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自治的基础(1917-1939年)·第六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犹太人经济和工人运动

　　 构成犹太发展基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通过在犹太居民中迅速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并极有活力的开拓者们所持的社会主义观点反映出来的。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是犹太工人总会的“劳动征服”战略。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犹太人部门中的阿拉伯雇员数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这就是它与诸如在肯尼亚和罗得西亚的其它欧洲人创办的犹太定居事业最显著的区别。巴勒斯坦犹太定居者不仅不去侵占阿拉伯经济，而且尽一切可能，包括使用暴力，防止在劳务市场出现任何这种倾向。接着，经济民族主义由劳工市场扩展到生产市场。犹太人人数的不断增加为阿拉伯生产提供了市场，而犹太经济中雇用的阿拉伯劳工或向阿拉伯经济出售的产品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使犹太经济不依赖阿拉伯劳动力和市场。这也许是它得以强大的唯一最重要的根源。从这两个民族不同的社会结构，从阿拉伯农民和犹太居民所能接受的不同的生活标准来看，犹太经济与阿拉伯经济也是相互隔绝，互不往来的。这样，避免殖民掠夺的愿望为这个国家的实际分离提供了基础，甚至使其成为必然。

　　 犹太经济的增长与移民方式和移民所带进的资本密切相关。据估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将约一亿两千五百万英镑带进巴勒斯坦，大约有五分之一是国外犹太人团体的自愿捐赠，供犹太复国主义公共机构，特别是由土地基金会和犹太国民基金自由支配。这些慈善捐款的最大部分来自美国和其它英语国家的犹太人。然而，私人资本是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大约有七千五百万英镑是以移民的私人资本形式引进的，其中大部分是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引进的。另外大约有二千六百万英镑是追求利润的外国私人资本 [ 注：M.米凯利，《以色列的对外贸易和资本引进》(特拉维夫，1963年)，第2页，及R.舍谢夫斯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犹太经济结构》(耶路撒冷，1968年)。 ] 。

　　 与许多观察家的预计相反，因为他们注意到在二十年代中期移民高峰之后曾出现了经济骤降，尽管当时主要工业国家存在普遍的萧条，第五次移民却带来了巴勒斯坦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所带来的资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引进的资本总额几乎有五分之一是在1934和1935年引进的。投资的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和建立定居点。其中一小部分用于犹太复国主义发展机构资助的合作社组织进行精耕细作的混合农业，大部分主要投资于私有种植园的柑桔种植业。最大的单股投资是农业部门和集中在柑桔种植业的私人资金。城市建设资金几乎与此相当，之后是轻工业和商业、交通和其它社会投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新兴工业已吸收了总投资的十分之一。犹太人的工业活动多种多样，主要有电力、食品、化工和建筑材料。不到十分之一的工厂雇用十个以上工人，轻工业的绝大多数工厂是小型的家庭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业主要为国内犹太人市场提供消费品，对外贸易相对有限。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以英国为主要市场的柑桔，而进口商品主要来自欧洲、中东和英国。英国当局开展过几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其中之一是于1933年开辟了海法深水港。当雅法港在1936年因阿拉伯大罢工而关闭后，犹太人在特拉维夫又开辟了一个辅助港，并于1938年投入使用。

　　 巴勒斯坦最重要的企业之一是巴勒斯坦电力公司，该公司是于二十年代初建立在公私混合资本上的一个公用事业。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企业家平哈斯·鲁登贝格(1879-1942)于1921年从英国政府手中取得了电力供应的特许权。这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很多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舆论将这种特许权作为一个根据，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通过适当的政治关系导致个人致富和谋求利润的冒险行动。但随着人们后来看清在巴勒斯坦并不能发财致富，这种批评也就偃旗息鼓了。至于电力业，也是在一些年之后才在经济上站住脚的。到三十年代中期，该公司才筹得了足够的资金并完成了三座电站，最初是用燃料油，后来用水力发电。这些电站的发电量随着工业投资的扩大而增加，并为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企业是巴勒斯坦钾矿公司，它取得了对死海丰富的化学沉积物进行提炼和加工的特许权。这个公司与电力公司一样，由具有专业技术、充满活力的俄罗斯企业家诺沃梅斯基(1873-1961)领导。另外还有一家水泥厂、一家肥皂和食用油厂、以及一个纺织企业也都具有了相当规模。所有这些公司都是由私人创建的，但其中一些公司由于害怕二、三十年代经济状况不稳定构成的巨大危险，最后都由公共企业界接管，这最主要的就是犹太工人总会。

