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创建者：第二次移民(1904-1914)·第三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 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
—— 卡尔·马克思
第二次移民的先驱
在1904至1914年间涌入巴勒斯坦的第二次移民浪潮中，有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他们有着一些使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特点。这些人就是年方十几岁的以色列的创建者。
第二次移民中的一些人开创了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开拓运动，在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和形成了组织机构，最后使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个革命的少数派的意志也影响到了态度勉强的多数人和顽固抵制的地区。在本世纪头十年，他们还是年轻人，就创造出了社会和经济组织的雏型，政党政治的模式，复兴了希伯莱文化和建立了防御体制，这些成就有效地使国家初具规模。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和二十年代初，第三次移民浪潮使新的开拓者们大批到来，他们的人数又有所增加。然后，他们早期的试验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统一的工人运动，在三十年代取得了政治领导权，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四十年代成功地建立国家。从他们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到达巴勒斯坦的那一刻起，这些狂热的年轻人就表现出他们能够调整并使他们的欧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适应巴勒斯坦的新环境。
在第二次移民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中，有许多人的政治生涯持续了五十多年。这些人包括以色列国最主要的建筑师、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国第二届总统伊扎克·本·策维；(以色列立法机关)国会第一任议长约瑟夫·斯普林扎克(1884-1958)。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向巴勒斯坦的第一次移民，是为了结束当时眼前的苦难。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建立，以及这场运动发展成了用政治手段实现民族复兴的途径，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04至1914年间新进入巴勒斯坦的人，是第一批将他们的努力与他们对未来把民族主义事业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看法结合在一起的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继续进行宣传、募集资金和外交活动，而同时巴勒斯坦的定居者们也第一次在这片为拯救犹太民族而选定的领土上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确定了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明确方向。
在俄国，1903年爆发了一次屠杀犹太人的浪潮，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907年，犹太人的处境到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犹太人外移的势头加强了，并且得到了西方犹太社团设立的慈善救济机构的帮助。大多数移民都前往美国。1882至1914年间，仅从俄国移出的犹太人就有将近二百万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去了美国。美国财政部长任命了两名官员调查欧洲移民的原因。这两名官员在犹太居住区调查了几个月，他们在报告中说，美国是犹太人的伟大希望，“他们凝视着美国，目光就像他们的祖先凝视着应许之地一样诚挚。” [ 注：L.格林伯格，《俄国犹太人》(纽黑文，二卷本，1944，1951)，二，第74页。 ] 外移者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显然是例外。据估计，第二次移民浪潮给巴勒斯坦带来了三万五千至四万人，这个数字包括许多来自奥地利帝国和罗马尼亚及俄国的犹太人，另外还有大约两千人来自也门。
从移民的走向可以清楚地看出，犹太群众最关心的首先是使自己摆脱致命的歧视迫害，在能够找到经济出路的地方重建他们的个人生活。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人的区别是，他们主要考虑的是犹太人民的命运和犹太民族的未来。他们是立志解决犹太问题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所寻求的不是第一次浪潮来巴勒斯坦的移民或移居西方的移民那样的个人解放，而是民族的复兴。他们的事业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安逸，而是在巴勒斯坦的恶劣环境中一个接一个的艰难险阻。他们献身于大众的事业，抛开了个人事业的需要。
第二次移民成分各异，来自各个阶级和各种职业，与选择向西方移民的人们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然而，这些人中的开拓者与其他多数人却有区别，他们年轻，出身于“犹太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特别具有反抗性，具有狂热的革命精神。
据估计，第二次移民中的开拓运动在其高峰时期人数达一万人，或者占全部移民的四分之一。但是，面对严峻的考验，并非所有的开拓者都能保持着决心。到1914年，只有不到一千二百名在农场工作的人，另外还有几百名在城镇中工作的人还能继续被认为是开拓者 [ 注：埃文·肖尚，《工人运动史》，I，第266至267页。 ] 。
开拓者们比上一代人受世俗价值观念的影响更深。在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从正统犹太教转变是通过对开明的犹太价值重新加以论述，同时，中产阶级中获得解放的人也短暂地得到了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启蒙运动在俄国早已偃旗息鼓。对年轻一代来说，决定这一转变的主要是正统犹太教与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冲突。这些年轻人毕业于塔木德学院。他们认为在没有经济出路的情况下，获得一个化学家证书或医生证书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用旧书换新书没有什么意义。任何行动计划都比新书的吸引力要大，因为掌握了这些新书，无论如何也不会扩大就业机会。
