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均势·第二十三

作者：克里斯托弗·钱特等 ·英国

出自————《空中战争大全》

出自————《战争通史》

　　当大国集团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缓和走去的时候，世界和平却是由核战争的威慑来保持的。维持这种恐怖均势的乃是一种复杂的“矛盾想法”的过程：在理论上，任何一方都将针对另一方发动的袭击作出破坏性更大的反应，从而谁也不敢发动侵略，因为其结果将是同归于尽。在这场极尽勾心斗角之能事且其规则又是在不断变化的讹诈游戏中，大国所恃的王牌便是他们的空军部队。双方实力地位的可靠程度取决于他们战备和装备的状况。

　　 核武器给战争带来了一个新的领域，其涉及的范围之广和恐怖程度之烈，是人们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想象的。一枚核弹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和热效应，足以使二千平方英里范围内的目标成为废墟。五十年代后期对辐射的控制取得重大进展以后，一次核爆炸将使目标遭到致命的辐射沾染，其残毒可存留数月甚至数年之久。更为严重的是，在风或水的影响下，放射性沾染物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杀死或残害远离爆炸点的数以千计的人员。

　　 既然核武器有这样骇人的效应，于是便出现了核战略，而且核战略至今仍然是以威慑理论为基础的。所谓威慑，可以解释为一种如此强大的状况，足以使潜在的对手相信如果他实施攻击的话是会得不偿失的——许多世纪以来一些国家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奉行过的一种简单的理论。它还意味着有能力告诉对方，除了不要用武力来攻击你以外，还不要做你所不喜欢的事情；在核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那么容易的。这里所存在的困难便是，在以核武器为制约手段的情况下，如果另一方拥有能够实施回击的核武器，那么这一方能否有把握地以使用核武器来相威胁？这便是“威慑的可信性”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过去可以把战争看成是执行政策的一种手段，而且是经常这样使用的话，那么核武器的出现便在紧握的威慑拳头上增加了一份令人畏惧的力量。

　　 核武器的战略意义在1945年以后经过了若干年方才为人们所深刻认识。尽管在1949年苏联爆炸第一个核装置之前美国一直处于垄断地位，而且在以后的若干年内还保持着优势，但对于原子弹的威胁的充分含义却是直到1953年方才在军事思想中具体体现了出来。那一年，美苏两国都爆炸了热核装置(氢弹)。这种武器所具有的强大威力，消除了许多人对于战争出现了真正革命、出现了威慑所持的怀疑态度。

　　 不管怎样，军事计划人员在五十年代的其余年月里仍在设想：当一场战争在开始时将全部核武器都投射出去了以后，还将有一个无限期的打烂仗的时期。人们除了最乐观地设想有能力在核武器抵达之前摧毁其运载工具以资防御以外，还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去决定谁会打这样一场战争，用什么去打，或者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打。然而我们必须记住：革命性的变化臻于成熟是需要时间的；军事思想家们对于那种认为出现了某种新武器便将使所有其他武器变得过时的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还有，如果人们不想犯判断上的错误，以为下一次大战将会和上次大战一样，那么在没有任何实验数据(这通常只能由另一场战争来提供)的情况下，要想推断下一场战争将会是什么样的战争将是极其困难的。

　　 邱吉尔说的非常复杂的矛盾因素

　　 尽管存在着这些保留意见，氢弹的威慑价值毕竟在五十年代中期为人们所普遍认识。举例来说，1955年的英国国防白皮书指出，“核武器的存在也许能阻止共产党国家象他们在朝鲜那样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1956年的白皮书又写道，“氢弹的出现大大加强了威慑力量，……全球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减小了。”邱吉尔1955年在下院的讲话中有句名言，“……在这个问题上，由于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矛盾因素，我们也许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恐怖的均势诞生了安全这个茁壮的孩子，生存与毁灭成了一对孪生兄弟。”

　　 这就是对威慑理论(有人称之为恐怖的均势)的最简单的概括。我们的对手有侵略意图，准备进攻我们的领土或我们盟国的领土，突击我们和我们的盟国认为是十分重要的目标，例如我们的交通运输或原料的来源。他们可能威胁着要用核武器来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就能对他们的城市、工厂、交通运输、甚至他们的军队造成无法接受的破坏，他们便会断定这样一场游戏将是得不偿失的了。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核武器本身固然已经毫无疑问地具有足以支持上述论点的毁灭力量，然而此种理论却取决于(至今仍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能将核武器投向预定的目标，第二，以核武器为最后一招的决心。这两个因素对于威慑部队的威力和核战略的发展均有相当大的影响。

