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后的领导、军事理论和技术·第八
作者：沃尔特·J·博伊恩·美国
出自————《跨越苍穹——美国空军史》
出自————《战争通史》
多少世纪以来，尚武国家的武装部队总是以各种大不相同的方式对失败作出反应。西班牙海军在其舰队于1588年被新兴的但当时仍处于劣势的英国海军力量打败后一蹶不振，走向了没落。法国人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蒙羞之后一心要复仇，于是满腔热忱地跳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多亏盟国的挽救才逃脱了又一次灾难。德国军队对1918年失败的反应是把它当作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的较量。20年后，它又满怀信心地投人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但是犯了与上次几乎完全相同的错误，并再次遭到了失败。
经历了美国在越南的令人难堪——而且不必要——的失败之后，美国空军本来可以以任何方式(从陷入失败主义的无所作为状态，到斗志昂扬地急于复仇)作出反应。幸亏上层的领导有方与基层的改革呼声结合在一起，使空军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先是通向太空，后又导致在海湾战争和冷战中获胜。
国会中的障碍
1972年是空军50年历史的中心点。正如它是审视各大司令部所作贡献的最佳时刻一样，它也提供了正确地审视空军如何汲取越战经验教训并作出相应调整的最佳视角。空军是在对当代国内和国际政治变化保持清醒认识的情况下汲取教训和作出调整的。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并在政策、领导和武器系统等方面对美国空军产生了影响。
环境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截然不同。那时，公众、媒体和国会均大力支持武装部队。在越战以后的时期，美国空军则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它从未偏离过的主要任务是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侵略。次要战线上则年年出事，例如“普韦布洛号”事件、“马亚圭斯号”事件、黎巴嫩事件、中美洲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必须加以应付。然而，最难进行的是第三条战线上的斗争——不断地说服国会批准和维持采购必要的武器系统的活动。采购一种所需的武器系统总是难以获得批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会凭自己的见识宁愿采购较多的性能较差的道格拉斯B-18双发动机轰炸机，而不愿购买较少的性能好得多的波音B-17四发动机轰炸机。但在越战以后的环境中，每个采购项目都要经过由国会专业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严格审查，这些人在业务上——有的甚至在特定的武器系统方面——比提出项目并陈述理由的空军人员还有经验得多。这些工作人员向各自的国会委员会提出哪些公司应在争夺预算资金的激烈竞争中获胜或失败的建议。国会议员们有一种天生的倾向，那就是支持能为自己的选民带来工作和收人的项目，同时要么反对在别处进行的采购活动，要么在是否支持有关项目方面同其他议员讨价还价，互相作出让步。因此，确切说明在什么地方花费项目经费以及可在哪些议员选区使多少人获得工作，成了每项采购活动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在恰当的地区未花足够的钱，你可以放心，承包商定会作出必要的调整。
另一个问题更敏感。总会有一些议员出于所持的观点而机械地反对任何军事采购或研究与发展倡议，根本不顾这种倡议有什么价值。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因为发表反对意见是这个健康的民主程序的一部分。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当选议员，包括贝拉·阿布朱格、莱斯·阿斯平、爱德华·布鲁克、罗恩·德勒姆斯、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和帕特里夏·施罗德等人，顽固地抱着反军观念，以致投反对票成了条件反射。若想使提出的采购建议能够克服国会里的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而获得通过，就要耐心地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拥有始终坚强有力的领导人。
领导与变化
在越南战争以后的20年内，美国空军先后有过15任空军部长和10任空军参谋长(包括“代理”部长和参谋长)。由于篇幅有限，不能逐一介绍他们的贡献。但是，总的来说，空军能有这样一些领导人是很幸运的，他们似乎有神奇的适应时代需要的能力，同时又始终使极为重要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下去。这一系列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长期以来，领导人换了一任又一任，但都始终不渝地发展武器系统。(所有空军部长和参谋长的名单见附录一。)此外，大多数领导人都很有见识，对部队中改进武器系统的强烈要求采取鼓励的态度。
如前所述，1958年国防改组法将更大的权力赋予了国防部长，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及其继任者们都大力行使了这种权力。1958年改组的影响有时令人震惊。到1972年，军种部长们已被远远地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以致海军部长事先不知道在海防港和北越其他港口布雷的行动，空军部长罗伯特·C·西曼斯也是看了电视报道才知道对北越进行了空袭。
显而易见，空军部长的任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斯图尔特·赛明顿的时代，空军部长对国防部的政策有很大影响力。在后来的岁月里，空军部长的任务改成了理顺空军内部的政策和行动。然而，政治权力上的损失却使空军部长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处理空军内部的事务，这就使损失得到了部分补偿。空军的成就靠的是在同时又是科学家的那些空军部长的领导下所获得的技术，这些部长包括西曼斯、约翰·L·麦克卢卡斯、汉斯·马克、爱德华·C·奥尔德里奇和第一位女空军部长希拉·E·威德诺尔。他们都继续重视阿诺德、西奥多·冯卡曼和伯纳德·施里弗出于远见卓识而强调的研究与发展工作。研究与发展工作上的这种努力已经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使得多种武器、情报搜集系统和作战技术有了惊人的发展，从而在暴露出前苏联的技术基础太差的同时，使美国空军变得越来越强大。
美国的国防工业——常遭谩骂的“军界-工业界集团”的一半——充分参与了这一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合同中得到了好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想出了一些对空军的进步有利的新主意。如果没有国防工业，美国空军就不能使其研究与发展工作的许多设想得到实现。此种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接口是“思想库”，诸如兰德公司、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与工程组等等，它们能够聚集一批充当核心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按市场价格而不是按政府的固定工资额给予他们报酬，并让他们就研究与发展工作提出不带偏见的建议。
回首往事
尽管不可能回顾空军在历任部长和参谋长领导下取得的所有成就和偶尔遭到的失败，但是择其要者回顾一下，看看某些领导人在越战中期至里根执政结束这段时间内的表现，还是颇有教益的。在这段时间内，空军先是急速衰落，后又重振雄风，并且即将取得最伟大的胜利。
进行越战：1965-1969年
1965年至1969年期间，空军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不是好搭档。空军部长哈罗德·布朗是一位科学家，但肯定不是一个“人缘好”的知识分子。他在气质上太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而不像他的参谋长约翰·P·麦康内尔上将。麦康内尔是从李梅将军手上接过空军参谋长职位的，因而受到了李梅原先那一套做法的牵制。在后来的服役岁月里，他又被不幸染上的酒瘾所拖累。尽管如此，他还是主持了越战期间增强美国空军的工作。他在任期内的发明创造之一是美国空军经过改进的1966年“总体力量”概念。按照这个概念，美国空军后备队和空军国民警卫队部队被纳入了空军的日常活动。后来，这一概念被国防部广泛采用了。更重要的是，他推动了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加速进行，以期克服美国空军作战飞机在越战中暴露出来的缺陷。他和继他之后担任空军参谋长的约翰·D·瑞安上将所作的一些重大决定都是在越战的推动下作出的。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建设“大炮加黄油”伟大社会的方针指导下，空军是全靠自己的预算来进行越南战争的，并未因额外需要而追加预算。麦康内尔在退役时不得不痛苦地报告说，在他离开空军之际，“空军的力量比我4年半之前就任空军参谋长时小”——这是任何一位参谋长都最不愿意说的一句话。
艰难岁月：1969-1973年
尼克松总统选中了能干的小罗伯特·C·西曼斯担任他的空军部长。西曼斯和他的参谋长瑞安上将是一对极佳搭档。他俩都性格随和，办事沉稳。西曼斯也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与哈罗德·布朗不同，他的人缘很好。瑞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作战领导人，当过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他还是一位在诚实方面对自己和所有的同僚都严格要求的人。1972年，他显示了这种严格性，解除了第7航空队司令官约翰·D·拉维尔将军的职务，因为据说他违反了交战规则并伪造记录来掩盖这一事实。(许多人认为，拉维尔是在包括当时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在内的上司们暗中鼓励下采取由他承担责任的那些行动的，然后又像优秀的军人所应该做的那样，由自己来承受处分。)
西曼斯和瑞安不得不用一支装备日益陈旧过时并不断损耗、某些关键备件和军械的供应不断减少的空军来进行越南战争。尽管他们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作战任务上，他们还是发挥聪明才智和干劲，共同促进了美国空军一整套重要项目的发展，其中包括诸如A-10、B-1、C-5、F-15和F-111之类的飞机。此外，他们还以空军许多高级领导人所特有的积极态度，推动了将会决定未来战争结局的先进电子战器材的发展。
正是这位目光敏锐的西曼斯指出了苏联在武器系统的研究、发展和生产方面似乎与美国的做法不同。他说，苏联正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加军事开支，根本不顾对民用经济的影响。此外，它还在执行研制飞机和导弹原型的广泛计划，其规模超出了美国试图达到的任何规模。他还指出，在苏联的活动中有一种用美国观点来看属于异常的现象：他们持续地生产原型和生产型飞机，即使某个项目与另一个项目在性能上有重迭，也几乎从不结束该项目的研制与生产活动。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各个项目总是面临中止的厄运，而不管它们在技术上多么重要。苏联的产量之大以及投产的原型之多，说明了它想获得美国已经公开宣告放弃的第一次打击能力。他的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在里根执政之前一直被人忽视。
从内部进行重建工作：1973-1976年
