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第九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汉斯·冯·泽克特统帅部与部队局(1918～1933)
战争失败之后——尽管多数军官并不认为德国军队被打败了——一位共产党作家出版了一本针对旧军队的书，名为《皇帝走了，将军们留下了……》。
如果把这句话用在普鲁士－德军总参谋部的历史上，不妨改为：将军们走了，总参谋部留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尤其是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年轻总参谋部军官们，构成了新的魏玛共和国军队——国防军的领导层。
在革命时刻，在士兵哗变的时刻，君主政体的悲惨末日和所有指挥机构的失灵，构成一幅天下大乱、一切即将泯灭的景象。曾接受过旧军官团效忠宣誓的最高统帅，在此时刻放弃王位，仓皇出逃，使军官团的等级意识受到深深伤害。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贵族阶层眼睁睁地看着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衰败，却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对于军官团和资产阶级贵族阶层而言，革命时刻就意味着一场为恢复“秩序”，为在社会巨大变革时代拯救其传统的等级和财产价值斗争的开始。
1918年11月11日11时，当所有战线上的枪声停止的时候，在德国辖区内存在有四种占统治地位的势力：其一，普鲁士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是它的化身，它对陆军的最高指挥权是皇帝在逊位前赋予的。其二是慢慢被遣散的百万大军，其中大部分已仿照俄军的样子选举了士兵委员会。其三是在柏林行使临时政府职能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是国会议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其四是由坚定的红色革命者与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同盟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小团体。
在此时刻，总参谋部通过其所受的教育、行为举止、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证明它依然是一个坚固团结的集体，是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要求恢复“秩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希望和寄托。它的崇高声望并没有受到动摇，自由民族党的政治家施特雷泽曼当时就认为，兴登堡留任最高统帅部的首脑比选择何种国家体制的问题要重要得多。柏林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为了能按协约国的要求在限期内完成从占领区撤军和遣散军队的任务，也需要一个现实的统治工具和得心应手的军事指挥机构。
为适应新的形势，格勒纳将军对陆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进行了改组。军事政治处被解散了，鲍尔的作战处第二科改组为内政处，由冯·施赖歇尔上校领导，他过去在铁道处工作的时候就与格勒纳相识，格勒纳对施赖歇尔的精明强干和业务知识给予极高评价。早在1918年11月初，格勒纳和海耶上校就在兴登堡的同意下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后将全部西线军队撤至莱茵河以东，恢复国内秩序，并将军队向东线转移。但这一计划因事态的迅速发展而过时。德国的地位，尤其是在普鲁士波森省 [ 译注：即波兹南。 ] 的地位已丧失殆尽。两个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对德国提出了不现实的领土要求。
革命后总参谋部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根据停战协议的要求在限期内完成撤军和遣散军队。不管是军队还是柏林的人民代表，都同意在总参谋部和混乱的士兵委员会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作为执行机构。对于艾伯特及其社会民主党的朋友们即将要建立的民主－社会的共和国来说，这种正常的遣散工作能否不出纰漏地顺利完成，甚至成了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里，重建秩序的思想仍然占了上风，因此作为指挥工具的总参谋部便是必不可少的了。
为此，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一个没有权力的政府)背上了签署停战协议的黑锅。聪明的人士大概已经认识到，1918年的战争不可能再打赢。停战的要求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提出来的，但反过来，战争的失败却不是被解释为一种军事事实，而是被说成是政治与经济的抉择。此外，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们——格勒纳、海耶和施赖歇尔，对布尔什维克的幽灵一直怀着惧怕心理。于是，1918年11月14日晚通过柏林至斯帕的电话线，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总参谋部之间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罕见的同盟。双方都将这一同盟视为并不令人愉快但又十分必要的事，同盟的形成之日也是魏玛共和国的诞辰之时。格勒纳、施赖歇尔和艾伯特是此事的首倡人。冯·兴登堡老元帅对此也曾表示过首肯，也就是说他也参加了共和国的接生，尽管他后来总是不大愿意承认。
军队撤回后必须首先致力于恢复国内秩序，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这是格勒纳的思想，这一思想也争取到了兴登堡的赞同。内政处新任处长库尔特·冯·施赖歇尔少校对此也深信不移。施赖歇尔出生在利珀河畔一个受封贵族家庭，身世大体与瓦尔德泽相同。对于一个普鲁士近卫军官和总参谋部军官来说，他具有非同凡响的政治雄心，具有丰富渊博的政治知识，但他与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者，而是一个对新时代不存偏见的人。然而，他在军事与政治方面的双重立场，以及为在军事勤务与政治－经济行政管理之间这块中间地带生存，使他偏爱于搞阴谋诡计，在所有事物和问题上他对自己玩弄权术的能力都自鸣得意和过分相信，但也恰恰是这一点将最终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格勒纳和施赖歇尔对新的同盟自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立即制止士兵委员会的胡作非为，希望军队能成为新国家可靠的专政工具。他们向中央士兵委员会派往斯帕的代表，说明了遵照协约国的停战条件有步骤地撤回部队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他们的目的很快便达到了。
1918年11月，最高统帅部将其部址由斯帕迁往卡塞尔附近的威廉霍厄宫。在柏林的副总参谋长有时着便装处理公务，直到1919年2月1日整个总参谋部全部恢复平时编制。冯·黑夫滕上校和随后来的冯·施赖歇尔少校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前往柏林，传达格勒纳的要求：召开一次制宪国民大会；解除平民的武装；禁止一切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格勒纳中将是个朴实的出纳员的儿子，尽管从表面看是一个典型的果敢潇洒的普鲁士参谋军官，但本质上是个极具资产阶级意识的人。他绝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新型民主体制坚定的崇拜者，他非常清楚，比起抚慰反动的忧伤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关注；他也非常清楚，未来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共和国。
格勒纳和施赖歇尔还相信，在君主政体瓦解之后战胜民主或红色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统治的关键行动只能在帝国首都进行，柏林必须牢牢掌握在新政府手里。最后一任的帝国宰相艾伯特是于11月9日下午上任的。兴登堡在与他的交往中习惯以“帝国宰相”相称，尽管与他交谈的这个人已无法履行其职责，因为此刻他已无法组成一个正式的内阁。但是无论如何最高统帅部现在必须对“帝国宰相”给以支持。格勒纳参谋部的冯·哈伯少校拟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出动9～10个可靠的一线师占领柏林。但艾伯特似乎犹豫不决。对他这样一个老资格的工人领袖来说，动用部队来对付工人阶级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念头。他害怕内战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一切可怕的副作用。
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因为，已经筋疲力尽的民众要求和平与安定的呼声压倒了一切，野战陆军的复员工作脱离了总参谋部的管辖。士兵委员会迫使复员工作按年龄，而不是如兴登堡和格勒纳所想象的一个师一个师的进行。中央士兵委员会还要求掌握全部指挥权，要求兴登堡下台，废除军衔制和级衔标志。兴登堡和格勒纳拒绝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要求。严格说来，现在存在着三个相互对立的集团：总参谋部、人民代表委员会和中央士兵委员会，它们其中没有一个掌握着明显有力的专政工具。
1918年12月20日即圣诞夜前4天，柏林的总参谋部军官在柯尼斯广场的红房子里举行了一次形势讨论会。施赖歇尔作了发言，他说，政府没有专政工具，因此必须给它一支新的武装力量，必须组建志愿部队。施赖歇尔还认为，要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以克服经济生活的萧条状况。建立一支志愿军也会大大有助于重新获得与德意志帝国的幅员和作用相符的外交地位。在他的讲话里蕴藏着一个庞大的计划：组建一支建立在志愿基础上的精锐陆军；承认临时政府暂时执掌帝国最高权力；经济复苏要先于外交复苏。
当施赖歇尔结束其讲话时，站起一位面颊清瘦、身材修长的先生，他有着一幅典型的旧普鲁士贵族的面孔，着便装，戴着单片眼镜，此人便是汉斯·冯·泽克特少将，在土耳其任奥斯曼帝国总参谋部最后一任德国参谋长。
图23 汉斯·冯·泽克特(1866～1936)，1919年任部队局局长，1920年任统帅部长官
此前，他的表情讳莫如深，一直沉默不语。他像往常一样以不连贯的，甚至近于结巴的口吻说道，他同意施赖歇尔关于组建志愿军的建议，但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计划。泽克特说，对于帝国重新崛起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不是经济的复苏，而是重新获得结盟能力。施赖歇尔和格勒纳的思想构成了未来军事政策的指导路线，而泽克特的思想却考虑得更远、更广，构成了另一种路线。两种观念的明争暗斗在以后的时日里时隐时现，一直没有停息。当前，施赖歇尔和泽克特的共同要求是：组建一支志愿军，以替代已瓦解的军队。
11月24日，兴登堡从威廉霍厄下达命令，在德国东部组建志愿边防部队。命令由部队总参谋部军官负责实施，于是，第一批志愿军团成立了。此事是由总参谋部促成的，这些一窝蜂组建起来的部队，服装杂乱，军纪各异，装备不一，单是这一点就使总参谋部大伤脑筋。在这些部队里，除了具有雇佣军粗野天性的社会渣滓之外，也有年轻的前线军官，其中也不乏有能力成为总参谋部军官的人，此外具有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社会改革和军队改革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不切实际的思想并不符合兴登堡或泽克特时期的总参谋部军官的传统意识。当然，在老军官团中也有一些现代的怪癖之人，如鲍尔上校、康斯坦丁·希尔上校、布赫鲁克尔少校、帕布斯特上尉，他们都试图依靠自己的理解去推行其军事政策。但是，他们都在某处某时败在了泽克特的手下。包括许多出色的但走入歧途的军官在内的一线年轻军官，如弗兰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莫中尉、赫尔曼·瓦格纳中尉由于参加志愿军团，或者像恩斯特·罗姆中尉那样通过与志愿军团的持续合作，最后参加了希特勒的民社党。普菲费尔·冯·扎洛莫、赫尔曼·瓦格纳和曾是巴伐利亚参谋军官的恩斯特·罗姆，成了希特勒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的组织者。是志愿军团的精神，还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民众武装的思想，还是总参谋部的正统观念，哪一种能决定未来国防军的形象，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进行了整整十年的激烈角逐，直到泽克特的路线付诸实施。
1919年1月，共产党在帝国首都举行了一次起义。在这一危急时刻，艾伯特决定将陆军的全部领导权交于基尔临时最高长官、社会民主党议员和军事专家古斯塔夫·诺斯克。1919年1月，符滕堡总参谋部军官瓦尔特·赖因哈特上校出任普鲁士战争部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第8集团军参谋长。诺斯克和赖因哈特将志愿部队改组成国防军，因此被称为新的“临时国防军”之父。1919年1月份，在志愿军团的支援下，经过激烈战斗，共和国战胜了布尔什维克的颠覆企图，摧毁了士兵委员会在汉堡、不来梅、柏林和慕尼黑等大城市的权力。
