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作战：鲨鱼和“蛙人”·第一
作者：罗伊·贝姆 查尔斯·萨瑟·美国
出自————《第一个海豹》
出自————《战争通史》
(1941年－1945年)
就战争而言，我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
——亨利·里德
1
砰砰作响的曳光弹像一条猩红色的缎带穿过他的身体，那个扛着火焰喷射器的越共士兵重重地倒在铁丝网外面的草丛中。
冲天而起的照明弹就像一颗颗袖珍的落日挂在夜空，发出惨淡的绿光，照亮了湄公河岸边第33快艇基地周围的草屋。憧憧人影在黑暗和光明的迅速变幻中令人恐惧，展现出一幅朦胧、虚幻的可怕画面。一些敌军士兵爬到或冲到那个倒下的同伴身边去拿火焰喷射器。液体燃烧剂从火焰喷射器细小的喷口中流淌出来，点燃了周围的草。
他们想要把我们像一窝河鼠一样烧死。一些家伙在离铁丝网不到50码的地方一边跑一边向我们开枪。
不远处，几个来自由美国海军少校杰里·阿什克罗夫特担任顾问的南越江河突击快艇部队的“河鼠”站在一个倒下的同伴身边痴痴地笑着。那个家伙的肠子从裂开的肚子中漫出，看上去就像一条毫无血色、粉里泛青的蛇。在灾难面前，人有时束手无策，只会神经质地痴笑。我抓住这几个人，指了指那个被打倒的、带着火焰喷射器的敌兵，溪，我的军士长，把我的话翻译给他们听。溪、博德和阮中总有一个人紧紧跟在我的身后。
“别让他们拿到那个火焰喷射器！”我命令道。
突然，随着一道闪光传来一声震响。一发迫击炮弹把地面震得直抖，烟雾夹着尘土劈头盖脸地落到我们身上。我猛地一推，把一个“河鼠”推到将各个防御掩体连成一体的战壕里。
“火焰喷射器！”我在一片喧嚣声中大声重复我的话。“照着火焰喷射器打。要是他们拿到火焰喷射器，我们就要被烤熟了。”
“十号！十号！”“河鼠”一边回答我的话，一边准备调整火力。
我示意溪跟着我，抄起卡宾枪打了一梭子弹，然后像冲刺一样沿着胸墙疾跑，一边跑一边查看基地的防御情况。基地的情况比我想的还要槽糕。通讯已经全部被切断。撕裂的尸体横七竖八地瘫在地上，像一堆堆没有内脏的光肉。每个人都在各自为战。这些南越人被明率领的越共团团围住，背后又是河，因此别无选择，只有坚持打下去。
反击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按照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模式训练的瘦小的南越人当中调了一个机枪手和一个弹药兵带着一挺30毫米口径的机枪部署在三角形院子的前端。
为了平息乡间的骚乱、切断越共用来运送部队和补给的小路，南越人沿着湄公河三角洲的支流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快艇要塞。设在万朗的第33快艇基地只是其中之一。这些要塞就像恼人的刺扎在对方的身上。越共明营长率着他的第514营袭击基地时，我和阿什克罗夫特少校带着我的16名“蛙人”和他的20名“河鼠”分乘三艘武装快艇正在前往沙林——所谓“刺客出没的丛林”——执行任务的路上。
阿什克罗夫特的报务员截获了快艇基地向头顿的特遣部队指挥部发出的告急信号。报话机里传出的爆炸声和哒哒哒的枪声给基地指挥官的求救声增添了一层紧迫感。这个基地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而不仅是骚扰和拦阻炮火。
阿什克罗夫特透过夜色凝视着前方，然后看着我说：“小伙子，我们是战区惟一的机械化部队。”
“我的小伙子们需要动动筋骨啦，”我答道，“让我们来试试他们。”
当我们的救援部队掠过河湾看见那座陷入重围的堡垒时，激烈的战斗已经打了两个小时。这座堡垒是一个三角形的院子。角落里的三个掩体固定在高达200码的支架上，被熊熊的火光照得透亮。院子的顶端正对着一片草地，远处是一片丛林。院子的一侧顺着河边伸展出去，几座木制码头或立在固定的桩子上或架在浮动的油桶上。一条弯弯曲曲的战壕把稍小一些的作战掩体与角落里的防御据点连成一体。院子四周的主铁丝网外还有一架架带刺的铁丝网、一道道壕沟，埋着致命的克莱莫杀伤地雷。
大部分用来防御的地雷已经爆炸。布雷的工兵把铁丝网炸开了好几个口子。一道道火舌从坐落在十几幢墙边堆着沙袋的铁皮顶房子中的哨所里喷吐而出。火光照亮了冲过草地向基地杀来的敌兵。
阿什克罗夫特大吼一声“让他们尝尝厉害吧！”就率着他的指挥艇冲了过去，艇上的所有武器同时开火。
“河鼠”们和我的“蛙人”趴在低舷后面的甲板上用自动武器射击着。我用装着90发子弹的特制香蕉形弹夹一下打出30发子弹。这时，快艇飞速掠过河面向岸边冲去，掀起的尾流猛烈的拍打着岸边的泥土。
阿什克罗夫特的第二艘和第三艘艇也在指挥艇后拉开距离，轮番发起冲锋。我们的快艇像旋转木马一样在河上来回转圈，先是疾驶到宽阔河面的中心，随即掉转船头开足马力向岸边冲去，所有的自动武器一起开火。敌人从岸上打过来的子弹在河里溅起银色的水花，在月光的映照下像是成群结队跳跃的鲱鱼。机枪射出的曳光弹越过船头，画出一道道耀眼的绿色弧线。
猛烈冲锋迫使越共给基地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越共撤到丛林中掩蔽起来。
“送我们上岸吧！”我向阿什克罗夫特请求道。
“你可踩上马蜂窝了，小伙子。”
“让我们看看我的‘蛙人’能不能打仗。”
趁着战斗的间歇，“蛙人”和阿什克罗夫特手下的几个“河鼠”跟着我从船上登上了木制的码头。夜色笼罩下的码头散发出一股鱼腥味和河水的气息。陷入重围的基地一片恐慌，空气中飘散着阵阵火药的焦味、木头和电器燃烧的烟味以及被迫击炮弹犁开的上地散发出来的新鲜泥土味。基地指挥官头部中弹，部队伤亡过半，阵亡人数达20到25人。尸体东一具西一具地躺在地上，随处可见。攻击开始时，基地家属们纷纷赶着猪和鸡从附近河边的村子拥进院里，战战兢兢地蜷缩在掩体和四周堆着沙袋的房子里面。村子到基地之间被踩出了一条小路。
基地正前方不远处，越共的一挺50毫米口径机枪不紧不慢地朝兵营扫射着，有节奏地发出咳嗽般的沉闷声音。机枪子弹在一片瓦砾中追逐着，远处不时传来一个老妪哭丧似的哀号声、猪的尖叫声和小孩的啼哭声。
对手虽然退却了，但显然没有撤出战斗。
一枚火箭拖着白云状的尾流摇摇摆摆地从丛林中飞出来，随着一道刺眼的强光轰然爆炸。
我估计进攻的敌人有上百人，约一个连的兵力。在一场以短促突袭、伏击和打了就跑战术而著称的战斗中，这是一次规模不小的行动。看起来，这次袭击蓄谋己久、组织周密。这是那个神出鬼没的煞星——明和他的第514营的特征。三角洲的人们传说，明是一个无往不胜的人物，入侵者在他手里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明还设有尝到“海豹”的厉害。
我们上岸之后，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开动马达，兜了一个圈子向河中驶去，从那儿向我们提供支援。基地副指挥官突然发现快艇并不是来救他逃命的，就像老太太似的尖叫起来，接着猛地一下冲到码头边。我以为他会跳进河里去追赶已经离岸的快艇。
“回来！”他操着英语哀号起来，“他们要去哪儿？”
我一把抓住他的作战服。他的衣服沾满了污血，但不是他的血。我狠狠地晃着他说：“镇定，伙计。”
“让船回来！我们都会死的。我们都会死的！”
他又喋喋不休地用越南话说着什么。这个胆小鬼！我把他推到一边，自己指挥起来。
又一轮进攻开始了，基地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我跨过地上的尸体，派人在这个三角形防线的三个角上架了30毫米口径机枪，又把剩下的人分布在防线的两侧。这是一条不堪一击的防线。
如果我的美国“海豹”们——那些我亲手挑选出来在弗吉尼亚州小山基地训练的士兵，像“大块头”、胡特一样和我在一起，我就会在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贡的防线上同明和任何一个越共较量。
可是，我的“蛙人”——南越的“海豹”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尽管他们都明白一点：哪个胆小鬼敢临阵脱逃，我都会亲手把子弹塞进他的脑壳。
我沿着防线来回奔跑，指挥和集中着火力。由于通讯不畅，守卫基地的部队相互隔绝、困守孤地。溪紧紧跟在我的身后。
对方的迫击炮发出阵阵鞭炮般的爆炸声，基地在忽明忽暗的炮火中被炸得摇摇晃晃。B－40火箭弹拖着白色的尾烟像货运列车一样轰鸣着。红、绿两色曳光弹像装着喷气发动机的萤火虫一样在空中疯狂地交叉飞舞。明组织的进攻协调有方、配合默契。明把50毫米口径的重机枪部署在离基地400码开外的地方，猛烈地扫射，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而我们的30毫米口径机枪却打不到他们。飞啸的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在十几座南越江防部队赖以藏身的茅屋和掩体的铁皮顶上。
你不得不佩服明这个了不起的家伙。他的政治手腕可能一塌糊涂，但他的指挥才能让人无从挑剔。他的第514营不是正规部队，白天是农夫和渔民，太阳落山后是战士，但实际上控制着西贡西南部沙林周围湄公河三角洲的绝大部分运河和航道。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越南山民的配合下曾经想干掉明和他的同伙们。美国的第一批“海豹”和越南共和国陆军别动部队也曾想这么干。到目前为止，明逃过了好几次埋伏和圈套，也躲过了一个个密探。
基地里的“蛙人”们和湄公河上阿什克罗夫特的3艘快艇朝基地侧翼猛烈射击，30毫米机枪吐出的火舌将天空映得通红。尽管如此，压力并没有减轻。草丛和丛林中到处都是印第安人。我们只能勉强遮住自己的屁股。
明却不慌不忙，正一步一步地把这个河边基地夷为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一片废墟。照这样下去，血流成河的第33快艇基地会把黎明的太阳染得血红。第一个“海豹”真不知道下一个黎明是什么样。
“头儿！”正当我们冒着死神的呼唤来回奔跑组织防御的时候，溪大叫起来，“中尉，你疯了。注意隐蔽！”
“别让他们接近火焰喷射器！”我不停地喊着。
一个“河鼠”胸部中弹，踉跄着倒在地上。一缕轻烟蠕动着从弹孔中盘旋上升。随着肺部低沉、空洞的漏气声，伤口发出嘶嘶的响声。
那个老妪又尖叫起来。
明的部下差一点接近铁丝网，但又一次被我们打退了。越共放弃了抢救那个携带火焰喷射器的士兵的打算。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有一架火焰喷射器。我在进攻的队伍中看到过它。火焰从它长长的喷口中流淌出来，使人不寒而栗。我朝那个携带火焰喷射器的士兵开了几枪，但他却撤得无影无踪。他会回来的。一架火焰喷射器就会把这个基地烧成一堆灰烬，把我们变成一块块像用炭烤的牛排。
基地再也经受不了又一次集中攻击。明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我的目光越过死亡地带朝那个死去的越共和他的火焰喷射器望去。我突然觉察到起风了，随风飘来河的阴湿气息。风从阿面刮起，掠过基地，穿过开阔的草地，朝远处的丛林吹去。
这个情况和越共的火焰喷射器让我想出了办法。火既能为敌所用，也能为我所用。
“溪！”我叫了起来，“汽油！去找几个人把所有的汽油集中起来！”
2
在一片喧嚣中，我甩头冲着溪大声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让溪去找几个人帮我把汽油罐灌满汽油，然后把它们扔到铁丝网外的草地上。
“快一点！”我催促道。
明开始了猛烈的炮击，准备发起又一次冲锋。随着一道道强光，迫击炮弹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我在河边的一座茅屋里分发汽油罐。一个“河鼠”在执行我的命令把灌满的油罐扔出铁丝网时被对方打死，另外一个“河鼠”负伤倒下了。同伴们把他拖到码头旁边一个由补给站改造的救护所里。
汽油罐分发完毕并被扔到越共进攻部队和铁丝网之间的空当以后，我沿着迷宫般战壕奔跑着，不停地用0.35了口径的大号左轮手枪朝油罐开着枪，让汽油漏到草地上。假如这个办法不能奏效……我的卡宾枪里只剩下五发子弹，子弹袋里还有一个装着30发子弹的弹夹，手枪里也只有三颗子弹。“蛙人”和“河鼠”们所带的子弹打不了多长时间。原来的守兵无法给予补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每人也只有一个装了不到一半的卡宾枪和M－14步枪弹夹。
我通过报话机把我们的危急情况告诉了正在河上的阿什克罗夫特。
“明白。你们的周围全是黄色的小杂种，你们的‘土豆’快要用完了。”他的答话在报话机里很平静。
过了一会儿，他回呼道：“蛙脚一号，我是河鼠一号。我已和大本营联系。能不能坚持到天亮，等直升机给你们补充弹药？”
等到天亮？打仗时，时间没有任何意义。有时，它就像静止一样，一分一分地过去。有时，它又像赛跑一样，飞逝而去。我焦急地朝东方扫了一眼。这不是我的想象。天空开始泛白。我甚至可以看见溪脸上冷酷的表情。
“河鼠一号，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我通过报话机问阿什克罗夫特。
“你可以向上帝祷告，小伙子。”
“可是我信佛。”
“那么你就哼哼赞美歌，再亲亲你老祖宗的屁股。”
“河鼠一号，要是你能再给我几挺机枪和几箱子弹，我就亲你的屁股。”
“这可是你说的噢。”
溪伸手抓住我的肩膀向前指了指。阿什克罗夫特的炮火像苍白惨淡的袖珍太阳挂在空中，忽隐忽现地闪着绿光。被炮火照得一览无遗的田野里晃动着一个个疾速爬行的身影。明架在丛林边上的机枪不停地吐出一道道火舌，像一柄横扫麦田的大镰刀似的吞噬着我们的基地，要一步一步地把它夷为平地。
我小心地选择着目标，并命令我的部下注意节约子弹。等对方快靠近铁丝网时再打，我下令道：再等等！再等等！
到目前为止，我的“蛙人”们打得不赖。尽管他们不如美国的“海豹”们——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战士，但还是打得不错。
雨季结束后，齐腿深的野草又干又脆，飒飒低语着。越共士兵像黑色幽灵般滑过草地。我的目光搜寻着另外一架火焰喷射器，但没有找到它。
几个敌人靠近了铁丝网。
是时候了！
我从战壕里扔出一颗“威利·皮特”手榴弹。白磷烧着了旁边一摊溢出的汽油，发出嘶嘶的响声。这就是信号。一颗颗手榴弹沿着环形防线飞过铁丝网，点着了溢在地上的汽油。刹那间，熊熊的火焰噼里啪啦地喘息着、翻滚着腾空而起，筑起一道30英尺高的屏障。灼人的火光照得目瞪口呆的对手无处藏身。他们惊慌失措地跳起身来，却被我们当成了靶子。
一个浑身着火的越共士兵痛苦地尖叫着，发了疯似的在草地上蹦着，火势随着他的跳动蔓延开来，直到他瘫倒在地。
