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空：磨炼野小子·第三
作者：罗伊·贝姆 查尔斯·萨瑟·美国
出自————《第一个海豹》
出自————《战争通史》
(1960年－1963年)
谁像野兽？
谁能向他开战？
——《新约，启示录：13；4》
24
菲德尔·卡斯特罗接管古巴是迫使美国接受局部非常规作战思想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所谓冷战及其衍生物——“多米诺理论”已经甚嚣尘上。根据这一理论，一个接着一个国家将会失陷于共产主义，最后只剩下美国独自面对一个敌对的世界。在创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时，五角大楼至少承认了秘密和公开的游击战式作战行动在阻止第三世界多米诺骨牌倒塌方面的价值。正是在古巴，共产主义和西方世界进行了一场意志的较量。
几乎就在卡斯特罗趾高气扬地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准备占领哈瓦那的同时，美国开始策划登陆古巴。距古巴海岸仅90英里的佛罗里达海岸变成了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温床。发誓要推翻岛国这个大胡子领袖——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了出来。卡斯特罗以牙还牙，在迈阿密布下了大量间谍和特工。
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和中央情报局是登陆计划的始作俑者，当约翰·F．肯尼迪于1961年就任总统时，政府下辖的一个绝密“5412委员会”已经制定出在这个岛国登陆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古巴流亡组织在古巴领土上建立一个立足点，再由幕后的古巴流亡政府作为抵抗政府向全世界广播。根据国际法，美国因而将有借口给登陆者提供补给和增援。
当中央情报局采购小组还在美国和欧洲寻找用来装备流亡军队的飞机、坦克、舰船和其他武器时，登陆在即的流言四起。中央情报局设在基韦斯特的一个接待和盘查中心让跑到美国来的古巴难民去迈阿密的迪纳基。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在此建立了古巴流亡政府，并设了一个招募站。1961年元旦过后不久，美国和墨西哥报纸透露说一支被称为2506旅的古巴突击部队正在危地马拉南部山区雷塔卢莱岛附近的一个咖啡种植园和经过翻修的简易机场进行训练。
所有古巴新兵都得到了同样的保证：这次行动不可能失败，因为美国政府支持它并且不会让它失败。据传水下爆破队和陆军特种作战部队也将参与这次行动。我对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并不特别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它们的信任日益减少。然而，我期待着古巴成为非常规作战的试验场和把水下爆破队变成秘密游击战部队的催化剂。不管喜欢不喜欢，非常规作战常常意味着和美国政客以及中央情报局密探一样四处窥探、搜集情报。
当时，我已是海军中尉，在第21水下爆破队担任作战军官。我们的队长，比尔·汉密尔顿少校同时兼任大西洋舰队水下爆破部队司令。他身材高大，皮肤呈古铜色，完全可以在电影中扮演一个有出息的救生员。他出身于海军世家，毕业于海军学院，在海军中颇有影响，而且知道如何利用这个体制。
我和他在建立一支得到舰队全力保障的“突击队式部队”方面不谋而合，对五角大楼那些笨蛋们的束缚十分恼火。这些家伙反应迟缓、抵制任何变化，在每一场新的战争中只会运用从上一次战争中刚刚发展起来的战术。士兵们居然没有被命令赶上战场摆开阵势相互厮杀，直到以伤亡多少决胜为止。这真他妈的是奇迹。
经过军队最严格的训练，水下爆破队完全有可能在冷战时期转变职能，执行非常规作战任务。但是，我们却不是被敌人而是被部门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华盛顿那些顽固不化的狗屁官僚捆住了手脚。各部门一味保护自己的利益和资金，而根本不顾总体战斗力。例如，海军陆战队坚持让海军只限于在水面上进行作战任务，以免水下爆破队插手陆战队的事务。其他部门也都像护巢的海鸟一样相互设置了类似限制。
“让我们发挥作用吧，给我们松绑吧。”我恳求道，“我们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最有献身精神的人。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
我当时并不知道官场内部正在酝酿建立我们想象中的突击队的计划，而且汉密尔顿也正在为此采取行动。我只知道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他放手让我绕过华盛顿的障碍直接去寻求我们所需要的训练。我曾经是一个士兵，知道如何在尽可能低的层次上解决问题。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当兵的全都诡计多端，因而始终需要严加看管。对于比尔·汉密尔顿来说，问题的实质就是：在没有说服上级之前，可以绕过上级自行训练。
我与驻在北卡罗来纳州市拉格堡的鲁迪·凯泽上尉达成协议：水下爆破队和美国陆军第5、第7特种作战大队互相交换训练。我和凯泽这两个低级军官凑在一起，只握了握手就把两支由职业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联系在了一起。
“我要给你们留出潜水训练的时间，同时增加你们的训练量。”我答应道，“我会把我们掌握的水下训练和爆破技术全部教给你们。作为交换，我希望你们也把你们掌握的有关外国武器、餐桌爆破、小部队战术和别动队作战方面的情况全部教给我的部下。通过互惠训练，我们双方都可以增加各自的战斗力和杀伤力。你们那头的关节由你去打通，我们这头由我来负责。”
我找到汉密尔顿队长，进一步要求道：“陆军那两支特种大队里有不少人才。我想把跳伞训练的门再开大一些，包括高空跳下低空开伞法和富尔敦救援法。”
通过高空跳下低空开伞，入侵者或渗透者可以在25000英尺到35000英尺的高度从飞机上跳伞，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入敌人的领上：富尔敦救援法就是用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从地面上把士兵接走。这两种技术对游击战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我需要一点行动自由来进行这项工作。”我说。
汉密尔顿笑了起来。“你是我的水下爆破队事务代理顾问：赶紧去干吧，有事随时向我报告。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在干什么。我以后会把一切告诉你。”他神秘地对我说。
我把“蛙人”送到陆军特种部队的学校，接受跳伞、外国武器、小部队战术、反暴动、间谍等方面的训练。凯泽上尉则把他的人送到我这里接受爆破、操纵小船、自给式潜水呼吸器等方面的训练。由于这两支部队在殊死的特种作战方面羽翼日丰且危险性更大，陆军和海军也都从中受益。
经过这些年后，我几乎可以看见我的突击队。我当时对突击队可能会在国家安全和国防的名义下被用来执行何种任务茫然无知。现实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的任务从执行政治暗杀到发动核战争无所不能。我为置身于美国游击战争再生时期而激动不已。“沼泽之狐”在革命战争期间曾经成功地实施过非常规作战。美国印第安人也曾做过同样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曾经有过非常规作战的尝试。但是，非常规作战在冷战时期将会有无与伦比的前景。看来我可能最终会有机会成为海上战士的一员。
1961年3月，我参加了一次与古巴有关的行动。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把共产主义思想从拉丁美洲赶出去的秘密行动。我受命担任高级教官，负责训练一个由14名古巴人组成的小组并让他们渗透到自己的家乡。自然，美国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预料到美国会在古巴登陆，但没有人知道登陆将在何时何地发生。美国派出了大量的破坏者、间谍和渗透者为登陆行动进行准备。登陆行动似乎一触即发。
我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海滩与那些古巴人会合，然后和他们一起乘坐中央情报局包租的DC－3运输机飞往弗吉尼亚州的一处秘密营地。这些古巴人配发了去掉所有商标的便服。他们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集体，远比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青岛为蒋介石训练的国民党人更有政治性。在他们的精神影响下，我也相信他们确实能够夺回古巴。
我们立即开始进行脱险、生存、爆破和通讯训练。我们没有教授水下爆破队的看家本领——水下项目——这一事实表明“蛙人”们在地面作战上已经投入了多大精力。在冷战时期，“蛙人”的两栖作战能力日益增强。我乐观地预计：“蛙人”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插上翅膀。
我这个组古巴人的训练重点是爆破。到4月初，我的小组已经准备就绪。几个有名无姓——“卡尔”或“汤姆”——的中央情报局密探来到弗吉尼亚州向这些渗透者们下达任务。任务相当紧张：古巴人要在登陆开始时炸毁公路、桥梁和铁路。
“什么时候？”古巴人问道，“登陆什么时候开始？”
“很快。”密探们说，”注意收听收音机。听到密码之后，你们就会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投入行动。”
一个曾经当过水下爆破队“蛙人”的美籍墨西哥人密探，“聪明的马蒂”和我以及我的游击队员乘坐军用飞机来到位于古巴东南角的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我们在一座孤零零的兵营里藏了好几天，然后被带上一艘APB登陆艇，在夜色的掩护下驶进黑沉沉的加勒比海，向古巴漫长的南部海岸进发。右舷的远处耸立着黑沉沉的圆形马埃斯特腊斯山。14个古巴人每人配发一支M－14步枪和一个装有炸药、C－4可塑炸药、收音机和救生工具的背包。他们将躲藏在沼泽地和山区里，一直等到登陆行动开始。他们在紧张的气氛中默默地等待我们把他们转移到稍小一些的AVR救生艇上，然后再登上橡皮艇实施秘密登陆。
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庄重地和他们挨个握手。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道，“古巴就会有自由了。”
“记住我说的关于鲨鱼的活。”我在放走这些游击队员之前提醒他们，“不到必要时一定不要暴露自己。一旦暴露，就要给敌人以猛烈、致命的打击。”
我看着黑沉沉的马埃斯特腊山逐渐移过船尾，橡皮艇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与灰暗的海岸线融为一体。我觉得我已经抛弃了他们，因为我没有陪他们一起去。我的手下，这些经过我训练的家伙，将要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投入战斗。
“不要靠近古巴领土。”汉密尔顿曾经告诫我，“不管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赫鲁晓夫在古巴境内抓住一个美国人，他就能挑起一个国际事件。”
汉密尔顿犹豫了一会儿又说道：“罗伊，你会有机会的，相信我，你就会有机会的。”
AVR救生艇把第一个小组送到希特莫美国空军基地以东20英里处。另外7个小组在一个名叫猪湾的港湾附近登陆。还有一个小组在松树岛附近消失在一个无月之夜。
我在飞回弗吉尼亚州小山第21水下爆破队的路上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见到那些古巴人。
25
1961年4月15日凌晨，当两架B－26轰炸机在“第一点”——哈瓦那郊区的国家军事指挥部屋顶上飞过时，菲德尔·卡斯特罗猛地醒了过来。
“这是什么飞机？”他问手下的参谋。
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他冲到窗前，怒不可遏但又无可奈何地看着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制造的轰炸机在附近的坎普利伯德塔机场上空俯冲。他听到了炸弹的剧烈爆炸声和防空武器的猛烈射击声。
卡斯特罗确信登陆已经开始。
这两架轰炸机隶属于拉丁美洲最大的一支空军：16架B－26轰炸机、12架C－46和C－54运输机以及45名经过美国飞行员训练的流亡飞行员。登陆行动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摧毁卡斯特罗的空军。据估计，卡斯特罗的空军拥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怒”和4架T－33喷气式战斗教练机。一支登陆部队将在空袭之后向古巴进发。
在最近的几周里，美国与古巴的关系继续恶化。美国中止了古巴向美洲大陆出口糖的配额，而卡斯特罗则把美国的财产收归国有。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宣称门罗主义已经死亡。为了表示苏联对卡斯特罗承担的义务，苏联派了一个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去古巴当大使。1月3日，卡斯特罗把美国使馆300名雇员中的大部分驱逐出境，只留下11人。这一举动导致华盛顿和哈瓦那断绝外交关系。
尽管中央情报局对古巴的爱国者们承诺说美国人将确保登陆的成功，但肯尼迪总统的说法却有所不同。肯尼迪对登陆计划的认可不无保留，而且坚持不让美国人参与攻击行动。肯尼迪希望造成一个登陆行动完全是古巴人搞的印象。4月12日，B－26轰炸机实施空袭前二天，肯尼迪对拉丁美洲争取进步联盟宣布：“美国武装部队或美国平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占巴进行干涉。”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认为肯尼迪的声明旨在误导卡斯特罗，使他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犹豫不定的肯尼迪把登陆日期从原束的4月11日推迟到4月17日，以便有更多时间进行考虑。他给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负责人理查德·比斯尔打电话，问他将有多少架飞机对卡斯特罗的机场实施空袭。比斯尔告诉他说有16架飞机。
“我不想有这么大的规模。”总统说，“我希望空袭规模尽可能缩小。”
4月15日，星期六，登陆前两天，一支锐减为6架飞机的轰炸机部队在黎明时分从尼加拉瓜的快活谷起飞。两架飞机为一组，分别打击古巴的三个机场：坎普利伯德塔、距哈瓦那东南450英里的圣地亚哥安东尼奥·马塞奥机场和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
6架轰炸机在空袭之后全部安全返回尼加拉瓜。消灭卡斯特罗空军的喜悦很快就被蒙上了阴影。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表明，只有5架敌机在地面被炸毁。菲德尔抢在空袭之前疏散了他的飞机，而用一些坏飞机作为诱饵。他依然拥有一支庞大的力量来抵御入侵者。
星期天，华盛顿特区。登陆部队的空中作战军官正在调集装备准备对古巴机场实施后续空袭时，查尔斯·卡贝尔将军来了。艾伦·杜勒斯不在期间，卡贝尔是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杜勒斯当时在波多黎各。
“你在干什么？”卡贝尔问道。
“准备实施后续空袭，长官。我们必须消灭他们。”
“我想，”卡贝尔厉声说道，“我们只得到对这些机场进行一次空袭的授权。”
“哦，不，长官，空袭次数并没有限制。我们得到的授权是毁灭所有的机场。”
卡贝尔的脸沉了下来。“我可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为了保险起见，我要去问迪恩·腊斯克。取消空袭命令……直到我能获得批准。”
肯尼迪取消了后续空袭，但批准实施登陆行动。正当驻扎在快活谷的反叛部队飞行员加大B－26轰炸机的马力准备实施后续空袭时，他们接到了取消空袭的命令。负责训练古巴飞行员的美国指挥官乔治·“老爸”·多斯特少将使劲把帽子扔在地上嚷道：“这场战争他妈的完了！”
担负登陆任务的一个旅1453名士兵驻在危地马拉接受训练，装备有迫击炮、75毫米无后坐力炮、火箭筒、第二次世界大战剩下的M－1步枪、机枪、手枪和5辆M－45“谢尔曼”坦克，为了把如此之多的武器装备及突击部队运到古巴，中央情报局从加尔西亚航运公司租用了6艘破旧的货船。这几艘船又旧又慢，没人会怀疑这是一支运兵船队。
“美国战斗机和美国海军驱逐舰将为船队提供空中掩护，”中央情报局向爱德华多·加尔西亚承诺道，“美国海军将派一艘军舰把登陆艇运到货船上接运部队。”
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又给这支破旧的货运船队增加了9艘从五角大楼得到的登陆艇。
根据登陆计划，首先使用轰炸机消灭敌人的空军，再派一个伞兵营空降到圣克拉拉去占领那里的机场，从而把古巴拦腰截断。随后，在海上实施佯动以扰乱卡斯特罗的注意力，而海上主攻方向则是古巴南部海岸的特立尼达。登陆部队登陆之后分头向西边的哈瓦那和东边的圣地亚哥进发，沿途收编当地的部队。卡斯特罗的20万军队将被打得措手不及、一败涂地。
在最后的几天，中央情报局把登陆地点从特立尼达改到特立尼达以东100英里以外的猪湾。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表明，这个地区人烟稀少，并被危险四伏的萨巴达沼泽与外界隔绝。这片沼泽上只有两条窄轨铁路和几条只有村里人才知道的复杂小路。驻在吉隆村的民兵分队只有108人，算不上真正的威胁。比斯尔认为，由于猪湾和哈瓦那之间通讯不畅，登陆部队可以在卡斯特罗觉察之前实施登陆并占领吉伦机场，然后从海上和空中将战争物资运入古巴。
