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沉默者·第四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赫尔穆特·冯·毛奇
1857年被任命为人事处长的冯·曼陀菲尔少将向国王建议，由毛奇接任赖赫尔的总参谋长之职。这在普鲁士军事历史中是一个奇特的巧合，正是这种巧合，为这位伟人在总参谋部与军事内阁的权力之争中为总参谋部最终取胜开辟了道路。
根据曼陀菲尔的建议，毛奇在冯·赖赫尔将军去世后几个星期，即1857年10月19日代理总参谋长之职，自1858年正式担任总参谋长。这时，他在军队中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关于这一点，曼陀菲尔或许早有充分估计)。毛奇从未指挥过一个营、一个团或一个师，此时根本不会有人想到，他能将这个遭人鄙薄的总参谋长职位一变为驾驭全军的高官显位。
这位已经57岁的少将，在人品上与权力无上的侍官长迥然不同。他那清瘦的面颊，高大的前额，鹰钩鼻子，薄薄的嘴唇，给人勾画出一副弱不禁风的形象。然而，他那冷静沉稳和深思熟虑的天性和作风，看上去不仅绝对是普鲁士的，而且是古典式的。也许有人会说，能说明一个男人性格的，莫过于看他喜欢听什么音乐和抽什么香烟。毛奇推崇莫扎特，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品味名烟。他以看书为癖好，甚至曾从事过文学工作，是有多种精神爱好、有教养的军官的典型代表，像他这样的人在20世纪还有汉斯·冯·泽克特和路德维希·贝克。
图11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冯·毛奇伯爵{1800～1891)，1857年任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冯·毛奇于1800年10月26日生于梅克伦堡的帕尔希姆。毛奇的父亲在失去其地产后，到丹麦军队服役，直至升任将军。毛奇的母亲出生于吕贝克一个城市贵族家庭。毛奇年轻时曾在丹麦皇家军校学生团接受教育，后到丹麦一个步兵团任少尉。后来，他的大部分同学都留在丹麦军中服役，而他在访问柏林之后，于次年加入了普鲁士军队。他认为在普鲁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起初，他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近卫步兵团任少尉。当普鲁士威廉亲王——后来的国王和德国皇帝，在阅兵式上第一次看到这个骨瘦如柴、身材细长的年轻军官时，说道：“这个丹麦人不是块好材料。”毛奇在地形测量局工作了多年。在这里，他熟悉了总参谋部的全部基础性工作。工作中，他的绘画天才使他得益匪浅。1833年，他被调往总参谋部工作。两年后，被派往土耳其进行了一次考察旅行。当时，在土耳其人们都将普鲁士军官视为导师。回国后，在大总参谋部工作，其中有一段时间还曾在战史处工作，后来他对战史工作给予极大关注。
图12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后，毛奇与总参谋部军官在凡尔赛宫合影(自左至右：迈达姆上校、冯·施托施中将、冯·施托施少尉、德克拉尔上校、毛奇、冯·布尔特上尉、克劳泽少校、冯·波德比尔斯基中将、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中校、青格勒上尉、冯·韦尔迪·迪韦努瓦中校)
由于1848年革命的缘故，他首先被调到驻科布伦茨的莱茵军团任参谋，接着赖赫尔又将他派往大总参谋部工作。1848年8月，到马格德堡第4军团任参谋长。1841年，他在科塔办的《德意志季刊》发表一篇文章，论述了西部边界问题。在文章中，他从纯军事角度指出，德意志各民族应联合起来。他写道，即使在和平时期，普鲁士也必须像一支面对强敌的大军，常备不懈，严阵以待。他这一思想的由来是因普鲁士地处欧洲中心这一不利的地理位置，而且被列强所包围。随着普鲁士的不断壮大，周边列强以一种复杂的或者说是一种充满嫉恨的心情注视着它。
1848年革命影响了日常战备工作的正常进行，使军队成了大多数民众的对立面。毛奇是从一个军官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的。他的政治信条是“秩序”，这可以从他在革命年月里写的信件中反映出来。他以炽热的和痴迷的愿望，要求秩序，要求“铁腕人物”，要求强有力的措施。他认为思想上的冲突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很快成为赖赫尔可靠心腹的毛奇，在反动时期被委以制订动员计划的重任。1854年，他又作为重病在身的赖赫尔的代表领导每年例行的大型旅行训练。赖赫尔对他的能力评价甚高，并指出，毛奇还没有建立起足以使他的命令具有权威性的声望，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被安置在一个负责的职位上。
1858年9月18日，毛奇将军被正式任命为大总参谋部参谋长。当时，包括在8个军参谋部和18个师参谋部工作的军官在内，共有总参谋部军官64名。此外还有在总参谋部工作的30名担负测绘任务的军官。总参谋部的预算每年为2.6万塔勒，另外还有一笔1万塔勒的旅行费。
自1858年直至王朝覆灭，在冯·曼陀菲尔将军领导下的人事处(现在官称军事内阁)竭力想攫取对军队的监察权，而在克劳泽内和赖赫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无力与其对抗，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毛奇不愿采取曼陀菲尔的手法，利用献媚或政治手腕来改善总参谋部的地位，这不是他的本性。即使到后来他已担任相当的官职以后，也很少在如何加强自己的地位上花费脑筋。他以谦逊克己的态度，履行本职工作，并深信脚踏实地的工作很快便会得到人们的承认，照此下去总参谋部也终将再次成为全军的精神中心。
当毛奇开始走马上任之时，正是商业和工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使百万大军的装备得到改善，而且由于交通事业的革命，使军队的机动能力也有极大提高。线膛火器射程和杀伤力的提高，势必会引起战术和战斗样式的变革。毛奇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清晰地觉察到了这一变革在理论上的意义，并试图将其应用到制订未来动员和进军计划中去。战争，这个曾被贵族所垄断的领地，现在已为科学家所占领。但是另一些巨大变化毛奇并没有看到，如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军队的兵源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新兵越来越多是不满足现状的城市无产者，而不再是来自农村族长式家庭。他认为，军队运用军纪就能使其成为“民族的学校”，就足以使全民各阶层人士受到同样的精神教育。
19世纪50年代随着欧洲政治形势的日益紧张，像总参谋部这样的中央军事筹划机构的意义就显得日渐突出。普奥在德意志领导权问题上的冲突、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以及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所奉行的野心勃勃并不断制造事端的政策，使欧洲政治如负重荷，各国政府为此绞尽脑汁。毛奇此时则深深陷入对普鲁士地处俄、奥、丹、法中间这一战略问题的思虑之中。面对军队人数急剧膨胀的现实，以及像电报和铁路等新型通信手段和交通工具的出现，毛奇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开进方法，即各分散的部队自多个远离战场的分散地域，向决战战场集中的方法。拿破仑由于缺乏道路网和通信手段，通常选择在会战前便集中大部队实施进攻的方式；格奈泽瑙的分散开进的思想也因同样原因而受到局限。拿破仑时代的军事理论家若米尼把在内线机动视为最佳的机动方式；而毛奇的新方案却要求各支部队在外线实施分散开进，直到会战中才实施协同。