　　 直到五十年代末，有人驾驶的轰炸机仍是最好的运载核弹的工具。美国空军先是拥有几百架B－29，后来又有B－47。尽管速度较快因而较少可能遭到拦截的B－47的航程不足以进行洲际突击(即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往苏联)，但美国获得了距目标较近的一些基地(位于英国、西班牙和北非)的使用权，使他们能够从西面和南面去突击苏联欧洲部分的目标。对空防御则依靠的是有人驾驶的歼击机。自1945年以来，尽管除了飞机以外，机上雷达和火力也都有了改进，超音速的歼击机诸如F－100及其后继机和米格－21也于1955年出现，然而它们至多也只能歼灭很小一部分的来袭者。美国只依靠自己而无须得到当时力量还很微薄的英国的帮助，便能向苏联境内的目标投射一百多枚(也有可能是几百枚)核武器。对于苏联人来说，当时他们虽然能突击欧洲的一些目标，但突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则极其有限。

　　 对抗和反对抗

　　 有人驾驶飞机的优势地位由于导弹的发展而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五十年代后期首次出现了打飞机的导弹(有制导的地对空武器，或简称SAGW)。这种武器的飞行速度快于轰炸机，射高和射程比高炮大得多，而且不管目标飞机如何作机动飞行都能对其进行跟踪，这就大大降低了轰炸机的突防机会。当然，轰炸机可以安装电子对抗设备，也就是使导弹偏离目标的装置，可是导弹也能够携带反对抗的设备。总的说来，地对空导弹的出现使斗争形势转向了有利于防御的一方。

　　 不管怎样，如果说只要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十枚，或者五十枚，很难说出个精确的数字)投射到目标便足以威慑住对方，那么有人驾驶的飞机尽管可能损失惨重，幸存下来的仍不失为一种主要的投射手段。美英两国在五十年代确曾计划研制超音速轰炸机，可是美国研制的B－70从未投入使用，阿弗罗公司承担的英国的研制计划也被取消了。有人驾驶的轰炸机具有某些有利条件：起飞后还能召回，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转场，可以用于常规战争。但是轰炸机容易在地面被摧毁，在出击过程中使对方能够有较充裕的预警时间，一般可以提前半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发出警报。弹道导弹的出现充分暴露了轰炸机的这些弱点。

　　 1944－1945年德国用来突击伦敦的V－2便是一种原始的弹道导弹。V－2的命中精度差，射程近，其高级炸药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小。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来说，这种武器至多也不过起到了骚扰的作用。可是当时却无法对其进行直接防御，虽然也曾试图突击其发射阵地，但由于阵地是移动的，几乎不可能发现。

　　 后来研制成功的弹道导弹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武器，射程和命中精度不知要大多少倍。早期的弹道导弹，诸如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的雷神式和英国取消了的蓝光式，射程达二千英里左右，命中误差为一英里左右。后来的几种，如大力神式和民兵式，则具有七千英里左右的洲际射程，命中精度也更高些。它们能够携带核弹头，而且由于速度甚快，所以对方没有多少预警时间。人们不久就发现，在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的情况下，英国最多可以有三分钟的预警时间，至于美国则因为距离较远，其预警时间也许能够五倍于此。

　　 恢复平衡态势

　　 这种为了有关当局定下决心和作出反应的需要而精打细算的预警时间，不仅不足以满足人口疏散或进入防空洞的需要，而且也破坏了威慑力量的平衡。一次突然的袭击极有可能消灭地面上的大量飞机。

　　 部署在地面之上的早期液体燃料弹道导弹也容易被核突击所摧毁，一次突然袭击就很有可能压制住对方的反击力量。

　　 然而，新型的弹道导弹很快便恢复了原来的平衡态势。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也就是说可以长期存放、且随时可以在一定的预警时间内发射出去)而且是部署在地下或海上的(也就是说不易被摧毁)的弹道导弹的出现，有效地降低了一方实施的突击将对方的核力量消灭掉的可能性。对方实施反击从而造成不堪接受的破坏的危险性仍然很大。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形成的局面。