火势借着河上吹来的微风掠过草地，追逐着逃跑的敌人，被火烧焦的尸体七零八碎地散落在地上。明要为胜利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并不幻想我们能打赢或者明会撤退。明一心想打败我们。第514营还会反扑。可是我却无计可施，连子弹也快打光了。
在越南后来那场以直升机战而著称的战争中，直升机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次夜间空袭、第一次夜间后撤和再补给。但在1964年，美国陆军第一空中骑兵师尚未开辟这条道路。直升机只能在白天执行战斗任务。我们这些满身血污、陷入重围的第33快艇基地守卫者等待着，默默地祈求着黎明的到来。
我面向东方，像一个准备晨祷的穆斯林。
“来吧，黎明。”我喃喃自语道。
明被防线周围燃起的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但他并没有退缩。基地周围的田野里烟雾弥漫，星星点点的火焰四处摇曳。整个基地看上去就像是匹兹堡或亚特兰大市外的填埋式垃圾站。那个老妪的哀号声时断时续，像被噎住似的。感谢上帝，她的声音嘶哑起来，好像声带快要断了。从老百姓藏身的瓦砾中传出公鸡的啼叫声和猪好奇的哼哼声。
这他妈的是一场什么战争？
褐黄色的河水在我们的身后流淌着，河面宽达半英里，两岸丛林环抱。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紧贴着水面行驶，船上的武器发出愤怒的吼声，把天空照得透亮。战斗间歇时，快艇小心翼翼地在轻武器射程外兜着圈子。阿什克罗夫特通过报话机告诉我，他又调集了几艘快艇，并将在一小时内派一架“休伊”直升机给我们补充弹药。
我们还能坚持一小时吗？我的腿沉得抬不起来。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抱着武器打起了瞌睡。我强打起精神检查防线是不是有漏洞，然后回到三角形院子的顶端——我的最佳指挥与控制位置。我在沙袋后面的战壕里躺下，闭上了眼睛。只有一会儿的工夫。
我突然觉得自己对这样的战争来说是老了。见鬼！我是老了，都快40岁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二十多年来我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打过仗：瓜达尔卡纳尔、关岛、提尼安、中国、朝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有时候，人们称我是特种作战和特种战争的先驱、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之父。所有这些让人开心的马屁说明你已经开始老了。
有时候，我想：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每次一有该死的危险任务，我都自告奋勇去执行。每次都能完成任务。我曾经在海上打过仗，在海下打过仗，也在海岸打过仗；曾经随船沉在海里，水中的尸体多得就像漂浮的木头，人都可以踩在上面走路；也曾为制定登陆计划而潜入卡斯特罗的古巴执行过间谍任务，搞过暗杀。
我相信，军人的职业是保卫和维护国家的光荣职业。对海军中尉罗伊·贝姆来说，爱国主义绝不会过时。我历尽艰难从水兵升为军官，多年来曾无数次准备为我的国家牺牲我的生命。
可就在这个黎明，在一个谁都不会在乎的国家里，一个湄公河三角洲以外的人谁都没有听说过的越共指挥官最终会接受我的牺牲。
溪摇了摇我。我肯定是打了一个盹。我贬眨眼睛，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越共来了。”溪说。
我从战壕里爬起来，看了看我的武器。卡宾枪只剩下了一个弹夹。
在朦胧的烟雾中，对手迅速穿越草地，一轮巨大的红日从他们身后的林子里冉冉升起，他们穿着又短又肥的黑衣黑裤，戴着锥形帽，从还在燃烧的草地两侧压过来，看上去像是一群蟑螂。明的50毫米口径机枪、B－40火箭筒和迫击炮同时开火。大地在震颠。看来罗伊·贝姆的戏就要收场了。
我体会到了卡斯特在小比格霍恩的滋味。
我冲着报话机的话筒大声喊叫：“河鼠一号……河鼠……”
“天已经亮了，他妈的直升机在哪儿？”
“挺住，小伙子。你一定要挺住。”
阿什克罗夫特又一次加入我们的防守。他的快艇加大马力，艇首翘在水面上，轰鸣着向泥泞的岸边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30毫米口径机枪哒哒哒地向被烧过的田野扫射着。“蛙人”们操纵的机枪欢唱着，直到子弹打完。我装上了最后一个弹夹，仔细地选择着目标。我通过金属瞄准具逐个捕捉那些瘦小的进攻者，然后扣动扳机。每撂倒一个敌人，我都会狂喜不已。
当一架孤零零的“休伊”像一只发怒的巨蚊贴着水面疾飞过来时，已经来不及抢救这个基地了。在1964年，美国还没有武装直升机。但这架“休伊”上有一个射击手，手里拿着一挺机枪向舱外探出身子，腹部缠着一根固定用的操纵缆。战场上空飘散着他喷出的淡淡烟雾。我用M－79榴弹发射器打出一枚榴弹，来指明重机枪所在的大致位置。直升机试图穿过越共的火网，但地面轻武器的密集火力把它赶开了。
要对基地实施空中再补给是太危险了。于是，直升机悬停在位于河中心的阿什克罗夫特指挥艇的上空，把几箱子弹放到甲板上。我用报话机呼叫“河鼠”。
“当地人敌视我们，不管是在战术上还是在作战上，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些小杂种就要发起最后的攻击。把你所有的快艇调出来。我们需要马上离开这儿。让我们他妈的离开这儿。要快！”
渐渐地，我们被敌人压得从铁丝网往后退缩，一步一步地退到水边。士兵们放弃了阵地，帮助自己的家属把孩子、鸭、猪、鸡以及所有可以带上的东西转移到码头。每当阿什克罗夫特的快艇呼啸而过冲着包围过来的越共猛烈开火的时候，逃难的人们就会嚎啕起来，声嘶力竭地求救。
“蛙人”们和一些“河鼠”担负了阻止敌人的任务。阿什克罗夫特指挥他的快艇和另外两艘后来赶到的快艇迅速靠上码头。人们蜂拥而上，差点把船挤翻。越共已经冲到铁丝网里面，并在战壕里打起来。码头上，哀号声夹杂着尖叫声，一片喧嚣，“河鼠”们用棍子和枪托挡开惊恐的难民，防止他们全都挤到一条船上而把船弄翻。
我们不仅打了败仗，还丢掉了第33基地。我们像赶着去吃腐肉的野狗一样逃着。为了给阿什克罗夫特后撤人员提供时间，我们步步为营且撤且战。我又找到几个汽油罐，把里面的汽油泼在残存的几个茅屋上。
“清点一下人数！”撤退时，我命令溪。
“蛙人”们全都齐了，连一个负重伤的都没有。三个“河鼠”被打死，倒在废墟里。还有一个身上盖着斗篷被抬了出来，我听到他的胸膛发出格格的响声。另外四个缠着绷带，但还能走路。基地原来的守卫者丢下了30多具尸体。我们没有时间把死人一起带走。
在和我的部下登上最后一艘快艇离开基地之前，我作了最后一搏，猛地把一颗手榴弹扔到浸在汽油里的茅屋上。基地炸成了一片火海。
“明，你是混蛋！”我大声嚷道。
我从河中向后望去。透过快艇基地燃起的熊熊火焰，我看着成群的越共从两侧向基地靠近。他们不再开枪，直挺挺地慢慢向前移动。明这次赢了。基地剩下的一切都落到了明的手里。
3
我的“蛙人”们在第33快艇基地打得不错，也很勇敢。他们终于见了世面。可是，明营长还是把我们像乡下野狗一样狠打了一顿。这次失利像刺一样狠狠扎在我的身上，让我难以忍受。稍微宽慰的是，溪、阮、博德和我在逃离基地之前把所有的房子浇上汽油付之一炬。明在物质上的收获不过是一堆灰烬。然而，这次胜利使明控制着湄公河三角洲头顿西北的大部地区。
火光照耀着黎明的天空。明的第514营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过烧焦的田野，拥到基地的一头。另一头，幸存的守卫部队带着家人和散发着臭味的各种牲畜往船上挤，看上去像是被巨大的铲子仓促铲起倒在船上一样。快艇吃力地加大马力，向河中心驶去。
西贡方面命令我们把快艇基地残存的士兵运到原基地对岸下游的一块岬地。这是一片瘴气重重、泥沙混杂的海滩。它的后面是一片老林，几条小道穿林而过。附近还有一块古老的基地。藤萝爬过发霉的破旧墓石，攀附在一个被遗弃的、掉了鼻子的石佛那巨大的脸盘上。
那些赶着鸭子和大腹便便的猪，带着逃窜时从老家里所能捡出来东西的越南人很不乐意被丢到岸上。他们冲着基地指手画脚，厉声叫嚷着，吵成一团。
“你告诉他们，他们的领导选择这块地方建一个新的第33快艇基地，”阿什克罗夫特命令溪道，“他们必须下船。”
“他们害怕这个地方。”溪解释道。
在这个时候，阿什克罗夫特和我谁都没有在乎他们，也不去理会他们想要什么。假如他们防守得当，我们绝不会让基地落到明的手里。
几天以后，一个我在头顿就认识出名叫武师父的小和尚向我报信，新快艇基地里那些怨声载道的越南人绝大部分都逃之夭夭了。这个和尚对沿河的情况可以说是无所不知。许多人跑到了西贡。另外一些人则消失在丛林中，甚至投身到民族解放阵线。
“绝大多数越南人，包括山民们，都信奉万物有灵论。”武师父解释道，“他们相信人死之后会变成鬼神。他们最怕冤鬼。”
东方国家有着无数的谜。
“就是那块墓地吧。”我说。
“对，就是会出冤鬼的那种墓地。冤鬼是在事故或战争中暴死的，或者是还没生孩子就死于非命的女人。他们都是无人照顾的孤魂野鬼，脾气暴躁、贪得无厌、诡计多端，捉摸不定——就像人类一样。他们敌视个人、敌视家庭、敌视社会。这就是那些人逃跑的原因。”
我把战况报告交给了军事援助顾问团海军组组长德拉克尼克上校。报告里面包括了有关冤鬼的内容。
德拉克尼克嘲笑着问道：“你相信这堆臭大粪吗？”
“人们觉得确有其事才会相信它。”
“贝姆先生，你又要让我发脾气了。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来到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开化的国家。没有什么鬼神，更不要说什么冤鬼。你把这个内容去掉。我可不能把这样的报告交给华盛顿。”
我凝视着他。
“还有一件事，贝姆先生。报告不要提火焰喷射器。我们情报部队的报告说越共没有火焰喷射器这样先进的武器。”
“可它看上去像是一架火焰喷射器，火焰可以喷出三四十码远。”
“很明显，你看错了。”
“很明显。它可能是一个‘毕克’牌打火机。也许是一条经过训练的龙。”
“你的话说过头了，先生。你的报告应该说明，我们把第33快艇基地移到河对岸是为了给南越部队提供有利的位置，便于他们出入。”
“是，是，长官。我们在纸上自称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华盛顿就会满意。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有所进展。”
“贝姆先生……”
幸运的是，曾经当过潜艇兵、现在是南越快艇部队美国海军高级顾问的阿什克罗夫特中校是一个善战的指挥官，而不是像德拉克尼克那样的管家婆。他的身材像是一块方方正正的栎木，棱角分明、性格粗犷。他比我大两三岁，笑起来十分开怀，个头比我五英尺九的身高略矮一些，习惯把额上浅茶色的头发梳得笔直。在西贡市中心华丽饭店他的套间里，阿什克罗夫特递给我一杯波旁威士忌酒。这座饭店是法国人统治时期的产物，像是出自汉弗莱·博加特电影里带着殖民色彩的亚洲风格建筑。饭店的顶上有一个舒适的酒吧，房间里的吊扇慵懒地转动着。
“小伙子，”阿什克罗夫特开口说道，“我看了你的报告。你快要惹麻烦了，连上帝也会让你搅得坐立不安。”
阿什克罗夫特和我喝着对水的波旁威士忌酒，重温着战斗的过程。
阿什克罗夫特的女佣在可以听到我们谈话的地方走动着。她长着一副那些遗传基因里有些法国血统的亚洲女人特有的娇小身材，看上去很漂亮。她美得足以站在壁炉台上，供人观赏。阿什克罗夫特看到我的神态，笑了起来。
“云姑是彻头彻尾的越共，总想有一天把我杀死。”他告诉我，“别紧张。只要她觉得能把我们的情报提供给明营长和其他越共，她就不会杀掉我们。在这个国家，只要我们是和南越人联合作战，我们就投有什么秘密。”
云姑用冷冷的目光扫视着我们。我情不自禁地打量起云姑迷人的身材。
“小伙子，把你的跟珠收回来吧。”阿什克罗夫特责怪道，“你可以在报告里说实话，但肯定没有人会喜欢你。我劝你还是先按规矩办事，然后再去打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阿什克罗夫特和我的两支部队——“蛙人”和“河鼠”曾经联手追捕神出鬼没的明和其他游击队，想把他们消灭掉。阿什克罗夫特帮助我起草可以看到我们进展的中规中矩的报告。同时，我们充分利用报告的“建议”部分偷偷地塞进很多内容。
我们不再理会云姑，继续重温战斗的过程。她干着手头的活，大概会竖起一只耳朵听着我们的谈话，但又装出听不懂的样子。我向阿什克罗夫特坦言，我不得不佩服明的指挥才能。他不仅把50毫米机枪架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而且集中全力攻击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他灵活多变，能够随着战斗的起伏迅速修正错误。他确实遇到伤亡。但是，他把敌人打得一蹶不振，从而赢得了对湄公河那片地区的控制权，他的收获远远超过了他的损失。
“假如民族解放阵线拥有许多第514营这样的部队，”我说，“我们要么打起背包回家，要么就得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派过来。明的部队很会打仗。明也很棒。我们可以向他学习。起码我愿意见见这个军事天才，和他握握手。”
第二天下午，我到税务大厦二楼的法式酒吧喝酒。我一边呷着波旁威士忌，一边听着自动电唱机播出的美国摇滚乐。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小孩蹦蹦跳跳地来到昏暗的酒吧里，悄悄地对妈妈说了几句什么。她点点头，朝我看了看，然后穿过一张张桌子向我走过来。
“罗伊君，门口有人要和你说话。”
我朝门口瞥了一眼。门口设有人。
“在外面。”她说。
为了避免招摇，西贡的美国军人都穿便服。我穿着运动裤和开领衫。宽大的开领衫罩住了挂在腰带上的0.38口径左轮枪。我知道越共悬赏要我的脑袋，我把“柯尔特”手枪挪到便于快速出手的位置，从侧门溜了出去，想从后面靠近那个在税务大厦前门等我的人。我觉得自己相当机灵。
我插到一条背街上，贴着墙向拐角处窥探着，想看看那个神秘的来访者。一个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让我脖子上的汗毛倒竖起来。
“听说你想见我？”
一口出色的英语。简明、准确。