图13 位于柏林的总参谋部大楼
这种方法要求下属要经过统一的训练，具有在总任务范围内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但是，这种作战的计划者同时也将成为这一作战行动的指挥者。因此毫无疑问，总参谋长将来对各支部队来说都具有新的意义。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卡尔元帅，这位在普鲁士军事改革中没有机会发挥作用的军事改革者，曾向一位少校解释典型的“普鲁士服从”这一概念的含义，他说：“国王之所以让你去当参谋军官，正是因为他知道你已经不听招呼了。”
毛奇的总参谋部逐渐成为军官的集体，他们具有实事求是和不计职位高低而默默无闻的作风，掌握准确无误的工作方法，善于精心估算目标的可行性，对技术进步有充分的了解，以及团结其部属的高度责任感。由于几乎所有高级指挥官都曾接受过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的训练，因此总参谋部的作风对全军影响颇大。毛奇将以“概略命令”实施指挥的方法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他在教育培养新一代军官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抛弃了沙恩霍斯特要做“政治”军官的理想，取消了军事学院广泛的普通课程，一心要造就素质一流的军事专家。
图14 毛奇在柏林的总参谋部办公室
在组织方面，毛奇将其领导下的大总参谋部的“师”重新命名为处。第1处负责处理有关瑞典、俄国、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事务；第2处——后来改称德国处，负责处理有关德国、丹麦、意大利和瑞士等国事务；第3处——也称法国处，主要负责处理法国及其西欧等国事务。在毛奇推动下，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铁道处，以充分利用这一对动员和展开极为重要的新型运输手段。
此外，毛奇还要求加强野战炮兵。所有这些组织变革早已属于军事改革的范畴，这些革新自1858年曾使普鲁士人感到精神振奋。实行有计划的改革，实行3年兵役期制，在义务兵役制基础上更充分地利用不断增长的民众人力资源，新组建36个步兵团和10个骑兵团，这一系列问题在1858～1862年期间成了下院与国王之间冲突的焦点。国会赞同增加军费以改善军队装备，这也就意味着国会有了在政治上监督军队的权力。接替自1858年重病在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摄政威廉亲王(于1861年登基)将军队视为其王朝的领地。他曾当着1858年退职的战争部长冯·伯宁将军极为粗暴地说，指挥军队的是国王，而不是战争部长。
国王发现在下院进步势力一方没有杰出的政治领袖，这也是普鲁士君主立宪制的历史性转折时刻。毛奇领导的总参谋部置身于这场争论之外。在这场争论中，面对国会的阻挠，老国王威廉一世甚至曾有过退位的念头。就毛奇当时的地位来说，他也无力以某一种形式介入。对国会的斗争是由战争部长冯·罗恩将军领导的，他的观点是必须防止国会染指军队，当然他和毛奇及军事内阁头目冯·曼陀菲尔将军的观点是一致的。毛奇深信，议会制或许是时代的趋势，但决不允许它损害国家的支柱——军队。最后，为解决这场冲突，战争部长和军事内阁头目共同制订了一个为对付动乱的军事行动计划，即发动一场类似用军队对付国会的政变，为此向各军军长下达了密令，并要求未收到特殊指令时不得启封。然而，这一指令最终也没有下达。1862年秋，国王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首相，从而以未付诸流血的方式平息了这场斗争。俾斯麦没有理会国会的意见，开始独自执政。
在国王与国会发生冲突的那几年里，作为总参谋长的毛奇已经将可能发生战争的全部情势重新做过一次考察。这些年他制订的进军计划首先是针对传统敌人法国，其次是奥地利、丹麦和德意志中部邦国以及俄国。在1857～1858年对法作战计划中，尚未打算不惜代价地发动进攻，而只是想占领莱茵河畔的防御阵地。1859年奥、法、撒丁在意大利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的机会和活生生的实例。毛奇为此曾命令下属在两个方向上认真进行以铁路实施展开的准备工作。此外，他还断言，普鲁士将会被卷进这场冲突。法国，作为中欧新的“德意志权力中心”的敌人，一直是毛奇的心头之患。毛奇认为，英国和俄国可能会与法国结盟。在1859～1860年的一份条陈中，毛奇以富有远见的眼光描述了一幅罗马人与斯拉夫人联合对付欧洲日耳曼中心的图景。他写道，普鲁士只有与奥地利结盟，才能在这场“泰坦之战” [ 译注：意即巨人之战。泰坦为希腊神话中的巨神。 ] 中取胜。如能与奥结盟，那么首先应在东部发动攻势。普鲁士地处中欧的战略位置是毛奇的第二个心头之患。
如果战争真正像毛奇所说的，是上帝维持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手段，或者像克劳塞维茨教导的那样，是政治的最后手段，战争只有在政治的框架内才能行得通，那么作为中央筹划机构的总参谋部在所有防务问题上都要有一名政治家过问。也就是说，这位政治家要向总参谋部提供其考虑的范围，指出方向，使总参谋部纯战略性的愿望不超出正确的、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和必须负责的范围。自俾斯麦就任首相之后，这样一位政治家就诞生了，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在情感上毛奇对俾斯麦一直是冷淡的，尽管毛奇的总参谋部的各位处长们也经常对俾斯麦这位“外交家”的诡计和手腕嗤之以鼻，但对俾斯麦的指示，毛奇通常是顺从的，虽然有几次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做出的。作为军人的毛奇也完全赞成，战争作为政治事务理应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政治家的特权。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又节外生枝，老国王威廉却在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决断上极力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为此他经常与俾斯麦发生激烈冲突。后来，国王借别人之口传出一句话，说在俾斯麦领导下连皇帝都不容易当。天才的国家领导和天才的军队统帅，即俾斯麦和毛奇的搭档组合，在普鲁士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上天为普鲁士向一个新的强大德意志帝国迈进过程中特意安排的。
由于丹麦的王位继承权问题以及丹麦坚持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的要求早已存在，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同盟，与丹麦之间的战争终于在1864年初爆发了。此时，柏林的总参谋部的情况与1806年时的军需总监部极为相似，大家无所适从。毛奇虽然负责制订作战计划，但却被留在柏林。作战指令以国王的名义颁布，通过战争部长下达到各军司令部。战争部也没有向总参谋长传达过足够的有关战事的信息。为了了解战事的进程，毛奇只能依靠私人通信。