　　 然而有人驾驶的远程飞机在战略武库中仍占有一席之地，B－1便是美国核打击战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美国现在仍有一支由442架B－52组成的轰炸机兵力，苏联拥有重40架图－20熊式和米亚－4野牛式，以及大约30架新型的可变翼逆火式战略轰炸机。英、法两国也都有战略轰炸机，它们主要是在除全球性的核战争以外的情况下使用的。除了地面和海基导弹外，战略轰炸机可以成为核力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从而使对方的抗击变得更加困难。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为了扩大有人驾驶飞机的作用，研制了一种能从防空区外发射的机载弹道导弹。目前，有七千枚近程攻击导弹装备了部队，可是最初研制的空中闪电式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人们之所以还提到它，主要是因为取消这种导弹的生产曾在英、美之间引起了一次信任危机，最后以英国获得北极星式(一种美国设计的、潜艇发射的导弹)而告结束。过去十年间，苏联和美国均研制了反弹道导弹防御武器。这种导弹技术复杂，价格极其昂贵。目前所知已交付使用的只有莫斯科四周部署的大约六十个反弹道导弹阵地。苏联的此种部署对于保持威慑力量的平衡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美国数量众多的导弹足以使莫斯科的这种防御无法应付。不管怎样，广泛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的理论效应还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要将这种“恐怖均势”保持下去，任何一方都必须有能力给另一方造成不堪承受的破坏。反过来说，哪一方也不应该有能力通过突然袭击去消灭对方的突击力量。由此看来，如在导弹阵地的上空构成反弹道导弹的防御配系，那么核突击部队就更不容易遭到损失，均势就会变得更加稳定。然而，用反弹道导弹防御配系来保卫城市却有可能减少城市遭到不堪承受的破坏的机会，从而使均势变得不稳定。有这样一种说法，为保持牢固而稳定的均势，“……抵押品(通常指的是城市)必须毫不含糊地处于易受破坏的脆弱地位，而反击部队则必须毫不含糊地处于不易受到破坏的牢固地位。”

　　 增加弹头的数量

　　 然而，进攻的一方似乎还是要比防御的一方有利得多。最初的弹道导弹只有一个弹头，接着是由一枚导弹携带若干个弹头。这一发展使得防御弹道导弹的工作大大地复杂了起来，这是因为，即使并不是所有的弹头都是核装药，防御的一方却无法知道哪几个弹头会是核装药，所以必须将所有的弹头全部摧毁。这种弹头在军语里称为多弹头再入飞行器。后来，又有了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一枚导弹携带的一组弹头能够分别射向不同的目标，从而使防御一方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今后导弹的发展可能不采用一般的弹道方式(象炮弹那样的弹道，当然比它更高、更远)，而改为将导弹射入绕地球飞行的轨道，然后下降高度飞向目标，这就是轨道轰炸系统(FOBS)和低弹道洲际弹道导弹(DICBM)。这两种系统都能部分地或全部地避开反弹道导弹雷达网的探测范围，从而减少了反弹道导弹的预警时间和它的使用效果。

　　 一支威慑力量的令人信服的程度不但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给对方造成不堪承受的破坏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其拥有者是否愿意使用它。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曾经引起不少的争论。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大概不需要简单地用是或否的方式来回答，因为即使一方并不了解对方是否愿意使用核力量，可是对方实施反击并因此而给自己造成重大破坏的可能性却是始终存在的。

　　 在五十年代，原子弹以及后来的氢弹似乎成了弥补北约常规部队之不足的唯一的平衡力量。对于那些认为苏联准备用他们大量的陆军和战术航空兵部队席卷西欧的人来说，美国庞大的战略轰炸机部队看来是唯一可恃的盾牌。当时美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主张对苏联的侵略进行“大规模报复”。另一些人则把欧洲的北约部队称之为“导火索”，苏联的入侵一旦触发了这根导火索，便会导致苏联本土的毁灭。但是，随着苏联核武库的壮大，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苏联侵略方才值得我们去击发意味着双方将同归于尽的核扳机呢？是少量苏军对边缘目标的小规模攻击吗？”是用武力占领西柏林的企图吗？是西柏林发生的政变吗？或者说，我们是否只是在北约领土遭到常规部队的大规模进攻时方才作出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会因不战而屈地让一些边缘目标(或者柏林)陷入敌手，从而零打碎敲地被人吃掉？这里包含着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赤化是否比死亡更好些？”