事实证明，改变登陆地点只不过是一连串错误和判断失误的又一例。这片沼泽地共有三条硬质路面的公路，守军可以通过这些公路进行快速反应。
4月16日黄昏，一支包括“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7艘驱逐舰的特混舰队和登陆部队的破旧船只在古巴海岸附近秘密会合，登陆部队仍然以为美国战斗机将为登陆行动提供掩护，而海军特混舰队将随时准备对流亡政府施以援手。然而，肯尼迪不仅阻止了对卡斯特罗的机场实施后续空袭，而且否认了中央情报局关于美国战斗机将为登陆行动提供“保护伞”的承诺。海军船只在海岸附近实施警戒任务。肯尼迪是在履行他对争取进步联盟的承诺：美国将不会公开卷入任何入侵行动。可是，登陆部队对此一无所知。
4月17日黎明前不久，登陆部队开始登陆：一半部队在吉隆滩的“蓝色海滩”登陆，另一半部队则在伸入港湾入口20英里的长滩的“红色海滩”登陆。华盛顿向现场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发了一封急电：“卡斯特罗仍有作战飞机。预计你们将在黎明时遭袭。尽快卸下所有部队和物资，所有船只从速返回海上。”
凌晨6时，登陆舰队还在往下卸部队和装备时，卡斯特罗的部队和飞机向2506旅发起全面反击。由于肯尼迪轻率决定美国不提供空中掩护并进而阻止对敌机场实施后续空袭，登陆部队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古巴“海怒”和B－26轰炸机对港湾内的加尔西亚货船进行狂轰滥炸，击沉了登陆部队的大部分弹药、燃料和卫生补给品。“埃塞克斯”号航母上的美国A－4D”飞行员眼睁睁地看着卡斯特罗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挨个轰炸登陆部队的货船和飞机。敌人的战斗机很快就把这个旅仅剩的12架飞机当中的7架打了下来，并开始轰炸登陆部队。
美国飞行员吉姆·福基无意中发现一架古巴的“海怒”飞机正在紧追登陆部队的一架B－26轰炸机。轰炸机右侧的发动机已被火焰吞没。“海怒”逼上前去准备给其以致命的一击。
“我看见一架‘海怒’准备击落B－26轰炸机。”福基通过无线电呼叫道，“请求采取积极行动。”
“不同意。”回答来得很快，“不同意！”
到午夜时，菲德尔的2万名士兵已把登陆部队困在海滩并逐步收紧包围圈。坦克和步兵对其进行了连续48小时的炮击。斯大林式的坦克辘辘碾过挖壕固守的反叛者。
被美国抛弃的登陆部队被十倍于己的对手团团围住，在炮兵和战斗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下被赶回海滩和沼泽地。由于弹药殆尽，登陆部队指挥官贝贝·圣·罗曼命令他的部队化整为零、各自逃生。他向空中拍发了最后一份无线电报：“我将销毁所有装备和通讯。我已弹尽粮绝，准备逃往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中央情报局的主管官员格雷斯顿·林奇，圣·诺曼的联络人，后来说他这是第一次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
2506旅共有120人战死。圣·诺曼和他的50名追随者在萨巴达沼泽坚持了两个星期，最后迫于饥渴而投降。卡斯特罗最终抓获了1180名入侵者。
在弗吉尼亚州小山，我和基地水下爆破队急切地等待着登陆的结果。我同意林奇的看法。我也第一次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古巴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肯尼迪拒不理会古巴流亡政府的求援。我在临时搭就的作战室里来回踱步，脑神经像猫一样绷得紧紧的。我经手训练的一些人无疑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后来得知，他们当中无人被俘或阵亡。
“我们应该到那里去。”我怒气冲冲地说，所谓“我们”指的是美国和水下爆破队。“如果我们在那里，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妈的，这些可怜的家伙想要依靠我们，我们却把他们抛弃给了死神。”
“这就是政治。”“大块头”说，“政治会把你当作避孕套，用完就冲到抽水马桶里。”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古巴和猪湾将要改变美国历史和我个人历史的进程。由于它们挫败了猪湾登陆而且美同拒绝对反叛者施以援手，共产党推测美国可能不再具有履行自己诺言的精神之勇。这一推测导致了柏林墙、共产党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拉丁美洲的游击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越南战争。
同样，正是出于对猪湾那些血淋淋的海滩的汇忆，一支特别的部队应运而生。这支部队将以世所未闻的凶猛、技术和置敌于死地的决心执行具有冷战特点的作战任务。
26
第21水下爆破队队长比尔·汉密尔顿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他使我想起了电影《纳瓦诺尼的枪手》里的格里高里·派克。
“中尉，”他神秘地笑着说，“你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是的，长官。回到古巴去对卡斯特罗施展拳脚。”
“不只是这个。罗伊，你能让我们的人成为突击队员吗？”
“我们一直在洲练他们。让他们去当突击队员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就这么定了。马上从水下爆破队里挑选你中意的人，尽快开始训练。”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梦想这件事。“我去和副队长协调一下。”
“不。这是一项绝密任务。我不仅是第21水下爆破队队长，而且也是大西洋舰队水下爆破部队司令。你现在隶属于水下爆破部队。因此，你是我的顾问，直接向我报告。我要你去挑选并训练一批人，使他们成为即将编入水下爆破部队的一支特种作战部队的核心。除我之外，你不要和任何人讨论有关建立这支部队的问题。你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训练的目的，哪怕是接受训练的人。明白吗？”
“是，长官。我将成立一个队中之队，而且连参加者也不告诉。这是对我的直接命令。你觉得我们会执行什么任务呢？”
他用肘撑着向我俯过身来，两眼闪着激动的光芒。
“罗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组建一支由世界上最优秀的非常规战士组成的部队。肯尼迪总统因为猪湾事件遭到了很多指责。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他对非常规作战思想很感兴趣，批准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实践。他所希望看到的就是结果。我现在把这项工作交给你，因为我认为你是水下爆破队里最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你每次都能完成任务。”
“中尉，我知道你是多么希望看到这一天。现在，按你的芳式去干吧。要找那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顺利完成任务的人。我要你制定一个作战方针、任务大纲和对你所需要的人员的基本要求。这就是你的任务，中尉。赶紧去干吧。”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汉密尔顿应该是这支特种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而我则是他的副手。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自从我接受任务之后，我很少看见汉密尔顿。他几乎总是在华盛顿，与中央情报局和代号338局的一个特别办公室进行协调，尽量避免高级军官们干涉我的工作。
我意识到为什么会选择我来组建这支特种作战部队，不仅因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我也从不讳言自己对非常规作战情有独钟。
在这个充斥着善于遮屁股的政治领导人的世界上，我只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今后也不可能升为上校或将军。高级军官们可能会以为：第一，他们能够控制我并进而控制这支部队；第二，一旦发生问题，任何问题，罗伊·贝姆中尉就是被他们用来遮屁股的替罪羊。
我对此心知肚明，丝毫不存任何幻想。如果一切顺利，功劳就是他们的。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就是我的。但是，肯尼迪需要海上战士，我也想当海上战士。共产主义已经像虱子一样在整个拉丁美洲蔓延，越南战争也已指日可待。我的海上战士将为国家做些什么取决于总司令和五角大楼。但是，他们能够用我们做些什么则取决于我。我在开始这项工作时就决心要让我们这支部队能够完成任何任务。
在为这支部队制定作战方针和任务大纲时，我想起了青岛的那个中国方士——智者老李的预言。
“你受到了东方的影响，”当我们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坐在他的小屋里喝茶时，李对我说，“你命中注定将成为一个游击战士。记住，你那时将从你的敌人而不是你的朋友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曾经研究过非常规作战的战术和战略并且接受过如何运用这些战略战术的训练，希望有一天能够将其付诸实践。然而，当这一希望变成现实时，我突然觉得没有为此做好充分准备。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我认为自己应该知道的所有知识。我把成箱成箱的书籍和教范搬回家，每天都要读到深夜。历史上曾有过无数在各种地形和条件下进行游击战的成功范例。
我对热衷于暴虐行为、阴谋破坏、游击作战、国内暴动、渗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的设计师——进行了研究，我还从书中了解到，由于纳粹强迫实施枪支登记制度并没收武器，波兰人很难抵抗希特勒。在《一场不同的战争》这本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游击部队的书中，美国海军少将米尔顿·迈尔斯表明美国即使是在亚洲也可以打一场游击战并且能够取胜。只要政客们不再说三道四而且国务院不再弄巧成拙，这样的战争就可以打赢。我牢牢记住了非常规作战的至理名言：前线无处不在。我还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简明扼要的哲学：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烧我灭、敌抢我打、敌追我藏、敌退我进。
我对这支部队应该成为一支什么样的部队胸有成竹，多年来一直如此，它应该像鲨鱼一样动作迅猛、杀伤性强，能够从空中、陆地、海上或水下进行渗透或打击。这支部队的成员应该有头脑、有能力、身强体壮。如果需要，他们能够在敌后独立活动或分成小组活动。同时，他们也有充分的能力在战场上对敌人的目标采取直接行动。他们应该是真正的男子汉，不仅能够而且愿意去做任何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
他们不应该只是肌肉发达、俯首听命、只知冲杀的人。我所希望和要求的是四肢发达、头脑聪明、富有创见的人。非常规作战需要的是胆量过人、忠于职守、勇于献身、身手敏捷、头脑聪明的人。他们必须把集体和任务放在第一位，但又不失个人的特点。实际上，他们举止粗鲁、无法无天、近似无赖，可以无视清规戒律而我行我素。他们是坏人中的好人。
在一次斗殴中，我把一个家伙打倒在地。“你不会在他倒下时踹他吧，罗伊？”“大块头”狡猾地笑着问我。
“那么我为什么要把他打倒在地呢？”
我希望我手下的军官和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狠狠打击敌人。非常规作战的关键就是战胜敌人。我手下的军官首先应该具备这种态度。作为领导，他们信奉的原则应该是：无论对错，士兵应该始终是第一位的。我不需要踩着自己的部下向上爬的马屁精。我根本不在乎我手下的军官知不知道使用什么叉子和是不是参加过将官舞会。
汉密尔顿给我的编制是10名军官和50名士兵。我制定了一个大致的选拔要求。我的手下应该具备如下条件：
1．擅长各种技能，多多益善；
2．多才多艺，自觉自愿；
3．善于扮演各种角色；
4，性格坚强。我宁愿选择罪人，因为他们可靠。圣人则常常会为饮水喷泉里的马粪找到理由；
5．能够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6．忠心耿耿，有责任心；
7．献身职守和集体；
8．以完成任务为重；
9．不吸毒；
10．善于学习；
11．体察民情；
12．富于创见，多谋善断，有幽默感；
13．在应付困难局面和挫折时不会感情冲动；
14．善于交朋友，没有孤僻的性格：
15．没有不可克服的个人问题，
为了确定什么样的报名者能够符合上述条件，我记下了几个要问他们和我自己的问题：
1．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2．他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3．他喜欢看什么书？
4．我喜欢他还是讨厌他？为什么？
5．他如何对待喝酒？
6．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7．他害怕什么、害怕谁？为什么？他的恐惧是不是一个不利条件？他能否控制自己的恐惧？他能否征服自己的恐惧？
8．他会不会打人、骂人？
9．他会不会更倾向于说“行”而不是说“不行”？他是否有一种“我们还有事可做，为什么要现在就开始”的态度？
10．他是否会毫不迟疑地杀死敌人？他能不能忘掉那种与生俱来的可能导致自己被杀的狗屁公平原则？我能否通过训练磨掉他的这种天性？
我把一个我从水下爆破队选中的人员名单交给比尔·汉密尔顿。所有的军官都是低级军官，中尉和少尉。军衔最高的是约翰·卡拉汉上尉。他最后成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然而，这支部队是由我掌管的。
我选中丹特·斯蒂芬森中尉担任作战军官。丹特自以为是个十分理智的人。但是，他的脾气很坏，一触即发。如果加以控制，我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我还选中了“特克斯”·黑格、乔治·多兰、戴夫·格雷夫森、乔斯·泰勒……我需要的是那些以任务为重而非以名利为重的最出色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和我一样，都是行伍出身的有限职务军官。在一个军官的职业生涯刚刚起步时，特种作战无异于死神之吻。
我选中的士兵都是我很熟悉的经过磨炼的优秀战士。这里面有哈里·迪克·“大块头”·威廉斯、刘易斯·“豪斯”·库辛斯基、莱格·马丁、詹姆斯·蒂普顿、鲁迪·伯奇……汉密尔顿答应说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任何人。巧舌如簧的胡特·安德鲁斯是美国海军最好的仓库管理员，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当时，他正在里科弗将军的手下负责总统第一优先权项目。我要求把他调来。
当我把这份名单交给汉密尔顿少校时，水下爆破队的特种作战部队在纸上看来十分庞大。他看着这份名单，不时地重复着某个名字，然后耸起刀割一样的眉毛。“一帮无赖。”他说。
“我要的这些人都是干才，能够完成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我不想要千面一人、唯唯诺诺的杰克·阿姆斯特朗。我要的是能够并且愿意独立思考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任务的人。我们可能不受欢迎，但我们都有能力。我要不遗余力地去争取我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被选中的原阅之一，贝姆中尉。”
汉密尔顿少校突然坐直身体。“就这么定了。”他说，“现在就把这些人抽调出来，按照你的想法去训练他们。一旦需要，这支部队就会准备就绪。”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中尉，抓紧干吧。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27
根据我对这支新的部队的设想，水下爆破队的训练只是最低限度的基本训练，应该在此基础上增加其他训练。我着手从第21水下爆破队抽调人员，把他们派到海军和陆军的各类学校参加各种训练课程，同时也参加一些非军事课程。在这一方面，我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我安排了别动队训练、丛林战和武术，并派一个小组前往安纳波利斯学习操纵帆船。我估计我们迟早会去越南，而越南的快艇都带有风帆。我派人去监狱向专家学习如何撬盗保险柜，并要求我的手下成为偷车能手和橇锁专家。“蛙人”们还学习了特技摄影、照相和情报搜集。
每个人都要学会跳伞，不仅要学会常规跳伞方法，而且要学会高空跳下高空开伞和高空跳下低空开伞。我希望我的突击队员们能够从飞行高度为27000英尺的飞机上跳伞，跃过公海飞入敌人的领土。
乔·史迪威将军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司令。我和陆军早已建立了联系。史迪威将军和我在布拉格堡的联络人是鲁迪·凯泽上尉，我和他曾经合作开展海军水下爆破队和陆军特种部队的交换训练。他帮助我安排了我的部下能够吸收陆军所有特种作战的训练内容：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跳伞进入水中的程序、餐桌爆破法、外国武器的识别、格斗战术、生存和脱险技能。
