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和大本营·第三

作者：森松俊夫 ·日本

出自————《日军大本营》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一节　对俄战备的加强

　　 俄国染指满洲和朝鲜　日中甲午战争刚结束，俄国便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俄中密约，企图染指满洲，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进而缔结了它梦寐以求的旅顺、大连租借协定。

　　 欧美列强的侵略矛头也指向了中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租借了胶州湾、广州湾和威海卫，并开始了索取铁路修筑权的争夺。而且欧美列强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夏威夷以及菲律宾、南洋群岛、萨摩亚群岛、澳大利亚等整个太平洋地区。

　　 俄国在这以后集中力量经营旅顺和大连，在进入朝鲜的问题上，对日本暂取调和态度，但到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俄国逼近朝鲜，租借了马山附近作为舰队停泊地。还缔结了俄朝密约，规定巨济岛及其对岸的陆地，不得租借给俄国以外的国家、俄国还取得了开发鸭绿江畔资源的特权，其势力在逐渐沿朝鲜半岛向南扩展。因此，一直在卧薪尝胆、拼命加强国力的日本便与明目张胆地企图侵略远东的俄国，以朝鲜为舞台，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 译者注：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的日俄战争，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主要在中国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使日本军国主义获得巨大利益，中国遭受重大损失，朝鲜也深受其害。 ] 。

　　 另一方面，列强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五月，爆发了义和团起义，随即发展为八国联军之役 [ 译者注：1900年，日、英、美、法、意、德、奥、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出兵进攻中国，镇压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并在1901年，强迫中国清政府和它们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次战争，史称“八国联军之役”。 ] 。

　　 日、英、美、法、意、德、奥、俄等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八国，联合出兵进攻天津和北京，救援公使馆，保护了侨民。

　　 此时，日本首先派出陆战队于六月三日警卫驻北京的公使馆，尔后参加各国联合组成的陆战队，占领下大沽炮台。接着任命参谋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中国临时派遣队司令官，派遣第五师的一部，于七月十四日占领了天津。

　　 但因局势进一步恶化，又把第五师(师长山口素臣中将)主力派往天津，山口中将任各派遣队的指挥官。

　　 在此期间，副参谋长寺内正毅中将被派往天津，与各国联军的指挥官员们协商，研究联合攻打北京的作战计划。福岛少将在山口中将到达后，担任联军的参谋。联军与中国军队边战斗边前进，八月十四日占领北京。媾和谈判虽进展困难，但最后于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年)九月七日签订了条约。

　　 在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俄国以保卫中东铁路为借口，大举出兵，很快占领了整个满洲。而且其势力又扩张到朝鲜土地上。

　　 对此，日本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俄国从朝鲜赶出去。因而，日本在考虑，要么寻求与俄国签订协定的途径，缓和它的侵略政策，要么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抗俄。但形势促使日本与积极联日的英国携起手来，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年)六月组成的桂太郎内阁大力促进了日英同盟的缔结。终于在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年)一月三十日签订了盟约。这一同盟后来对日英双方都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

　　 八国联军之役期间的统帅命令　八国联军之役开始时，第五师已经动员并开始了行动。但在战时或发生事变时尚未设置大本营期间，对于动员的各部分队下达及其受领的命令、报告，历来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处理上有时无所适从。

　　 于是，参谋总长于七月二十日上奏天皇，要求在战时或发生事变时尚未设置大本营期间，动员的各部分队的各种勤务按以下规定实施，并得以批准。

　　一、所有被动员的部队，其各种勤务均按战时诸勤务之规定实施。

　　二、对动员的部队下达的军令，由参谋总长拟定，经天皇批准，由参谋总长按敕命实行，同时通报陆军大臣。

　　三、动员的部队致大本营的信件，均按战时高等司令部勤务令第二十条规定，在参谋部受理。

　　 军队的行动自不待言，凡有关作战的问题，历来都事无巨细地上奏，请求批准。然而凡事均分纲和目，在军务繁杂的今天，事无巨细地上奏，会给天皇的政务增加负担，因而于七月二十四日上奏天皇，提出今后除主要作战命令外，附属于作战命令的一些具体事项只事先经侍从武官长向天皇报告，其实施由参谋总长负责，这一要求得到了批准。

　　 由此，参谋总长取得了临机处置权，从而使指挥统帅更加灵活。

　　 对俄军备的实施　日中甲午战争快要结束时，陆海军研究和计划了扩充对俄军备的问题。伊藤内阁的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度预算，主要是战后付诸实行的一个预算，它的大纲就是要加强陆海军，议会赞同并通过了这个预算。

　　 陆军计划新组建第七至第十二师共六个师和两个骑兵旅、两个炮兵旅。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三月，修改陆军的平时编制，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十二月着手组建新的师，大约在三年后组建完毕。

　　 海军战胜中国海军，缴获了十七艘中国舰艇，但对俄战备工作并不充分，因而计划在从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度开始的十年计划中新建造铁甲战舰四艘以及大小舰艇九十四艘，另外建造杂船五百八十四艘，这个计划的目标是组建“六六舰队”(即以六艘战列舰、六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联合舰队)。建造计划逐年有进展，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年)基本全部完工，并进一步加紧战备。

　　 陆军为适应扩充军备的新形势，于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八月设置了东部(东京)、中部(大阪)、西部(小仓)都督部。都督直属于天皇，负责拟定管区内的防御计划，加强教育训练，战时担任集团军司令官。

　　 一直负责整个陆军教育的是监军部，但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一月撤销，由陆军大臣负责，大臣之下设立了教育总监部。然而，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四月规定，设立直属于天皇的教育总监部，负责计划整个陆军的教育，使之协调发展(都督的军队教育职责被取消，成为教育总监的职责)。这一时期教育总监的地位还很低，但他作为天皇直属机关的长官，后来与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同被称为陆军三长官。

　　 海军也把历来由海军省军务局负责的教育事务分离出来，新设立了隶属于海军大臣的海军教育部，主要管辖海军各学校，负责海军军事教育的统一发展。

　　 以实现陆海军平等为目标　根据日中甲午战争中的战果，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三月，对《海军军令部条例》作了如下修改。