　　 犹太劳动力从托管之初的两万人增加到1939年的大约十八万八千人。整个时期，他们以相当稳定的比例分散到各个经济部门。农业和工业分别占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建筑业占六至十二分之一，各种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在这期间逐渐增加，由约占犹太劳动力总数的五分之二增加到二分之一。

　　 整个托管期间，随着犹太总人口的增长，犹太工总也在发展。其成员平均以每年百分之十五以上的速度增加，而其中犹太成年人的增长率为大约百分之十。1920年犹太工总创建时的成年犹太人会员仅占约百分之十一，而到1939年已达到百分之三十六。在犹太工人中，加入犹太工总的在二十年代初仅占百分之五十，而到1939年已达到三分之二 [ 注：犹太工总执委会，《第三十年》(特拉维夫，无日期，1952年？)，表A，第3-4页；表2，第32页。由于对劳动力没有权威的统计，犹太工总很难准确估计有资格成为会员的那些人的组织程度。 ] 。会员中农业工人比例高于城市工人，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因为整个工总计划中，农业定居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大多数会员仍居住在城市。由于该组织会员资格限于劳动者，即合作社社员或雇佣工人，因而犹太工总中不到五十岁的成年人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在犹太总人口中的比例。该组织创建之初会员总数不到五千人，到1939年则增加到近十一万人，其中包括有收入的家庭妇女，或者大约八万从事有酬工作的人 [ 注：参见犹太工总执委会，《向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特拉维夫，1949年)，第391-393页。 ] 。在未加入犹太工总的三分之一工人中，很多是宗教组织成员，这些宗教组织在一些行业活动中互相密切合作，其余的人则参加了民族劳工联盟，这是一个右翼反对派的对立联盟。

　　 随着犹太工总的发展，它为会员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的范围和质量也得到扩大和改进。它强化了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福利方面的责任，使工人运动的社会活动成为一种综合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从而加强了民族自治生活的自愿特征。犹太工总拥有自己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学校体系。在学校里，既进行一般教育，也进行“工人宗教”的灌输，工总还创办了自己的日报和出版社、成人教育机构和青年运动。所有会员及其家庭成员都可享受提供各种医疗保健的医疗基金，而孤儿、寡妇和老年人则由工人运动的其它一些机构来照顾。

　　 随着犹太工总的发展和巩固，一个掌管各种机构和事务的庞大的官僚阶层也就形成了。经过十年软弱混乱的管理协调之后，犹太工总到三十年代初取得了踞于各工人机构之上的中央领导地位。但直到1937年，工总才建立起一个收集会费的中央机构。不过，该组织用于行政事务的费用大部分仍然来自美国工人运动的捐赠，这种情况直到托管结束 [ 注：美国工会对犹太工总预算的贡献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工总执委会，《犹太工总审计》(特拉维夫，1949年)，第46-47页。 ] 。

        犹太工总非同寻常的高度组织性使其下属的工会能把工资和工作条件保持在这种不发达经济可能提供的最高水平。犹太工总讨价还价的关键在于它控制了劳动交换，因而它有能力维持“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工厂”。雇主和反对派工会也拼命争夺这一控制权，有时还得到英国警察的帮助。但犹太工总有效地运用罢工武器，从而保持了这一控制权。犹太工总的工会力量因其具有多种形式的合作企业而得到大大加强，这些企业常常成为确定工资的参考标准。几乎一半有收入的犹太工总成员在合作组织中谋生，这些组织合在一起，就是通常所称的“工人经济”。二十年后，犹太工总已有大约一百个直接的下属机构，大约有一千个自治的合作社分布在每一个经济部门中。犹太工总的领导机构根据章程不断把利润用于再投资，建立起了与私营经济并驾齐驱的近乎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

　　 虽然犹太工总的成员主要在城市，但其合作活动却深受创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农业开拓者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而农业开拓者的人数从未超过犹太工总会员人数的五分之一。然而，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和高度的纪律性，他们却创建了一套机构和组织，并构成了对犹太工总具有强烈影响的因素之一。他们所确立的自我牺牲和社会纪律标准很快就成为工人运动最宝贵的财富，这些标准成为人们仿效的目标，但同时他们又常常产生一种有损犹太工总权威的离心力。