老军官团再次发挥了作用。1919年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士兵联盟、居民自卫组织纷纷出现。在随后的几年里，前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也聚到一起，成立了所谓的“施利芬协会”，起初由冯·兴登堡元帅担任主席，后由冯·马肯森元帅任主席。此后每年的2月28日，前总参谋部军官们都在柏林的一家大饭店如“皇宫饭店”或“广场饭店”聚餐，餐后举行军事科学报告会。这些活动并不怀任何敌意，并不像国外所说的那样，是前总参谋部所谓称霸世界计划的继续。
此时，在这支重新组合而成的军事力量上空投下了一个阴影。在凡尔赛，战胜国正举行和平会议。德国代表被拒之门外，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会议。在魏玛，德国召开了一次国民议会，制订了德意志共和国新宪法，也制订了未来的军事法规。除了1848年后的15年中普鲁士军队的成员曾有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在德意志历史上军人第一次有了选举权。但在共和国未来军队的形式、兵力和任务问题上却存在很大争议。在一份呈文中，冯·泽克特将军当时要求组建一支统一的国防军、一个战争部和一个总参谋部。1919年3月中旬，颁布了一项关于组建一支“临时国防军”的法令。陆军和海军总司令由国民议会选举出来的新总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担任。国防部长最初由古斯塔夫·诺斯克担任，在帝国总统领导下对议会负责，行使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代表军队在所有政治事务中的利益。新的国防军的任务是，在志愿军团解散之后，保障德国边境安全和维持国内正常秩序。
国防军的兵力暂定为40万人，装备重型武器。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地位和任务悬而未决，普鲁士战争部作为执行机构仍需继续处理其遗留业务，军队不再具有特权。将来，普鲁士战争部长和帝国国防部长都只能是一个政治家，而不再是现役军人。军事内阁不复存在，变成了国防部的一个人事局。军事裁判权被取消，军官和士兵都将置于民法管制之下。
在此期间，军事的重心已向东部转移，最高统帅部于1919年迁至科尔贝格也能说明这一点。根据兴登堡和格勒纳的命令，这一年组建了两个新的集团军司令部——“北方边防司令部”和“南方边防司令部”。在波森省爆发了一次波兰人的起义，他们要求成立新的波兰共和国。为保证波森的安全，德国曾设想利用两个边防集团军对起义者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最高统帅部成立了一个联络处，由冯·泽克特少将担任领导，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少校任首席参谋。不久，施蒂尔普纳格尔便被调往科尔贝格，接替海耶的作战处长之职。
除了东西部旧军队残余部分的复员和波兰军队发动进攻的危险之外，还有一个棘手问题是驻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志愿军团。这些部队在这里是暂时为了对付布尔什维克主义，防止红军对爱沙尼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的进犯，也为了保障东普鲁士省东翼的安全。为了更好地协调和管理所有东线北部的杂牌部队，1919年1月冯·泽克特将军被任命为北方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部参谋长。然而到5月份，帝国政府却不得不命令撤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在此期间，泽克特忠心耿耿，秉公执法，因为他认为军官团的使命就是维护帝国的存在。在他眼里，军队是通向未来的桥梁，只要军队和帝国保存下来了，至于国家是什么形态那是次要的。当时他引用俾斯麦的一句话，说他可以设想普鲁士可以没有国王，但保皇主义者决不能灭绝。他对民主、对共和政体一直是满腹狐疑，而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也一直对武装力量充满疑虑。仅就这一点而论，泽克特是正确的。他主张，军队应与当前的国家保持一定距离，默默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当时冯·泽克特老夫人在信中提醒他的儿子，仅靠责任感是不能维持一支军队的。泽克特的母亲十分准确地看到了这种虚伪态度背后所隐藏的弱点。
1919年4月，出现了帝国政府可以参加和平谈判的希望，普鲁士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组成两个“和谈委员会”，准备随同德国代表团前往凡尔赛。格勒纳让泽克特任总参谋部和谈委员会主席，后来两个委员会合并，统归泽克特领导。泽克特的基本设想是：保持一支30万人的精锐部队，兵员为长期服役的志愿兵，有空军，陆军将装备坦克和重型火炮。预备役部队由民兵组成，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当德国代表团在外长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以及资深的军事顾问泽克特率领下于1919年5月到达凡尔赛时，早就木已成舟。德国人得到的是一份事先拟就的和约草案，草案附有说明：提出异议的时间不是无限的。
条约草案意在全面解除德国的武装。草案规定，禁止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废止大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陆、海军人数只能维持在11.5万人，其中陆军为10万人。这支小型职业军队不允许有炮兵、空军和装甲部队。一个由协约国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负责监督解除德国的武装。赔款数目和偿付形式这个中心问题因战胜国尚未达成一致而没有定论。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对是否接受这一草案犹豫不决，因为一个重大问题摆在面前，如果帝国政府和国会拒绝签字，战胜国倘若采取惩罚措施，在军事上将产生怎样的结果？
就这个问题，德国的高级将领们于1919年5月在科尔贝格的最高统帅部进行了讨论。新组建的国防军第1集群司令部司令冯·洛斯贝格少将和作战处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少校，主张发动一次针对波兰的民众战争。兴登堡认为在东线取胜的可能性较大，并打算在战时用泽克特替代格勒纳。所有高级军官在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即在西线进行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帝国政府请求兴登堡能在军事抵抗有无希望的问题上表个态。元帅说道，整个作战能否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先决条件，是很值得怀疑的，但作为军人宁愿光荣地死，也不要屈辱地和。这是一派老普鲁士人的腔调，这样，他便把决断权甩给了政治领导，但他也表示，作为军人他将服从政治领导的决断。1919年6月23日当艾伯特与格勒纳在电话里做出重大决定之际，兴登堡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因为他已看到军需总监想尽力避免因他的软弱无能而出现的尴尬。
泽克特当时指出，保住军队要比进行一场无望的战斗重要得多。不久兴登堡退役，谢德曼内阁也随之解散，帝国总理再次由一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奥托·鲍尔担任。6月25日，泽克特也提出辞呈，大总参谋部即将解散。1919年6月28日，签署了《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第16条规定，禁止保留大总参谋部，但并不包括部队总参谋部勤务。就在签署条约的同一天，赖因哈特将军约见泽克特，请他接管大总参谋部的全部业务直至大总参谋部最终解散，因为兴登堡元帅已经告退。对此，泽克特早有准备，他当时的思想活动可以从他1919年7月7日写给兴登堡的一封信中看出。他写道，如果他能保住总参谋部的精髓而不是形式，他将会以他的行动表明他绝不是总参谋部的“掘墓人”。
帝国政府拒绝将兴登堡、鲁登道夫和其他军队将领作为“战犯”交出，对此泽克特给以最强有力的支持。但同时，由德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开始就德国溃败的原因以及军政界权威人士当时的立场进行调查。自然逃不脱调查的兴登堡激动地表示，他是“背后一刀”的牺牲品，而给他背后一刀的正是眼前那些组成调查委员会的人。他满腔怒火，一副尊严受到伤害的样子。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传说具有一种强大的误导力。
在留任的“处长们”中间，汉斯·冯·泽克特算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一个。泽克特是前波美拉尼亚一个地主家族的最后一代后裔，这个家族于18世纪在维也纳获得贵族封号。他很早就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模仿巨人，但又是无创造能力的大师。他的敌人指责他是个典型的“容克”，但泽克特并不具备一副容克的仪表，也不出身于老普鲁士家庭，而是前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家庭。他是一个近亲婚配的后代，其父母是表兄妹。他执意追求的是将过去最优秀的东西，将老毛奇的思想遗产，在这个变得陌生和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继承下去。他像施利芬一样，习惯于用一种冷嘲热讽的方式表现出他高傲的内向性格，这在这个远离贵族时代的社会里已经显得不现实了，但仍能引起人们的敬畏。
右翼党阵营里的许多人都将泽克特视为一个有希望的“强人”，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独裁者和救世主。但泽克特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强人”。他缺少残忍和冷漠，以及像后来出现的那位另类人物——阿道夫·希特勒所具有的在公众社会中的雄辩力和感召力。
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对他也有很大的诱惑力，但在军人行使权力的问题上他的头脑是冷静的。在他整个服役期间都一直担任参谋长的职务，如曾任马肯森的参谋长，奥匈王储的参谋长和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他是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二号人物，但不是恺撒或拿破仑。
泽克特的目标是保住总参谋部和一个统一的统帅部，可是这一切都被《凡尔赛和约》断送了。国防军集群司令部和海军基地司令部只能归属同一个文职国防部长领导。按照泽克特的设想，新型军队不仅应是储存和代表帝国思想的载体，而且应是未来“国民军队”的核心。对此，在总参谋部理智的军事专家们与所谓的“前线军人”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辩论。前者从民众性军队的失败教训中吸取了经验；后者则从民众性军队所创造的奇迹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1919年在慕尼黑国防军司令部作宣传干事——他自称为“教官”的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正是靠着“前线军人”精神起家的，这种精神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堑壕社会主义”，是工人和军人在新的民族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混合物。存在于具有科学知识的高层总参谋部军官与军官团中有煽惑力的民族－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最后在第三帝国里演变为总参谋部和军官团中的保守的基督教分子，与革命的反基督教的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1919年夏，正是泽克特患心脏病的时候，新的国防军最高指挥权问题亟待确定下来。东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主席奥古斯特·温尼希向帝国总统举荐了泽克特。直到1920年1月1日，即《凡尔赛和约》生效之日，在科尔贝格的最高统帅部仍然存在，但最高统帅部及普鲁士战争部都已失去其实际意义。当务之急是在政治为先的前提下，尽快理顺最高军事领导体制。泽克特主张在国防部下设三个职能部门，即“陆军局”、“部队局”和一个部队最高首脑。陆军局承担过去战争部的业务；部队局担负大总参谋部的职能；部队最高首脑相当于军队最高司令官。他还提出按照英国的模式设立一个由高级指挥官组成的“陆军委员会”。此外还应为国防部长配一名议会国务秘书，以便在帝国议会中代表军队的利益。为了避免议会组阁和议会监督的相互影响，军队指挥权应赋予“部队最高首脑”，而不是国防部长。这样，便可由陆军局和部队局逐步过渡到最终所希望的军队统率体制。格勒纳支持泽克特的方案，赖因哈特将军站在诺斯克一边，诺斯克极力反对削弱国防部长权力的做法。
与此同时，还有一派人主张军队组织体制实现全面民主化。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认为在军队中发挥作用的应是“共和国指挥官联盟”。巴伐利亚军械官弗朗茨·卡尔·恩德雷斯少校——他在土耳其军队服役期间参加过战争——在一篇题为《国防军与民主》的文章中，主张创建一支“议会军队”，这支军队的军官团应以获得独立的人民的代表自居，恩德雷斯的目的在于打破以泽克特为代表的旧的传统僵死的等级意识。在这支尚未完全统一的军队中，有革命者、民族主义志愿军团的军官、主张民主的理想主义者，还存在着尚未排除的共产主义分子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危险，因此新军队的前程渺茫莫测。