　　第一条　海军军令部设于东京，负责制定国防及用兵计划，监督教育训练。

　　第二条　海军军令部设部长，由海军上将或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参与筹划最高统帅部的机密事务，管理部务。

　　第三条　海军军令部长掌管有关海军军令事宜，并参与制定计划，天皇批准后移交海军大臣。

　　 这次修改是对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年)十月修改的《参谋部条例》中的条文和字句的综合整理，其目的是要明确平时陆海军两个统帅部是平等的。这部条例除在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一月的修改中删除了第一条的“监督教育训练”几个字之外，未作其他变动，一直使用到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制定《军令部令》时为止。

　　 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五月，《海军军令部条例》修改一个多月之后，又修改了《参谋部条例》。修改的理由是，根据日中甲午战争的经验，需扩大参谋部的组织，以适应将来最高统帅部对重大作战行动的策划和指导，其主要条文如下。

　　第一条　参谋部负责有关国防和用兵之一切事宜。

　　第二条　参谋总长由陆军上将或陆军中将担任，由天皇任命并直属于天皇，参与计划最高统帅部的军务，负责国防和用兵方面的一切计划，并统管参谋部。

　　第三条　参谋总长负责拟定有关国防计划和用兵命令及条规，天皇批准后移交陆军大臣。

　　 新条例与旧条例基本上一样。第一条中“负责国防和用兵”改为“负责有关国防和用兵之一切事宜”，仍然表明了陆主海从的指导思想。

　　 关于扩充组织、增加定员问题，列举的理由是：参谋勤务专业化，保障战时司令部的人员，以及为掌握各国军事形势增加驻外军官等等。

　　 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年)十二月，又对《参谋部条例》条文中的个别字句进行了修改，在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年)十二月的修改中删除了第三条，这一条被写进了《陆军省、参谋部有关业务责任规定》中。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虽又进行了修改，但其主要任务并没有变化。

　　 元帅府的设立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九日设立了元帅府，作为在军务上辅弼天皇的最高机关。天皇为此下达的敕命中称：“朕为在军务上得到辅佐，特设元帅府，在陆海军上将中挑选功劳卓著者担任朕之军务顾问”。

　　 同日制定的《元帅府条例》，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条　对列入元帅府的陆海军上将，特授元帅称号。

　　第二条　元帅府是军事上的最高顾问。

　　第三条　元帅应奉敕命监督陆海军。

　　 二十日，陆军上将山县有朋、小松宫彰仁亲王、大山岩、海军上将西乡从道被授予元帅称号，列入元帅府(此前，虽在明治五年七月有西乡隆盛晋为陆军元帅之先例，但那是陆军组织制度中官职的名称，与此次的元帅称号完全不同)。

　　 根据这部条例，元帅在国法上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定期的会议和办公的官厅。由于没有元帅会议这种综合意见的机关，因而，作为最高顾问的责任，其实就是每个元帅自负其责。而且元帅没有退休制，所以终身以陆军上将的军衔服现役。

　　 元帅和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年)设置的军事参议官一样，都直属于天皇。但是，军事参议官参与研究军事方面的机密事务，而元帅则是天皇军事上的最高顾问，因而其职位高，权力大。

　　 此外，军事参议官由军政、军令机关的现职长官担任，在它的会议上审议关于陆、海军之事宜，或关于陆海两军之事宜，而元帅府则是一个超越陆海军的机构，比军事参议官有高得多的权力和权威。

　　 设立这种元帅府，是适应军事上的需要，为对俄作战做准备。但在内部，山县有朋等军队领导人似乎有针对伊藤博文等文官派和新兴政党势力、巩固军队地位的企图。

　　 实际上，元帅府只是在刚设立时居于军政、军令之上，有很大的权威，后来到大正、昭和年代，就逐渐改变了当初的性质，似乎成了对老将们的一种照顾。

　　 《元帅府条例》制定以来，列入元帅府的人有陆军的山县有朋、小松宫彰仁亲王、大山岩、野津道贯、奥保巩、长谷川好道、状见宫贞爱亲王、川村景明、闲院宫载仁亲王、寺内正毅、上原勇作、久迩宫邦彦王、梨本宫守正王、武藤信义、寺内寿一、杉山元、畑俊六等十七人，海军的西乡从道、伊东祐亨、井上良馨、东乡平八郎、有栖川宫成仁亲王、伊集院五郎、东伏见宫依仁亲王、岛村速雄、加藤友三郎、伏见宫博恭王、山本五十六、永野修身、古贺峰一等十三人。

　　 第二节　统帅机构内陆海军的斗争

　　 纠纷的开始　日中甲午战争前，在统帅部门，陆海军围绕建立在陆主海从思想基础上的参谋总长的权限问题发生了对立，因而，《陆海军交涉程序》等一直悬而来决。战争刚结束，这些问题就成了纠纷的祸根，陆海军间不和谐的倾向日趋严重。

　　 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小松宫参谋总长把《明治三十年度大本营动员计划书》(草案)送交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要求在当年底之前通报参加大本营的海军军官的衔级、姓名。参谋部没有规定大本营的动员计划的负责人，长此以往会给工作带来不便，因而首先采取了内定由参谋总长负责制定明治三十年度计划的措施。

　　 对此，海军大臣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答复说，在不设置大本营期间，没有规定大本营动员计划的负责人，因而只有陆海军各自制定计划，拒绝通报大本营参加者名单。

　　 翌年九月十八日，参谋总长说，“虽有必要确定大本营的动员条文，但由于没有对平时动员准备进行综合、计划的负责人，因而由本职负责，”并把《大本营动员计划令》(草案)送交海军大臣，说是要呈请天皇批准，所以要迅速征求意见。二十七日，海军大臣回答说，陆军认为大本营动员计划主要由陆军负责，海军只不过处于辅助地位，因而海军不能同意。我希望，参加大本营的人员由陆海军各自计划，待大本营成立时再联合编成。

　　 对此，参谋总长认为，根据规定，总长战时参与最高统帅部对机密事务的计划，负责制定陆海军的重大作战行动计划，这些问题必须平时就着手计划准备。翌年度计划的时间已迫近，拟将原草案送上，呈请天皇批准，因而需同海军联系，十月三十日向海军大臣送交了一份指定动员时海军方面派出的职员之衔级、人数、配置的文书。

