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第一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弗里德里希时代普鲁士的军需总监部和侍官总署
提到战史这个概念，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在普利亚平原奥凡托河畔的坎尼附近，以5万人歼灭罗马8.6万人的场景；或是1757年严寒的12月弗里德里希大王 [注：亦译为腓特烈大帝]
在西里西亚的洛伊滕附近，打败占绝对优势的奥地利军队的会战；或者是1866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取得的改变欧洲面目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的胜利。通常，人们考察战史的基本目的，无非是使过去的战争行动神圣化，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或者是，如果从科学角度考察，弄清每一场战争所犯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在这里，我们对这种考察战史的方法不感兴趣。因为我们深信，在当今文明世界里，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终将被淘汰，尽管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研究一个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十分重要的组织的发展过程像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在半个世纪里所书写的复杂历史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有别于一般考察战史的形式。进军计划和作战计划以及会战，只能作为考察的框架，重点在于抓住构成军史和战史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法的多种表现形态，无疑是不同政治生活方式、文化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战争观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决定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伟大思想和经济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产生完全是与欧洲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的社会思想意识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它与30年战争(1618～1645)末各封建王朝相继组建常备军之风的盛行有密切关系。普鲁士总参谋部形式的逐步完善，以及在普鲁士改革时期能达到参与军事决断的高峰，都绝非脱离历史的偶发事件。
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为创建常备军奠定了基础。军队如同一个大夹子，把通过占领、收买或继承得到的各片领土——库尔马克、东普鲁士，以及马尔克和拉文斯贝格等西德意志领土，杂乱地夹在一起，混成一个王朝。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普鲁士民族，倒是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和一个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总参谋部在精神上给人们以强烈印象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易北河东岸的容克阶级，以及整整两个世纪把持大部军官职位的普鲁士乡村贵族、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一部分贵族家庭的历史与总参谋部的历史密不可分。这些容克阶级在精神上和构成上，完全不同于那些依靠息金生活的莱茵–施瓦本–法兰克的富庶贵族。这些在经济上弱小的普鲁士乡村贵族，被迫挤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土地上，其子弟大部都投身于军队或政府机构。根据当时的军官花名册可以断定，像布洛克、克莱斯特、戈尔茨、马尔维茨、曼陀菲尔、施维林或舒伦堡等家族，都是向军队输送大量将军的家族。从血统上看，除一部分老斯拉夫血统的家族，以及迁徙来的法兰西–胡格诺教家族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波兰小贵族家族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波兰人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由于波兰–立陶宛联合帝国的衰败而被德意志同化的。他们在一代一代的繁衍过程中，出身平民或农民家庭的子弟通过参军立功被封为贵族，从而形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大多都与普鲁士乡村贵族有联姻关系。
但另一方面，普鲁士军队的伟大改革家却没有一个出身于普鲁士乡村贵族家庭，这种现象似乎并不罕见。被称为18世纪普鲁士总参谋部理论鼻祖的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出身于符滕堡－施瓦本的男爵家庭。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是在普鲁士被封为贵族的。格奈泽瑙出身于图林根的平民家庭。博因的祖先是移居东普鲁士的尼德兰人。克劳塞维茨也出身于平民家庭(他的家庭所享有的贵族封号是后来才被承认的)。