　　 二十年代基布兹运动还很弱小，处于初创时期。在其最初的十二年里有四百多名青年参加了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但到1923年只剩下了不到五十人。这一年，基布兹运动总共有二千七百人，分散在六十六个不同形式的组织中。第四批移民开创的城市繁荣削弱了农业开拓者运动并加剧了它的分裂。1926年“工作团”解散了。在经过了与犹太工总领导层的数年冲突之后，其成员们转向了武装革命的社会主义，最后多数人放弃了犹太复国主义而去了苏联。同时，基布兹的创建者们企图组成一个统一的全国运动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他们未能克服具有意识形态文化特征的争论习惯。农业运动的多党派性导致其组织瓦解，这反过来又使实际上已不太严重的分歧固定了。后来党派政治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团结，结果形成了三个互相分离的基布兹联盟。好些年内，它们在所有的实际问题上都有共同点，但同时在政治上的分歧却更深。

　　 最初几年，艾因哈罗德基布兹遵循其创建者的最初构想，发挥了一批基布兹的中心机构的作用。这批组织虽然分散在各个经济领域和行业，但却作为一个统一的基布兹组织起来。到1927年，该基布兹包括四个农业定居点和八个城市工人小组，成员有九百人。在生活在艾因哈罗德基布兹内的一些人反对扩大基布兹组织，主张首先发展自己的定居点。他们提出，艾因哈罗德基布兹应该摆脱其中心协调的功能，将其交给一个联合协会，联合协会中的各组织对自己的事务负责。在这个基础上，1927年秋，联合基布兹运动建立起来了，其成员组织包括劳工联盟体系内的各团体。他们主张建立大型的定居点和加强农业工人与其他经济部门工人之间的联系。这个新的联合会未能吸引青年工人党系统的克武察开拓者，他们非常强调小组织和自治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1927年4月与青年卫士有联系的四个定居点组成了全国基布兹运动。这一运动主张严格的中央纪律，靠中央纪律将所有团体保持在一个基布兹里，同时又通过限制各个团体的规模来维护克武察的社会原则。全国基布兹也采取了严格的政治团结原则，以便使其成员在工人运动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发挥独立作用。

　　 克武察运动坚持主张由各个定居点来管理它自己的活动，而不愿意将重要权力移交给任何中央协会。然而它又需要联合机构来加强和保护其面临着充满活力的新联合会竞争的克武察经济。于是，1928年，一个协调各团体关系的组织克武察协会成立了。由于受戈登运动(受A.D.戈登思想影响而在欧洲兴起的运动)训练的新人力的到来，克武察从衰落中获得了新生。基布兹运动得到稳步发展，其人数由托管初期占犹太人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增加到1939年的百分之五多。此时，联合基布兹包括三十三个定居点，人口超过一万二千；全国基布兹有三十九个小组，六千多人；克武察协会有三十三个小组，四千多人 [ 注：埃文·肖尚，《工人运动史》，三，第225-240页。在农村集镇就业、尚未在自己土地上定居的工人组成了第三个克武察组织。 ] 。另外有二千人属于与正统宗教党派相联系的基布兹组织。

　　 从它们形成伊始，各个基布兹联合会从未停止寻求整个运动的组织统一问题 [ 注：B.卡茨纳尔逊的《基布兹和克武察：统一问题讨论集》(特拉维夫，1940年)摘编了30年代中期发表的讲话和统一建议；另见卡茨纳尔逊在一次工人会议上的讲话：《统一的阵痛和统一的步骤：青年工人党》(特拉维夫，1938年)。 ]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个运动的社会经济行为和组织形式越来越相似，但由于政治分歧加深，和争夺公共资金的竞争加剧，它们难以统一。青年卫士不愿意其队伍中存在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坚持在它所属的定居点中保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而另一方面，克武察协会却又不愿意将其各个组织的自治权被像联合基布兹强加给其成员的那种集体纪律所吞没。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沙夫运动的定居点发展到四十七个，总人口超过一万 [ 注：埃文·肖尚，《工人运动史》，三，第257-266页。 ] 。作为犹太拓殖的一个组成部分，莫沙夫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基布兹。后者通过吸收经欧洲青年运动训练和教育出来的移民开拓者得以发展壮大；而莫沙夫的发展则几乎完全依靠在巴勒斯坦吸收新成员，其中包括退出基布兹的人。莫沙夫运动经过多次尝试，并建立过几次昙花一现的地方或地区组织，最后才于1930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固定的中央机构。其时，该运动有九个定居点，成员不到一千人。在三十年代中期，莫沙夫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莫沙夫合作社。它将基布兹的财产集体所有原则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传统莫沙夫模式结合在一起。