　　 接着于十一月十一日，参谋总长通知海军大臣并与之协商：已将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列作《明治三十一年度大本营职员》中的海军将官，拟呈请天皇批准。海军方面对此十分恼怒。

　　 第二天，即十一月十二日，西乡海军大臣把两份文书都退给了小松宫参谋总长，并说，《战时大本营条例》是规定战时参谋总长的职责的，平时计划和准备陆海军的重大作战行动，不属于参谋总长的职权范围。此次只按贵职一个人的意见呈请批准的大本营动员计划令，在本大臣职务遂行上有些不便。

　　 要促使陆海军剑拔弩张的是防务条例问题。防务条例是在日中甲午战争末期的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五日，为防守东京及全国沿海要地而规定陆海军责任区分、指挥系统等协调同作战纲要的。

　　 这部条例规定，东京防御总督(直属于天皇的陆军上将或中将)统一指挥要塞司令官、师长、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制定总的计划。矛盾的产生是从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年底开始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东京防御总督陆军中将奥保巩向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海军中将鲛岛具规发出训令；制定并报告明治三十二年度的《横须贺军港防御计划》和《东京湾口海上防御计划》。

　　 但是，鲛岛司令长官却以平时没有受防御总督吩咐的规定为由，把训令退给了奥总督(海军方面主张防务条例只在战时才有效的根据并不明确)。此后，训令在总督和司令长官之间反复推来推去，情况越来越险恶。

　　 围绕防务条例问题，在统帅机构内也一直存在着分歧。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陆军大臣桂太郎照会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希望他命令吴、佐世保各镇守府司令长官制定并报告要塞动员计划，海军大臣则以不应由镇守府司令长官制定这种计划为由予以拒绝，并把有关文件退给陆军大臣。

　　 上述纠纷是双方未充分协商而引起的。其原因之一还是个感情问题，即海军对把自己置于陆军指挥之下极端反感。此外，陆海军对于“动员”问题的想法大相径庭。在作战上，陆海军相比，海军具有移动、集中迅速的特点，情况变化也急剧，而陆军机动性小，情况变化也较缓慢。因而关于年度计划的问题，陆军重视制定一个现实的计划，即在战时基本上能将原计划付诸实施，而海军则强调，平时只制定一个大纲性的计划，待战时再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具体研究。

　　 陆海军围绕大本营问题的激烈争论　山本权兵卫于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就任海军大臣伊始，便急不可耐地修改体现陆主海从思想的各种条例，争取陆海军完全平等，提高海军的地位。山本出生于萨藩，是个天才人物，很早就在军内发展他的势力，从军务局长一跃成为海军大臣，一直担任到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年)一月。他是培植对抗陆军山县有朋的势力的实权人物。

　　 山本海军大臣于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九日将《战时大本营条例》和《防务条例》修正案交给陆军大臣桂太郎，并提议，如无异议，拟陆海军大臣联名提交内阁会议。

　　 在《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正案中，是要把第二条规定的制定陆海军重大作战行动计划由“参谋总长”负责，改为由“特别受权的将官”负责。其理由是，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在国防用兵上的职责同样重要。战时，把海军军令部长的职责也归属于参谋总长，会造成秩序上的混乱，因而必须指定按任免令担任这一职务的将官。

　　 《防务条例》修正案的主要修改条款是，要把东京地区分成东京和东京湾口两个方向，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脱离东京防御总督的指挥。

　　 但是，陆军省和参谋部不同意海军的修正案，特别是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其理由是，必须按平时的国防计划制定战时陆海军的重大作战行动计划。制定这一计划必须由一个人负责，还必须从平时就参与准备和计划工作。平时准备工作是否周密，决定着战时的胜负。临到战时再确定负责人是十分冒险的。必须平时根据所担负的任务决定适宜的负责人。现在须立即着手研究的，不是修改《战时大本营条例》，而是制定该条例所规定的、悬而未决的《陆海军交涉程序》。另外还认为，《防务条例》修正案中不能把东京湾的防御和陆上防御截然分开，因为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在海军大臣提出建议七个月之后的九月三十日，陆军大臣答复海军大臣说，不能同意海军的方案，还附带一份阐明上述理由的文件。

　　 参谋总长川上操六虽是萨藩人，但派别观念薄弱，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以来，担任副总长职务，他全神贯注于日中甲午战争中的对华作战上，遂于明治三十年(一八九八年)一月升为参谋总长，致力于对俄作战准备。翌年五月病故。大山岩上将继任参谋总长。

　　 陆军大臣桂太郎是长藩人，在军政方面是仅次于山县有朋的实权人物。从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起，担任了三年陆军大臣。他的后任是儿玉源太郎，也是长藩人。接着，由寺内正毅任陆军大臣。

　　 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单独“帷幄上奏”　陆军大臣正式答复后，陆海军间虽进行过口头交涉，但意见并未能统一。因而，海军大臣山本于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向内阁会议提交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和《防务条例》的修正案。与此同时提出的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战时作战的大计划需在平时制定，因而事先负责制定这种计划的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战时将立即成为大本营的各首席参谋，参与计划最高统帅部的机密事务，必要时制定陆海军的重大作战行动计划。除这两人之外，没有必要再设单一的制定计划的负责人。可由能预计陆海军在何种情况下将发生意见分歧，能协调和裁决陆海军当局者意见的德才兼备、办事果断的人，临时担任大本营参谋长。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参谋总长，或者海军军令部长，其人选由天皇圣断。”

　　 当时的首相是山县有朋，他反对这一修正案，但内阁会议之后，把实际情况报告了天皇，由于此事事关重大，因而决定由海军大臣“帷握上奏”。山本海军大臣与陆军大臣的协商达成妥协无望，因而决定奏请天皇裁决，在通知首相和陆军大臣之后，于十一月八日上奏天皇。

　　 为此，陆军大臣桂太郎于十一只十三日通知海军大臣之后，也将不赞成海军大臣的修正案的理由上奏天皇。奏章中陈述了过去陆海军交涉的过程，反对海军大臣意见的理由，认为无需修改现行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应保持《防务条例》的原则等。其主要论点是：