第二次移民的开拓者一个奇怪的特点是，他们并没有特别地为进行移民而组成团体。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第一次移民和后来的移民浪潮都不一样。他们来了，“两个人来自一个城镇，一个人来自一个村庄” [ 注：布拉斯拉夫斯基，《工人运动》，I，第81页；Y.本-兹维，《第二次移民时的锡安工人党》(特拉维夫，1950)；J.C.布伦纳，《著作选》(特拉维夫，无日期，1946年？)；B.哈巴斯，《第二次移民》(特拉维夫，1947年)；D.卡莱，《第二次移民》，(特拉维夫，1954年)。 ] ，单独的个人，三三两两地来。他们是反对社会的每一条公认的信条、反对当局的每一个组织的叛逆者。他们甚至宣布放弃对父母和家庭的义务。去美国的年轻人是和他们的家庭一同去的，或者至少得到了家庭的祝福。他们不是叛逆者，而是根据流行的价值观念，去追求他们能够获得的最受尊重的事业。
当这些开拓者们启程前往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已经陷于破产，他们曾经接触过的各种运动也衰落了。大多数锡安工人党的成员留在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乌干达”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也没有号召人们到巴勒斯坦去定居。即使在第一次移民那些无精打采地留下来的人中间，也有许多人狂热地支持到英属东非去定居。俄国的希伯莱文学复兴和文化活动因为镇压而夭折。俄国1905年第一次革命令人振奋的影响，也由于随后的政治和社会倒退而烟消云散。
因此，开拓者们是一个反对犹太生活的潮流，甚至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生活潮流的一个极小的少数派。即使从革命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一群叛逆者。他们不仅反抗他们的苦难，而且反对目前想消除这种苦难的各种激进主张。这时候，巴勒斯坦的消息传到了欧洲，预示着除了有产者外所有人的经济灾难。然而，这些男女青年决心成为劳动者和开拓者，决心把许多世纪被法律决定扭曲了的犹太人的职业结构，重新恢复成正常模式。如果了解了当时他们在欧洲普遍的绝望情绪，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革命热情。一个开拓者领导人在下列一段回忆中生动地体现了他们的绝望处境：
“我不知道，当我们的长者半夜起来祈祷，为他们受奴役的地位和流放的痛苦抛洒泪珠时，是否会感受到我们这些颠簸在革命的风潮中的年轻人，在我们人民的灾难和耻辱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深深的创痛。世界的风暴使我们旋转，革命的美酒使我们陶醉……但是，我们是多数人中的少数，我们的根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任何风暴都不能把它拔去……在犹太维尔纳昏暗的胡同中，在它们的饥饿和肮脏中……我们在呼吸着灭亡的气息……在赤贫中，在地窖和流浪的帐篷中，在疾病和悲哀中我们拥成一团……在绝望中，毫无希望。” [ 注：伯尔·卡茨纳尔逊，见埃文·肖尚的引文，《工人运动史》，I，第62至63页，以及M.什穆埃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及工人运动史》，第四版(特拉维夫，1953年)，II，第101至102页；另见B.卡茨纳尔逊，《工人运动史》(信件，第六)，第二版(特拉维夫，1949年)；Y.埃雷兹，《伯尔·卡茨纳尔逊：其人及其著作》(特拉维夫，无日期)；D.蒂达尔，《犹太定居点的先驱者和建设者百科全书》(特拉维夫，十卷本，1947-1959年)。 ]
矛盾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思想，但普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气质上并不革命，当时如此，后来亦如此。除了极少数例外，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开拓者们却不同于这些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普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过于空泛，无法适应他们。巴勒斯坦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在他们自己的运动中，在注重行动的方针下指导和决定行动方向。然而，也只有在犹太问题这一特别背景下，青年开拓者们才能以最激进的革命者形象出现。从俄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来看，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气质上更接近叛逆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而不是萌芽中的共产主义传统。他们后来的著作显示，开拓者们在对待社会秩序的态度上，与俄国的孟什维克非常类似。他们的激进态度在关于民族问题上表现得较为突出，而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并不激进。
开拓者们熟谙欧洲革命的词藻，但在新环境中，他们发现需要使自己的理论适应当前面临的具体挑战。在他们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十多年中，以及随后的几十年中，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讨论，调整和重新阐述了他们的欧洲学说，使之与新的现实相适应。著名的哲学家、开拓者们的导师戈登的著作，最明确地正式反映了他们欧洲式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适应巴勒斯坦环境的过程。
劳工的宗教：A.D.戈登
戈登从俄国来到巴勒斯坦时四十八岁，已经不年轻了。他来到后即投入了农业劳动，作为一个劳动者和政论家度过了他最后二十年生涯。戈登被人称为“世俗的神秘主义者和圣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托尔斯泰 [ 注：A.赫兹伯格，《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纽约，1960年)，第369页；M.库什尼尔(编)，《A.D.戈登》(特拉维夫；1947年)。 ] ，他对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开拓者们产生了极大影响。
戈登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提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社会目标是从属于民族目标的。他认为，复兴个人的人道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开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机械反映，就像是对一个生命的沉闷的记录，而不是它生动的乐曲。他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才能释放人类的创造力，引导人类精神的发展。他形而上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是人们争取个性化的创造性斗争的本质。对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是民族精神维系了他们的生存，但是，它却不能为他们提供创造性的生活，因为一个人民只有同时植根于其土壤，才能真正有创造性。只有通过每个人在土地上的劳动，个人才能自由，一个民族也才能实现自己的个性。
