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十九世纪的巴勒斯坦·第二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平斯克和锡安热爱者
犹太复国主义在最初的前政治阶段的创始人是列奥·平斯克(1821-1891)。平斯克是一个相对来说已经同化了的俄国犹太人，在希伯莱启蒙运动的影响下长大，并且接触到了外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尽管在他之前，还有过几个单独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但是，平斯克是第一个立即就引起了反响的思想家，他的作品使得人们组织起来，把向巴勒斯坦移民作为解决犹太问题的一个步骤。他的小册子《自我解放》发表于1882年，正好是恐怖和屠杀犹太人的活动蔓延整个俄国的时候。
正是这次屠杀犹太人的新浪潮，才使俄国那些受到启蒙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得出结论，犹太人要在俄国获得解放和公民的平等权利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因为这些屠杀第一次表明，这种暴乱不仅仅是可恶的农民的劣迹，学生、新闻界的民粹派革命者都积极怂恿这种恐怖活动，连当时最受崇拜的俄国作家们也对这些恐怖活动表示默许。
平斯克本人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巴勒斯坦对产生一场犹太民族运动的重要性。他分析，犹太人古怪的“鬼魂”地位是他们受迫害的原因，并且得出结论，只有他们变成一个在自己领土上享有独立的正常民族，才能满意地解决他们在现代世界的地位这一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他们将永远是外人，将总是与他们生活在中间的大多数人进行经济竞争，并使这些人感到恐惧和担心。这个问题关键的解决办法就是民族的独立生存，至于为此目的在哪块领土上定居，则无关紧要。
不久，平斯克就从对他的小册子的反应中认识到，只有把巴勒斯坦放到他的学说的中心，才能将受到启蒙的犹太人的感情动力转向这一运动。否则，那些考虑移民的人无疑只会直奔富裕的西方，而对为了民族独立而去开拓处女地的思想，不会产生多大兴趣。只有巴勒斯坦激起的渴望——犹太复国主义，才有可能为实现这一黑暗中的飞跃提供足够的感情动力。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形成后，宣称回到锡安山的梦想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动力，犹太复国主义在当代继承了犹太教的弥赛亚感情。犹太复国主义确实激起了这种感情，但是(却根本不曾继承这一感情)它代表了一种对犹太弥赛亚主义精神的彻底背叛，使它从一种本质上的宗教思想变成了一种世俗政治的学说。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宗教”来理解，但是，像其它现代意识形态一样，它的产生是取代了宗教信仰，而不是继续坚持宗教的信条。正统的犹太教徒仍继续着弥赛亚的梦想；而犹太复国主义吸引的是那些受到过这一梦想影响、但是已经抛弃了这一梦想的人们。
此外，在犹太群众中，人们显然没有回归巴勒斯坦的感情渴望。它只是残留在很小一部分中产阶级犹太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意识中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传统痕迹，这些人曾经接受了正统犹太教和希伯莱文学的教育，并且发现，如果离开了正统犹太教和希伯莱文学诞生的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两者都不会完美。因而，犹太复国主义只能通过激发起犹太人民中很少一部分人的脆弱情感，然后形成了它的战略。通过这个战略，犹太人才能作为生活在其祖先土地上的一个民族，跻身于现代世界的民族之林。
平斯克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巴勒斯坦的首要位置和锡安山的必要性，将其作为犹太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他的小册子激起了热爱锡安运动，他也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与宗教思想及其它后来也属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形式相比，热爱锡安山运动的特点是它的成员都着手在巴勒斯坦定居。热爱锡安山组织的分支遍及整个俄国。虽然有些人在出发前曾试图取得不友好的奥斯曼当局的许可，然而，这个组织并没有通过政治手段建立一个犹太祖国的想法。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贡献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定居巴勒斯坦是个人解放的一条途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移居巴勒斯坦、在那里扎根来解决自己的犹太问题。与这一原则相联系的是号召回归土地。平斯克和他的追随者认为，犹太人命运之所以不正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禁止他们拥有土地，他们感到，回到巴勒斯坦，必须也回到农业中去，这是建立正常的民族生活的必要基础。
大批年轻志士加入了热爱锡安山组织，打算去巴勒斯坦，并在那里成为农民。由此发生的移民浪潮，是第一次有目的的将东欧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领土联系在一起的、以现代思想为基础的运动。通过他们的行为，将巴勒斯坦作为一种存在的现实，带到了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的意识之中。