　　(一)没有临时担任大本营参谋长的适当人选。就是说，海军大臣认为，参谋总长缺乏海军知识和经验，因而不能担任大本营参谋长，但却找不出陆海军知识和经验兼有的人材。而且海军大臣的意思并不是在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两人中选一人。但除这两人之外，再没有平时致力于国防用兵计划研究的其他人选。

　　(二)制定陆海军的重大作战行动计划，是规定国防用兵的总方针，拟定陆海军重大作战行动的协同计划，无需高深的专门知识和经验，需要平时熟悉陆海军情况。

　　(三)战时如果由局外人临时担任参谋长，而他对平时拟定的计划持异议，就会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平时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时由参谋总长进行战时的准备。

　　(四)从各国的情况看，很明显，国家的防卫也都是以陆军为主，所以，大本营参谋长由参谋总长担任是适宜的。

　　(五)为了明确平时和战时陆海军的关系，必须迅速协商《陆海军交涉程序》。

　　 陆军方面认为，海军为了争取陆海军两位统帅部长的对等地位，首先要按与《参谋部条例》同样的标准逐步修改《海军军令部条例》，再以此为根据，修改他们早就要修改的大本营条例。他们虽然提出了许多修改理由，但关键还在于企图取得陆海军对等地位。

　　 但是，当时的海军已不同于昔日的海军，它已经扩充和发展到不能屈居于陆军之下的地步。从国际形势看，海军在国防上的地位也显著提高了。因而现在不是毫无意义地去争论陆主海从或陆海平等的问题，而是必须考虑如何使陆海军协调一致的措施的时候了。为了达到陆海军密切协同的目的，不是仅仅任命一个参谋长，而最好是平时在陆海军之下筹建设有参谋长的联合机构。

　　 对元帅府的垂询　陆海军两位大臣间发生的意见分歧，最后只好奏请天皇裁决。天皇认为，“对日中甲午战争的处置也证明了现行条例并非完全不可行，今天两位大臣如意见不统一，可暂时搁置起来。”于是命令将《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正案封起来搁置一旁，仅就《防务条例》的修改问题。向元帅府垂询。

　　 山本海军大臣得知此事后，立即起草了一份很长的“申明书”，分送各位元帅，以求最终实现修改条例的目的。“申明书”中激烈地攻击和反驳了陆军大臣上奏的《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改意见，还认为，在日中甲午战争中证明行之有效的现行大本营条例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海军在战略上、通商航海保护上和外交政策上显得越来越重要，再不能屈居于陆军之下了，陆海军两个统帅机关必须绝对平等(未发现修改《防务条例》的“申明书”)。

　　 当时共有四名元帅。小松宫彰仁元帅两年前还担任参谋总长，大山元帅为现任参谋总长，山县元帅任总理，西乡元帅为前海军大臣，曾负责修改《海军军令部条例》。但据说，元帅们都脱离开个人的立场，而以元帅的身份进行了审议。

　　 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二月，四位元帅联名就《防务条例》的修改问题回奏天皇，内容包括：平时陆海军总的防御计划、战时各防御地区的指挥系统、在东京地区的防御中将东京湾口地区和陆上防御分开等，天皇将这一方案下发给陆海军大臣，命令他们进行磋商。然后陆海军之间进行协商，两位大臣联名上奏，天皇下令对这一上奏方案进行修改，然后再次上奏，几经周折之后，才于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年)一月颁布了新防务条例。

　　 第三节　战时大本营的设置及其活动

　　 元帅府的上奏　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十月，山县内阁下台后，第四次伊藤内阁组成，桂太郎和山本权兵卫分别留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但桂太郎不久便辞去陆军大臣职务，由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兼任。翌年六月，桂内阁成立，取代了伊藤内阁。此时，桂太郎对海军反政府、反陆军的态度感到忧虑，在他的恳求下，山本才留任海军大臣。

　　 但是，自陆军大臣桂太郎和海军大臣山本发生严重分歧以来，《战时大本营条例》的修改问题，一直是陆海军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围绕着俄国在满洲非法驻军问题，日俄之间形势恶化，日俄一战大势所趋，这个时候，山县和大山两位元帅对此感到忧虑，遂于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十二月呈递了奏章(四乡从道和小松宫分别于一九○二年七月和一九○三年一月去世)。

　　 奏章中说，陆海军之统帅实现一元化很重要。但是在日本，必须把陆军和海军都作为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而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同样都应参与最高统帅部对军事机密事务的计划，如果他们没有除天皇外任何人不得限制其行动的职权，就会为他们遂行职务造成严重影响。因而，当务之急是在大本营也应废除陆海军统帅部历来的主从关系，在国防用兵上，参谋总长专门制定陆军的、海军军令部长专门制定海军的计划，消除一直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使之感情融洽。然而仅仅如此，还可能不适应陆海军合同作战的新战法。因而，与此同时，如能设立由陆海两军高级指挥官组成的参议组织，对陆海两军的计划和行动组织协同配合，就可能使陆海军双方的计划得到协调，感情得以融洽。

　　 但在战时或发生事变时，在因时间紧急而不能等待开会做出决议的情况下，应敕命会议的议长，不经全体讨论向天皇陈述意见。

　　 现在的军事参议官，不具有协调统一每个人意见的性质。而且在没有元帅的适当人选时，有时不设元帅府。因而，不论平时还是战时，均应设置参议机关，负责就重要的军事问题回奏天皇的垂询。参议官由元帅、陆海军大臣、陆海军两位统帅部长、战时任集团军司令官和舰队司令长官的将官、以及陆海军的战功卓著的将官充任。在《军事参议院条例》草案和《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正案呈送天皇后，立即得到批准。

　　 大本营条例的修改和军事参议院的成立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颁布了下述《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同为大本营的参谋长，共同处理最高统帅部的军事机密事务。

　　第一条　在天皇之大纛下，设置最高统帅部，称之为大本营。

　　第二条　大本营设参谋及各机关的高等部，其编制另行规定。

　　第三条　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长为各自的参谋之长，参与最高统帅部军事机密事务的处理，计划作战，并根据最终目的，负责使陆海两军的计划协调统一。