从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戈登得出了与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相同的结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只有通过团结，通过融合其内部的所有阶级、派别，民族才能进步和复兴。戈登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关于公平的理想；但是，只有在以耕种土地者为主的劳动人民影响逐步扩大，能够代表民族的时候，才可能得到公平。公平的理想不可能在作为一个团体的某个阶级内实现，而只能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内实现；而且，它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取得，而只能通过对年轻人的教育来取得。只有在年轻人变成工人，并且通过他们的道德榜样，工人成为了民族的领导者时，才能实现公平。劳工运动会使人民大众皈依生产劳动的宗教，到那时候，就能消灭寄生虫式的剥削。
戈登认为，社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只会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活力，他说，如果他们成了专心致志的工人，而不再把精力耗费在社会主义宣传鼓动之中，那么，他们可以将集体生活的引力中心带到工人阶级之中。民族劳动在其成长中的胜利，会带来社会公平的胜利。
这样，戈登便把劳工运动看作民族的领导力量，如果只以公平和劳动为基础，它的意识形态最后会把社会各阶层都纳入自己的轨道。劳动者与整个民族保持一致，最后会成为民族的领导。
戈登的形而上学理论可能有优点或缺点，但事实证明，他正确地预见到了劳动在未来的民族运动发展中的作用。虽然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中，还有比戈登更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对于以色列民族运动的精神及其事业，却没有人比戈登的影响更大。他的影响是有生命力的，因为他的信徒们都是革命的历史创造者。开拓者们非常年轻，他们深深被戈登的学说所感动。他是唯一的长者，他用一种与他们的感情和愿望一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又能对他们处境中的现实问题作出解答。
在欧洲曾经受到西尔金影响的人在巴勒斯坦很快聚集到戈登的门下，而博罗霍夫的追随者们却觉得他的理论没有多少吸引力。当开拓者们试图按照巴勒斯坦的现实调整他们的欧洲理论时，戈登分子和博罗霍夫分子之间进行了一番对话。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端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和俄国封建主义的罪恶，他们的民族意识形成于中欧和东欧的动乱之中，此时传统民族在他们所居住的领土上正寻求政治独立，然而，这两点都与巴勒斯坦的现状相去甚远。在犹太人内部，谈不上有什么阶级，更不用提阶级斗争。对于这个所谓的民族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没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开拓者们的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学说必然会从一种具体表述变得空洞无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戈登应运而生了。
戈登分子和博罗霍夫分子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劳工运动只要把自己作为整个民族的运动，就会成为民族的领导。尽管他们的推理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样能够考虑将整个民族吸收到开拓者的劳工运动中来。博罗霍夫分子本·古里安设计了一个口号“从阶级走向民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戈登分子设想一个开放的社会，可以在这个社会中建立一种不受制度障碍影响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博罗霍夫分子认为，阶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从劳动者的立场看，阶级斗争将等同于民族斗争。实际上，戈登分子说，“让我们劳动，并建设一个民族”；而博罗霍夫分子说，“我们是一个阶级，我们将为成为一个民族而斗争”。这两种观点都把劳动的角色看作是民族主义的角色。两者都关心用建立在犹太人基本生产基础上的新的民族模式代替东欧犹太人的职业结构。对于在依赖犹太工人的有酬劳动体制中，如何取得劳动的主导地位的内在困难，戈登分子不像博罗霍夫分子那样明确。而另一方面，博罗霍夫分子却不知道如何使劳工运动建立在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农民阶级基础之上，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是模糊的，甚至完全是乌托邦。
在劳工文化中，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主题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领导者们的思想活动中也不能完全把二者区分开来。由于移民的来源仍然集中在东欧，民族主义的方案也自然是用欧洲的语言来表述的。但随着运动的重心从维尔纳和明斯克转向雅法和塞杰拉，这种表述方式便逐渐消逝了。
政党政治的出现
开拓者们一来到巴勒斯坦后，很快就分成了两个带有政党性质的互相竞争的阵营。戈登派最初占多数，他们中大部分人原来在欧洲都受到西尔金的影响，现在组成了青年工人党。那些在欧洲追随博罗霍夫的人则组织了锡安工人党的巴勒斯坦支部。后来，当欧洲受博罗霍夫影响的移民到来后，逐步扩大了锡安工人党的队伍，最后成了两党中较大的一党。这两个党都创立于1905年，它们在开拓者们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帮助他们适应了新的环境。在很长一段时期，它们是开拓运动中仅有的两个组织。
青年工人党一创立，就决定中断与欧洲的锡安工人党的联系。青年工人党成员最主要是致力于民族主义事业，他们决心首先集中力量解决面临的开拓农业的困难，避免进行社会主义的说教。他们要采取一种实用的、立足本地的民族主义和社会公正的路线，暂时抛开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痛苦。这个党并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是认为自己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中，它寻求代表最高形式的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戈登是对他们影响很大的精神或思想导师，而在斯普林扎克1908年到来后，便成了这个党首要的实际战术家和发言人。这个组织中出了许多以色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杰出领导人，而且还出了一大群希伯莱文学名人。