攻克迪普尔堡垒成了普鲁士在其迈向中欧强国阶段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英国、瑞典斡旋下，普丹停战之际，石勒苏益格北部和日德兰半岛的最高司令由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接替，他是国王的表弟和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军人。卡尔亲王邀请毛奇做他的参谋长。一个贵族出身的最高司令与一位杰出的、但处于第二位的总参谋长的合作，在后来的军事历史中曾出现过多次。战事再起后，普军渡过阿尔森河，到达阿尔森岛，并占领了整个日德兰半岛。这一切均归功于毛奇。丹麦自此失去反抗能力。秋季，战争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脱离丹麦而告终。
对丹麦战争的胜利使总参谋长及其总参谋部在广大范围内第一次为人们所知晓，同时也引起国王的注意。接着，翌年军事内阁发生了人事变动。曼陀菲尔被罢免，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冯·特雷斯科夫少将。此人的能力为毛奇所佩服，而且是个淡泊名利的人。这些年来，毛奇一直静静地等待着国王召唤他的时刻的到来。已年届65岁的毛奇，此时想以年事已高为由提出辞呈。特雷斯科夫，还有战争部长冯·罗恩极力劝使国王将这个难得的人才留任。同时，特雷斯科夫还说服国王，将来让毛奇出席所有涉及总参谋部事务或需他做出判断的内阁协商会议。
1865年，在“战利品”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最终归属这个老问题上，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争吵再次爆发。俾斯麦看到，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就当时的条件而言完全是一场可预计结果的政治手段——并不是惟一可能的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他仍然决定为此诉诸武力。现在惟一缺少的就是有利的政治时机。毛奇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并赞同这一出路。普鲁士首相向军方保证，与意大利结盟会将奥地利相当一部分军队钳制在另一条战线上。于是，总参谋长毛奇本计划受命赴当时意大利这个新组建帝国的首都佛罗伦萨，与意大利商讨军事结盟的具体事宜，但由于意大利已将其总参谋长派往柏林，毛奇的此项使命就此作罢。
特雷斯科夫对毛奇的提携并未引起国王的认同，总参谋长作为国王以及战争部长顾问的地位，一直飘摇不定。总参谋长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主子的人品，而且还取决于难以预料的政治因素。在军事问题上，国王更喜欢听第二侍官长冯·阿尔文斯勒本少将的主意。毛奇根据他经常引用的“分进合击”原则制订的对奥地利的进军计划，是他依据普鲁士比奥地利具有较完善的铁路系统这一现实而制订的，显示了由他塑造的总参谋部的新型作战艺术和指挥技巧。
毛奇将其前置的“东方军团”——实际上是一个由4个军团组成的集团军群，由萨克森至下西里西亚近300公里的地段上展开成一个巨大弧形，将波希米亚的奥军作为惟一主突方向。他要求位于这一弧形上的军队只有到了决战战场上才可实施集中。目标是敌人的翼侧，最终目标是在会战中将敌合围。毛奇将普鲁士军队的6/7投入此次作战，而置只有较少设防的莱茵和西里西亚各省的命运于不顾。原本就反对此次对奥作战的柏林宫廷，惧怕奥地利会发动攻势。然而，毛奇竭力坚持其构成一个主突方向的目标，以便能在波希米亚以尽量多的兵力实施其预料中的决战。
作战计划遭到多方反对并被修改。进攻波希米亚的军团减少到三个。拨出一个军团以掩护德国西部和南部地区。于是，这个大胆和内涵丰富的作战计划，一种新型的大地域战略便出现了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在后来又反复出现：供给特别是对那些分布于广大地域、而又无法自己就地实施补充的大量军队的食品供给的组织工作，与战略计划不能保持同步。这个责任应由战争部来负，战争部对作战计划的内容根本就没有足够认识。面对新时代，军队管理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是数十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由于任何一个官僚机构所固有的无效性；第二是由于总参谋部与战争部之间缺乏足够的信息交流——后来依然如此；第三是因为对供给缺乏现代认识，还停留在过去那种“辎重”就包含一切的认识。在不断提高的作战艺术与在技术时代为日益复杂和内容丰富的军队正确组织后勤补给的艺术之间，总是存在一道深深的鸿沟。特别是对第1军团的补给困难在一段时间里几乎对毛奇整个作战计划的达成造成威胁。
此后发生的事情具有决定意义。在特雷斯科夫的力劝下，国王于1866年6月2日颁布一道内阁令，首次明确规定了在“战争期间”大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地位。作战计划的制订者现在也可以指挥作战了。授予总参谋长以指挥权并不意味着国王的最高命令权受到限制。“最高统帅”也亲自披挂上阵，总参谋长在通报战争部长之后可以国王的名义下达命令，战争部也因此在统帅机构里退居第三位。毛奇对在战争中的最高首长与最高决断者之间，即他与国王之间的特殊关系，做过如下的描述：在出现意见分歧时他会说，殿下现在要亲自下达命令，他没有任何意见。然后，国王便让步了。
最高司令部内的这种新的权力划分，即总参谋长地位的提升，对在波希米亚的三个军团参谋长，即由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的第1军团参谋长冯·福格茨·雷茨中将，由弗里德里希王储指挥的第2军团参谋长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少将，以及由赫尔瓦特·冯·比滕费尔德将军指挥的“易北河军团”参谋长冯·施洛特海姆上校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作战计划，他们在思想上进行过统一训练，他们会通过一种不成文的渠道与作战的指挥者保持直接沟通，同时也会为作战胜利竭尽全力。自此，“参谋长”的地位开始提高，50年后在以兴登堡－鲁登道夫为首的第三届统帅部期间，参谋长的地位甚至比总司令还要高。
毛奇地位的加强基本上是外部环境帮的忙。因为，德国的王公贵族们将亲自指导战争作为其义务，但他们本身大多又不具备统帅的天赋，于是变得日益复杂和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战争，就越来越离不开经过专业训练和甘愿在幕后做无名英雄的军事专业人才，战争中的一切实际问题均由他们来决定。总参谋部在这种“参谋长”体制中几经沉浮。弗里德里希王储是一位既没有特殊的军事天赋又没有政治才干的侯爵，1866年他的“参谋长”冯·布卢门塔尔将军(后来晋升为元帅)获得了无声的桂冠。因为，尚有自知之明的王储，一切都听从布卢门塔尔的安排，其军队在柯尼希格雷茨对敌翼侧和背后实施的决定性突击中获得了胜利。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军队的正常运转，依靠其军队有计划的行动。