我希望招募的“理想人选”包括一些原来当过水下爆破队员的人和未曾经过“蛙人”学校训练的人。但是当时我只能从水下爆破队现有的队员中选人进行训练，这些人只占预定编制10名军官和50名士兵的60％。第21水下爆破队被列入我的名单上的人引人注目地从小山海军基地消失了。他们总是忽来忽去，一项训练刚结束就又被我催着去接受另一项训练。他们知道一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正被拉进一个介于水下爆破队和别的什么之间的过渡区，就像没有父母的孤儿一样。可是，我却不能告诉他们这是一件什么事。我向他们保证说所有这些训练的目的到适当的时候就会一清二楚，在东、西海岸的所有水下爆破队中，惟有汉密尔顿少校和我知道我这项任务的真正性质。汉密尔顿告诉我，上层的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美国总统，正在密切关注着我们。
我和我的部下一样一直忙碌不停。一天下午，我准备乘飞机从百慕大群岛飞往华盛顿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并接受上司的例行训话，布鲁赫穆勒、加拉格和其他几个人跑到停机坪上为我送行。
布鲁赫穆勒叫道：“老爸！老爸！能不能在你走之前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妈妈？好吗，老爸？”
我在舷梯顶部转身对他们说：“孩子们，我已经说过一遍了。我再告诉你们一遍：她只跟我睡了一夜，而且长得极丑。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
第21水下爆破队副队长莫·林奇上尉对自己竟被蒙在鼓里十分恼火。作为作战军官，我是队里的第三号人物，严格说来是莫的下级。
“他妈的，罗伊。”他抑制不住好奇地抱怨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对人员做了安排。可你却把他们抽走，让他们去干什么毫无价值的琐事。他们接受的是什么训练？你训练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至少你应该征求我的意见。”
“对不起，莫。我无权告诉你。”
林奇想尽一切办法要从我的口中套出这个秘密。我的部下不会告诉他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莫去找了队长。
“队长，贝姆把所有的人都抽走了，我去地中海巡航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不管他在干什么，对士兵都有影响。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一天一天地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汉密尔顿看着我说：“你对此有什么想法，贝姆？”
“莫是一个好人，队长。我同意他的说法。”
汉密尔顿点点头说：“我告诉你们，贝姆是我的水下爆破事务顾问。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水下爆破事务。林奇先生，你没有必要知道。我让贝姆执行我的命令。”
“不用告诉我吗？”林奇很不情愿地说。
“他只执行我的命令。就这样吧，先生们。”
“他妈的，贝姆！”他在和我扯了一件不相干的事后突然发作道，“我听说什么宇航员和太空。这是怎么回事？”
“太空？”我故作惊讶地问他，“谁告诉你的？我要把他们的皮扒下来。”
我快到38岁了，正在迅速接近中年。连续几个星期来，我为建立汉密尔顿少校的特种作战部队累得精疲力竭。在军队中，如果一个军官不能吃苦耐劳，不能或不愿忍受和其部下同样的训练，他在任何部队都不合适，更不用说是在类似水下爆破队或陆军特种作战部队这样的特殊集体。无论如何，我的部下总是踩着我的宽大脚印往前迈步。
陆军的一些士兵们觉得难以理解和接受为什么海军要派水兵到步兵学校去受训。他们对水下爆破队官兵之间的伙伴关系觉得同样难以理解。当德里斯科尔上尉和我一起去布拉格堡接受空降训练时，军官们只知道连里仅有的两名海军军官将会受到和参训士兵同样的对待。
负责跳伞训练的高级教官是一个名叫“布拉德”的黑人。他几乎比我高出一头，肩膀和“大块头”一样宽。他声称在整个世界上只喜爱美国陆军。对于其他事物，他一概操着带有浓重拖音的南方黑人英语把它们贬得一无是处。他不满地瞪着德里斯科尔和我，好像让水兵与陆军士兵混为一体玷污了他所喜爱的机构。
“长官，”他说，“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只有海鸥屎才会从天上掉下来。长官，这是亵渎神明。”
“上尉，长官，你们犯了亵渎神明的过失。”
“亵渎神明，军士？”
“是，长官。现在，你们到那个塔上去，然后用力往下跳，长官。”
“明白，军士。”去他妈的“布拉德”和他的口音。
“用力往下跳，长官。”
他喜欢走过来，把他那双擦得像镜子一般亮的跳伞靴放在我的靴子旁边。“亵渎神明，长官。亵渎神明。”
作为军官，我要监督士兵打扫松树林，把烟头和糖纸捡干净。在特种部队里，如果我的部下去捡烟头，我也会去捡烟头。布拉德·伯恩斯迈着僵硬的步伐朝我走过来，仿佛是在接受检阅。我暗自做好了准备。
“长官，军官不要像士兵那样去找烟头、捡烟头。你应该命令别人去干。”
他站在我的面前一边审视着我，一边指着他的靴子说：“你看到了吗，长官？我们的靴子应该是一样的”
“明白，军士！”
在他说出“亵渎神明”之前，我把手上的一把沙子撒到我们的靴子上，“我看它们是一样的，军士。”我说。
“亵渎神明。给我做20个俯卧撑，长官。”
“用哪个胳膊做，军士？”
“每个胳膊做20个，长官。自作聪明的家伙。”
我用两个胳膊各做了20个俯卧撑，又为水下爆破队做了20个。
“亵渎神明，长官。”他黝黑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然后以一个标准的向后转走开了。
在我的第一次夜间跳伞训练开始之前，一个拉着吊带站在那儿准备参加夜间跳伞合格训练的特种部队少校趁着跳伞人员正在往C－119运输机走的当儿朝我走了过来。
“小伙子，”他操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道，“我和你用一箱啤酒打赌，比比看谁先落到地上。”
“没问题，苏格兰人。”
上飞机之后，他笑着从原来紧挨在我身后的第七位往舱门走去。“我忘了告诉你，小伙子。我实际上是这一组的第一个。”
“你这个杂种。”我咕哝道。我是这一组的第六个，而且从来没有在夜间跳过伞。然而，我决心不让他轻易得到这箱啤酒。
我的伞衣张开之后，我发现布拉格堡诺曼底空投场旁边有一棵大树。我把这棵树作为参照物，将前吊带拉到膝盖位置，然后把靴子套进吊带，再继续往下拉。T－10伞衣后面的空气漏了出去，从而减少了升力。我就像一块石头一样从空中掉下来，穿过其他正在空中飘浮的跳伞人员，垂直向地面冲去。
我心想，苏格兰人输定了。我始终用一只眼睛瞄着那棵大树，一点也不知道在夜间从空中观察地面物体会有多大错觉。最后，当我快到树顶的高度时，我蹬开吊带。降落伞先是胀了起来，接着跳了一下，很快就把我带到地面。我原来以为是大橡树的那棵树实际上只有一人高。我差点带着减少升力的伞衣栽到地里。
那个苏格兰人在我后面落到空投场。我装出一副没有看错树的样子，昂首阔步朝他走过去。
“小伙子，我真不想输掉这箱啤酒。我把身份识别牌也输掉了，还得再去买几个，不过，你赢得光明正大。”
布拉德·伯恩斯摇着头说：“长官，我得让你来当教官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跳伞。”
“亵渎神明，军士。”
“亵渎神明，长官。”
1961年12月，比尔·汉密尔顿少校接到调离第21水下爆破队的命令。我不知道他的调离意味着建立特种部队的计划要继续下去还是要搁置起来。我紧张不安地等待着。这个计划必须继续下去，不能不继续下去。
终于，我的一个在海军人事局工作的老朋友在圣诞节休假期间给我打来电话。
“嗨，笨蛋。”朋友对我说，“什么是他妈的‘海豹’？”
“是那种在海里生活的带毛小动物吗？”
“你他妈的最好弄清楚，老伙计。因为你现在有了偷窃的许可。”
“真的吗？什么时候？”
“他妈的快了。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我起先就不应该告诉你。不过，你要是就这样拿到偷窃的许可，以后一定少不了坐牢。我只想在你坐牢之前跟你说声再见。”
1961年1月7日 [ cdhyy注：1962年？ ] ，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不知道是谁想出了“海豹”这个缩写——全称是海、空、陆，但我喜欢它的含义。从1月1日起，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正式编入现役。这是海军对冷战时期的游击战和陆军特种部队所做出的反应。我的海上战士终于变成了现实。
我受命担任驻在东海岸的第二“海豹”小队的代理队长，这个队共有10名军官和50名士兵。几个月来，我一直随身带着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为执行不明确的任务进行训练。第一“海豹”小队队长是戴夫·德尔奎迪斯上尉，准备部署在西海岸。但是，德尔奎迪斯手下连一个人也没有。
晋升为上尉的罗伊·贝姆接受了下达给“海豹”突击队的第一批命令。罗伊·贝姆，这个海上老手和二战老兵。这个原来的水手长，现在是第一个编入美国海军现役的“海豹”突击队代理小队长。
第一个“海豹”！
28
我的首要任务是把我名单上那些经过训练的水下爆破队人员调来。在特种作战部队编入现役之前，我把1961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对他们进行训练。出乎我的意料，我在调动人员和装备方面获得了总统第一优先权。正如我在海军人事局的朋友所说，这实际上有点像是给我颁发了偷窃的许可。虽然“蛙人”是“海豹”突击队的核心，我还调了一些原来当过水下爆破队员而现在舰队服役的人。为此，我不得不冒犯一些重要人物，也许有一天我会得到他们的报应。我想把鲁迪·伯奇调来担任我的宪兵，还想把仓库管理员胡特·安德鲁斯调来。
伯奇是一个身材中等、仪表不凡、体形优美的高级军士长。他循规蹈矩，颇受官兵的尊重。他的上司拒绝放他到“海豹”突击队来，但没有拦住。伯奇一到小山来报到就问我：“贝姆先生，‘海豹’到底是什么？”
原水下爆破队员胡特·安德鲁斯最近刚刚担任一艘核潜艇的值更长。胡特的上司坚决不让他调到“海豹”突击队。“‘海豹’是什么？”事情一直闹到里科弗将军那里。当胡特拎着帆布袋来到小山之后，还不知道“海豹”究竟是什么。在整个冷战时期，“海豹”突击队和我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秘密。
我还需要一些人才能满编。我想抢在其他队的前面先挑选水下爆破队的毕业学员，因此偷偷溜进了水下爆破队存放学员训练档案的办公室，用夜视照相机拍下了我所需人员的名单。我正准备离开时，听到守夜人从走廊里走过来。我算好了他破门而入的时间，但他却不太准时。我扮成扫帚藏在存放清洁工具的壁橱里，直到他的脚步产渐渐远去。
我带着我的名单和总统第一优先权匆匆赶到海军人事局。“等这些幸运儿完成水下爆破队的所有训练后，把他们派到我那儿去。”我说。
“你有没有经过水下爆破部队司令的批准？”对方问我。
“当然。我替你给他打电话。”
没有必要打扰司令。布鲁赫穆勒，我在“海豹”突击队的得力手下，在水下爆破队驻地的一座破房子里接听我的电话。我把“海豹”突击队队部设在那里。
“司令，人事局想证实一下我是不是你的代表。”我说。
布鲁赫穆勒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我把话筒递给满脸狐疑的人事局官员。不知布鲁赫穆勒说了些什么，那个军官的脸色变得苍白。他马上改变了刁难的态度，换上了一副讨好的样子。
“你的上司要我尽一切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是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说，“但我不想破坏他和你的上司达成的协议。”
这场交易给我带来了比尔·培恩斯少尉。几个月之后的一个夜里，他从潜艇的甲板上被拂到水里，因而成为第二“海豹”小队第一个阵亡者。还有鲍勃·彼得森，善于稳定人心且具有丰富的常识；查理·威金斯，一个坚强、可靠的野小子；戈迪·艾布利特，一个捉摸不定的捣蛋鬼，需要严加管教。
戈迪入队不久，几个人向我报告说他醉得不能去游泳了。我的“海豹“突击队员绝对没有任何借口不完成任务。“把这个醉鬼扔到水里去。”我下令道，“如果他淹死了，你们就说对了，他醉得太厉害了。只要他是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喝酒，可以不把他扔到水里。他可以喝酒，但必须去游泳。”
只有一个军官不想到“海豹”突击队来，“要是你们去执行这些鲁莽的计划，”他预言道，“你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天无绝人之路。”我答道。
1962年1月，已经有37人前来报到。还有19人一旦结束训练或完成任务后也将前来报到。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早就想使用他们了。这些人包括：鲍勃·“老鹰”·盖拉格，后来成为一个使越共闻风丧胆的传奇人物；吉恩·廷尼，后来在柬埔寨边境阵亡；J．C．蒂普顿，后来多次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执行任务；勇敢的比尔·布鲁赫穆勒，为了获取情报故意让越共俘虏后又脱逃；“豪斯”·库辛斯基；胡特，安德鲁斯；永远可靠的野小子“大块头”，不久后去越南担任快艇部队顾问。
真是一群人物！以往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聚集着如此之多的人物。他们就是我早已梦想的海上战士。这些海上勇士和陆军绿色贝雷帽部队将永远是美国军队非常规作战的发祥地。
水下爆破队员们平常习惯穿着短袖圆领衫和短裤，看上去像是拼贴起来的大兵。虽然我认为工作比外表重要——过多的衣饰看上去像是轮箍，但又不能套着湿纸袋去工作——我想通过建立严格的纪律来树立部队的自豪感。我首先从外表抓起。在新组建的“海豹”突击队面前，我始终穿着擦得锃亮的跳伞靴、戴着笔挺的作训帽、身着浆得笔挺的草绿色作训服，裤腿始终束在靴子里。
我长期在海上生活，不习惯作长篇大论。我告诉这些“海豹”突击队的新队员，我们这些人与众不同，从来没有哪一支作战部队在地壳上留下坚实的巨大足迹。我们将参与国际暴动与战争。无论我们的国家把我们派到哪里，我们都要训练和领导当地的游击战士进行暴动和战斗。我们的敌人非常危险。他们意志坚定、捉摸不定、残忍无情、疯狂成性。在同他们的斗争中，我们不仅必须生存下来，而且必须获胜。我们要在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进行的拿手好戏中打败他们。我们要随时准备好执行赋予我们的任何任务——游击作战、暗杀、救援、间谍、破坏、突袭或伏击等等。去他妈的社会改良者和精于算计的官僚们。让他们那种天真的公平原则见鬼去吧。“海豹”突击队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赢得胜利、为了保护美利坚合众国、为了维护世界仅剩的一点自由。
“你们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我咆哮着说，“‘海豹’们。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在干什么或是你们为谁工作。你们不要抛头露面。明白吗？你们最好明白这一点。”
随后，布鲁赫穆勒列出了一张基本生存技巧的单子。他把这张单子贴在“海豹”突击队新的队部里，上面赫然写着：
贝姆十戒
1．通过进入各类学校接受训练，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政府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我们身上投入太多，因而不可能摆脱我们。
2．每到一个学校，都要有一个人成为优等生。
3．要体现美国海军和“海豹”突击队的专业精神。
4．不要和任何人——无论他是什么军衔——讨论自己的工作。
5．不要把身份证交给任何人。
6．有违反上述条款者，严惩不贷。
7．不要被俘。
8．关于婚姻和职守：如果海军希望你结婚，它就会在发帆布袋时给你配发一个妻子。
9．优先考虑的问题依此为：国家、海军、家庭。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国家，你们就不会得到自由；如果没有海军，你们的国家就不会得到自由；如果没有国家和海军，你的家庭就不会享受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权利。
10．关于特别申请。任何以“我的妻子如何如何”或“我的车子如何如何”为理由的申请理所当然地不会得到批准。
我希望我的部下有一个像陆军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一样的独特标志。我正式请求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霍雷肖·里维拉将军允许“海豹”突击队使用黑色贝雷帽。里维拉的上司、海军作战部部长哈洛韦强烈反对非常规作战。他只需要飞机和航空母舰。他认为海军的职责不是在泥泞的江河进行作战。
“我们海军管水兵叫‘白帽子’，”里维拉将军吼叫起来，“我不知道什么‘黑色贝雷帽’。我不想再听到这个词。”
我命令胡特·安德鲁斯给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找一顶黑色贝雷帽。我们无视上司的命令戴上了黑色贝雷帽。我做了自认为对“海豹”最有好处的事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并等待着肯尼迪总统授予“海豹”的优先权能够在各级指挥渠道得到贯彻。但是，如果海军作战部长——海军最高长官——本人持抵制态度，这一观念永远不可能排除重重障碍而得到实施。海军的“海豹”们出师不利。