巴勒斯坦的第一次移民
从罗马征服到十九世纪末犹太人定居的巴勒斯坦史并不完全属于以色列史，只有犹太复国主义学说才强调在这整个阶段一直有一些犹太人居住在这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是现代以色列的先辈。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的锡安山(Zion)是从早在18个世纪前的罗马驱逐犹太人时就已经成熟的宗教传统中借来的。现代以色列的创造者们着手通过政治手段让犹太人回到他们古老的祖国，从而结束宗教学说中的流散状态。而作为一个历史社会的巴勒斯坦与他们的方案是互不相干的。他们只知道，留在那里的犹太人在许多世纪的迫害、屠杀和外部侵略面前表现得十分顽强，除此之外，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他们的意识形态无关。
自罗马人以来，相继统治这块领土的有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塞尔柱突厥人、十字军、萨拉森人、马木路克人、蒙古人，最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517年将它并入其帝国，并将统治维持到了1917年。
在十九世纪中，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叙利亚之内一个被人遗忘的行政区域。这里稀稀落落地居住着阿拉伯农民，一些外国的宗教组织，包括从事宗教研究、靠少量慈善基金为生的虔诚的犹太人社团。据估计，1882年阿拉伯人口约为三十万人，而当时犹太人的总数大约为两万四千人。他们大部分人住在耶路撒冷、萨法德、太巴列和希布伦这四个城市，在那里，他们献身于自己的信仰，对外部世界的一切毫不关心。
这个国家的土壤已经被侵蚀了，最典型的地貌是多石的山岗，沙漠和沼泽，只有很小一部分农业区。主要气候也是毫不留情的炎热和干燥。这块土地除了对全世界许多人具有精神上的重要意义外，只不过是昔日留下的衰败的遗迹，仅仅维持着很少量人口的经济和文化。
在热爱锡安山运动形成之前，巴勒斯坦曾有过一个短暂的犹太人活动时期。1870年，由卡利舍尔拉比提议，在世界犹太人联盟的支持下，建立了米克维以色列农业学校。后来，耶路撒冷的一群犹太人于1878年在雅法附近购买土地，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农业定居点——佩塔提克瓦。这两次试验虽然当初都失败了，但是，它们在俄国激发了到巴勒斯坦开发农业的热爱锡安山运动，并且鼓励了东欧的第一次犹太移民浪潮。
1882年第一批东欧的犹太移民到达之前，实际上已有大约二百名来自也门的犹太人于1881年夏天来到这里。他们之所以离开也门，是因为当时有一些谣传，说法国金融家罗斯柴尔德男爵在耶路撒冷购买了土地，免费提供给也门定居者。他们来到之后，发现这些谣言全无根据，并且经历了一段极端贫困和失业的痛苦。到1885年，他们的人数达到了四百五十人，成为来自欧洲的慈善基金资助的对象。 [ 注：参见I.耶夏亚胡与A.扎多克(主编)，《也门犹太人的回归》(特拉维夫，1945年)。 ]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大约两万五千人来自俄国和罗马尼亚，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增加了一倍。这次移民与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1882年在俄国爆发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和残酷迫害后，在人们向西方大批移民的同时，他们却成了向巴勒斯坦移居的一支细流。但是，对以色列现代史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
在那些参加了热爱锡安山运动、准备踏上通往巴勒斯坦的艰险路程的积极分子中，只有少数人达到了这一目的。他们中多数人都是中产阶级，有不少财产。这就使得很多人可以购买土地，开办柑橘种植园和葡萄园。后来，多数人定居在城市中，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充其量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据估计，截至1903年第一次移民运动结束时为止，犹太农业人口总数仅为五千二百一十人，经营着分布在二十五个新村庄中的约七百个农业单位。 [ 注：M.布拉斯拉夫斯基，《巴勒斯坦工人运动》(特拉维夫，共四卷，1955年，1956年，1959年，1962年)，第一卷，第19页；Z.埃文-肖尚(罗森施泰因)，《巴勒斯坦工人运动史》(特拉维夫，三卷本，1955、1966年)，第一卷，第17至31页；S.N.埃森施塔特，《1905年前的犹太工人运动史》(梅尔哈维亚，1944年)，第一卷。 ]
定居者们面临着可怕的艰难困苦，其中包括土耳其当局和土著人口的敌意，土著人口中既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许多人死于疟疾、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环境。移民们引起了法国的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1845-1934)的兴趣，他关心的是将犹太人引入农业生产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他不断给予财政资助，把移民从破产负债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到十九世纪末，新定居点得到了大量慈善资金的支持，大部分是在男爵的直接管理控制之下。 [ 注：据估计，男爵在巴勒斯坦的总投资超过五百万英镑。 ] 男爵任命的官员独立管理着他们的作为慈善基金的资产，根本不涉及任何民族主义理想。定居者们自己对土地和阿拉伯人也带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态度，将阿拉伯人看作非常便宜的劳动力来源。在男爵的影响下，犹太企业带有当时正在北非形成的法国殖民主义的气息。