1919年10月1日，新的国防部诞生了，部址设在动物园和边垒渠之间的本德勒大街13～14号老枢密院区。战争部和最高统帅部解散了，格勒纳将军退役转而从政，由泽克特倡议设立的“部队最高首脑”职位没有被采纳，而是代之以在国防部长和部队之间设立一个统帅部长官的职位，按字面的军事释义相当于“参谋部参谋长”，而不是统帅部最高指挥官，这是一种在宪法中没有规定，也是战胜国没有预料到的过渡形式。第一任统帅部长官是赖因哈特将军，诺斯克认为他作为一个南德人最易于接受新型国家体制。
在实际运作中，统帅部长官相当于国防部长手下的最高军事顾问，危机时刻也可做国防部长的代表，是部队享有最高军衔的军官。在统帅部下设陆军局和部队局，后者虽冠以一个不起眼的名字，但其职能却相当于被禁止的大总参谋部。部队局下设四个处，共约60名军官，由冯·泽克特将军领导，其参谋长为海耶上校。部队局第一处担负的是过去进军处的工作，由哈塞中校领导，最初他在军事交通监察部工作，1918年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格勒纳还曾想让部队局具有原总参谋部直属最高当局的地位，但这在实行新的统帅体制之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前大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大部分职能现已转到统帅部长官身上。统帅部长官现在同时扮演着军事力量最高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双重角色。部队局即总参谋部降了一级，退居国防部长和统帅部长官之后，在统率机构中居第三位。
泽克特这个新总参谋长上任伊始便采取三项重大措施：保留东部的军区专员，以备将来解决边界防卫问题；为小型职业化军队制订一部新的法规；组建一个帝国档案馆，搜集所有有关以往战争的军事档案资料，继续前总参谋部的战史研究工作。最后一任战史处处长赫尔曼·默茨·冯，克维恩海姆少将在离任之后，被任命为档案馆馆长。冯·黑夫特少将在离开总参谋部后，成了档案馆的一名主任，负责出版关于1914～1918年战争的官方战史著作。他的一个同事总参谋部中校沃尔夫岗·弗尔斯特曾任第66军司令部参谋长，不久便成了德国最著名的战史专家之一。第四号人物，原绘图处处长里夏德·冯·米勒退役少将调到帝国测绘局工作，并于1924年任该局局长。依靠类似途径，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官机构也以隐蔽的方式继续工作着。在维也纳仍保留着一些未被清理的机构，与奥地利老战争部保持着联系，负责人是冯·马索上校、弗勒克少校和孔特少校，后来逐步演变成年轻外交家们作军事报道的地方。
军区专员是根据民事勤务合同安置的退役军官，后来发展成为后备兵员组织的核心而遍布全国。由泽克特亲自起草的新兵役法直到1921年才颁布，它断绝了部队与党派政治的关系。到此为止，道路依然坎坷不平，未来的国防军仍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重大考验。在内政冲突面前，一部分部队爆发了动乱，大部分部队枕戈待命，保持中立。陆军第一步由40万削减为20万，然后必须再削减10万人，这激起了志愿军团特别是海军旅的不满。秘密返回的“波罗的海分子” [ 译注：指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活动的德国志愿军团的成员。 ] 加强了叛乱集团的力量。
被解除武装的志愿军团首领们，以共和国的拯救者自居，但却没有从共和国那里得到分文，大有受骗之感。因此，他们聚集在比尔森与东普鲁士行政区长官沃尔夫岗·卡普的周围。卡普认为推翻共和国并代之以一个社会保守体制的时机已到，他认为帝国应按照普鲁士的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便能设置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营垒，并准备依靠驻在柏林地区的两个海军旅的支援，突然占领帝国首都，逮捕帝国政府成员。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形势，比如要保障来之不易的新的国家秩序，广大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时时有发生普遍共产主义起义的威胁，以及军事政变本身准备得极不充分等等，卡普所设想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儿戏。他们向兴登堡求教，兴登堡则态度坚决地劝阻他们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暴动。支持卡普的人有鲍尔上校和驻柏林国防军第1集群司令冯·吕特维茨男爵将军，此外还有虽然不高兴但还是表示赞同的鲁登道夫将军，他之所以心情不畅是因为卡普已宣布自己要当帝国总理，而鲁登道夫却始终以新德意志帝国的惟一拯救者和独裁者自居。
1920年初，形势急转直下。帝国政府的形象因帝国财政部长埃茨贝格的金融丑闻受到极大伤害。在萨克森和南德，由于共产主义分子的罢工和骚乱不得不实行戒严。在鲁尔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正利用它所建立的“红色卫队”准备在广泛的阶层采取行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20年3月13日爆发了暴动，卡普和冯·吕特维茨率军占领了柏林，宣布建立国家政权。卡普政变将处于地下的总参谋部和部队局的权威置于尴尬境地，冯·泽克特将军拒绝国防部长诺斯克提出的在此刻动用国防军镇压暴乱的志愿军团的主张。他冷冰冰地说道，部队不打部队。这使诺斯克大为恼火。泽克特看得更远一些，他认为，暴乱最终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政府控制的部队与不听召唤的部队之间发生流血冲突，那就等于断送了建立新军队的可能性。
泽克特拒绝由他本人担任卡普新政权的帝国总理，并提出辞呈，同时让海耶上校作为代表继续留在部队局。部队局局长由卡普委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志愿军团”司令冯·德·戈尔茨少将担任，但戈尔茨并没有上任。帝国总统和政府离开柏林，并宣布实施总罢工以对抗军事独裁。在柏林，政府各部和帝国银行的职员拒绝与新总理合作。在北德和东德，一些国防军指挥官与叛乱分子联手，但大多数保持中立。四天后，卡普、吕特维茨、鲁登道夫和鲍尔再也无计可施。军事独裁者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其悲惨结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但泽克特早有预见，他之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持消极态度，自有其独到之见。他傲慢地解释说，普鲁士将军绝不违背自己的誓言。纯军事独裁的垮台至少给新的总参谋部和国防军的将军们以一个永志难忘的教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尽管参加暴乱军事准备工作的有一些像鲁登道夫和鲍尔这样出色的总参谋部军官，但他们以为单靠一道严厉的命令和有力的行动就足以取得政变成功，这未免有些幼稚可笑。他们过分相信军事工具根据命令便可运转的机械性功能。
1920年3月17日上午和下午，卡普和吕特维茨先后宣布辞职，国防部长诺斯克打电报命令泽克特接管国防军所有部队即第1集群的指挥权；同时，惟一还在柏林主持政府工作的帝国部长欧根·席费尔也将统帅部和国防部的领导权交付泽克特。3月25日，诺斯克退出国防部长的职位，赖因哈特将军也辞去统帅部长官之职。他的继任者汉斯·冯·泽克特给这一职位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卡普暴动加剧了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政治家对将军们的不信任感，同时也推动了在柏林、帝国直辖区和鲁尔区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一支正规的“红军”。
在前途暗淡的渺茫之中，泽克特开始着手建设一支新的共和国陆军。第一步是巩固统帅部长官的地位，在1920年8月11日的一份帝国总统命令中规定，统帅部长官是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是部长行使指挥权的代表。在1921年3月21日制定的兵役法中表达得更通俗更简洁：陆军首脑应由一名将军级别的统帅部长官担任。如果统帅部长官和国防部长按照各自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的话，那么兵役法的这种措辞就为各种矛盾冲突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在卡普暴动之后成立的费伦巴赫的资产阶级内阁中，纽伦堡前市长，民主党代表奥托·格斯勒博士接任诺斯克的国防部长之职。退役将军格勒纳任帝国交通部长，他的首要任务是对德国统一的铁路进行改组。格斯勒同诺斯克一样都是意志坚强的人，所不同的是格斯勒现在掌握着在其职位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他懂得如何超出其本党范围赢得广泛阶层的尊重。国防部长与泽克特很难合得来，对于泽克特的能量部长的心里自然有数，而泽克特对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职国防部长历来是嗤之以鼻。到1920年9月，泽克特对国防部长发出威胁，说如果部长不向他报告就擅自安排军官的话，他将辞职。这种摩擦接连不断。泽克特虽然一再以辞职相威胁，但实际上他也离不开任何人，知识渊博的国防部长只能运用忍耐和宽容的艺术与其周旋。
《凡尔赛和约》给战后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关键性问题，即德国支付赔款的数额问题。1920年一1923年召开了一系列有关赔款问题的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过去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所在地斯帕举行的，泽克特也随以帝国总理费伦巴赫为首的德国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上再次提出一个问题，即德国陆军的数量最终应削减到多少人，是10万，20万，还是15万人。德国的希望落了空，特别是泽克特那普鲁士将军的外表，给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以极坏的印象，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也经常与本国的将军们唇枪舌剑，摩擦不断。
最终德国陆军被允许保留10万人，海军1.5万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新的陆军由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即21个步兵团、7个炮兵团、18个骑兵团编成，装备轻型火炮、重机枪和迫击炮，其数量均有详细规定。由159名法国军官、151名英国军官、48名比利时军官、23名意大利军官和13名日本军官组成的国际军事监督委员会，在法国将军诺莱领导下，负责对条款的执行情况予以监督。
在国防部长和统帅部长官领导下，陆军领导机构划分为五个局，即陆军总局、部队局、陆军人事局、陆军管理局和陆军兵器局。从1923年公布的第一份新组陆军花名册可以明显看出，德国想方设法争取在领导机构里保留尽量多的受过考验的总参谋部军官和普鲁士传统的继承人。譬如，局长里就有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陆军局)，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普鲁士将军，其母还与布龙斯阿特·冯·舍伦多夫有亲属关系。再有哈塞少将(部队局)和海耶少将(人事局)。除哈塞外，其他都是最后一届最高统帅部的总参谋部军官。部队局的冯·施莱歇少校也属于此列，此外还有一大批师、团长。
实际上，在这个军官团里已隐藏着后来第三帝国国防军的高级领导人物。后来的几位元帅，如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威廉·里特尔·冯·勒布、费多夫·冯·博克和卡尔·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都是当时在部队总参谋部工作的中校军官。后来的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当时是部队局的少校。泽克特有意让参谋部实行双轨制或三轨制。首先他自己手下有一名参谋长，此外每一个步兵师除一名步兵指挥官和炮兵指挥官外，也配有一名参谋长。实际上这种做法已暗藏着一种企图，即在政治气候允许的情况下便可将军队扩充3倍，也就是将7个步兵师变为21个步兵师。这样，至少就能构成一个总参谋部的框架。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除个别的骑兵团和第九步兵团是近卫军传统的继承者之外，在国防军军官团和总参谋部军官中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绝对优势。现在已经没有出身王侯贵族家庭的人了，可以想象他们作为军官必然会在国会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冲击。为了维护军事传统，泽克特打算在个别的团指定一些连队为老团队精神的继承者，但这一做法并没有见到多少成效。因此，部队局便逐渐成了被禁止的大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传统的继承者。
虽然在两个集群司令部和10个师里都各编有一个参谋部，但是参谋军官现在不再称总参谋部军官，而是称“长官参谋部军官”。总参谋部训练也在“长官助手训练”的名义下进行。然而，在泽克特为总参谋部军官新制订的训令中却这样写道：“形式改了，但精神不变。这就是在军队中默默无闻和无私忘我的恪尽职守的精神……我们现在没有抱怨或指责的时间，我们真的连感觉疲劳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必须工作……只要我们还在履行义务，就无损于我们的荣誉……”在泽克特看来，忠诚只适用于军队，国家根本不足挂齿！
