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面面观·第五
作者：沃尔特·J·博伊恩·美国
出自————《跨越苍穹——美国空军史》
出自————《战争通史》
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抱怨艾森豪威尔政府过于依赖大规模报复而无力打有限战争。肯尼迪还指责国防部在核武器方面奉行愚蠢的“充足”政策，以致造成“导弹差距”，使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超过了美国。他提出了一些建立新国防态势的有力建议，包括增加国防拨款、改进常规部队及其空运能力和大力加强民防措施。肯尼迪当选后责成其新政府的成员们纠正他指出的那些问题。于是，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热切地投入了这项工作。
在竞选期间，肯尼迪就已经赞同退役陆军上将马克斯韦尔·D·泰勒关于灵活反应战略的观点。灵活反应这个概念是尊敬的乔治·F·凯南1954年在《美国对外政策实况》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泰勒发展了这种主张，并把他的一些想法写进了FM100-5号陆军野战条令，尽管国防部并不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些想法。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战时人物，曾在诺曼底登陆战役进攻发起日率领第101空降师进军法国。他在1959年7月退役之后仍很出名，因为他在大受欢迎的《不定的号角》一书中申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轰炸机和导弹力量已经太庞大，拥有了“超量毁伤”能力。因此，现在是陆军和海军加强自己的力量，以便有能力对有限战争作出决定性反应的时候了。他要求采用一种制订军事预算的方法，使军事预算能够显示出用多少国防费采办了多少作战力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加以修改之后采用了他提出的这种方法。
按照泰勒的观点，大规模报复政策只有在苏联尚未拥有可与美国媲美的核力量时才是合适的。当苏联的核实力已达到相对均势时，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成了一个障碍，因为它使常规部队像欧洲的北约部队那样沦为引发核交战的拉发线。泰勒认为，除非美国愿意对敌人发动大规模袭击并承受由此而招来的反击，否则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介入苏联可能煽起的任何有限战争。事实上，敌人可以通过恐吓、在外交上利用“人造地球卫星”造成的声势、发动有限的灌木林火式战争以及煽动内部革命，把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逐个蚕食掉。
他认为现有的核力量已可造成10倍“超量毁伤”。这种观点对陆军和海军具有吸引力，因此它们支持他的限定并削减轰炸机和导弹力量的要求。削减后的这些力量仍将足以提供核威慑力量——极为重要的“空中原子”盾牌。因此，恢复了活力的陆、海军常规部队就可以在这种盾牌的保护下去应付有限战争。曾在著名的“海军将领造反”事件中充当急先锋的阿利·伯克海军上将赞同上述论点，因为有限的威慑能力和由此引伸出的“有控制的报复”有助于为建立“北极星”潜艇舰队找到论据。这样一来，新战略打出的旗号就很有点各军种争夺地盘的色彩了。
不出所料，怀特上将相当有说服力地表示了美国空军对泰勒的主张所持的异议，而李梅上将则更加直率地表示反对。怀特的超常才智使泰勒踌躇不前，甚至有可能使他望而却步。怀特争辩说，“一旦发生全球战争，我们的战略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敌人进行战争的能力。在确定为达成这一目的而需要的力量时，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到目标的数目、位置和易毁性，而且要考虑到我方武器的可靠性、准确性和弹头当量，以及作战上的无数变数和对敌方预期防御能力的估计。”
李梅的观点则是：“威慑力量是一种足够庞大和足够有效的力量，以致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进攻性或防御性行动，他仍会遭到超出他愿意承受的那种限度的炸弹或爆炸力的袭击。”怀特和李梅不同意把战略航空和导弹部队削减到尚未确定的“限度”。
尽管美国空军的战略直到1960年为止都被证明是成功的，泰勒的观点还是最终占了上风。在肯尼迪于1962年10月把退役的泰勒召回来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后，泰勒的观点就更加得势了。即使在泰勒就任新职之前，他的理论就已经给促使美国在军事上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的那一长串事态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在越南，“灵活反应”变成了一条传送带，最终输送了536100名官兵去打一场每个有头脑的美国军人向来憎恶的那种战争——亚洲的地面战争。
从哈里·杜鲁门到理查德·尼克松，5任美国总统都卷进了越南事务。肯尼迪政府的卷入始于1961年，但起初并未大肆张扬。1961年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份，印证了泰勒关于有限战争将主宰未来的观点。第一个危机于1961年春发生在老挝。当时，新总统肯尼迪支持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的联合政府抵制共产党的接管。肯尼迪遵循自己所声明的协调军事和外交行动的政策，以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航空部队显示力量，同时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共同努力，在日内瓦谈判中达成了协议。危机平息了，但共产党的颠覆活动没有平息并将在整个越南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个紧急情况发生在陷入困境的刚果。从1960年7月开始，美国在那里进行了“新磁带行动”——紧急空运行动。(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1964年1月，真正显示了军事空运局空军人员的技能和勇气。他们驾驶道格拉斯C-124、道格拉斯C-133、洛克希德C-130和波音C-135运输机长途飞行，艰难地从美国或德国飞往伊丽莎白维尔，目的地的着陆机场很简陋，沿途的导航设施也很少，而且没有气象报告。)1961年9月25日，肯尼迪在联合国发表了一次演说，指出共产党人在刚果、老挝、南越、印度、柏林和其他地方支持动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称之为“解放战争”——并要求苏联进行“和平竞赛”而不是军备竞赛。