这些定居者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以个人解放而不是以明确的民族解放的方式形成的，而且，他们的努力对复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生活影响很小。到十九世纪末，他们的定居点蜕变成了不能进行生产的慈善机构，与城镇中虔诚的犹太社团在经济上的唯一区别只是他们剥削当地农民。热爱锡安山运动和它导致的移民根本没能实现让犹太农民在巴勒斯坦定居扎根的目标。在这里出生的年轻一代人大部分流入了城市或者移居国外。在第一次移民运动中曾有一个时期，移出巴勒斯坦的人超过移入的人。到十九世纪末，大多数定居点都在经济上陷入了绝境，并且，由于生活的艰难和对慈善基金的依赖，人们都变得士气低落，一蹶不振。
第一次移民运动失败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它的一个附属运动比路协会的命运。(比路是《圣经·以赛亚书》第2章第5节中，“雅各的子孙，来吧，让我们前往”这一口号的希伯莱语简称。这一团体的成员被称为“比路伊姆”)。1882年第一批到达的移民是热爱锡安山运动的一个激进派别比路小组的十五名年轻成员。他们主要是受到革命的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民意派影响的学生。据估计，在俄国有大约五百二十名年轻人属于比路运动，但是到达巴勒斯坦的不到五十人，而他们中到十九世纪末时只有大约二十人还留在那里。
在第一次移民运动的定居者中，只有比路成员才有着强烈的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意识。这些学生视自己为社会先锋。他们的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平等、合作、互助、集体纪律、自卫等原则为基础的模范农庄，这些原则也可以防止把他们所称的欧洲封建主义的邪恶移植过来。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民族方案，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实际上希望能够成为地主阶级的成员。
比路成员们受到其他定居者们的猛烈攻击，他们怀疑比路成员们图谋破坏，而且道德败坏。公众舆论的压力，使他们没有资格得到男爵的财政资助。只有俄国的热爱锡安山运动才给了比路成员一些支持，而且就是这点支持也带着几分不情愿。由于他们没有经验，缺乏资金，他们未能建立起计划中的模范村庄，而是被迫加入了靠在种植园就业谋生的几百名没有土地的劳动者。阿拉伯农民满足于低工资，以此来补充他们其它的收入来源，例如作佃农等等，犹太劳工们却被迫与他们竞争就业，因而，这些一无所有的犹太人尝试了几次想建立工会组织，但却未成功。这些试图之所以失败，往往是由于男爵手下的官员们采取不友好的措施，或者是由于失业的压力。
一方面是缺乏具有凝聚力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的态度，又仰仗于慈善基金；另一方面，从社会范围来看，第一次移民的乌托邦主义缺乏经验；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意义变得无足轻重。那些幸存下来的定居点中的人们在这个国家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痕迹。热爱锡安运动和第一次移民浪潮的意义只是在于，他们的活动在全世界的犹太社团中广泛激起了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的兴趣。
阿哈德·哈阿姆和赫茨尔
在巴勒斯坦定居的试验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它却使东欧犹太人开始习惯把移居巴勒斯坦作为解决他们眼前困境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但另一方面，移民的失败又使得人们对“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否奏效产生了怀疑(这种定居的试验被称为“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在关于民族运动应当采取哪种战略的问题上，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和追随者中引起了激烈争论。对热爱锡安山运动和早期定居者的最有影响的批评来自阿哈德·哈阿姆，他本人是这场运动的俄国领导人，而且可能是最敏锐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