部队局由4个处组成，处下再设组，各负其责。第1处称“国土防卫处”，接管原进军处、作战处的工作；第2处负责处理组织方面的工作；第3处从事外军研究工作，为避免外人的怀疑，常年来一直称陆军统计处；第4处负责训练。过去大总参谋部的中央处未能恢复，所有人事问题均由陆军人事局统一处理。
部队局担负的工作有：总结战争经验；处理边境防御问题——这是这支小型纯防御型军队惟一的一项作战任务；研究组织、训练计划；跟踪外军发展状况。在集群司令部和军区司令部，以及步兵师和骑兵师司令部内继续设有部队参谋部。在培养后备军官方面，采取了举办所谓的“长官助手训练班”和“军区考核”的方法。培训的课程不限于纯军事，一般的科学知识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在国防部和军区司令部内参谋军官的位置只有250～300个，因此严格选拔合格人才也显得容易得多。有的已经学了两年的“长官助手训练班”课程的人也被无情地“淘汰”。能分配到部队局工作已被看作一种巨大的荣誉。后来第三帝国要匆忙组建一支新的庞大陆军时，缺乏经过良好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就成了一大障碍，特别是还要为第三军种空军训练一批全新的参谋军官。要想用两年的“长官助手”训练来完全代替3年军事学院的丰富课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军官团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懂得，现代军官必须无止境地学习和广泛地涉猎。赖因哈特将军退役之后于1927年创立了所谓的“赖因哈特学校”。鉴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学院，因此赖因哈特采用了过去在符滕堡时的习惯做法，即将军官派往地方大学学习广泛全面的知识。他曾送12名出色的军官(一半来自参谋部，一半来自部队)到柏林大学学习两年，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历史以及大众、民族心理学。赖因哈特去世后，在这个训练班的基础上建立了后来的“国防军学院”，三个军种的参谋军官在这里接受统一的陆、海、空三维作战训练。
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真的能保证成绩出众、品行端正的军官进入这个小型总参谋部。由于其职位有限，晋升机会极少，因此竞争异常激烈，这也为追名逐利者提供了机会，助长了买人情、走关系之风。人事政策基本操纵在施赖歇尔、施蒂尔普纳格尔和30年代人事局长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中将手里，他们统统都是原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军官。即使是干练的门外汉，在顺从勤奋而又世故的专业人员面前很难谋得自己的位置。无声无息地为军队履行义务，对长官无条件地服从，对其他所有政治势力和问题都不闻不问，这些早已成了泽克特体系的致命弱点。对国家领导漠不关心，在特殊情况下也会被图谋不轨之人所利用。此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现在炮兵军官的地位有了极大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兵种在一次大战中的作用上升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领导人来自于这一兵种，并不断提拔这一兵种的年轻人所致。
一位法国军事理论家曾非常正确地指出，泽克特的理想是创建“一支小型的精锐之军”，以构成未来强大国民军队的核心，并为这支军队提供各级指挥官。动员群众参战的经验，使泽克特和他的学生弗里奇和博克对现代群众的摇摆不定和模棱两可的性格深恶痛绝。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的一条教训是，德国在多线战争中无法取胜。20年代的舆论界根据四年半战争的经验已经对战争和军人感到厌倦了。
世界都在谈论持久和平、裁军和战争的消亡。泽克特学派的人从这一系列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是，将来必须依赖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这要比依赖一支群众性军队好得多，因为群众已厌恶从军。
另一方面，泽克特作为负责帝国防卫的最高级别的军人，一直在不停地研究着一个问题：如何能以现有有限的兵力保障帝国边境的安全，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盟友。在东部，在法国庇护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两个新成立的斯拉夫国家，已深深地嵌入德国的领土内。由于波兰走廊已插入西普鲁士直至波罗的海，使东普鲁士变成一个孤岛。捷克斯洛伐克如同一个矗立在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东巴伐利亚当面的前沿碉堡。如果柏林与布拉格的关系逐渐缓和，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波兰的威胁了。波兰对西部边界所谓原波兰领土一直念念不忘，而《凡尔赛和约》没有满足波兰的这一要求。早在1921年，泽克特起草了一份呈文，题为《关于我军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其中提出，一旦与外部势力发生冲突，就必须依靠志愿人员的力量将现有的7个师扩充为21个师。这种所谓的“征募”陆军的思想在20～30年代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至被希特勒的疯狂扩军所取代。
泽克特认为，如果要想使这支小型职业化军队构成未来庞大陆军的核心，就必须结束它作为内战工具和警察的靠山的角色。但另一方面，这种具有远见的军队政策必须以军官团严格的非政治化为前提。泽克特理想中的军官既不应是共和主义者，也不应是君主主义者，而只能是军队军官。泽克特认为自己以及他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都无力涉足政治，也无力推行自己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都像艾伯特和诺斯克一样对军事那样感兴趣。而泽克特又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因此摩擦和矛盾接连不断。在他与施赖歇尔之间出现的第一个矛盾是，施赖歇尔认为，在不损害军队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对时代精神做出重大让步。不久，泽克特便与在部队局第1处第3组负责内政问题的施赖歇尔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由于施赖歇尔经常处理国家预算问题、边防问题和党派政治问题，因此他借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与许多显贵名流和党派保持接触。而与此同时，年轻军官和中年军官却被严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或谈论政治。但是一些人终究要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是库特·黑塞中校有一篇引起人们广泛重视的短文里讲的，这篇文章谈的是“懂得人们合理要求的统帅”，他预言这种统帅和群众领袖即将出现。被长期忽视的群众心理学终于又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泽克特心里暗笑着提醒黑塞，不要忘了老毛奇时代赫尼希上尉的命运。
波兰是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最沉重的军事政治问题。新成立的波兰企图将乌克兰据为己有；1920年它又通过一次政变从年轻的立陶宛共和国手中夺占了其历史上的首都维尔纳；煽动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闹事，以便对由战胜国主持的关于其居民归属问题进行的全民公决施加影响；最后，它在对苏战争中遭到惨重失败，1920年苏俄红军一直打到华沙城下。这些事件勾起了泽克特对已被人遗忘的普鲁士与俄国之间的友谊的回忆。苏俄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签字国，像德国一样它在协约国新秩序世界里被划入被遗弃的国家之列。
波兰极端爱国主义团体对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等德国领土提出的毫无节制的领土要求，以及对维尔纳和上西里西亚肆无忌惮的进攻，为德国统帅部提供了一个让帝国政府默许军方在东部地区建设一支秘密边防部队的依据。而泽克特的想法走得更远，他打算德国国防军与苏俄红军结成联盟，其目的并不是要对波兰发动一场复仇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华沙来自背后的袭击。
经济状况为两个迥异的伙伴建立联系提供了条件。苏俄为了有计划地建设其重工业需要德国机器制造业的帮助；而德国方面想将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工业、飞机制造和化学战剂的制造转移到国外。泽克特在战争期间结识的土耳其元帅恩维尔帕夏，此时亲赴莫斯科，为双方牵线搭桥。泽克特认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促进苏俄装备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可为自己受到束缚的装备工业拓展新的领域。在施赖歇尔、部队局第一处处长哈塞上校和泽克特的老同事，现在陆军统计处工作的上尉参谋弗里茨·楚恩克的协助下，于1921年在国防部内成立了一个“R(俄国)特别工作小组”。泽克特和施赖歇尔与苏联当局的接触，是在当时的帝国总理维尔特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中间人有楚恩克上尉、原第三处处长、退役上校尼古拉和曾因在战争期间出征阿富汗而闻名的退役少校里特尔·冯·尼德迈尔。1922年，在热那亚举行的世界会议上，受到西方大国奚落的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外交委员奇切林，意外地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拉巴洛条约》促进了双方非官方的军事、经济交往。泽克特对拉特瑙的评价不高，但他欢迎这一条约，称其为一种“积极政治”的开始。
图25 奥托·哈塞(1871～1942)，1923年任部队局局长
1923年2月，新任部队局局长哈塞少将、已晋升为少校的弗里茨·楚恩克和菲舍尔上尉一同前往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双方商定，德国将支持苏俄的工业建设，苏俄的工农红军指挥员将在德国接受总参谋部训练；德国国防军将从苏俄获得炮兵弹药，允许德国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在俄国训练，在俄国生产化学战剂。为开展这些秘密业务，特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莫斯科中心”，它也是负责管理派驻苏联的德国军人的最高机构，1924年该中心领导人为退役上校冯·德·利特·托姆森和退役少校冯·尼德迈尔——这一切德国政府都是知道的。20年代末，德国又派出联络官哈尔姆上校与红军保持联系，后由恩斯特·克斯特林上校继任。这样，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官处又再次复活了。
这种长达10年且缓慢发展的军事合作，其实际结果并不算丰硕。在位于哈尔科夫和沃罗涅什之间的利佩茨克机场，大约有300名德国军官接受了战斗机驾驶和观察机驾驶训练。从1930年开始德国坦克专业人员在卡赞接受训练，先后计有30名左右。苏俄的坦克数量尽管在当时已相当可观，但其型号和战术尚处于幼年时期。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为德国修建了一个毒气厂。苏俄还通过海路向国防军弱小的炮兵提供数量有限的弹药，这些弹药大多都是在什切青通过共产党港口工人的手装运的。
依靠苏联的帮助，德国建立起了歼击机部队的核心。德国的总参谋部军官应邀参观红军的军事演习时，第一次看到了空降部队的使用，自此萌发了组建自己空降部队的念头。苏俄早逝的杰出军事委员米哈依尔·伏龙芝所创建的类似于本土民兵并作为预备队的基干部队，给国防军的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多方面的启示。在这里，泽克特通过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旗帜的掩护下，实现了他创建强大精锐部队的愿望，这支部队编制有大量骑兵以及摩托化和装甲分队，依靠的是一个具有强烈国防意识和政治上统一的政党。当时在部队局第2处工作，后来成为元帅的凯特尔在一次访问苏俄时，苏俄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后来的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元帅(20年代末任部队局长)在俄国逗留期间，对基干部队和群众的党政纪律印象颇深。当然，布洛姆贝格是对一切新生事物极为敏感的人。他在一次访问美国之后，对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里的小型职业化军队也非常感兴趣。
从另一个方面看，相互的交往也使后来一批著名的苏联军官，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朱可夫元帅，认识了德国国防军及其不过问政治的军官团，并给苏俄那种完全受党监督的基干部队的指挥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年代末，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在指挥官队伍中进行了第一次“清洗”，一批原沙皇时期的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成了这次改革的牺牲品。