自1640年大选帝侯执政，一些后来被称为总参谋部勤务的工作已经开始出现。当然，当时的人们对于总参谋部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认识，而且当时也并不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大选侯凭借他个人的才能，集军队统帅和国家首脑于一身。军队指挥和军队管理均由最高统帅一人独揽。“最高统帅”这一称谓对霍亨索伦王朝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直到1918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才被废止。
大选侯创建了一个作为平时和战时军队最高的中心机构，即所谓的“元帅局”。该局由一名“军令元帅”领导，配备两至三名“侍官长”作其助手。军队管理机构即“最高军事委员会”起初也隶属于军令元帅。
大概是仿效当时在北欧和中欧备受推崇的瑞典军队，最高统率机构逐步由“军需总监部”所代替。这个机构的任务与后来总参谋部所担负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它主要负责管理工程兵勤务，选择和监视行军道路，选择宿营地以及构筑阵地，总之是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后来又增加了一项特别重要的勤务，即军事交通勤务，军队全部运输交通事宜均由一名“车辆总监”负责管理。
据1675年的档案资料记载，首任勃兰登堡军需总监是工程师格哈德·冯·贝利库姆(或贝尔库姆)中校，在他手下还配有几名军需少尉。然而，军需总监部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编制单位。当时的所谓“总参谋部”同现在的总参谋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它指的是那些直接为最高统帅服务，但并非固定编制在团队里的军官们的总称。
到了大选侯的继任者，普鲁士第一任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执政时期，“元帅局”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由行政管理机构取而代之。
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作为一国君主，再次将国家首脑和军队统帅集于一身。在他身上，“最高统帅”原则得到了完全充分的体现。军官职位成了贵族的特权，军装成了统治阶层的国服，不久也成了社交生活中的最受青睐的服饰。容克阶层虽极力想阻挠军官团 [ 译注：军官集团的简称。下同。 ] 的封建化，但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军官团的封建化进程终于完成了。容克在国王面前所作的入伍宣誓，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军官将自己视为君王的臣仆，君王是国家的化身。军队的道德基石是建筑在对个人人身忠诚概念之上的。正是这一点赋予普鲁士军官以及而后的德国军官以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直到20世纪。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普鲁士完成了一部不成文的服从法规，但是服从也是有界限的，在上帝和荣誉面前，服从便退居次要地位。普鲁士的容克阶层还不是一个由大地主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等级意识和荣誉感的领导阶层，他们对荣誉的敏感有时会使这种荣誉感达到荒诞的程度。伟大的历史学家利奥波特·冯·兰克曾对普鲁士容克阶层在选择荣誉还是服从时的内心矛盾做过中肯的描述。在发生工业革命和出现民众性军队后，一切等级制的束缚逐渐消亡，从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服从概念，这种服从基本不是由荣誉决定的，而是由依附关系来决定的。
大选侯的勃兰登堡军队拥有3.1万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其扩充为8万人，同时实行划区征兵制，即为每一个团划定一个补充兵员的区域。这种征兵制是义务兵役制和雇佣兵制的混合物。当弗里德里希大王1786年去世时，军队已达20万。军队人数的这种增长，以及占领西里西亚和1772年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说明普鲁士已跻身于强国之林。
弗里德里希大王是一个具有非凡才干的统帅，他不需要总参谋部，他只需要军事助手。在他身上，“最高统帅”得到了最全面的施展和最充分的体现。国王的侍官长作为辅助的执行人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些侍官长中最有才能的也许要算汉斯·冯·温特费尔德将军，当他正当壮年时于1757年在七年战争中阵亡。1756年他在执行国王下达的任务时，就曾在七年战争爆发前进行过拟订动员和进军计划的工作，这已属于典型的总参谋部勤务。
当时的军需总监部是一个介乎工程兵总监部和技术性侍官总署的中间机构，无权参与指挥的决断。在军需总监部工作的约有25名军官，但真正的军需总监部军官通常为2～5名。隶属于18世纪意义上的“总参谋部”前身的还有担负传令、信使和监视勤务的“野战猎兵队”和“旅少校”的办事机构。野战猎兵队中的所谓“纵队猎兵”，其主要任务是在缺少足够地图的情况下，勘察地形和为行军部队指引道路。“猎兵队”由一名“骑兵队长”领导。“旅少校”相当于机动的秘书官，负责为将军们起草报告和拟订表格清单。
1757年，弗里德里希大王为军需勤务拟订了一份训令，把所谓“设营术”作为军需勤务的主要任务。训令规定，军需总监部应负起诸如选择行军道路和宿营地、构筑野战阵地等技术性任务，以及情报和间谍勤务，以减轻最高统帅的负担。
这些任务与侍官总署在许多方面造成重叠。侍官总署是普鲁士军队独有的一个机构，它成了孕育后来的所谓国王军事内阁的胚胎，后来与总参谋部一直处在激烈的对抗之中。起初，侍官总署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有关军官的人事问题，当然任何一个有关军官人事的最后决断，都是由君王做出的，君王的这种特权一直保留到王朝即将覆灭之日。