1889年，阿哈德·哈阿姆发表了一篇论文《此路不通》，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他的理论核心，这个理论后来被推演成一种复杂的犹太复国主义学说，在这一运动的主流中形成了一个批判性的思想流派。阿哈德·哈阿姆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热爱锡安运动及其随意的定居运动如果只着眼于个人利益和依靠个人解放的愿望，而不是靠激发起富有文化潜力的民族复兴希望，最终必然会走向失败。要发展民族运动，就必须在流散的犹太人中恢复犹太教育，从而复苏犹太人的精神团结和创造力。定居巴勒斯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最终会为这种创造性活动提供一个领导中心，但是，如果让文化质量从属于数量，定居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便是“精神的”或“文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路线：它将犹太教的危机而不是犹太人的危机当作核心问题。与平斯克不同，阿哈德·哈阿姆没有忽视流散中的犹太人。他只把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社团看作犹太人在他们所居住的任何地方恢复民族精神的广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他设想了一种抽象的民族灵魂，用它来代替纯粹的宗教传统，这种民族灵魂可以给现代世俗世界中的民族提供精神领导。他对犹太人历史和命运的理解，与提倡文化“自治主义”的杜伯瑙最为接近，唯一的区别是阿哈德·哈阿姆还具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念，他也把巴勒斯坦和希伯莱语放在他的方案的核心，而不是以意第绪语和俄国犹太人为核心。
阿哈德·哈阿姆的观点以及巴勒斯坦定居者们遇到的困难对热爱锡安山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更接近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策略。尽管只有东欧具备了犹太复国主义蓬勃发展的沃土，尽管俄国的犹太居住区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这场运动提供成员，然而，只有在西方才存在着有利于产生犹太民族主义的战略性政治思想的环境。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重要中心维也纳发展起来的。完全可以理解，在沙皇俄国的政治环境中，平斯克对犹太人命运的分析，未能使他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作大国政治的世俗世界的一部分。对阿哈德·哈阿姆和热爱锡安山运动成员来说，犹太人问题是犹太历史的危机。只有在西方政治的范围内，才能清楚地将它视为现代欧洲历史的一个部分，才可以用政治诠释的传统象征加以分析，尽管这种西方政治在维也纳的民族动乱中被扭曲了。只有一个对正统犹太教接触不多，已经同化了的西方犹太人，才能摆脱犹太遗产中的形而上学和感情偏见，将犹太问题放在欧洲历史这个参照系之中。正因为如此，赫茨尔作为一个欧洲人出来领导犹太复国主义，而阿哈德·哈阿姆作为一个希伯莱学者，成了他首当其冲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反对者。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生于布达佩斯，在维也纳接受教育。他后来被维也纳一家重要的自由主义报纸派驻巴黎担任记者。他是一个同化了的犹太人，只受过很少一点传统教育，直到1894年巴黎的德雷福斯事件迫使他考虑反犹主义问题之前，他对犹太社区生活或犹太人问题一直不感兴趣。1896年，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犹太国》。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提出用政治手段解决犹太问题。他的分析并没有给平斯克的理论增添任何新东西(赫茨尔并不知道平斯克的著作)，唯一的区别是来自他乐观的自由主义信念的最重要的想法，即认为可以说服欧洲大国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并且保障它的主权。这就是俄国的运动中所缺乏的政治层面。1897年，赫茨尔为了实施计划中的民族主义政策，创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这个组织成立后立即就加强了这种政治影响。
赫茨尔的文章对东欧有一种闪电般的冲击。尽管对于他的人民来说，他似乎像是个陌生人，但是，他的领导却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如果西方解放复杂的呼声也与敖德萨犹太隔离区当地的知识分子具有同样的主张，那么，他们的秘密运动肯定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创造真正的历史！赫茨尔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反映了远离现实的、根深蒂固的犹太人的复杂性，也不是一种狂想。因为这是一个来自维也纳和巴黎的声音，是一位法律博士，一位奥地利法律的博士，一个文学家，即便是西方社会最时髦的沙龙，也对他极为欢迎，也会因他的光临而焕然生辉。
像平斯克一样，赫茨尔选择反犹主义作为出发点，并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只有在某一块领土上建立犹太主权国家，才能把犹太人从他们的苦难中永远解救出来。像阿哈德·哈阿姆一样，他对巴勒斯坦摇摇欲坠的犹太殖民地也持批判态度，这是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十五年苦心经营后留下的烂摊子。在赫茨尔看来，这个运动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必须是为一块领土的拓殖争取到一个法律章程，由欧洲大国加以批准，在国际法中明确规定下来。只有通过得到全世界的犹太人资源支持的大胆外交，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在法律上保证了自治权，才能大规模迅速开展拓殖运动，才不会受到不定因素以及与当地人口和地方当局冲突的阻碍。不是靠渗透，也不是靠后门，只有靠权利，才能占领一块土地，并把它建设成一个国家。赫茨尔的观点被称为“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以区别于“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