　　 苏美对抗

　　 1955年，英国有些军事学家提出了一项“分等级的威慑”政策。当时正在发展当量较小的原子武器(爆炸威力相当于几千吨烈性炸药，而不是百万吨级的氢弹或热核炸弹)。该政策主张用这种武器(现称为战术核武器)来攻击在局部地区实施入侵的敌军或当地的目标。此种惩罚不仅是与敌人的罪行相适应的，而且只限于在犯罪的现场进行。这种行动不是全面战争，因此也避免了双方国家的同归于尽。此项政策并没有被采纳，主要是因为很难给各种反应划出等级来。(要知道，“低当量”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投在广岛的那枚原子弹是低当量的，但却使十六万人丧生，将四平方英里的城市夷为平地。)不管怎样，这种武器有利于加强“核触发”问题的讨论，为1962年古巴危机后的“灵活反应”理论铺平了道路。

　　 古巴危机是迄今为止核大国之间的一次引入注目的对抗。这个危机可以说是由“核”引起的：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从那里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城市。对美国来说，这对他们的心腹地带构成了威胁，而且是不可容忍的威胁。对苏联来说，这涉及到他们作为卡斯特罗保护人的威信和地位以及他们援助或保护其他国家的力量。最后，由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直接进行了联系，双方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谨慎地使用了常规部队(海上封锁)，进行了慎重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任何一方都没有被逼处于无后退之余地的地步)，最重要的是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的严重后果，这场危机终于得以解决。威慑作用可以说是取得了效果。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安慰的信息。

　　 然而还存在几个与核武器有关的政治性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控制问题，这在古巴危机中表现得是很突出的。古巴危机主要是美苏之间的一场对抗，但它却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美国的盟友抱怨道，虽然他们的利益与此密切相关，但是美国在危机期间却没有与他们进行蹉商，他们只是被告知美国要采取什么行动。从另一方面说，在一场发展得很快的危机中，十几个国家也没有时间可以作出共同的决定。(在敌人的导弹正向目标飞来的极端情况下，当然就根本没有时间了。)

　　 肯尼迪的方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是部分地解决，肯尼迪总统建议成立一支多边核力量，它由装备弹道导弹的舰船组成，配备的是多国人员。可是这支力量并不十分可行(水面舰只易受攻击)，而且它包含的仅仅是美国很小的一部分威慑力量。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用。此后，有了改进北约内部就核的问题进行蹉商，一直在进行种种尝试。提出的种种建议也许不尽令人满意，然而考虑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各方面不同的利益，而且必须能够快速作出反应，所以解决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另一个问题是，假设苏联在开始时并没有对美国或欧洲实施突击，那么在一场欧洲冲突中美国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核武器。北约的常规部队一直是抵挡不住可供苏联用采进攻西欧的军队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又不愿增加他们的防务开支，生怕损害他们国家的经济；他们宁愿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为了保险起见让美军驻扎在欧洲。英国和法国则比较积极些，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核部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核部队比常规部队更省钱，而且他们还希望在国际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除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外，欧洲存在的常规部队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只能通过“战术”核武器来加以弥补，于是从五十年代起便在欧洲部署了战术核武器；有的是导弹，诸如诚实约翰式、中士式和潘兴式，有的是由堪培拉式和F－105等飞机携带的。然而苏联也部署了一支战术核武器部队，外加能在欧洲战场使用的几十枚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北约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很可能就会遭到同类武器的反击。下一步(称为“升级”过程)便有可能是苏美之间的洲际互击了。

　　 美国根据他们在古巴汲取的经验于1963年提出了一项“灵活反应”政策，设想在北约部署更多的常规部队，至少可以在战争初期用以抵挡苏联常规部队的进攻，这样便有较多的时间可以进行谈判，并使北约在动用核武器之前有更多的方案可供选择。欧洲盟国对于这个政策并不十分热心，他们认为增加了常规部队便会降低威慑的令人信服的程度，而依靠威慑本来是应该够用了的。于是又一次地难以找到一种现成的解决办法。今后无疑还会对这个战略提出较易为大家接受的修改意见。但在目前，采取可能引起核反击的行动的危险依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