如果说国防军和红军之间的利益组合使德国统帅部度过了艰苦的年月，那么德国的工业向苏联的输入也使德国的生产能力得以维持，并保留了一定的装备生产力。德俄间的秘密军事政策促使德国军事当局逐渐趋向东方发展。20年代初，步兵总监里特尔·冯·米特尔贝格中将在离职以后，在土耳其军中担任军事顾问。此后先后有数名高级总参谋部军官被派往中国，帮助其进行军队建设，其中有：退役上校鲍尔、1925～1926年的部队局局长维策尔将军、后来还有泽克特自己以及冯·法尔肯豪森将军。鲍尔上校为蒋介石元帅创建了一支样板军。
确切地说，1923年8月共和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接受总理和外长职务之时，《拉巴洛条约》 [ 译注：1922年4月苏德两国代表在意大利的热那亚近郊拉巴洛签署的友好互利的条约。 ] 和与苏俄签署的秘密军事协约，才真正体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主动地位。由于赔款问题没有解决，德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全面恶化。殃及德国的经济危机，也蔓延到西方战胜国。1922～1924年出现多起重大事件，使欧洲各地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德国发生了通货膨胀；法西斯专政在意大利建立；凯末尔在土耳其的专制统治日见巩固；阿方索十三世国王宣布在西班牙建立军事独裁；斯大林的独裁也在俄国站稳脚跟。呼唤“强人”和救世主的声音也在德国不断高涨，这种声音还不仅仅来自于希特勒周围的人及其他在慕尼黑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也不仅仅来自于鲁登道夫将军的亲信。当时施赖歇尔就曾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泽克特是不是没有能力成为德国的独裁者。
在这种充满紧张的气氛中，法国由于在赔款问题上与柏林发生分歧，便试图拿鲁尔区作抵押品。1923年1月11日，一支装备正规的法国作战部队开进鲁尔区。他们计划，一旦德国进行武装反抗，将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一起占领中德的工业区。帝国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这一政策耗尽了帝国银行的最后一点储备，德国货币全面崩溃。协约国军事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被迫停止。泽克特和海耶的继任者哈塞将军一致认为，只有当法军向中德推进时才考虑实施武装反抗。
为了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做好与国内各种准军事力量合作的准备，1923年1月泽克特与在慕尼黑的鲁登道夫将军和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了接触，当时希特勒作为纳粹党的“领袖”已拥有一支按营团编制的数量可观的私人军队——冲锋队。1923年3月11日，泽克特与希特勒进行了谈话。希特勒给这位习惯于冷嘲热讽的统帅部长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泽克特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怀疑。希特勒要求担当民族起义领袖时的那种狂热疯癫样子，使他为之瞠目。就实现民族专政这一目标而言，他们俩是一致的；但在实现目标的途径问题上则存在着明显分歧。希特勒虽然表示愿意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向国防军提供支援，但此后不久他又禁止他的党员参加任何由共和国宣布的消极抵抗行动。
在莱茵兰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的活动日见频繁。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共产党已准备进行颠覆活动。1923年8月，具有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着手组建一个由右翼势力直至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内阁。现在一个具有政治家才能的德国总理要第一次面对统帅部的长官。施特雷泽曼的目标是平息德法之间的对立，解决赔款问题以利于欧洲的未来。而泽克特－施特雷泽曼后来听兴登堡说——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所有和解政策，但他作为一个军人无法接受为战争做出任何理智的补偿。泽克特与施特雷泽曼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而且再也没有和解过。施特雷泽曼非常明白，此刻国防军对帝国政府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工具。有人问泽克特，国防军是否可靠？他回答：他不知道，但国防军至少听他的召唤。这是统帅部观望主义和孤立政策的胜利。
泽克特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曾声称，在德国只有一个人能发动政变，此人便是他——泽克特，但他没有发动政变。现在他被卷入一切计划之中，而且有时看起来好像他一直就有自己独揽大权的念头。在柏林，在大工业圈子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建立一个由帝国总统默许的“民族内阁”，类似于三头政治专政，这三位政治家是泽克特、一位大工业家和一位高级外交家，后两位出自于施廷内斯康采恩和克虏伯康采恩 [ 译注：康采恩系德国的一种垄断组织。 ] 。在慕尼黑，希特勒制订了一系列政变计划。此外，在保守党和教会圈子里以及各国防社团里，却盛行着另一种思想，认为面对红色的柏林，慕尼黑必须成为德国的安卡拉，成为民族的首都，土耳其的凯末尔 [ 译注：又译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年成立民族代表委员会，领导民族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革命，与英、希武装干涉者展开斗争。1920年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凯末尔被迫转到安卡拉。后当选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1923年当选总统。1933年被大国民议会授予“土耳其之父”称号。 ] 正是从安卡拉出发，并从侵略者手中解救了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苏丹政权。
当施特雷泽曼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停止鲁尔斗争时，危机变得一触即发。巴伐利亚州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任命保守–教会派和联邦主义集团的领袖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为巴伐利亚全权总代表。于是，在卡尔和希特勒之间便在私下里发生一场争执，在两个人里应当由谁首先宣布进行“民族革命”，并率军开进柏林。对此，帝国政府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作为回答，执行权也因此落到了国防部长肩上。
由共产党占据州政府部长位置的萨克森和图林根，时刻有发生颠覆活动的危险。在库斯特林，总参谋部少校布赫鲁克尔领导他在鲁尔斗争期间组建的临时志愿部队哗变。他不但一直没有解散他的部队，反而想迫使当局承认他的部队为正规军。在慕尼黑，希特勒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对泽克特发起人身攻击，声称泽克特要想建立反革命的独裁，并说他的夫人是犹太家族出身。
泽克特要求第7军区(巴伐利亚－慕尼黑)的第7步兵师指挥官冯·洛索将军采取行动查禁该报。但洛索拒绝执行命令，因为在第7师参谋部内有希特勒的一名密友——巴伐利亚上尉参谋恩斯特·罗姆。泽克特没有料到，在年轻军官中居然还有一大批对希特勒这个狂热煽惑者的崇拜者。1923年10月19日，泽克特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除了洛索的职务，但也因此对国防军只听从他召唤的信念打上一个问号。冯·洛索将军的职务由巴伐利亚全权总代表冯·卡尔接替，第7师也由巴伐利亚政府支配。
10月22日，巴伐利亚的“安卡拉”向柏林宣战。也就是在同一天，奉帝国政府命令，第4师的分队在米勒中将的指挥下开进萨克森，废止了德累斯顿政府的职能，因为共产党的内政部长正准备在这里建立工人武装近卫队。
哈塞少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和冯·施赖歇尔督促泽克特尽快建立自己的军事独裁，否则他将面临一场右翼发动的革命。在部队局里，人们担心法国、捷克和波兰军队会趁此形势开进来。然而，经历过世界大战和卡普暴动已变得谨小慎微的泽克特，与塔勒兰德持有相同观点。塔勒兰德曾说过，用刺刀可以干很多事，惟独不能拿它当椅子坐。泽克特已做好准备，在帝国总统授权下组阁，或对组建一个“民族内阁”提供支持。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都以其“民族革命”计划向兴登堡施压，但兴登堡断然拒绝参加任何针对新国家的武装暴乱，并提醒鲁登道夫要少动勿躁。
1923年11月3日，泽克特去见帝国总统。艾伯特对他说，在这一时刻他离不开他这个统帅部长官，同时又以十分得体的方式向他暗示，一切有关泽克特内阁或军事独裁的考虑均无望成为现实。泽克特屈从了艾伯特的意见。自此次谈话起，他以及他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便开始寻找一位能按军队意愿行事的政治家做国家领导。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采取行动，并于傍晚宣布开始“民族革命”。他自任帝国总理，鲁登道夫被委以“德意志民族统帅”的荣誉称号。被这一事件惊呆的全权总代表冯·卡尔和冯·洛索将军声明，从此刻起他们准备与叛乱分子合作。步兵学校哗变，并声明听从希特勒调遣，较老的军官和指挥官则表现得束手无策。11月8日夜，帝国总统和总理便将帝国全权交付于冯·泽克特将军。现在，这个临时的军事独裁使他有了运用法律和权力的机会。
泽克特迅即命令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男爵少将接管第7军区的防务。然而就在11月9日，卡尔和洛索却在慕尼黑奋起反击。在慕尼黑，暴动者的游行队伍在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引导下，在纪念堂附近遇到一道由巴伐利亚地方警察设置的警戒线，警察向他们开枪了。希特勒跑了，他的一批追随者被击毙或受了重伤，一场骚乱就这样烟消云散。
共和国的命运现在握在了泽克特的手里，但组建自己政府的所有计划也因此被打乱了。根据泽克特的命令，共产党和民社党这两个搞革命的政党遭到禁止。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男爵少将和里特尔·冯·勒布上校这两个具有严格传统思想的巴伐利亚军官，被任命为第7军区的司令和参谋长。为惩戒叛乱，步兵学校由慕尼黑迁往图林根的奥尔德鲁夫部队训练场，像洛索或罗姆这样不可靠的军官被开除军籍。但比这更使泽克特忧心的是，像希尔上校这样有独到思想的军官也与他分道扬镶了。希尔按照保加利亚的模式制订了一个对工人进行役前军事训练的计划。在对待右倾极端主义问题上，泽克特一直存在着两面性。在由奥尔德鲁夫返回途中，他对其副官冯·泽尔霍夫上尉说，如果这次没有年轻人，那人们就会绝望地说：“这是什么世道！”但纪律必须先行……嘲讽者称他为“斯芬克斯”，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然而不管怎么说，在他的领导下国防军使共和国免遭来自右、左两方面的攻击。在军事独裁的庇护下，完成了币制改革，稳定了国内市场。可是不久，泽克特、施赖歇尔和哈塞却在考虑以何种方式废除军事专政的问题。他们认为，军队一旦沦为帝国军事警察，那么就与它担负的国防任务大相径庭了，而军队绝不能沦为内战的工具。最后，他们自动放弃执政的欲望，于1924年2月中将政权重新归还议会政府。
1923～1924年冬，一位保守派政治家想见泽克特，此人就是在第三帝国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博士。格德勒当时属于德国民族党，正在制订一份帝国改革的计划。泽克特让施赖歇尔出面，对他收到的一份呈文做了回答。1924年2月，泽克特自己拟订了一份题为《普鲁士与帝国》的备忘录，阐述了他对德意志未来的设想。他指出，应保留普鲁士及其帝国的各大州，普鲁士应成为帝国的中心。普鲁士的和帝国的最高领导职务在人员上应合二为一。格德勒代表了恢复王朝统治的思想，而泽克特，尽管他是普鲁士的保皇主义者，却对这个问题却避而不谈。格德勒和泽克特这两位改革者的共同点是：基本立场都是保皇主义，都怀有同一个信念——普鲁士应成为帝国的脊梁。只是他们俩的思想都未能成为现实。
施特雷泽曼的理智政策促成了1924年《道威斯协定》的签订。该协定提出了赔款问题的暂行处理办法；法军撤出鲁尔区；为使德国有能力偿付赔款，恢复德国经济，美国将向德国提供贷款。1925年，施特雷泽曼又签署了《洛加诺公约》，公约规定承认1919年划定的西部边界，维护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地位。在德法缓和政策中，泽克特的东方军事政策遇到了一个新的障碍。尽管施特雷泽曼出于慎重起见尽量避免出现一个东方洛加诺公约，而且也通过一个新的协定加强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泽克特对施特雷泽曼的不信任感始终没有消除。泽克特对施特雷泽曼的每一步行动都指手画脚，这已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军人，事后他又承认政治的优先地位，顺从政治的抉择。