弗里德里希大王扩展侍官总署的职能，其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独自领导军队的情况下，需要的是一个执行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制订计划的顾问。此外，在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普军还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指挥方法，即在总任务框架内，对军队实施间接的指挥。在七年战争中，由于战争是在西里西亚、波希米亚、东普鲁士、前波美拉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等众多战场上进行，国王因此有时也向某个战场派遣一些由一位将领指挥的独立作战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常的“纵队猎兵”和“旅少校”发挥其各自职能外，国王还向这些指挥官身边派遣若干侍官长或侍从官——相当于后来的参谋军官，只不过这些参谋军官当时还没有专门的称谓和进行相应的训练。
图1 莱文·冯·戈伊绍(1734～1808)，军需总监部总监
从1758年起，只设一名侍官长，并为其配一名负责文书工作的秘书。最著名的一位侍官长要属海因里希·威廉·冯·安哈尔特(1734～1801)，他是安哈尔特－德绍的威廉·古斯塔夫太子和一位传教士的漂亮女儿的私生子。威廉·古斯塔夫之父是18世纪初普鲁士军队伟大的操典大师。
军需总监部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辅助组织，与18世纪战争的要求基本相适应。当时，各王朝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是为达到获取领土或地位等有限目标，他们所运用的政治、经济、民众力量和军队数量也是有限的。由雇佣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对王朝而言是一个昂贵的工具，供养起来需耗费大量资金，一旦损失更难以弥补。由于受军需仓库束缚而形成的笨重的供给体制，使军队不可能在广大地域作战。
为防止雇佣兵夜间逃跑，每支军队都不得不在夜间布设哨兵线和骑兵巡逻队。因此，在选择野战宿营地时，对行军道路的计算十分谨慎和精密。军需官担负的“设营术”，表明当时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成了一种可以充分和精确计算的战争，而到了18世纪末则逐渐发展成一门“军事数学”的科学。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思想先驱冯·马森巴赫上校认为，高超的和充满艺术性的机动以及兵不血刃地智胜敌人，要比在会战中取得胜利高明得多。通过一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灭战的胜利，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更不用说消灭敌国人民的思想了。作战不是人民的事，而是王侯及其军队的事。在欧洲特别是普鲁士，从事贸易或手工业并富于教养的平民，对军队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武夫是粗野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可惜还有那些代表贵族的军官，都是狂妄自大和不学无术之徒。
图2 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男爵上校(1758～1827)，1806年任霍恩洛厄亲王总监
在这个以宫廷贵族为主体，并建筑在一致的荣誉观和礼教习俗的世界上，自18世纪中叶在精神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资产阶级的权力意识，及其在贸易和经营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干，打乱了建筑在出身基础上的封建秩序。在军事方面，炮兵、工程兵和工兵上升为第三兵种，在革命的法国，工程兵已在18世纪末有了第一个装备系留气球的飞艇连。普鲁士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最初就是一名汉诺威的炮兵军官。
在普鲁士，这种悄然无声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就是在炮兵和工程兵军官团中平民军官数量的增多，以及他们与从事科学工作和在思想上有共同语言的平民成立各种社团，出版一系列军事期刊杂志。这一切对于百年前的粗野愚昧的库尔－勃兰登堡军队来说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些军官中有部分人甚至已对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进行讨论，譬如军官仅仅骑术好、剑术好、射击好和能吃苦就足够了吗？军队的军纪是不是只有靠对惩处和军棍的惧怕来维持？这一切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思想即将出现。
1776～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是第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民众战争的范例，它与弗里德里希大王所进行的那种目标有限、可以精确计算的战争形式已大相径庭。各王朝进行的王位继承战争或掠夺战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众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由农民和平民组成的未经训练的民兵，第一次战胜了英国将军们运用的计谋战略，打败了训练有素的英国和黑森军队。事实说明，计谋战略在大西洋彼岸的广袤土地上已完全失效。