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是从对反犹主义的分析中推导出来的，他的学说与反犹主义的许多推论是一致的：从形而上学的意义来说犹太人是独特的，是不可能被同化的；他们尽管散居各地，情况各异，但却构成了一个民族；反犹主义是民众感情的自然流露，因而是不可消除的。在他看来，建立一个犹太国，将会第一次使一些犹太人可以真正被同化，而且会加快这些人的同化。这些犹太人没有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国家来加入新的犹太国，因此人们也就不会怀疑他们与他们的居住国之外还会有什么民族联系。这样，和那些住在自己的国家中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境况也会从此正常起来。
与反犹主义相一致并强调犹太社团具有民族性，这便与西方犹太人的信念和要求格格不入。因而，毫不奇怪，西方犹太人激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将它看作是他们进步和安全的一大威胁。然而，在东方，犹太复国主义学说却与犹太中产阶级的经历十分一致。他们确实体现出民族的特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甚至相对于犹太人的流散来说，他们在地域上也高度集中。但是，对他们来说，赫茨尔的分析仅仅证实和支持了他们自己观点中的一个因素。虽然他们欣然接受了他的领导和他给他们指引的政治方向，但是，他们追求的却是一种更复杂的革命方案。他们不仅同反犹主义和所受到的外部人口和当局的压迫处于冲突之中，而且，他们在犹太社团生活中，也同样激烈地反对传统的犹太组织和价值观念，反对其他可选择的社会主义、工联主义、自治主义等运动。赫茨尔的出现，使他们有了适应欧洲族类的意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犹太人自己特别的忧患意识，也没有放弃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感情依恋和他们现在以政治方式来表达的弥赛亚热情。像他之前的平斯克一样，赫茨尔把巴勒斯坦当作可以定居的一块土地，但对他来说，巴勒斯坦不一定是首要选择。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词汇中，他基本上是一个“领土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至少在他开始完全认识到他的东欧支持者在感情上对巴勒斯坦的依恋程度，认识到巴勒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治重要性之前，他一直是一个“领土主义者”。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当对赫茨尔方案的讨论达到高潮时，赫茨尔马上采取行动，于1897年在巴塞尔召集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犹太社团的代表，它宣布“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创建一个受公共法律保障的家园”。
“家园”这一模糊的概念，无可避免地反映了犹太人没有居住在他们选作自己进行自治的领土上这个事实。但是，“受公共法律保障”这一词组确实表明，某种形式的主权是最终目标，表明大会赞成采取政治的策略而不是实践的策略。在后来开始外交活动时，犹太复国主义便因此避免提及国家。可以这么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提法并不完全是一种迂回手段，而是认为犹太人离开了巴勒斯坦、他们最终将会在那里定居这种假说的自然结果。在这个阶段谈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会招致反对，只会招致嘲笑。直到四十年之后，当这样的定居点达到了重要的比例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才正式宣布把建立国家当作它的公开目标。
巴塞尔大会上成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有步骤地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赫茨尔被选为新组织的主席，为了便于他的活动，还将维也纳定作其初期的总部。1901年之前，该大会每年开一次会，之后，除了战争时期外，每两年一次。大会讨论广泛的政策方向，任命休会期间的行政机构——综合委员会。这个组织接着又任命一个有权指导该组织日常活动的小型委员会——中央执委会的成员。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地方单位在各个国家中以联合方式组织起来，其成员要得到参与大会代表选举的权利，需要交纳少量的会费(一个谢克尔，等于一个先令)，为该组织的行政管理提供工作经费。
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对危机重重的犹太人有极大的激励作用。这个新的组织很快吸收了从前的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支部，并且促使新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在东欧甚至在西方迅速形成。到十九世纪末，这场运动已有了登记在册的逾十万名成员，并使得犹太复国主义变成了当时犹太人中最重要的问题，对它最热心的追随者是这样，对它的反对者也是这样。