尼克松政府给梅尔文·莱尔德(1969-1973年任国防部长)和詹姆斯·施莱辛格(1973-1975年任国防部长)两任部长领导下的国防部带来了明显的变化。许多人认为当过9任众议员的莱尔德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国防部长之一。他性情平和，即使在监督使美国逐步退出越战的“越南化”的实施过程之际，也能运用其政治手腕调整好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关系。他支持结束征兵制和创建全部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军队。为此，他指示其他军种仿效空军1966年确定的在日常活动中使用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的做法。
他的继任者施莱辛格在1973年继续推行他的方针，要求根据“总体力量”政策全面实现一体化，使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成员成为在需要大规模快速扩军的紧急情况下用来加强现役部队的最初的主要兵源。许多人不相信这些部队能达到正规部队的标准。他们错了。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部队在战备状态和效能上很快达到了正规空军的标准，以致瑞安将军把它们所做的工作称为“空军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从那时以后，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它们都日复一日地显示出了自己的效能。(20年的变化是很大的。当后来的两位上将戴维·琼斯和拉塞尔·多尔蒂还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一支后备空运部队的年轻尉官时，只有北美T-6单发动机双座教练机可供他们驾驶。而今，琼斯咧开嘴笑道，“我们当时的空运能力可想而知。”)
施莱辛格是一个与莱尔德大不相同的人。他是一位学者，对人冷淡，书生气十足，而且没有莱尔德的那种政治洞察力。然而，他又很聪明，善于发现能与他共事并能与国会打交道的具有良好风度的人。他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那就是接替西曼斯担任空军部长的和蔼可亲的约翰·麦克卢卡斯。他还发现了深得众望的乔治·布朗将军，让他担任空军参谋长。布朗的官运如此亨通，以致瑞安将军在自己正式就职之前就告诉布朗他会接替自己担任空军参谋长，让他最好有所准备。尽管青云直上，布朗却是一位很谦逊的人，他坚持在抵达某个基地时不要按惯例搞什么军事欢迎仪式。
他个人最伟大的成就是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取得的。在那场战争中，他未与国防部长协调就自行把两个中队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4(美国空军当时的制式战斗机)调拨给以色列，并开始为大规模空运军火作准备。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11月，布朗在杜克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说之后就被指责为反犹太人。他在演说中用词不当，导致人们要求解除他新担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务。
毫无疑问，布朗对报界发表谈话时的爽直近乎天真。他说的一些话可被解释为反犹太人，于是又被抓住了把柄。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似乎批评了大英帝国的武装部队，再一次授人以柄。尽管如此，施莱辛格和他的继任者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总是站在自己人一边，而布朗显然是诚心诚意的道歉也终于把事情摆平了。这两位国防部长都很看重布朗在国防部长办公厅的工作经历。他得到的重视来之不易。他曾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手下工作过两年，并在这一过程中从上校升到了少将。即使在自己的偶尔引起争议的言论招来压力时，他也与国会保持了引人注目的和睦关系——施莱辛格在这方面明显不足。1974年，布朗被选中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13年前内森·特文宁担任参联会主席以后第一次又由空军将领担任此职。布朗被挑中不是因为应该轮到空军占据这一职位，而是因为他是担当此任的最佳人选。
在布朗的众多成就中，有一项成就对于空军领航员、轰炸员和雷达手们来说最为重要，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大力推动，才改变了不准除驾驶员外的任何人担任指挥职务的规定。
当布朗被选中担任空军参谋长时，他的两个主要竞争者是戴维·C·琼斯上将和约翰·C·迈耶上将。迈耶是战斗机驾驶员出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过24架敌机，在朝鲜战争中又击落过两架。在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期间，他曾于1972年12月指挥过空袭河内和海防的为期11天的战役。琼斯曾驾驶B-29轰炸机在北朝鲜上空执行过300小时的战斗任务。他的才能早就被柯蒂斯·李梅注意到了。像布朗一样，他先后被委以多种职务，包括指挥一个F-4战斗机联队，以便使他为担任空军的最高职务作好准备。据说，琼斯从来不在未使所领导的单位得到改进的情况下就离开某个职位。
琼斯两次被选中接替布朗的职务，第一次是接任空军参谋长，后来又在1978年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偶尔会大发脾气，因此在以其聪明才智和旺盛精力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既交了大批朋友，又树敌甚多。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早已决定不再研制B-70轰炸机的情况下，他还甘冒风险，主张继续发展B-70，认为加上适当的突防辅助装置后，B-70可以对苏联进行高空高速奔袭，从而大大增加苏联人防御上的困难。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当卡特总统取消B-1轰炸机的研制计划时，琼斯接受了这一决定，而没有像某些人要他做的那样辞职。琼斯对这些人的答复是，辞职于事无补，而且总统在竞选时承诺过取消B-1研制计划并且已经当选，他不想反对人民的愿望。
琼斯强烈主张改革参谋长联席会议，退役后仍继续为此而奔走。在制定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法案中含有他的许多改革建议)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
作为空军参谋长，琼斯证明了自己是装备和编制方面的创新者。他是预警与控制飞机的热心倡导者。他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威廉·J·佩里(后来当过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一道，发起了“染蓝”隐形计划，作为研制后来定型为F-117的隐形战斗机的第一步。
像布朗一样，琼斯同施莱辛格合作得很好，并使自己适应这位国防部长的特殊爱好(鸟类学是其中之一)，精心搞好同他的关系。他讲过一件他们交往很随便的轶事。周末，他们经常穿上便衣聚会，把脚跷在桌上聊天。一天上午，施莱辛格问他：“怎样才能使空军支持轻型战斗机？”(正如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那样，当时正就诸如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15E那样的高成本战斗机和诸如拟议中的通用动力F-16与诺思罗普F-17之类的低成本战斗机进行大辩论。)琼斯知道，施莱辛格不会给他增加经费或人员。但他也知道，在预算前景不佳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扩大兵力结构——一个极其重要的考虑事项——的机会。他的回答是，“在兵力结构中增加4个联队。”施莱辛格伸出了手，两人一握手，交易就做成了。于是，后来定名为F-16“战隼”式的战斗机研制计划开始启动。
琼斯回顾起来很不高兴的一件事是1980年解救被扣押在德黑兰的美国人质所遭到的失败。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琼斯说，这次行动最大的错误是责任的分散，让每个军种都参与行动，导致使用海军的直升机和没有救援经验的机组人员。他还指责由于要求绝对保密而未能预演这一行动。
艰难岁月：1976-1980年
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后，在走马上任时抱着这样一种信念：用以对待五角大楼里的武夫们的态度，应该介于布莱舰长 [ 译者注：1789年英舰“邦蒂号”在南太平洋发生哗变时的舰长，以性格暴戾著称。 ] 对“邦蒂号”下层官兵的态度与海曼·里科弗海军上将 [ 译者注：美国“核潜艇之父”。 ] 对核潜艇候补艇长们的态度之间——换句话说，就是要粗暴地对待他们。他在竞选时曾许诺提高五角大楼的效能，中止B-1轰炸机研制计划，以及同苏联达成一项军备控制协议。
卡特毫不掩饰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蔑视态度，而参联会也不相信卡特和他的判断——这种态度很快蔓延到了全军。卡特提了一个问题使参联会大为不安。他问道：美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放弃核武器？他这么问是因为他相信，美国的核武库中只要拥有少至200个原子装置和热核装置，就足以慑服苏联。这与海军官员们在1959年关于作用和任务的辩论中抓住的“有限威慑”这根稻草基本相似，现在则被称为“抵销战略”。
总统选了一个与他性情相投的人——哈罗德·布朗当他的国防部长。他俩都是工程师出身，对问题均采取严加分析的态度——不幸，他们对人也采取这种态度。布朗进一步发挥了抵销战略的概念，声称将保持与苏联的“基本均势”。他解释说，这意味着：
(1) 苏联人将不能以核力量胁迫其他国家；
(2) 如果苏联人在某个军备领域拥有优势，美国将在另一个领域拥有起抵销作用的优势；
(3) 美国的地位要不被视为低于苏联；
(4) 核稳定局面将得到保持。
卡特的政策和布朗对这一政策的解释不能使空军得到安慰，因为空军是在李梅传统的培育下成长壮大的，这个传统就是要保持压倒一切的核优势。海军同样灰心丧气，因为它的潜射弹道导弹已经成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陆军也不高兴，因为它知道，鉴于苏联在兵力、装甲车辆、火炮和飞机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美国陆军和北约部队都挡不住苏联的常规进攻。1991年，苏联就像咖啡杯中的方糖一样融化掉了。从那时以后，苏联强大部队的凶险威胁已被排除或遗忘了。但在卡特总统任期内，苏联拥有一支由180万人、5万辆坦克和2万门火炮组成的陆军和将近5000架战术飞机，而且这一切都用来支援似乎令人生畏的华沙条约部队。欧洲北约部队的生存首先依赖美国的核盾牌，其次依赖战术核武器。卡特只保留200件核武器的建议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惊讶得目瞪口呆。
事实上，核威慑力量并未大量裁减，但是卡特确实停止了B-1轰炸机的生产，宣布由更好的武器——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予以替代。空射巡航导弹起源于AGM-86 SCAD(亚音速巡航武装诱饵)，在卡特作出上述宣布时，这种武器正拟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准备在裁军谈判(SALT)中放弃掉。
乔治·布朗作为参联会主席于1978年6月退役时，戴维·琼斯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仅仅5个月之后，布朗即死于癌症。)琼斯愿意接受卡特关于B-1的决定，这可能是他获得此项任命的部分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总统赏识琼斯的聪明才智和他在同苏联继续进行裁军谈判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接着，卡特批准选定卢·艾伦上将担任新的空军参谋长。许多人认为，艾伦是空军中最有天才的科学家。他是导弹专家，后来在促使先进的MX导弹得到发展和最终获得批准(虽然规模比他原先所希望的小得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卡特同艾伦和琼斯做成了一笔交易：批准MX(后来命名为“维和者”)导弹，以换取军方支持正在同苏联进行的裁军谈判。