“我没有搞错吧？”我咕哝着，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我慢慢转过身，双手始终放在目光可及的地方。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越南人，约有35岁的模样，天庭饱满、鼻细唇薄，褐色的大眼睛里透着机智。这双眼睛没有绝大多数当地人那么黑，也没有那么锐利、歪斜。我怀疑他们的主人祖上有欧洲血统，可能是法国血统。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我问道。
“你是老蛙吧？”
我嗤地一笑。“我是老蛙。”我承认道。
“有一个周末，你和那个好心的舒尔茨去乡下给人看病时帮助了我的家人。我在头顿听说过你的许多事情。”
“那么你是谁？”我问道。
“我是明。”
我锐利的目光迅速看了他一眼。“明在美国就像史密斯或琼斯一样。男人和情妇去汽车旅馆开房间时就用这种名字去登记。”
这回轮到他笑出声来。“我是明营长。不开出租车的时候，我指挥着本地的一个人民营。你愿不愿意和一个敌人的指挥官一起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我掂量着他的话。明一副农民打扮，穿着一条宽松的黑色裤子，套着一件更加肥大的白色罩衫。我注意到他的口袋里有一个隐约的轮廓，腰部微微凸出一块。
我耸耸肩。“没什么，你可能早就会用你腰带上挂着的9毫米口径袖珍手枪或者是口袋里装着的短剑把我干掉了，要是你想这么干的话，”
“我看你也有武器，贝姆先生。”
明用那双褐色的眼睛细细地审视了我一会儿。他的目光严肃、深邃，像是在探询着什么。武师父曾经说起过这个军官是多么认真，又多么像是一个天生的战士。奇怪的是，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信任。他似乎也接受了我。
“要是你就这样把我杀掉，你不会愿意让我的冤魂找你算账。”我判断道。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你肯定会是一个野鬼。你训练的‘蛙人’打得不错，和你一样。我也听说过你的好话，说你是一条汉子。走吗？今晚可以休战吧？”
“休战。”我认可道。
路边停着一辆满是凹痕的老掉牙的纽约黄色出租车。明爬到司机的位置上，示意我和他一起坐在前排。
“去堤岸吗？”他问道。
堤岸是西贡的唐人街，天黑以后是美国人的禁区。对我来说，陪着一个越共到一个太阳落山之后就被敌人控制的禁区去实在是太莽撞了。
“去堤岸。”我同意道。明赞许地笑了笑。
满是凹痕的出租车弹跳着驶上昏暗、狭窄的街道。明不停地按着喇叭，熟练地在人群中穿行。
“我把武器交给你是不是会让你宽心一些？”他问道。
“也许。既然戏已经开场，要是不把它演完，恐怕不太光彩吧。”
明温和地笑了起来，“我们谁也不会倒下，”他说，“除非是在战场上光荣地倒下。”他把出租车停在临街的一个小餐馆前。下车时，我注意到他的动作灵巧、机敏，像猫一样。他一直踮着脚走路，像是随时准备要跳起来似的。尽管他的身材比我小、体重也比我轻，要是我和他对打，我并没有赢的把握。没有多少人，不管他的身材如何，能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我的出现在这个拥挤的餐馆里引起了一阵骚动。美国人很少来这个地方。明要了紧里面靠墙的一张桌子。
“你用右手还是左手？”他问我。
“右手。”
“你坐在我的右边，我坐在你的左边。”
这样，我用枪的手就不会受影响。我们背靠墙坐着。
“要是你想健康长寿，我的朋友，”他说道，“你必须学会吃我们吃的东西，不仅是对身体好，而且对精神也好。我们越南人知道吃什么东西对精神健康有好处。拿你来说吧，黑鱼就比白鱼好。”
一个共产党军官和一个美国“海豹”突击队顾问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友谊来自相互尊重和同行之间的礼节。简单地说，来自相互的好感。晚上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西贡。他是一个曾经富有的农场主的后代，在法国和英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十几岁就开始和法国人打仗，以后又和美国人打仗。他说，他渴望北越和南越能够统一，摆脱一切外国的影响和控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常围绕着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南越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等问题进行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但在此刻，我们避开了最敏感的问题。我们的谈话集中在两个即将成为朋友的普通人可能都有兴趣的话题上，我开始喜欢他和我做伴。
明承认说：“我们之所以能见面，不仅仅是因为你想见我。我也想看看那个有时住在头顿荣太太家里而且同和尚交朋友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有失望。我们这样的人都有自己的行为规则。你和你的‘蛙人’打得非常勇猛。当然，我非要打败你不可，我想我们还会在战场上见。”
“我会回来的。”
“你说话像你们的麦克阿瑟将军一样直率。”
第一个“海豹”突击队员历经磨难才成为第一个“海豹”。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任何事情也难不住我。
4
我有时候在想：我对自己的戎马生涯有没有后悔呢？我又为什么要后悔呢？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除了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大干一场外，像我这样的粗汉子还能指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呢？
“你就像你的父亲，”妈妈在长岛的时候常这么说，“你是一个真正的捣蛋鬼。你长大以后要么成为英雄，要么不死也得坐牢。贝姆家的男人没有中间道路。”
爸爸和他的一个朋友常常开着一架掉了牙的“斯廷森”飞机在海上飞。飞着飞着，他们就会把飞机倒过来飞，头下就是蓝绿色的大海和波涛汹涌的浪花。
“谁让该死的海和岸离得这么近？”爸爸总是这么问。
我长大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谁让该死的海和岸离得这么近？小时候，我有时会站在海边，双手插在肥大的裤子口袋里，急切地注视着大海。我在想：这一个地平线、下一个地平线和再下一个地平线的那一头会有什么。有些人注定要在他们出生的地方生老病死。有些人则注定要浪迹天涯。
我还记得决定我命运的那个日子：1939年11月19日。我15岁。爸爸个子不高，身体结实，两只手就像拳击手套一样宽大、坚韧。他用这样的一只手拍拍我的肩膀。
“今天你跟我去船厂，”他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的木工，“你永远忘不了今天。”
到了船厂，我站在爸爸和身材高大的麦克·沙利文中间。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参加了海军。他源源不断地把水兵帽、藏青色羊毛衫和喇叭裤送给我，还经常给我讲有关战争和军舰的惊险故事。在“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的下水仪式上，麦克垂着粗笨的大手站立着，眼泪滔滔不绝地流到他粗糙的脸颊上。这艘战列舰可能有一座平放的纽约摩天大楼那么大——也可能会更大，十分雄伟。一看到它，我的喉头就会打结。
我听着没完没了的讲话和香槟酒瓶的破碎声，等待着这艘巨型战列舰滑入东河的时刻。这一时刻终于到了。它从下水滑道上往下滑行，开始速度很慢，随后速度加快，船尾猛烈地拍打着水面，首先滑入水中，掀起一阵泛着白沫的巨浪，把拖船的缆绳撞得晃晃悠悠。号声、汽笛声响彻天空。人群欢呼起来。一支乐队奏起了《起锚曲》。消防艇向空中喷着水柱，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光。这艘庞然大物溅起的浪花从天而降，我尝到了它的咸味。
要是能上这艘军舰，就再也没必要问谁让海和岸离得这么近的问题。它可以一直航行下去。“北卡罗来纳”号的下水激起了我对海上生活的神往。我向往着到海上、到战争中去历险。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绝不会甘心把自己困在陆地上。
战争的烽火已经迫在眉睫。《纽约时报》的头几版通篇印着关于欧洲战火的黑体标题新闻。每一天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希特勒、丘吉尔和墨索里尼的名字。人们，谈起欧洲战争的前景就充满了期待和激动。
在那个比较朴实的年代，绝大多数人从不讳言自己的爱国精神，人们一说起来，不外乎我们伟大的国家如何如何，我的国家是对是错，诸如此类的话题。我熟记了宪法的前言，贪婪地读着有关海军传统、美国历史和美国战争史的书籍。我担心战争开始之后还没等我长到参军的年龄就会结束。
1941年1月，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雪中，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准备离婚。我还差三个月满17岁。这个消息打乱了我的生活。在我的朋友和亲戚圈子中，离婚是一件少有的丑事。人们只会在私下谈论它。
“你想和谁一起过？”我的父母问我。我是他们惟一的孩子。
“我要当海军，”我告诉他们，“越早越好。我不想错过这场战争。”
从此以后，罗伊·贝姆就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战争。我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明。
5
我一直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态度往往使人自以为是。1941年7月，二等水兵罗伊·贝姆在鞋里塞着五美元钞票、胳膊夹着一架装在盒子里的手风琴，离开了海军新兵训练中心到“格里芬”号上报到，准备执行第一次出海任务。这是一艘潜艇补给船，正在纽约罗宾斯船厂进行维修。我穿着白色喇叭裤，看上去军容严整。我向军旗和值班军官敬了个礼。
“盒子里是什么，水兵？”值班军官问道。
我自作聪明地答道：“是我的午餐，长官。”
站在一旁的水手长责怪地向我斜瞥了一眼。二等水手长米肖是海军次重量级拳击冠军。他是一个老练的水手，下颌长得像锯齿一样，鼻子因为挨过无数次打而扁得像要贴在脸上似的。他马上让我这个“机灵鬼”去擦洗后甲板。
擦洗甲板的正确方法是重推轻收。我用的是笨办法，一边往后退，一边用拖把来回擦着，突然，拖把碰到了什么东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的目光扫过甲板，落在一条熨得笔直的喇叭裤上。拖把的须条像章鱼的触角一样散落在米肖水手长擦得锃亮的皮鞋上。我最害怕的事发生了。
“小伙子，”他不紧不慢地说，“拖把可不是这样用的。”说着，他给了我一拳。这一拳打松了我的两颗牙，其中一颗最终还是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还没有统一军事法规。海军沿袭了过去《军事统一法典摘录》里的清规戒律。船长就是上帝。水手长是仅次于上帝的粗暴工头。我躺在甲板上，看着米肖。
“找点沙子和帆布把甲板擦干净，”米肖说，“我回来后不想在甲板上看到血迹。”
教训是明摆着的。我的牙齿能否保住要看我能否学会如何使用解缆钻等航海技术。我一心一意地学习如何绞接电线和缆绳、如何操纵抛锚器具和索具以及如何驾驶军舰。在战前，绝大部分技能和知识都是口头传授。这是从没有几个水兵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延续下来的。我还熟记了十几首顺口溜来帮助我学习。
绿色红色细分明
绿归绿，红归红
这样下去最安全
米肖水手长用一记重拳开始了我的海上生涯。但斯韦德·约翰逊接手后并不怎么用拳头说话。到了九月份，由于只有那些精于算计的官僚和文书军士知道的原因，我调到了“阿尔卡”号驱逐舰供应船上。斯韦德是船上主管那些戴着头盔的潜水员的军士。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潜水员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其他水兵也都这么想。
我在海边长大，对海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潜水看起来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战前的美国海军几乎没有潜水能力，只有一些戴着头盔的潜水员。他们穿着帆布服，套着笨重的鞋子，笨重的铜制头盔连着救生索和通气管。潜水员的任务仅限于水下维修和打捞。它避开了两栖作战，也避开了把潜水员当成战士的创新。
我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我来到斯韦德的潜水舱。
“我想当潜水员。”我表白道。
“小伙子，当潜水员要能吃苦。”斯韦德答道，“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开始在潜水舱附近徘徊。17岁的我不时问些问题，想学到一点与我的志趣有关的知识。我常常在夜里工作：或是绞接捆扎电线的带子，或是完成水手长交给的任务。这样，我白天就有时间和斯韦德泡在一起。我会待在他潜水舱外面的栏杆上等着他，凝视着切萨皮克湾平坦、灰暗的海水，仿佛要穿透水面看看海底到底有什么。
斯韦德身材高大、表情严肃，长着一头灰白的头发，长脸上布满了忧愁，就像一匹拴在马厩里租来的马。二十多年来，海军一直是他的家。他很少笑，他说，他自己已经老得笑不动了，而且经历过太多难以让人笑起来的事情。幸运的是，他有耐心。所以，我也就没有再掉牙。他逐渐接受了我和我对潜水的热情。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兴趣最终会把我引向何方。
我总是有不少问题要问他。他带着习惯的严肃表情看着我。
“你可以干这个活儿，小伙子。”他的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但你得付出代价。我的军服要洗、鞋子要擦、咖啡要煮。等你干完这些以后，我再把你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你。”