这个组织逐步发展起了适当的机构来实施它的计划。1898年，第二次大会创立了一个在伦敦注册登记的银行——犹太殖民托拉斯，作为运动的财政机构。这个银行有十四万名股东，和二十五万英镑的已付股，于1902年开业。到1903年，它在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分行开始向各种类型的企业提供信用。1901年的第五次会议决定成立犹太国民基金会，在巴勒斯坦购置作为国民财产的土地。到1914年，基金会募集了总额达十七万英镑的捐款。1907年，执委会中成立了巴勒斯坦部，1908年在雅法成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办事处，开展当地的活动。在其第一任主任阿瑟·鲁平(1876-1943)的领导下，巴勒斯坦办事处对兴建特拉维夫起了很大作用，并且还成立了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为了准备定居而进行土壤改良工作。
在运动的头一些年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直缺乏资金。多数犹太富翁们积极大量赞助他们自己的慈善事业，而对解救犹太人苦难的政治主张毫无兴趣。因此，这个运动的收入主要是由较小的捐赠者们捐助的。
在运动最初的年代里，使领导层发生分歧的主要问题是，赞成领土主义还是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巴勒斯坦，是采取把争取一个法律条文放在首要地位的政治策略，还是采取在得到这一条文之前立足于定居和开发土地的实践策略。直到1905年，领土主义者才彻底失败，运动毫不含糊地只要求巴勒斯坦。至于第二个问题，赫茨尔外交上的失败，加上巴勒斯坦的新的定居活动在十年后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得实践派控制了这一组织。
除了巴勒斯坦之外，还考虑过许多地方，作为定居和最终的犹太自治的选择地点。但是，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明朗了：只有巴勒斯坦才能带来促进运动所需的热情支持，另外，必须把巴勒斯坦的吸引力与这一事业结合在一起，否则受迫害的人将宁可移居西方，而不会去承担拓殖的风险。1903年，英国政府向赫茨尔提供了在英国的东非保护国建立自治的犹太定居区的机会， [ 注：由于当时的误传，在犹太复国主义史料编纂中，开始被称为“乌干达”提案。实际上，英国提出的领土是今肯尼亚的一部分。 ] 赫茨尔试图说服第六届大会接受这一提议。他的外交活动遍及欧洲所有的主要首都，这些努力并没有能为犹太复国主义目标争取到强有力的支持。奥斯曼苏丹对巴勒斯坦事业强硬的反对态度，也使他觉得很沮丧。这次会议投票赞成进一步探讨“乌干达”问题。但是，当赫茨尔去世后，1905年举行的下一次会议却完全否决了“乌干达”提案，领土主义者们退出了组织。结果是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了对西方领导人的胜利。在后来的一些年中，加强在巴勒斯坦的实际工作一直被放在首要地位。
政治派和实际派之间的争论是关于侧重点和方法，而不是关于最终目标。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后来的主席、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兹曼(1874-1952)的态度，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作为实际派的领袖，他指出，实际行动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他创造了一个概念“合成犹太复国主义”(有时候被称为“有机犹太复国主义”)，强调两种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两者都同样至关重要。正是由于实际派的压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才于1908年设立了巴勒斯坦办事处，领导和促进当地的发展。从那以后，实际派的影响逐步扩大，到1911年，他们已经能够控制执行机构。
由阿哈德·哈阿姆领导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派别，但是逐年扩大了它在整个组织中的影响。在它的成就中，有一个就是使组织把希伯莱语作为了它的正式语言。在关于近期的策略问题上，文化运动发现自己多少更接近于实际派，而不是政治派。魏兹曼从他开始参加运动时起就与阿哈德·哈阿姆保持着联系，因此，他的合成犹太复国主义也包括了文化方案。最终，这个合成物十分有效地融合了政治的、实际的和文化的三种目标，它是一个新生的政党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的成果。但是，这个党对联合起来的三种学说的解释，与从前每一派的单独解释已大不相同了。
工人犹太复国主义——西尔金和博罗霍夫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是希望把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合成在一起的一系列学说的通称，它最终成了指导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设活动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原则，并且，它成了现代以色列的社会和经济组织、价值观念和理想的最主要的近期来源。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在其欧洲阶段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创始人是纳赫曼·西尔金(1867-1924)和贝尔·博罗霍夫(1881-1917)。