1866年5月12日，普鲁士预先实施动员，6月中旬战争已难以避免。尽管有个别部下表示反对，尽管在后勤补给上存在困难，但军队展开行动大体仍是按毛奇的计划进行的。普军纵队以吉岑为轴，从三面冲进波希米亚。在初期战斗中，普军步兵利用新型击针式步枪和新型战术，在绝大多数地区取得胜利。奥地利最高司令冯·贝内德克——一位作战大师和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柯尼希格雷茨附近的易北河西岸有利的高地上占领防御阵地。1866年7月3日，各路普军按毛奇的计划从不同方向在战场上集中，拉开了近代史上最大合围战的序幕。在这里，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有将近五十万人。毛奇全部合围敌人的最终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就在距此次交战两周后的一次会战中奥地利的军队便遭毁灭性打击。普鲁士军队的胜利震撼了整个欧洲，同时也使当时不为人们知晓的总参谋部名声远扬。
这是这个世纪普鲁士取得的第二个巨大胜利，是一个具有坚忍不拔意志和科学工作态度的总参谋部的集团力量，与熟谙全部外交艺术和诡计的政治家的才智相结合的产物。毛奇自己称柯尼希格雷茨会战是他最成功的一次会战。但对于此次的作战计划，他却认为并非杰作，只不过是天时地利的辅助。此外他还指出，如果想在战争中十拿十稳，那是永远也达不到目的的。这是在欧洲战史上第一次由处于第二位的、负责计划和作战的参谋部参谋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不是由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统帅和总司令取得的。
现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已无回手之力，只有坐守普军的开进。从军事上讲，毛奇对维也纳本身并不感兴趣。鉴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德奥内战期间推行一种极为可疑的政策，并对萨尔地区、莱茵－法尔茨和美因兹提出领土要求，毛奇指出，战争将要扩展为对法、奥和与其结盟的德意志南部诸邦国的三线战争。毛奇主张普军主力应由波希米亚调往莱茵河。总参谋部、特别是在战前就已陷入极度悲观的国王，现在希望在与奥地利媾和后能获得大片领土，迫使与奥结盟的萨克森站到普鲁士一边。国王还曾想过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但最后，普鲁士只是在维也纳宣布，普鲁士胜利地夺回了应属于普鲁士的西里西亚。
在这一过程中，俾斯麦对总参谋部和国王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俾斯麦认为，应当给将来会成为普鲁士在中欧盟友的奥地利王朝以一个体面的和平。他还认为，只要奥地利能放弃在德意志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欲望就足矣。这样，在德意志范围内作为新秩序的最顽固的敌人，即位于东西普鲁士中间和伸入普鲁士西部的一系列德意志邦国(如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直辖市法兰克福)便多少出于战略原因自动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除国王外，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毛奇，谁都没有正确理解，对这些邦国的兼并会在多大程度上对王朝的不可侵犯原则造成危害。在尼科斯堡与奥地利停战谈判中，存在于无宪法约束的总参谋部势力与受宪法约束的政治领导之间的冲突，已经为后来软弱的政治领导屈从于强大的军事领导的可能性埋下了伏笔。
柯尼希格雷茨一役，使毛奇的名字传遍整个欧洲。南德意志诸邦，如巴登和符滕堡等国的总参谋部，由于在德意志领域内关系的改变，现在也努力与普鲁士在柏林进行接触。普鲁士突然间成了世界政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尽管随着战争的结束毛奇再次失去其指挥权。
毛奇的胜利也使他获得物质奖励。普鲁士历代国王对立有战功者从不吝啬用金钱或地产给予奖赏。毛奇从国王手里得到一笔丰厚的金钱奖赏，并用此购置了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庄园。埋藏在他心中很久的一个梦终于实现了，这就是回到乡村，重新获得曾被他的父亲挥霍掉的田园。在他眼里，贵族没有地产是不可想象的，也不可能持久。
1866～1870年，欧洲再次出现新的紧张征兆。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国将如何对待一个新的德意志权力中心，即由俾斯麦创建的北德意志联盟，使各国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俾斯麦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战争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又不能草率地引发。他懂得耐心等待的艺术。法国想与战败的奥地利结盟。毛奇早在1867年在普法对卢森堡问题出现分歧时就曾主张向法国进军，但俾斯麦不喜欢先发制人的战争。毛奇听俾斯麦说过，只有当触及与人民生存攸关的问题时，战争才是合理的。
俾斯麦希望能在国际上将法国皇帝置于一个被动理亏的境地，这样才能促使拒绝普鲁士在德意志内担当领导角色的南德较强邦国符滕堡和巴伐利亚，站在北德意志联盟一边。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1868年，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准备参加西班牙王位的竞选，巴黎对此做出了不理智的激烈反应。
俾斯麦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时刻。此时法国已无退路，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自以为胜券在握，不想后退。普鲁士国王宣布将奉行一种远离西班牙一切事务的政策，主动放弃西班牙王位的竞选，于是在国际舆论面前法国将自己置于了无理的境地，俾斯麦这位杰出的内阁政治家和外交家恰恰选择的这一时刻。1870年7月15日夜，普鲁士实施了十年中的第三次动员。在7月18日的一项内阁令中，大总参谋部参谋长再次被赋予战争期间指挥作战的大权。1866年6月的历史似乎再度重演。战争期间的指挥权将随着战事的结束而终结，然而，后来却出现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一直持有最高指挥权的最高统帅，在危急时期可赋予总参谋长以作战指挥权；总参谋长所下达的指令须经最高统帅的首肯，同时通报战争部长，这是留给战争部长惟一的权力。
毛奇对战争已做了充分准备。在动员之夜，他满意地说，这是他最轻闲的一刻。随着战争的开始，普鲁士的总参谋部体制达到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总参谋部组成三个机动处，即在具有超群能力的38岁中校保尔·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领导下的作战处，由冯·韦尔迪·迪韦努瓦中校领导的政治处，以及由冯·布兰登施泰因中校领导的铁道、电报处，与以国王和首相俾斯麦为首的国王大本营一道开赴战场。对这个荒唐的臃肿的大本营，布龙斯阿特中校仍没有忘记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一段尖刻的文字。