欧洲两位伟大的军事改革家马基斯·冯·拉斐特和奥古斯特·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有机会第一次学习这种新型的步兵战术和民众武装的作战方式——前者作为一名法国军官曾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后者曾随普鲁士的一支猎兵队在美国作战，这支猎兵队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边区伯爵租赁给英国国王的。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还有作战方法的革命已宣告开始。
此时，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普鲁士人却依然沉于昔日的辉煌中，他们自以为普鲁士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集各国思想之大成而形成的、呈几何图形的传统线式战术(普鲁士人曾用它取得三场战争的胜利)，是建筑在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和不可变更的固定行为方式的体制之上的，最后发展成一种理论，认为战争艺术是一种可以进行数学运算的科学。普鲁士炮兵上校冯·滕佩尔霍夫(鲁登道夫的母亲就出生在这个家庭)、富于想象力的军事理论家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以及军需总监部少校克利斯蒂安·冯·马森巴赫，是最为著名的“数学派”的代表。因生活放荡而被解除军官职务的比洛，希望通过他出版的关于数学战争体系的书而恢复他在军需总监部的职务。法国－瑞士军事理论家巴龙·若米尼当时将总参谋部勤务都统统囊括在“后勤”之中。
弗里德里希大王僵化的军队体制，其继承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能力的局限，以及20万大军驻在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至下莱茵的广大地域的现实，使普鲁士军队的高级领导层逐渐官僚化。而这种领导层的官僚化通常是缺乏责任感和创新意识的旧体制的突出特征。
新国王关心的是竭力维护他“最高统帅”的特权。另一方面，他的能力也不足以使他独自承担繁重的国务。因此，他扩展了侍官总署的职能，国王“特派侍官长”成了君主的首席军事助手，虽然其军衔大多为上校，但却是大权在握。此外，1787年还组建了一个“最高军事委员会”，成为管理军队全部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自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后，全部军事和民事事务均由“总监部”负责。“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一个没有严格上下级关系，同时也没有明确权限的机构，委员会设一名名誉主席，一名主席，以及“第一战争部长”和“第二战争部长”，当然他们都不享受真正的部长待遇，也没有真正的职权。原来的“军事部”仍保留下来，归“总监部”领导。还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统治时期，为了监督装备和训练水平，每个省设一名步兵、骑兵总监，全国设一名炮兵总监，他们只有监督权而没有任何指挥权。
“最高军事委员会”下设3个处，分别负责部队事务、动员；补给、被服和兵器；以及伤残事务。在理论上，侍官总署和军需总监部也隶属于“委员会”。侍官长通常都由步兵军官担任，负责处理军官人事、驻防、装备和操典等问题。这些任务在后来的现代组织机构中，一部分由战争部负责，一部分由总参谋部负责。在这一年，军需总监部有20～24名军官仍负责“设营术”领域的任务，但他们首次有了自己的军装，并因此增生了本部门的荣誉感。
1789年的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革命的民众武装战胜了旧王朝的僵化军队，这一切都极大地震撼着普鲁士人的心灵，在特权阶层高傲自大的内心则隐藏着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伟大的法国革命不仅产生了人类自由、平等的伟大思想，而且也产生了民族主义、“民众武装”和民族战争思想，当然还有军国主义和现代总参谋部。当1792年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统治者派出其笨拙的军队，联合起来对抗法国革命时，法国新的统治者则把希望投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情感。国民议会委员迪布瓦·克朗斯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上呈交了一份关于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议案，并很快形成法律。各国王侯的十字军征讨遭到惨痛失败。
当时，不仅像康德、赫德、席勒、斐希特这样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起初对法国革命表示热烈欢迎，而且一批年轻的普鲁士军官也对在巴黎发生的事情产生极大兴趣，如军需总监部的冯·克内泽贝克少校、马森巴赫，以及东普鲁士尚不知名的步兵少尉冯·博因等。博因当时曾一语惊人，他说对于普鲁士利用划区征兵制征召来的士兵来说，保卫祖国无异于对贫民施暴。一些军事著作家极力赞同这一新思想，如上文提及的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和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还有侍官长冯·安哈尔特。贝伦霍斯特要求废除职业军队，代之以基干部队并以民兵作为其补充。比洛认识到法国步兵散兵战术这种新型作战方式的伟大意义，同时摈弃了他曾极力推崇的军事数学理论。但是，法国的新思想、新精神并没有在普鲁士最高军事委员会和侍官总署引起共鸣。