富足岁月：1981-1985年
罗纳德·里根总统竞选时迎合了人们对恢复美国军事威力的要求，而他的新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则保证了总统的每一项承诺都得以兑现。奇怪得很，温伯格与参联会之间的关系起初并不和谐；即使在他显出了本领，说服国会同意大量增加预算之后，情况依然如此。然而，在短期内，B-1计划重新启动了，MX导弹获得了批准，陆军师达到了满员，海军实力也获准增强到600艘舰只。秘密的B-2隐形轰炸机计划(它是卡特取消B-1时所考虑的事项之一)虽然仍在“黑暗”中(亦即其预算十分保密)，但也得到了足够的经费。在里根执政的头4年内，军事开支增加了3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大约750亿美元专用于战略力量的现代化，另有750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发展工作。这些经费尽管受到欢迎，但也引起了参联会的担心(这种担心是对的)，唯恐此种提供经费的行动不能持久，到时候又不得不对已在实施的计划作出代价巨大的调整。
里根的纲领似乎有很大的内在矛盾，因为它一方面着手实施大规模现代化计划，以便提供同时打一场持久核战争和一场有限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同苏联进行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琼斯将军担心，里根进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ART)的班子可能把裁军推向极端，从而危及国家安全。这位与国防部长温伯格的关系显然不好的参联会主席拿出自己的全副政治本领使这两条轨道上的行动合而为一。他巧妙地搞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既使裁军活动得以开始，又使其步伐不致快得危及国家安全或干扰美国战略武器的现代化进程。
正当琼斯和温伯格在最高层就国防政策争论不休之际，新空军部长维恩·奥尔同空军参谋长艾伦上将及其继任者查尔斯·A·加布里埃尔上将却合作得很好。奥尔和加布里埃尔是极佳的搭档，他们继续实行空军的现代化并使空军的能力继续增强。他俩都极有风度，而且都热情地关心空军及其人员的福利。奥尔没有军事航空经验，但是充分信任艾伦和加布里埃尔并大力支持他们。
再次紧缩的岁月：1985-1988年
继奥尔之后，拉塞尔·A·鲁尔克短暂地(只有4个月)当了一任空军部长，然后就由小爱德华·C·奥尔德里奇接任。奥尔德里奇是担任过空军部长那些人当中最得人心者之一。他是具有西曼斯和麦克卢卡斯那种气质的科学家，而且他的深得众望并未妨碍他在与人达成协议时进行冷静细致的计算与分析。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制定空军历史上一些最有远见的——从许多方面看也是最困难的——计划的责任将要落在加布里埃尔和他的继任者拉里·韦尔奇上将的肩上。他们远远先于其他人(包括美国武装部队其他部门中的人)认识到，苏联的衰败和军事预算的必然下调，意味着空军将不得不缩减规模。他们决定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提高质量而牺牲兵力结构。他们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在今天的空军中仍然可以看到。对此，下一章将作介绍。
能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奇迹：行政上的雷场
在管理空军方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常见的难题之外，还有许多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障碍。下面的这些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干扰
每一位总统都是带着自己的战略议程就职的。这种议程往往是竞选时所作承诺的产物。这些承诺通常起初都会得到遵守，而不管它们可能多么不切实际。肯尼迪总统的“导弹差距”和卡特总统竞选时将国防预算削减70亿美元的誓言就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议程，总统要挑选内阁成员并对参联会主席和各军种首脑作出调整。这时，参联会主席和各军种首脑必须使自己忠实维护本军种利益的心情与对总统的宣誓效忠保持平衡。
在总统对阁员的选择中，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位与总统心心相印的国防部长。国防部长的权力很大，简直可以对各军种部长和参联会成员颐指气使，除非他们准备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据理力争。这种权力的行使远非只是发表方针政策。多届国防部长往往不听各军种部长和参联会的建议而自行决定取消或采购某些武器系统。在这方面，麦克纳马拉开了先河，他在大力推动采购F-111和A-7飞机之际，取消了B-70轰炸机和“空中闪电”式导弹。这类决定实际上变成了任期的一种象征，例如：载人轨道实验室成了梅尔文·莱尔德部长任期的象征，轻型战斗机成了施莱辛格部长任期的象征，B-1轰炸机和空射巡航导弹成了哈罗德·布朗部长任期的象征，还有许多采购项目则成了卡斯珀·温伯格部长任期的象征。
适应政策的变化
尽管政治气候不断变化，空军还是令人惊异地东山再起了。这首先必须归功于空中核力量的伟大缔造者柯蒂斯·李梅，其次才归功于始终着眼于技术并因此而缔造了现代空军的历届空军部长和空军参谋长。
每届政府都创造新术语来描述它保持不变的国防政策。所用的名称从“大规模报复”改为“确保摧毁”，再改为“灵活而恰当的反应”——它比“大规模报复”更加要求大力加强核力量。后来，又从“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变为“基本均势”，再变为“抵销战略”。然而，所有这些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完全是因为得到了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和导弹为代表的强大核力量的支持。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导弹还得到了“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的补充，从而形成了至今仍是美国安全基础的三位一体基本战略力量。美国的任何战略，不管采用什么名称，如果没有首先得到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支持，其次得到三位一体战略力量的支持，就不会得到苏联的重视。
实际上，名称的改变与其说是行政当局的主动行动，不如说是仅仅反映了每届政府对苏联核部队日益增强的实力的认识程度。大规模报复只有在美国享有压倒性核优势的情况下才是恰当的战略。后来，苏联的实力增强了，在许多领域(包括它拥有的核武器的“投掷重量”、数量、体积和先进程度)都赶上或超过了美国。于是，连续几届美国政府制定了缓和军备竞赛的程序，小心翼翼地避免给人以企图获得第一次打击能力的印象，先是试图通过谈判限制核武器，接着又削减核武器。作为缓和军备竞赛(以及避免开支必要的经费)愿望的一部分，美国实际上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民防措施，也不想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对于美国战略家和美国人民来说，不幸的是，正如空军部长西曼斯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没有对美国的这些带头行动作出响应。与北越政府一样，苏联把美国的任何让步都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只有在某些级别的武器发展工作落后得毫无赶上的希望的情况下，苏联才签署限制这些武器的协议。与此同时，它继续按自己的愿望行事，制造具有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武器，并辅以着重保证共产党领导层生存的大规模民防活动。1972年，美国政府令人难以置信地决定向苏联人出售过去受到限制的“森塔莱因”B型机床(可用于制造极其精密的导弹制导系统所必需的小型滚珠轴承)，从而不可估量地增强了苏联人的能力。苏联立即购买了164台这种机床(这一数量是美国国内使用的两倍)。到1976年，它已将其SS-18和SS-19洲际弹道导弹的命中精度，提高到估计可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我们发射井内90%“民兵”导弹的地步。这些导弹和技术也正是中国为了进行“商业航天发射活动”而力求获得的。
技术的衰减
在60年代，一种武器的发展周期(从立项到部署)约为5年。现在，发展周期约为15年。结果，新武器系统必然要受到至少两届(也许多达4届)政府的审查。罗克韦尔B-1轰炸机孕育了20年(包括被卡特政府取消，后又被里根总统恢复)才得以诞生。麦克唐纳-道格拉斯C-17飞机的合同是1981年8月签订的，但是这种飞机直到1995年末才进入现役。
周期的变长意味着空军领导人在确定了所需的武器系统之后，必须在政府的几次更迭期间和对15个之多的年度预算进行审查之时保住这些系统，这样才能把它们搞到手。当这些项目的计划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成本增大、日程延长、性能改变)时，又不得不重新为它们进行辩护。国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出类拨萃的精明的男女爱国者，他们想使美国以最合适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武器。然而，这些工作人员最优先考虑的当然是他们的议员连选连任。像淘金者一样，他们在武器系统的整个寿命周期内都用“淘金盘”对其一淘再淘，寻找发光的东西——政治资本。一旦找到了发光的东西，只要宣布之后能使其议员得到新闻界的青睐，即使不是“金子”而是“黄铜”，那也无所谓。工作人员向女众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提供了所需的信息，使她得以顽强地长期反对预警与控制飞机，把它斥之为“10亿美元的废物”，而不顾事实证明确实需要这种飞机。“10亿美元的废物”这个用语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相反，工作人员向参议员约翰·托尔斯提供的必要信息，却使他得以在美国空军的需要早已得到满足之后，仍让厂家继续生产通用动力F-111飞机。例子不胜枚举，有多少武器系统就有多少例子；也许，有多少国会议员就有多少例子。
程序的变化
随着岁月的流逝，办事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拉里·韦尔奇将军说过，当李梅将军在60年代担任空军参谋长时，空军没有一个研究与发展项目，但有一大笔可在它认为合适时拨出的经费。现在，预算少至1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项目都要由国防部和国会分别审查。此外，如果李梅有一个他喜欢的项目，他也许只要跟国防部里的两个人和国会里的4个人——4个主要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磋商一下，就可以使该项目获得批准。10年之后，琼斯将军若想使某个项目获得批准，就必须同国防部里5名之多的人和国会山上16名之多的人打交道。到韦尔奇将军1986年当上空军参谋长时，他发现若想使某个项目获得通过，就必须同国防部里至少15名主要人员和国会里好几百个人打交道。
人数确实是增加了，因为自李梅将军任期结束以来的30多年间，国会工作人员的数量已经增至原先的30倍，而且首先要使其中的许多人满意才能促使国会作出决定。在同一时期内，国会里几个主要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影响已经下降。众议员里弗斯或卡尔·文森一度拥有的当场作出决定的权力已经大为削弱。
技术的复杂性
技术上的复杂性几乎与政治上的复杂性同样快速地增大。武器系统对隐形和精确性的要求已经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以致往往要靠在许多学科(诸如冶金学、电子学和空气动力学)里实现突破才能研制成功。
尽管从构思到部署的路途不可预测，武器系统仍要受到百般挑剔，以致提出项目的人必须从一开始就确切地陈明武器系统的效用、研制周期和费用——这些都是在提出项目时根本得不到的信息。