29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当一个海军的妻子意味着过不上安逸的生活。她对海军的忠诚可能不亚于她的丈夫。否则，她是不会坚持到底的。由于保密的要求，我的“海豹”们不能对妻子透露自己的工作性质。在我妻子埃莉的带领下，这些女人起来造反了。不管“海豹”到底是什么，她们都想组织一个军人妻子俱乐部来支持自己的丈夫。我现在不仅要对付海军顽固的官僚作风，而且还要应付一群爱管闲事、怒气冲冲的女人。他们四处打听消息，想知道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我怀疑，埃莉领头组织这种活动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她听到一点有关“海豹”的捕风捉影就冲我叫了起来：“你不过是个杀人犯，一个受过训练的凶手。”
我们的婚姻搁浅已有一段时间了。由于三个孩子的原因，我们不愿承认这一点。我热爱海军和“海豹”突击队。她则热衷于宗教，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和我干了一个冬天的潜水工作挣来的1000块钱捐给了教堂，让教堂去买一个新炉子。那只名叫“弗拉费”的长尾鹦鹉成为我们之间潜在敌意的象征。
我觉得“弗拉费”是只呆鸟。尽管它的羽毛在埃莉给它取名后不久就全掉完了，它还以为自己能飞起来。它会不顾一切地扇动光秃秃的翅膀从笼里跳出来，结果总是把自己的光屁股墩在地上。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埃莉让我打扫“弗拉费”的笼子，而她却一如既往地到教堂去寻求寄托了。
我也赶着要去和队友开会。便匆匆拿出吸尘器，开始吸笼子里的种子壳、老种子、碎石和水。这是一种最快捷的清洁方法。可是，还没等我说一声“一路平安”，“弗拉费”就消失在吸尘器的吸管里。
等我揭开吸尘器的盖子，“弗拉费”就像时代广场上的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听到它说了一句：“宝贝，我的屁股！”我开了一瓶从圣托马斯偷带回来尚未启封的朗姆酒，让它喝了几口。我往“弗拉费”喝的水里掺酒已有好几年了。有时，我会看见它喝得兴高采烈地在栖木上拿大顶。
当埃莉兴冲冲地回家时，“弗拉费”还没有醉倒。埃莉把脸贴到笼子上喁喁细语道：“妈妈的小‘弗拉费’好不好啊？”
喝得半醉的“弗拉费”勃然大怒。它用尖嘴啄着埃莉的鼻子，把血都啄了出来。
“它啄了我！”埃莉尖叫起来。
“它可能心情不好。”
“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竟敢让它和我作对！”
她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以为我为了发泄不满让这只该死的鸟去啄她。我们婚姻中一切不如意的地方——从“海豹”到酗酒的鸟——都莫名其妙地成了我的过错。每天一看到“弗拉费”，她就会这么说。
在我拖着她跟随海军在世界各地奔波了十四年之后，我们之间日益疏远，迟早都要离婚。尽管如此，她还是不遗余力地为“海豹”突击队员的妻子们发起组织一个社交俱乐部。要在平常，我是不会反对这件事的，家庭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建立集体的凝聚力。然而，这些女人始终不明白这个绝密的“海豹”突击队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冷战正在进行。印度支那发生的情况预示着这场冷战很快将会变成热战。我的“海豹”突击队员忙得根本顾不上这种事情。如果有必要，这些女人尽可以自己去聚会。但是，“海豹”突击队员们不会发起组织任何社交俱乐部。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你们。”当她们给我打电话时，我搪塞道。
最后，她们找到了两栖部队司令沃德将军。将军给我打电话说：“上尉，我建议你召集她们开个会，安抚她们一下。”
将军的建议就是命令。我安排了“海豹”妻子俱乐部的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我派人去买放了三天的炸面圈，结果布鲁赫穆勒买回来的却是只放了一天的炸面圈。
“只有这种面圈了，头儿。”
“好吧。把它们和旧运动鞋还有袜子一起放到更衣柜里。”
开会的时间到了。布鲁赫穆勒和“大块头”用从男厕所里拿来的纸巾垫着炸画圈，然后把它们放到生锈的毂盖上送了上来。咖啡从早上四点就开始煮，颜色和浓度已经变得像柏油似的。茶水看上去就像是沼泽地里的脏水。根据我的指示，“海豹”们在一个小房间里把一排排的椅子摆得紧挨在一起，小孩子坐在那儿都会腿碰腿。最后，我又让那些女人在外面太阳底下等了15分钟，然后才派人把她们接进来让她们坐下。
我一进屋，蒂普顿就高声喊道：“起立！”这些海牛们吃力地从狭窄的空间里站起身来，房间里一片混乱。
“女士们，”我立刻宣布道，“请各位根据自己的资历坐好。”
她们嘁嘁喳喳地移来移去。埃莉满心欢喜地坐在最上座。
接着，我又改变了主意。“女土们，请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你们没有自己丈夫那样的军衔或级别，因此不存在资历问题。”
这一次引来了一阵抱怨声。我等到她们安静下来后开始说道：“女士们，‘海豹’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我们不能向你们透露我们的行动或任务。泄密可能会给你们的丈夫带来生命危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你们很少能够见到自己的丈夫。他们要去接受训练。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你们的丈夫还能回到身边、你们的孩子还有关心和爱护自己的父亲。你们要把这种训练视为自己丈夫的生命保险。
“你们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海豹’突击队的贡献。在我获准告诉你们更多情况之前，我想这次会议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议，如果我再听到有人煽动组织一个活跃的‘海豹’妻子俱乐部的报告，违规者的丈夫将被派到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我就说这些，女士们。请大家享用炸面圈、咖啡和茶。”
30
我曾被告知：在投人使用之前，我有大约8个月的宽限期来装备“海豹”突击队第二小队。德尔奎迪斯要求我按照第二小队的准备情况为他的第一小队进行同样的准备。可是，五角大楼却没有给我那么多时间，而是要求我们立即投入使用。我的部下迫切需要各类装备：特种武器、潜水肺、经过改装的降落伞、飞机和船只。尽管我享有总统第一优先权，但对那些擅长在制度上钻空子的精于算计的人来说，这一优先权分文不值。正规的海军对非常规作战思想不屑一顾。“海豹”突击队的雄心壮志只能从词典上找到同情。指挥“海豹”突击队的军官处在整个世界的最下层。海军大部分人都希望我们就此偃旗息鼓。我一直担心那些精于算计的人在我们受领任务后仍然把关键的装备扣住不放。
我狠下心来逼着胡特·安德鲁斯和其他军需人员去收罗装备，几乎把他们逼到只要能够侥幸成功就去武装抢劫的地步。从我一开始为特种作战挑选和训练人员时起，甚至在我听说“海豹”这个名词之前，我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比尔·汉密尔顿少校把组建特种部队的任务交给我后就去了华盛顿。我现在只是“海豹”突击队第二小队代理队长。约翰·卡拉汉上尉才是真正的队长，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最后，他终于来了。
“我早就盼着你来了。”我真心诚意地对他说。接着，我用了一个小时向他介绍了部队状况、现存问题和我正在着手进行的工作。
“我真高兴，球现在到了你的手上。”我最后说，“你有什么计划？你想要我做些什么？”
他站起身来。“罗伊，继续干下去。我要去华盛顿。”
他走了。怎么又是华盛顿？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我又见过他一两次，每次时间都很短。
汉密尔顿和卡拉汉都是好人，也是好领导。他们认识到我是能够让“海豹”发挥作用的最佳人选，因此放手让我去干。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没有教养，只会用拳头说话，在廉价的士兵酒吧里比在军官的包房里更加自在。我无论如何也当不了上校或将军。作为一个生性鲁莽的异类，我从不知道什么是“放弃”，因而成了高级军官的好靶子。他们会坐视我的失败，甚至可能落井下石。
我不愿倒在地上打滚，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大的靶子。当我申请0.357口径左轮手枪的报告被驳回后，我到海军武器局大闹了一场。
“你为什么需要左轮手枪？”对方问我。
“越南战争将不可避免。”我解释道，“越南的共产党人使用装着艇外发动机的汽艇运送弹药和补给。由于“海豹”常常在敌后活动，我们需要一种足以破坏和摧毁这些艇外发动机的武器。0.357口径手枪的威力就足够了。你们给我们的0.38口径手枪威力不够。”
根据武器局一个“枪械专家”的建议，我得到的是成本较低、威力不大的0.38口径手枪。
在为我自己的小队和戴夫·德尔奎迪斯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小队配备武器的问题上，我又和武器局的奥康纳先生发生了争执。我耐心地对他解释说，尽管现有的M－14步枪性能不错，但它又长又重、噪音也大。与柯尔特公司新近先产的AR－15步枪相比，它的火力很有限。
我的“海豹”们并不需要杀伤射程为1000码的M－14步枪。我们需要进行潜艇闭锁和其他机动，因而只需要体积小、重量轻的武器。我们需要快速机动，主要是对较近距离的目标进行射击。0.223口径的AR－15步枪使用的是5.56毫米口径的楔形子弹，初速度极快，可达每秒钟3300英尺，因而杀伤力很强。此外，我们可以多带三分之一子弹，而重量却不会增加。一支装备AR－15步枪的作战部队其火力将两倍于一支装备M－14步枪的相同部队。
“我的部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过详尽的试验。”我告诉奥康纳，“我们需要AR－15步枪。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报告吗？”
“你的报告已经进了字纸篓，因为你们不是公认的试验所。”他回答道。
我不由得火冒三丈。“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壁了。”我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把我的0.357口径手枪换成了0.38口径手枪。我的部下正在为执行突击队式的快速反应行动而进行训练。他们需要的是体积小、火力强的武器。”
奥康纳先生是一个举止庄重、态度冷漠的绅士。“那不是我的问题。”他说。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享有总统第一优先权？”
“M－14步枪已经获得陆军的认可。在我看来，你们并不需要目前尚未装备的武器。”
“我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看没有。这是最后的决定。”
我猛地站起身来。在奥康纳的桌上，一支M－14步枪架在一个漂亮的木架上。我一把抓起这支枪，伸臂把它举到桌上往下一放。桌上的纸、铅笔和文件筐全都飞了起来。奥康纳惊恐地往后直退。
“混账的狗屁官僚。”我咕哝着，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几年以前，我在基韦斯特试验与鉴定中心进行装备试验时曾和海军船务局的总工程师迈克·福伦顶过牛。福伦不顾我们的试验结果，坚持要购买质量低劣的“斯科特”潜水装具。他实际上毁掉了我们在水下游泳而不被察觉的能力。他烧掉了库存的所有外国制造的闭路式装具，代之以开路式水肺。使用这种装具就会产生气泡。面对我的老对手，我坚决要求为“海豹”们配备意大利“皮赖里”装具或德国“德雷格尔”再生式氧气系统。
负责评估这一申请的专家们证实“斯科特”装具在设计和性能上远远不如进口的水肺。然而，福伦仍然坚持己见。
“从流体动力学的角度来说，使用这种装具就好像是把一个薄纸板箱放在水里一样。”我争辩说，“你在使用这种装具游泳时难道没有注意这一点吗？”
我们正好站在潜水员试验装备的标准游泳池旁边，福伦不安地瞥了一眼游泳池。“我不会游泳。”他承认说。
我吃惊地瞪着他。“既然你不会游泳，你有什么权利决定我们舰队的人使用什么来游泳？”我质问他说。
“我是工程师。”他自鸣得意地反驳说，“根据我作为一个工程师的经验，我知道什么装备最适于你们使用。”
“先生，‘斯科特’只不过比‘马克1’O型系统略好一点。”
他眨眨眼问道：“什么系统？”
“工程师先生，那是一个夹在你鼻子上的衣夹和一根管子。管子一头咬在你的嘴里，另一头贴在你的屁股上。先生，如果你不会游泳，你会是一个好得多的工程师。”
尽管他不会游泳而且衣冠整齐，我把他整个人拎起来抛到池底。他的助手连忙跑过来救他。
“让这个杂种自己在水里学狗爬。不然，我就把你也扔到水里。”我警告他的助手说，“他刚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好工程师。”
在海军船务局，我碰到了和武器局同样的问题。船务局负责舰船的设计、采购、维修和供应。负责当地采购的是赫斯少校。他非常顽固，坚持说“海豹”突击队要求的装备要么得不到批准，要么在军品市场上没有供货。用不着担心制式装备满足不了“海豹”突击队的特殊需要。
在赫斯拒绝发给我们的装备中就有高空跳下低空开伞降落伞。这种降落伞经过改进后机动性有所增强。为了绕开赫斯，我利用我的总统第一优先权为大西洋舰队和舰队两栖部队司令部安排了一场表演。我和我的部下对陆军使用的一个高空跳下低空开伞降落伞作了改进，以使其满足我们的部分需要。改进后，我们进行过多次试验。
伦尼·沃，我在第13届水下爆破训练班的同伴，是我们小队最好的运动跳伞手。我本想由他来表演跳伞。他坚持让我去表演，因为只有我使用过这种降落伞。布鲁赫穆勒同意担任跳伞长，而伦尼则留在地面向心存疑虑的将军们解释我的空中动作。
我和布鲁赫穆勒乘着一架征得飞行员同意借来的直升机起飞时，一阵强风从港湾袭过小山的海滩。直升机飞了大约只有2000码的距离，来到港湾的上空。往下看去，强风掀起的海浪像白色马尾一般漫过防波堤。
我站在直升机敞开的舱门边大声问布鲁赫穆勒：“风大吗？”
他摆出两栖部队的姿势——两臂大张、两肩耸起、面无表情——回答我说：“把我吹得屁滚尿流。”
“去他妈的。”
我紧了紧头盔上的扣带，最后检查一遍备用伞，然后从舱门口跳了下去。
太棒了！我的目标是棒球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降落伞后面经过改装的碗状开口增强了降落伞的机动性。因此，我将降在本垒板上，正好落在赞叹不已的将军们面前。我仿佛听到伦尼正在对我大加吹捧。
突然，一股上升气流出其不意地袭了过来，我被这股气流弹了上去，懊恼地看着脚下的大地加快速度离我远去。我飞速越过棒球场，来到海滨大道和高压线上空。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经过这次惨败，尤其是如果我落到高压线上把自己烧焦，我们再也甭想从船务局得到任何东西。我看见伦尼和将军们扭过头来看着我。我不知道伦尼如何对将军们解释这一点。
可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巧合或是运气的有意所为，上升气流不再缠我，地面上的风也止住了。我操纵降落伞重新回到棒球场上空，满面笑容地落在投手的踏板上。伦尼不动声色地解释说我刚才所做的动作就是为了演示这种降落伞的机动性。
这一跳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尽管逐渐赢得了一些希望看到“海豹”突击队成功的高级军官的支持，但反对的意见并不因此减少，他们认为非常规作战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与其在这方面浪费精力和金钱，不如用它们获得更多的舰艇、飞机和核弹。在我为了使“海豹”不徒有虚名而和顽固不化的官僚机构作斗争的时候，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也在争执不休。
我的做法激怒了一些大人物。鲨鱼们开始围上来。紧接着，我获悉将有5个正式调查小组对我进行调查。我将接受军法审判，对我的指控是：
1．未经武器局批准擅自采购AR－15步枪；
2．未经船务局潜水试验所认可擅自采购“蓝伯森／艾默森”潜水装具；
3．侵犯专利权，把另一家公司的弹开式保险阀安装在闭路水肺上；
4．违反安全规定，进行不带弹开式保险阀的潜水训练；
5．未经制造商许可改装高空跳板下低空开伞降落伞。
我曾经得心应手地绕过了那些精于算计的人。现在，他们要像打篮球塞射那样来回敬我。我想，我的事业彻底完了，连奈勒将军也救不了我。
要是我没有和这么多的有影响人物作过对，我可能还会有机会。也许，我违反制度的行为可以得到宽恕。但是，我却把总工程师扔进了游泳池，因为用步枪砸了武器局奥康纳的办公桌而吓着了他，因为威逼那些顽固的官员去做他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而冒犯了他们。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也许，罗伊·贝姆上尉最大的过错就是他不配成为军官和绅士。一朝成为人下人，终生难当人上人。
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明。由于刘易斯·B．“阔背”普勒将军——海军陆战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真正传奇人物的缘故，我的敌人们捞到了打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普勒将军退役之后就住在海军两栖基地旁边。他和他的朋友——基地医生弗雷德·迈尔斯上校经常在军官俱乐都的酒吧喝上几口。每次喝多以后，他都拒绝让陆战队员开车送他回家。他和我早已成为朋友。
“给那个水兵打电话，”他总是这么对酒吧的招待说，“告诉他我要搭他的车。”
