裂也罢。巴勒斯坦工人党继续担任民族领导者的保证是它在犹太工总内的绝对多数。本·古里安正确地估计到，即使在摆脱其左派之后，关于主权的神话也会在巴勒斯坦工人党的群众中产生足够强大的力量，使党控制犹太工总。本·古里安正是在犹太工党的场合内策划了与左派的最后摊牌。在1944年犹太工总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本·古里安坚持要全党在向国际工联会议委派代表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并要求代表们有权代表犹太工总表达建立犹太国家的要求。因此，左派马上退出了巴勒斯坦工人党，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劳工联盟，想通过这一名称表示，只有它才保持着巴勒斯坦工人党最初建立时的真正精神。在随后举行的1944年秋的犹太工总大会选举中，本·古里安的巴勒斯坦工人党赢得了百分之五十四的票数，使它能够继续利用整个犹太工总的权力和动力来推行它自己的政策。 [ 注：下列图表总结了1944年第六次会议的选举结果，选自犹太工总执委会1956-1957年报告(特拉维夫，1960年)，第157页。 ]

　　 就在犹太工总选举之前，还举行了一再拖延的犹太人社团机构(犹太人大会和民族委员会)的大选。国家问题在这里也是竞选活动的中心议题。在这次选举中，比尔特莫尔方案得到了掌握着全部票数三分之二的党派的支持。1944年底新的犹太人大会的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将成立犹太国家的要求作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正式政策。

　　 除了巴勒斯坦工人党内部的反对派外，对建立国家方针最强有力的反对派是与双民族运动有关的那些派别。这些团体于1939年秋又联合到一起，组成了一个犹太人-阿拉伯人谅解与合作联盟，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中心，以这个中心为基础向犹太人协会施加压力，要求它为与阿拉伯人达成谅解作出更大的努力。联盟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其领导成员也像从前那样频繁地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官方领导人进行谈判，但全都一无所获。比尔特莫尔方案获得通过之后，联盟再也没有机会在官方的犹太复国主义圈子内提出双民族主义问题。青年卫士正式加入了这个联盟，并希望发展它与阿拉伯左派的联系。

　　 1942年8月，马格内斯第一次加入了一个宣传双民族主义、反对国家主义运动的组织。这便是联合(“伊胡德”，指的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与邻近的阿拉伯世界之间的联合)协会，它包括许多谅解与合作联盟的成员，并且通过马格内斯的个人追随者在美国也得到了一些支持。正是因为马格内斯在美国取得了一些支持，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团结形成了威胁，才使官方犹太复国主义起来全力反对联合协会，结果是，马格内斯和他的小圈子完全被排除在巴勒斯坦和国外的政治组织之外。联合协会成员和青年卫士在整个战争期间不遗余力地与那些愿意听一听双民族思想的巴勒斯坦和邻国的阿拉伯领导人开展讨论。但是，只要双方的正式领导人都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的苦心经营就不会有任何收获。

　　 1943年由来自中欧的具有自由主义信仰的移民组成的新党“新移民党”(Aliyah Hadashah)也反对建国方案。但是，到战争结束和纳粹大屠杀的残酷事实广为人知的时候，巴勒斯坦的大多数犹太人已经习惯了建立国家的口号。本·古里安打赢了这一仗，使这个口号成了一个世界性运动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传统，尽管几年以前实现它的手段显得十分渺茫，这个目标本身当时曾经像是一个乌托邦。

　　 世界大战中的犹太巴勒斯坦

　　 1939年5月的《白皮书》开始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十年的冲突。《白皮书》在五年内将移民限制在每年一万人，另外又给了两万五千名难民的特别名额；将犹太人购买土地限制在他们已经拥有了其中大部分土地的狭小区域；准备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犹太人在采取何种手段来反对《白皮书》的实施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激进分子希望采取一切形式的消极抵抗，必要时采取积极手段来打击巴勒斯坦的行政统治，与此同时，开始秘密准备争取政治独立的长期武装斗争。本·古里安觉得，只有激烈地表达反对意见，才能够防止使《白皮书》政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可以接受的标准。因此，他主张不仅要使用抗议和施加压力等传统手段，而且要造成一种紧张、不稳定和令人激怒的局面，迫使当局让步。但是，即使在他自己的党内，也很少有人支持他的这条路线，于是，他被迫向多数派屈服，而多数派也拒绝接受他的辞职请求。《白皮书》颁布时，他们组织了一些群众示威，但是，托管当局反应缓和，这样便削弱了激进派路线。欧洲大战的爆发使巴勒斯坦犹太人必须重新制定其正式政策。即使在大战爆发后，本·古里安仍然继续坚持激进主张。他作为犹太人协会主席发表声明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同英国人一起向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大战一样与《白皮书》作战”。1940年夏初，当大战更迫近中东，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较友好的丘吉尔政府在伦敦上台时，本·古里安的同事们主张采取更克制的政策占了上风。到这时候，本·古里安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得出结论，认为向希特勒宣战必须成为压倒其它一切的首要任务。