1925年2月，帝国总统艾伯特突然去世，这位政治家不仅善于容忍泽克特，而且懂得如何与他打交道。泽克特曾有过竞选新一届帝国总统的美好设想，而且还委托施赖歇尔打听是否有这种可能性。艾伯特的突然离世使他的这种设想破灭了，而且泽克特还发现，施赖歇尔对他的这一计划并不热心，两个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了。当在第二轮选举中年近78岁的冯·兴登堡元帅被右翼和中等资产阶级势力选举为帝国总统后，泽克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化为泡影。兴登堡是总参谋部最后一任总参谋长，他的名字及其受人敬仰的声望，使无数人将他视为已逝去的美好时代的象征，视为更美好未来的保证。这位老普鲁士军人的总统地位，不但对新国家的主权，而且对军队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军队终于可以从这位老军人身上找到失落的“国王盾牌”的替代物。自1918年这个令人失望的一年之后，现在政治家们终于再一次可以得到这位伟大军人的庇护了。
兴登堡的独生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少校，当时是汉诺威骑兵学校的战术教员，像他的父亲和施赖歇尔一样曾在第三近卫步兵团服过役，按照他父亲的意愿做了兴登堡的副官。这样，总统与统帅部之间就建起了一种密切关系，特别是库特·冯·施赖歇尔与奥斯卡·冯·兴登堡之间当时就已过往甚密。兴登堡与泽克特的私人关系一直保持着低调，他不喜欢与统帅部打交道。尽管兴登堡也知道泽克特是有功之臣，但这位淳厚的容克老前辈和那位装扮得时髦得体的贵族好像分别来自两个星球。
1925年，统帅部不仅在东部将边防民兵秘密地扩充到3万人，而且避开《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整个德国采取了防御措施。从1927年起，在“国土防御措施”的幌子下进行了具体的准备。其中包括制订了第一个动员21个师的计划；对现有已接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进行认真统计；制订了一旦法国再次发动进攻时西部的疏散计划。所有这些防御性措施都是极不完善和极不充分的，许多被禁止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工作都停留在理论上，如新型重型火炮、自行野战炮，以及假名为“拖拉机”的轻、中型坦克等。此外，还成立一个“汽车驾驶教练参谋部”，专事坦克战术的研究。类似的建设还有争取组建一支在危机时刻至少能作战的空军。为了隐蔽真实企图，在教育、训练监察部建立了一个“飞机驾驶员中心”，实际上它隶属于部队局第2处(组织处)。这样，在危机情况下可至少组建若干可投入作战的歼击机中队和侦察机、轰炸机中队。
在战略上，鉴于其军队的自身弱点，防御思想居统治地位。现在的防御思想虽然早已告别了施利芬时代的伟大作战思想，但在一次大战中西线的经验却使它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直到与希特勒的思想和计划发生冲突。希特勒很少从战略–战役–进攻上考虑问题，因为他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在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人。1926年5月，随着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德国组建了一个裁军筹备委员会，准备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此项任务委托给了军事专家。泽克特欢迎举行这种谈判，他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是十分正确的：如果裁军达不到人们的预期目的——这一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么实际上已被全面裁军的德意志帝国就可以宣布，它已获得了装备自由权。势态发展果如泽克特所料。
秘密政治以及泽克特专横独断的处事方式，从一开始就加剧了他与国防部长格斯勒的紧张关系。格斯勒需要在议会上对这位将军的一贯专横及其一些罕见的决定承担责任。格斯勒是除诺斯克之外德国近代最优秀的国防部长，为处理国防军的有关事务，他需要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型部长办公室，一个听命于他的工作班子。因为他希望，而且必须要对军队的行为施加直接影响。鉴于施赖歇尔与泽克特的关系不断疏远，格斯勒的这种努力得到施赖歇尔的支持。施赖歇尔尽管处处小心谨慎，但还是不停地抱怨泽克特将军总是处处为难于他。
1926年，国防部成立了“政治处(国防军)”作为部长办公室。冯·施赖歇尔上校被任命为该处处长，此前他一直担任部队局第一处第3组组长，负责军事政治事务。这样，便出现了一个专事政治事务的总参谋部处，并由一位精通专业和知识丰富的总参谋部军官担任领导。由于施赖歇尔及其后继人冯·赖歇瑙少将的努力，使这个处不久便获得了负责军事政治事务的国务秘书处的地位。十分巧合的是，在冯·施赖歇尔家族的徽章上树立着一个梯子的图形，仿佛预示着他的青云直上。后来，“统帅部长官”办公厅的地位每况愈下，而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地位却蒸蒸日上。1929年，部长办公室升格为国防部长办公厅。发展到最后阶段，办公厅由主任参谋部、部长副官和四个处组成。一般时候，部长办公厅主任必须替代空缺的军事政治国务秘书来处理有关业务。尽管“道威斯计划”实施以后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和发展，但时代并不正常。身居办公厅领导职位的是一个总参谋部军官，他在与大部分非常普通的政治家交往中深信，他是个军事型的塔列朗 [ 译注：1754～1838，法国外交家，1789年革命时为制宪会议代表。任外交大臣期间，利用各种外交手腕维护法国的利益，并参与决定许多国际问题，以权变多诈闻名。 ] ，并认为现代政治是可以操纵的，因为政治本身就充满了阴谋诡计。
1925年10月，部队局进行了一次人员调配。哈塞将军离职，接替他的是韦策尔少将。奥托·哈塞似乎在维护毛奇一施利芬时代精神方面要比信仰最高统帅部精神的韦策尔灵活得多。第一处(进军处)处长为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中校，出身于萨克森一图林根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曾任过内阁大臣，他和韦策尔都是泽克特的老部下。
泽克特与格斯勒间潜伏的冲突以及他与施赖歇尔之间的互不信任，使他犯了一系列错误，并付出了重大代价，最后只能以其职位作抵偿。1926年夏，他未征求国防部长的意见，便擅自颁布了一项处理军官团中决斗事宜的规定。接着，他又未听取部长或至少是其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的意见，批准过去的王储——普鲁士威廉亲王的长子，身着军装参加第9步兵团在符滕堡的蒙辛根部队训练场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泽克特看来，让霍亨索伦王室的太子参加演习，与一个普通的预备役军官参加国防军演习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意图在于维护传统，保留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革命时代，像泽克特这样的人只过问总参谋部的专业能力的培训，与那时相比现在在军官团中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封建化。根据1932年的花名册统计，在总共4000名陆军军官中，贵族出身的军官竟高达820名，而且前王室的太子也第一次名列其中。过去在贵族阶层盛行的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之风再次抬头。如哈默施泰因家族就出了2名将军，施蒂尔普纳格尔家族出了3名将军。
拿1926年的眼光看，普鲁士的太子参加国防军的军事演习，不仅是个错误，也是多余之举。因为从理论上讲，普鲁士的太子就是普鲁士皇帝的后代和皇位继承人。1926年9月末，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新闻界嗅到了此次事件的风声，他们以对现有政权构成威胁为由，异乎寻常地强烈要求统帅部长官下台。泽克特所推行的那种傲慢而又谨慎的政治，加之私人之间的嫉恨，本来就从未使他的反对党相信，在宪法面前他的忠诚和正派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冯·施赖歇尔在部长办公厅里搞了些什么不利于泽克特的动作，就不得而知了。同样也很难证明，按照施赖歇尔一贯的玩世不恭的作风，他是否为平息新闻界和政界的激昂情绪做过努力。
国防部长完全有理由对统帅部长官最近的轻率专横行为感到愤怒。帝国总理马克斯(一个中央党人和高级法学家)向帝国总统冯·兴登堡说明，如果泽克特不辞职，内阁将出现危机。格斯勒毫不掩饰地说，他早已对总是为泽克特的言行“承担罪责”感到厌烦了。
正当这个时候，第1处处长冯·弗里奇男爵中校向统帅部长官建议，如果各党派真的要他的脑袋，那就进行武装反抗——而弗里奇在12年后身居陆军总司令要职并置身于一场个人危机时，却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安排了。实施独裁的想法再次浮现在泽克特的眼前，而且是针对德国军队最后一任最高统帅部长官、现任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国防军到底是不是受宪法约束的国防工具？泽克特是个过于现实的伟大现实主义者，受了过深的普鲁士绝对服从的教育，他不能容忍一场针对以兴登堡为首的帝国的政变，他认为那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也许当时弗里奇从泽克特身上学到的太多了。
1926年10月7日，兴登堡召见泽克特，接着也接见了国防部长。第二天，泽克特告诉部队局局长韦策尔将军，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兴登堡这位受宪法约束的帝国总统，只能按帝国总理马克斯的意见办。他不打算为了泽克特个人而用内阁的再一次危机作冒险。当天中午12时，兴登堡正式召见泽克特，向他宣布了解职令。在柏林，保守的民主党机关报，著名的《福斯日报》当时写道，共和党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这句话也适用于住在威廉大街的那位老元帅吗？他对泽克特通常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他清楚地知道泽克特超群的能力及其在国防军建设方面的贡献，但从个人关系而言，泽克特一直使他有一种陌生感。在家人面前他曾偶发评论，说这个人(指泽克特)使他对整个军官团的品质都留下了一个坏印象。
图24 威廉·海耶(1869～1946)，1920年任部队局局长(总参谋部)
早在1925年的竞选总统计划中，泽克特就已经指定威廉·海耶中将作为他最合适的接班人。1926年海耶任东普鲁士第1军区司令，这是德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军区。施赖歇尔也同意海耶。海耶远不像泽克特那样高傲和固执，他还是格罗纳以前所喜欢的同事，人们普遍认为他要比泽克特更易于接受时代精神。这样，这位上唇留着浓重的上士胡子的人，便成了泽克特的继承人，继承了一个困难重重和费力不讨好的职位。海耶是东弗里斯一个小农场主的后代，智力平平，能力一般。他来自于候补军官团和总参谋部。尽管人们一提起过去的候补军官学校就想到狭隘和自负，但在海耶身上却看不到一点痕迹。他深信，未来将属于民主的国家秩序。他并不想维护他所取得的这一职位的作用，因为在一段时期内泽克特仍在幕后扮演着一个深奥莫测的角色。但是，当民众所迷信的新偶像希特勒逐渐走到前台来的时候，泽克特的时代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泽克特给后人留下的军事遗产，以及从海耶、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到弗里奇，从韦策尔、布洛姆贝格和亚当直至贝克，这些统帅部长官和部队局局长们所继承的，其实是一支具有机动能力、摩托化、并编制有强大骑兵和装备有限的精锐陆军，它可以确保在精神上战胜物质力量和百万大军，而它的兵员只能来自于全民。1928年曾进行过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摩托和装甲时代，作为进攻兵种，国防军强大的骑兵是应当保留还是应当取消，由此保守派强大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海耶将军在行动中注意强调民主。新任部队局局长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上校也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于1927年接替离职的韦策尔，1918年曾在第7集团军任赖因哈特的首席参谋。随着国际军事监督委员会的撤离，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开始有机会被送到外国深造。布洛姆贝格就曾亲自访问过与德国秘密结好的苏联军事机构，也曾到过美国。他像小毛奇一样是一个富于教养和兴趣广泛的人。他的博学多才和语言天赋都集中在像他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身上，自然给人以深刻印象。布洛姆贝格当时已经认识到，将来现代战争指导要求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仅要能运用陆军实施陆上作战，而且还须考虑空中和海上作战。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的，在当时的总参谋部军官中并不多见。
在军事政治方面，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联问题和裁军问题。在西方，法国自1929年起开始按照战争部长马其诺的计划，在表面看来无法通行的阿登和瑞士之间构筑了一个巨大的筑垒地带，以求保障法国的绝对安全。1927年，德国部队局第二处处长冯·弗里奇中校拟订了一个计划，准备波兰在东方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迅速介入，同时在西方采取拖延战术。然而，由于这个计划是在国际联盟及时介入冲突的条件下的一种纯防御计划，因此被放弃了。