这种情况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包括为了获得所需的武器系统而甘冒风险提出项目的人大为减少。因为，提出项目的人必须承诺取得没有把握的成果，明知如此而依然提出项目，那就要冒断送个人前程的风险。由于害怕失败，项目管理人也不那么愿意向更高的技术水平跃进，而是经不住渐进主义的诱惑，谋求在性能上实现一些小改进，因为这样做在政治上和对个人前程来说都比较保险，尽管这些小改进可能达不到最终的要求。
在越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空军克服了上述种种障碍和其他许多障碍，终于在1991年显示了完美的空中力量。
不死鸟的再生：从越战到海湾战争
越南战争引发了下述前所未有的现象：先是美国的新闻媒体，接着就是广大公众转而反对美军参与由文职领导人发动、控制、输掉和结束的战争。1972年以后，人们满可以说，空军的吉祥物应是不死鸟，而不是猎鹰，因为它从越南战争的灰烬中站了起来，恢复了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原有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它用惊人的新技术和与之相称的人员将自己的作战力量增强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战斗中汲取的教训
空军在越战以后的岁月里从强大走向更加强大。空军比较顺利地走过这段路程，是因为在军事理论上出现了几项根本变化。尽管国防部的集中控制增加了困难，空军的所有领导人还是坚持了以技术为重点。空军在发展技术方面所作努力的广度和深度，使它承受住了兵力的严重削减、预算的紧缩和工业基础的削弱，而仍能成为一支无愧于唯一超级大国的空中力量。
虽然越南战争是美国空军历史上的低谷，但它还是提供了有关军事行动(尤其是由着眼于竞选的文职领导人制订的政治方针所控制的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有用的经验教训。尽管《五月里的七天》这种偏激风格的小说作了种种推测，美国从未尝试像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那样，由军方接管政治指导工作——很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
相反，在政治变化引起的混乱中，空军领导层提出了一些虽然难以执行但对未来极为重要的铁准则：
1、必须立即获得空中优势；渐进主义是走向灾难之路。
2、鉴于预期会受到预算上的限制，只能通过对技术的大量投入来获得空中优势。
3、这种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是革命性的，而不是进化性的。
4、在过渡时期，许多现有装备必须通过改装获得改进，而不是予以更换。
5、正如对保罗·杜默大桥和清化大桥的轰炸所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的那样，越战中使用大量杀伤破坏力较小的飞机去攻击目标是错误的。
6、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去赢得胜利，这在政治上是无法获得支持的。如果战争来临，就必须立即投入战斗并取得最后胜利。
7.、在首次打击之后，决不能让敌人获得恢复过来的时间。必须有足够的飞机和装备可用于完成任务，而且必须说服文职领导人不要耍政治把戏，如停炸。
一条未列出的经验教训是绝对不要进行美国人民不支持的任何作战行动。之所以没有列出，是因为这不在空军的权限之内。
这些和其他一些经验教训成了越战之后空军的运作理论。这些基本准则还得到了在武器、情报搜集及人员与补给品空运工具等方面汲取到的许多次一级相关经验教训的支持。这些次一级相关经验教训具体体现在下面论述的武器系统上。
需要何种武器？
空军从越战中确凿无疑地认识到，它需要一种争夺空中优势的战斗机、一种能突入苏联的现代化轰炸机、更多的具有隐形性能的飞机、一种经过改进的地面攻击机、经过改进的电子对抗措施、精确制导武器、大有改进的战区空运能力以及一种现代化的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所有这些均须由一个有效的C3I(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连接在一起。
为了获得这些武器，空军动用了参加过越战的经验丰富的人才和它多年来专心培育起来的强大的研究与发展基础力量。这些人才和力量为技术先进的美国工业提供了基础，使之生产出性能之佳和费用之高均属空前的两代新武器系统。这些系统在时间上相互重迭，并与过去的老系统部分重迭。已有许多著作介绍过每一种武器，因此这里只能进行简短的描述。
第一代武器
第一代武器中包括两种关键的战斗机。下面稍加细述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15“鹰”式战斗机是就美国空军新式战斗机进行激烈辩论的产物。通用动力公司(现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16“战隼”式，则是由于对战斗机应是什么样子有了新的想法和F-15成本过高而出现的副产品。F-16(又叫“蝰蛇”式)是一种性能比F-15差的轻型战斗机，但是价格低廉，可以大量采购。经过激烈辩论，认定“高低搭配”最适合空军的需要——以数量较少的昂贵的F-15作为“高”的部分，并以数量较多的F-16作为“低”的部分。
F-15和F-16已被证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同级别的作战飞机都优越。它们使美国空军获得了在任何战区建立空中优势的能力。它们还促使苏联部署了米格-29和苏-27这两种与之匹敌的卓越飞机。继而出现的其他外国与之匹敌的飞机包括法国的“狂风”式和2000型“欧洲战斗机”，后一种飞机是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组成的国际联合企业的产品。
对一种近距离空中支援武器的需要引发了一场竞争，获胜者为费尔柴尔德A-10“雷电”II型飞机——因为其貌不扬，所以它的更通用的名称是“疣猪”。提出的要求是，这种飞机要有携带大量武器的能力，构造不复杂因而易于保养，所需的他面设备少因而可依托前进基地进行活动，以及能承受大面积战斗毁伤。A-10单座双喷气发动机飞机能携带多达16000磅军械，并装有一门可击毁坦克的GAU-8/A型30毫米航炮。它在海湾战争中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自己的效用。
罗克韦尔B-1B“枪手”式(其机组人员亲切地叫它为“骨头”)轰炸机成了远程轰炸机力量的骨干。该型轰炸机从1961年开始经历了漫长得令人难受的研制期，不但一再推迟，而且曾被赋予许多诘屈聱牙的首字母缩略词，包括SLAB(亚音速低空轰炸机)、ERSA(增程打击飞机)、LAMP(低空有人驾驶突防)和AMPSS(先进有人驾驶精确打击系统)，最后则定为AMSA(先进有人驾驶战略飞机)。AMSA原为ASMA(先进战略有人驾驶飞机)，但因不符合军语习惯，故改成了AMSA。在1970年6月签订合同时，计划总共采购244架B-1A。B-1A于1974年10月26日首次飞行，其可变几何形机翼和机翼机身融合结构，使它具有了高速度和远航程。
B-1A项目的研制费用将近30亿美元。由于成本太高，因此需要寻找可以代替它的飞机，包括一种加长机身的通用动力FB-111G、一种改换了发动机的B-52和一种以波音747为基础的远程巡航导弹发射飞机。
这些代替项目都不能像B-1A那样符合要求，但是卡特总统取消了B-1A。里根总统使它起死回生，并改名为B-1B。B-1B的外貌与B-1A相似，但雷达信号特征减少，而且缺乏超音速低空飞行能力。B-1B重量较大，既可以发射远程导弹，又可以投掷核或常规武器。总共向空军交付了100架。
“枪手”式轰炸机自问世以来一直有争议，主要是因为它那复杂的电子装备的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其次还因为发动机存在一些被大肆渲染的问题。在如此先进的飞机的发展过程中，发动机出点毛病是正常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已经获得解决。电子装备的缺陷已通过机组人员所受的良好训练而得到了部分弥补，但仍计划予以改进。尽管如此，最后一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乔治·L·巴特勒上将还是毫不含糊地声称，B-1B在没有任何电子对抗装备的情况下执行对苏联的突防任务时，其生存系数也大于电子对抗装备充分发挥效用的B-52H。为了提高使用常规武器的能力，B-1B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包括安装了改进型电子计算机，以支持精确制导武器。这样，B-1B就有可能一直用到下个世纪。
波音E-3“哨兵”式基本上采用707-320B机架，并装上了直径30英尺的旋转式圆顶雷达天线罩。这种预警与控制飞机能对各种地形上空的所有航空器进行高空或低空全天候远程监视。它的威斯汀豪斯雷达的俯视能力使它比以往所有的机载雷达系统都先进得多。它起初的任务是跟踪随伴地面部队入侵西欧的苏联作战飞机。后来，它的任务扩大了，包括进行反毒品走私巡逻和监督设在伊拉克与波斯尼亚的“禁飞”区。这种预警与控制飞机不断得到改进，以执行新任务，包括采取电子支援措施，以发现敌方隐形飞机。“哨兵”式飞机保持了它的作为“力量倍增器”的能力，使现场指挥官得以精确地分配兵力去对付最紧迫的威胁。
通用动力F-111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作战飞机之一。它起源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TFX飞机(一种供海军和空军使用的多性能战斗机)构想。作为远程打击战斗机，以及作为战略空军司令部暂时装备的战略轰炸机(FB-111)，它都有上佳表现。然而，在1981年作为EF-111A战术干扰系统装备部队时，它才达到了其效用的顶峰。EF-111A是在高性能可变后掠翼F-111机架上安装了世界上最先进、功率最大的干扰系统。这种系统是从安装在格鲁曼EA-6B飞机上的可靠的ALQ-99装备发展而来的。格鲁曼公司被选中为承包商，负责将机架和干扰系统组装成EF-111A“大鸦”式电子战飞机。“大鸦”式能在空中巡逻长达4个半小时而不需空中加油，而且正如它在海湾战争中所证明的那样，变为后掠翼后，其速度可以跟得上空军最快的战斗机。
就几种第一代飞机所进行的辩论，其激烈程度没有超过就一种新导弹——MX导弹——所进行的长期的激烈争论。这种最后定型为LGM-118A的“维和者”式导弹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就其部署方式进行的辩论远远多于就导弹本身进行的辩论。“维和者”是4级洲际弹道导弹，携有多达10个分导式再人大气层系统。与“民兵”III型导弹相比，“维和者”导弹的命中精度高得多，所携弹头较多，射程也更远。但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已对弹头数量施加了限制。
由于命中精度高，它容易成为苏联导弹的首选打击目标，因而费了很多心思制定其部署计划。计划之一是把导弹安装在火车上，在全国随意往返机动，以增加苏联瞄准目标时的困难。另一项计划要求将这些导弹“挤成一团”地密集配置，使来袭的苏联导弹通过“自残”作用而相互干扰。最受欢迎——也是最耗资巨大——的一项计划则要求为200枚导弹修建不少于4600个发射场(耗资340亿美元)。就像骗人的猜碗豆游戏中的碗豆一样，每枚导弹将从一个发射场随意地机动到另一个发射场，使苏联打击目标的计划工作复杂化。最后，由于考虑到时间和预算上的限制，决定将50枚“维和者”式导弹部署在闲置的“民兵”式导弹发射井内——在多数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如意的折衷方案。
第二代武器
第二代武器以十分先进而又极为非正统的洛克希德F-117A“夜鹰”式隐形战斗机为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有了关于极低可见度技术或隐形技术的构想。那时，在飞机上使用了伪装乃至“赛龙”(一种像赛璐珞的透明覆盖物)来降低其可见度。另一个挑战是防止被雷达发现。德国的戈塔Go-229飞翼式喷气战斗机首次显示了这种能力。70年代中期，美国空军对此发生兴趣，研制了一些原型飞机，以试验新的外形和材料能否减少雷达信号特征。其中一种原型飞机是洛克希德公司的“染蓝”，另一种则是诺思罗普公司的像鲸鱼似的“暗蓝”。
由于“染蓝”计划获得成功，空军选中洛克希德公司制造5架全尺寸发展型和15架生产型F-117A飞机。这种新飞机在精明能干的本·里奇的指导下由洛克希德公司著名的“臭鼬”工厂研制成功，并进行了对比研究。(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因为像F-117A这种只有战斗机那么大的飞机却具有轰炸机那样的远航和投弹能力。)