赫鲁晓夫因为苏联一再取得航天成就而洋洋自得，重演其惯用的外交伎俩，声称“我们拥有威力超过1亿吨当量的炸弹。我们把加加林和季托夫送上了太空轨道。我们可能把他们换成能够抵达地球上任何地点的其他载荷。”这位在共产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瞧不起肯尼迪，认为他年轻、缺乏经验和易受压力影响。为了加剧紧张局势，他宣布打算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单独缔结和平条约，以为这一行动将像封锁柏林时曾经企图做到的那样迫使西方3个盟国退出柏林。
尽管赫鲁晓夫对他作了那样的评价，肯尼迪却是一位在紧要关头沉着坚定的人。即使明知北约部队不足以遂行常规战争，一旦发生冲突，他可能不得不把泰勒的主张扔出窗外而靠遂行核战争来保卫欧洲，但他仍决心不向赫鲁晓夫屈服。战略空军司令部加紧进行地面戒备，并把原拟退役的6个联队的B-47轰炸机留在现役。36个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的空运中队转入现役，让一些老式战术战斗机和运输机部队退出现役的计划也被取消了。
东德的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用逃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每周通过柏林逃往西方的人数达到4000人。优秀人才的这种流失对苏联卫星国的生活状况作了最好的注解。苏联对此不能容忍，于是采取了砌“柏林墙”这个解决办法。
柏林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刚开始平息，肯尼迪总统就面临了一场更具潜在爆炸性的新危机。在当选之后，他的政府很快就有点尴尬地认识到，“导弹差距”是杜撰出来的，美国在洲际弹道导弹的质量和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在大选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未能反驳肯尼迪的指责，是因为不能泄露情报来源。)然而，1962年，在赫鲁晓夫因在柏林危机中遭到挫败而感到痛心之际，美国的这种导弹优势却带来了不利的后果。
所谓的“导弹差距”之所以未能成为现实，是因为苏联理所当然地对其笨重而又易被摧毁的第一代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感到失望，并且几乎停止了这种导弹的生产，转而发展次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部署在欧洲挺合适，但威胁不到美国本土。再说，美国也在英格兰、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具有相似射程的“雷神”式导弹。为了弥合自己的导弹差距和洲际弹道导弹的缺陷，苏联讨好古巴新建立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以期在那里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因此，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肯尼迪的假“导弹差距”反过来变成了发生在古巴的真导弹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对苏联异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提供离美国只有90英里的基地和作为干涉中南美洲的跳板。美国在对待1959年1月建立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新政权方面显得很笨拙，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大胡子领导人越来越转向莫斯科寻求支持。1961年4月，新上任的肯尼迪总统批准了由古巴反革命分子实施的流产的猪湾入侵，造成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按照在全球外围各点施压的政策，苏联开始向古巴供应越来越多的武器，并以补贴价格购买古巴的食糖，以利于交易的进行和维持该岛的经济。当美国抗议苏联向古巴运进大量坦克、火炮、高射炮、SA-2地对空导弹和50多架米格战斗机(米格-15、米格-17和米格-19)时，赫鲁晓夫回答说，这些纯系防御性武器。他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苏联人在古巴的存在有违久已存在的不准在西半球建立外来军事基地的门罗主义。对关塔那摩湾美国海军设施和巴拿马运河的威胁，以及美国的威信因此而蒙受损失，均令人不能容忍。
10月14日，第4080战略侦察机联队的两名老练的U-2飞行员理查德·S·海泽少校和小鲁道夫·安德森少校带回的照片确凿不移地证实了苏联正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地区修建两座进攻性导弹发射场。后续侦察飞行又发现正在装配伊尔-28“猎兔犬”式中型轰炸机，以及正在修建射程1000英里的次中程弹道导弹和射程2000英里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连续进行的侦察飞行查明，修建工程正在突击进行，两个星期之内，苏联将在当地完成多达20余枚导弹的部署，这些导弹的射程能够达到西半球几乎每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