尽管如此，面对在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柏林的人们也在思考着军队的变革。为此，1795年成立了“直属军事组织委员会”，作为新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委员会”由老元帅冯·默伦多夫领导，他对现行体制的“好处”一直抱有怀疑。他行动迟缓，顾虑重重，作为一名改革者又显得有些名不副实。各种机构纷繁多样，但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在机构重叠和权限不清的混乱之中，侍官长却在实际运作中逐渐成了国王军事内阁的领导，这种结局也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及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所期望的。
也正是在1795年，冯·马森巴赫少校起草了第一份重要的条陈。在条陈中，他提出应赋予军需总监部以全新的任务。他认为，鉴于战争的多样化，应密切战争指导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平时就应制订符合实战的战争计划。这一工作必须由将来的军需总监部来完成。为此，军需总监部的军官应当接受特殊的训练，也可在外国军队短期任职，或在外国研究机构从事短时间研究工作，这就是后来武官思想的渊源。马森巴赫是他自己事业的极不称职的维护者，他自大狂妄，常常口出狂言，在1806年战局的作战过程中因犯错而被解职。然而，他在普鲁士是以文字形式提出现代总参谋部思想的第一人，这一评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尽管他的思想之花在当时还尚未结出果实。
翌年即1796年，军需总监部开始接受一项对后来而言是典型的总参谋部的工作，即地形测量和绘制作战地图。当时由于还没有普遍使用平板仪，测绘地图的工作只能靠现地绘制略图的方法进行。为此，军需总监部增加了13名“工程－地理学者”。此时的军需总监部部址设在波茨坦的王宫里。工程－地理学者大都出身于平民阶层，因为容克阶层的人认为，操持圆规和彩笔的工作与他们的身份是不相称的。
革命战争动摇了全部的战争形态，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必然给普鲁士军队的发展以深刻影响。革命战争使作战地域和战争目的有了空前的扩展和延伸，战争本身也变得更加残酷。民众性军队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发生了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且与一种重要的生物现象，即当时欧洲各国人口在1800年前后的迅速增加密切相关。
现在，已经军事化的革命群众抛弃了18世纪王朝战争的一切陈规旧习。很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拿破仑这个第一位被革命解放出来的法国人民组成大军的天才统帅，没有颁布过任何新的形式化的条例。战争在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新型民众军队要求一种由各兵种混合编成的固定战术分队为基础的、更为合理和强大的编制体制，以及新的指挥方法。在革命年代，法国在莱茵河畔、南德意志、比利时、意大利北部、埃及、叙利亚、印度西部、法国南部和西部，对普、奥、俄、西、撒丁、英国军队，以及马木留克雇佣军、奥斯曼军队和在海地暴动的黑人，还有本国的反革命部队，展开全面作战。
拉扎尔·卡诺这位革命时期法国第一任新型国防部长、被誉为“百胜之军”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组织者，出生在勃艮第的一个平民律师家庭，最初是一名工程兵军官。到1794年9月，法国已有百余万人拿起武器。由一位统帅来指挥这样一支百万大军，对分散在各战场上的军队实施直接指挥，此时已是完全不可能了。已动员起来的庞大军队必须按军、师的编制进行组编。新时代的师是由各兵种部队编成的固定战术单位。同时，卡诺的国防部办公室成了第一个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在这个办公室里，甘做无名英雄这一特点已表现得十分突出，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也有意对此加以强调。关于这一点泽克特曾说过，总参谋部军官是无名无姓的。
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作战指挥已全部由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杰出专业人才担负。这一变化发端于革命战争，是一个逐渐失去个性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与庞大军队时期的到来相适应的。卡诺的办公室仍不具有指挥权，更没有制订战略计划的权利，基本是一个负责收容、补充人员和物资的机构。然而，组成师、军和集团军的各单位，已经使用专业人员去执行命令的传输和监督，以及组织和供给工作。一批正规的总参谋部军官正在形成之中。
战争已成为民族为争夺幻想中的和既成事实的权利以及像20世纪希特勒所说的为争夺生存空间的争斗。战争已从王公贵族的赌博，逐渐演变成由一个技术化的、隐名埋姓的机构来领导的斗争。军官的晋升不仅不再只由出身来决定，而且还要视其是否具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一点上对总参谋部军官的要求之严要胜过军事机构中的任何集团。
各欧洲国家的总参谋部，是在新的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与旧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冲撞中发展的。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和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创始人沙恩霍斯特，曾试图在军事领域寻觅一种新旧世界的综合物。与他同时代的在内政方面推行改革的帝国男爵施泰因，也曾竭力做过这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