　　第四条　陆海军的参谋受各自参谋长的指挥，负责有关计划及军令事务。

　　第五条　各机关的高等部受各自参谋长的指挥，统一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

　　 同一天，颁布了下述《军事参议院条例》，废除了《军事参议官条例》。

　　第一条　军事参议院在最高统帅部领导下，负责重要军事事务的咨询。

　　第二条　军事参议院接受咨询后，召开参议会，提出意见并上奏天皇。

　　第三条　军事参议院设议长、参议官、干事长及干事。

　　第四条　军事参议官包括以下人员：

　　元帅、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天皇特别任命为军事参议官的陆海军将官。

　　第五条　军事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官中高级的资深者担任。

　　第六条　必要时，可由身居要职的长官担任临时参议官，列席参议会；但要在有关的讨论事项商讨完毕后，立即解除这一职务。

　　第七条　有关陆海两军的事项，要审核其规划，以国防用兵为主调整双方的协同关系。

　　第八条　对于陆海军互不相关的事项，可召开仅由陆军或海军的参汉官参加的参议会。

　　第九条　对于紧急问题，议长可不经参议院讨论，答复咨询。

　　第十条　干事长由侍从武官长或其他将官担任，负责军事参议院的总务。

　　 军事参议院并不主动召开会议，只有在接受天皇咨询后才召集参议会。但按上述条文规定，它有极大的权限。参议院要有效地发挥作用，主要靠天皇和干事长的积极性和参议官、尤其是议长的人选。

　　 最初，组成军事参议院的有两位元帅、陆海军的四位首脑(寺内、山本、大山、伊藤)，特别任命的陆军的野津道贯、黑木为桢、奥保巩、海军的井上良馨等各位上将。从结果看，这一条例是在日俄战争爆发的四五天前制定的，战争爆发时，特别任命的陆军的三位将军均出任集团军司令官奔赴前线，参议院的阵容立时受到削弱。

　　 大本营的编制和条令　在颁布新《战时大本营条例》的同时，陆海军就《大本营编制》修正案进行了协商。海军方面从日中甲午战争的经验中悟出一个道理：军令的实行不可没有军政的配合，而且在阵容上也要保持与陆军对等的格局。海军从这一愿望出发，要求将军政各机关列入大本营。陆军方面则认为，平常的业务应继续由陆军省、参谋部等处理，大本营编制应尽量精简，以保持大本营工作的灵活性。陆军根据这一想法提出了《战时大本营编制》和《战时大本营条令》两套方案。经陆海军协商之后，两个方案均于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年)二月六日得以批准。

　　 大本营编制中包括：大本营陆军参谋(参谋部、副官部)、大本营陆军各机关(兵站总监部、大本营陆军管理部)、陆军参加大本营的其他人员(陆军大臣)、大本营海军参谋(参谋部、副官部)、海军参加大本营的其他人员和单位(海军大臣、海军军事总监部)。此后，根据天皇的旨意，侍从武官被列入大本营编制(军事内局被撤销)。

　　 从这一编制看，在机构上陆海军完全处于对等地位，是一个以武官为中心的统帅机关，但也间杂许多军政因素。具体讲，陆军参谋是从参谋部抽调的少量必要的人员，陆军各机关的大部分是在副总长兼任的兵站总监领导下的军令机关；而海军参谋是从海军军令部抽调的，海军各机关则是为海军大臣处理有关军政事务而设置的。海军具有与陆军不同的特点：海军省保持着比海军军令部优越得多的地位，海军大臣的权限很大。

　　 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令》，参谋总长“负贵统辖大本营陆军参谋及陆军各机关，履行最高统帅部的职务，参与拟制、上奏陆军作战计划，天皇批准后向陆军各独立指挥官传达。对于陆海军的联合作战，在与海军军令部长协商、计划之后一起上奏，仅与陆军相关的作战计划，在天皇批准后，通报海军军令部长，以利于陆海军的协同配合。”海军军令部长“负责统辖海军参谋……”下文除“陆军”改成“海军”外，还规定海军军令部长的职责与参谋总长相同。随着总长和部长在地位上的平等，更具体地强调了陆海军间的协同。

　　 陆军大臣“列席大本营会议，陪同参谋总长上奏作战计划，处理军政方面的一切事务”，海军大臣“列席大本营会议，陪同海军军令部长上奏作战计划，处理军政方面的一切事务”，以期政略和战略协调一致。

　　 新设的海军军事总监部下辖海军军事部、人事部、医务部、经理部，并规定军事总监“受海军大臣之命进行工作，并在军令部长指示下负责答复军事计划的咨询。”这些机关均由海军省的职员组成。

　　 决定对俄政策的御前会议　八国联军之役后，俄国拒不执行俄中条约中关于从满洲撤兵的规定，并于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年)四月占领了鸭绿江下游的龙岩浦，建立了军事设施。这里和辽东半岛同为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

　　 对此，日本政府(首相桂太郎)打算作出让步，承认大大有利于俄国的一种方案，即把满洲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以此作为保障日本在朝鲜的权利的交换条件，并决心在这个时候通过谈判解决日俄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在朝鲜问题上一步也不退让，这里将对俄国企图控制的辽东半岛的侧后构成威胁，因而必须作好谈判破裂的思想准备。

　　 陆军态度强硬，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大山参谋总长就东亚形势、俄国的行动问题上奏天皇，认为当前的战略关系于日本有利，但日久天长，形势会发生逆转。如果朝鲜被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而必须迅速充实和加强军备。

　　 接着，大山参谋总长打算和伊东祐亨海军军令部长联名提出建议：当前即使诉诸武力也要迅速解决朝鲜问题。但是海军军令部长未予同意，因而参谋总长于六月十二日单独向内阁提交了意见书，并上奏天皇以资圣断。

　　 山本海军大臣及其池海军首脑则主张，即使失掉朝鲜也要保卫日本的固有领土，因而反对上述上奏。

　　 另一方面，桂首相为确定上述对俄政策，首先取得了元老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的谅解，尔后召开内阁会议，进一步与各元老磋商，并就六月二十三日的御前会议奏请天皇。这次会议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井上罄等五位元老以及桂首相、小村外相、寺内陆军大臣、山本海军大臣等四位政府首脑列席，会议决定，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能拱手让出朝鲜(元老既不是官名也不是职名，而是天皇为优待国家元勋任命的特别辅佐天皇者。一八八九年十一月首先对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下达了这种诏书)。