与青年工人党相反，锡安工人党将它与欧洲的联系保持了许多年，把自己当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巴勒斯坦分支的文化领导人是伯尔·卡茨内尔森(1887-1944)，实际的政治领导人是本·古里安和本·兹维等人，他们一直希望得到革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但是，社会主义的正统派领导人却不承认犹太人的民族要求。1906年，锡安工人党在雅法通过了其纲领，它在第一段中就明确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然而，其方案也号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表现出其竞争对手所缺乏的强硬政治倾向。
总的来说，锡安工人党在观点上比青年工人党更富有战斗性，在倾向和分布上更城市化，不像戈登派那样相信兄弟之爱和和平主义的功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适应了巴勒斯坦的环境，锡安工人党成员虽然仍使用博罗霍夫的马克思主义词藻，但在行动上却表现得越来越像真正的戈登分子。这两个党的分野是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中的，而且，这种理论上的分野产生于它们形成时期碰到的欧洲问题，而不是产生于巴勒斯坦的现状。这样，他们往往能在保持不同的理论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政策选择上达成协议。因此，两派之间的争论，以及已成了他们主要的业余活动的意识形态交锋，都带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性质，类似于欧洲脱离周围环境的社会主义活动。在实践中，他们摆脱了教条的束缚。他们的著作中也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纯粹空谈的态度。因此，或许可以这么看，他们那些欧洲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方便的想象，使他们较容易适应巴勒斯坦的环境，而没有提供一种准确的答案，使他们能理解他们的实际活动。
在适应过程中，锡安工人党的成员不得不作出更大的让步。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本·古里安强有力的领导，他要求党减少与欧洲的联系和关注，这种联系到1920年便最终断绝了。锡安工人党逐渐把民族主义目标放到高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地位，并且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使他们能够领导和支配整个工人运动。
他们作为一个孤立的少数派的运动，加上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使开拓者们中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团结和平等主义，并且激发了一种深深的互助精神。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相对来说是次要的，与那些使他们不同于大多数犹太定居者的因素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意识形态外表往往会模糊各党内在的社会结构。实际上，他们类似于组织严密的社团，令人联想起克希拉(东欧犹太人的社区组织)。当他们三三两两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些未来的开拓者们立刻便在意识形态合他们口味的党派圈子中找到了他们的社会位置。只有党派才有效地减轻了这些背井离乡的少年们巨大的孤独感，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提供公共的厨房设施、住房、报纸、讨论俱乐部，并且全面照料他们的日常需要。它们提供的服务范围很广，进行意识形态讨论的方式也很独特，这使它们变成了政党政治模式的典范，这种政党政治后来成了以色列的一大特色。
观察以色列政治的人们可能有点随便地把比例代表制和政党政治的活力和风格说成是由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需要和出现的问题；然而，只有了解了巴勒斯坦条件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开拓者工人党派对后来政治的极大影响，才能更好地理解以色列政党政治的产生。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再造了克希拉的结构，并且在开拓条件下再造了它的政治价值观念。
“劳动征服”
在移民的高峰年1905-1907年，新到来的移民有六千多人，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开拓者。他们吃惊地发现，原来老的定居者们意气消沉，并且看到许多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青年移居出境。他们马上开始寻找经济上的立足点和在建设国家事务上的发言权。开拓者们抛弃了欧洲和他们在欧洲社会的外人身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中仍然还是外人！他们不愿意被先来者所建立的社团所同化，正是这一事实保持了他们的活力和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也正是这一事实，使他们到达的这一时刻便成了现代以色列的开端。后来的移民在社会和文化上都追随他们，如果他们自己也这样追随老移民的话，那么，劳工运动或者后来在劳工运动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由于目睹了第一次移民们的失败，他们从民族事业的角度出发，也决心避免衰败的原居住国的错误，这使他们迸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在他们摒弃欧洲的传统社会的同时，也在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救治方案进行竞争，所有的方案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但在犹太巴勒斯坦的狭小的背景下，尽管他们仍然是少数，却能够发挥较大的影响。
开拓者们将犹太农民及其殖民主义的社会意识定为第一个敌人。他们惊愕地看到由于懒惰和缺乏尊敬所带来的灾祸。种植园主们控制着劳动生产，他们认为自己是按法国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开拓者们认为，本地出生的犹太年轻人之所以缺乏意志，就是受了由男爵的行政机构引进的法国地中海文化的影响。这些人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反对复兴希伯莱民族文化。按照传统方式，老殖民者们认为他们对土地的权利来自一份特许状或所有权契约。受戈登影响的新来者却赞成这样的理论，认为对土地的权利只能来自在土地上的劳动。在他们看来，通过劳作与土地的日常联系，是土地占有权的道德和法律基础。不管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博罗霍夫还是戈登，所有开拓者都反对使当地阿拉伯农民殖民化的想法。他们的目的是垦殖闲置的土地，而不是使当地人民殖民化，他们要把自己变成农民和工人，而不是变成主人。他们要建立一个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职业结构正常的犹太民族社会，而不是一个以剥削当地人民为基础的犹太殖民企业。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第一批移民误入歧途之处。开拓者们抓住阿拉伯劳力的问题，决心不在殖民基础上建立新民族，正是通过这一点，他们向创立现代以色列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在这个背景下，1905年，青年工人党提出了它的第一个口号“劳动征服”。这个口号有两层意思：把他们自己变成工人；其次，在农业经济中建立犹太劳动工资阶层。这个口号既为戈登分子所用，又为博罗霍夫分子所用，只不过目的有所不同罢了。