　　 除了对公共资金资助的土地定居有兴趣外，犹太工总也在工业、基建、银行、零售业和运输业等经济领域积极投入并获益。公路客运业变成了一种合作社的垄断行业。然而在其它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人运动控制的企业在两次大战之间只占这些行业较小的一部分。即使在农业合作社里，犹太工总的就业人数也低于私人农场和种植园的人数。因此私营部门是犹太经济生活发展中更为重要的基础。但犹太工总的中央集权也增加了其经济活动相对的重要性和潜力。合作经济作为一个单位来看雇佣了犹太劳动力的近三分之一。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动员作用使犹太工总能将劳工经济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的各个组织则处于相互竞争中，观念上明显个人主义，政治上各行其是，目标不明。

　　 犹太工总的领导们看来本能地明白，在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中政治权力是财富的基本来源，而私营企业家们看来却仍陷于欧洲式的观念中，认为政治力量必须服从经济力量。在一次农民联合会的组织作用问题的讨论会上，该组织的一位最重要的领导人对这一观点作了明确的阐述：“如果个体农民只要在经济基础上加强他们的经济组织，如果国家所有其它的有产者也这么做，那么最终他们都会成为这片土地上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力量。” [ 注：摩西·斯米兰斯基，1938年，见D.吉尔代的引文，《私人企业，国民资本和右派的政治团结》，见S.N.艾森施塔特等编，《以色列的社会结构》(耶路撒冷，1966年)，第85-97页。本部分借助了吉代尔的分析。 ] 但犹太工总的领导人不这样看。在三十年代，他们像过去一样运用经济力量来帮助他们取得政治霸权地位，进而在四十年代的战争经济中得以通过政治手段扩大经济作用，直到犹太工总系统真正成了民族之家最重要的发展力量。工人运动的政治优势实际上将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在工人官僚阶层手中，这是民族之家的一个独特的特点。然而，即使这样，即使开拓运动具有威望和影响，社会主义领导层从来没有能完全成功地消除犹太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政治党派

　　 我们已经看到，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起源于本世纪头十年劳工开拓者们的意识形态分歧。最初，工人党派采取的是具有广泛服务功能的社团组织形式。后来，当巴勒斯坦定居组织与外部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分道扬镳后，才出现了选举政治。此后，新的政党不时产生。这些政党也倾向于采用工人政党的社团服务模式，而不仅仅只是为了竞选需要而组织。

　　 到犹太工总成立的1920年，社会主义开拓者们倾向于参加青年工人党或劳工联盟及其它左派小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为他们提供社会服务。随着犹太工总的建立，各个政党便将其原有的很多功能移交到这个新的综合性组织手中，但意识形态精英们保留了争夺对整个运动及其附属机构控制的主动权。

　　 1919年两个主要的工人党派统一失败的结果产生了劳工联盟，但双方统一的愿望却从未有所减轻。在1920年犹太工总成立大会上劳工联盟得到的选票较多但未超过半数。随后，1923和1927年的大会上它又取得微弱的绝对多数票①。

　　 这就加强了劳工联盟压青年工人党与之完全合并的实力。妨碍统一的主要原因是青年工人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劳工联盟的社会主义立场。二十年代中期的第四批移民浪潮中的小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广泛影响，促使这两大党在面临思想和方法方面的外来进攻时采取共同立场。1926-1927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和工业竞争，使犹太工总很快将其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的工会活动中，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青年工人党的影响，削弱了它对劳工联盟统一压力的抵抗。1929年春两党领导人拟定了一个包括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口号的共同纲领，并将其交全体成员投票表决。每个组织内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投票赞成统一。由1929年阿拉伯人动乱引起的政治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1930年1月5日晚，随着巴勒斯坦工人党(MAPAI，是巴勒斯坦工人党Mifleget Poalei Eretz-Israel的字首缩略语)的成立，两党的统一得以实现。