总统意识到局势极端严重，决心不再重蹈猪湾惨败的覆辙，于是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并让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国防部长麦长纳马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科恩、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上将。
在同苏联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执行委员会秘密开会，研究所有的情报资料，找出可以选用的解决办法，既迫使苏联的进攻力量撤出古巴，又不致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有可供选择的灵活反应方案均得到了考虑。军方的主要建议是以大规模袭击摧毁那里的导弹、轰炸机和防空配系。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常规部队的入侵和封锁。(非飞行人员历来总是喜欢选择“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飞行员们则不那么乐观，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外科手术”难以有效地进行和不造成附带毁伤。今天，由于有了精确制导武器，这才成为一种较好的方案。)最后，封锁——称作“海军隔离”，因为不存在战争状态——被选中为在美国核力量庇护下有分寸地使用军事力量的手段。
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全面戒备，几乎有70架全副武装的B-52升空待命，准备一接到通知就立即完成战争任务。此外，美国几乎把现有的全部力量都动员起来并把它们派到佛罗里达州；如果那里容纳不下，则派到南方其余各州。
在10月22日晚间的电视广播中，肯尼迪总统发表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讲话。他告诉美国公众存在着苏联导弹的威胁，说明美国不是在对付古巴，而是在对付苏联，并表示美国准备动用其全部作战能力去确保撤走这些导弹。肯尼迪宣布，只有在苏联撤走进攻性武器和拆除导弹发射场之后，才会解除海军隔离。他说，“我国的政策是把从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核导弹的行为视为苏联对美国的进攻，因而必须对苏联全力作出报复性反应。”这番话充分显示了他的决心。
问题有可能获得解决的头一个迹象是：前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抵达500英里隔离线后停了下来，然后掉头返航。10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写了一封表示不满的长信，第二天又写了一封措词强硬得多的短信，要求从土耳其撤走美国的导弹。然而，这两封信表明苏联已经认识到由于估计错误而导致核交战的危险，因此它在寻找出路。可是，10月27日，稍为缓和的紧张局势又蒙上了阴云。那天，10月14日发现古巴导弹发射场的两位英雄之一——安德森少校——驾驶的U-2飞机被一枚SA-2导弹击落，他本人也因此丧生。
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美、苏两国领导人最担心的是发生灾难性估计错误的可能性。双方进行了相当多的私下外交活动，美国向苏联保证：第一，美国不打算入侵古巴；第二，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将在当年晚些时候按常例撤走。在对赫鲁晓夫第一封信的正式答复中，肯尼迪声称，如果立即停止进攻性导弹发射场的一切工程，撤走所有进攻性武器，并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拆除发射场，美国就保证不入侵古巴。
赫鲁晓夫接受了这种条件，于是危机终于过去了，虽然又施加了一些压力，苏联才撤走伊尔-28。国务卿腊斯克发表公开声明说，两国曾怒目相向，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但苏联坚持不住而先眨了眼睛。红色中国也注意到了苏联的让步，认为这是懦怯的行为，于是两国关系在尔后的岁月里转而恶化。
在后来对危机的分析中，李梅上将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这两个完全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人物却发现对美国获胜原因的看法相互一致。他们都强调了美国核盾牌的重要性。赫鲁晓夫指出，“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所有飞机中，大约有20%的飞机携带着原子弹和氢弹，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位于空中。”李梅则说，他认为美国所作的努力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占优势的战略核力量，以及肯尼迪总统显然决心使用这种力量。
虽然局势转危为安并且避免了一场核交战，但是这次危机还是暴露了美国军事机器的某些缺陷。正如战术空军司令部多年来坚持认为的那样，该司令部的战斗机和运输机的数量都不足。陆军的一般任务部队也不敷需要。海军则严重缺乏可用于实施此次隔离行动的船只。这一切均将在以后的岁月中加以解决。但是，美国在古巴危机中的胜利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尤其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和参联会主席泰勒，对于自己在处理这一局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用来对敌方行为作出反应的方法，都作了过高的评价。他们得出的结论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应用于越南，结果却导致了一场令人极度痛苦和引起内部不和的长期大灾难。
东南亚的悲剧