开拓者们把农业放在首位。由于它是在戈登的差不多是托尔斯泰式的神秘遐想中形成的，这一倾向可能掩盖了他们的事业所具有的更广泛的历史意义。由于开拓者们面临着经济真空，民族的发展无疑要求犹太人具备农业基础。犹太人在农业中建立的工作结构，是为国家的工业化采取的必要的准备措施，基本上并不是一场农业运动。戈登分子或许不这么认为，但博罗霍夫分子是这么看的，而且，历史后来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一个不发达的经济要现代化通常需要摆脱单一的农业基础，但历史的事实是，对于处在当时巴勒斯坦条件下的犹太人来说，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农业基础。这场运动本质上具有现代化的精神，这使它与二十世纪其他国家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工业化运动属于同一类型，而没有陷入农业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困境。
对戈登分子来说，“劳动征服”也意味着确保犹太农业工人有工可做，它是建立一个以个人奋斗和依赖土地为主的民族社会的必要基础。他们反对犹太人雇佣当地阿拉伯劳力，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阶级对立，而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实现民族目标的手段之争。与此不同的是，博罗霍夫分子认为，在农业生产中雇佣犹太人是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基础，他们把犹太种植园主看作是剥削廉价劳动力的资产阶级分子。
青年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都把“劳动征服”的口号看作民族运动在当时发展阶段的中心原则。尽管他们认为最终将会与阿拉伯农民取得一致，但却没有仔细考虑他们与这些阿拉伯人当前的关系问题。在他们心目中，当前的敌人并不是他们试图要取而代之的阿拉伯工人，而是犹太雇主。劳动征服学说中重要的一点，是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的劳动，犹太人的资本就没有民族价值。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对犹太雇主们提出了要求，这是一种现实的要求，并非仅仅是从前那种将犹太公共资本投资于殖民化的哲学要求。开拓者们决心从根本上根除殖民主义思想，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早期定居者们把民族运动引进了死胡同。
开拓者们决心争取获得一种比勉强维持生存的阿拉伯劳工要高的工作和生活标准。半封建的阿拉伯社会制度及其特别富裕的上层阶级，迟早会成为犹太工人运动的斗争目标，但与此同时，犹太雇主必须首先民族化。但是，开拓者们过于弱小，不能直接攻破这些雇主们的抵抗，这些雇主们的态度可以总结为：“我这颗犹太人的心不允许我一天只给你付四个皮阿斯特 [ 译者注：皮阿斯特是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辅币。 ] ，我给那些阿拉伯小姑娘就付这么多。但是，我的钱包又不允许我多付你一点。因此，你最好别干这蠢事。” [ 注：S.策曼赫，《巴勒斯坦工人定居史简编》，第二版，S.萨顿译(特拉维夫，1946年)，第40页。 ] 开拓者们要求雇主们将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失败了。这次失败迫使他们改变了请求和说服的策略，使他们进入了新的创造性阶段。
基布兹的兴起
在海岸平原地带，开拓者们未能突破种植园主和经营者们的抵抗。“廉价”的阿拉伯劳力唾手可得，使他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在绝望中放弃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失败把他们引向了一种新的“劳动征服”概念，引向了犹太农业尚未涉足的另一部分国土。他们步行迁移到了加利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当时已经开始在那里购置土地。他们决定进行直接的劳动定居；他们不是民族的所有者，而是民族的管理者；不是雇主，而是工人；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长远的发展。
作为保护犹太复国主义捐助人捐助目的的一种方式，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了犹太国民基金，用于购买土地，并且为全民族长期代管这些土地。这些土地可以出租用于开发，但不能为获利而出售。这一意外之举对劳工开拓者们的帮助可能比对其它任何人的帮助都要大，因为既实现了国民拥有自然资源的思想，又弥补了他们缺乏资金的经济困境。如果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提供资本，工人们只需变成资本的受托人，就能和私人所有者处于同样的经济地位。对于任何愿意耕种土地的人来说，土地都是免费的。由于唯有开拓者们才愿意开垦瘴气弥漫的沼泽地，他们就能够在农业生产刚开始的时候，在基层的经济组织中引进他们自己的社会准则。
一开始，用国民基金在加利利购买的土地是按独裁方式进行管理的，这种作风不禁使人想起海岸种植园中男爵的管理机构。工人们就像在私人企业中一样领取同样的工资，服从相同的条件。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阿瑟·鲁平博士很快了解到了开拓者们的观点，认识到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欢迎开拓者们的革命学说。尽管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却力图使他所领导的机构在目标和程序上与劳动者的愿望和精神相一致。从这种思想的结合中，发展出了克武察，它成为后来以色列最著名的基布兹运动的前身。这一运动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其核心就是萌芽中的劳工运动与犹太复国主义财政组织之间的联盟。开拓者中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却表示愿意与国外的犹太资产阶级结盟，体现了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
在加利利地区的一群开拓者们以罢工为武器，要求将土地租给他们整个集体，宣称他们不需要“行政长官”。在鲁平帮助下，他们达到了目的，集体主义原则就这样引进了农业。开拓者们在土地上进行自我管理的集体劳动，并且集体销售产品，尽管有阿拉伯人的竞争，他们却能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第一个克武察德加尼亚于1911年正式成立，几年之内，又相继出现了十几个类似的集体组织。