我招之即来，因为他是一个好老头。普勒夫人每次都会问我：“罗伊，你是不是又把刘易斯灌醉啦？”
“是的，夫人。这都是我的错。”
一天下午，我坐在酒吧尽头的楼梯踏板上，等着“阔背”和别人说完话。我又累又乏，顺势坐在这个地方。招待给我送来一杯酒。这时，一个矮胖的海军陆战队少校和另外两个陆战队军官走进酒吧，一眼就看见了我。
“你在那儿干什么？”那个少校盘问我道。
这和他无关。我挖苦地说：“我在等着收小费呢。”
“你在那儿会让酒洒到自己的身上。”
我抬头看着他说：“少校，我可不喜欢这么干。”
“是吗？”他故意慢慢地把一杯啤酒倒在我的头上。
我跳起身来，把全身170磅的重量集中在我的拳头上，朝他的下身打过去，他被打疼得弓起了身子。
接着，我又飞起一脚正踢中他旁边一个陆战队员的一下身。他和那个少校一起倒在了地上。
第三个陆战队员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中尉，目瞪口呆地站在一边。我照着他的下巴来了一记右钩拳，把他打倒在地。他应该知道不要和流氓混在一起。
最后，我把一杯啤酒倒在躺在地上呻吟的少校的身上。
“普勒将军，我在外面等你。”我说。
他举起酒杯向我致意。
这场冲突导致我在军官俱乐部的权利被取消。胡特·安德鲁斯邀请我作为他的客人到军士长俱乐部去吃三明治和喝啤酒。有几个军上长嘲笑胡特拍军官的马屁。玩笑很快开过了头，把平常总是沉着和宽厚的胡特惹火了。
“得了，伙计们。”他恳求道，“你们太过分了。上尉是我的朋友，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
玩笑还在继续。胡特终于开口问我：“你看怎么办，队长？我打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夸张地点点头说：“作为你的客人，我不能亲手去揍这几个杂种。”
胡特迅速点点头：“没错。”
我们小队有几个人行动起来干净利落，看在眼里完全是一种享受。“大块头”威廉斯态度自若、满不在乎；豪斯·库辛斯基的身手像伸开身子的蛇一般敏捷；胡特·安德鲁斯则有着绅士般的精确性。胡特的身体似乎只转了三圈，就把三个军士长打得倒在地上直流血。他在俱乐部的权利也被取消了。
简直就像一个普通的士兵在酒吧里大打出手！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贝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猜想第六次军法审判正在等着我。
“那个杂种不想让我当上将军。”“威士忌”·霍奇哀叹道。他曾是水下爆破训练班的训练军官，现在是水下爆破队队长。按照指挥渠道，他是我的上级。
大西洋舰队两栖部队参谋长下达命令说：“要采取措施。……定要处理‘海豹’突击队第一小队那个屡教不改的无赖。”
他们并不仅仅只是想处罚我，而是想要毁掉“海豹”突击队。海军根本不可能容忍异端邪说和非常规作战。的确如此！我的敌人就像万炮齐射的战列舰一样跳了出来，企图败坏我个人的名声、败坏“海豹”的名声、败坏整个非常规作战的名声。
在大西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召开的情况介绍会上，一个作战军官公开嘲笑海军是否需要突击队。他用嘲讽的口吻问“海豹”突击队为什么要训练用短路打火的方式发动汽车和撬保险柜，等等。
“我希望你们能够准备一次表演来说明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琐事都有正当的理由。”他向我叫阵道。
“我很乐意，长官。”
“准备就绪后，请通知我。”
我咧嘴笑了笑。你这个蠢货。我的“海豹”们始终都有准备。
我们立刻行动起来。我的部下急于显示自己非同寻常的身手。豪斯·库辛斯基和莱格·马丁从基地的汽车调度场偷了一辆大客车。我让布鲁赫穆勒穿上上尉的军服，另外七个“海豹”突击队员戴上基地安全警戒人员的臂章、头盔和值勤武装带。然后，他们全都爬上大客车假扮乘客。
豪斯开着大客车穿过基地，然后停在两栖部队司令部楼前。楼里的人已经下班，只有三个哨兵警卫着这栋大楼。身着上尉军服的布鲁赫穆勒和三个扮成基地安全警戒人员的“海豹”突击队员朝哨兵走了过去。
“这几个人替你们站一小时岗，”豪斯通知哨兵说，“今晚有一个关于安全措施的特别课程。海军两栖基地的所有警卫人员都必须参加。这辆车将送你们去听课，然后再送你们回来。”
布鲁赫穆勒的举止没有引起疑心。三个哨兵顺从地从楼里走了出来，然后上车和经过伪装的“海豹”突击队一起被送到一个教室。穿着军官制服的蒂普顿给他们上了一堂关于安全意识的课。他说，如果你们不加小心，共党分子就会窃取你们的秘密。
与此同时，布鲁赫穆勒和他的两个“换岗哨兵”在两栖部队司令部楼里忙着溜门撬锁、开保险柜。他们把楼里所有的保密案卷都拍了照，其中包括参谋长和那个作战军官的人事档案。
三四天以后，在两栖部队司令召开的又一次情况介绍会上，那个作战军官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我让你们准备的表演进展怎么样啦？”他问道。
“长官，我们上个星期五晚上就完成了渗透。”我竭力忍住笑说。
他茫然地问道：“渗透？”
我把一个大信封递给他。信封里装着楼里许多重要文件的照片，有些文件就放在他上锁的桌子、卷宗和保险柜里。还有几张他的警卫人员登上客车和坐在教室里的照片。他们甚至还在教室的登记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洋洋得意地看着作战军官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31
约翰·肯尼迪总统本人曾经宣布说他希望在非常规时代有非常规战士。1961年5月25日，猪湾行动失败五个星期之后，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他就任总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讲演。他确立了美国要在60年代末用火箭登上月球的目标，并要求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进行重大调整，不再单纯依赖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即“相互确保摧毁”。
“我要求国防部长与我们的盟国合作，迅速大大增强现有部队适应非核战争、准军事行动、次有限或非常规作战的能力。此外，我们将加强我们的特种部队和非常规作战部队并重新确定其任务……”
他命令五角大楼拨出4亿美元以加强特种作战能力。比尔·汉密尔顿少校借此机会给海军作战部长写信，建议成立一支能够在地面、空中、海上和水下进行作战的海军突击队。在我面临五六次军法审判的情况下，我担心我的“海豹”们将第三次面临被压垮的危险。即使他们侥幸保留下来，率领他们去执行实际行动的看来会是别人而不是我。
我得到通知，总统和林登·约翰逊副总统将乘坐总统专用直升机来诺福克视察“海豹”突击队。我这几个月来所做的一切和“海豹”突击队的生存几乎完全取决于这次访问，为了准备这次访问，我对“海豹”们的要求十分苛刻。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苛刻。
我们为总统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表演：跳伞、进行投水和救援、从海上进行侵入、武术、射击等等。此外，我们表演的秘密活动技能令总统特工人员无地自容。我们在总统坐的台下放置了一个35磅的沙袋“炸弹”，然后通过一个定时闪光灯泡的爆炸来模拟炸弹的爆炸。肯尼迪似乎对此很有印象。
我发表了一个关于“海豹”突击队及其能力的简短讲演。总统特工人员已经看到了我们能力的逼真表演。肯尼迪和副总统同我握了握手，开始参观陈列的“海豹”突击队武器和装备。
林登·约翰逊对外国的突击步枪和猎枪十分着迷。他和A．D．克拉克，我的一个手下，专注地讨论起柯尔特公司生产的AR－15步枪和制式装备的M－14步枪之间的异同。
“我们需要一种射程约为500码而不是1000码的轻型武器。”克拉克解释说，“‘海豹’们不是在山地进行作战，而要在丛林、沼泽、森林以及室内、房里和街上进行作战。M－14步枪不仅噪音大，而且又笨又重。在我看来，这种枪容易发生故障。我的上司，贝姆先生，知道我们的需要。可是，他却由于为我们定购了新的AR－15步枪而要接受军法审判。”
约翰逊轻轻走到肯尼迪的海军顾问身边对他说了几句话，海军顾问又对肯尼迪说了些什么。肯尼迪看了看武器，又看了看我。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发生了两件事。第一，肯尼迪总统给克拉克寄来一张他本人的签名照片，感谢克拉克向他作了武器情况介绍。第二，泰勒将军给我打来了电话。
“罗伊，你有没有便服？”
美国总统要见罗伊·贝姆上尉！我的嘴当时想必张得跟喇叭似的。不管会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一个“海豹”那样对待他。如果美国总统砍掉我的屁股，我可以承受。但是如果把我的“海豹”们也砍掉，我却不能忍受。
“他们总不能打死我吧，长官？”我问泰勒将军。
约翰·肯尼迪脸上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房间。他先和自己认识的泰勒将军握手，然后又握了握我的手。“很高兴又见到你，罗伊。”他还记得我的名字。这使我很感动。
我当下脱口表白道：“我没有投你的票，总统先生。”我这么说完全不是因为有什么明智的考虑，而是因为这是我想起来的第一件事。
肯尼迪开怀大笑起来。惠特尼·泰勒冲我直翻眼。我很快镇定下来，说了一句补救的话：“但我愿意为你献出自己的生命，总统先生。”
总统直奔主题地说：“我知道你遭到了一些批评，罗伊。”
“是的，总统先生。”
“你知道什么是总统优先权吗？”
“我知道总统优先权应该是什么，总统先生。”我继续说了下去，“它意味着我应该能够避开很多繁文缛节而为我的小队获得装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统先生。”
“所以你……呃……就绕过了正常的制度？”
“我已经习惯于碰壁了，总统先生。”反正我已无可救药了，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地说，“问题在于，他们要让你碰壁。官僚作风已经根深蒂固。这些人不会对任何人低头。正规军队对特种作战的观念恨之入骨。他们得到的东西越多越好。他们想把我弄走，总统先生。我只是一个无名之辈。然后，他们会等到你任职期满或在选举中失败后又恢复常态。”
肯尼迪审视着我，好像要决定他是否值得为自己所提倡的特种作战的代表花费精力。
“我要研究这件事。”他终于开口说道，“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你的‘海豹’还会存在下去，罗伊。我可以答应你。现在，我要和惠特尼谈话。”
总统见我就是为了这个？我站起身来。
“上尉，”总统在和我告别时又说，“你会有出息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会有出息的？
我始终没有弄清美国总统见我的真正原因。我想，这肯定和惠特尼·泰勒为我出头有些关系。无论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次会面，事情后来有所转化。所有对我的军法审判均被取消。由于肯尼迪总统的支持，“海豹”突击队立刻得到了充足的装备和支持，并开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执行公开的和秘密的行动。“海豹”突击队终于成功了。
32
“海豹”们被派到越南、朝鲜到巴拿马、加勒比海岛屿的世界各地对盟国军队进行评估和训练。例如，“大块头”、沃和比尔·伯班克被派到越南去援助南越快艇部队。1962年初，政府把我派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公开的理由是让我对多米尼加海军以及这个岛国的水下爆破队进行评估。可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却是不可告人的。我为此感到内心矛盾、紧张不安。我的头又开始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弹片击中那样痛了起来。
我得到的指示是让我在圣多明戈等待中央情报局的人来和我接头。在此期间，我仍然按照自己的掩护身份帮助这个国家陈旧的海军和不成样子的水下爆破队进行训练。这个水下爆破队在卡尔德拉斯湾进行近距离游泳训练时几乎悉数淹死。
这个水下爆破队原来就有两个意大利“蛙人”在帮助训练。这两个人同样不成体统。那只放在我睡铺上的蝎子也许不过是因为那两个意大利人想发泄他们对半路插手的外国佬的不满。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的矮胖子时美国佬恨之入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美国人兵们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我断定自己从简陋营房的窗户上看到的是他的影子。我被睡铺上面轻微的沙沙声吵醒，瞥见窗外闪过一个大肚子。紧接着，当那只被扔到我身上的黑蝎子找到目标时，我觉得肚脐下面一阵剧烈的刺痛。
第二天早晨，那个意大利胖子一直回避着我的目光。我开始让水下爆破队沿着卡尔德拉斯周围狭窄、崎岖的道路进行三小时越野跑时冲着那个意大利人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水下爆破队基地所在的这个小镇离首都多明戈大概有50公里。
过了水下爆破队基地所在的港湾，地势陡然变得险峻起来，崎岖不平的石山上长满了仙人掌。美国西南部的阿帕切人常常会脱光敌人的衣服把他们扔到仙人掌上，让那些挣扎着想爬出来的人被针一样的刺扎死。
我的腹部被蝎子蜇得又红又肿，但我决意不让痛苦表露出来。这些拉丁“蛙人”们往山上冲刺时稀稀拉拉地散开足有半英里。那个喜欢玩蝎子的阴险的意大利人穿着游泳裤和跑鞋，怒气冲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跑在最后。我从前面跑回到最后。这个意大利海军将会碰到美国海军中最难对付的坏小子。
我的胖朋友不是在跑而是在走。我学到的意大利语足以用来咒骂他和他的祖宗三代。他冲着我怒吼了一声。我敏捷地闪在一旁，笑嘻嘻地扇了他一个大耳光，把他的眼泪都打了出来。
“我扇你是因为你不是人。”我嘲弄地说。
他像一头公牛低着头又朝我冲了过来。我像斗牛士一样闪在一旁，等他从我身边冲过去时用力猛踹他的屁股。这一脚借着他自己的冲力，把他从路上踹进了长满仙人掌的旱谷里。
尽管他近乎赤裸，他至少保持了理智，没有因为徒劳的挣扎而断送自己的生命。最后，我们用一台移动升降机把他从仙人掌中救了出来，从而使他幸免于难。
我已经受够了意大利人和多米尼加海军。当我的联络人终于来找我的时候，我几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尽管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去从事卑鄙的勾当。华盛顿特区的密探们曾告诉我说我的联络人名叫“劳尔”，并给我看了他的照片。我只需要知道这些就够了。
“你出场之后，他会提供你所需要的全部情况和细节。”
在此之前，我接到一个口头命令让我去华盛顿特区报到。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书面的东西。我根据指示找到了一家伪装的杂志出版公司。接待员让我到一家廉价的汽车旅馆去等人。我在房间里等了很久，两个衣冠楚楚、皮鞋锃亮的人终于露面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把门上了两道锁，又把窗帘拉上。又是密探那一套。
“夜有千眼。”我打趣道。
“凡事都有千眼。”他们满脸严肃地说。
“我们要让你去干一件事。”密探说，“‘海豹’的座右铭是什么？是不是‘无论何时何地，务必完成政府赋予的任何任务’？”
“是古巴吗？”我问。
卡斯特罗已经成为国务院的眼中钉。他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人们，共产主义已经蔓延到我们的海岸边。
“是圣多明戈。”密探开始向我介绍情况。但它和古巴有关系。
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特鲁杰罗一年多以前遭暗杀。5个月前，也就是在“海豹”突击队编入现役的一月份，美国与拉斐尔·邦纳尼执掌的临时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在担任总统期间，特鲁杰罗曾经收容并训练了一批国际刺客。这里就有后来企图杀害委内瑞拉总统的刺客。目前，间谍人员破获了企图在哈瓦那暗杀一个古巴人的阴谋。这个古巴人恰恰是为我方推翻卡斯特罗而工作的。
“刺客已经选定，”密探解释说，“你可能认识他。”
“我为什么会认识他？”
这个刺客显然是双重间谍。他在猪湾行动之前假装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而渗入古巴抵抗力量。我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古巴反叛者中挑选出来的14个人中就有他，这些人都是经我训练后被派遣回古巴的，从照片上看，这个人隐约有些面熟。但我不敢肯定。他看上去是个矮胖的拉丁美洲人，年龄约有40岁左右，黑色的头发开始歇顶，鼻子很尖，嘴边有一条刀疤。
“一定不能让他杀掉我们在哈瓦那的那个人。”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说，“必须在十五天内让他失效。”
“失效？”我目瞪口呆地问，“你们能不能说他妈的英语？”
“十掉他。明白吗？”
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政治暗杀或者是谋杀似乎属于合法的秘密行动。我意识到，间谍行动、卑鄙行为和政治暗杀都是非常规作战的组成部分。从我致力于训练“海豹”的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将股本投入其中。尽管如此，这种严酷的现实还是令人难以很快适应。和处在“海豹”突击队初创时期的绝大多数“海豹”们一样，我还从来没有面对面地杀过一个人。
“我们希望你能使他失效。”密探说。