　　 在建立之初，巴勒斯坦工人党有五千六百五十名成员，其中近三千人是劳工联盟成员，其余大部分是青年工人党人。前者领导人为本·古里安，后者领导人为斯普林扎克。但当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亲密同事们都因魏兹曼在巴勒斯坦“最喜欢的儿子”哈伊姆·阿罗索洛夫(1899-1933)而黯然失色。阿罗索洛夫来自青年工人党，但很快就成了全国性领袖。他有超常的语言和外交天赋，是工人领袖中唯一精通经济学的人。只是由于1933年他不知被谁杀害以后 [ 注：一个刚刚到达巴勒斯坦的年轻修正主义分子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受到谋杀起诉，在审判法庭上被宣判有罪，在上诉中因为缺乏证据又被宣布无罪。这次谋杀和审判大大加剧了犹太工总和修正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恶感持续了许多年。工人运动的知情人肯定谋杀是修正主义者的阴谋，而修正主义者也同样肯定审判是工人党和英国警察密谋串通的。审判记录显示了一个匆匆忙忙、草率促成的起诉案，如果没能证明斯塔夫斯基无罪，根据公认的司法原则，显然也没有证明他有罪。见哈索莱尔联营公司，《阿洛索罗夫谋杀案审判，讲话与文件》(耶路撒冷，1934年)，和H.B.塞缪尔，《谁杀了阿洛索罗夫？》(斯塔夫斯基的辩护律师非经发表的副本，没有日期，存于伦敦的威纳图书馆)。一个曾经在警察的谋杀调查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人于1955年透露(或宣称)，两个阿拉伯人曾经承认谋杀，但英国官员强迫他们撤回成命，这样，警察就不必被迫承认他们错误地起诉了斯塔夫斯基。(当时，修正主义青年运动已经开始秘密地诉诸武力，警察正在追捕他们)。见犹太电报协会，《每日新闻手册》，第208页，1955年6月16日。 ] ，才使本·古里安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最高领导人。这次合并使巴勒斯坦工人党成了绝大多数犹太工总成员的代言人，巩固了该组织的权力，并在民族之家确立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从三十年代中到现在，巴勒斯坦工人党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犹太社会中一直发挥着主要的领导作用。

　　 由于劳工联盟占了大多数，新党的政治纲领也就突出了劳工联盟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象征意义。因此，巴勒斯坦工人党也可以被视为劳工联盟的直系后裔。然而，青年工人党按比例却在领导层中占了多数。由于巴勒斯坦工人党要负责全民族性的决策，其注意力也集中在整个民族的问题上，不得不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因此在实际上该党日益与原青年工人党的主张一致了。这个过程使犹太工总内的左翼持不同意见者的地位上升为反对派的核心。工人运动中的论战现已从青年工人党的民族主义者对劳工联盟的批评转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者对巴勒斯坦工人党民族主义政策的批评。

　　 反对巴勒斯坦工人党领导权的左翼势力既来自党内也来自党外。随着巴勒斯坦工人党日益倾向于使社会主义服从于民族主义，最初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犹太工总的人(劳工联盟)也越来越赞成权力下放，力图把经济政治权力保留在已受到限制的联合基布兹组织内。与此同时，克武察协会和莫沙夫运动也放弃了它们最初的(青年工人党)立场，现在对巴勒斯坦工人党集中和巩固犹太工总权威的努力表示支持，这是巴勒斯坦工人党最重要的权力基础。

　　 犹太工总内的左翼反对派由青年卫士领导。这个运动自视为全国基布兹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心，到四十年代中期它才正式以一个面向基布兹以外广大公众的政党开展活动 [ 注：要了解该党早期发展，见E.玛格丽特，《青年卫士：从青年团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特拉维夫，1971年)。 ] 。自从巴勒斯坦工人党创立之后，青年卫士就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批评来影响大多数工人群众，它鼓吹，如果巴勒斯坦工人党开展阶级斗争和双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则是团结的工人运动的先锋。因此，青年卫士以争取更高程度的统一为理由，退出了现有的统一框架；它担心一旦成为一个竞争性的政党就可能会削弱它自己的基布兹运动，并可能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革命政党的前景更加渺茫。然而1936年它组建了“社会主义联盟”来团结基布兹以外的社会主义者，从内容到目标都发挥了一个政党的作用。到三十年代末，青年卫士成功地增加了犹太工总内对它的支持率，由三十年代初的百分之八增加到近百分之二十。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生气蓬勃的欧洲青年运动移民迁入的结果，而不是争取到了巴勒斯坦工人党的追随者。

　　 工人运动在巴勒斯坦民族机构中领导地位的上升得益于中产阶级政治领域的分化，同时也得益于左派组织统一的扩大。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最有力量和组织严密的右翼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是面向广阔的国际政治舞台，因此，这一特点实际上削弱了它在巴勒斯坦内的竞争力。1925年由雅博廷斯基领导的国外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组成了修正主义党，与魏兹曼支持的主要由工人运动推行的“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相对抗。