这很公平。
斯韦德教我如何拆卸硬头盔，直到可以看见里面的铜，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我知道了什么是手泵、什么是通气管、什么是水压，也知道了水压对人体的影响。我熟记了波义耳定律，知道肺部气体的容量会因水下压力而改变。我还熟记了查理定律，知道气体容量会随温度而改变。
斯韦德推荐了几本关于潜水的书。我贪婪地读着，简直着了迷，我惊奇地发现人类进行海底探险的历史至少已有一千年。一心成为海底探险家的人们曾经试过可以和水面上的皮管接在一起的皮制头盔，也曾试过用羊的膀胱制作呼吸袋。潜水钟的使用源于一头封闭、一头开口的直筒式潜水器。16世纪末期的一幅印度斯坦画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用潜水筒潜入地中海的情景。
1819年，一个名叫奥古斯塔斯·西贝尔的原德国炮兵军官设计了一种开窗式袖珍潜水钟。头盔可以戴在人的头部，再用重物固定在肩膀上。空气通过岸上的通气管输入头盔。
西贝尔的下一步就是把头盔和橡胶防水服连成一体。橡胶防水服可以充气，以平衡水压。这种设计成为美国海军和其他海军使用的头盔式装具的原型。
我迷上了潜水。更令我神往的是，历史上曾经使用潜水员和游泳者进行作战。基督诞生前四百年，波斯国王泽尔士一世曾在出海作战时使用潜水员破坏敌人的航运。雅典的水下战士摧毁了敌人在锡拉丘兹的海岸防线。在拜占庭，潜水员破坏了敌人的锚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潜水员曾试过供自由潜水用的闭路呼吸系统，以抢救触礁的潜艇和执行针对敌人航运的秘密行动。
种子已经播下。在斯韦德们的培养下，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水下战士。如果能够摆脱让他们无法离岸太远的通气管，这些战士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使战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想象着成营的部队浮出昏暗的水面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在他们突如其来地浮出水面向敌人开火之前，敌人根本发现不了他们。
“下一次战争就会使用潜水员。”斯韦德预言。
斯韦德和他的潜水员们常常把头盔式潜水服和手持气泵装在舰上那条50英尺长的摩托艇里，然后到切萨皮克湾进行潜水训练。我跟他们一起去，负责操纵手持气泵。
“我什么时候可以潜水？”我恳求道。
“你得有耐心，贝姆。”
11月的一天，我的严师正在往摩托艇上装潜水用具，准备进行潜水训练。突然，他的眼睛一闪。这时，我正在附近走动。一旦训练开始，我总是在气泵旁边。
“你想不想穿潜水服照张相给家里人寄回去？”斯韦德随口问道，“你不会告诉他们你是正式潜水员吧？”
我瞪大了眼睛：“哦，不。我不会在成为真正的潜水员之前这么说的。”我满口答应。
我很少看到斯韦德的笑容：“帮这个小家伙穿上潜水服。”他说道。
我身着潜水服坐在那儿，头盔稳稳地放在膝头，摆出照相的姿势。
“那个小家伙真他妈难看。”斯韦德说，“让他戴上头盔下水。别让我再看他。”
水下一片昏暗，能见度很低。我的手脚变得模模糊糊，勉强能够看见。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我猛地潜到90英尺的深处，来回走动着，不时踢起海底的淤泥。我觉得自己像是第一次踏上了月球。当斯韦德把我拽上来并宣布我已正式成为一个合格的二等潜水员时，我激动得手舞足蹈起来。
二等潜水员这个职位意味着所有的杂活仍然都是我的，比如擦洗和修补船壳。斯韦德分派我给其他潜水员当下手。有时候，他会把类似法兰盘这样的小东西从船上扔到水里，然后让我下水去找，以此警戒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潜水员。
“如果你的下手能找到法兰盘而你却找不到，”他会对那个潜水员说，“你可能也会当下手。”
尽管这种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我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不可磨灭的梦想：总有一天，潜水员会割断“脐带”，水下特种战士将为保卫自己的国家执行艰巨的特种任务。我要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6
1941年12月7日，一个灾难性的星期天，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当时，94艘美国军舰全都密密麻麻地泊在一块不到三平方英里、只有一条出海通道的锚地。在港口中央福特岛的东端，7艘高大的蓝灰色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马里兰”号、“俄克拉何马”号、“田纳西”号、“西弗吉尼亚”号、“亚利桑那”号和“内华达”号成“战列舰阵”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排成一列。日本人偷袭之后，只有“马里兰”号和“内华达”号损坏较轻。
在被鱼雷和炸弹击中时发出的轰鸣和爆裂声中，“亚利桑那”号迅速沉没，百分之八十的船员约一千多人随船淹没。在珍珠港阵亡的2,403名美国军人中，将近一半被困死在沉没的“亚利桑那”号舱室里。
在纽约，我被母亲激动的声音召唤到收音机前。从12月5日到17日，我在家中休圣诞节假，罗斯福总统即将发表著名的“耻辱日”演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进入战争状态。所有外出、上岸和休假的军人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舰或驻地报到。
我欣喜若狂地发现我已被另行分配到“邓肯”号驱逐舰上。这是一艘服役不久的“利弗莫安”级战舰。“邓肯”号驶入满目疮痍的珍珠港进行最后的整修，随后前往南太平洋参加海战。所有进港军舰上的潜水员被临时抽调到基地协助打捞沉船。
我凝视着港湾浑浊的水面。“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伏在距水面30英尺左右的深处，轮廓隐约可见。油腻的海水躁动着，给这座坟冢增添了一种幽灵般和冥世间的气息。所有容易找到的尸体都被打捞上来，送到美国本土准备下葬。刚刚18岁的我很快了解到战争对人类的残害。
救生艇艇长递给我几个网袋和一条缆绳，指示说：“如果你找到一具完整的尸体，用绳子把它系住，我们再把它拽上来。脑袋、胳膊和尸块都放在袋子里，以后交给坟墓登记处去整理。”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尚未装进棺材的死人。但是，人们崇尚男子汉气概。我认为我比“邓肯”号上任何一个长着毛腿、爱出风头的家伙更有男子气。在驶往太平洋的航程中，我在巴拿马擅自度过了一个放肆的夜晚。为此，我即将接受一次军法审判。女人和美酒是真正水兵的嗜好。
艾德蒙德·B·惠特尼·泰勒少校是“邓肯”号舰长。在我的海军生涯中，他一直是我的恩师和前辈。他摇着头说：“贝姆，只要我们让你呆在海上，你似乎是一个很棒的水手。”
“都是因为女人和好酒，长官。”我辩解道，“我无法抵抗诱惑，长官。”
“贝姆，有时你得学会沉默。”
“这是我的错，长官。”
“别让他超过你的狮子狗屁股。”他轻轻地责骂道。
我和我的潜水搭档穿上“杰克·布朗”潜水服，准备潜到“亚利桑那”号上。这是一套轻型潜水服，包括一个带调气阀的全包面罩，一条坠着铅块的皮带和约300英尺长、直径2英尺的供氧管。空气由岸上的气泵输入。
“亚利桑那”号威严地伏在海底泥沙上，纹丝不动。舰身稍向左舷倾斜，一个豁口从甲板中央贯穿左舷。觅食的鱼群挤在船里，看见我们纷纷逃离，泛起阵阵微波，像风拂过成熟的麦田。船上布满了像痂一样的各种各样的碎片：漂流的缆绳、帆布残片、网状织物，还有索具。在我的想象中，它们就像从浸泡过的尸体上脱落的皮一样从船上脱落下来。
我和我的搭档吸口气，从船上那个可怕的伤口潜入黑暗的船腹。在潜水手电筒乳黄色的柔光照耀下，绝大部分水密舱半开着门，通道上漂浮着瘆人的残骸。影子似乎都在呼吸和起伏。
我砸开舱门上的锁，用穿着胶底鞋的脚紧抵着舱壁，用力一拽，打开了一个紧闭的舱门。然后，我把手电筒伸到前面，小心翼翼地带头游进舱室。我们的进入打破了海底的平静，也搅乱了几具尸体的安宁。他们像是在跳一种怪诞的慢动作舞蹈似的动了起来。毛发、皮肤、碎肉散落在水里，引来了一群疯狂觅食的小鱼。
我用手电筒在尸体之间来回照着，仿佛在保护自己免遭突然袭击。小小的食腐鱼从舱壁上的一个大裂口中钻了出来。电筒的光柱照亮了眼珠被鱼叼走的黑色凹洞，因嘴唇被鱼吞噬而裸露的牙齿闪闪发光。失去生命的手臂慢慢地召唤着，好像要把我们和他们一起拖进水下坟墓。舱室里回荡着震耳欲聋的无声怒吼。
我转身往回游。头撞在钢门的边缘，差点昏了过去。我的搭档紧跟在我的身后像乌贼一样从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坟墓中窜了出去，胃里泛上来的东西全都吐在面罩里。我不再觉得自己那么有男子气。因为，我那可怜的年轻心脏像炸弹爆炸一样在嘭嘭乱跳，面罩里的呕吐物呛得我透不过气来也看不见东西。我的眼睛和鼻子被胃酸灼得火辣辣的。我以为自己会被吐出来的早饭淹死。
我终于缓过神来，屏住呼吸清洗面罩。小鱼像蚊子一样蜂拥而来，吞噬着新鲜的残渣。我抿住嘴干呕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往水上冲。
“下面简直就是一个墓地！”我一出水面就气喘吁吁地说。
一心向往战争带来的荣耀和刺激的年轻人往往不会对战争的现实有所准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对一个公正的上帝的信仰有所动摇。战争对人类惨无人道的暴虐——尤其是我在水下看到的那种暴虐——对我的信仰是一种考验，最终使它不复存在。当人类互相残杀时，上帝一定不要在地球上存在。
仇恨就像寄生在我肠子里的海底生物一样滋长着。当我在“亚利桑那”号甲板下面寻觅时，我对日本人产生了仇恨。我从来没有想到潜水会是这样，也从来没有想到大海会是这样恐怖。斯韦德说得对：我要为我对水下世界的了解付出代价。
我从未想到离开水面会让我产生轻松的感觉。泰勒少校取消了所有的上岸许可，把全体船员集中在船尾。一件大事即将发生。我的心情如释重负。
“各位，‘邓肯’号已经接到命令。”舰长宣布道，“我们今天就要离港去执行任务。”
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那些把炮灰送上战场的人才会去作“为了上帝和国家”这样的讲演，而不是那些自己要上战场的人。
舰上的260名水兵进发出一阵欢呼声。我默默地发誓：今后决不再下潜到一个美国人的墓地。
7
“邓肯”号离开珍珠港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似乎总是处在战争的外围。我们只能看到女傧相，但总也看不到新娘。两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游弋。乍看起来，这个小岛没有什么价值。它大致呈椭圆形，面积约有2500平方英里。岛上全是荒山野林，路上的野草长得比人还要高。岛的价值就在于它有一个机场。为了这个机场，双方不惜一切代价。谁控制住这个机场，谁就赢得了主导南太平洋的重大优势。
1942年6月底，日本人首先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并在岛上修筑简易机场。一个月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岛上登陆。这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地面行动。他们把日本人赶进丛林里并挡住日本人的进攻。海军工程营接过敌人尚未完工的简易机场，把它建成亨德森机场。
双方谁都没有料到这场争夺战会是如此漫长、激烈。陆、海、空军部队一齐出动，相互厮杀。美国军舰对日本炮兵阵地和补给品堆集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为了争夺出入岛屿的海上通道，美国陆军派遣重型轰炸机执行远距离海上侦察任务。白天，美国飞机对敌人的军舰和滩头阵地进行低空扫射。晚上，日本海军则对停在地面的美国飞机进行炮击，隐蔽在机场周围丛林的步兵对疲惫不堪的守军发起攻击。
双方的补给全都依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上通道。双方的潜艇和飞机不加警告地对这些通道发起进攻，把它们变成了无人地带。日本人使用驱逐舰、巡洋舰——有时也使用潜艇——作为运输工具，在夜色的掩护下快速将增援部队和补给运上岛。日本人这一利用夜间为其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和对亨德森机场进行打击的行动被称为“东京快车行动”。
在这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中，每一个参战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职位越低的人，他所了解的情况就越少，也就越要依靠小道消息。我在“邓肯”号上的任务就是协助将汽油从桑托斯圣玛利亚的喀里多尼亚岛运到亨德森机场的马格特海滩。美国飞机常常缺乏油料。
一艘被击沉的日本货船搁在海里，只有烟囱和上层构造的上半部露出水面。海滩从这里渐渐隆起，形成一块不足一平方英里的无障碍地区，上面就是那条泥泞的跑道。大雨过后，飞机往往在起飞时陷入泥中。每天早上都要对日本海军夜间轰炸留下的弹坑进行修补。空勤和地勤人员的营房已经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有一个沙袋散兵坑。在马格特海滩协助卸运补给的海军陆战队员显得憔悴不堪，自从登陆以后，他们绝大部分时间每天限吃两顿饭。
在我们自己断粮之前，我们一直像富翁施舍乞儿一样把食物扔给他们。
“可怜的大兵。”杜比尔嘟哝道。杜比尔是我们舰上的炮手。“我们至少还有一个睡觉的铺位，每天还能吃上三顿热饭。在这场战争中，这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他想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他们的小岛不会被水下的什么玩意打沉。”