　　 在决定这一重大国策的御前会议上，元老的地位很高，海军的反对意见也未能扭转大局。而且陆海军统帅部未“正面交锋”，这同后来的情况相比是个值得注目的特点。

　　 当时的陆海军作战计划是以守势作战为根本方针，而对攻势作战仅停留在一般研究上。然而，占有朝鲜对日本的国防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而开始具体地研究了出兵朝鲜的计划。

　　 恰在这个时候，副总长田村怡与造少将于十月一日去世。鉴于时局的严重性，十月十二日进行了异常的人事变动：免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兼任的内务大臣职务，在继续担任台湾总督的情况下，任命他为副总长。对俄强硬派的儿玉中将出任副总长，表明了陆军决心的坚定性。

　　 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　七月以来，政府一直同俄国谈判，力图解决满洲和朝鲜问题，但未获任何进展。此期间，俄国在满洲加强战备，增加了对朝鲜边境的压力。

　　 这一时期，对俄国持最强硬态度的是陆军，政府内部分鹰派和鸽派，元老中也有人始终很慎重，坚持和平解决问题。因而处于军部和元老中间的政府，处境最困难．桂首相适时地召开元老会议，协商对俄方针，负责进行交涉。

　　 这种元老会议，并没有法制上的规定，而是在惯例上通过各种形式举行。大致可分为：由首相奏请，天皇作出决定的御前会议；根据天皇的咨询，元老举行的会议；首相要求元老参加的会议；召开内阁会议时要求元老出席的会议等。但首相为事前进行磋商，事后取得谅解而举行的会议为最多。

　　 各位元老在这次元老会议上撇开现职务，陈述了立足于大局的判断。大山元帅是参谋总长，但完全以另一种身份列席了会议，他不以总长的身份发表意见，而且据说会议的结果也未向副总长以下人员泄漏。

　　 十二月十六日，在首相官邸举行的元老会议，决定进一步要求俄国答应保障满洲领土完整和我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要求。二十一日，儿玉副总长要求桂首相着手进行军事上的各种准备。首相也同意了这一要求，但伊藤和山县二位元老出手慎重未轻易作出决定，到二十九日，政府才向统帅部发出出兵准备的通告。

　　 在这样的形势下，于二十八日完成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的修改，并制定了《军事参议院条例》，三十日，统帅部在参谋部召开了第一次关于陆海军协同作战的会议。

　　 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年)一月七日，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由副总长和副部长陪同第一次列席了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是为研究于前一天收到的俄国的复电而举行的。在这份复电中，俄国态度强硬，没有妥协的余地。

　　 十一日，在元老参加下召开了内阁会议，在十二日的御前会议上，讨论了决定战还是和的重大问题。伊藤、山县、松方、井上各位元老，政府各大臣，陆海军两统帅部长、副部长列席了这次御前会议，在天皇亲自主持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当天并未决定开战，暂由政府出面要求俄国重新考虑。

　　 直到一月底，俄国还未予答复，据判断，此期间俄国是在争取战争准备的时间。大山参谋总长于二月一日谒见天皇，汇报了军事形势，并上奏说，当务之急是迅速同俄国开战，以获得先机制敌之利。但是据报，二月三日俄国旅顺舰队突然出港，去向不明。因而立即召集元老会议，决定四日上午召开内阁会议，下午召开御前会议声讨论开战问题。

　　 五位元老和五位内阁成员(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了四日的御前会议，统帅部未参加。之上为财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日落后才做出决定。

　　 此次会议决定：日本今后将断续地与俄国谈判，并通告俄国，为了自卫和保护既得利益，日本将采取它认为必要的单方面的行动。终于定下了日俄开战的决心。

　　 御前会议一结束，海军就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发出了命令：昨夜从旅顺出港的俄国舰队，如采取敌对行动立即予以歼灭。陆军电令由第十二师编成的朝鲜临时派遣队立即出动。为在开战时确保作战上的先机主动地位，迅速开始了行动。

　　 设置大本营　二月五日，首先为朝鲜方向的作战，向第一集团军各部队和沿海各要塞下达了动员和紧急部署的命令。海军于六日开始了作战行动，八日在旅顺袭击敌舰，九日在仁川近海海战中击伤两艘敌舰。

　　 二月六日，政府向俄国政府递交断绝外交关系的公文，十日对俄宣战。六日，大山参谋总长受命组建大本营。但寺内陆军大臣以宣战前组建大本营不适当为由，拒绝立即组建。因而，组建大本营的命令于十一日正式下达，十三日组建完毕。

　　 大本营设在皇宫内，陆海军有关人员分别在平时工作的官厅，即陆军部和海军部各自在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办公，需要开会时，再会集于皇宫内。

　　 此次，天皇把陆海军有关作战及其他军队、舰艇的出动和撤退等详细事项，都委任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处理，因而大本营的事务分工具体，责任明确。在日中甲午战争中，大本营曾转移到广岛，今天，通信和交通都很发达，同时也为了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使政略和战略协调一致，大本营始终没有离开东京。

　　 大本营会议分御前会议和一般会议。一般会议天皇不出席，每周举行二至三次。在大本营御前会议上，陆海军发表议论，由天皇作出决定的情况很少(只有一次，即在一九○四年四月十五日的会议上，讨论过关于第二集团军登陆中的陆海军协同作战问题)，多数情况是报告作战经过或战况(作战计划和训令等，由各统帅部长在这种会议之外另行奏请天皇批准)。

　　 大本营御前会议由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副总长、有关作战参谋、运输通信长官、野战卫生长官、野战经理长官、陆军大臣、其他必要的职员)，大本营海军部(海军军令部长、副部长、有关作战参谋、海军大臣、副大臣、其他必要的职员)元老，内阁大臣(首相、外相、藏相)，皇太子以及有军籍的皇族列席。也有许多人不是大本营成员，但为了解军情，进行正确的战争指导，根据天皇的意旨，必要的人员在必要时出席。