　　 在有一个问题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团结的：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非法移民活动，以拯救欧洲的犹太人。早在1937年，当托管当局开始应用政治标准限制移民时，修正主义运动就已经开始组织非法移民。犹太工总也于1938年起而效法，与哈加纳一起组建了它的移民部(摩萨德阿里亚B)。在这两个组织配合下，大战爆发前有大约一万两千名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这次行动，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集体从事违法活动。

　　 英国当局很快成了中途拦截非法船只的行家。后来在1939年夏，伦敦政府中止了合法限额移民，并且宣布，所有被截获的非法移民都将因违反官方的年度限额而被起诉。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反应是，决心通过加紧援助活动，迅速超过限额，以迫使英国改变政策。

　　 战争期间，英国政府自然希望冻结巴勒斯坦问题，将现状保持到战争结束。但是，由于欧洲犹太人的状况一天天恶化，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现状。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巴勒斯坦是受迫害的犹太人的避难所，他们有到这里来的天赋权利。民族家园和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欧洲犹太人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能从别的观点加以理解。但是，英国的政策却是使这两个问题相分离。欧洲犹太人的苦难被看作一个广泛的难民问题的一部分，各大国只有在战争胜利结束后才能处理这一问题。巴勒斯坦的局势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殖民管理的问题，必须根据它本身的政治特点来处理。战争开始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于安抚阿拉伯人，防止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把他们推进纳粹战争阵营。根据《白皮书》政策的设计，第一步就是在英国保护下犹太人大批涌入这一问题上平息阿拉伯人的愤怒。伦敦政府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能够在战争期间暂时控制巴勒斯坦问题，并且为长远的解决方案奠定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要拯救欧洲犹太人的要求是一种威胁大英帝国利害关系的外部干扰。而对阿拉伯人来说，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犹太人除了巴勒斯坦无处可去的论点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对犹太人的苦难负有责任的欧洲文明不能提供任何避难所 [ 注：1938年7月，经罗斯福总统倡议，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埃维安召开会议，讨论从纳粹主义下拯救难民的问题。多米尼加共和国同意为十万德国和奥地利难民提供避难所，但除此之外，其它与会国家都不愿意接受大规模的难民移民。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没有因埃维安会议的失败而气馁，因为如果别的地方为移民打开障碍，就会减轻对巴勒斯坦的压力。此外，西方国家不愿意接受大批移民，更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除了巴勒斯坦以外无处可去的断言。 ] ，凭什么把这种负担强加给阿拉伯人？说巴勒斯坦是“犹太人能去的唯一地方”，只不过是因为阿拉伯人太弱小，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保卫自己的边界免受侵略。这样，英国人就认为，他们有责任提供阿拉伯人所缺乏的实力来稳定巴勒斯坦的局势。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认为《白皮书》政策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战争全面爆发，这种政策就会发生根本转变。他们对巴勒斯坦当局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的决心感到吃惊。尤其是在大战头几年，由于地中海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海域，大规模营救仍然有可能进行的时候，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对当局几乎和纳粹一样残酷的强硬态度感到十分愤怒。

　　 哈加纳和伊尔贡高价租用了几十艘根本不适宜航行的船只，打算冲破英国封锁，让数千名难民在巴勒斯坦登陆。在这种偷渡活动的头几年里，发生了好几起重大灾难，使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反英情绪高涨。“帕特里亚号”和“斯特鲁姆号”两艘船只的事件后来成了使群情激愤的口头故事，并且一直继续恶化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关系。1940年11月，英国海军在海法的海面上拦截了两艘破旧的船只“太平洋号”和“米洛斯号”，船上载有大约两千名难民。当局拒绝允许这些难民登陆，并把他们转移到一艘碰巧空着的大船“帕特里亚号”，目的是把他们运到毛里求斯去拘留起来。犹太人协会执委会请求允许难民登陆的要求被拒绝后，便命令哈加纳破坏这艘船，使它不能起航。哈加纳的行动未奏效，船只沉没，使大约二百五十人死亡。犹太人协会为了利用这次事故进行宣传(公众几年后才了解真相)，说难民由于不愿离开巴勒斯坦的海岸而集体自杀。当这次事故使幸存者得到了入境许可后，才减轻了犹太公众的痛苦，但是，另一艘船“大西洋号”的乘客却被不由分说地放逐到毛里求斯，这一下，反英情绪马上又高涨起来。