图26 格奥尔格·韦策尔(1869～?)，1925年任部队局局长
1927年末～1928年初，国防部长格斯勒再次被军界——这次是被海军部——置于窘迫境地，起因是国防部为拍摄爱国影片而挪用秘密装备基金。1928年，格斯勒被迫辞职。施赖歇尔也因此达到了让他的亲信、“南德民主主义者”退役将军格勒纳成为格斯勒接班人的目的。这样，1928年便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总参谋部最后一任总长兴登堡任帝国总统；他的最后一任首席军需总监格勒纳任国防部长；一名曾是第二军需总监参谋部的重要军官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即国防军的秘密政治国务秘书。这个小圈子还在不断发展，1929年，被任命为第1军区司令的布洛姆贝格前往东普鲁士就职。接着，库特·冯哈默施泰因一埃克沃德男爵少将被安排到部队局，此前他是柏林第1集群参谋长，1914年曾在大总参谋部任军需总监冯·施泰因的副官。兴登堡父子、施赖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都曾在第3步兵近卫团服过役。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权力的交接就是这样通过国防军的领导层来完成的，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这其中的弊端人们在以后的年月里便可觉察到。
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是一个有高深文化修养、能力出众的总参谋部军官，只是没有学会勤奋和坐办公室。其实他和施赖歇尔着手处理的是一个日益变得紧迫的问题，即如何掌握人民大众并从而掌握义务兵役制兵员的源头。因为，人民大众拒不接受这个可恶的民主国家，并投入了一个完全与之对立的阵营。这对国防军而言，意味着一种陷入可怕内战的磨盘之中的危险。
在部队局，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继续进行着迟滞防御战术的研究。一切措施都建立在这样一种预想上，即当外敌入侵时尽量争取时间，直到国际联盟介入。1930年部队局曾对这种预想进行过一次演练。同年，还第一次制订了一个理论性的动员计划。该计划规定，依靠志愿人员的力量，在危机时刻达到泽克特过去曾提出的设想，即将现有兵力扩大3倍，从7个师扩充为21个师。此外，还有退役后再接受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约15万人。另外，训练水平参差不齐，只有轻型装备的“东部边防部队”3万人尚未计算在内。1931年在苏联帮助下获得了波兰的进军计划，从而证实过去对波兰进攻企图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华沙总参谋部曾计划对西里西亚发动一次突然袭击，部队局因此决定，做好暂时撤出西里西亚驻军的准备，此项决定也获得了兴登堡的同意。
1930年10月31日，海耶将军因年龄原因退役，其职位由施赖歇尔的宠臣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接任，威廉·亚当少将继任部队局局长。当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接管统帅部时，正值阴云密布，形势吃紧之时，统帅部和部队局退居幕后，军队的命运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大部命运，现在都基本掌握在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库特·冯，施赖歇尔的手里，他现已晋升为少将，是一位由总参谋部培育出来的、惟一真正的“政治将军”。
1929年10月，共和国最后一位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去世。1930年3月，由社会民主党和教会、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组成的大联合内阁瓦解了。导致内阁瓦解的主要起因是：由于1929年10月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总理赫尔曼·米勒·弗兰肯采取了必要的但不受欢迎的应急措施，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对自己的总理采取了否定态度。
被格勒纳称为他的“政治上的红衣主教”的施赖歇尔，与他的部长都一致认为，现在只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帝国总统必须亲自任命总理，此人选要能超越纷争不已的党派界限，为德国人民指引新的航向。他的想法很快得到兴登堡的同意，因为兴登堡早就有类似的撇开党派“肮脏交易”的思想。这位国防部的政治参谋长向兴登堡推荐一名新的总理人选——中央党主席海因里希·布吕宁博士。布吕宁是参加过一次大战一代人的代表之一，因参加基督教工会运动而出名，是一名托利 [ 译注：19世纪英国保守党党员。 ] 式的民主主义者，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人诚实正直，他也曾给兴登堡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因为他与帝国总统都深信，德国未来的福祉就在于光复君主–议会国家政体。上任伊始，布吕宁尚能通过议会施政，可是当议会慢慢拒绝与保守势力合作时，他便开始向总统内阁过渡，而总统内阁靠的是由施赖歇尔暗中操纵的枕戈待旦的小型国防军来撑腰的。
给德国造成重大影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一个政党死灰复燃。这个在1923年希特勒暴动后几乎已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的党，就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1929年施赖歇尔在同布吕宁谈话时，就曾对该党的发展表示过忧虑。在年轻的海军军官中和基尔、威廉港海军基地的工人中，有大量纳粹党的同情者，他们甚至认为纳粹党的行动是一场革命的、民族的、社会的和尚武的运动。根据布吕宁的说法，施赖歇尔首先担心的是波兰可能利用德国类似于内战的内乱入侵德国领土。当布吕宁担任总理后，便开始考虑探询战胜国的态度，看在发生内乱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允许德国扩充国防军。回答是否定的。施赖歇尔也试图与新运动的“领袖”希特勒见面，但与泽克特的印象完全相反，不仅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正面印象，反而自此引起了他对希特勒的更大的怀疑。
布吕宁想借助1930年9月的议会选举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但结果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希特勒的党竟赢得107个议席，一跃成为第二大党。施赖歇尔的方针开始变得多样化了。与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观点不同，他不相信将来没有新的具有防卫意识的群众政党，内阁还能继续执政。在他的眼里国防军就是未来国家军队的核心。现在一个使人不安的事实摆在他的眼前，这个最强大的具有防卫意识的政党突然之间成为国家中强硬的反对派。在一些军区，在所有边防措施方面与再度复活的纳粹党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的合作，已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这一事实引起了东普鲁士司令冯·布洛姆贝格将军及其聪明年轻的参谋长冯·赖歇瑙上校的深思。
施赖歇尔提出这样的论点，他认为眼前国防军和政府官员都完好无损的保留着，年迈的帝国总统及其无可争议的威望也尚在。因此，应当尽早让民族社会主义党参与国家管理，让其承担一定责任，以便能及时制止希特勒可能出现的专横武断。兴登堡和格勒纳还有施赖歇尔，他们的观点是，必须使国家体制向一个新的方向过渡，即恢复含有理智的议会内容的君主体制。然而，这种思路并不能排除当前的现实问题——有成千上万个绝望的或失业的选民支持希特勒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头目发动的是一场针对国防部内“大腹便便的将军们”的运动，代表了一种向往出现一支强大的德国民众军队的要求。于是，格勒纳和施赖歇尔便想方设法使军队、特别是军官团免受民社党的影响。当驻乌尔姆的第5炮兵团的年轻军官组成一个自由的小圈子，并为希特勒的思想辩护时，格勒纳立刻采取了严厉措施。两名少尉被开除军籍，并以谋反罪被判处监禁。国防军必须是非政治化的，这恰恰是因为在部长办公厅里有人在热衷于搞政治。
形势继续恶化。1931年秋，保守党人、在东方介入所有边防事务的前线军人联盟“钢盔团”和德国民族党，在巴登哈尔茨堡与希特勒结成极为反常的联盟。希特勒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在他和他亲自任命的“参谋长”，前皇家巴伐利亚少尉参谋恩斯特·罗姆领导下的冲锋队，却有了新的发展。这支地下的“编外军队”最后发展到40万人，但它在军事上并没有丝毫价值。罗姆将这支政治民兵看作是未来新型民众军队的核心。希特勒将冲锋队当作在会议厅和大街上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原则上他禁止这支准军事组织参加任何边防部队的训练，在冲锋队的指挥官里有不少年轻的前线军官和国防军军官，罗姆深知他这个“参谋长”角色的重要作用。施赖歇尔还有罗姆，都在试图与对方接触，希望利用对方的力量服务于自己的目标。施赖歇尔希望，能将右翼社团的力量集中起来作为组建一支民兵的后备大军，可是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左翼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在大街上，两派间的内战一触即发。
帝国总理布吕宁打算通过严格的紧缩措施来克服经济危机，直至在外交上取得成果。他希望能够最终解决赔款问题，鉴于裁军谈判一直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他也希望能在理论上承认军备均衡。布吕宁的考虑是，在承认军事平等的情况下，按照瑞士的模式将陆军改建成一支无重型武器的民兵队伍。施赖歇尔的观点接近这一思路，但民兵计划却触及了他的政治基础——他的职业军队，这是他一切政治的依靠，也是兴登堡半独裁路线的支柱，同时也是布吕宁克服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实施紧急状态法的王牌。民兵思想还遭到部队局的强烈反对，因此终于1932年流产。
1932年4月，兴登堡作为摇摇欲坠的共和国的庇护人，被资产阶级－基督教－民主派的中间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推举为候选人，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战胜希特勒而再次当选。“钢盔团”在第一轮选举中，将矛头指向了它的名誉主席兴登堡元帅。在第一轮选举的最后一分钟王储也自任兴登堡的竞选对手，参加竞选，希望能利用民社党的选票战胜兴登堡。在荷兰多伦的皇帝禁止王储参加竞选。施赖歇尔对出现这么多幼稚可笑的事情和如此缺乏政治敏感性感到吃惊。在第二次选举中王储公开要求民众投希特勒的票，冯·泽克特居然也这样做了。看来人们的思想已经混乱得一塌糊涂。
施赖歇尔与他的靠山格勒纳将军发生冲突，后者在1931年秋布吕宁改组内阁时临时接管了内政部的权力。格勒纳和帝国总理在第二次选举结束后，紧接着便发布一项禁止冲锋队的命令，想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获得新的进入政府机会之前，便给它一个沉重打击。施赖歇尔并不喜欢民社党，但许多军区指挥官表示了对解散这个具有国防意识的群众组织的不满。施赖歇尔打算将所有大型国防组织，如“钢盔团”、冲锋队、共和国“国旗社”及其“防卫队”统统置于帝国监督之下。兴登堡坚持认为，如要禁止冲锋队，也必须解散“国旗社”。施赖歇尔否定了格勒纳的做法，格勒纳也失去了帝国总统对他的信任。最后，格勒纳因婚前生子的桃色事件而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改组后的布吕宁内阁再次面临崩溃的处境。最后，施赖歇尔和兴登堡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一致认为，布吕宁并不是将右翼反对党重新纳入国家体制的合适人选。兴登堡自然相信，由于赔款谈判和军事谈判都还悬而未决，布吕宁无论如何也要留在外交部。
至于由谁来接替布吕宁，帝国总统心中并没有底，格德勒博士是几名人选之一。施赖歇尔心目中的总理是，他既能博得老元帅的信赖，又出自于有众多选民支持的右翼反对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适宜在舆论界出头露面，他只不过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喉舌总理”，他本人想在退役之后担任国防部长。
5月末，布吕宁的最后时刻临近了。经济部长瓦姆霍尔德教授在布吕宁的严格紧缩政策上与之发生意见后引退。至此，内阁如不重组，至少也必须进行改组。布吕宁颁布了一项拯救东德亏损农业的紧急法令，规定压缩烈士抚恤金，以及在“东部救济”范围内国家强制没收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庄园。对此兴登堡表示异议，布吕宁随即提出辞呈。像格勒纳一样，布吕宁也因失去这位声望崇高的老元帅的信任，在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当时，有许多关于针对“布吕宁的移民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兴登堡插手易北河东岸大地产的传说。兴登堡没有接受布吕宁的辞呈，由于布吕宁无力对付强大的右翼反对党，内阁危机不断扩大。布吕宁自己说，他是在离取得外交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失利的。兴登堡希望他留在外交部，但已病入膏肓的布吕宁拒绝了。