“夜鹰”的主要任务是在不被主动式或被动式防御系统发现的情况下突人敌方领空，以精确制导武器攻击高价值目标。与隐形飞机设计有关的所有因素不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但是F-117A的外形和材料不是吸收雷达信号，就是使之偏斜，因而几乎不会被雷达发现。它的发动机隐藏在机身内，因此红外特征很弱。在执行任务时，它不启用可被敌方探测器发现的雷达或其他电子装备。为了获得避免被雷达或红外装置探测到的外形，它采用了楔形多面体外形，这种外形天生稳定性差，因此要使用遥控自动驾驶仪指令增稳系统。没有安装靠机械操作的后备系统，因为没有哪个飞行员能在没有计算机控制的增稳系统的情况下驾驶这种飞机。空军原拟采购100架“夜鹰”(其机组人员也称它为“黑色喷气机”)，但是预算上的限制使采购数量减到了只有59架。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F-117A在海湾战争中有不可思议的辉煌战绩。
诺思罗普公司的“暗蓝”是作为带有阵列天线侧视雷达的侦察机原型而设计的。“暗蓝”的存在很保密，比“染蓝”系列飞机保密的时间还长，直到1996年5月才披露出来。此项设计被取消了，因为其任务可由包括无人飞行器在内的其他手段完成。另一种隐形设计方法体现在诺思罗普B-2“神灵”式隐形轰炸机上，它的隐形与其说是依靠“夜鹰”那样的有棱角的多面体外形，不如说是依靠使用新的复合材料和比较流畅的浑然一体的外形。在B-2机身的重量中，复合材料占了大约80%，机内承重结构则使用钛和铝。
这种飞翼式飞机对于诺思罗普公司来说是明显地(也许是巧合)回归传统，因为该公司在战后初期曾以B-35和B-49轰炸机率先推出飞翼式飞机的构想。伟大的设计师杰克·诺思罗普终于活到了得知制造一种生产型飞翼式飞机的长期梦想即将实现的那一天。这种生产型飞机虽然在外形和平面图上与40年代的飞翼式飞机惊人地相似，但是采用这种外形的主要理由则是其雷达截面小和较厚的机翼便于屏蔽发动机工作时产生的红外辐射。
B-2也许是近年来进入现役的最有争议的飞机，因为成本很高。最初确定的生产型采购数量为20架(外加整修原型飞机)，但已提议拨款再采购20架。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C-17A“环球霸王”III型运输机的酝酿期几乎和B-1一样长，机型一改再改。在海湾战争中，C-5和C-141运输机磨损极大，从而更加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空运飞机。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C-17于1995年1月达到了可供作战使用的状态。这种外貌与众不同的货运飞机打算既用于战区间空运，又用于战区内空运，并可运送包括M1A2坦克在内的特大装备。目前计划总共采购120架生产型C-17，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无疑会增大。
波音/格鲁曼E-8型J-STARS(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是由“原有的”波音707-300机身改进而成，增添了为执行地面监视、打击目标和战斗管理等任务所需的雷达与通信装备。E-8使用了一部装在机身前部大整流罩内的“诺登”侧视雷达。该雷达对大片地区进行监视，以期发现和跟踪缓慢移动的地面目标。坦克停车场、桥梁和机场之类的固定目标则以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侦察方式予以识别。该系统可以区别卡车和坦克，从而可用武器攻击最有价值的目标。J-STARS实际上是在地面战争中使用的预警与控制飞机，用于指挥对地面目标的攻击。在海湾战争中使用原型E-8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第二代中的最后一种飞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洛克希德-马丁F-22A/B。F-22A既具有低可见度特点，又拥有在亚音速和超音速飞行时机动性均很强的机身。实际的性能数据仍然保密，但是这种飞机能作超音速巡航而不使用加力燃烧室。双发动机F-22A(F-22B是双座型)拥有十分先进的武器系统，能够攻击多个目标。计划生产440多架，其中第一架将在2004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在紧密相连的这两代武器之中，每一种武器系统尽管都很出色，但是如果没有向它们提供无与伦比的情报、通信、导航和气象能力的航天系统网络，它们的总体战斗力就会等于零。关于航天系统，后面将进行论述。
这些武器的效用还有赖于为供它们使用而同时研制的各式各样的电子系统和先进的弹药。为研制所有这些现代化武器所必需的时间，则是由于继续使用诸如B-52、F-111、SR-71、U-2和“民兵”III之类的老武器而争取到的。这些武器系统在其采购周期中的不同时刻都曾被批评者斥之为愚蠢的浪费，但其用途似乎却不受时间或环境的限制。
老当益壮
军用飞机的总飞行小时一般比民用飞机少得多，因为军用飞机是按不同的标准制造的，这些标准要求适于在更加艰难的条件(如更大的重力加速度)下使用，但使用的次数较少。在航空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里，军用飞机的预期使用寿命是在第一线使用5年左右，然后在后备役或训练单位中再使用5年。但在过去30年内，军用飞机的寿命大为延长，这正合适，因为引进一种新武器系统所需的时间也增加了。
当前作战飞机中的头名老寿星是波音B-52。它于1952年首次飞行，并于1962年停止生产。到1996年，仍服现役的85架B-52的平均机龄已超过34年。某些B-52预计要服役到2030年；届时，其平均机龄将达67年，因此可以想象，其飞行员很可能是最早驾驶此种飞机的那些人的玄孙。(若用机械打比仿，那就是一架1929年的“基斯通”轰炸机到1996年仍在第一线使用。)每架B-52当初约600万美元的平均价格曾使人恼火和吃惊。然而，如果把这一价格均摊到67年和好几场战争中去，那就似乎很合算了。在阅读下文时，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B-52的长寿有多种原因。发动机的改进提高了它的优越性能。庞大的机身使它能携带多种装备和弹药执行多种任务。最重要的是，它几乎从问世之时开始就一直得益于不断的改装，包括多年来不断改造机翼和机身。
坚固耐用的波音KC-135加油机也是如此。其平均机龄已达33.7年，现在依然同样可靠地支援着轰炸机、战斗机和运输机。KC-135的使用寿命很可能比B-52还要长。
这两种飞机多年来还得到了其他飞机的补充。B-52一度曾有漂亮的康维尔B-58“盗贼”式轰炸机与之作伴。“盗贼”式是一种超音速轰炸机，但因不能像B-52那样很好地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而退役了。B-52现在同平均机龄只有8.1年的罗克韦尔B-1B分担轰炸机队的主要职责。KC-135则由平均机龄只有大约11年的59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KC-10予以协助。
运输机执行着将大量物资运到全世界各种各样机场上去的艰巨任务，照例会发生磨损。这种磨损对运输机的影响比机龄的影响还大。洛克希德C-141运输机的平均机龄为29年，但是海湾战争紧张的空运活动所造成的压力已使它们如此接近于退役，以致人人终于都看出了采购C-17的必要性。洛克希德C-5机队中共有81架飞机，平均机龄只有13.8年，这主要是因为其中有50架是10年前制造的。结实的洛克希德C-130的平均机龄为23.3年，而且几乎肯定还要同当前十分先进的C-130J型运输机一起，再当几十年的“运输垃圾”。
相比之下，战斗机的情况稍好一些。美国争夺空中优势的第一线战斗机——F-15的平均机龄约为10年，而其伙伴——洛克希德-马丁F-16的平均机龄约为5年。
在导弹中，70年代初期进入现役的500枚“民兵”III型得到了1988年全部部署完毕的50枚“维和者”导弹的补充。像B-52一样，“民兵”式导弹也得益于不断的改装和实现现代化。还有一点也像B-52，那就是如果永远不用于投掷核武器，它就会完全达到其目的。
发展新武器
每一种新武器的历史都可以装满一座图书馆。对于本书来说，探讨一下一种有代表性的武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15“鹰”式战斗机是如何诞生的，乃是值得之举。
在美国空军中，F-15的上一代夺取空中优势的制式战斗机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4“鬼怪”II型战斗机。该机是1953年作为拟议中的海军舰队防御战斗机而问世的。当时，它只装备了导弹。后来，它发展成了性能十分优越的战斗机，以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迫使空军在1962年也采用这种飞机。它成了越南战争中美国的主要战斗机，在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出色地服役，执行包括夺取空中优势、近距离空中支援和侦察在内的每一项任务，乃至充当“快速前方空中控制飞机”。
然而，F-4在战斗中暴露出了一些缺陷。空军希望避免在后继型战斗机上再存在这些缺陷。这些缺陷包括自驾驶舱向外观察时能见度不良，武器系统需要两个人操作，以及发动机留下的烟迹太明显。安装两台发动机所获得的好处，因起火后火势会从一台发动机蔓延到另一台发动机而打了折扣。还有一些给操作带来不便的问题，例如操纵杆和武器发射开关的位置不合适。保养工作也使人头痛。有时，为了更换一部电台，必须首先拆掉弹射椅。
F-4原先只装备空对空导弹。事实证明，这令人十分失望。当初对导弹的期望高得不切实际。由于制导装置有了改进和导弹的速度达到了超音速，主张使用导弹的人们就给导弹设定了如此之高的击毁率，以致从此种飞机的武器中去掉了航炮。他们认为传统的空中格斗不可能在作超音速飞行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已成过去。异乎寻常的是，用于制造导弹的技术当初只着眼于摧毁敌人的轰炸机。事实上，大多数空战是战斗机之间以亚音速进行的空中格斗，因而这些导弹就不适用了。导弹的适用范围和准备发射所需的时间往往超出了空中格斗所允许的实际限度。当在这些限制之外又加上精心制定的交战规则的限制时，敌我双方飞机击毁率之比就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参加过越战的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们要求装备一种更加敏捷的飞机，其机动性要超过敏捷的米格-21及其必然会出现的后继型。他们还要求这种飞机既装备更好的导弹，又装备航炮。在这些提供了上述经验的年轻飞行员中，有两人后来成了空军参谋长和空军战斗司令部司令官，他们分别是拉里·韦尔奇和迈克尔·洛。
60年代后期，五角大楼里的空军专家们试图进行空中格斗和空对空战斗的计算机模拟。韦尔奇的任务是教会他们如何像战斗机飞行员那样作出决定。两个月后，韦尔奇发现他永远不能教会计算机编程员实施空中攻击。因此，他上了一个FORTRAN(公式翻译语言)编程速成班，并同另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合编了一个具有各种可变参数的计算机程序。这套程序用在了F-15“鹰”式及后续战斗机的设计工作中。
60年代中期，为了发展F-X飞机(试验型战斗机)，在空军部长尤金·朱克特的指导下开始进行研究，而韦尔奇的工作对此大有帮助。F-X要成为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飞机(即使为此而牺牲速度也在所不惜)，并要拥有空对空战斗、地面攻击和全天候作战的优越性能。奇怪的是，初步设计研究所得出的那种飞机竟是从F-111克隆出来的6万磅重的庞然大物，这与当时关于战斗机应是什么样子的设想截然相反。
五角大楼一位积极进取的年轻执行军官——约翰·R·博伊德少校——挽救了这个局面。他领导的研究工作改变了F-X的发展方向，使之成为一种用于执行夺取空中优势任务的机动能力很强的飞机。博伊德直言不讳地提倡能量机动能力概念。这一概念已被证明是F-4在越战中获得成功的关键。他的方案要求F-X在空中格斗所能遇到的一切情况下，其转弯和加速均比敌方战斗机快。
3家制造商——费尔柴尔德、北美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按照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一揽子采购”规则展开了大规模设计竞争。这些规则还得到了“检验期限表”的补充。按照该表，获胜的设计必须在24个检验期限内如期达到要求，与这些期限相应的行动包括初步设计审查、首次试飞、疲劳试验、全套飞行试验以及向战术空军司令部交付首架飞机等等。制造商必须按每个检验期限完成相应的行动，否则推迟向它提供新的资金——这是合同工作中“大棒”与“胡萝卜”的完美结合。