　　 修正主义党认为，农业开拓者运动和好斗的城市工会浪费民族资源，将力量用于追求空洞的社会主义幻想，这最终将使巴勒斯坦社团的利益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总的目标和利益相对立。巴勒斯坦定居者在他们建立的社会主义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将最终取代高于一切的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国家是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和拓殖的首要条件。二十年代，首要任务是迫使英国通力合作，建立一个拥有国家权力的民族家园。如果不能使英国承担这个责任，那么犹太人就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武装起来进行斗争，以争取国家权力。这种看法不涉及民族家园内的社会目标和理论问题。由于有了中产阶级移民来源，私有经济部门的积极性是实际建设的支柱，而阶级斗争却在暗中搅乱了民族斗争。修正主义者们以此为出发点与犹太工总相斗，犹如民族政治肌体中的一个肿瘤。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总的说来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它与中产阶级定居者的直接利益并不一致，因此未能成为巴勒斯坦大多数非劳工阶层利益的代表。

　　 巴勒斯坦工人党内部左翼反对派的形成首先反映在犹太工总和其对手修正主义工会的关系中。本·古里安认为，要遏制修正主义工会破坏劳动力市场的策略，最好的办法是限制它的活力，将其成员吸收到犹太工总内来。很明显，本·古里安和雅博廷斯基互相提防、互有野心。他们达成了一个协定，由犹太工总接管修正主义工会，作为回报，后者对犹太工总的罢工行动获得了少数否决权。这个插曲发生的时间正是阿罗索洛夫遭暗杀后犹太工总内反修正主义情绪达到顶点之时。巴勒斯坦工人党上层对本·古里安非常恼怒，认为他未与他们商量就与雅博廷斯基谈判，故以微弱多数否决了这个协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犹太工总范围的全体表决，巴勒斯坦工人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左派与青年卫士联合起来反对这个计划。

　　 农村中的地主和城市中独立的工匠和工厂主等小资产阶级占了居民的绝大多数，形成了民族家园独特的社会和经济风格。然而，他们的组织性弱，意识形态不浓，在争夺政治领导权方面不是自觉的理想主义的工人运动的对手。在工人运动之外最有效的组织是代表私营农业、柑桔种植业和小种植园利益的农民协会。当这些小土地拥有者们被要求只雇佣犹太劳动力时，便常与犹太工总发生直接冲突。自然，这些私营农民感到不能承担这个经济负担，因为这就等于从他们自己口袋里拿出钱来补贴昂贵且通常是没有经验的犹太劳动力。尤其对面向出口市场的柑桔种植业来说，这种利他主义等于是自杀。虽然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他们对犹太工总的抵制常常有效，但这些农场主没有建立起与城市中产阶级沟通的政治桥梁。与后者一样，农场主们基本上只埋头于技术和经济问题，在观念上属于个人主义。与独立国家的情况不同，巴勒斯坦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什么阶级意识。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很淡漠。这些人没有打算从巴勒斯坦人的立场去影响更大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反，工人运动的民族主义目标则是在巴勒斯坦形成的，并且由此传播到外面。具讽刺意味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反而由于不依靠公共资金而在政治上受到削弱。在拓殖的各个阶段，工人依靠犹太复国主义公共财政拨款购买土地和维持生活，从而使工人党派在控制或影响犹太复国主义收入的管理和机构方面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除了其意识形态信念之外，工人运动也有强烈的政治动机。

　　 从卷入党派政治这个意义上说，巴勒斯坦的有产者利益与“一般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致的。根据地域组织起来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流被称为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反映那种不带有具体社会责任或意识形态原则的广泛的犹太民族主义情绪。当出现跨地域的意识形态政党后，这种压力便逐渐影响到一般犹太复国主义，使其立场鲜明、组织加强，到20年代后期它成了一个代表温和中产阶级观点的政党。然而，这个党仍保留了松散的结构，从未像其它团体那样具有纪律性或团结。巴勒斯坦的一般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力量很弱，也没有产生过犹太工总和基布兹精英式的人物。其“种族”渊源的差异，尤其是东方犹太人、波兰和德国犹太人之间的分歧，比以东欧犹太人占主导地位的工人运动内的分歧更大。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于1931年分裂为A、B两派，前者赞同工人运动的许多政策主张，后者则反对。在巴勒斯坦，支持前一派的人大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而支持较为右翼的另一派的人数只是前者的四分之一。