日本的小型潜艇像鲨鱼一样在海里游弋着。我想，这才是攻击敌人的方法。隐蔽在大海里，偷偷地接近敌人，深深地插进他的内脏，让他去作垂死挣扎。
9月14日，第61特混舰队将增援的海军陆战队第7团运到瓜达尔卡纳尔岛。“邓肯”号、“兰斯多恩”号和“拉德纳”号驱逐舰为运输舰和“黄蜂”、“大黄蜂”号航母担负飞机救援和潜艇警戒的任务。那一天，阳光明媚，蓝天上缀着朵朵柔云。这是这片纬度区特有的天气。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机群使我想起了躺在中央公园树阴下看见的麻雀。
两架美国侦察机追逐着一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侦察机的机头机枪哒哒哒地扫射着那架轰炸机。轰炸机拖着一缕轻烟摇摇摆摆地失去了高度，接着一头栽进地平线那边的大海里。“邓肯”号上的水兵们欢呼起来。
下午，战斗转移到其他地方。我正在右舷2号炮药包舱的舱口值班。我一边溜达，一边和黑人填弹手舒尼闲聊。“黄蜂”号在“邓肯”号左舷不到半英里的海上行驶着。即使离得这么远，他似乎还是高耸在我们的头上，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灰色钢铁，或是平躺的克莱斯勒大厦，在海里漂浮着。
突然，看不见的敌人又从水下发起攻击。“黄蜂”号剧烈地颤抖起来，烟雾、尘埃、水柱喷涌而出。难以想象这么一个庞然人物竟会被一个不露面的敌人割断喉管。
战斗警报响了起来。我一边飞快地向我的炮位跑去，一边向大家报警：“潜艇：潜艇击中了‘黄蜂’！”
“黄蜂”号轻轻地歪了一下，接着慢慢向左倾斜，渐渐沉入水中。前机库甲板上黑烟翻滚。腾空而起的灼人浓烟在热带的天空留下了斑斑污迹，颤动的火舌舔着溢在水面的燃油。我惊惧地看着水兵们跌跌撞撞地穿过浓烟从受伤的航母上跳进大海。整个下午充斥着远远传来的尖叫声。但丁在写他的《神曲》“地狱篇”时，脑海中浮现的一定就是这种场面。
“邓肯”号改变了航向。水兵们把船上的救生衣、木板以及所有能够漂浮的东西扔给在波浪中挣扎的幸存者。一个年轻的金发水兵得知“邓肯”号不能停下来去救起哪怕是一个幸存者，吃惊得目瞪口呆。“邓肯”号不能去冒被敌人炮火当成固定靶子的危险。
“邓肯”号放下了救生艇。我一把扯下舰长专用小艇上的罩布，把艇放了下来。我解开系艇索，在绳子系上把手，然后开动拖着绳子的艇全速冲进燃烧的大海。
“抓住绳子！”我驶进火海后大声叫喊着。
小艇慢慢地把车存者从火海里救出来，火焰灼伤了我的头发和眉毛，裸露的皮肤也燎起了水泡。当“黄蜂”号上的几个水兵被拽上我们的小艇时，他们手臂上被灼伤的皮肤脱落下来，痛得不停地动。
天黑以前，“邓肯”号救起了778名“黄蜂”号上的水兵。由于重量增加，“邓肯”号似乎都要沉下去，船尾已有一半没在水下，海水漫过了后舱面舱室后面的主甲板。我们把更衣柜里所有的干衣服全部拿出来给了那些幸存者，还把我们的铺位让给了受伤的人。每张铺上唾了两个人，其他人则在甲板上、炮位里其至在舰桥上七仰八叉地躺着。许多人因为吞下了油污和海水而不停地干呕着。
热带的夜幕笼罩在满目疮痍的水面上。“黄蜂”号燃起的大火把周围数百码的海面照得通明。船腹深处传出的轰鸣声和炸弹、鱼雷在武器舱、维护室里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最后，“兰斯多恩”号驱逐舰怜悯地给了这艘航母致命的一击，向不设防的舰身发射了两枚鱼雷，结束了它的痛苦。
熊熊的火焰喷涌而起。这艘巨舰开始向右倾斜。凶猛的后续爆炸掀起了整个飞行甲板，航母的两侧和底部也被炸得弹孔累累。“黄蜂”号发出最后一声像垂死巨兽喉咙里的呼唤声一样痛苦和伤心的呻吟，翻滚着沉没在海里。 “安息吧，老太婆。”有人虔诚地祈祷着。
由于我的铺位让给了受伤的水兵，疲惫不堪的我无处可去，只好四处闲逛，直到我在后舱面舱室旁边的甲板上发现了一块油布。油布盖在轮机舱的上面，底下十分温暖。有两个家伙已经睡在那儿。于是，我爬到他们中间躺了下来。
几个小时之后，我被一股强烈的恶臭熏醒，上气不接下气地干呕着，眼睛也被熏得十分难受。我猛地从油布上跳起来。令我毛骨悚然的是，和我躺在一起的两个人并不是在睡觉。他们是“黄蜂”号上两个遇难的水兵，放在油布下面是因为便于保存。不料，轮机舱上滚烫的甲板却把他们烤着了。
8
“黄蜂”号沉没三个早期之后，“邓肯”号驶上了成为新娘的航程。当夜色像墨一样洒在南太平洋时，“邓肯”号可能一去不复返的预感像痢疾一样在船上蔓延开来。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日落之前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以便处理伤口。几乎每一个人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粗布军服，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各种战斗准备在令人沉重的气氛中进行着，我爬到上甲板2号炮位我的战斗岗位上，在落日余辉洒下的一片寂静中坐着。太平洋热带地区的落日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落日更加红艳、更加猛烈，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凝视着大海、落日和远处瓜达尔卡纳尔岛那可怕的低矮轮廓，嗅到了从陆地上飘过来的栀子花的香气。
第64特混舰队第2特遣大队向北疾驶，准备迎战日本舰队。这时，2号炮炮长瑞比特走过来和我一起坐在这座5英寸口径火炮旁。我们默默地抽着烟，各以各的方式对待即将到来的战斗。
杜比尔走了过来。他大概有21岁，比我大几岁。他比我重一些，个头也比我高。他说话的口音听起来像是来自新泽西或东北部的人。
“贝姆，浴室现在不太挤了。”他说道，“你还有时间，伙计。”
“洗他妈澡干什么？”
水兵们对大海大都怀着一种奇怪的恐惧感，一想到船沉之后自己也会随之沉入大海，就会惊恐不安。我感到可笑，因为我是潜水员。我曾经见过海的下面是什么。我摆着一副“亚利桑那”号上的人尸都没有吓住我的样子。
“大海是你的朋友。”我挖苦说。我的话与其说是发自内心，倒不如说是虚张声势。
15时，有消息说美国B－17轰炸机发现一个由8艘日本军舰组成的护航船队正在疾速穿过科兰班加拉和舒瓦瑟尔两岛之间的海峡，朝瓜达尔卡纳尔岛方向驶去。在蓝色的海面上，6艘驱逐舰形成一个椭圆形，把两艘航空母舰护卫在当中。一队零式战斗机在船头的上方嗡嗡地飞着。
我们这个由5艘驱逐舰——“法伦霍尔特”号、“麦卡拉”号、“布坎南”号、“拉斐”号、“邓肯”号和四艘航空母舰 [ cdhyy注：原书如此。有资料说当时该水域只有“企业”号一艘航空母舰了。这些舰只应为巡洋舰。 ] ——“旧金山”号、“盐湖城”号、“海伦娜”号、“博伊西”号组成的特遣大队准备在23时左右——至少不迟于午夜时分在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萨沃小岛之间的海上通道拦截日本的护航船队。我们必须阻止今天夜里的“东京快车”。
日落后不久，特遣大队指挥官诺曼·斯科特少将在他的旗舰——“旧金山”号上拉响了战斗警报，所有人各就各位。这是1942年10月11日，第2特遣大队的9艘战舰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两侧向北疾驶，由于高速行驶而船头高昂，船尾下沉。驱逐舰在航母前方和两翼形成扇形防潜屏幕，尾波在平静的海面上犁起道道白色的泡沫。地平线看上去像一座褪色的巨大水晶宫，里面空空荡荡，惟在东边耸立着一块巨大的雷雨云砧。
我的目光透过2号炮位的瞄准孔，掠过黑沉沉的海面，朝瓜达尔卡纳尔岛望去。我们正在快速接近敌人。有消息说日本军舰距我们只有110海里：我感觉到凶恶的小兽在我肚子里张牙舞爪。我的行动会不会给那些依赖我的人带来荣誉？我会不会在必要时像男子汉一样去死？我会不会履行我的职责？
我有必要显示自己是一个称职的职业战士。
2号炮位是设在“邓肯”号舰桥前方的第一个5英寸口径炮位。作战时需要9个人才能操纵这个炮位：炮长、瞄准手、引信测定手、方向瞄准手、表尺装定手、填弹手、药包手、驻锄手和搬弹壳手。作为瞄准手，我负责操纵高低机和控制击发装置。方向瞄准手则负责水平控制。我们两人齐心协力用十字线套住敌人，其他人则在赞美上帝之后传递炮弹、退出弹壳并重新装弹。我们把自己称为圣迭戈以西最快的炮手。
控制灯把封闭的炮位笼罩在暗红色的光晕里。杜比尔的宽脸在暗淡的光线下显得超乎现实，像黑暗里的图画那样一成不变。我看见他穿着擦得锃亮的便鞋和一套最好的粗布军服。
一个人如泣如诉的歌声从后舱面舱室传来，渐渐变得越来越响。他的歌声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清脆、优美。杜比尔坐在我后下方的甲板上，两条腿搭在维护室敞开的舱门上，一动不动地听着。瑞比特炮长也在听着。“邓肯”号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宁静。当这个恐惧的年轻水兵在远离家乡三千海里以外的地方唱着一首古老的乡村赞歌时，整条船虔诚得晕厥过去。
万能的主啊，
你那甜美的声音拯救了我的灵魂。
9
当“万能之主”的尾声渐渐消逝时，全船的人似乎还在屏息聆听。人们窃窃低语着，船上弥漫着比无月之夜还要黑暗和浓厚的紧张气氛。
“看见什么没有？”杜比尔从炮位里踱出去又踱进来时不安地问道。
“看见了。”
他踌躇着，“你看到了什么，贝姆？”
“黑暗。”
“贝姆，我今天晚上不想听你胡说八道。”
同许多战斗一样，一系列小小的疏忽使第2特遣大队同日本人的“东京快车”狭路相逢。由于一个人只能看到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战斗，我过了很久才了解埃斯佩兰斯角战役的“概貌”。
22时25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埃斯佩兰斯角横亘在我们的面前。特遣大队指挥官斯科特将军将9艘战舰编成战斗队形，随即改变航向直接向看起来像地平线上的小墨点一样的萨沃岛驶去。“法伦霍尔特”号、“邓肯”号和“拉斐”号驱逐舰依次排在战斗纵队的前列，而“布坎南”号和“麦卡拉”号驱逐舰则在四艘航母后面缓缓地行驶着。这个纵队总共拥有19门8英寸口径火炮、30门6英寸口径火炮、56门5英寸口径火炮、25个鱼雷发射管和6000名官兵。
23时30分，萨沃岛横亘在离“法伦霍尔特”号驱逐舰四海里半的地方。斯科特将军下令后退。他的意图是要在萨沃岛和埃斯佩兰斯角之间南端的“入口”进行巡逻，从而迫使日本人按照他的条件出来迎战。不知为什么，他的命令被误解了。“法伦霍尔特”号、“邓肯”号和“拉斐”号三艘先头舰像紧跟在火车头后面的一列车厢一样成一路纵队实施战术迂回，但“旧金山”号航母和其他战舰则像倒卷板帘的板条一样同时后退，使三艘先头舰同编队隔开。
在迂回造成的混乱中，日本人的编队无意中和美国军舰迎头相撞。由于转弯半径比其他舰要大，“邓肯”号转身之后发现自己正独自迎着正在逼近的敌舰驶过去。在平静的大海上，除了黑暗和暗淡的星光，我什么都看不见。不到一会儿，海上就出现了幽灵般的影子。敌人的军舰好像是突然从黑暗中跳出来似的。
第一艘敌舰离我们不到1000码，上面有日本重型巡洋舰特有的后掠式烟囱。其他军舰在它的后面成一路纵队，一艘接着一艘从远处的黑暗中现身。除了马格特海滩上的那艘沉船外，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过敌人的军舰。它们正对着我们驶来。不知道别人是否发现了敌人的军舰？我的心跳骤然加速。
我大声对瑞比特喊道：“敌舰！距离——肉眼可见！”
我的声音因为害怕和激动而发颤。
其他军舰也响起了警报。“邓肯”号立即加大马力，全速向敌舰冲去，钢铁甲板不停地颤动。同我们一样，敌舰似乎也是排成一路长长的纵队，准备从我们面前横穿而过。“邓肯”号的舰首成四十五度角从敌巡洋舰舰首掠过。
我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看着“邓肯”号发射的一枚鱼雷拖着磷光弯弯曲曲地掠过黑沉沉的海面，鱼雷飞速向敌舰射去，尾迹变得越来越小。
我们的鱼雷尚未击中目标，黑夜的宁静已被打破。美国军舰上的所有武器一起开火，流星般的弹雨在空中交相辉映，猛烈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雷电的中心。友舰和敌舰混成一团，拼命厮杀。在腾空而起的照明弹照耀下，敌舰的轮廓和倒影显得阴森森的。一道道火舌从所有的火炮口中喷吐而出。
在这场风暴中，脱离编队的“邓肯”号发现自己正处在敌我双方炮火之间的危险无人地带。
瑞比特尖叫起来：“开炮！该死的，开炮！”
我的瞄准具套住了日本巡洋舰。我接通击发装置，手指一动不动地放在上面。只要装弹手们从弹药舱运来穿甲弹并把它们装上膛，这门5英寸口径的火炮就会迅速开火。我狠狠压下高低机操纵轮上的击发装置，用力之猛足以留下凹痕。随着第一声轰响，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不停地开着炮，双脚死死抱住高座椅的底座，以防后坐力的冲击。
我瞄准敌巡洋舰的舰桥。目标离得非常近，曳光弹几乎没画弧线，拖着红红的火焰直直地掠过水面咬住敌舰。
我终于参战了。的的确确，我打得不赖！
随着一声巨响，“邓肯”号发射的鱼雷终于击中日本战舰，一团红色的火球腾空而起。我不停地向敌舰的舱面船室开火，一颗颗穿甲弹就像燃烧的兰花一样在敌舰上空怒放。
这艘巡洋舰并不轻易认输，舰上的火炮还在还击。“邓肯”号紧追不舍，一心要把它赶进坟墓。
这时，双方的混战已变成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在炮弹的爆炸声和军舰、油料的燃烧声中，已经很难分辨敌友。流星般的弹雨水平飞过海面，炸开的巨浪像一朵朵鲜艳的花。美国巡洋舰发射的色彩鲜明的曳光弹，在空中重重地画出一道道变幻不定的短弧形彩虹。
孤身陷入敌我双方炮火圈的“邓肯”号就像一根避雷针，吸引了双方的炮火。我感觉像是有一头巨狼正在袭击它、摇晃它，要把它的脊梁骨折断。在耀眼的火光中，炮弹纷纷落在舰的两侧，掀起阵阵波浪，似要把舰撕裂。
突然，我被抛进滚滚热浪和强光之中。我们的火炮随着歪斜的甲板翘了起来，一股热血洒在我的脸上，迷住了我的眼睛。我的右腿卡在扭曲的炮位下面，像被灼伤似的疼着。为了摆脱恐慌，我拼命挣扎，想从炮位里挣脱出来。
又有几发炮弹击中了“邓肯”号。甲板奇迹般地向另一个方向斜过去，我趁势挣脱出来。
我发现杜比尔躺在炮位旁的甲板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的两条腿耷拉在药包舱敞开的舱门上。药包舱里火光闪闪，舒尼好像卡在了舱壁上，眼里映出的火光照亮了他黝黑的脸。我的眼睛想必睁得和他一样大，眼白和他一样多。
“他们都死了！”舒尼叫了起来。他惊愕地环顾四周。“他们全被打死了，贝姆。”