经过美国空军军职和文职人员组成的许多小组花费大约250万个工时进行的研究，空军部长西曼斯于1969年12月23日选定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为获胜者。次年初，又同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签订了为F-15“鹰”式战斗机提供动力的F100-PW-100发动机研制合同。(对于参加竞争的承包商们来说，“一揽子采购”的代价很大，不仅巨大的开支会使像费尔柴尔德那样的较小的公司接近破产，而且还有风险，因为如果没有争取到项目，已经花出去的钱就收不回来。“一揽子采购”试验是官僚机构一味地追求数字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试验中，只求数字合适，而忽视了必须在经济领域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并且牺牲了在其他重要领域取得进展的机会。)
所有的承包商都将大量资源投入竞争。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进行了1万多个小时的耗资巨大的风洞试验，并且广泛使用了当时尚为新玩意儿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设备。此外，该公司还使用了两台座舱空中战斗模拟器，将自己的设计与所有可能的竞争者的设计进行对比试验。这种模拟器由参加过战斗的空军老飞行员操作，进行模拟飞行并提出改进座舱设计的建议。
最后，F-15举世无双的机动能力有赖于像“莱特飞行器”一样古老的两个因素：低翼载荷(机翼面积与总重量之比)和高动力-重量比。它于1973年7月27日在麦克唐纳公司的圣路易斯工厂作首次飞行，并于1974年11月14日在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进入现役。1976年晚些时候，驻在兰利的第1战术战斗机联队成了作好战斗准备的第一个“鹰”式战斗机联队。
F-15在试验阶段发现机架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麻烦，但较易改进。它的发动机是当时战斗机所采用过的发动机中最复杂的一种发动机，既存在运转上的问题，又存在保养上的问题，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彻底解决。尽管如此，F-15很快证明了自己是未来的战斗机，其性能使苏联现有的一切飞机都相形见绌。它机动能力强，并且装备了休斯公司制造的多用途脉冲多普勒雷达，因此符合夺取空中优势的所有要求。1982年，以色列空军使用F-15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在海湾战争中，F-15又一次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F-15的这种优越性能是花费了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最初估计每架F-15的成本约为1500万美元，但是经过这些年的改进、通货膨胀和增添装备，目前的单价已达5000万美元。F-15的体积也比轻型战斗机倡导者们所希望的大。于是，以博伊德少校和他的同事皮埃尔·斯普雷(国防部长办公厅的系统分析家)为首的所谓“战斗机帮”力求引起人们对一种较小的飞机感兴趣。
研制一种轻型战斗机的主张立即促使空军总部作出了不利的反应。在为宣传F-15作出了巨大努力之后，空军参谋部不希望给国会提供用于取消这种飞机的口实——有了“低成本”飞机研制计划，就应取消高成本飞机研制计划。迈克·洛出色地证明了校级执行军官可以影响未来的事态，他使另一股热情迎合了新生的要求发展轻型战斗机的运动。这股热情来自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他希望通过竞争性试飞来选择飞机。洛成了“空战战斗机”项目的监控者，并促成了诺思罗普YF-17与通用动力YF-16之间的竞争。由于空军“少壮派”发挥了作用和国防部长的及时介入，一种战斗机——F-15——的成功发展没有压制而是促进了另一种战斗机——F-16——的发展。
从在计划人员头脑中形成最初的方案，到抵达最后的目的地——戴维斯-蒙塞空军基地飞机销毁单位的熔炉，每种武器系统的历史都大致相同。在当今长期发展、持久生产和长使用寿命的世界上，从构思到报废之间的时间可能长达60年，比一般飞行员或议员的3次职业生涯的时间还长。
F-15/F-16的壮丽诗篇说明了：要有真正的远见卓识，才能构思出既达到特定要求，又可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使用几十年的武器系统。在发展一种武器系统方面，远见卓识还必须伴以在领导人多次更迭的长时期内勤奋地实施管理，巧妙地进行政治活动，以及坚定地依循基本军事理论行事。
人们很少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拼命搜罗有关600美元马桶或25000美元传真机故事的新闻媒体，不会从下述事实中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这个事实就是：研制和部署一种武器系统是一项很艰巨的浩大工程，而仅空军一个军种就可能时刻都有几百种主要武器系统(包括弹药和电子对抗装备)在发展之中。每一种武器系统可能不折不扣地拥有几万个子部件，外加数以千计的支援装备，这一切都要同样地认真对待。每一个部件均须设计得符合极其琐细的标准，以便达到预期的性能、强度、寿命和能力。(当有商业产品可供使用时，就倾向于不那么严格地要求合乎上述规格。在商界有现成的部件可供使用的情况下，上述做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必须为某个特定的武器系统研制部件，因为商界并不存在必须研制如此特殊部件的压力。)
在许多武器系统的设计工作中，必须预见到尚未充分明确说明的威胁和用途。人员也必须在制造、交付、使用和保养武器系统方面接受训练。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和美国人的生命均有赖于及时地完成这些武器系统的研制计划。
犯过错误吗？犯过。在项目涉及的众多的军人和文职人员中，有没有少数败类从中渔利？有。这种大规模的活动会不会不可避免地由于人为的失误而闹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来？当然会。但从总体上说，整个工作进行得很成功，工作人员也很诚实可靠，任何组织、产业或政府都会为此而自豪。
正如下一章所示，空军在如此迅速地研制成功所需的两代作战装备方面，十分巧妙和出色地应付了所面临的一切挑战。与此同时，它在从军事上利用太空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而上述那些武器系统恰恰需要利用太空才能恰当地发挥效用。
开发太空
虽然尚未出现要求将空军这个比较年轻的军种改名为“美国航空航天军”的狂潮，但是投入太空的资源和开发太空所带来的好处，几乎肯定会在将来促成易名之举。从下面所述的组织机构发展趋势，也许可以看出空军走向采用上述新名称的曲折历程。
空军走向太空起初是出于好奇和巧合，因此毫不奇怪，它采取了传统的组织方式，由空军系统司令部、防空司令部、空军后勤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国防通信局分担有关的职责。由于需要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空军尚未来得及制定出广泛的开发太空计划，就卷入了太空事务。人们很快就看出，洲际弹道导弹的推进和制导系统可用于将卫星送上轨道。但是，要想了解众多的卫星系统所提供的全部潜能，则还需要时间。此外，为研制卫星并将卫星用于情报、通信、导航和气象网络所必须的技术基础也尚待发展。从下文就会看到，有了可供使用的技术之后，美国空军就建立了与空中优势的老概念相应的太空优势。
关于美国空军进入太空的最早构想是凭直觉作出的。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D·怀特上将认为太空与我们的大气层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他认识到美国不可能主宰整个太空。在他看来，美国应该建立太空优势以控制太空活动，就像美国已经建立了控制敌方空中行动的空中优势一样。
即使是如此有限的战略，其经济意义亦未被充分认识到。不久，苏联利用太空扩展其军事力量活动范围的意图昭然若揭。而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可靠途径，是用洲际弹道导弹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对于美国的政策和民族特性来说都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行动。这样一来，美苏冷战大竞赛就冒冒失失地——也是盲目地——进入了一个新领域。
航天政策上的犹疑不决
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都希望避免太空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巨大花费和危险。艾森豪威尔提出了确保飞越太空的“航天自由”概念，并努力使建立国家航空航天局的1958年法律的头一句话就确认这一愿望。这句话是：“国会宣布，美国的政策是：航天活动应致力于达到为人类谋利益的和平目的。”但和平目的包括航天防御支援任务，诸如侦察和通信。(艾森豪威尔在批准后面详述的“日冕”计划方面表现出了勇气和远见，应当大加赞扬。)
此项法律接着就将为部署这些防御系统而利用太空的责任授予了国防部。空军在此之前已经被授予了相似的责任，这已由1970年9月1日国防部第5160·22号指令予以证实。该指令规定：“空军将负责发展、生产和部署航天系统，以便针对敌方核能力及所有发射工具(包括发射和轨道支援活动)提供预警和实施监视。”
肯尼迪总统选中“阿波罗”计划作为提高声望但不构成威胁的手段，以便以不会引起军备竞赛的方式显示美国的技术优势。“阿波罗”计划十分成功，并且恢复了美国的国际声望，但也增强了苏联为军事目的而抢占“太空制高点”的决心。1971年，苏联的发射次数超过了美国，因为苏联的卫星不那么可靠，轨道寿命较短。到1973年，苏联人送人轨道的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数量几乎是美国的5倍。苏联在试验反卫星武器方面不受约束，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一直进行试验。但它的系统在高度和方位角方面能力有限。
不幸，美国对苏联大吹大擂的航天活动的反应同它处理越战事态的方式如出一辙。在越南战争中，美国精心制定了政策去促使敌方作出某种积极的反应，可是这种反应从未出现。太空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渴望与苏联和解，结果导致了为避免打乱对裁减军备的追求而扼杀了技术进步。苏联没有投桃报李。尽管存在这种总趋势，美国的卫星还是变得比苏联的卫星可靠得多，能够运转10年以上。
在麦克纳马拉时代，争端的调解往往是在内部采取一种脱胎于“投饵后变换产品”这一销售策略的政治手法，只不过改为先“变换”，后“投饵”。麦克纳马拉坚持军事航天活动要与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计划一致，然后将该局的计划用作取消空军航天计划的理由。空军的第一项计划是波音X-20“动力翱翔”航天器。它是一种载有一名驾驶员的火箭助推航天器，可在轨道上绕地球飞行，然后返回到指定地点着陆。从概念上讲，它是航天飞机的先行者，其工程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尤根·萨恩格博土提出的“跳弹轰炸机”方案。
“动力翱翔”航天器是空军发展太空载人军事巡逻能力计划的关键部分。高超音速X-20从1962年第一次发射开始(在同一年，后来当上参议员的约翰·格伦在“水星”航天器“友谊7号”上成功地进行了轨道飞行)就一直试验从轨道飞行状态转入有控制的机动再入大气层行动。X-20本来可以成为比“水星”航天器先进得多的运载工具，至少可以使早期的轨道飞行免去“把飞行员当猴子”的臭名。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水星”计划杰出成就的意思。
麦克纳马拉确信“水星-双子星-阿波罗”计划可以完成“动力翱翔”计划的任务，于是在1963年12月10日取消了X-20计划。这就是他搞的“变换”。与此同时，他宣布发展一种载人轨道实验室。这就是他用来减少国会和空军对取消“动力翱翔”计划不满情绪的“诱饵”。结果，“动力翱翔”计划的唯一收益就是把该项目的某些试验成果转用到了X-15和航天飞机计划之中。
这种变换项目的骗局成了在国防部内部被称为“分析致瘫”的那种现象的一部分。任何不在麦克纳马拉优先项目清单上的项目都会遭到狂轰滥炸般的质询，又是提问，又是要求汇报和提供代替项目，或者提出其他种种疑问，迫使项目军官只得减少花在项目本身上的精力而去满足提供信息的要求。然后，如果项目仍在继续进行，就通过提出同一领域里的一个新项目去取消原先的项目。这种手法虽然不顾各军种和纳税人的利益，却很合麦克纳马拉及其某些继任者的心意。