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就好像我的短袖汗衫里钻进了一条响尾蛇。但我相信我能做这件事。我具备把理智与感情、行动与良心分开的独特能力。我会去杀掉那个人，因为国家要求我这么做而且这是我的工作。
“你可以信任劳尔。”中央情报局的密探向我保证说。
不错。我知道什么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利用你、哄骗你，但到了早上则不去管你。在圣多明戈，中央情报局让我住进了每晚房费为50美元的旅馆房间，而我每天的津贴则只是房费的一半，还要包括红肠三明治。这意味着杀人的部分费用要从我自己的口袋里掏。
当劳尔在首都的海滩朝我走过来时，我认出了他。当时，我正悠闲地躺在一张沙滩椅上喝着啤酒。他径直朝我走过来。
“你是贝姆先生。”他并不是在问我。
“你是劳尔。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你已经让别人知道了你的存在。”他脸上闪过一丝拉丁式的微笑。“我想，意大利人会很高兴看到你离开。你的朋友有没有把他身上的刺全部拔出来？”
他确实一直在观察。
“贝姆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像蝎子一样。”我说。
33
整个事情开始显得如同大学生联谊会恶作剧一样幼稚。我毫无准备地独自闯入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刺杀一个来自第三国的国民。我使用的是自己的真名，而且几乎身无分文。我的掩护身份也是一捅就破。此外，我不相信参与这件事的任何人，包括中央情报局和劳尔。我应该带上自己绝对信任的人作为后援，比如J．C．蒂普顿或“海豹”突击队的一个人。
我急于尽快结束这件事，离开这个乏味的国家。劳尔似乎并不着急。他坚持要我陪他和多米尼加的一个空军将军一起去一个俱乐部。这个将军身材粗笨，根本无法通过跳伞门登上C－130运输机。男人们的夜生活完全是拉丁式的。俱乐部里的男人大多是已婚者，而几乎没有一个女人是结过婚的。我的腰带上藏着胡特在我离开之前给我的一支0.38口径左轮手枪，因而稍许感到安慰。我把它藏在外交邮袋里偷偷运进这个国家。它的来源是无法查到的。
我很快就知道劳尔为什么要带我到这个俱乐部来。他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曼努埃尔的矮子。他看上去有些面熟。曼努埃尔也在端详我，好像认出我来却又不敢肯定。他匆匆向我告辞，以后就一直避开我。
“你没有认出他来吗？”劳尔问我。
“我为什么要认出他呢？”
我突然明白过来。曼努埃尔和照片上的他有所不同。他显得更重、更老，嘴边的刀疤周围留着更多的胡须。我默默地深吸一口气，眼光穿过拥挤的俱乐部落在这个未来的牺牲品身上。
劳尔对我说了有关情况。罗纳尔多，曼努埃尔的朋友，显然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就是他察觉了刺杀那个在哈瓦那和地下抵抗力量一起工作的古巴鼹鼠的阴谋。深受曼努埃尔信任的罗纳尔多给曼努埃尔设好了圈套，让他在杀死那个鼹鼠之前就被干掉。听起来像是取材于《疯狂》杂志的真正间谍战。
“罗纳尔多现在古巴，”劳尔说，“他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清白。”
“当然。我如何接近曼努埃尔呢？”我竭力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问。劳尔显然认为我以前干过类似的事情。
“已经安排你和他见面。我们使他认为你是罗纳尔多的美国朋友。你们将在罗纳尔多的住所会面。”
“我还以为罗纳尔多先生要保持清白呢。”
“曼努埃尔和罗纳尔多关系密切。即使罗纳尔多外出，曼努埃尔自然也应该留在他的家里。他会以为自己要见的是你和罗纳尔多两个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卡斯特罗会认为罗纳尔多也有危险，他绝不会怀疑罗纳尔多。”
在我和曼努埃尔会面的那天早晨，劳尔请我到他的住处，然后塞给我一支德国造9毫米口径手枪，上面装着一个和手枪一样长的代用消音器。我盯着这支手枪，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肯定不止这个。也许我看了太多的间谍片。可能应该有一些背景音乐和戏剧场面，等等。
然而，一切都是如此平常、自然。一个家伙递给我一支手枪。“去把另外一个家伙干掉”。难道一切不过如此吗？
罗纳尔多的住所在卡尔德拉斯。多米尼加军方的一架飞机载着我从圣多明戈飞到卡尔德拉斯那个小小的简易机场。一个司机开着“兰德罗弗”脾越野车在机场接我。他把车子开到港湾那边山谷之间一座豪华住宅前停了下来。下午的阳光还是那么充足。这是一座整洁、开阔的房子，外面涂着明灰色。这条街上的其他房子也都十分豪华，大多涂着加勒比海式的彩色。房前的院子里和远处的山上全都种着棕榈树。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高档住宅区。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住在棚屋和茅舍里。
我穿着宽松的裤子和肥大的热带衬衣下了车，在我的手提小皮箱里放着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里面装着我的笔记和关于多米尼加海军及其水下爆破队的报告、一件干净衬衣和那支“鲁格尔”无声手枪。
“等你结束后，我再来接你。”司机说完就开车走了。
我看了看四周，并不清楚我身在何处。我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只能靠劳尔和他的司机在我完事之后把我接走。我开始厌恶这件事，并感到有些不安。并不是因为刺杀这个家伙牵涉到道德问题，而是因为这次行动似乎组织得并不周密。
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在行动紧要关头时产生的不安。
曼努埃尔就像一个殷勤的主人跑到外面来迎接我。如果说他从我们在俱乐部见面时就对我产生了怀疑，他此时却没有表露出来。他微笑着，彬彬有礼地把我带进一个铺着花砖地的房间。房间里清风徐徐，宽大窗户上拉着的窗帘被海风吹了起来。当我注意到曼努埃尔根本不是一个斗士、甚至也不是发誓要伤害我的武装对手时，我竭力抑制住良心的责备。他不过是一个矮胖的中年古巴人，皮肤呈黑胡桃色。他穿着一件肥大的衬衣和宽松的短裤，脚上套着一双凉鞋，头上戴着一顶改过的软毡帽以免热带的阳光晒到他的秃顶上。
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是一个职业杀手。至少，我是听别人这么说的。
“罗纳尔多在哪里？”我挑起话头问道。
“他很快就会回来，先生。所以，我们要等他。”
我们要等的并不是他。
“他夫人在吗？”我问。
“她去圣多明戈购物了。你想喝点什么，朗姆还是啤酒？”
我满可以喝杯啤酒，但还是谢绝了。我坐到曼努埃尔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把手提箱放在脚边。手提箱的暗锁已经打开。我们东拉西扯地闲聊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罗纳尔多露面。与此同时，我却在盘算如何下手。我已经仔细打量过曼努埃尔，发现他没带武器。
曼努埃尔摘下帽子，慵懒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搅着杯里的冰块。我选中了他耳后的一个部位。子弹打在这个部位可以干净利落、毫无痛苦地结果他。
“我们的人让我给你带来一些钱。”过了一会儿，我又打破沉默说道。
曼努埃尔露出不解的表情，但什么也没说。我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把手伸进手提箱去拿那个马尼拉纸信封。当我伸手把信封递给他时，我有意让它掉在地上。曼努埃尔弯腰去捡。我飞快地伸手去掏那支手枪，却不料这个带着笨重消音器的该死玩意卡在手提箱里面。由于用力过猛，装着手枪的手提箱掉在了地上。
糟了，这件该死的事情全都一团糟。
正伸手从地上捡信封的曼努埃尔抬起头来，透过两道浓眉盯着我。当我把手枪从箱产里抖出来时，他先是一愣，后又一惊，眉头开始紧皱起来。
他恐惧地注视着这个他在世时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粗糙的消音器和尽头的那个小孔，准备从椅子里站起来。
我半蹲着跳起身来，猛地用手枪抵住他耳后的那个部位。在他扭头的当儿，我扣动了扳机。
“鲁格尔”手枪的响声比“戴西”气枪的声音大不了多少。子弹钻进了曼努埃尔的前额。他脸朝下猛地扑倒在地，四肢瘫软、毫无知觉。他的身体像鸡一样抽搐着、扑楞着。
这次行动使我变得冷酷无情。任务始终是第一位的。它高于别人、高于自己、高于上帝。我镇静地又朝曼努埃尔开了一枪。这一次正打在他耳后的那个部位。他不再动弹。稠厚的鲜血散发着铜味从他头上的两个弹洞中涌了出来。
我像设定自动驾驶程序的飞机一样开始行动起来。我擦掉“鲁格尔”手枪上的痕迹，把它放在房间门口，希望警察先看到它并把它捡起来。我找到那个血迹斑斑的信封，把它塞进手提箱。信封在溅满鲜血的地上留下厂一个清晰的痕迹。进屋之后，我一直避免触摸任何物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像一个正在犯罪现场的罪犯一样最后扫视了一遍房间。随后，我嘲弄地对着地上的死人模仿了一个敬礼动作，从后门走出，再绕回到前门。“兰德罗弗”牌越野车随即开了过来。
行动过后，我的手不停地发抖。这并不是因为我杀死了那个家伙，而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我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我是一个廉价的刺客。一旦失手，他们就会矢口否认和我的关系，并把我送入狼口。下一次，我要把整个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亲自进行所有的安排。
我回到美国之后，那两个向我交待任务的密探和另外一个密探一起来到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汽车旅馆，询问我执行任务的情况。
“‘灭灯’行动的结果如何？”他们问我。
我曾听说过间谍们的行为方式。一旦他们掌握了一个人的污点，他们就会以此作为把柄胁迫他去干别的事情。他们知道事情的结果，我用不着告诉他们。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承认，也不告诉任何人，一直回避这件事。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回答说。
“事情干得如何？曼努埃尔走了吗？”
“我对多米尼加海军及其水下爆破队能力的评估都在我的报告里。”
这次暗杀想必是对的。否则，我的政府不会让我去做这件事。然而，我并不准备让这些走狗再抓住我的什么把柄。这几个密探想必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们笑了起来。
“如果你担心自己在海军的前途……”
“我在海军从来没有什么前途。”我回答说，“我是‘海豹’。”
34
冷战导致了一种新的战争类型和观念，即间谍战。秘密恐怖活动、间谍活动、阴谋破坏、暗杀活动、刺探情报，其目的就是为了出其不意地对敌人下手。这种战争充满了狡诈、欺骗、野蛮和政治。它不像塔拉瓦或安齐奥那样每天都是血淋淋的。然而，由于核力量的存在，它的最终摧毁潜力却超过人类历次战争的总和。
诸如“海豹”突击队之类的特种作战部队在冷战中应运而生。它们要有食人鲨的威力和效率。进入原子时代，战争把自己的脸涂得黑一块绿一块，一手拿着杀人的匕首以便从你的背后捅你一刀，一手拿着和平鸽。当你去触摸和平鸽时，它则会爆炸。当我二十年前第一次出海参战时，我滋生了一个只是模棱两可的梦想：要指挥世界上最具威胁性和最有效率的突击队。这个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海豹”突击队的首战目标是距基韦斯特仅90英里的古巴。大西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沃德将军、他的顾问和一个中央情报局之类的文职人员把古巴海图和哈瓦那港的航空照片摆到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对古巴的海图并不陌生。尽管这是一个尚未公开的秘密，我知道赫鲁晓夫可能会在古巴部署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正在考虑派遣海军陆战队在这个岛国登陆。
为了准备这次可能的两栖登陆行动，初出茅庐的“海豹”突击队受命从水下潜入哈瓦那港，对哈瓦那港防波堤以东长达两英里的一片海滩进行勘测。从航空照片上可以看到，哈瓦那港入口附近有一个海上浮标，浮标的另一边是一道长长的用岩石砌成的码头护墙。护墙蜿蜒伸向海滩。海滩旁边并列着一条公路。登陆时，这条公路可以作为快速进入的通道。正是由于这样的公路导致了猪湾行动的失败。
“我们需要有关水流的位置、方向和速度、水下斜面的深度以及航行障碍的最新情报。”沃德将军最后说道。我想起了在塞班岛看见的那些脸上涂着蓝绿相间的颜色、身上涂着黑色条纹的“蛙人”们。他们是在日本人的猛烈炮火中执行港口侦察任务的。
“如果你们被抓住，”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密探建议说，“就说你们是船沉之后漂上岸的渔民。”
我看着他说：“你不是在蒙我吧？我们都带着脚蹼、呼吸器和制式潜水面罩，我的屁股上还刺着文身。我居然要告诉他们我们是友好的渔民？他们会把我们当成间谍处死的。”
为了自卫，我们每一个人至少需要配备一支0.38口径手枪。
“不行。”来自国务院的一个家伙叫了起来，“我们必须避免使人以为这是一场入侵。”
“你不是胳膊上刺着‘美国海军’字样的那个笨蛋。如果我发现我们可能被捕，我是不是要让我的手下把胳膊砍掉？”
“上尉，我们派你们去那里不是为了让他们抓住你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曾经去过那里。不要把任何一个人丢下，除非是没有标记和身份的尸体。”
这次任务被列为绝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挑选了5个人和我一起执行这次任务：“大块头”，我最得力的助手，刚刚从越南返回，愿意为自己的指挥官去牺牲或杀人；J．C．蒂普顿，喜欢弹着吉他唱《兄弟之歌》，而且总是说：“头儿，你这么难看的父亲真让你的孩子丢脸”。又矮又壮的吉恩·廷尼；又瘦又高的乔治·沃尔什，队里最好的潜水员，在和我一起于1954年完成水下爆破训练课程时几乎和我一般老；还有奇夫·施密特，一个长着一双细眼、为人冷漠的德国佬，有着计算机一样机械、超凡的头脑。
我们6个人将把自己锁臧在潜艇里离开基韦斯特。但是，只有我和蒂普顿两个人使用一个快速的潜水推进器进行实际勘测。这种推进器和我在水下试验与鉴定中心为水下爆破队试验的系统类似。其他4个“海豹”作为我们的后援。我相信，如果出现问题，“大块头”将会奋不顾身，冲破国务院官僚的阻挠，为我们伸张正义。
除潜水推进器外，我还要求配发一个电子自动记录式回声测探仪和八个德国产“德雷格尔”闭路式氧气再生系统。我的老对手，潜水局的总工程师迈克·福伦又出来干涉了。他并没有因为我把他扔到游泳池里而接受教训。
“你们只能使用‘斯科特’装具。”福伦坚持说道。
“我还要再跟你说几遍？这些东西连狗屁都不如。”
“国会主张购买美国货。”
“我不管这个，我想要的是‘德雷格尔’装具。”
装备先于我们抵达基韦斯特：“斯科特”潜水装具，没有电子测深议，可潜系统也还没有出库。这些装备根本不够用。惟一管用的是电子寻的仪。我们完成任务后，电子寻的仪可以引导接应我们的潜艇找到我们。
福伦这个杂种！
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去更换装备，只好利用现有的装备。这意味着我们要执行第二套方案。原定由两个人登上潜水推进器，使用测深仪来测量和计算深度和地形。现在所有的人都要带着铅垂线和书写板潜入水中。我们满可以像最早的“蛙人”在南太平洋所做的那样在自己的身上涂上条纹。这次行动又重新需要人的素质：精力、耐力、勇气和献身精神。此外，发现我们的可能性增加了十成。
如果我们在执行危险的任务时被杀死，那么只好听天由命了。
当“踏板”号潜艇穿过佛罗里达海峡驶往古巴时，我发誓道：如果我的手下有人因为那个狗屁官僚而被杀死，我要亲手割掉福伦那个杂种的玩意儿。如果它还够大的活，就用它把福伦憋死。
“踏板”号在离古巴海岸两海里的地方保持潜望镜深度巡弋着。我和我的手下通过潜望镜仔细观察着哈瓦那港。我看着公路上运送蔬菜的卡车和几辆小汽车绕过海湾向哈瓦那疾驶而去。有一家人曾在海滩上野餐，但在黄昏前就离开了。
黄昏后不久，我们在60英尺的深度与潜艇脱离。当我脱离潜艇时，身后的潜艇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我们不能在离敌人海岸这么近的地方使用电筒。我们在近乎赤裸的身上涂上了碘酒和甘油的混合液，以遮掩在月光下泛着鱼肚白的皮肤。乔治·沃尔什在冲出潜艇时突然抓住了我。他在水中的黑影用一只手猛地向上一指，示意他要上浮。还没有等我同意，他就开始上浮。
我用手势向其他几个人示意。六个黑乎乎的脑袋在黑沉沉的海里浮动着。“踏板”号悄无声息地驶入湾流之中。今后的十个小时，“踏板”将在古巴海岸附近的深水中蛰伏着，等待接应我们。沃尔什示意说他的“斯科特”水肺充满了海水。该死的福伦。我们将不得不在水面上游泳。我们被发现的可能性又增加了十成。
我开始朝水天交界处灯火闪烁的城市游去。其他人也紧紧跟上。我们在黑沉沉的大海上紧紧挨在一起，主要用脚蹼悄无声息地游着，时刻提防着古巴的苏制“蚊子”巡逻艇。逆行的水流将迫使我们费尽周折才能到达哈瓦那市区以东那片暗了许多的海滩。我想起了“邓肯”号沉没的那个夜晚，想起了鲨鱼。
在美国可能对共产党古巴进行的登陆行动中，罗伊·贝姆上尉的海上战士将成为第一批登陆的部队。
蒂普顿最先看见了古巴巡逻艇：两个影子正从远处岸上城市的零乱灯火中驶出。接着，两艘又粗又矮、闪着强光的“蚊子”巡逻艇在光线暗淡的天空衬托下像鲜明的浮雕一样朝我们飞速驶来。
人在夜晚会对距离产生错觉。巡逻艇刚才不过像是活动的影子，只有马达发出瘆人的轰鸣声。不一会儿，巡逻艇就逼近我们，V形的黑色艇壳犁出了闪着磷光的尾流。我担心，机枪会用“海豹”的第一滴血把水搅得血红。