　　 这种御前会议从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年)二月至十月，每月召开一至二次，仅五月份召开了四次。以后在第二年的三、六、十、十二月各召开了一次。但是，会议召开的次数，比后来的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要多得多。

　　 对于军事上的重大事件，天皇不只是等待召开会议和上奏，而是经常首先征求山县元帅的意见。据说后来在山县元帅担任参谋总长之后，经常咨询桂太郎上将(首相)。

　　 在进行大本营业务中，既没有惯例，各种规章制度也不健全，之所以能够克服这种缺点，顺利地处理了大本营业务，关键在于人事安排和协调精神。陆军在决定重大问题时，通常都要与山县元帅进行内部协商，然后在由山县元帅、桂太郎上将(陆军的长老)、寺内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副总长组成的每周例行会议上作出决定，尔后有关海军的问题，同海军进行内部协商，有关财务、外交的问题，同财务、外交部门进行内部协商，最后把协商的结果提交大本营会议。在人事安排上，陆军有山县、大山、桂、寺内、儿玉；海军也有山本海军大臣和伊东军令部长一班人。因而可以说，大本营事实上是由一群有实权的首脑人物构成的。

　　 对俄作战方针的制定　战争开始以来，陆军是以下述方针来指导作战的：(一)以三个师先敌占领朝鲜。即使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情况下，也要首先以一个师占领汉城；(二)满洲为主要作战地区，为在此地投入陆军主力，寻歼敌野战军，要首先向辽阳方向作战；(三)乌苏里地区为次要作战地区，以一个师把敌人牵制在这一方向上。作战进展很顺利。

　　 第一集团军在朝鲜登陆后北进，五月一日渡过鸭绿江，将敌军主力牵制在这个方向，同时为尔后的北进做好了准备。随着第一集团军的前进，为保卫朝鲜，三月十一日编成了朝鲜驻扎军。第二集团军五月五日在盐大澳附近上陆，并为在大连湾附近确立将来作战的根据地，而对金州附近之敌发起进攻，二十三日占领南山，尔后准备向辽阳进攻。独立第十师为同第一、第二集团军相配合，五月十九日在大孤山附近上陆，并向北发展进攻。六月四日，新编第三集团军准备攻取旅顺。

　　 六月十日，山县元帅、桂首相、寺内陆军大臣、大山参谋总长、儿玉副总长等，会集大本营，协商今后对俄作战的方针，确定了作战指导大纲，其要点如下。

　　(一)以大连湾作为在满洲地区作战的各部队之根据地。

　　(二)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以及独立第十师向辽阳前进。此时，第一集团军从右翼实施迂回包围。

　　(三)预期在辽阳附近的会战达成目的后，下一个作战目标选在哈尔滨。

　　(四)第三集团军负责攻占旅顺，占领要塞后转用于野战。

　　(五)在切实封锁旅顺，并能以部分舰队对付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敌时，令独立第八师在北朝鲜罗津上陆，把敌人牵制在这一方向，可能时，攻占符拉迪沃斯托克。

　　(六)在适当时期准备编成混成旅，以便攻占库页岛。

　　(七)随着补给线的延伸，准备逐次组建后备旅，用以保护补给线。

　　 战争爆发四个月，几乎动员了全部常备师，并逐次组建了后备部队。人员补充、物资补给都比较困难。从当时的国力来看，这是一个宏大的作战计划，但又是一个切实而慎重的方案。

　　 另一方面，海军采取了如下方针：乘敌舰队分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两个地区，又未完成作战准备之机，实施突然袭击予以歼灭，以获得远东的制海权。为此，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十二月编成了联合舰队，下辖以战列舰为主的第一舰队和以一等巡洋舰为主的第二舰队，战争爆发后的三月，又把以旧式军舰为主的第三舰队编入联合舰队。

　　 二月九日在仁川近海海战中击伤敌舰二艘，二月下旬以后，开始实施封锁旅顺的作战，力求取得黄海的制海权。

　　 满洲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编成和派遣　三月六日，向预定在辽东半岛南部沿海登陆的第二集团军下达了动员令。这个时候，参谋部产生了组建满洲方面军总司令部的想法。儿玉副总长对松川敏胤第一部长说：“在向辽东半岛派遣数支部队之后，计划将大本营之一部向前方转移。为此，如皇太子殿下能出来供职，是最理想的”。此后不久，于三月七日，皇太子和山县元帅即属大本营成员。

　　 三月十三日夜，儿玉副总长把井口省吾、松川敏胤两位部长召到参谋部居室，对他们说：“将来大本营要分为战地和本国两部分，现在参谋部的大部分要转移至战地。在本国，预定由山县元帅任总长，长冈外史少将和大岛健一少将两人中选一人出任副总长，兵站总监由宇佐川一正少将担任。”从而设想了大本营分设方案的基础。

　　 接着又改变设想，拟将大总督府派往满洲，四月七日参谋部起草《陆军大总督府编成要领》及其条令，并同陆军省进行了内部磋商。

　　 陆军省对此答复说：“参谋部建议设置的陆军大总督府是要指挥统辖出征的陆军，有关后方勤务问题，由参谋总长按大总督的计划去处理，还要处理将官以下的人事工作。这样，大总督几乎部包揽了大本营的全部权力，从而架空了大本营，有颠倒军令系统之嫌。还是不要赋予本方案中规定的那么大权限，把名称也改为陆军总督府为宜。”

　　 五月十三日，大山参谋总长就指挥出征各部队的陆军总督的设置问题秘密上奏，其主要内容是：“今天，在陆军各部队要相互配合行动的情况下，大本营转移到战地，由大元帅亲自指挥最为恰当。但天皇身居海外，对内政、外交等方面会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希望任命一位总督负责对各部队的临战指挥”。

　　 对于这一上奏，天皇征求了山县元帅的意见，山县元帅在答复中提出了以下方案：“在野战军和大本营之间设置一个中间机构，负责指挥野战军的作战(兵站、经理、人事除外)。”