载人轨道实验室是一个拟用于执行侦察任务的小型太空站。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麦克纳马拉开始削减预期在1971年某个时候发射的载人轨道实验室的经费。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人卫星的成功，越战需要大量经费，“阿波罗”计划开支太大，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已经花费了13.7亿美元之后，却要由载人轨道实验室的热心支持者、国防部长莱尔德在1969年6月宣布取消此项计划。
空军早期的某些航天活动是被迫作出的反应。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挥舞着轨道炸弹进行威胁。由于需要一种对付苏联这一威胁的办法，因而在1963年匆忙提出了发展反卫星能力的要求。在一年稍多的时间里，空军系统司令部航天系统处以“437计划”作出了回应。该计划是用部署在一座太平洋岛屿上的“雷神”式导弹去拦击卫星，制导系统可以将反卫星导弹引导到距敌方卫星5英里以内的位置上，从而使敌卫星完全处在导弹核弹头的毁伤半径之内。该系统在奉命退役之前一直处于可供作战使用状态达10年之久。
1961年，空军还制定计划，研制一种能进行红外寻的并在敌火箭最初的助推阶段即予摧毁的卫星系统——里根总统“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的先驱者。这种“弹道导弹助推拦击”武器(必然又将首字母连在一起而被称作Bambi——“巴姆比”)遭到了麦克纳马拉的冷遇，说它技术要求太高，因此不予考虑。然而，它正是技术所要求的那种革命性跃进，它的取消，说明了在实际应用绝对优先于基础研究之际研究与发展工作遇到了危险。麦克纳马拉宁愿研制可用于多个项目的所谓的“技术积木”——这是他要求TFX那类飞机所具备的“通用性”在航天方面的翻版。
尽管这些挫折破坏了已经宣布的空军航天计划，空军仍在继续研制一系列其他防务支援航天项目：导弹防御警报、通信、气象、导航和侦察卫星，这些十分保密的项目最终极为成功，并且证明了航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借以发挥空军控制战斗舞台这一传统作用的手段。随着工作之取得进展，建立航天理论和航天组织的呼声增高。这一呼声将受到从低到高的各级领导人的注意。
当时还是上校的罗伯特·T·马什迈出了走向建立独立的航天组织的最初几步。他在领导工作中从来没有争地盘的意识，他认定需要在空军系统司令部内另外成立一个航天局，并于1965年整理了一份汇报材料呈给麦康内尔上将，后者批准了这一建议。后来，作为指挥空军系统司令部的上将军官，马什又一次不争地盘，主张成立一个独立的航天司令部。
1977年，空军参谋长琼斯上将下发了关于“空军航天政策”的一个函件，将发展武器系统和在太空进行军事活动列入空军的主要职责。次年，卡特总统发出了第37号总统指令，一反其通常的反五角大楼的态度，出人意外地强烈支持军事航天活动。
冷战的寒雾使人看不清苏联卫星发射率日益提高——1981年几乎发射了100次——的原因。卫星更换率的提高实际上是由于苏联卫星的寿命较短所致，但也可能是由于苏联人打算像在发生太空战争时那样频繁地更换卫星。苏联的专业军事杂志通常是最晦涩难懂的读物，此时却把公开讨论太空的军事用途当成了癖好。
就在苏联加紧活动之际，美国也越来越依赖航天系统并且看到了对即将出现的航天飞机加以利用的必要性。1981年以后，由于实行重整军备计划和下文所述那些卫星系统的迅速发展，里根政府为空军参谋长卢·艾伦上将于1982年6月21日宣布成立空军航天司令部(1983年9月1日生效)创造了条件。
艾伦精心组建了空军航天司令部(AFSPACECOM)，让其司令官兼任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司令官(CINCNORAD)和防空司令部司令官(CINCADC)，并让空军系统司令部司令官兼任航天司令部副司令官。使用了这么一大堆首字母缩略词，只是意味着航天司令部将把北美的对空和对导弹防御纳入其管辖范围之内，并且可以方便地利用空军系统司令部的研究与发展潜力。艾伦还选了一名精力旺盛的人担任航天司令部首任司令官，他就是前橄榄球明星、原型战斗机试飞员、好斗的詹姆斯·V·哈廷格上将。哈廷格受命管理和使用所属的一切航天力量，包括控制在用的航天器和管理国防部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活动。此外，他还要统一协调像雨后春笋似地不断涌现的一系列高度保密的航天计划的管理工作。
空军部长奥尔和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提出了一个无私的动议。他们声称当前没有哪一个军事机构对军用航天系统享有权力，因此主张成立一个统一的航天司令部。此外，从国家指挥当局到部队，指挥系统应该明确，这也要求建立统一的司令部。陆军表示同意，但海军提出异议，它成立了自己的航天司令部并反对建立统一的司令部。海军的反对徒劳无功，因为国防部于1984年11月23日建立了一个新的联合司令部——美国航天司令部(USSPACECOM)。它建立得正是时候，因为太空的底层部分正变得越来越拥挤，存在着大批越来越先进的卫星。
在美国航天司令部成立后的10年内，它发展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组织，担负着相互关联的几项任务：保卫北美，控制战略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以及使三军航天司令部的活动一体化。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合理的办法是给一名司令官戴上“三顶帽子”。因此，美国航天司令部司令官兼任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司令官，同时也是空军航天司令部司令官。作为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司令官，他负责保卫美国和加拿大的空中主权。作为空军航天司令部司令官，他指挥卫星控制、预警、航天发射和弹道导弹作战等活动。只有在任务上有所重迭以及几个司令部参谋机构之间密切协调，才有可能管理好如此之多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美国战略司令部控制着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第20航空队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军的潜射弹道导弹。它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指挥当局(由总统和国防部长组成)直接控制。这些部队的行动也要与统一司令部指挥下的其他行动十分密切地协调。
各军种还有其他一些与航天有关的子项目，但以归空军器材司令部下属各单位管理的那些子项目最为先进、经费最多和最多种多样。目前由空军器材司令部管理的航天项目有几百个，从“宇宙神”发射工具这样的大项目(用整修过的“宇宙神”E型运载火箭将卫星送人轨道)，到可在敌方运载工具助推阶段将其摧毁的机载激光器，再到查明来自太阳的能量对空军卫星的影响，一应俱全。这些项目的阵容颇为壮观，其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每个项目都是经过空军内部的审查组、国防部和国会精挑细拣才保留下来的。
走向未知领域
美国花在所有航天计划上的全部开支很可能已从一项情报搜集计划中得到绰绰有余的补偿。事情要从1955年3月17日(亦即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科学成就在美国引起轰动之前两年半)说起。那天，美国政府提出需要研制一种战略侦察卫星。在国家侦察办公室工作的空军和中央情报局的小组搞了一个名叫“日冕”的计划。该计划将揭开苏联和中国的许多秘密，因为计划内的卫星将监视51000万平方海里的共产党控制区，披露不存在着“导弹差距”，识别每一种潜艇、轰炸机和战斗机并清点其数量，监控中、苏两国导弹发射场的活动，以及提供诸如原子武器贮存场之类的过去无法接近的目标的详细数据。这笔情报横财的数量无与伦比，其重要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级”和“魔术”密码破译情报成果加在一起还要高出几个数量级。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力量要大得多，这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即使没有“超级”和“魔术”，它仍能打赢那场战争。“日冕”计划则取得了更大的胜利，那就是在协助避免发生核冲突的同时，提供了为打赢冷战所需的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空军实施的代号为“发现者”的掩护计划的掩饰下，“日冕”计划在停止执行后仍绝对保密了23年。1995年2月，副总统艾尔·戈尔正式取消了美国第一个间谍卫星计划的保密等级，从而使整个事情大白于天下。“日冕”计划是在1960年至1972年间发挥作用的，总共获得了80多万张卫星图像。
中央情报局派出理查德·比斯尔担任该计划的主任，提供了经费，并且制定了严格的保密计划。比斯尔是中央情报局长艾伦·W·杜勒斯的计划与协调特别助理，参与过同样保密的洛克希德U-2飞机计划。后来，他在洛克希德A-12/SR-71飞机夺标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的副手是空军老牌试飞员奥斯蒙德·J·里特兰德少将，此人飞过200多种飞机，包括英国、德国和日本的作战飞机。他们在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内的伙伴是詹姆斯·W·普卢默，他领导着一个以凯利·约翰逊的著名“臭鼬”工厂为榜样的精干管理机构。
“日冕”系列卫星的核心，是在所发射的130颗卫星中的大多数卫星上使用“伊特克”照相机。这种相机早期的分辨率约为40英尺。随着岁月的流逝，分辨率提高到小于10英尺，因此地面上小到只有一辆汽车那么大的物体亦可被看到并加以识别。
该计划始于1956年，结束于1972年，耗资仅8.5亿美元。开头并不顺利。1959年1月21日的第一次发射(卫星代号是“发现者”O号)失败了。第二次试验在技术上成功了，但卫星上未装照相机。以后的11次发射均告失败。要求普卢默、比斯尔和里特兰德交货的压力极大。因为，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已于1960年5月1日被击落，所有在苏联上空的侦察飞行均已暂停，从而使中央情报局失去了搜集情报的主要侦察手段。
洛克希德公司和空军的小组在不受官僚机构监督约束的情况下迅速采取行动，有时口头(往往通过电话)对合同作重大修改，终于及时地使计划获得了成功。1960年8月10日，“发现者”13号升空，首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以后历次“发现者”飞行几乎次次成功。由拥有特殊装备的费尔柴尔德JC-119和洛克希德NC-130H飞机对卫星密封舱进行的空中回收，如果不是照例都获得成功的话，至少也可以预测能否成功了。“日冕”系统的覆盖面约为U-2覆盖面的500倍，而且不必由驾驶员去冒任何风险。
虽然“日冕”计划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由于保密，那些在失败的暗淡日子里仍不屈不挠地坚持领导工作的人们却得不到应有的赞扬。
此项计划还有许多科学上的副产品。从“日冕”密封舱上收集到的再入大气层数据，对于“阿波罗”宇宙飞船再入大气层的设计和材料的使用都具有直接影响。这一经验也是使洛克希德公司航天与导弹部的工作得到加强的一个关键因素，该部进而在“北极星”、“海神”和“三叉戟”等导弹计划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最重要的是，在冷战这场“扑克”大赛中，“日冕”成了美国可用于偷看苏联手中“牌”的一面“镜子”。
从使用人才和资源、解决难题及出成果等方面来说，“日冕”计划都是后来美国各项具有辉煌历史的主要航天计划的样板。这些计划当然比“日冕”计划更先进，而且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也更大。不幸，在写本书时，这些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大部分仍然保密。作者只能介绍它们是什么样的系统以及它们的重要性。
变未知为已知
美国空军与几十个政府机构及民间机构共同负责利用太空。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侦察办公室、国家海洋与大气层管理局和国家安全局。民间机构的卫星包括“国际通信卫星”(由拥有131个成员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掌管)和“大地卫星”(私人经营的一个卫星系统，用于监控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