犹太复国主义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对犹太群众产生影响，他们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看作浪漫主义者，最多也只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情调的代表人物。到十九世纪末，由于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失败，运动随后在赫茨尔领导下走向政治化，犹太复国主义对减轻他们眼前痛苦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包容犹太历史所有范围的未来主义学说，具体表现为断绝了犹太人状况在欧洲环境中得到任何改善的希望。这样，犹太复国主义就和犹太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发生了冲突。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它力图扩大犹太复国主义与大众的联系，使运动的吸引力超出最初的中产阶级范围之外。
西尔金虽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却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人道，而且是特别针对解决犹太问题而提出来的。西尔金认为，反犹主义是社会阶级结构造成的，只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这样，犹太人就应当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但是，由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活动根本没有提供实现无阶级社会的前景，犹太大众也就必须争取民族主权，将其作为他们实现自己社会蓝图的天地。因此，犹太大众不仅应当参加革命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民族斗争目前是由资产阶级人士领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无产阶级无关，因为无产阶级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中得到的好处最多。民族目标高于犹太人内部的阶级冲突，所有阶级都应当联合起来追求这一目标。西尔金相信，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如果不与社会理想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社会理想主义本身会使这场运动对不管出身于哪个阶级的犹太人都具备强大的吸引力。
开始，西尔金没有受到重视。他的影响发展得非常缓慢，原因可能是，在他的理论提倡的两种活动——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之间，缺乏联系的纽带。不过，他的理论倒确实促使了工人阶级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形成，正是这些团体，为贝尔·博罗霍夫的思想鼓动起来的统一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了核心组织。
博罗霍夫对犹太问题的分析对后来的现代以色列缔造者们的影响很大，因而有必要进行细致分析。他的(大加浓缩的)理论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词汇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显得有些神秘，因为博罗霍夫力图把马克思的概念延伸到全面地来理解民族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忽略了民族问题，而他们的信仰者们又误解了这一问题。他觉得，他自己的著作是完成了马克思的理论，而不是修正马克思的理论。
博罗霍夫对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贡献分为两个部分，即一般的民族主义理论，和把这一理论应用于犹太人。为了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博罗霍夫介绍了一个新概念“生产条件”，作为对更知名的“生产关系”的补充。生产条件指的是生产关系出现的总的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环境。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决定阶级斗争，而在博罗霍夫看来，生产条件决定民族斗争。社会冲突产生于发展中的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同样，民族冲突也产生于发展中的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条件的类似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条件下，民族冲突会模糊阶级对立，因此，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民族冲突是反动的。但是，在非正常条件下，比如说，当一个民族受到压迫时(殖民地人民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就被剥夺了开展阶级斗争的地域或战略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民族意识的产生将会先于阶级意识，民族斗争即使不等于阶级斗争，也会成为阶级斗争的补充。被压迫民族中的不同阶级将会赋予民族利益以不同的价值，无产阶级不需要，因而也绝对不能与其它阶级合作。因而，尽管民族内各个阶级的共同目标是使整个民族的生产条件正常化，民族内的阶级斗争却会不受阻碍地进行下去。