敌舰一心要把“邓肯”号摇散、撕裂。我觉得自己失禁了。热乎乎的小便顺腿流了下来。我被吓得小便失禁。但我还要继续战斗。我不会坐着等死。他妈的，我不会。
“舒尼！”
这个黑人填弹手看着我。我想，我们俩是2号炮位惟一的幸存者。
“让这帮王八蛋尝尝我们的厉害吧，舒尼。”
舒尼摇摇身体镇定下来，“维护室被烧着了，”他嚷了起来，“已经没有弹药了。”
炮位旁边始终放着两颗炮弹和一颗照明弹，还有白磷。“还有药包吗？”我问道。
“混账，贝姆。梭子里有一个药包，托盘里还有一个。就这么多。”
“去把照明弹拿来。”
我又爬到击发装置旁边的高座椅上。炮位显得扭曲不堪。可能军舰本身就已经扭曲不堪。仍在行驶的“邓肯”号慢慢地向左转着。我看见火光嘶嘶地从舰桥上冒了出来。远处，日本巡洋舰也着了火。
一艘敌人的驱逐舰从我们的火炮和正在燃烧的巡洋舰之间悄悄地滑过，露出只有月食时才能看到的完美侧影。如果我们倒下，我们要像西部枪战那样开着枪倒下。
我压下击发装置。
没有动静。驱逐舰还在滑行。
我用瞄准具套住它，想再试一次。火炮的发射装置全都失灵了。炮的底座有一个送弹装置，通过它也可以发射。我踹了一下送弹杆。还真管用。照明弹流星般地射向驱逐舰的舰桥，火花四溅。
“贝姆，药包舱快要爆炸了！”舒尼警告我说。
“再打一发。装弹。”
我再次开炮，炮弹落在敌驱逐舰舰桥后部。
“打得好！”舒尼声嘶力竭地吼起来，“药包舱快炸了。赶快走吧！”
他蹒跚着走出炮位，一会儿就不见了，这时，垂死挣扎的“邓肯”号把我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舰身剧烈地摇晃着，我倒在地上站不起来，只能四肢着地向舱口爬去。钢铁甲板被下面的火烧得滚烫，把我的手燎起了水泡。从敞开的药包舱里喷射出来的火焰吞没了杜比尔耷拉在舱口的双腿和双脚。
杜比尔呻吟着：他还没有死。我伸手去抓住他。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只是做出本能的反应。我拖着杜比尔沉重的身体朝弹壳舱爬去，一个个空弹壳从舱里被抛到甲板上。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杜比尔拖出舱外。
“邓肯”号的一侧被我们自己的“博伊西”号上6英寸口径火炮击中，另一侧则被日本巡洋舰上8英寸口径火炮击中。我后来得知，“邓肯”号中了56发炮弹，其中一半落在2号炮位和1号烟囱之间。“邓肯”号几乎被炸断，就像一块扔在水塘里用做打靶练习的木头。
巨大的冲击力把我摔在杜比尔失去知觉的身体上，我的头重重地撞在炮位的钢铁舱壁上。火焰从每一处缝隙和松动的地方喷射出来。我拼命拖着杜比尔，穿过弹壳舱来到开阔的甲板上。要是我的肾上腺素没有加速分泌，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邓肯”号的1号烟囱已被炸掉，舰桥上火光冲天、黑烟滚滚。
从右舷的20毫米口径高射炮位传来细微的哭声，听起来像是一只被困的小猫。我把杜比尔从2号炮位拖开放到甲板上，然后去看高射炮旁边的那个人。
当我试着抬起他的身体时，一股黑血从他张开的嘴里喷射出来，胸膛深处格格响着死了过去。我脱下他的救生衣穿在杜比尔的身上。由于救援“黄蜂”号上的幸存者，我们的救生衣不够用了。
杜比尔尖叫起来。他的双腿被烧得焦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别的伤口。我拖着尖叫的杜比尔来到左舷的主甲板上，把他放在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谢天谢地，他又昏了过去。
我在半昏半醒的状态中想到可能还有其他人需要帮助。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弹片已经钻进了我的双腿和头骨。我在燃烧的舰上四处寻觅。后续爆炸把船腹炸开，让海水漫了进去。舰上的弹药因为温度过高走火爆炸。我的眼前闪现出一幅幅超现实的场景：高声尖叫的水兵们像地狱里的人一样疯狂地四处奔跑；燃烧的碎片在空中四处飞扬；熊熊的火焰像巨蛇一样嘶嘶地扭动着冲出燃烧的弹药库；人们从船舷上一头栽进黑暗、油腻的海中。
各种场景和怪异的图像转瞬即逝。水兵们坐在船舷的护栏上凝视着海水，仿佛凝视着永恒。他们的脸庞被火光映得通红，双腿一扇一扇地保持平衡，然后一头栽进大海。
甲板下，2号炮位的弹药维护室笼罩在一片火海里。瑞兹像蜡人一样在火光中融化。我知道他是瑞兹，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用大字印在粗布衬衣背后。我在火光中看见了他的名字。一会儿，这个名字就消失了，瑞兹也被烧死了。
约翰·J．普辛斯，海军的摔跤冠军，一动不动地站在餐室舱口，把门堵得严严实实。
“普辛斯，让我出去。”我说道。
我推了推他。他就像米开朗琪罗的大理石雕像——“大卫”一样冰冷、坚硬。我挥拳向他猛击，想要他从舱口让开。他似乎既没有感觉到这一击，也没有看见打他的人。我设法从他的胳膊和腿之间挤了过去。他仍然站在那儿，好像巨人一般要独自一人把这艘舰撑住。
在位于水手舱上面的水手长舱室里，一个哭丧似的哀号声在恳求着：“主啊，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
帆缆三级军士长达文波特和1号炮位的几个人准备组织后撤。军士长抓住我说：“贝姆，你去哪里？”
我盯着他。血水和汗水刺痛了我的双眼，我只能看见一半。我往下指了指说：“普辛斯还在甲板下面。”
“去把他叫上来。”军士长下令道。
他的命令明确了我的目的。我要去完成一项任务。
普辛斯仍然站在餐室的舱口。我还是推不动他。据我所知，他和舰一起阵亡了。
我回去之后，达文波特军士长对我命令道：“给我割一截管子来。”
我用带鞘短刀从消防水管上割下了长长的一截。达文波特把管子的一头系紧，并把另一头从船舷上扔了下去。沿着这条临时做成的绳子爬下去要比冒险跳海或潜水去找漂浮的碎片安全得多。
“再见。”我对达文波特军士长说完就走开了，我必须回到杜比尔身边。
我们的军舰就像一架巨型火焰喷射器，火焰带着可怕的嘶嘶声从舰的两侧喷射而出。杜比尔仍然躺在护栏旁边的主甲板上。他失去了知觉，但还有呼吸。我检查了一下他的木棉救生衣，吃力地把他拖到边上，然后猛地把他推到水里。
“祝你好运，哥们。”
我最后环顾了一下四周。这艘漂亮的甲板擦得锃亮，带着“利弗莫尔”级特有的柔滑线条的“邓肯”号驱逐舰即将沉入海底坟墓，就像“亚利桑那”号一样。我一度在熊熊燃烧的舰上和平静的海面之间那条细细的等角线上踌躇着。我决定在海里碰碰运气。
我从舰的一侧疾速下潜，想借着冲力穿过正在蔓延的火焰。大海将再教给我一个关于意外和恐惧的宝贵经验。
10
我深深地潜入黑暗、温暖的海水里，竭力保持着清醒。如果失去知觉，我就会一直沉下去。我没有穿救生衣。有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置身于切萨皮克湾海底的幻觉，仿佛看到了阴暗的海底淤积的泥沙。
海水的冲击使我的头脑清醒了一些，我挣扎着露出水面。在照明弹和炮火的辉映下，军舰上熊熊燃烧的火焰把方圆数海里的海面照得透明。军舰的残骸四散漂落在海面上。一个东西撞了我一下。我抓住它一看，原来是一根电线杆大小的木头，这根木头是日本军舰上的，因为美国军舰全部是用金属制造的，我一边拍打着水，一边爬上了这根木头。
一个紧紧抱着木头另一端的湿乎乎的人影半是恐慌半是威胁地大叫起来，我和那个日本水兵在朦胧的夜色和混乱的战斗中互相打量着对方，我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拿带鞘短刀。我以为他会过来抓我。他想必以为我会过去抓他。我们犹豫不决地僵持了很久。
接着，我松手放开我这一头，他也松手放开了他那一头。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快地游开，我们两个人都不想再打了。
我一边游着，一边回头望去。我以为会看到那个日本人在追我。但是，我所看到的却令我毛骨悚然：“邓肯”号正在后面追我。失去控制的“邓肯”号兜着小圈，喷着像斯堪的纳维亚人火葬柴堆发出的火焰，径直向我逼近。随着距离的接近，“邓肯”号显得越来越大，火焰和烟雾从缝隙处喷涌而出。
我深深地潜入海里。我真希望我能在水上跑起来。
凑巧的是，我碰上了一个身穿救生衣仰面朝天漂浮着的人。疼得失去了知觉的杜比尔在说着胡话：“小心！小心！……上帝啊！上帝。我要回家……”
我几乎恨他挡住了我的路，“邓肯”号熊熊燃烧的舰首向我们逼过来。我抓住这个满嘴胡话的水兵救生衣的颈部。我的脑子一片混沌，不知道从哪里逃生。我选择了一个方向，飞快地仰泳起来。
受伤的驱逐舰从近得几乎伸手可及的地方擦身而过，舰首犁起的余波闪闪发光。余波把我们拽住，打翻在水里。我像溺水的人似的死死抓住杜比尔和他的救生衣。我又一次产生了一种即将陷入昏迷状态的奇怪感觉。
当我们浮出水面时，似乎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世界已然变得平静、温暖、安宁。我以为我会死过去，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糟糕。这时，我发现熊熊燃烧的“邓肯”号正在渐渐远去。我想必有一会儿失去了知觉。
战斗似乎骤然而止。沉闷的热带夜晚好像已经驯服了大海。我的视野里只能看到冒着火柴般弱光远去的“邓肯”号。四周一片宁静。杜比尔和我是惟一的幸存者吗？
“回家……”杜比尔恳求着，“回家……”
在这片黑沉沉的浩瀚大海上，另一个人的存在，尽管他已经受伤并处于半昏迷状态，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他的救生衣也使我们俩能在水上漂浮。
“杜比尔？”我期待地问道，“杜比尔，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他的头在我旁边晃了晃。“谁？……谁？……”
“罗伊·贝姆，还疼吗？”
“我的腿……我感觉不到它们……贝姆，我想回家……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当我们被海浪抬起身时，我瞥见天际处星光照耀下的一片墨水渍。到波谷时，我就看不见它了。但到了浪峰，我就又能看到它。这肯定是萨沃岛。
“我们会回去的，哥们。”我说。
我用一只手拉着杜比尔开始向那块墨水渍游去。
“回家……”杜比尔说着，“妈妈！……妈妈，你在吗？”
在我拉着杜比尔的这个漫长夜晚，杜比尔不时陷入昏迷状态。当他失去知觉不再唠叨和挣扎时，我们就能游得快一些。
太阳蓦地跃出海面，悬在我们的头上。头晕眼花、精疲力竭的我刚开始还以为它是一场大火或爆炸。我不停地踩着水。杜比尔的尖叫声撕人肺腑。
“小心！小心！”
我忍不住想把他按到水里，让他闭嘴。
海水泡肿了我的脸。两眼像是浸在酸里一样，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的舌头就像一条干海参，直往喉咙里钻。我担心它会堵塞我的气管。在这个漫长的夜晚，我会不时地停止游泳，只是浮在水面上，以便换一换手，呕出胃里的海水，休息一会儿。
我估计我们是在半夜时坠入海里的。现在天已经亮了。我已经拉着杜比尔游了好几个小时。我主要依靠本能来判断方向，但愿我们没有偏离萨沃岛的方向。我觉得疲惫不堪，仿佛全身的力气都快要用完似的。要是我们再这样下去，我也会像杜比尔那样开始说胡话了。
可我不能放弃。我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的声音就像一张被卡住的唱片，反复地在我的脑海里响起。唱针不停地摩擦着我的大脑：坚持下去。
我觉得不知所措：浩瀚的大海上似乎只有我和杜比尔两个人。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萨沃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入口到处都是军舰的残骸、死人的尸体和幸存的水兵。这场海战只持续了三十分钟。日本的4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被击沉。美国的“博伊西”号和“盐湖城”号航母以及“法伦霍尔特”号驱逐舰严重受损。不过，控制人员设法扑灭了舰上的火，把它们救了出来。惟有“邓肯”号驱逐舰被击沉。
107名美国人在埃斯佩兰斯角战役中丧生。“邓肯”号上的200多名水兵跳入海中以逃离这座漂浮的地狱。尽管救援行动随即开始，许多幸存者直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还在海里。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血混在一起，无异于投在水里的鱼饵。鲨鱼纷纷涌向作战地点，准备尽情享用这些无助的牺牲品。后来，尽管我会回忆起那些鲨鱼以及由于看不见的敌人正在迫近而造成的恐惧。但在当时，我一心考虑的只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生存。
为了游起来方便，我不知什么时候甩掉了鞋子和粗布衬衣，用刀割掉了裤腿，我的全身似乎都失去了知觉。当我的视线偶尔变得清晰时，我想我们一定正在靠近萨沃岛，因为它看上去比一个小时左右前更近了。也许这是我的幻觉。
我听见自己喉咙和肺部深处传出粗重的呼吸声。无论萨沃岛是在友军还是在敌军的手里，我都不在乎。它根本就没有关系。萨沃岛是杜比尔和我惟一的希望。
当太阳缓缓地升上湛蓝的天空时，我不知怎地意识到杜比尔和我在这片明朗的大海上已不再孤单。我察觉到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我一边踩着水，一边迅速地眨着眼想看清楚一些。我看到了……
鲨鱼鳍。像刀刃一样划过水面的鲨鱼鳍。
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感觉已经麻木。但是，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害怕，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魂落魄的恐惧。即使昨天夜里我们的炮位爆炸时，我都没有这样过。只要看见鲨鱼，最勇敢的人也会惊慌失措。更何况是在海里碰到鲨鱼呢！
四五条鲨鱼围了过来。它们在我察觉之前在附近等了多久？我离它们越来越近，胆子渐渐大了起来。我伸手去拿刀，却摸了个空。我在夜间长距离的游泳途中把刀子弄丢了。
只有一个选择：继续游下去。我曾经听说惊慌失措只会马上招致鲨鱼的攻击。谢天谢地，杜比尔仍然毫无知觉。我祈祷着不要让他苏醒过来胡乱扑腾。我鼓起勇气缓缓地在水中移动着，以免被鲨鱼当作容易攻击的目标。
鲨鱼包抄过来。