　　 在规模上与巴勒斯坦一般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体相当，在对待工人运动问题上内部同样有分歧的，还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派：精神中心党(Mizrahi)及其劳工派别精神中心工人党(Hapoel Hamizrahi)精神中心党是本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形成的第一个意识形态联盟，旨在对付犹太复国主义在东欧犹太社团的教育问题上面临的世俗影响的挑战。精神中心党的构成主要是中产阶级。它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类似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但认为，与建立符合传统犹太教的犹太民族家园这个目标相比，社会和经济问题是次要的问题。在巴勒斯坦，支持精神中心党的主要是工人阶级，他们于1921年组成了精神中心工人党，成为犹太工总的一个对手。虽然它反对犹太工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及它在教育中的作用，但在很多方面仍与这个世俗的工人组织进行合作。与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的情形一样，这个工人的宗教党派是巴勒斯坦两派中较大的一派。因此，宗教运动也是反对工人力量上升的一个不算强大的中心。

　　 各种关于以色列政治的著述都一致强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及其结构的重要性，将其作为该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党派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但这种看法却忽视了工人政党根植于巴勒斯坦环境这一点的重要性，而其它政党实际上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产物。工人政党地位上升，并控制整个运动是借助了其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当时民族家园的规模和重要性足以使其对世界范围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犹太人准政府

　　 英国托管政府为促进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自治机构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从未成功地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的支持。在托管政权的前几年，正值民族家园成为其政策重点之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支持它打算采取的措施，但这些措施本身就足以让阿拉伯人拒绝合作。后来，满足阿拉伯人的要求又成为英国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阿拉伯人才对这些提议采取了较好的态度，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又不再对此给以支持了。除了在地方政府的一些小的“混合”阿–犹中心外，所有企图建立阿–犹联合参加的咨询、立法或行政机构都告失败。随着犹太民族家园的势头增强，社会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扩大了。不仅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生活领域中，两个民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

　　 合法组成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1929年后的犹太人协会，在直接发展民族家园中起了重要作用，为犹太复国主义建立自治创造了重大机会。英国的政策又对此作了补充，即允许犹太社团作为一个宗教少数派在几个方面实行自治。过去由国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其非犹太复国主义同盟所控制的犹太人协会行政机构与由地方控制的巴勒斯坦定居居民政治组织一起实际上组成了犹太准政府。这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很有好处，成为日后建立国家的主权基础。

　　 犹太人协会巴勒斯坦执委会的成员事实上起到了犹太准政府各行政部门首脑的内阁部长的作用。1935年后相当于主席的位置由本·古里安担任。其次，政治部的负责人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位置，由摩西·舍尔托克(即后来的夏里特)(1894-1965)担任。政治部代表犹太复国主义与耶路撒冷的英国政府和阿拉伯人打交道，实际上成了影子外交部。贸易与工业、卫生、公共福利和教育等部负责各自的各种实际活动。从国外各犹太中心的移民申请人中选择移民的事由移民部负责，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定居问题由安置部负责。劳工部负责靠工资为生的移民的就业问题。全面的财政事务掌握在财政委员手里。由于发展与公共收入的划分密切相关，这个职位对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形成影响很大。准政府中所有这些关键职位在1933年以后都被巴勒斯坦工人党领导人所掌握 [ 注：关于1921年到1939年大会的选举结果的下列图表，显示了工人运动在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上升到统治地位的过程。选自布拉斯拉夫斯基，《工人运动》，二，第245页和三，第509页；I.科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纽约，1946年)，第365页。 ] 。

　　 十九世纪，犹太人社团已经在奥斯曼体制下享受过地方自治。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想组成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为巴勒斯坦所有的犹太人说话。经过努力，终于在1920年召开了犹太人大会(Asefat Hanivbarim)第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0个政党或组织，其中最大的是劳工联盟。该大会选出了由36个成员组成的执行机构——犹太民族委员会(Va’ad Leumi)，并授权它作为大会休会期间的代言人。原打算犹太人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但事实证明这难以做到。事实上，民族委员会本身的执委会，成员六至十七人不等 [ 注：M.阿蒂亚斯(编)，《巴勒斯坦以色列国民大会文件记录，1918-1948》(耶路撒冷，1963年)；S.塞杰，《战前对以色列国会制度的影响》，《国会事务》，XXV，(伦敦，1971/2冬)，第29-49页。 ] ，定期开会，成了社团政府重要的“立法”机构。