在分析犹太人的情况时，博罗霍夫认为，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边缘地带的被压迫民族的一部分，犹太无产阶级没有可以开展阶级斗争、改变自己境况的基地，因而，他们带有一种民族意识。这样，犹太无产阶级将被迫外移出去，最终将移居到唯一一块他们有可能自由进入所有生产部门、唯一一块别的民族不要的土地——巴勒斯坦。其它国家可能会表现出极大的吸收能力，来巴勒斯坦的可能只占犹太人的少数，然而，只有巴勒斯坦才能为犹太人定居提供适宜的“条件”。因此，从唯物主义立场来看，这种定居是不可避免的。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活动中，工人阶级将起着关键作用，这一定居活动是由生产条件客观决定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作为未来的希望，犹太复国主义具有与社会主义类似的科学地位。
博罗霍夫的分析反映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土耳其的臣民，他们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在这一问题上，他的学说类似于其它正在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但是，他与这些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他必须把阿拉伯人口也纳入他的发展规划之中。在他的分析中，阿拉伯人不会受到犹太人的压迫和殖民化，但是，由于是犹太人首先发起创造新的生产条件的，因而，阿拉伯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会逐步被犹太人同化。由于他们缺乏自己的民族意识，他们将会变为犹太民族的一部分。与土耳其当局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新出现的生产条件而同时发生，在这场斗争中，阿拉伯人将会与犹太人组成一个民族。
博罗霍夫努力将各地受西尔金影响而形成的一些团体组织起来，组成了一个名为锡安山工人党(“Workers of Zion”)的统一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东欧的几大中心都有其支部。尽管锡安山工人党在工人阶级中确实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大多数加入这个运动的工人却留在了欧洲，对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历史发展没有作出任何贡献。这个运动直接的重要意义是，它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这些人还没有能够把他们的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信念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博罗霍夫的分析及其科学寓意，使其追随者们深信它的历史正确性，并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这对于保持一场激进运动是必要的。
锡安山工人党带着明确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目的，开始着手实现其组织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近期目标。到它成立后不久的1907年，锡安工人党的成员估计大约为一万九千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去了巴勒斯坦。最初，这些人主要都是具有自由主义–西尔金式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青年。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移居巴勒斯坦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中，马克思主义的博罗霍夫分子的人数才超过了西尔金分子。
西尔金和博罗霍夫都没有去巴勒斯坦居住，所以，他们没有机会在巴勒斯坦的现实环境中发展他们的学说。但是，在第二次移民浪潮期间(1904-1914年之间)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却发现，他们有必要使自己从欧洲带来的理论适应他们所遇到的新环境。正是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巴勒斯坦，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才走向成熟，并且成了正在创建中的国家的推动力量。这个运动在其巴勒斯坦早期阶段的主要思想家是阿隆·大卫·戈登(1856-1922)，他的思想和影响反映出犹太复国主义的性质已由欧洲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中东的一股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