太空提供了履行许多军事职能的场所。这些职能得到了大量卫星系统及其配套地面设施的支援。下面简要介绍这些职能及某些运作系统。
导航
各军种、尤其是空军已从“导航星”全球定位系统所提供的导航精确性中获益匪浅。该系统由驻在科罗拉多州福尔肯空军基地的第50航天联队掌管。24颗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向地面发送信号，为军队和民间用户提供极其精确的三维定位信息，即纬度、经度和高度，外加速度和时间。此项服务可在一切气象条件下，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数量不限的用户提供实时信息。
全球定位系统卫星每12个小时绕地球一周，连续发出导航信号，时间精确度可达到百万分之一秒以内，速度精确度达零点几英里/时以内，位置精确度则达30英尺以内。由于军方担心潜在的敌人可能利用全球定位系统的精确性瞄准像“民兵”导弹发射井那样的重要目标，因而为民间用户提供的定位精确度降到了300英尺左右。民间用户的强烈要求迫使军方改变了这一做法，转而发送“有区别地加以修正的”全球定位系统信号，但是军方保留了在紧急时期使提供给民间用户的信号失真的权利。
全球定位系统在海湾战争中出了名。在那次战争中，从执行历史上距离最远的战斗任务的隐形轰炸机和B-52轰炸机，到在沙漠中行进的特种作战部队，都使用了该系统。在建立供惯性导航系统校准用的精确参考点方面，全球定位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求量如此之大，以致许多军人从民间来源购买了供自己使用的小型便携式全球定位系统装置，而英国飞行员们在驾驶其“美洲虎”式战斗轰炸机时则将民用型便携式全球定位系统装置用尼龙搭扣固定到仪表板上。在恶劣气象条件下，它们特别有用。
全球定位系统在提高其他攻击装备的精确度方面也很有效，如LANTIRN(夜间低空导航与目标瞄准红外装置)。综合运用全球定位系统和LANTIRN的F-16飞机在地面攻击作战中被用来打击机动发射架。其他的F-16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执行快速前方空军控制任务，向后方传回精确的目标坐标，而不必发射目标标示火箭。该系统很有吸引力的一个特点是不断地发出和被动地接收信息——没有引起敌人警觉和暴露接收器位置的辐射。
该系统的使用面正在迅速扩大，目前已有使全球定位系统成为商业飞机基本仪表着陆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趋势。
第一颗“导航星”全球定位系统卫星于1978年2月22日发射。在海湾战争期间，有16颗卫星可供使用。目前有24颗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包括3颗备用卫星)在使用中，每颗卫星的设计寿命为7年半。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宽5英尺，长17.5英尺，重1860磅。它们部署在10900英里高的近似圆形的轨道上。太阳电池板产生700瓦电力。“德尔塔”II型一次性发射装置将全球定位系统卫星送入轨道。罗克韦尔国际公司提供了头两个系列的卫星，第三个系列的卫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
导弹防御警报
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研制成功初期起，就需要跟踪可能来袭的导弹。现在，对来自前苏联的袭击的担心虽已消失，但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技术已经扩散，对导弹发射进行跟踪的需要仍和以往一样大。
理想的导弹防御是发现导弹发射后就在导弹的助推阶段将其摧毁，使弹头回落到发射者的领土上。这种防御过去被认为不切实际或花费过大而遭否定，但是导弹技术的向第三世界国家扩散已使这种防御构想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实施这种战术的一些新方法正在发展之中。
在海湾战争中，“爱国者”系统已显示了在终端区摧毁导弹的能力。起初以为几乎百分之百地获得了成功，但后来的分析表明，该系统有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是被拦截的导弹无规则地坠落和弹头落到了友方领土上。在发现导弹方面，则比较成功。国防支援计划(DSP)卫星系统于70年代首次部署，此后一直不问断地提供预警能力。它用于探测和跟踪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航天发射活动、核爆炸和小型战术导弹。在海湾战争中，DSP系统在跟踪“飞毛腿”导弹发射活动方面效果很好。1995年，发展了处理数据的一种新方法，叫做ALERT(“向战区早期报告攻击与发射”)。新方法改进了就针对海外美军和盟军的短程导弹攻击发出警报的能力。
TRW公司是DSP卫星的主承包商。该卫星在大约22000英里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每颗卫星重约5000磅，在打开阵列太阳电池板的情况下，直径为22英尺，高32.8英尺。阵列太阳电池板发电1485瓦。计划一共发射24颗DSP卫星，现已发射16颗。下个世纪初，一种天基红外系统将开始取代DSP系统。
驻在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的第21航天联队掌管DSP卫星，并向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和美国航天司令部报告警报信息。这两个司令部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夏延山综合设施内均设有预警中心。对DSP卫星的指挥与控制由第50航天联队负责。
通信
1910年，从飞机上发出了第一份无线电报。从那时以后，通信日趋重要，现已成为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没有通信，就没有指挥与控制。许多卫星系统用于为从国家指挥当局向下直到中队级的每个人提供军事通信保障。这些系统包括国防卫星通信系统(DSCS)、军事战略与战术中继(“军星”)系统和空军卫星通信(AFSATCOM)系统。舰队卫星通信系统由空军和海军共用。
国防卫星通信系统用于国防领导人和战场指挥官之间高度优先的通信，并向各用户传送航天活动和预警数据。
目前，有两颗第二阶段DSCS卫星和8颗第三阶段DSCS卫星在23000多英里的高度上绕地球飞行。每颗卫星使用6个超高频应答信道，以提供全球保密话频通信和高速数据通信。第二阶段DSCS卫星由TRW公司制造，并于1971年首次发射。在天线打开的情况下，该圆柱状卫星直径9英尺，高13英尺。阵列太阳电池板可产生535瓦电力。第三阶段DSCS卫星由马丁-马里塔公司制造，并于1982年首次发射。其体积将近6×6×7英尺，阵列太阳电池板翼展38英尺，发电1100瓦。这些卫星的独特之处是有的由“大力神”火箭发射，有的则由航天飞机送入轨道。
负责DSCS系统指挥与控制的两个单位是利罗拉多州福尔肯空军基地的第3航天活动中队和加利福尼亚州奥尼朱卡空军站的第5航天活动中队。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改变卫星位置的能力在海湾战争中发挥了效益。在那次战争中，一颗DSCS II卫星转移到了印度洋上空的地球同步轨道上，从而为在原先通信能力不足的一个地区提供了极好的通信保障。
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主承包商的“军星”卫星通信系统正在发展之中，并将成为历史上最先进的军事通信系统。它将由位于中高度(22400英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4颗卫星组成，外加一个极地附属系统。这些中高度卫星重约10000磅，并有可发电8000瓦的太阳电池板。这些卫星与地面终端站及任务控制站通联。第一颗“军星”卫星于1994年2月7日由“大力神”IV型发射。
每颗“军星”卫星实际上是一个太空交换台，将电信从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终端站转往其他终端站。陆、海、空军的终端站均可使用这些卫星。该系统还通过其他卫星进行作业，大大减少了对在地面控制下进行转接的需求。福尔肯空军基地的第4航天活动中队负责实时平台控制和通信负荷管理。
气象
航天时代卫星中的无名英雄是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SP)中的那些卫星。20多年来，它们一直不间断地提供有关全球气象情况的实时信息。
两颗DMSP卫星时刻位于极地轨道上，高度约为450英里，每天以目视和红外成像监测整个地球4次。数据由各跟踪站收集并由各军事气象中心分析。这些中心可查明雷暴、飓风和台风的位置与强度。DMSP卫星重1750磅，高11英尺6英寸，宽将近5英尺，长19英尺有余。它由马丁-马里塔公司制造，由“大力神”II型火箭发射，其阵列太阳电池板可发电1000瓦。
侦察与监视
很难将一个计划项目(如U-2或F-117A)长期保密。然而，有一个政府机构——国家侦察办公室(NRO)——的工作，即使在它打开了敌方的天空并对其时刻进行监视的情况下，依然成功地保密了许多年。国家侦察办公室的前身起初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60年8月25日成立，并于1961年改名为国家侦察办公室。国家侦察办公室主任直接向国防部长报告工作。
“国家侦察办公室”这个名称中的“侦察”一词是对其从空中进行间谍活动这一基本任务的委婉说法。卫星上的照相机既进行侦察(亦即搜集特定情报)，又进行监视(亦即不断搜索广大地区，以期发现有关的活动，如核查遵守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
进行间谍活动这一主要任务还得到了监控雷达信号与其他电子信号的电子侦察卫星、气象卫星和特殊绝密通信线路的加强。不断地使用每天24小时绕地球运行的NRO卫星提供的数据，就可以随时估计外国军事威胁的程度，并防止对方利用伪装和诱饵提供假情报。这些卫星还提供在外交谈判中有用的数据。例如，在波斯尼亚冲突中，NRO卫星就被用于拍摄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和大批掩埋尸体的场所的照片。
国家侦察办公室基本上是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接受中央情报局局长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就感兴趣的地区所作的指示。该办公室不对所获数据进行分析，而将此项工作留给使用机构去进行。美国空军几十年来一直使用此种情报筹划和执行战略与战术任务。
前面提到“日冕”系列卫星的成就时仅仅暗示了1972年以前的监视活动范围，而国家侦察办公室所进行的监视活动则在打破“导弹差距”的神话之外，还揭示了苏联从研制新洲际弹道导弹，到违犯反弹道导弹条约而建造相控阵雷达的一系列秘密活动。NRO卫星发现了正在沙特阿拉伯沙漠中部署的中国制造的CSS-2中程弹道导弹——这清楚地表明了北京对武器出口的兴趣越来越大。
计算机技术的每一项进步都增强了卫星的能力，使其处理和传送数据的速度稳步提高，以致卫星今天已能用于非军事目的，包括监控环境。
会聚
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目击了美国空军内的几种完全不同的趋势不顾相互之间的差异而会聚到一起，从而形成了打赢战争的精妙机制。一个趋势是坚定不移地要求改进技术。这一趋势自阿诺德开创以来一直不屈不挠地保持了下来。第二个趋势增强了第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开明管理的普及，这使得官兵都有了上佳的表现。第三个趋势是相反的趋势，那就是在里根执政期间令人陶醉的4年(那时经费简直没有限制)过后进行了巨大削减。但是，这种削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种灾难性的复员不同。飞机和人员数量虽然剧减了将近40%，但对此项削减工作处理得很精心，因而剩下的“基本力量”仍然极有战斗力。
就在这些趋势虽然部分地相互矛盾但仍会聚到一起的过程中，美国空军在诸如利比亚、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波斯尼亚之类的较小的紧急事件中成功地遂行了作战行动。此外，它还在海湾打胜了一场规模大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空军显示的无与伦比的军事威力使苏联丧胆，并对苏联的解体和漫长而艰苦的冷战的胜利结束作出了很大贡献。下一章将叙述这些事件，以便为展望21世纪的空军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