　　 在难民运送中发生的一系列较小的灾难中，“斯特鲁姆号”惨案最严重地损害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政府的关系。“斯特鲁姆号”是一艘一百年以上的牲口船，1941年底载运着七百六十九名难民从罗马尼亚驶出多瑙河。该船驶向土耳其，希望在那里得到巴勒斯坦当局的移民签证。土耳其当局担心他们得不到签证，拒绝允许他们在那里登陆，命令该船驶离土耳其领海。巴勒斯坦政府通知土耳其他们愿意接受所有十六岁以下的乘客，但通知来得太晚。这艘船莫名其妙地沉入黑海，也可能是由于遇上了一颗鱼雷或水雷，仅有一人生还。巴勒斯坦犹太人对托管当局的怒火又一次被激起，在犹太复国主义宣传中，英国高级专员被描绘成一个屠杀群众的刽子手。

　　 在《白皮书》发布后的五年中，并没有达到官方的移民限额。战争状态很快使大批营救不再可能进行。因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白皮书》的斗争也相应减弱了，然而，这种斗争却表明，它所开展的营救活动是对合法移民的补充，而不是以牺牲合法移民为代价的。到1944年3月，当局共发放了大约五万份正式签证，其中有二万人被指控为非法移入的。

　　 为了实施《白皮书》对犹太人土地购置的限制，1940年2月，英国托管当局发布了《土地转让规定》。这些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很少出现漏洞。尽管犹太人在战争期间建立了大约五十个新的战略性定居点，但是，购买新土地的亩数却是微不足道的。(这些规定的一个副作用是使可卖的农业土地价格迅速飞涨)这样，总的来说，托管当局在战争期间成功地实行了《白皮书》政策，但其代价是增加了人们的怨恨，为战后年代里的犹太复国主义反对派恐怖运动增加了号召力。

　　 战争期间，为了满足英国军队在中东的需要而扩大了生产，巴勒斯坦的犹太经济也由此获得了极大发展。大战爆发时，经济处于危机深重的状态，失业也达到了创记录的高比例。当军事行动把中东带进战争时，经济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英国军事当局并不像文官政府那样，在政治上对于是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犹疑不决。尽管更高的食品价格有助于阿拉伯农民提高其生活水平，但是，阿拉伯人的经济却不具备犹太人经济中那种可以大大增强它在国内相对力量的优势。犹太人经济除了流动资本外，还包括很大一批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而且，它比经过三年起义破坏了的阿拉伯经济更容易开发。战争迫切需要军事营地、工事、医院、机场、道路和大量新鲜食品供应。只有犹太人企业能够在短期内提供这些东西。正是在这个阶段，工人经济的组织(犹太工总所控制的企业)开始支配犹太经济。由于把政治权力和组织力量结合在一起，工人拥有的公司不仅在巴勒斯坦本土，而且在中东其它国家都能得到最有利可图的合同。到战争中期，从事工业生产的犹太人数是1936年的数字的两倍。农业产量也有增加，战争开始时，犹太人三分之二的食品需要进口，到战争结束时，需要进口的食品还不到一半。

　　 巴勒斯坦犹太人参与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比他们反对《白皮书)的斗争更加积极有效。如果反对《白皮书》的斗争主要意味着坚持进行非法营救活动的话，那么，参加大战则意味着动员人民参加同盟国一方的军事服务，并且把犹太经济变成反对希特勒的兵工厂。犹太人参加大战的一些重要的收获是，加快了犹太人经济的发展，发展了地方的军火工业，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训练水平和战斗力普遍提高，对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一直是心中有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争目标包括，准备使经济在战后承担大规模吸收难民的任务，训练哈加纳以适应最现代的战争，并且争取让人们承认犹太人的参战活动是一个明确的民族实体的战斗，希望这样能在和平安排中加强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位。

　　 战争一开始，犹太社团的民族机构就向伦敦政府和巴勒斯坦当局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将犹太社团的所有人力、物力都由英国的作战部门来支配。战争开始头几个月中，英国还没有全力投入战争，于是就礼貌地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提议搁置了起来。直到1941年中东变成了一个主要战场，德国军队威胁着苏伊士运河时，巴勒斯坦才进入战争状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主动进行自愿性的组织动员。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中，四分之一以上的犹太人，其中包括三分之二的成年男子都进行了登记，以便犹太机构安排英国军事当局可能需要完成的任何任务。伊尔贡宣布停止它的反英恐怖活动，并在三年内保持停战状态。