施赖歇尔推荐了一个新的总理——他的“喉舌总理”，此人是前总参谋部的少校，驻华盛顿武官弗朗茨·冯·巴本。巴本属中央党右翼，是一名信仰天主教的贵族，老派绅士，他很快便得到兴登堡的欢心。施赖歇尔和巴本组成了一个大部分由贵族、基督教保守派专业人士构成的内阁，过去的贵族阶层再次执掌了国家权力。如果说民社党过去的运动是针对“资产阶级将军们”的，那么现在他们发动的则是一场新的针对“男爵内阁”的运动。
希特勒扬言，他可以容忍巴本政府，但必须撤销对冲锋队的禁令。布吕宁在任期间已经就各项赔款数目与战胜国谈妥，巴本不费吹灰之力便坐收了这一外交成果。但民众对这一外交胜利并不关心，他们要工作，要面包，支持允诺给他们这一切的希特勒。巴本经施赖歇尔同意，发动了一场旨在取缔尚在执政的由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政治家组成的普鲁士州政府的政变，普鲁士州议会中由于有强大的民社党和共产党等反对党，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他们认为，普鲁士必须与帝国紧密相连。这种计划早在柏林的内阁机构中进行过讨论，为此，1932年7月20日宣布暂时在柏林－勃兰登堡的第3军区进入紧急状态，并赋予第3师师长冯·龙德施泰特中将以执行权。一名军官和数名士兵宣布将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撤职，但泽韦林声明，他只是屈于武力才离开他的职位的。
1932年7月末国会的再次选举，只是使民社党和共产党的反对党的地位更加巩固，统帅部已听到冲锋队要在柏林举行暴动的风声。施赖歇尔及其新任办公厅主任——原防卫处处长冯·布雷多上校，都明确主张冲锋队一旦暴乱，将动用国防军并开枪镇压。1932年8月13日，兴登堡接见了希特勒，毫不妥协地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由他单独接管政府权力的要求。希特勒也没有接受兴登堡向他推荐的民社党参加由保守党和民族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建议。
1932年11月又一次进行国会选举，此次选举民社党损失很小，基本维持原状。巴本看到，他只有依靠力量已受到极大削弱的德国民族人民党了。施赖歇尔将巴本政府看作一个试验品，但这次试验失败了。施赖歇尔在国防部内早就构筑了他自己的类似于军事小政府的体系。统帅部长官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和陆军人事局局长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中将，都是他的挚友。新闻局局长是刚刚退役的少校参谋马克斯，总理办公厅主任退役骑兵上尉普朗克也是他军事上的亲信，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儿子。部队局局长亚当将军是一位极力主张军队非政治化的人物，这也是施赖歇尔的原则。在这一年形势第一次有所松动，多年已停止的陆军摩托化计划开始启动，秋季演习也照例举行。在东普鲁士的阿雷斯，帝国总统在秋季举行的演习上接待了一个由苏俄军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其中有后来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当时他是苏联军事学院，后来迅速闻名于世的伏龙芝学院院长。
巴本并不想在1932年这个灰暗的秋天引退，他打算说服总统对右派和左派势力展开公开斗争，废止宪法，进行一次保守–独裁意义上的宪法改革。施赖歇尔不愉快地察觉到，他的“喉舌总理”开始对大政治产生兴趣了。而与此同时他自己却在兴登堡那里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施赖歇尔对巴本的改革宪法计划并不感兴趣。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计划论者，而是一个讲究实际者。打垮民社党和共产党，势必会将这支小型和精心维护的职业军队置于一种无望的境地。无论是施赖歇尔还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都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1932年11月，兴登堡感到受到来自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和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们的压力。他们的呼声是，没有希特勒的参与就无法组成新的有执政能力的政府。老练的魏玛共和国政治家们不了解希特勒，他们坚信，即使这个愚昧无知的人能组成一个政府，也很快就会垮台。兴登堡拒绝与希特勒合作，而且坚持要遭各党派反对的巴本留任总理。施赖歇尔一直通过部长办公厅国防军处处长欧根·奥特中校与希特勒保持接触，现在他又产生一个新的构想：使格累戈尔·施特拉塞尔 [ 译注：1892～1934，纳粹政治家。1920年带领他的“下巴伐利亚冲锋营”加入民族社会自由党，翌年参加纳粹党。希特勒在押期间，他与鲁登道夫、格雷弗成为纳粹党的领导者，秘密成立自己的政党“西北工作组”，企图脱离纳粹党。1926年、1928年先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宣传部长和纳粹组织部长。1932年，他企图依靠一些工会领导人和钢盔团的支持，组织纳粹左翼参加帝国政府，未果。1934年在所谓的“罗姆暴动”中被纳粹党谋杀。 ] 周围愿意实施联合执政的民社党政治家们脱离希特勒，并纳入一个由他领导的政府。此外，他还想争取全德工会联合会，以建立一个社会的军事政权。
正当巴本于1932年12月1日要求兴登堡给予他全权，并已得到兴登堡的允诺之时，施赖歇尔将军却在第二天的一次重要内阁会议上通过奥特中校宣布，为了检验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国防军处专门进行了一次有警察代表和其他官员参加的图上演练。结果表明，在右、左派势力捣乱的情况下，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实行紧急状态。本来专门负责这种演练的亚当将军和部队局，却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通知。施赖歇尔这一招的意图在于，让奥特中校传达给在座的各位部长这样一个信息：施赖歇尔已将绝大部分势力拉到了他那一边。
兴登堡又开始对是否废止帝国宪法犹豫不决。在他看来，他对这个宪法所作的宣誓，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誓言。当他听巴本说内阁会议开得不妙时，他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那还得看看“冯·施赖歇尔先生”是什么意思。
1932年12月，施赖歇尔将本属于布吕宁的一项外交成果归于他的名下：鉴于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谈判一直未能取得成果，其他大国便给予了德意志帝国以军事上的平等权。出席这次谈判的德国军方代表是知识丰富和懂得多种外语的东普鲁士第1军区司令冯·布洛姆贝格中将。
除此之外，施赖歇尔经深思熟虑而构想的所有美好计划均告失败。纳粹党内反对派的政治家们向希特勒屈服了。工会组织拒绝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与一位“反革命”的将军举行谈判的建议。8周后，巴本在1932年11月没有解决的事，由施赖歇尔打开了局面。
现在，要么由以希特勒为“领袖”的最强大的党来组阁，要么就准备为拯救一旦废止宪法而出现的混乱秩序而战斗，以便依靠军事独裁找到一个新的制宪出路。现在，兴登堡已感心力不足，他知道他已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了。兴登堡要求巴本作为他的顾问继续留在他的身边，但巴本找到了另一条治服希特勒的途径：组建一个在国防部长施赖歇尔操纵下，由希特勒和大量保守党专业人士组成的保守党–纳粹党联合内阁。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将是冯·布洛姆贝格中将，巴本和兴登堡都认为布洛姆贝格是一个杰出的和非纳粹党军人；但他的参谋长瓦尔特·冯·赖歇瑙上校却在他叔父(前驻外公使弗里德里希·冯·赖歇瑙)的影响下，站到了纳粹党和希特勒一边。
图27 韦尔纳·冯·布洛姆贝格(1878～1946)，1927年任部队局局长
兴登堡将由巴本领导的新内阁——一个战斗内阁，视为首选方案。但无论是旧党派，还是施赖歇尔、统帅部长官，以及被纳粹党诬蔑为“官僚将军们”的军队领导层，都不接受这一解决方案。但当施赖歇尔的处境变得不妙之时，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将军于1933年1月26日利用人事局长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将军向兴登堡当面汇报的机会，提出一个私人请求。由于哈默施泰因工作懒散和贵族派头十足的举止，兴登堡对他并没有好感，但他还是接受了施赖歇尔和布吕宁的举荐，尽管当时他倒是很想让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来领导统帅部。当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结束一般问题的汇报之后，兴登堡这位老先生不友好地说道，将军不应当关心政治，总理的任免是总统的事。事后，对这次没有任何记录的谈话出现了种种传说，说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似乎让人们警惕巴本的新内阁，因为这个内阁使国防军承受了巨大的负担，同时他也让人们提防希特勒。还说，兴登堡最后唠唠叨叨地说，大家都不相信他会任命那位“奥地利二等兵”(指希特勒)为总理。
这两位将军对任何一个解决方案提出的警告都无济于事，这是统帅部长官向总统提出的最后一次政治要求。两天后，施赖歇尔正式离开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位，但还作为部长留在办公厅并领导办公厅的业务。总参谋部的“塔列朗”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兴登堡接受了巴本提出的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在其周围安排一批保守党精英的意见。两天后，巴本便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对施赖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来说，与希特勒合作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国防军要掌握在施赖歇尔的手中。对于巴本和兴登堡的思想，施赖歇尔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几周来柏林谣言四起，人们在传说一个关于东部救助金的丑闻，说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将东部救助金挥霍一光，并说兴登堡和他的儿子也牵扯其中。但事实是，兴登堡在1927年得到的80岁寿礼——东普鲁士诺伊德克庄园，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东部救助金。还传说，施赖歇尔和统帅部计划依靠波茨坦卫戍部队发动暴动，逮捕兴登堡和巴本。
图28 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1878～1943)，1929年任部队局局长
图29 威廉·亚当(1877～1949)，1930年任部队局局长
图30 库特·冯·施赖歇尔(18822～1934)，1926年任国防部忙办公室主任，1932年任国防部长，1932～1933年任总理和国防部长，1934年6月30日被暗杀。图为任总理的退役中将冯·施赖歇尔在电台发表讲话。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共和国第21届帝国总理，内阁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党专业人士。国防部长为冯·布洛姆贝格中将，根据一条特殊规定，他可以终身服役。按照普鲁士的惯例，战争部长重由军职人员担任。巴本任副总理，同时规定，新总理只有巴本在场时才能向兴登堡当面汇报。纳粹党中，只有航空队上尉赫尔曼·戈林和慕尼黑的警察官员弗里克在内阁占有两个席位，但却都是关键席位，因为普鲁士和德国的内政权以及普鲁士的警察都握在他们的手中。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希特勒就任总理，他的党将一个具有各种权力部门的“准国家”和一支具有近50万之众的军队——冲锋队，一同带进了联合政府。
图31 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在本德勒大街的办公室，与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右)上将会商
两年前，新闻局局长马克斯少校的前任，枢密大臣策希林曾对兴登堡提出过忠告，说希特勒不会听从于你。但这位老元帅、帝国总统最后却说，他手里有大炮。策希林说，1918年时大炮也没起作用。兴登堡沉默不语了，1918年11月9日这一天 [ 译注：1918年11月9日爆发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 ] 他确实没有任何作为。在同施赖歇尔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兴登堡对他这位过去的亲信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他并不知道。但他说，他不久就会知道了，一旦他“到了那儿”——他用手指着办公室的天花板——升了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