除总参谋长及两名副官之外，此时的总参谋部成员有毛奇的代言人、军需总监冯·波德别尔斯基将军、三个处长和其他六名军官——三名少校和六名尉官。从这个指挥中心所发挥的新作用上来说，总参谋部的人员是太少了，使它只能处理一些急需的事务性工作。
毛奇的开进计划建筑在法国铁路系统的落后及其军队的老龄化上，法军的核心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的。虽然法军装备有现代化的速射火炮和多管机枪，但其指挥却缺少必要的思想训练和机敏。毛奇最初计划，以三个在不同地域展开的军团，从施佩耶尔、美因茨和特里尔之间的莱茵法尔茨狭小地域出发，在萨尔河附近将敌围歼。尽管法军的展开正如毛奇所预料的那样十分缓慢，但毛奇的美好计划还是由于冯·施泰因梅茨将军的擅自冒进而夭折。这也说明，“总参谋长”体制也有它的局限性。
毛奇此后不得不改变其计划。新计划规定，普军及其德意志盟军由维特里希－兰道一线出发，向右渡过摩泽尔河，其目标是将由巴黎开出的法军压向中立国比利时边界地域。这个计划也只实现了一半。8月份在梅斯－科龙贝勒－努伊尤利、维翁维尔和拉图尔港、格拉夫洛特和圣普利瓦特等地实施的一系列会战，取得了事先未预料到的部分战果。由巴赞元帅指挥的法军军团在梅茨被合围，经长时间围困后被迫投降。另一个在麦克马洪元帅指挥下的军团——法国皇帝随该军团一起行动——在色当的开阔地被普军合围，也被迫缴械。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最伟大的胜利。在总体任务范畴内，将服从和行动自由做到协调统一，这种指挥方法虽然并没有按毛奇的设想完全得以兑现，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确实是构成这次伟大胜利的基础。当然，这次的胜利与柯尼希格雷茨不同，它未能使战争结束。
现在，毛奇及其军事素养超群的年轻处长们，在军队和大本营中赢得了非同寻常的声望。对此，经常与毛奇发生意见分歧并遭毛奇指责的俾斯麦，创造了一个恶意的词：“神人” [ 译注：神和人所生的后代。 ] 。后来，这个词汇就与总参谋部形影不离。
对于总参谋部来说，自取得色当胜利之后，敌人的首都巴黎便自然成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它是敌人生存的基础，但法国并不屈服。在法国，皇帝被推翻，共和国宣布成立，战争演变成民众战争。1866年的历史并没有重演，当时的王储即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曾与毛奇就战争的下一步发展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突出地显示了总参谋部的思想。王储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女婿，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他问毛奇：“如果我们占领了巴黎，将会怎样？”毛奇答：“那我们就可能继续向南非进攻，将敌人的力量彻底粉碎。”王储：“如果我们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呢？如果我们也不是百战百胜呢？”毛奇沉静地答道：“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将法国彻底打垮。”王储：“然后呢？”毛奇：“然后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支配和平。”王储：“你了解当前的政治形势吗？你的设想行得通吗？”毛奇说：“我不了解。因为我只关心军事……”
在此期间，俾斯麦不顾总参谋部的种种批评，俨然以一个政治权势的化身自居，这种政治按克劳塞维茨的哲学解释就是，战争的界限和目标是由人来掌握的。国王利用其老年的智慧和地位，在军事与民事、政治领导之间发挥着决定性的和协调的作用，但最终都是偏向俾斯麦一边。而另一方面，毛奇却对服从“主子”的原则深信不移，使他对国王的决定百依百顺。
32岁的莱昂·甘必大是一个出身于热那亚家庭的犹太律师，在法国议会中属于极左派。现在，毛奇要对一种构成新时代政治的新因素即民众和民主现象做斗争。甘必大，一个拥有巨大权势的民众领袖，在新的“民族防卫”政府里执掌着战争、内政和财政大权，并以狂热的能量于一夜之间在法国北部和西部变出一支支新型民军。他发动民众战争，实施“全民皆兵”，利用志愿兵进行游击战，以对付普鲁士入侵者。巴黎宣布为要塞，法国人立誓以血肉之躯捍卫巴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巴黎周围堡垒、工事林立，与旧日的要塞大相径庭，简直像一个巨大的防御地域。对塞纳河畔上这样一座大城市的围困，以及法国利用机动士兵和狙击兵所进行的民众战争，极大地震撼了毛奇过去认为战争总是正规军之间争斗的战争概念。被俾斯麦恶意地称为“神人”的总参谋部军官们，指责俾斯麦在私人信件中泄露了军事秘密，同时在如何对付这种新型民众战争的方法上，与俾斯麦发生激烈的意见分歧。
围绕着是否和能否利用重炮的无情轰击迫使巴黎投降的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周的争论，特别是整个军事行政管理机构的迟钝和拖沓，成了重型火炮无法前调的制约因素。俾斯麦主要是担心英国和奥地利的介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像1866年一样，他想尽快与法国缔结一个使对方可以承受的和约。而毛奇则主张发动决定性的军事进攻，以武力解决普法冲突，并决定让国王在他与俾斯麦之间选择其一。毛奇在一份条陈中集中讲述了实施这一步骤的动机。他写这些东西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发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后来他曾说过，他在战争中从未将其上司赶走，因为这对他来说与一个军官的荣誉感是不相称的。普鲁士军官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后来的其他时期仍然保留着，并扮演了一个不幸的角色。
总参谋部与国家领导之间的分歧，第二次以有利于政治领导的结局结束。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政治领导权确实握在一个占据优势的政治家手里，其次是在国家最高层存在着一个像最高统帅这样的中和因素。
还在与总参谋部闹分歧期间，俾斯麦就在普德军队大本营所在地凡尔赛，创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一个以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由德国各诸侯和自由城市组成的联邦。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王宫的大厅里，由德国诸侯或其代表拥戴登基，宣布为德意志皇帝。经数周炮击之后，巴黎于1月27日投降。3月1日，普鲁士军队迈着铿锵的步伐，伴着悦耳的军乐，穿过塞纳城的繁华大街，开进巴黎——这是这个世纪普鲁士军队第三次进驻这个城市。