　　 经过与英国当局几年的谈判，根据1926年的《宗教社团(组织)法》和1927年签署的犹太社团规则，这些机构被授予法人资格。犹太社团被承认为“以色列社团”。犹太人以自愿参加为基础，到民族委员会的登记处正式登记即可。犹太人大会和犹太民族委员会被授权管理宗教自治法庭、履行地方政府的各种职能、以及在自愿基础上征税。税额由根据规则组成的地方社团委员会(Kehillot)按房租的比例收取。在犹太社团内登记的大多数犹太人(极端正统派团体除外)愿意根据规则交纳税款以维持机构的运转。民族委员会的核心执行机构控制着一套服务体系，这一体系与犹太人协会的有关组织重叠，但它主要限于地方范围内并被纳入到地方政府的体系中。

　　 与受国外资助的犹太人协会执委会相比，犹太民族委员会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但随着民族家园规模的扩大、重要性的增强，世界范围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影响从国外犹太领导人手中转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手中。巴勒斯坦定居者的利益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动力。这个过程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转变，这也是这项事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这一转变中，巴勒斯坦定居点从代表致力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国外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益的工具，在30年代中期成了一个自治共同体，把其国外同盟者纳入到它的利益中，按它自身的利益来确定同盟者的利益。托管理论主张，犹太人有发展民族家园的责任，而英国的巴勒斯坦主义论则主张把单一民族自治限定在宗教信仰方面。从这两个理论来看，转变就不是犹太人协会将管辖权转移到巴勒斯坦地方组织手中，而是巴勒斯坦人控制了犹太人协会的执委会。1932年由于经常短缺资金使犹太人协会的福利和教育功能转到民族委员会方面，但这只是一个例外，并不是这两个准政府组织之间关系发生的典型变化。巴勒斯坦领导人很快在准政府的这两个派系中采取骑墙态度，而不是让社团机构自己来控制局势的发展，并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了地位。实际上犹太人协会是一个中间站，先把力量从国外吸收进来，再转移到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派手中。犹太人协会巴勒斯坦执委会成了3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神经中枢，同时它也成了巴勒斯坦领导人手中的工具。

　　 工人运动取得全面领导权的道路是先取得巴勒斯坦机构内的主导权，后进而取得整个国际运动的领导权。工人政党也得益于其坚定地以巴勒斯坦为中心，而最初满足于拥有国外运动领导权的中产阶级，因未能提前把权力转交给巴勒斯坦派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工人政党是较早倡导建立全国范围犹太人政治组织的最有活力的党派。在1920年举行的第一届非正式的大会选举中，它们获得了三分之一多的席位，而在1921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它们的代表只占十分之一。因此在当时，工人运动在地方政治中的强大，弥补了其在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弱小。犹太人大会中的一个东方种族团体希望与正统教派相结合，而小资产阶级力量却仍然很分散。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制度在选票的计算方面有利于巴勒斯坦定居者。但在整个20年代，他们仍在数量上居劣势。到30年代初，随着民族家园的发展和超越犹太复国主义社团且凝聚力强的政党的出现，巴勒斯坦的少数派才开始有可能通过政党系统取得对世界范围的组织和收入的控制权。巴勒斯坦社团作为一个按地域划分的分支机构，要取得对世界运动的主导性影响是极为困难的。但现在巴勒斯坦的某些团体要取得对世界上相应政党的领导权，进而通过政党系统争取控制世界运动，就容易多了。这个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工人运动。尤其在巴勒斯坦工人党成立后，以及随后的工人–犹太复国主义世界联盟建立后，政党领导人的权力在国外也得到忠诚和纪律的保障。国外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复国主义基层组织领导权逐渐从当地领导人转到从巴勒斯坦派去的政党特派员手中。

　　 在选举1925年第二次大会的代表时，两个大的工人党派保持了1920年的势力。但1931年巴勒斯坦工人党成立后，它就成了居支配地位的党，拥有71个席位中的31个。在民族委员会中，巴勒斯坦工人党占了全部23个席位中的11个。在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工人党势力由1921年的不到百分之十，增加到1931年的近百分之三十，在巴勒斯坦工人党力量增强后，又猛增到1933年的百分之四十四。从此以后，巴勒斯坦工人党在巴勒斯坦及国外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