“下潜！下潜！”我轻声说道。
我猛地戴上呼吸面罩，剧烈地踢动着脚蹼，头朝下向深水下潜，以避开巡逻艇致命的螺旋桨叶片。我的面罩也渗进了海水，吸气时把海水也吸进嘴里：我的眼睛在搜寻着沃尔什。他还是和我们在一起，但他吸进的海水想必比空气多。该死的福伦！我慢慢地靠近他身边，准备在必要时与他合用一个呼吸面罩。
我们6个人就像一群晕头转向的金银鱼挤成一团，瞪着恐惧的眼睛飞快地来回往上瞥视。在黑暗的海里，我们决不会看见落在自己身上的手榴弹。
巡逻艇恰恰就在我们头上一条宽阔的航道上穿行，强烈的灯光把水面照得透亮。我紧张的大脑迅速计算着手榴弹需要多长时间会爆炸：拉开手榴弹的保险针……
手榴弹在夜色中作弧线飞行……
落在水面上……
沉到水下约10英尺的深处，接近我们的水下坟墓……
沉到水下约20英尺的深处，即我们所在的位置……
击中目标。我屏息等待着意料之中的爆炸声，等待着我的耳朵被炸掉、我的面罩里充满鲜血和眼球。我等待着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经历：有人把一个搅蛋器放到我的屁股上，让一个疯子来操纵摇把……
35
什么都没有发生。
巡逻艇的马达嗡嗡地渐渐远去。沃尔什想必被淹得半死。我们不得不上浮。一切又变得黑暗、宁静，只有海浪轻轻的拍击声。
“大块头”又来给大家缓解紧张情绪了。“头儿，我还以为你可能会在用呼吸器把我憋死之前先把我的屁眼松一松。”
又游了一小时，终于听到了海浪拍击沙滩的沙沙响声。
海滩长约两英里，与双向通车公路成四十五度角自厚厚的码头护墙墙基向前延伸，尽头是由干道和一条硬质路面车道构成的T形。这条车道的尽头有一座似乎是公寓的小楼。由于卡斯特罗对非必需品进行定量供应，如汽油、食品，这个岛国的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公路上的车流量很少，每隔五分钟或十分钟才有一辆车驶过。
我们以水位标志为起点，在港湾的水面上标出想象中的坐标网。然后，两人一组带着铅垂和准绳去测量港湾的宽度。又回到了石器时代的技术。我和蒂普顿离海岸最近。水大约过膝盖深，最深可达腰部。我们脚踩着水底的沙子缓慢地移动着。为了避免暴露自己，我们只把头露出水面。
我用眼睛的余光察觉到有动静。蒂普顿立即把我发出的“危险”信号传给大家。大家全部静止不动。我和蒂普顿像蜥蜴一样在水里蠕动着。蒂普顿在海滩边缘停了下来。我脱掉身上的潜水装备，溜到岸上去查明情况。
我藏在棕榈树丛和低矮的灌木从中，看见一个骑马的人在离我不到30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当他拢手点烟时，脸上亮了一下。他随身携带武器，可能是一个警卫或哨兵。他一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大海，一边似乎是在无休无止地抽着烟，烟头在夜色中闪着红光。他离我很近，我都可以闻到辛辣的烟草味。
尽管我的“海豹”们隐藏在他视线不及的下坡位置，但仍有可能被发现。一旦哨兵发出警报，困境可想而知。我已经听够了有关卡斯特罗的劳改营的情况，因此宁愿在别的什么地方享用粗茶淡饭。
我慢慢地、悄悄地从鞘中拔出刀刃很长的刀子。为了避免反光，锯齿状的刀刃涂成了黑色，我像绞架一样绷紧着全身的神经，像蛇一样匍匐着向那个警卫身边靠近，在只要一跃即可触及他喉咙的地方，我把自己隐蔽起来。那匹马喷了个响鼻，不耐烦地刨着地。我嗅到一股新鲜的青草味，听到马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
我在几乎都快挨到马蹄的地方趴着，准备在那个警卫发现“海豹”的瞬间跳起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会割断他的喉咙，连马带人一起拉到水里，然后劈开马的脖子，再把马和人一起沉到深水中。
一条鱼溅起了水花。我屏住呼吸。这个杂种抽了这么长时间的烟，想必他的烟有三尺长。
我像弹簧一样缩着身子，看着那个哨兵吸了最后一口烟。他用手指轻轻一弹，发亮的烟头划着弧线落到海滩上。我听到他发出一声厌烦的叹息，然后骑着马离开棕榈树丛，沿着海滩缓缓地朝那座我曾经注意到的公寓楼走去。他在楼前下马走了进去，几个窗户透出了暗淡的灯光。
我们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港湾的水文测量。然后，我对大家说：“伙计们，在这儿等着。我去查看一下那座楼。”
这可能对制定登陆计划很重要。
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上。“你知道妈妈是不会让你不带保姆就到处走的。”“大块头”耳语道。
“这一次不用，哥们儿。我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穿着轻便运动鞋从侧面跑近那幢楼房。这是一幢两层小楼，每层都有一个透出暗淡灯光的过道。我蹑手蹑脚地挨门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着里面的动静，身后留下了湿漉漉的脚印。
我听到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在打呼噜，另外一个房间里有三个人用西班牙语说着梦话。当我走到楼下那个短短的过道尽头时，我推测这幢楼是一个哨所，里面住着六到八个士兵。楼后的畜栏里拴着五匹马。
我心满意足地回到岸边，领着我的手下往海里我们来的方向游去。我们逆水游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是一段艰难的行程。我打开寻的仪，呼唤“妈妈”前来接应我们。随即，我们又继续向前游。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天就要亮了。天亮之后，“蚊子”巡逻艇又会回来的。
“大块头”终于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担忧：“也许他们不会回来找我们的。”
沃尔什把他的水下呼吸器扔到一边去了，其他人的水肺也都有严重的渗漏。我们用一根分隔索把大家串在一起向前游着。当“踏板”号施放浮标引导我们从其底部返回潜艇时，我们准备用这根分隔索抓住这个浮标。我们要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自由下潜40英尺才能回到潜艇上。假如他来接应我们的话。假如该死的国务院不会因为失去信心而取消他的接应任务的活。
“要是他不回来怎么办？”有人问。
“好说，”我回答道，“我们就游到海里淹死。”
“大块头”干笑了几声说：“我就知道跟你在一起迟早会把命送掉。”
“去你的，‘大块头’。我们这几年已经活得比想象的要长啦。”
我们谁都没有察觉自己的脚下就是一个在水中很浅的珊瑚礁头。潜艇被挡得无法靠近接应我们。我不安地朝东方的天空望去。天际处一抹灰色开始变成银色。再过一会儿，我都可以辨认出自己周围人的特征。
三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由于脚蹼摆动的作用力，在珊瑚礁头盘桓的深海水流又一次把我们带到深水处；“踏板”号的潜望镜即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它一直在等待我们清除障碍；“蚊子”巡逻艇也对准我们冲了过来。我们已经听到它们呜呜的声音正由远而近地传来。
“简直就像电影一样，”“大块头”粗声粗气地说，“直到千钧一发的时候才被救出来。”
“我们还没有脱险。”我提醒他道。
用分隔索抓住浮标并不费力，但要返回潜艇却比较棘手。潜艇前部救生舱口的气闸一次只可同时容纳四人。“大块头”、廷尼和乔治·沃尔什紧紧抱着露出来的潜望镜，而我们其余人则向气闸潜去。
潜艇下潜时，气闸门外的半显露救生舱内还会有空气。这里的内部通话系统可与舰桥通话。施密特、蒂普顿和我游到救生舱突在外面的舱门前钻了进去。随后，我通过内部通话系统与舰桥联系。
“快进来！”艇长催促我们说，“巡逻艇就像出洞的蝙蝠一样开过来了。”
“艇长，潜望镜上还有我的三个人。”
在水下进入潜艇相当耗时。第一步，锁入密封舱，把水排出，再换上空气，同时保持压力的平衡。第二步，进入潜艇主体，重新闭锁内舱，再把外舱门打开，让水进入密封舱，以便下一批人入舱。我们必须重复一遍上述程序才能让所有的人都返回潜艇。
我们却没有这么多时间。
“艇长，请让潜艇上浮。”我冲着内部通话系统喊了起来。
“巡逻艇几乎就在机枪的射程内……”
“去他妈的巡逻艇。我们的水肺全是坏的，所以无法下潜。这里有我的三个人，潜望镜上还有三个人。情况就是这样：你要么让潜艇上浮，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救走；要么就让它下潜，把我们大家都淹死。球现在在你的手上。”
艇长镇定自若，几乎一点都没有迟疑。艇首开始往上翘，潜望塔猛地露出水面。塔上的舱口打开了，“大块头”、沃尔什和廷尼滚了进去。他们听见我的声音在指挥塔的内部通话系统里回响着：“艇长，你要么全都救，要么一个也不救。”
“贝姆先生，塔上的人已经进来了。”
“明白。”我马上说，“谢谢你。我们现在准备闭锁。让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36
1962年秋天，苏联人正在把洲际弹道导弹运进古巴。正如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所说，夏、秋两季发生的事件迫使地球面临“自核时代开始以来最大的灾难性战争的危险”。
“海豹”突击队曾经参与勘测可能的登陆地点、训练抵抗力量、进行针对卡斯特罗的间谍和暗杀行动。自然这一次它也要受命核实这些导弹是否在这个岛国存在。
我受命挑选一个“海豹”突击队员和我一起去执行一次绝密的危险任务。下达任务的人用一种无疑是夸大其词的口吻告诉我，自由世界的命运就寄托在两个“海豹”和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密探身上——我和“大块头”将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和这个密探会合。我们这次任务的结果很有可能激发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并进而导致文明的毁灭。
“我们是不是又要去拜访老菲德尔？”“大块头”问。
“等上潜艇后，他们会告诉我们的。”
那个自称是“约翰”的密探和国务院的一个怪物已经在停泊着的“海狮”号潜艇上等着我和“大块头”。约翰是一个摄影师，脸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看上去像是一棵脆弱的西班牙小树。他的身上插满了圆珠笔，似乎需要一个保护袋。站在他身边的“大块头”背阔颌削，头上顶着刺猬般的短发，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活动的人山。
“查理，”“大块头”粗声粗气地对那个密探威胁说，“那个难看的贝姆上尉是‘海豹’中最出色的战士，而‘海豹’又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战士。我们要和你一起去干你的事，然后再一起回来。你要听我们的。如果不听我们的，结果事情搞糟了，我会把你这个瘦子淹死。”
“海狮”号潜入佛罗里达海峡之后，约翰、“大块头”和我与国务院的那个怪物挤到军官餐厅。那个怪物一身常青藤大学学生打扮：上身穿着衬衣，外面套着运动衫，下身套着一条便裤，脚穿一双运动鞋。在介绍情况之前，他说了一段近似于街谈巷议的开场白：
“先生们，你们即将去执行你们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任务。共产主义的力量和自由世界的力量不得不正在对峙，其结果惟有上帝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核对抗也许是指日可待的。”
他阴森的目光扫视着餐厅。“大块头”用肘轻轻地推着我问：“这个笨蛋是什么人？”
“这是你的新主人。”
我对“常青藤”先生说：“别罗嗦啦。有话就说吧。”
“海豹”们并不需要动员讲话。“常青藤”恼火地瞪着我说：“美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苏联已经把洲际弹道导弹运进了古巴。这又怎么样呢？肯尼迪总统是不会让步的，即使存在核战争的可能。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报，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正在把洲际弹道导弹瞄准美国。一旦我们能够证实这一情报，总统将向全世界公布这一消息。”
屁话！
他拿出高空拍摄的马列尔湾照片。在这次行动中，该湾的代号为“平隆”。这个深水港位于哈瓦那以西几公里的地方，像一个侧着的气球耸立在岛上，狭窄的港口冲着大海。所有的船只全部停靠在港内的码头上。大型平板卡车似乎正在把蒙着帆布的长圆柱形物体运走。
“我们必须获得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东西就是导弹。”“常青藤”先生说。
我和“大块头”要同那个密探摄影师约翰一起渗入平隆，在约翰溜上岸拍摄那些导弹时保护这个骨瘦如柴的家伙。
在一场真正的战争中，我们会潜入港湾，把炸药放到货船上，然后连上面的导弹一起炸掉。但是，冷战时期的做法却与此不同。
“你会不会用水肺了”我问约翰。
他茫然地看了看我。我重重地敲了敲在前鱼雷舱里摆放着的执行任务所需装备中的一个气罐。
“不会。”他承认说。
“大块头”从他那凹陷的胸腔里深呼一口气。“上帝！”
“会游泳吧？”我问。
他踌躇着。原来他的水性就像是掉在浴缸里的流浪汉。
“你们把我送到岸上就行。”他说，“其他的事由我来做。”
黄昏后，我们在古巴海岸附近与潜艇脱离，然后乘上橡皮筏。这个橡皮筏看上去就家是迈阿密海滩上一些胖女人使用的气垫。由于“蚊子”鱼雷艇在海岸线上巡逻，在水面上游泳是一种冒险。然而，我们别无选择。约翰连咳带呛地跟着我们从潜在水里的潜艇迅速向水面上浮。“海狮”号像鲨鱼一样悄无声息地驶入黑暗的墨西哥湾流，在那里等待我们发出返回的信号。
约翰带着我们的两个防水包坐在橡皮筏上，我和“大块头”一边一个在水里推着他。装备包里装着干衣服、口粮、淡水、约翰的照相机、望远镜和两支0.38口径“战斗霸王”左轮手枪。和我们一起潜入哈瓦那港对可能的登陆地点进行侦察时一样，国务院禁止我们携带武器。因为一旦我们被抓住，这可能会造成一个国际事件。他妈的！就在行动开始前，潜艇的二级军士长把手枪交给了我们。上帝保佑不会拍马屁的士兵。
温暖的陆地上拂来阵阵轻风，把热带的气息传到海上：香蕉、芒果的气味，还有——“大块头”说——西班牙女人的气息。温暖的大海像奔流的石油一样起伏不定。远处，港口里闪烁的微弱灯光把黑沉沉的水陆交界处截然分开。我和“大块头”把坐着橡皮筏的约翰夹在当中奋力、平稳地游着，一直游了两个小时。我们始终提防着“蚊子”巡逻艇，尽管我们一旦被发现并没有什么防卫能力。
快到陆地时，港湾的入口变成了又窄又黑的鞘状。港湾深处，黄色的灯光映照在水面上，两艘俄国货船停泊在长长的混凝土加木结构的码头上。货船两侧的灯光把水面照得透亮，足以使水下的破坏者和间谍望而生畏。两艘粗壮的“蚊子”泊在港湾更深处，艇上的机枪旁边却空无一人。
我在军官俱乐部里都没有如此松懈。如果在进口足够的导弹以毁灭美国东海岸，我会像守卫诺克斯堡一样守卫这个港口。也许卡斯特罗把他的哨兵们藏在了船上和摇摇欲坠的仓库里以避开空中照相侦察，直到他和赫鲁晓夫把导弹放置妥当并瞄准美国大陆为止。如果不是如此，也许他实际进口的并非洲际弹道导弹而是喂牛用的青贮塔。
在我们前方的巴洛文托角——港口的外缘，一道手电光在一片死寂的黑暗中闪了两次。
“是我们的联络人。”约翰低声说道。
我像一条人鱼似的泼了一下水作为回应。手电光又闪了两次。我们就像挣脱原生污物的两栖动物一样，穿过层层叠叠和缓的浪花滑到敌人的土地上。我在黑暗中无法辨认那个联络人的外貌，但从他拖沓、僵直的步态上可以看出他的年龄较大。我慢慢地把手伸进装备包掏出手枪，并把一支枪递给“大块头”。
约翰和那个联络人像久未见面的表兄弟一样互相拥抱。随后，我们迅速收拾好装备，抹掉我们留下的足迹，跟着那个古巴人爬上又短又陡的堤岸，来到一条狭窄街道的尽头。街道两旁排列着要塌的仓库和其他失修的建筑物。这些房子似乎已经弃置不用。街上惟一的光线来自1000码以外的货船和逐渐变亮的黎明天空。
我们隐在街道临水一边的阴影中走着，很快来到一座经过日晒雨淋的房子前面。房子坐落在水边，前面有一个由木桩支撑的小码头。这座房子大约有30英尺长，窄得足以引起幽闭恐怖症。房里散发出一股朽木、鱼的内脏、大麻和海草的气味，破旧的鱼网、捕鱼器、浮标、帆布和捕蟹器堆得到处都是。这座房子有两个门，远处敌船上的微弱灯光从朝码头开的门上那个小窗户透了进来。
退潮了。沙蟹从房子下面蛰居的地方飞快地爬了出来。我和“大块头”迅速查看了一遍这座房子，然后换上牛仔裤、旧衬衣和运动鞋。又冷又硬的“柯尔特”左轮手枪和刀子紧贴着我腰部的皮肤，使我有种放心的感觉。
约翰和那个古巴人准备离开。
“你到底要去哪里，查理？”“大块头”低沉地说。
“你们的事已经做完了。现在我要去做我的事了。”
陆地似乎使他恢复了信心。他把照相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小提包里。
“我离开之后，你们不要让别人看见。”约翰警告说。接着，他和那个老头一起离开了。
我不安地笑着说：“看来这个小傻瓜要让我们在这里歇一会儿了。”
在我和“大块头”看来，约翰和那个老头可能有一个是双重间谍。我想象着我和“大块头”被捆在一枚该死的导弹弹头落到华盛顿特区。
“罗伊。”“大块头”嘟囔道，“这次真是糟糕透顶了，小伙子。”
我们受命要保卫自由世界的未来。然而，我们却藏在一个臭气熏天的渔民棚屋里，用手枪来对付核导弹。我的确有出息。
太阳从哈瓦那的东边升起，爬到了我们的头顶上。令人窒息的热浪渗进了我们的棚屋。仓库里还是没有动静。古巴人和他们的苏联同僚想必已经撤出码头，以免暴露洲际弹道导弹已经抵达古巴这个秘密。“大块头”汗流浃背，湿透的衬衣紧紧贴在肌肉上。
“你开始发臭了，长官，”他终于说道，“不要见怪，队长。可我需要一点新鲜空气。”
“我不见怪，你这个斜视、发臭的皮条客，你是阿拉伯骆驼下的崽子。”
“大块头”出去的时候正好碰上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吵吵闹闹地跑到街道的尽头。他们立刻发现了“大块头”，向他挥了挥手。“大块头”保持着镇静。他也挥了挥手，把一个色彩鲜艳的渔网浮子扔给他们。他们接住浮子，一边玩一边跑，一会儿就不见了。“大块头”面容严峻地返回来把门关上。我们争辩起来。