在6个月中，法国有4个军团和20个要塞被迫缴械。参加此次战局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军队计有50多万人。共同的战争经历，共同取得的胜利，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情感，激励了一种完全新型的民族自发力的成长。法国对德意志这种原始自然力和暴力的印象刻骨铭心，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毛奇倡议的和谈条件符合胜利者的全部情感。他提出，帝国往日的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应归还德意志帝国，西部疆土必须有一个战略前哨阵地。为巩固所取得的胜利，应在未来可能爆发的一场德法战争之前就将法国置于一种不利的境地。而俾斯麦对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感到满意，他希望和平，不希望总是以人们不情愿的方式给法国的生存制造麻烦。他虽然也表示阿尔萨斯－洛林应归还德国，但并没有听他提过总参谋部的“前哨阵地”思想。后来，毛奇的建议中只有关于将梅斯要塞并入德国的主张得以通过。
从根本上说，年近71岁的毛奇爱和平甚于爱战争。他在给其兄弟阿道夫的信中写道，对于他自己和人民，他作为一个老者希望一种高于一切世间理性的和平，即上帝的和平。世间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在由一种强权和民族政治观念，以及联盟体系制约的世界里，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就是一个处在欧洲心脏地带的全副武装的、时刻准备以“钢拳”捍卫和平的德意志帝国。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起初也包括大总参谋部)便可发现，新建的德意志帝国呈现出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帝国首脑是由各国诸侯以罕见的鼓掌欢呼的形式推选出来的，由普鲁士国王出任德意志皇帝，可以世袭。依照其“联邦统帅”的身份，应是和平和战争期间所有联邦军队的最高统帅——巴伐利亚除外，这些军队都要以不同方式宣誓臣服皇帝，这对这支军队的精神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而最高的政治权力却掌握在帝国宰相手里，宰相下不设部，只有一批国务秘书随其左右。海运、邮政和后来夺取的殖民地成了帝国财产，此外对总参谋部制订未来进军计划至关重要的铁道也归属国家。
德意志帝国未设战争部。除普鲁士外，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滕堡保留有自己的战争部，这种现象直到帝国覆灭。同样，在理论上它们也有自己的总参谋部，在巴伐利亚还有自己的王家军事学院。实际上，由于普鲁士也没有专门负责军事的国务秘书，因此普鲁士战争部对帝国国会而言，就在总体上代表了各邦国军队的利益。而军事法规的发布和军事活动仍属帝国的事，并由议会实施监督。普法战争后，柏林大总参谋部的指挥权再次被正式终止，但由于在实际运作中缺少一个专设的“帝国总参谋部”，因此大总参谋部就担负起帝国总参谋部的角色，成为负责帝国防御任务的最高筹划中心。普鲁士总参谋部与萨克森、符滕堡等规模较小的总参谋部，在共同训练和军官的定期交流中密切了关系。通过部队司令官的交换，普鲁士总参谋部与巴伐利亚总参谋部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与巴伐利亚总参谋部在训练教育思想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别。
为在紧急状况下统一处理陆海军两军种的指挥技术问题，当时还曾计划成立一个特殊的“联邦统帅局”以及领导该局的帝国总参谋部，但这一计划没有多久便被束之高阁。因为，这个计划与普鲁士人所固有的霍亨索伦王朝最高统帅不可侵犯的观念相抵触，这种观念到新建帝国时期已发展到其最高峰。此外，俾斯麦还想利用普鲁士战争部所具有的双重地位，悄悄地巩固普鲁士在新帝国中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说，1871年的帝国宪法是量体裁衣，专门为帝国宰相设计的。但是当这样一个强大首脑逝去时，将会发生什么，其结果可想而知。
自1866年和1870年胜利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折服了众人，赢得了传奇般的声誉，毛奇在所有日常问题上采取矜持克制的态度使这种声誉有增无减。现在，和平时期不直接指挥任何大部队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在世界上不仅得到许多人，而且是所有人的信赖。在国会大厦对面，勃兰登堡门后面，在动物园附近耸立起一座由红砖砌成的总参谋部办公大楼，在军队中以“红房子”而著称。总参谋部的人员数量不断增长。1857年时，毛奇手下有64名总参谋部军官，1871年增加到135名。到毛奇退休的1888年，已增加到239名。其中，197名来自普鲁士军队，25名来自巴伐利亚军队，10名来自萨克森军队，7名来自符滕堡军队。从总参谋部军官的出身看，反映出整个军官集团的不断资产阶级化。1872年，已有1/3的参谋军官来自于资产阶级家庭，但这决不意味着军官团的思想已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阶层在思想和行为上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封建化。总参谋部军官在整个军官团中现已赢得精英的美誉，这使一些老贵族们十分恼火。现在，总参谋部军官简直是可以胜任一切，可谓无往不胜。
从组织上看，1870～1871年战争后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柏林的大总参谋部，这个帝国最高军事筹划机构，除负责交通、铁道、电报的部队和新出现的飞艇部队外，并没有自己的部队，也没有指挥权和监督权。自1872年，总参谋部有了自己的军事学院，是军队的最高训练教育场所，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长。负责处理动员和进军事宜的铁道处与第二处(德国处)合并，由一名军需长 [ 译注：这是德军中的一种特有的官称，德文为Oberqualiermeister。在其上有军需总监，德文为Generalquatiermeister。两者均由Quatiermeister(军需官)引申而来。 Quatiermeister是18世纪总参谋部的前身军需总监部中负责营地勘察设置的人员，后又增添了补给等军需任务。军需总监部的首脑军需总监相当于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出现后，在一段时间内仍在总参谋长下设军需总监或军需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取消军需总监一职后，为分担总参谋长的负担，设数名军需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 ] 负责，成为总参谋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三角处与地形测量处于1875年合并，由一名“地面测量主任”领导。当时，总参谋部还拥有德国测量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即负责制图的领导奥斯卡·施赖贝尔中将，以及赫尔曼·布德少校，他后来成了普鲁士负责公共事务的大臣和帝国铁道管理局局长，是一位精通铁道事务的专家。为处理总参谋部的人事工作，还专门增设了一个直属总参谋长的“中央处”。原来负责开进、动员、外国要塞、外国军队等事宜的处合并为一个处，统由一名军需长主管。最初，总参谋部只有三名军需长。