鲁平的一个同事弗朗茨·奥本海默教授(1864-1943)在巴勒斯坦宣传集体化理论，他的理论无疑对开拓者们产生了影响，但是，克武察和指导克武察组织的社会经济原则却更多地是从开拓者及其领袖们的日常经验和思考中发展而来的。克武察并不是来自有意识的社会试验。环境的不断变化，造就了它的形式。在犹太复国主义圈子中，反对集体主义的人对克武察颇有微词，鲁平却积极为克武察进行辩护。鲁平多次强调把握开拓者心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开拓者们的热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大财富。在第一次移民运动时期，农民与殖民组织的关系是一种被保护者与保护者的关系，而鲁平却看到了开拓者与民族机构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的优越性，并且正确地预见到，不管定居者们采用哪种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组织，这些民族机构最终在事实上都会成为定居者们的附属工具。
戈登的哲学标志着克武察运动的初始阶段。戈登本人定居在德加尼亚，他的精神对年轻的开拓者中的国家创建者们影响最大。所有克武察集体都实行一系列的共同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并不是建立在一种深思熟虑的社会哲学基础之上的。这些原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一些年间的农业定居的模式，而且，在劳工运动的其它一些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也渗透进了这些组织。
在克武察初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体现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思想。其中高于一切的就是互助原则，这意味着全体成员之间不折不扣的、绝对的、有机的互相依存。另外，他们还提倡“自食其力”，这意味着他们将耕种他们自己的劳动所能承担的土地，不能依靠“剥削”雇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原则受到的冲击最大，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它的活力却从未消失。)他们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关系。所有财产都由集体共同占有，所有的个人需要，包括医疗卫生和抚养子女，都由集体负责。然后，在克武察的内部交往中就不需要货币。
合作贸易的原则还尽可能地扩展到了集体的外部关系。各个克武察定居组织一起建立了联合的合作组织，帮助它们在产品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并且确保他们的产品尽可能的便宜。产品首先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然后再销售剩余部分，这样，克武察就近乎自给自足。为这一目的而建立的“混合”耕作的模式很早就取代了单一耕作的模式。
到1914年为止，一共建立了十二个克武察，事实证明，它们在经济上是行之有效的。定居点除了开垦出大量荒地外，还承担了作为农业工人训练中心的重要职能，这一事实，无疑增加了它们在整个开拓者运动中的影响。由于有些集体仅靠十多个成员就稳固下来了，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永久性的新型定居点。最初，克武察的创始人是一些四处漂泊的开拓者，他们学会了多种手艺，在他们的政党庇护下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流向有工作机会的地方，或者到有一批工人需要组织起来的地方。然而，后来这些人的社会信条使他们组成了一种与家庭十分类似的有强大内聚力的团体。这些开拓者们不再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开拓新的土地，而是越来越多地定居在他们的新社团中，并且为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吸收新成员。
开拓运动的发展哲学的核心是自卫原则，这项原则在早期的克武察定居点中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必须注意，这在犹太生活中是一个激进的主张。许多世纪以来，东欧犹太人对袭击和屠杀采取了和平主义的姿态。人们在童年时期就多次听说暴力的恐怖，这种恐怖早就成了传统的犹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俄国早就有很多年轻人开始注意到自卫问题，他们采取了第一次自卫行动，抵抗他们来巴勒斯坦之前爆发的反犹屠杀。到达巴勒斯坦后，他们发现，犹太定居者们靠雇佣一些贝都因人来防御其他贝都因抢劫者。事实上，他们要交保护费。1907年，一小批锡安工人党成员成立了“巴尔·吉欧拉”，这是一个向一些村庄提供服务的犹太卫队，同时，它也通常要求在它所保护的土地上雇佣犹太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使民族武装的概念得以实现。1909年，他们采用了“卫士”(Hashomer)这一名称，很快得到了阿拉伯人的重视，贝都因人的暴力也减弱了。克武察团体受到卫士们胜利的鼓舞，也开始着手进行自己的防务。当然，人们对此也不是没有争议。戈登和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反对这种主张，而在最积极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就是本·古里安。武装运动很快就成为劳工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性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旦反对经济掠夺的自卫原则在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学说中“建造”起来，就很容易把它应用到别的目标上。贝都因人当然不是民族主义者，但不久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就会兴起。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曾遇到过的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主动，在阿拉伯民族问题出现之前就形成了一种决定性的反应模式。除了本·古里安以外，大概没有人认识到这一主动行为对即将出现的民族斗争的重要意义。只有本·古里安才开始表现出对事态发展方向的敏锐感觉，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他那些年轻的同志们。
萌芽中的工会
尽管对于初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来说，政党是更适宜的舞台和更恰当的组织，锡安工人党却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要开发工会主义的财富。城镇虽然没有像农业那样吸收那么多公共资本，然而，在开拓运动阶段，城镇却比土地吸收了更多的移民，而且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中也一直是如此。城镇人口主要是靠从建筑业和农业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商业为生。不过，城镇也容纳了少量的犹太工人和手工业者，除了建筑业和运输业外，他们均集中于耶路撒冷的印刷行业，以及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小型制造厂。许多分散在城镇的工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城镇中找工作，在那里，他们的使命不那么激动人心，这就使他们在工人运动的圣殿的位置没有农业开拓者那样重要。他们试图在城市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而这些工人中的多数要么是依附于虔诚的传统社区，要么是没有组织的流动者。鼓动家们发动了断断续续的罢工，最后都不免失败。甚至靠国民基金援建的第一个纯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其初期的建筑也主要是由阿拉伯劳力完成的。