　　 儿玉副总长了解这一情况后，表示了强硬的态度：“有关作战机构的编成，属于总长的责任，不能另搞一套，如若做不到，就该辞职。”为此，桂首相、寺内陆军大臣、山县元帅和儿玉副总长进行了复杂的交涉，长冈少将(四月三日任大本营陆军参谋)负责进行了调停。

　　 参谋总长及其他参谋部的首脑们主张把战地总司令部搞成一个庞大的机构，而首相、陆军大臣、山县元帅以及山本海军大臣则主张机构要精干。但基本上倾向于按后者的意见办。此事变化了多次：先是战地大本营方案，后又提出大总督府方案和大司令部方案，最后改为高等司令部方案，其权限逐次受到了局限。

　　 五月二十五日，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被召到皇宫，天皇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敕旨)：“为指挥出征陆军中在满洲行动的各部队，设置高等司令部，并转移至战地。”由此，两派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调和。但是尚存在第三集团军和乌苏里集团军的指挥系统、满洲方面军的兵站和后方机关等问题，两派继续进行了交涉。

　　 六月二十日，下达了满洲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编成命令，任命了大山总司令官，儿玉总参谋长(六月七日晋升为上将)、山县参谋总长、长冈副总长。

　　 满洲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编制规模很小，军官只有二十五人。总司令官接到“歼灭满洲地区之敌，深入清剿敌军”的命令，七月六日从东京出发，三十一日到达盖平。

　　 大本营的作战指导　七月，在辽阳会战准备过程中，当面俄军陆续增加兵力，我方只在内地留下两个师。

　　 七月下旬，查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向东航行。大本营经陆海军协商后决定，为迅速攻陷旅顺，决心放弃乌苏里战役，首先派出第八师。

　　 对于旅顺要塞，第三集团军于七月下旬占领了外围阵地，八月下旬实施了第一次总攻击，只夺占了部分炮台，进攻受挫。在另一方向上，满洲方面军从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期间，实施辽阳会战，击溃了俄军，但由于消耗了兵力和缺乏弹药而未进行追击，错过了捕捉敌军的时机。

　　 关于第八师的使用问题，大本营和满洲方面军反复协商是用于旅顺方向还是用于辽阳方向。最后按天皇的裁决，加强了辽阳方向。乘有利战机，该师参加沙河会战，并取得了胜利。尔后，满洲方面军决定待来年春天解冻期转入攻势，并在沙河附近摆开了纵长的阵势。

　　 此期间，一直在旅顺港外进行监视的联合舰队，八月十日在黄海击溃了乘机逃出港外的俄国旅顺舰队，残余的俄国舰队又返回旅顺。接着于八月十四日进行了蔚山海战，日本舰队取得了黄海的制海权。

　　 现在，攻占旅顺要塞已成为在我陆海军兵力运用上取得自由的关键。但是，十月末第二次发起的总攻击，又以失败告终。根据满洲方面军的强烈要求，大本营把内地唯一的战略兵团第七师增派给第三集团军。第三集团军自十一月下旬起又发起第三次总攻，但仍未奏效，因而把主攻转向二○三高地，经艰苦奋战，才占领了这一高地。此后战况大有进展，翌年一月一日终于攻占旅顺要塞。

　　 大本营变更了满洲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增加和充实了兵力。满洲方面军在一月击退俄军攻势(黑沟台战斗)之后，三月在奉天会战中获得大胜，并在该地附近开始调整部署。

　　 大本营陆军部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于三月十一日制定了以下作战方针：满洲方面军主力在铁岭附近采取防御态势，新编成一个集团军，在乌苏里方向执行作战任务，由内地编成的一个师占领库页岛。

　　 长冈副总长向桂首相和寺内陆军大臣阐明这一方针征得同意之后，呈报山县参谋总长。总长暂未作出决定，十二日首先向儿玉总参谋长说明了内部意见，并征求对今后作战的意见。总参谋长另有考虑，只就鸭绿江集团军(由朝鲜驻扎军编成的部队)的使用方向，询问了大本营的意图。

　　 政略和战略的一致　三月十四日，大山总司令官向山县参谋总长建议：今后无论采取攻势作战还是持久作战，都必须与我们的政策相一致，并要求确立国策，迅速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这是一次正确的意见申述，它估计了我方的战争能力，洞察了进攻作战的限度。

　　 参谋总长当天将上述建议上奏天皇，同时于十五日复电大山总司令官：“关于政略和战略相一致的意见，已于十日 [ 译者注：疑为十四日之误。 ] 上奏，也同政府当局充分讨论过。政府也会深谋远虑而不会坐失良机。”

　　 参谋总长还于三月二十三日征得寺内陆军大臣同意后，向政府首脑们提交了一份意见书，中心内容是说，今后陆军实施新的作战时，必须估计到将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持久战，因而希望政府妥善处理。

　　 与此同时，总长就未来作战的意图向陆军参谋作了指示，制定了作战方针，并于三月三十一日秘密上奏。此作战方针阐述了满洲方面军的进攻作战、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库页岛的占领、面临长期作战的各项方针措施。

　　 五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联合舰队在日本海海战中歼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给了俄国一次致命打击。俄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讲和的迹象。六月十日，美国总统建议日俄两国开始举行和谈。

　　 为了促进和谈和创造有利条件，参谋总长于六月十六日把各个方向都要采取攻势的作战方针上奏天皇。

　　 朝鲜东北部和库页岛方向的作战进展顺利，满洲方面军准备相机给当面之敌以沉重打击。但是，俄军迅速增兵，因而大本营也给满洲方面军加强了一个师。八月，满洲方面军进一步要求新组建六个师增援。新组建六个师，对国家财政来说是极为困难的，然而现实情况是，满洲方向的俄军兵力不断增加，据估计，至九月上旬，总兵力约为四十九个师，为我方兵力的一倍半以上。

　　 另一方面，日俄全权委员自七月十日起在美国的朴次茅斯正式举行会谈，九月一日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九月五日在讲和条约上签字。日俄战争开始以来历时二十个月，至此宣告结束。

　　 十二月十八日，和平已经恢复，各种战时工作也基本结束，因而天皇批准撤销大本营，二十日下达了撤销令。大本营留下来的工作由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处理，其他均恢复平时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