鲨鱼逼近时那种随便、超然的神态使我心跳加剧、毛骨悚然。它们黑色的脊鳍划破水而，蛇一般的眼睛闪闪发光，满口獠牙的嘴大张着。它们目中无人似的审视着我们，就像一条准备吞吃活蝗虫的鳟鱼。
一条比其他鲨鱼大、胆子也大一些的鲨鱼猛地窜过来咬了我一口。我的脚有一种被抓挠的刺痛感。我大叫一声挥拳打了过去，把这条鲨鱼赶开。
血从我的脚上流了出来。10英尺开外，这条巨鲨黑色的脊背闪闪发亮。
它在水里兜着圈子。
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它赶开。小一些的鲨鱼都避开了，只剩下这条大鲨鱼。我密切注意它的动静，判断它的下一步动作。我的头像棘轮一样转动着，疲劳、伤痛和令人发软的恐惧一起袭来。我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能始终浮在水上并牢牢抓住失去知觉的杜比尔。
失去知觉也有它的好处：杜比尔并不知道我们即将成为某种动物的美餐。
鲨鱼鳍消失在水中。看不见鲨鱼比看得到鲨鱼更令人恐惧。我像陀螺一样在水里打着转，梭子般锐利的眼睛紧盯着清澈的碧水，太阳在水面的强烈反光刺痛了我的双眼。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头被狼包围的鹿。
水的深处有一个黑影。这个影子迅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像是变焦镜头拉出的一个大特写。我差点脱口尖叫起来，但还是把叫声咽在喉咙里。
这条强壮的大鲨鱼蹭着我的光腿，像砂纸一样粗糙。
我忍不住尖叫起来。
杜比尔也尖叫起来。在他的身体猛地离开水面的最后一瞬间，他一定也有所察觉。在鲨鱼的进攻下，他在白色的泡沫里剧烈地扭动着，一会儿就从我的手里滑开，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尖叫声戛然而止，但却在我的噩梦里绵延不绝。
事情结束得太快了。一片红色染污了海水，一直渗到海水深处。我完全失去控制，发疯似的拍打着水，拼命地游着。我深知自己游不过鲨鱼，但决心要让它们费点劲儿才能美餐一顿。
奇怪的是，鲨鱼抢走杜比尔后一直和我保持着距离。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艘救援舰把我从海里拉上来时，我已经陷入谵妄状态。有人在说话。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随着一阵响声，一条船紧贴着我出现了。我吓了一跳。有人伸出一根钩杆让我抓住。我无力地挣扎着想爬上船，但又精疲力竭地掉进了水里。
“喂，水手长！把手伸过来。”
我的脖子上系着水手长的哨子。他们以为我是水手长。
“我自己来。”我一边挡开他们的援手，一边说道。我是一个顽固的家伙，不仅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是。
“好啊，水手长。你现在还行，希望你以后也能行。”
11
“邓肯”号上的幸存者们个个衣衫蓝缕，所有能找到的多余衣服都被我们穿在身上。我穿着一条半截粗布裤和一件没有袖子的外套。惠特尼·泰勒舰长最后离开“邓肯”号指挥位置跳入大海时，他的一只胳膊骨折了。他用那只完好的胳膊在水里游着时，碰到了一个受伤的水兵。
“别管我，舰长。”年轻的水兵说。
泰勒舰长把他骨折的胳膊伸给那个水兵说道：“喂，抓住他。”他整夜一直在用这只骨折的胳膊拉着那个水兵。
我非常敬佩惠特尼·泰勒。我从和他一起在“邓肯”号上服役起开始了我的生涯，其中大部分时间我和他从事着相同的工作。我以后在海军特种作战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大多要归功于他。是他发现了我具备的潜力并且强迫我通过函授课程来开发这一潜力。如果他每当我违反军规时都把我送上军事法庭，那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军官。
“你的运气不错，贝姆。”他对我说，“关于你在巴拿马那个晚上的放肆行为的军法审判文件和‘邓肯’号一起沉没了。”
在我们这些幸存者获准返回美国本土休假之前，泰勒舰长在“盐湖城”号航母的尾部把“邓肯”号上幸存的水兵集合起来。比尔·哈尔西将军亲自宣读了一份在埃斯佩兰斯角战役中作战勇敢人员的名单。不知为什么，我的名字也在名单上。
“贝姆，出列。你是什么级别，贝姆？”
我穿着一条破烂的粗布运动短裤和一件绽线的运动衫。“嗯，艇手，长官。”
“你现在晋升为二级艇手。”他说道。
“谢谢长官。”我迈着漂亮的跨步回到队列里。我后面的一个家伙小声说：“贝姆，你是个傻瓜。要是你告诉他你是一级艇手，你现在就是军士长了。”
哈尔西将军听到他的话后又返回来，“他说得对，”他对我说，“那么你就是军士长了。”
差点被鲨鱼吞掉这件事吓得我魂飞魄散。我才18岁就尝到了死亡的滋味。我在纽约休假时开始做噩梦，总是梦见那条混蛋鲨鱼从我的手里抢走杜比尔。这些噩梦将会伴随我一生的念头折磨着我。我头骨里的那块弹片离大脑太近，医生们不敢把它取出来。我怀疑这块弹片是否和我的噩梦有关。除了做噩梦，我还经常剧烈的头疼。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负伤的打仗老手，人们像欢迎归国英雄般地对待我。麦克弗森夫妇，我的教父母，带我去洛克菲勒中心音乐厅去看芭蕾舞。我的文化程度和一头骡子差不多。骡子套上赛马的衣服还是骡子。麦克弗森妈妈笑了起来。
“我们想让你见一个人，”她说，“地相漂亮。你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她都听说了。”
我们在暗下来的剧场里找到位子坐了下来，演出开始了。幕启处出现了一个美丽的花圃。花儿竟相绽放，每一朵花里都有一个可爱的姑娘。麦克弗森妈妈指着台上说：“就是她。她叫托妮。”
我的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托妮。伊丽莎白·玛丽·莫里斯——托妮约有5英尺高，长着一头橘黄色的金发，一双大而明亮的碧眼照亮了整个剧场。她那两条腿简直美妙绝伦。我不知道世上竟有这么漂亮的大腿。相形之下，戏里的其他姑娘简直就是臭草。
麦克弗森妈妈后来介绍我们认识时，我不住地踮起双脚，直到我们离开剧场。因此，我一直站立不稳。
“哎呀，我爱你。”我终于脱口说道，“我要杀死所有日本人，让战争早点结束，我也可以回到纽约。”
在我返回战场之前，我和托妮订了婚。在这个战乱年代，旋风般的爱情就像托妮在台上扮演的花朵一样开放了。我带着“晕船的水手”这个绰号返回南太平洋，因为这是托妮小时候最爱看的一本书的名字。我发誓要实现我的惟一目标：在战争中活下来，然后离开海军去和我美丽的小伊丽莎白结婚。
早在战争初期的1942年年底，我就听说并打听过一个在佛罗里达和夏威夷进行训练的特种水上部队的情况。从我零零星星收集到的情况来看，美国将在对日本进行跳岛作战时使用这支后来被称为“蛙人”的部队执行秘密水上行动。斯韦德灌输给我的主张是要把潜水员变成战士。我和鲨鱼的遭遇战甚至也可以作为这一主张的佐证。我着了谜似的想象着海上突击队像鲨鱼一样从深海中现身，把敌人吓得魂不附身。就我个人而言，我痛恨日本人，不仅是因为珍珠港和“亚利桑那”号，而且也因为“邓肯”号。
我没有打听到这支水上部队的任何情况，这支部队仍然十分神秘。朋友们劝我：能从一场水下遭遇战中逃生应该算是幸运的了，今后应该力争留在水面上。另外，我现在要考虑托妮和我们的婚姻。我依然认为我注定要不同凡响，但不一定要在海军。
“托妮，我的生命属于你。”我写道，“即使是战争也不能剥夺我的生命，因为它属于你。我将永远爱你。晕船的水手。”
我决定留在驱逐舰上。一个人事士官想把我派到“舒伯特”号驱逐舰上，而不是派到惠特尼·泰勒当舰长的那艘驱逐舰上。泰勒舰长现在指挥的是一艘平甲板“弗莱彻”级巡洋舰——DD－473“弗洛伊德·贝内特”。“贝内特”号的船员大多是“邓肯”号和“奥布赖思”号上的幸存者。“奥市赖恩”号也是在“黄蜂”号沉没的同一天被击中并最终在进港途中沉没的。当泰勒舰长走进人事部门办公室时，我正让那个执拗的军士头顶废纸篓站在甲板上，然后挥拳猛击废纸篓。
那个军士哀号着，“长官，这个……这个军士说，如果我不改变他的任命，把他从‘舒伯特’号调到‘贝内特’号，他就会杀了我。”
泰勒舰长看看我，又看了看那个脸色苍白的军士，“既然如此，”他慢吞吞地说，“如果我足你，我就改变他的任命。”
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贝姆，我想让你参加一个新的函授课程。”
舰长惩罚我的办法就是让我参加函授课程。“邓肯”号沉没之前，我同时参加了五门课程。
“长官，我已经参加了五门课……”我抗议道。我将是海军少数几个同时完成一级和二级领航课程的人之一。
泰勒舰长的眼睛眯了起来。
“是，长官。”我屈服了。
“‘贝内持’号上见，水手长。”
泰勒舰长的副手是菲利普·H．豪克少校。他原来是“邓肯”号的枪炮部门长，水兵们都管他叫“菲尔大叔”。19岁的罗伊·贝姆被比尔·哈尔西将军亲自任命为二级水手长，现在则是负责锚具的第一部门军士长和2号炮位炮长。
1943年7月31日，泰勒晋升为第45驱逐舰中队司令，“贝内特”号隶属于这个中队。豪克少校接任“贝内特”号舰长。新舰长延续了泰勒舰长传下来的与我有关的两个习惯和教育方式。惠特尼·泰勒总是说，我在海上是一个出色的水兵，但在岸上则是一个讨厌的危险人物。豪克一定要让我参加大量函授课程，从而使我无暇他顾。
“水手长，”豪克少校冷冰冰地说，“我看没有什么理由政变一个能打胜仗的组合，你说呢？只要你继续惹麻烦，我们就会继续让你去学习。海军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一名军官。”
第二个习惯源于我用一个5英寸口径的火药罐放在“电炉”上做成的“咖啡壶”。我把咖啡壶和一个食品柜放在水手长舱里，以备夜间值更时使用。有一天晚上，泰勒舰长顺便来到我的舱室对我说：“水手长，能不能给我来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
我用军士长热狗肠、维也纳香肠和生葱做三明治时，泰勒喝了一口我杯里的咖啡。咖啡里对了酒精度为百分之九十的烈酒。我屏住了呼吸。我正想对他解释说烈酒可以缓解弹片造成的剧烈头痛。这时，他又喝了一口咖啡，表情没有变化。
我马上又往他的咖啡里对了一点烈酒。我们一起坐着，边吃边喝，听着“东京玫瑰”播放格伦·米勒的乐曲并警告说美国人就要输掉这场战争。泰勒站起身准备离开时说：“我以后要经常过来。”
“菲尔大叔”豪克接任不久就到水手长舱登门拜访。“贝姆，”他说，“我听泰勒舰长说，你的三明治做得相当好，可咖啡却不怎么样。”
返回南太平洋后，我把托妮的照片挂在2号炮位里抬头可见的地方。我不需要照片就能看见她。每当我合上双眼，我都会看到她迷人的碧眼和漂亮的长腿。我简直神魂颠倒。托妮和她连珠炮似的情书伴随我经历这场旨在结束所有战争的磨难：神风自杀飞机的攻击和使用“狼群”战术的袭击、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冲绳。我希望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希望离开海军。
我想回到家乡我的女朋友身边。
12
通过在太平洋发动跳岛战役占领日本人控制的岛屿基地，美国人不仅可以阻止日本海军的自由航行，而且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可以适时对东京实施空袭的跳板。“贝内特”号依次参加了太平洋战场的各个战役：护航和巡逻、反船运作战、潜艇警戒、为突击部队提供掩护、对关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实施登陆前的炮击、在针对日本船运的所谓“火鸡活靶射击比赛”中为航母担负战线警戒、炮击反攻的敌军、为地面的海军陆战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担负防空任务……
驱逐舰内部通话系统重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的讲演使我意识到，“这场旨在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可能是我一生中和这个世纪中惟一最重要的事件。在海上漂浮的27个月里，我在日记里记载着这场战争，用来让我和托妮在战争结束后即将生养的孩子们从中受益和受到教育，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女人的爱竟会如此改变一个男人的观点。
1943年9月23日：舰泊在马格特海滩附近时差点被鱼雷击中，一年前，就在同一个地方，我失去了我所服役的舰……
1943年12月10日：第三次到布干维尔岛。“丹佛”号舰被日本飞机击中。舰上有我的几个好朋友……吉恩和唐没事，可艾斯·奥布赖恩被打死了。我想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被什么东西打死的……
1944年5月8日：战斗警报。离日本人控制的“肖特兰岛”滩头还有6000码。我们准备把了望台上的几个日本人打下来。他们的6英寸口径岸炮从滩头向我们开火……一颗炮弹落在几个烟囱之间。炮弹落在舰首附近，把我们困在舰的中部。炮弹落在我们周围。我们进行了还击。不知道我们给他们造成多大破坏。日本人仍在从21000码远的地方向我们开火。战斗结束后，我们把弹片从甲板上扔了出去。没有人受伤。日本人有6门6英寸口径火炮，而我们只有5门5英寸口径火炮。我们的轰炸机已经飞过去了……另一艘和我们在一起的驱逐舰——“霍尔福特”号挨了打。两艘舰仓促后撤……
1944年5月21日：部门运转正常。我因而有空检查部门工作手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是，尽管一切正常，船员中间有一种紧张气氛，有一种敌意。我曾经有过这种体验——风暴前的平静……他们对这种不停的忙碌感到厌倦。自从我们离开美国本土之后，我们仅有6天休息时间。在这6天里，船员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紧张气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增加……
我想这一切的背后是，我也厌倦了美丽的太平洋。我深深地爱着托妮，想见到她、拥抱她。船员们都有各自的原因：妻子、情人、亲人、孩子、狗和猫。有一个家伙说他想自己的宠物熊。我意识到下一次攻击将会异常艰巨。如果能在战斗结束后回家过上一段时间，那可就太好了……
1944年6月11日：我们正在向目的地——日本人控制的塞班岛进发。老兵们表现很正常，但是没有打过仗的新兵们反应不一，显得可笑。有些人在高谈阔论，有些人则像被吓坏的小猫。