　　 一开始，托管当局企图保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参战的平衡，因此对犹太复国主义志愿者运动反应冷淡。但是，事实证明阿拉伯人差不多毫无反应，而犹太人的帮助对巴勒斯坦本土的防务却十分关键，于是，当局便放弃了保持平衡的政策。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二万六千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参加了英国军队，稍微少一些的人在编外治安系统内参与了保卫家园的工作，当时参加治安的人数已经增加，并且接受军事指挥。

　　 犹太志愿人员开始参加的是一个由单独的阿拉伯营和犹太营组成的巴勒斯坦团。犹太复国主义者请求伦敦政府成立一支打着犹太民族旗帜的战斗部队。丘吉尔赞成这个主意，原则上表示了同意，但是，在顾忌阿拉伯人情绪的殖民事务部门中却有很多人强烈反对。这一计划被一再推迟，到1941年底干脆被束之高阁。犹太人协会于是不再向伦敦施加压力，而是求助于几个同盟国的公众舆论。在美国、英国和其它一些地区成立了一些犹太委员会，为建立一支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人军团的军队而寻求支持。这个目标最后被压缩为建立一支巴勒斯坦犹太军队。这个运动聚集了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英国拒绝在巴勒斯坦征兵的愤恨。尽管不断遭到官方反对，但是犹太人却固执地坚持这一要求，直到1944年秋天，犹太人才终于被同意成立一个犹太旅。犹太旅是英国军队内打着犹太复国主义旗帜的一支部队，主要由巴勒斯坦犹太人构成，还包括无国籍难民和英国犹太人。犹太旅参加了意大利的军事行动，还参加了解放中欧几个集中营的行动。许多犹太旅成员仍然保持着与哈加纳的地下联系，并且帮助组织非法营救难民、把难民送到巴勒斯坦的行动。犹太旅除了取得了重要的现代战争经验外，使人们熟悉犹太复国主义民族思想，无疑也增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建立犹太国家的要求。

　　 巴勒斯坦犹太人除了参加英国军队的正规服役外，还在欧洲敌后参与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工作和破坏行动。战争初期，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为很多这类行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一些得到了英国军事当局的批准。与此同时，英国同意允许地下特工人员在诸如营救工作和帮助犹太人抵抗等犹太人关心的特殊问题上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由于伦敦政治反对派的活动，许多这类计划都被否定了，或者规模被缩小，而且，可能还失去了多次利用这些志愿人员的勇敢和多种语言能力的机会。不管这么做是否对战争的军事行动有很大影响，但它肯定是妨碍了犹太人的营救活动，因此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激起了极大愤慨。后来，一些巴勒斯坦志愿人员空降到欧洲，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取得了一些反对纳粹占领的成功。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军事上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成果，但是，对纳粹的灭绝行动，巴勒斯坦犹太人却处在一种愤怒和无能为力的痛苦感情之中。1942年初，流亡中的自由波兰政府公布了东欧几百万手无寸铁、孤立无援的犹太人遭到大批屠杀的第一批报告，但是，人们却对此根本不相信。几个月后，当这些报告被确切证实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才明白，他们的六百万兄弟已惨遭灭绝，而且，世界各国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1943年4月，在百慕大召开了一个英美会议，讨论减轻欧洲几百万受迫害难民的痛苦的措施，但是，在战事进行之中，它实际上找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来说，这番商讨使他们最注意的是，英国代表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关于会谈不触及美国移民法的条件，而美国反过来也同意不以增加巴勒斯坦移民来扩大营救的可能性。虽然他们估计到，要进行有效干预、阻止纳粹屠夫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计划无疑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但是，他们更强烈的却是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1943年4月华沙犹太区的英勇起义，激发了巴勒斯坦犹太年轻人的行动热情。帮助起义，比拯救无助者更有吸引力。但是，挫折感也加倍增强了，因为所有的有效行动都要依靠与英国军队的配合，而英国军队却忙于残酷的全面战争，根本无暇顾及营救活动或英勇行为。与此同时，形势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事态的看法，极大地增强了政治独立是解除犹太人苦难的唯一途径的信念。建立犹太国家的运动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极大热情，而本·古里安却一直未能唤起这种热情。而这个时间正好是犹太国家已经变得与欧洲的犹太群众没有多少关系，虽然这个国家本来正是为了拯救欧洲犹太人而设计的。与此同时，犹太国家已经成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政治意识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