农场工人对工会主义的反应较积极一些，但是，他们往往把他们的党看成首要的忠诚对象，看成满足他们各种需要的保护人，包括保障工作，要求改善条件等等。不过，这个国家第一个稳定的工会于1911年由受雇佣的农业工人在两个地区成立。工会与克武察具有相同的理论来源，但却具有不同的形式，它认为，各个团体可根据一个协议共同行动，以增强它们的竞争能力。人们还创立了进行互助和资源联营的机制。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长期徘徊在就业和失业、健康和疾病、饥饿和困苦之间，并且不断地因为外移和减员失去其成员。1914年，其成员大约为六百人 [ 注：埃文·肖尚，《工人运动史》，I，第183页及第204页。 ] ，这时是他们在大战前的活动高峰。
工会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有各自的政党的两个意识形态团体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这个角色落到了伯尔·卡茨内尔森的头上，他是工会的创始人，从1909年到达巴勒斯坦时起，就是一个有影响的领袖。农业工人工会为卡茨内尔森提供了一个政治基地，使他有资格沟通戈登派合作主义分子和马克思派的好战分子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个工会的成员是从两党中吸收来的，而且还包括一些克武察的开拓者。当时，卡茨内尔森在气质上更接近青年工人党，但是，他工会领袖的身分却使他也能够有效地和锡安工人党打交道。这样，他对两党走向联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过程逐步发展，直到1930年形成巴勒斯坦工人党(Mapai)。
这一时期的组织真空，加剧了开拓者中的意识形态纷争，但同时，也使它具有了创造性的冲击力，对后来的组织实践产生了影响。现在的一般观察者也可能认为，这些衣衫褴褛、囊空如洗的年轻人，在他们那些零星散布在加利利的沼泽边缘的帐篷中讨论战略和策略问题，那么严肃，那么郑重其事，或许有些可笑。确实，他们的同胞或者外界的支持者也并不都认为他们就是历史的先锋。然而，他们却严肃地看待自己，完全相信他们的行动将会导致一个新犹太国家的诞生，并且形成它的特点。
1911年至1914年间，两个地区性的工会团体多次召开会议，就各种问题展开争论，如不同抗议策略和组织形式的长处，实行纪律的最佳程度，不同模式的定居点及其潜力，对没有组织起来的犹太工人的正确态度，以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政党与工会运动的关系。最后这个问题成了工人运动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当政党在工会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时，情况也是如此。
两党都反对由工会承担任何不属于正统工会的职能。在卡茨内尔森领导下，形成了一种“非政党的”政党，要求将工会的作用扩展到一切方面，使它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包容一切的组织，而把政党降低为研究抽象概念的组织。卡茨内尔森发现，本·古里安坚定而有力地主张工人团结，不过，他的学说却从来没有摆脱锡安工人党掌握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在这一阶段，本·古里安曾数次到国外执行犹太复国主义使命，但是，他从远方与他的同僚们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们提供书面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本·古里安一直更关心宣传工人团结、自卫、组织和工会主义，而不是克武察初期的社会主义试验。在他的为人中有一个重要的侧面，就是在那些成长为民族领袖的人中间，他差不多是完全孤立的。他从来没有加入到那个最初的戈登主义运动之中。作为一个开拓者，他本人早期的创业活动仅限于当过很短一个时期的集体工人。他个人对待克武察(及后来的基布兹运动)的态度多少有些模棱两可。但不管怎么说，他全心全意地支持集体性的土地定居的战略，在这一问题上他与欧洲运动中更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决裂，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与资产阶级进行财政联盟，认为克武察是乌托邦。本·古里安成功地使巴勒斯坦的锡安工人党摆脱了使其吸引力受到限制的意识形态束缚，并且使它调整了其立足于城市的观点，使之能够把农业劳动者也吸收进来。对于锡安工人党来说，尽管它吸收了大量戈登的基本思想，这次妥协却导致了农业工会主义学说，而不再是一种共同耕作的概念；导致了一种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双重利益的重要理论，而不再是直接的社会试验。因此，两党都变得同样地赞成意味着在土地上定居的劳动征服新概念。这一原则构成了他们之间、他们与“非政党的”政党之间共同立场的核心。人们开始将土地定居看作工会主义的初级目标，它的形式或者是克武察，或者是合同劳工团体，或者是任何其它形式。
第二次移民运动的头些年间，开拓者们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团结，使他们从个人孤立的状态转变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组织成员。这一情况增强了人们对体力劳动的尊敬，提高了他们献身事业的热情，与此同时，又强化了他们对私人财产的鄙视，和对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价值观念的轻蔑。
希伯莱语的再生
对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民族运动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复兴希伯莱语的支持。在观察了第一批移民的状况后，他们的结论是，意气消沉和懒惰与法国地中海主义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因此，民族活力和劳动也是和希伯莱文化紧密相联的。许多开拓者很不情愿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其中犹为突出的是锡安工人党开拓者，他们是通过意第绪语与他们在欧洲的成员联系的。不过，与过去联系不那么紧密的戈登派民族主义者却全力追求这一目标，他们提倡希伯莱文学和文化，在日常交往中使用希伯莱语，这些都成了劳工运动的基本原则。