1944年6月13日：天亮前，我们从南面接近塞班岛。黎明时开始炮击。其他部队则从北面发起攻击……“加利福尼亚”号的雷达和主炮塔探测系统被击中，但还在继续战斗……
爆破班的四个人下到珊瑚礁上测量水深。日本人的所有武器一起向他们开火。四个人全部撤回。他们带回一个前一天被打下来在珊瑚礁上避难的飞行员……塞班岛上有两三个弹药堆集所和几个临时燃料库正在燃烧……
晚上，几艘军舰轮番照亮滩头并进行炮击。炮击持续了一夜。与此同时，爆破班在珊瑚礁上清理出一条通道……
1944年6月18日：在离塞班岛和关岛150海里的地方等候日本人。据说我们在塞班岛伤亡总数仅为2200人，其中1500人丧生……这是这场战争最令我难以忍受的地方：我们的士兵正在牺牲，而我们却只能坐等日本舰队鼓起勇气出来和我们决战。这些黄皮杂种……
1944年6月19日：我们遭到日本俯冲轰炸机的袭击……
今天有一番苦战，但很值得，实际战果是：205架日本飞机被击落，只有一枚炸弹命中我们的编队……
下半旗向阵亡官兵志哀……
海军陆战队横扫塞班岛。我们的部队击沉了7艘满载着黄皮鼠企图撤出塞班岛的日本后送驳船……
1944年7月13日：驶入塞班岛加油。日本人浮肿的尸体在船边漂浮着……死尸中间还夹杂着死去的牲畜：马、牛、羊、狗……
1944年8月15日：我收到女朋友的来信。她似乎想告诉我什么……收听“东京玫瑰”的广播。她说得不太多。也许我们应该给她写一些慕名信。
13
我不断听到关于”蛙人”的消息。他们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潜水员，其任务是炸毁珊瑚礁和其他障碍，为部队登陆打开水上通道。然而，直到进攻塞班岛时，我才亲眼看到他们，这些潜水员乘坐的满载梯思梯炸药的登陆艇与“宾夕法尼亚”舰相撞后进水，于是临时上了“贝内特”舰。在另一艘登陆艇来接他们之前，他们一直和驱逐舰上的船员隔离开来。我不由得感到好奇。
我的潜水技术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相形之下，我简直就像是在游泳池里潜水。这些像标本一样轮廓分明、臂力过人的年轻人举止间透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特别神态。每个人身上都涂着蓝绿相间的伪装色，两臂和从脚趾到下巴的部位还涂着黑色条纹，以便用身体测量岸边的水深。
他们的装备包括：头盔、潜水面罩、防止手被珊瑚扎伤的软木手套、脚蹼、泳裤、护膝、匕首和救生带、急救包、可在水下写字的铅笔，还有小块的有机玻璃写字板。虽然美国军队直到战后才装备自给式潜水呼吸器，但这些潜水员均配有两个装在浮筒里的便携式氧气瓶，瓶上有一根长长的通气管与“杰克·布朗”潜水面罩相连。这些身上涂着黑纹的蓝色人并不依赖放在船上的气泵，而是随身带着氧气瓶。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些潜水员来自一支被称为水下爆破队的特种部队。据说只有“一半是鱼一半是人”的人才能加入。
“你看他们，水手长。”我手下的一个炮手问我，“他们不就是你经常说的海上突击队员吗？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去呢？你倒是赶快去啊。我来替你照顾你的女朋友。”
我的脸沉了下来。我打算离开海军和那个长着一双可爱的眼睛和两条漂亮的大腿的托妮结婚。难道不是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地打听水下爆破队的情况。尽管和我心目中的水下战士不完全一致，但它毕竟是一个开始。
水下爆破队初期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它的惟一任务就是协助己方部队对敌滩头阵地实施登陆突击。1942年8月7日，美国第一次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实施登陆突击。这次行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对于准备从法属摩洛哥卡萨布兰卡附近的瓦迪塞弗河口在法属北非登陆的进攻部队来说，情况却不一样。
维希法国在河口两侧的防波堤内跨河修筑了大规模的水栅和拦网。远处，一座装备着155毫米火炮和75毫米火炮的大石堡守卫着河的入口。计划者们招募了一个爆破专家——马克·斯塔克韦瑟海军上尉和另外16个人到瓦迪塞弗河口去清障。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作战爆破队。斯塔克韦瑟是美国水下突击队的先驱。他是第一个。
作战爆破队于己于1942年9月开始进行训练。11月8日，它的第一次清障行动遭到失败。石堡里的纳粹守军在风大浪急的海面上发现了他们并向他们开火，把他们乘坐的舰赶回大海。三天以后，作战爆破队又进行了一次尝试。这一次，他们成功地炸毁了障碍物，为登陆部队扫清了道路。这次行动首次使用了水下爆破人员。
1943年6月，未爆弹处理专家德雷珀·J．考夫曼少校受命在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组建了第一支海军水下清障队。这支部队十分神秘，海军几乎无人知道它的性质。第一批志愿者学习了水道侦察、地形测绘和爆破。他们执行任务时乘坐小艇，身穿有救生带的全套作战服，脚登作战靴以防被珊瑚礁划伤。由于身上系着保险带，他们无法在水中游动。
1943年11月塔拉瓦岛之战的惨状使海军意识到水下侦察的必要性。由于无法越过水下的礁石，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阵亡，2500人负伤。水下爆破人员并未用于清理道路，但是所有以后的登陆作战都使用了水下爆破人员。塔拉瓦之战的后果也为水下爆破队开辟了道路。
在夸贾林环礁，由于大量礁头的存在，运送海军水下清障队人员向岸边驶去的登陆艇艇长显得十分紧张。刘易斯·F．吕尔斯少尉和海军工程营军士长比尔·艾奇逊脱掉作战服，只剩下穿在里面的游泳裤。他们用了45分钟时间在水下测量水深和查找障碍物。除了那些将会妨碍登陆艇有效使用的礁石外，他们还发现了岸上的隐蔽火炮掩体和土木障碍。他们建议在进攻时使用水陆牵引车取代登陆艇。
两栖部队指挥官凯利·特纳将军对集“蛙人”和爆破手为一体的海军水下清障队这一概念很感兴趣。在他的鼓励下，考夫曼少校在皮尔斯堡为未来的水下爆破队制定了一个新的高难度训练计划，以磨练可以完成艰巨任务的特种人员。他认为，一个水下爆破队员应该具备十倍于己的体力。
约翰·T．凯勒少校，第二水下爆破队队长，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他意识到水下爆破行动的未来在于“蛙人”。他摒弃了依赖水上运输工具的习惯，转而到海上进行试验，并开始研究如何使用脚蹼和潜水面罩、指南针和探雷器。
考夫曼的组织结构成为所有水下爆破队的样板。每队均有一个指挥分队和四个作战排，每个排有3名军官和16名士兵，全队总数为100人。两个水下爆破队前往地中海参加了对法国南部的进攻，一个队前往英国，两个队被派往瓜达尔卡纳尔岛，还有三个队被特纳将军用在夏威夷以外地区。
当我第一次惊讶地看到那些身上涂着黑色条纹和蓝绿相间伪装色的人在塞班岛附近登上“贝内特”号时，他们作为“蛙人”的作战方式逐渐固定下来。他们受训在登陆前对礁石和滩头进行近距离侦察。他们从橡皮艇上入水后，游上一段就涉水上岸，然后安置和引爆水下炸药，捣毁敌人设置的人工障碍。他们穿梭在敌人的雷阵中不停地计数，然后在图上标出敌人的雷场。他们或是割断水下缆索让敌人的水雷浮出水面，或是就地炸毁这些水雷。
所有这些任务都要在日本人岸防炮火的猛烈打击下完成。他们的武器只有匕首和炸药，身上的穿戴只有胶底鞋、脚蹼、游泳裤和潜水面罩。由于水下爆破队身上涂着蓝绿相间的伪装色，老百姓称他们为“蛙人”，在迫击炮和机枪的火力中迅速浮出水面趁机吸气的“蛙人”。只有那些具有过人体魄、一口气可以游两英里而且不会受突然的巨响影响的人才有可能加入水下爆破队。
“蛙人”们每在一处出现就会引起——阵骚动。人们听到考夫曼和海滩勤务队长在塞班滩头碰头的故事由衷地发出会心的笑声。考夫曼和水下爆破队的一个上尉叫住了一辆路过的水陆牵引车，然后坐了进去。他们穿着游泳裤和运动鞋，身上仍然涂着黑色条纹。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从散兵坑里探出头来。“上帝，我可开眼了。”他扯着嗓子说道，“我们还没有占领这个海滩，游客们就已经来了。”
为准备对关岛的进攻，200名水下爆破队员不分昼夜地清除障碍物。当进攻部队的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员涉水上岸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手写的标志：欢迎，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美军慰问协会距此两条街。署名：第四水下爆破队。
后来证明，在塞班岛附近遇到“蛙人”并获知他们传奇般的业绩对我产生的影响要比我原来想象的大得多。然而，我当时已经厌倦了战争，只想回家。潜水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我几乎放弃了当一个海上突击队员的念头。在我的心目中，潜水和海底世界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先是“亚利桑那”号里的尸体，后有鲨鱼和杜比尔。每次下水去清理螺旋桨、推进器和舰壳时，我总是忍不住要环顾四周寻找鲨鱼的踪迹。
在塞班岛登陆之后，由于操作失当，锚链缠在螺旋桨上。我不得不在到处漂浮着死尸的港口——日本人浮肿的死尸夹杂着牛、驴、羊、狗的尸体浮在水上——下水。
锚链被缠住时，一块薄薄的连着毛皮的人体脂肪在“贝内特”号和一艘我们正在往上装弹药的坦克登陆舰之间的水面上浮了起来。在离海岸三、四英里的纵深地带，听不见声音的战斗仍在继续着。
“找几个钩子把这些死掉的玩意儿统统清理掉。”我一边命令码头工人，一边将一根通气管接到舰上的空气压缩机上。接着，我滑下水去。
我用了两个小时清理螺旋桨。我的头上和周围到处漂浮着曾经是人的奇形怪状的肿胀物体。
我见过太多已经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大部分死亡是和大海联系在一起的。此外，我头骨里的弹片仍然在折磨着我。轰击塞班岛、提里安岛和关岛的大炮同时轰击着我的头部。有时，我会疼得跪在地上。
一周接着一周、一月接着一月，美国部队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岛屿，向日本本土逼近。每一次，我们都觉得日本人已经完蛋了，但他们每次都站住了脚，又在下一个滩头继续和我们作战。日子就这样千篇一律地拖了下去。
作为2号炮位的炮长，我不停地训练着我的炮手，直到他们的胳膊比正常人长出6英寸以搬运沉重的炮弹、他们的双腿也比正常人短了3英寸。他们大概也有这样的抱怨。我告诫他们，训练是在战斗中取胜和生存的要素。我喜欢以身作则，很少威胁我的手下。但是，在大家都有急躁情绪而我的脾气又因头痛而更加暴躁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做好弹压任何反抗的准备。
“看到了吗？”我晃了晃因在海上操作缆绳和索具而变得结实的拳头说，“我的海军没有他妈的民主。我的任务就是让你们活着去打仗。”
豪克舰长路过水手长舱来喝咖啡、吃点心。我参加了一级水手长的考试，但拒绝晋升。
“罗伊，如果你留在‘贝内特’号上，我保证让你当军士长。”舰长说。
“舰长，我是一级水手长，是军士长，还是别的什么，现在都无关紧要。”我回答道，“我不会留下来的。我对自己最近的表现并不满意。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在训练刚上舰的新兵时容易失去耐心，还有那些讨厌的头痛。我不知道自己是发疯了还是害怕了。我已不再适合训练别人了。”
菲尔大叔点点头，“水手长，你很粗鲁，也很冒失，但你从不逃避责任。我敢断定哪一次战斗都少不了你，不管是和日本人打仗还是在我们靠岸时俱乐部里的斗殴。你是美国在战时所需要的那一种人。我不知道你是否能适应和平时期的海军。但是，我们眼下需要你。”
“谢谢，长官。可是，一旦我们杀掉这些该死的日本人、世界又变得一片光明，我就要离开这里。我要和我的女朋友结婚，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4
我们战胜了日本。胜利日那一天，我在莱特湾。为了庆祝这一天，所有军舰万炮齐鸣、烟花怒放。我用两只手紧紧抓住隐隐作痛的头，想把那个魔鬼从头里挤出去。用尽了全身力气的我摇摇晃晃地靠在栏杆上。我们要回家了。
在海上和战争中度过了27个月之后，我踏上美国本土时满脑子都是伊丽莎白，我的托妮。我穿上蓝色制服，从布鲁克林码头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长岛莫里斯家的那座大房子。托妮的母亲——我很敬重她——在门口看见我的惊喜地叫了起来，还亲切地拥抱了我一下。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像是预兆着什么。她把目光移开。
“伊丽莎白在楼上，”她说，“我要去商店。”
当我上楼去托妮的房间时，一种不祥之兆使我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她勉强地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无声地哭了起来。我们站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我们两个人的心里充满了似乎谁都没有准备正视的问题和答案。
我又把她揽到我的怀里，抱着她丰满、柔软的身体。我闭上眼睛，强忍住眼泪。男子汉，可别在女人的怀抱里流泪。
她温柔地牵着我的手来到一个摇篮前，里面躺着一个正在熟睡的女婴。婴儿大概有四个月大。我怔住了。“晕船的水手”快要晕倒了。
我终于挤出一个问题：“是你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她点点头。然后，她解释说婴儿的父亲是“里亚尔”夜总会的老板。洛克菲勒中心音乐厅的演出结束之后，她开始在他的夜总会里跳舞。她并不想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告诉我这个婴儿的事。我至少为此而感谢她。
她把我给她的订婚戒指还给了我。我离开了她家。我想喝个大醉，再和谁打上一架。海军毕竟是我的家。我的家肯定不是伊丽莎白·玛丽·托妮·莫里斯在纽约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