总参谋部发展成军队的精神指导中心，这一结果并不是毛奇有意识争取来的。然而正是鉴于这一结果，内阁于1883年5月20日颁布一道内阁令，赋予总参谋长直面皇帝的权力，总参谋长有权每周向皇帝汇报一次，也可随时直接向皇帝呈送报告。这样，加在总参谋部身上的羁绊终于解除了。尽管像以前一样，在涉及军队武器装备的所有问题上均需与战争部合作，但直面皇帝的权力使总参谋长后来不仅在纯军事领域，而且在外交或经济领域都发挥了巨大影响。但总参谋部对此仍不满意，尤其是认为要详细向战争部长阐述开进和作战计划的做法是多余的。
总参谋部在选择后继人的问题上，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候选人必须以优异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并在柏林总参谋部工作两年。一般不允许以志愿报名的方式参加总参谋部军官的培训。但与巴伐利亚不同的是，在普鲁士具有高等侍官经历的军官有可能被直接选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对于军队而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军事学院教学计划的改变，在沙恩霍斯特时代所形成的良好的、涉猎面广泛的普通教育被毛奇否定了。在毛奇看来，近代战争要求一流的军事专家，而且只能是经过纯粹军事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甚至过去所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历史研究，也被置于军事专业问题之后。这一切发生在德国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巨大思想冲突的时代，它也使部队、参谋部和指挥机构的军官们不得不面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从大城市征召来的新兵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主义。为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侵袭，国家一方面禁止社会民主派的活动，一方面为民众提供内容丰富的社会保障措施。总参谋部仍坚持预备役制度，而毛奇学派的人认为，军队关心这些问题是没有必要的。人们不要忘记，此时的毛奇已步入耄耋之年，他的思想境界已从统一战争时期的顶峰跌落到几乎停滞状态。
对于候选的军官来说，能否分配到总参谋部，关键是看上司对其能力和人品的评价。第一年为试用期，主要是从总体上了解各军事部门的相互关系，并通过从事一些实际的辅助性工作，为尔后从事总参谋部这种精确无误的工作打下基础。训练年轻参谋军官的手段是，冬季用半年时间，主要进行书面形式的战术训练，以掌握指挥小型和较大型合成部队的知识，此外还有图上作业、沙盘作业和报告等；夏季主要是在野外进行训练和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以使参训者具备担负大型指挥任务的能力。最高级的训练是由毛奇亲自领导的每年一次的大型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他特别注重以战史为教材，借用前车之鉴。
毛奇没有为后世留下一个永恒不变的体系，但却留下了可称其为精确无误的军事思想遗产。他写道，在战争中除了统帅所具有的意志和活力资本是不变的，其他一切都是变化的。战略纯粹是一个由应急因素组成的体系。它的意义在于，指导人们在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去达成目标。
此外，他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神宝藏。他的座右铭“多些实在，少些浮夸”与严谨克己和高度责任感是一致的，这些也是他期望每一个总参谋部军官要能够做到的。但正是这种默默的、纯军事的、落后于时代的责任感思想，处在一切科学领域向更细的专业分工和正在酝酿新型社会思想的时代，已经潜伏着一种危险。它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种类型的军事专家，他们虽然具有正确的道德观念，但离开他们自己的领域就会因缺乏自信而一筹莫展；或者他们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军事勤务，以至全然不问是在为谁服役，或者不管别人对军事领域以外的事情如何评论，他们都会充耳不闻，漠然置之。沙恩霍斯特对这个问题持另一种观点，克劳塞维茨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现在很多人已用非军事观点考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军事并没有直接关系。
毛奇的思想在当时一些著名的德国军事理论家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瓦滕斯勒本伯爵、布卢默、韦尔迪·迪韦努瓦、舍尔夫、西吉斯蒙德·冯·施利希廷、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和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曾任第二处(德国处)处长、后来出任战争部长的保罗·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曾写过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介绍总参谋部战时和平时勤务的著作。
法国和俄国的总参谋部以普鲁士总参谋部为样板进行了改组。后来，英国也进行了效仿。土耳其、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军官纷纷到柏林学习总参谋部课程。土耳其这个处于没落的奥斯曼帝国十分偏爱德国军事顾问。在远东，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帝国聘请德国教官执教。后来中国也效仿日本。智利、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以普鲁士为样板对其军队进行了改组。在这些大多是无私的、在毛奇看来是非政治的军事教学活动中，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军事学校教官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的工作发挥了政治作用，它导致了德国东方政策的出台。
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早于1875年就断言，政治的发展要求大总参谋部参谋长要直接隶属于最高统帅。仅在一年之后他的预言便已成真。在军队眼里，这只是军队在近年战争中所扮演的政治工具的角色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虽然，总参谋部已获得直接向皇帝报告和无需通过战争部长而定期向国君汇报工作的权力，但由于在最高领导层中仍有多个可直接向国君汇报工作的领导，如军事内阁长官、各军军长、兵器监察长和军队监察长等，因此总参谋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未获得一种能单独做出重大决断的地位。最高命令权和各机构间的协调权均掌握在国君手里。只要年迈的国王和皇帝在世一天，任何一个军人都不能妄想独立自主地履行其勤务。