从广泛的民族主义范围来看，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是希伯莱语复兴的发起者，甚至也算不上最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忙于发展自己的运动，关注他们自己的成员问题。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参与教育组织的人，将希伯莱语的复兴变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最后能够取得辉煌成果的关键之举是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这一目标，社会主义者越来越成了民族革命最有活力的力量。如果没有年轻的开拓者们响应他的号召，哲学家戈登很可能仅仅只是历史的一个注脚，同样，如果没有劳动者们致力于希伯莱语的推广，也会使第一次移民运动中那个孤独的希伯莱语先驱被人遗忘。这个先驱就是埃利泽·本·耶胡达(珀尔曼)(1858-1922)。他于1881年来到巴勒斯坦，并开始在定居的宗教社区和第一次移民潮时来到的移民中为希伯莱语的复兴而孤军奋战。
正统派宗教分子认为希伯莱语是圣语，只将它作祈祷之用，而禁止在世俗事务中使用它。在处理世俗事务时，他们大多使用阿拉伯语、拉第诺语或意第绪语。这种习惯沿习了许多世纪。甚至在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第二个犹太共和国逐步衰落的那些年代里，希伯莱语就随着《圣经》获得了神圣地位，留作宗教奉献之用，而阿拉伯语则变成了生活用语。从那以后，在流散的犹太人中，大量语言进入了犹太人的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东欧的意第绪语。在摩西·门德尔松发起的启蒙运动十九世纪中叶蔓延到俄国之前，希伯莱文献仅仅局限于宗教著作。在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中，尤其是赫茨尔，并没有估计到民族主义事业应使用一种单一母语的重要性。第一次移民运动的成员中有许多人曾经接触到了启蒙运动。他们对希伯莱语持同情态度，但却没有认识到必须将它作为唯一的语言。他们说各种各样的语言。只有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移民开拓者们来到巴勒斯坦后，才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语言的统一对民族运动的重要意义。
选择希伯莱语，不仅仅是只具有名义上的意义。希伯莱不仅仅是一种刚好可以用来促进社会团结的语言。日常会话中的希伯莱语扩大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使人回想起其古代辉煌的历史，并可从宗教影响中借取一些力量。很多人指出，使用一种没有表达现代世界的词汇、在表述新知识的精确概念时有许多技术困难的古老语言，显然有很多不利之处。但是，为了从民族文化的源头汲取民族运动的滋养，这些不利条件似乎只是必须付出的一点很小的代价。
本·耶胡达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可能是最狂热的人物。即使在他自己的家庭以内，到辞别人世时，他不说别的语言，只说希伯莱语。他毕生致力于编写一本巨大的希伯莱语词典，这本词典将许多圣经时代的词根用于现代生活，这对希伯莱语的词典编纂学是一个重大贡献。他证明，圣经的语言可以用来适应现代需要，而不会破坏它的完整性。他的热情后来感染了其他教育家。
只有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希伯莱语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但为希伯莱语而奋斗的那些人却表现出了与其他致力于民族重建的英雄一样的坚韧精神。城市中犹太人上的大部分学校里，授课语言都是法语和德语，反映了设立这些学校的捐款人的文化兴趣，而学生们的母语则是意第绪语，阿拉伯语或拉第诺语。在农村地区，正统派的反对不那么激烈，本·耶胡达的追随者便在那里教授希伯莱语。希伯莱语在儿童中很快流行起来。到十九世纪末，使用希伯莱语的幼儿园开始增多。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为了教育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们，有必要使用一种共同语言。1905年，第一个希伯莱语中学赫茨尔中学(Herzlia Gymnasia)在雅法建立，由于人们怀疑希伯莱语是否能被用于现代教育，这个学校是一次很大的冒险。但它成立后，由于国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以及许多东欧犹太人热情地将子女送来学习，学校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学校从国外大学中请来了许多教师，从事教材的翻译。因此，在希伯莱语复兴的过程中，教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学校得到各个方面的赞助，不受任何控制，因此，教师们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主动性。在1903年的一次会议上，由原热爱锡安山运动敖德萨支部的领袖梅纳赫姆·乌西斯金(1863-1941)倡议，成立了希伯莱语教师联合会。联合会拟订了一个示范性的教学大纲，制定了教师的资格考试程序，这同工人的行业联合会差不多。另外，它在事实上还承担了教育部的某些职能。教师联合会没有法律地位，除了其成员的承诺外，并不靠什么其它方式来确立权威。
欧洲大战爆发前，语言之战经历了一个转折点，教师们在此时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一批对宣传德国文化和帮助国外遭受苦难的犹太人感兴趣的德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德国犹太人援救协会(与法国的以色列同胞联盟一样)，它在巴勒斯坦也建立了几所学校，并雇佣了希伯莱教师联合会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员。德国政府当时正在和其它欧洲大国为了扩大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范围内的影响进行激烈竞争，1912年，在德国政府支持下，德国犹太人援救会联络其它地区的犹太人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打算在海法成立一个技术学院。学院的德国赞助者们并不反对在初级学校中使用希伯莱语，但他们认为，希伯莱语不足以用来进行高级技术的学习和研究，因此坚持使用在他们看来“最文明的语言”德语 [ 注：J.S.本特威奇，《以色列的教育》(伦敦，1965年)，第14页。 ] 。整个德国犹太人援救会系统的学校的教师都进行罢工以示抗议，并且得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帮助，开办了一些以希伯莱语进行授课的新学校。从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取得了对希伯莱语学校系统的控制，并且批准成立一个附属于教师联合会的教育理事会来管理学校系统。在此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新技术学院的董事会施加的压力终于奏效了，1914年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希伯莱语在四年后将成为统一的授课语言。这一事件与欧战结束、德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消失恰好同时发生。
尽管为希伯莱语而进行的战斗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然而，希伯莱语却在越来越多的儿童中传播开来。这种传播具有多重影响，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从此便沿着不可逆转的文化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