“队长，他们可能以为我是……”
“他们只要说漏一句嘴就够了……”
“天啊……我想他们不会想到……”
“你难道要把自己的性命押在两个孩子是怎么想的吗？”
“大块头”擦掉暴露我们存在的明显痕迹，并把我们的装备藏好。我在一旁密切注意外面的动静。随后，我们爬到棚屋下面藏了起来。下面的地方很小。沙蟹横着身子徐徐爬了过来，做作地瞪着惊叹号似的眼睛打量着我们。
“上尉，我可不想去古巴的劳改营。”“大块头”低声说。
“你用不着去。他们会把我们处死的。”
“那就拼了吧？”
“‘大块头’，如果别无选择，‘海豹’永远要拼。”
我们在黑泥地上紧紧挨在一起，涨潮的浓重气味传进了我们的鼻孔。一旁，螃蟹像刽子手一样注视着我们。想到世界的命运寄托在我们的肩上，我不由觉得好笑。
“罗伊，”“大块头”讥讽地咕哝道，“再告诉我一遍这次行动有多大吸引力。”
37
暮色姗姗降临。上涨的潮水涌到了我们藏身的棚屋下面，我和“大块头”终于可以放心地回到屋里。那两个孩子可能已经把见到“大块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从进港的俄国货船那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动静：卡车引擎的轰鸣声和像粉笔擦在黑板上的绞车声。安全措施竟然如此松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赤色分子们漫不经心地在洲际弹道导弹周围忙碌着，好像是在从谷仓里卸货。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们十分勇敢。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核弹头运到美国的后院。
“有人来了！”一直在门旁监视外面动静的“大块头”拔出手枪，从窗边闪开。我站到门的另一侧。
我们中了圈套！
门吱的一声开了。从外面透进来的光线勾出了一个黑影的轮廓。我猛地把这个黑影拉进来，用“柯尔特”的枪口顶住了他的太阳穴。
“看在上帝的分上，先生！只有我一个人。”
我把这个老头按到墙上，“大块头”出去查看还有没有别人。
“约翰在哪儿？”我问。
“就在附近准备他的工作。就在今天晚上。别担心，先生。”
“你说得倒轻巧。”
如果事情露馅，约翰和那个老头就会很自然地混迹于当地人中。我和“大块头”两个人的西班牙语加在一起也只够去要一个妓女和一瓶啤酒。
那老头用蹩脚但还说得过去的英语解释说：“他们每天晚上只运一枚导弹，以防……怎么说？飞机侦察。”他往上指了指，又很快地一笑说：“但今天晚上有人在更近的地方看着他们，是不是？走吧，我们有事可干了。”
他领着我们沿街走到水边一座蛰伏在黑暗中的三层楼仓库前。远处传来搬运导弹的声音。我们隐在仓库对面的阴影中整整观察了四十五分种。敌人居然毫无防备，这使我不安起来，太容易的事情是不是会隐藏某种潜在的危险。
瞬间，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兆：古巴人已经抓住了约翰，现在这个老头正领着我们往圈套里钻。但很快我就消除了这种怀疑。你必须信任和自己一起行动的人，因为没有别人可以信任。
于是，我冲着那个古巴人点点头，和“大块头”持枪跟着他迅速穿过空旷的街道走进仓库里。没有分隔的底层，四周堆放着陈旧的空包装箱和一些锈迹斑斑的机器。左边一个踩上去就会咯吱作响的木楼梯可以通到三楼。我们蹑手蹑脚地在楼梯上走着，老头知道要去什么地方。走过三楼散发出麝香味的过道尽头，进了一间房间，然后把门关上。
惨淡的月光透过单扇窗户上敞开的护窗板照亮了屋内的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床上没有铺上床单的褥子已经被卷了起来。其他建筑物的屋顶挡住了从窗里看出去的视线。
“你们在屋顶上什么都可以看见。”老头解释说，“我们要在这儿等我们的朋友。”
我们迅速、彻底地把整个房子检查了一遍，确定了脱险路线和防守据点。过道尽头的窗户开在隔壁一幢房子的屋顶上方，窗外有一个云梯通到仓库的屋顶。我们三个人心满意足地回到那个用以藏身的黑暗房间里等待着，听着运输洲际弹道导弹的机器发出使人凝重的刺耳声音。这些导弹可能会被用来对我的国家进行核打击。
先用核武器打他们，我心想，一直打到他们烧起来为止。己所不欲——但还是先下手为强。
约翰急匆匆地来了。他穿着一双旧运动鞋和一套工作服，手里拿着照相机。他用手指往屋顶上指了指。“大块头”留在后面检查约翰的退路，然后也上了屋顶。我们伸开四肢趴在屋顶的最高处，用望远镜了望下面的港口。
在陆地的怀抱中，黑沉沉的海水显得十分平静。“蚊子”巡逻艇关掉航行灯，在港湾入口处缓缓地、警惕地巡弋着。惟一的光线来自俄国货船两侧的灯光。码头装卸工正在用绳索捆住装在一艘货船上的一个蒙着帆布的长圆柱形物体。一辆长长的牵引拖车在从街上拐到码头的急转弯处卡住了，发动机发出老太太似的呻吟声，一辆小吊车赶来提起拖车的尾部把它挪直。我恍然悟道，正常之中隐藏着异常。
牵引拖车上有特制的垫木和滑轮，以便运送导弹。当工人把洲际弹道导弹从俄国货船上运到古巴卡车上时，约翰使用远镜头拍了好几个胶卷。
“还不太清楚。”他着急地说，我们并没有看到导弹。不过，要想知道帆布下隐藏的是什么也需要有一点想象力。
“我想再靠近一些！”约翰低声说。
俄国人肯定在导弹周围布设了岗哨。
“我必须碰碰运气。”约翰决心已定，“如果我在下面遇到麻烦，你们会看到的。如果我被抓到，你们也无能为力。最好在他们来抓你们之前赶紧回到海上。拿着，把这些胶卷带走。”他把拍完的胶卷递给了我。
我对这个戴着厚厚眼镜的小个子刮目相看。我伸出一只手和他握了握。
“你是个男子汉。”我认可道。
他高兴地咧咧嘴说：“我可不想把自己撂在古巴。”说完，他就走了，手里只拿着一个巴掌大小的照相机。
我对“大块头”点点头说：“你去掩护他，在他后面远远地跟着。”
我和那个老头一起等待着，透过望远镜扫描着码头。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一句话也不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件令人生畏的武器。它的破坏力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对日本进行的所有打击，包括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一旦它打到华盛顿特区，美国首都及其周围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这一片广阔的地区将被夷为不毛之地，几千年都难以恢复元气。四五枚类似导弹将把从纽约到迈阿密的美国东海岸变成无人地带。我的上帝，人类都做了些什么？
我不自觉地愣了一下。那个混在码头工人里的人是不是约翰？不可能是他吧？
“大块头”独自汗流浃背地回来了。他赞叹不已地说：”那个小家伙简直疯了。我不得不撤回来。他居然混到工人里面去了。”
我们注视着下面的动静，等待着约翰被发现的混乱出现。每过四十五分种，“大块头”都会报一下时间。
“我们不能等太长时间。”我说。
“再等一会儿吧。”“大块头”恳求道。
突然，约翰从云梯上冒了出来。我们留在屋顶上的三个人不禁如释重负地大叹了一口气。约翰咧嘴笑着朝我们爬过来，显得十分兴奋。
“我几乎可以摸到它了！”他拍着自己的小照相机叫道，“我们现在掌握了证据。先生们，我们赶紧离开古巴，再过两三天，这个岛国恐怕连一只羊都养不活了。”
38
从古巴撤回易如反掌，这和“海豹”们第一次到古巴执行任务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在海上游了很长时间，然后乘前来接应的“海狮”号疾速驶回基韦斯特。约翰拍摄的照片增加了那些不利于共产党的堆积如山的证据的分量。通过研究航空和地面照片，美国情报部门获悉：古巴正在修建几个导弹发射场，可部署至少16枚——也可能是32枚——洲际弹道导弹，每枚导弹的射程超过1000英里。军事专家们认为，这些导弹可在一周以内投入作战使用。一旦这些导弹发射到美国，估计它们可在发射后头几分钟内毁灭约八千万美国人。
10月20日，部署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进入战备状态。导弹发射人员的手指几乎触及核按钮。部队被调往佛罗里达州和美国东南部。第一装甲师开始从得克萨斯州向佐治亚州运动，还有五个师也已做好部署准备。关塔那摩湾基地的力量得到加强。海军在加勒比海部署了180艘军舰。战略空军司令部将飞机疏散到全国各地的民用机场，以减少遭受袭击的可能性。B－52轰炸机也携载核武器升空。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加油，另一架飞机立即升空替补。
危机一触即发，危险迫在眉睫。华盛顿特区的一些政客们纷纷把自己的家人送往北边的加拿大。10月22日，星期一下午，肯尼迪总统发表了播讲话，郑重地向全国通报了这一危机。他表示，他将对古巴实施封锁。绝大多数军事基地通过扩音器广播了他的讲话。凡有电视或收音机的地方都有成群的军人在默默地听着他的讲话。
“毋庸置疑，我们所采取的努力是困难而危险的。”他说，“无人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或者它会使我们蒙受多大的代价和伤亡，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将需要牺牲和自律。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耐心和意志将受到考验。在这些日子里，众多的威胁和指责将使我们对面临的危险保持清醒。但是，最大的危险就是束手待毙……”
“自由的代价始终不菲，但是美国人一直在为之而付出。有一条路是我们永远不会走的，那就是投降或屈服之路。”
虽然约翰·卡拉汉上尉是“海豹”突击队第二小队队长，但他在这段时间内被派到大西洋舰队司令部担任参谋。因此，我负责指挥这个小队。我接到密令：在预定对古巴的登陆开始之前，我要率领第二小队和西海岸的第一小队共120人占领平隆港并保持港口的畅通。
当第一小队队长戴夫·德尔奎迪斯上尉带着他的作战参谋从加利福尼亚州来到小山时，两个队之间过去的龃龉又沉渣泛起了。他的其余部下不久也将飞过来。
“我想对你的作战计划作一些改动。”他告诉我说。
“哦？”
我把危险性更大的任务分配给了我的第二小队。我知道我的部下训练有素、准备充分，我的部分人员将空降到港口背后古巴军事学院附近的高地、占据港口周围的有利地形并扣押码头上的所有船只，以免这些船只被沉到港湾入口而封锁住港口。其余人员将乘坐长达16英尺的炮艇在海上行动，艇上装备的机枪和3.5口径的火箭筒可用来压制“蚊子”巡逻艇和任何保安部队。
德尔奎迪斯的第一小队将在登陆开始时提供后援、担任警戒并救援落水人员。
“我想让我的人和你们合为一体。”德尔奎迪斯坚持说。
“不行。我对我的人训练了两年之久，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整体。你对你的人也进行了训练。我不能因为和你们合为一体而降低我们的水准。”
他勃然大怒。“我要见队长。”
我也火了。“混蛋，”我咆哮着说，“你懂不懂海军的规矩？我代表我的指挥官。他的职位比你高，所以我的职位也比你高。”
他让步了。
“好吧，我可以做的是，”我安抚他说，“如果你想执行我们队的什么任务，我可以把它们给你。我还可以用我的跳伞兵替换你的跳伞兵，要是你不介意指挥他们的话。”
德尔奎迪斯突然不自在地扭动起来：他知道我打算和我的跳伞分队一起实施积极的控制和领导。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进入古巴了。
“嗯……”他犹豫了一会说，“我想我应该留在船上——可以更好地指挥和控制。”
我朝他挖苦地笑了笑。一个指挥官不应该在后面推动自己的部下，而必须在最前面领导他们。
“那就让别人来领导这些跳伞兵。你想不想干这件事？”
他迟疑地说：“我再考虑一下。”
“你需要炮艇吗？”我问他，心里还想迁就他。
他打量着炮艇。“你们有没有从炮艇上发射过火箭筒？”他不安地问道。3.5口径的火箭筒会产生猛烈的回火。
“它可能会把炮艇炸掉。”我承认说，“不过，如果它爆炸的话，我宁愿它在执行任务时爆炸，这样反而有好处。”
“我觉得这有点靠不住。”
“不管是否靠得住，你想不想要它？赶快决定吧。这样，我好让我的人去干你们留下来的事。”
他局促不安起来，最后终于喃喃地说：“现在改变计划太晚了。”
“你他妈的就是想找到逃避责任的借口。你想让你的人和我的人混在一起为你自己打掩护。一旦出了问题，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先生，我不想听‘不是我的人干的，是他的人干的’这类屁话。我的人是不会失败的。如果你的人出了问题，那是你的错。”
“贝姆，你这张嘴给你树了下少敌人。你迟早会遭殃的。”
他算说对了。近两年来，我尽一切可能为我的“海豹”们收罗装备并按海上突击队应有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训练。我对那些官僚们连推带搡、大吵大闹；我不遵守制度，甚至于钻制度的空子；我还扭过官员们的鼻子。除军法审判外，我还有数量可观的敌人，我的名字也入了另册。我的敌人们希望把我赶出“海豹”突击队，代之以他们能够控制的人。我这个人太生硬、太冒失，不会玩弄在那个层次上所必须的勾心斗角的权术。我再一次领悟到：如果你不会拍马屁，你的工作干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区别。“把你的屁股洗干净吧，长官，因为我要经常亲它。”
作为登陆行动先头突击部队的指挥官，我可能是美国海军中最危险的上尉。由于我为了自己所热爱的“海豹”们而经常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完全预料到自己会遭到打击。如果我在这场危机中幸免于难，他们很可能会在事后把我换掉。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在争取。在为我的手下执行任务配发装备的问题上，我和我的老对手——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里维拉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至于他在碰到我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需要能够对付据称是苏联提供给古巴人的手持式核导弹的武器。可是，我的轻装简行的非常规战士得到的是沉重的钢板防弹服这类装备，而真正的问题却被忽视了。
“能不能查一查手持式核导弹的情况？”我请求道，“难道你不认为我们进入古巴时应该知道这一重要情况吗？”
参谋人员拒不承认也不否认这种武器的存在。从制定应急计划的角度考虑，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豪斯·库辛斯基和“大块头”说出了全队的想法。豪斯说：“贝姆先生，这些杂种让我们携带这么重的装备，恐怕需要四个人才能把我们扔出机舱，还需要一辆六轮卡车在地面运送我们。”
“别担心，伙计们。我们要把这些废物统统带到空降场，然后在上飞机之前把它们扔进垃圾箱。”
打击来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快，我突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第八勤务中队。这是一个后方勤务与支援部队，在这里就完全同“海豹”和舰队分开了。我去参谋机构报到。
“我把这次任务移交给谁？”我问。如果让德尔奎迪斯来干的话，他完全会把事情搞砸，“根据海军的规定，我要在72小时之内去新的任职单位报到。”
一个人是否最胜任某项工作和他是否让人喜欢并无关系。
“我们可以延长你在这里的任期，一直到这次危机结束。”对方主动向我表示说。
我毫不退让。“我不要延期。要么取消这个该死的命令，要么我72小时以内就走。”
我迫使海军作战部有关部门又一次做出让步。调动命令立刻取消了。但是，我怀疑官僚机构内部对此并不甘心，那些不会打仗的人和精于算计的人正在等待时机出击。
10月24日，肯尼迪总统的隔离措施生效，我的“海豹”们进入最后的顶演。当“加加林”号和“科米列斯”号这两艘俄国货船行驶到距隔离带仅有几海里远时，整个世界都在屏声静气地注视着。美国军舰应该在华盛顿时间下午之前对其进行拦截。我们这些“海豹”们在作战待命室里准备好所有的武器和装备，屏声静气、充满期待地等待着命令。在距华盛顿1000英里以外的浩瀚大西洋上，最后的决定将在几分钟内做出。
一艘苏联潜艇潜近两艘继续行驶的货船中间。肯尼迪命令“埃塞克斯”号航母在反潜直升机的配合下进行拦截。如果苏联潜艇对我要求其上浮的信号置之不理，我方将使用深水炸弹迫使其上浮。
“我感觉我们正处在灾难的边缘，而且没有退路。”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写道，“这一次历史的重大关头就是现在——既不是下个星期，也不是明天。”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一场核屠杀的开始。可是，“加加林”号和“科米列斯”号突然停船，随后掉转船头往回驶去。赫鲁晓夫退缩了。
虽然危机过去了，危险却远远没有结束。到周末时，“海豹”们解除了战备。调我去第八勤务中队的命令也从暗处现身了。尽管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它还是使我猝不及防，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早就应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事情总是如此。需要战士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找出来拂去身上的灰尘；用完之后，他们又会被关进谁都看不见的壁橱里。
我的敌人显然已经决定把我和海军分开，直到他们觉得可以宽恕我的不端行为为止。我被剥夺了我的小队，再也不能率领它参加战斗。在为海上战士的诞生而奋斗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同那些不会打仗的人顶牛。现在，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就在我向驻在诺福克的第八勤务中队司令报到时，我听到了从越南传来的阵阵喧嚣。我相信，壁橱的门并没有关得太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