在后毛奇时期，总参谋部的思想全部聚焦在一种忧虑上，即自欧洲其他大国努力在军事法规和指挥技术方面赶超普鲁士之后，德意志帝国这个处在欧洲中央位置的新兴权力中心，就时时感到受到各方的威胁。俾斯麦的令人不可捉摸的与多个国家签订盟约的方法，使已取得的胜利果实得到保障。在外交方面，他具有一种能准确判断能与否界限的可靠直觉。
现在，德国的政治领导不再想维持和平状态，总参谋部也为此着手做各方面的准备。技术的进步、新型远程火炮的发明、自动步枪装备步兵以及铁路网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军队的常备不懈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自1871年毛奇就被一种“联盟”的恶魔纠缠着，他时时感到周边的所有邻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付这个蒸蒸日上的新兴德意志帝国。他的第一份阐述这一军事问题的条陈出手于1871年4月。他认为帝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正在恶化，阴霾密布，前途暗淡。认为强权总会树敌，招致对抗。1879年他又撰写了一份关于俄国在德国东部边界兵力的条陈，使老皇帝反对俾斯麦提出的与奥地利结盟的计划未能得逞。在皇帝看来，与奥地利结盟是对霍亨索伦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在圣彼得堡缔结的传统友好关系的破坏。
毛奇认为，总参谋长的义务是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精心审视每一个可能导致战争的苗头，并为每一个不测事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政治领导的责任在于做出是否使用利剑的抉择。毛奇根本不把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成是这种常备不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有欧洲大国的强权欲望在不断膨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各国装备也在不停地扩充，各新兴工业大国内部，由于上层新兴大资产阶级与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出现了巨大的内政和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总参谋部军官们仍在默默地履行着义务，毛奇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惟一。为了德国国内的精神斗争而派出他在军事上经过精心培训的军官，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内政不是军人的事，或者至少不应当是军人的事。
自1879年后，总参谋部每年要拟订两份对法、对俄的大型进军计划。鉴于法国不断扩展其在东部边界构筑的要塞地带，在西部迅速取胜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德国计划在最坏的情况下将进行两线作战。但毛奇排除了速决战和短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1879年的进军计划准备在西部采取防御，必要时暂时向莱茵河右岸地区直至美因茨－法兰克福地域撤退。与此同时，在东方与奥地利一起投入50万人对俄国发动进攻。直到毛奇退役，甚至退役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东方进军计划一直是一个解决两线作战的最佳方案。
在1887年的一份条陈中，已年届87岁的总参谋长建议向俄国发动进攻，实际上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对此，俾斯麦言简意赅地说道：“为时过早。”俾斯麦在其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中谈及总参谋部要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时写道，这种愿望是由于一个机构所必然具有的精神引发的，对这个机构他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如果面对这种愿望的是一个对片面的和违反宪法的措施缺乏洞察力和抵制力的统治者，那将是危险的。由此，总参谋部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典型关系也可窥见一斑。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了，如果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总参谋长面对的是一个轻率随意和意志软弱、缺乏洞察力的统治者和没有政治自主性的宰相时，又将会发生什么呢？
当俾斯麦书写这些思想时，上述那种错误潮流的基础已经奠定。自1882年，老态龙钟的毛奇便一再提出退役申请，作为副总参谋长和总监察长的冯·瓦尔德泽伯爵将军，此时则担起了实际工作的重担，废寝忘食地工作。但是，航船的方向仍是由这位年近90高龄的人在柏林柯尼茨广场的红砖大楼里把握着。凡是看到一个身着深色将军大衣、头戴一顶普通的军便帽、嘴里衔着香烟散步的人，大概都会以为，站在你面前的定是一位古典哲学家。
毛奇凭借其老年的智慧写道，每一场战争、哪怕是取胜的战争也是一场不幸。在70年代的战争胜利后，他曾说过，上帝只在弱者眼里是伟大的。他的内心深处早已感到孤寂了。1868年，他最挚爱的夫人去世。毛奇一生没有子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兄弟阿道夫的儿子赫尔穆特·冯·毛奇来到他身边，做了他的副官，毛奇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他关怀备至。1888年，他送走了两位皇帝：3月，与他建立亲密友好关系的“主子”、老国王威廉离开人世；威廉之子、身患癌症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也于同年6月去世。
1888年8月10日，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终于恩准了毛奇的退役申请。1891年春，毛奇从克莱骚庄园来到柏林做短暂拜访。4月24日上午，他参加了普鲁士上院的一个会议。傍晚，他与家人一起欣赏音乐。他感到疲倦，为了不打扰凝神静听的家人，他悄悄地走进了隔壁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仍没有回来，他的侄子赫尔穆特便起身去寻找他的叔叔。他发现他的叔叔坐在一个沙发里，向前倾斜着身体，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没有反应，但仍在呼吸。人们把他抬进卧室，轻轻地把他放在床上。几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直到最后，他的目光还一直停留在悬挂在对面墙上他夫人的照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