我们在介入东南亚时犯了许多错误，但最大的错误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根据一种显然是虚构的论点来制定美国对付这场冲突的战略。这个不符合实情的论点就是：这场战争只是南越内部的造反行动。麦克纳马拉完全明白在南越面临的复杂问题背后是北越在捣鬼，但他坚持把自己捏造的事实作为其军事政策的依据，因为这便于他应用自己的逐步加强反应的策略。实际上，这位国防部长是打算教训北越人的，其目的是使他们出于符合逻辑的理由而同意美国的政策。教训的手段很简单，那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对于好的表现给予一些让步以示奖励，而对于不同程度的坏的表现则施以不同程度的惩罚。这种自以为是的哲理是美国政府对北越人的心理状态全然无知所带来的副产品。它与其说是引伸自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不如说是来自斯波克医生的观点 [ 译者注：本杰明·斯波克是美国著名小儿科医生，1946年出版了畅销书《育婴常识》，书中包括了如何对婴儿的行为进行奖惩的内容 ] 。麦克纳马拉的说服能力很强，以致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都默许了把这场战争当作反叛乱战争来打的大骗局，从而抛弃了传统的军事战略。
鉴于北越完全卷入南越的战争，从向南越部署正规陆军部队，到维持多条通过老挝和柬埔寨的后勤补给线，无所不为，因此难以理解这两任总统为何接受了麦克纳马拉的观点。人人都知道苏联和中国公开地坚决支持北越。这两个大国将互不信任暂时抛在一边，联手向北越提供装备、补给品和训练。这是一项极其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它们以比较廉价的军事物资换来了使美国完全陷入一场其盟国、新闻媒体和很大一部分畅言无忌的美国人民都不同意的战争。尽管如此，麦克纳马拉直到其任期结束时还坚持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叛乱，最好在南越的疆界之内加以解决。他坚信，北越人只是红色中国的马前卒，而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则是他(明智地)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的。(在整个战争期间，麦克纳马拉对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所作的判断过分悲观，没有如实地估计中国的手段或意图。)只要对该地区的历史作一番粗略的研究，就可以看清楚，北越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打算，胡志明决心统一越南是为了自己的政权，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人。
由于作出了这种错误的假设，加上接受了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建议，麦克纳马拉让这场冲突发展成了地面战争，并且最终投入了50多万名官兵和付出了阵亡56000人的代价。从美国空军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更糟的是，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以后又多次——失去了充分运用空中力量来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他不但没有抓住机会，反而抛弃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运用空中力量的一切经验，搞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指挥与控制体制。(如果不是1972年12月底的“前卫II号行动”证明了本来可以用空中力量来结束战争的话，关于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错过了一次结束战争的机会的论点很可能会引起争论。)
麦克纳马拉以一名专心矢志的会计主任所具有的那种过细的精确性雄辩地指出，越南战争将成为处理反叛乱事务的实验室。麦克纳马拉的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传染给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于是这些人也开始把高级军官们的忠告当成逆耳之言。一个相当典型的事例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无所不知和轻视军事计划人员的态度。1965年初，北越人开始在河内和海防周围修建地对空导弹发射场。驻南越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官威廉·C·威斯特摩兰上将和第2空军师师长约瑟夫·H·穆尔少将请求准许摧毁这些发射场。他们的申请被拒绝，而且助理国防部长约翰·T·麦克诺顿还告诫他们：“你们不要以为北越人会使用它们。建立这些发射场只是俄国人安抚河内的一种政治手法。”在整个战争期间，麦克诺顿对麦克纳马拉的思维活动有很大的影响。麦克诺顿早先是增加地面部队乃至轰炸北方的热心倡导者，但到1966年，他改变了立场，变成了主张抛弃南越人的人。
除个别例外情况之外，东南亚战争的每一年都使“灵活反应”概念演变成一种僵化的信念，认为最好通过巧妙地发出一些信号、微妙地增加压力和精心区分等级地施加“惩罚”来进行战争，而不是按照集中、突然和有选择地采取行动等军事原则或者为了最恰当的目的来进行战争。位于战斗现场好几千英里之外的国防部和政府领导人顽固地把敌人当作误人歧途的学童，以为可以用诱导加惩罚的办法来改造他们。然而，由于拥有大量的研究与情报资源，麦克纳马拉和约翰逊本来应该比别人都清楚，北越人及其民族解放阵线内的附庸们是可怕的对手，他们已经打了25年仗，打过顽强的日本人，也打败过法国人。
他们本来应该看到，北越的民族心理对美国的强大、技术优势和国家利益并不买账，而是只相信越南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的能力。以为北越领导人会对那些微妙的信号敏感，并会放弃其终生遵循的战斗传统而屈服于“逐步升级”的威胁，这只能说明美国政治领导人自以为是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他们向美国公众展示的冷静谨慎的作战方式，结果只是成了本领业已高强的敌人的练兵手段。对轰炸的限制和暂停轰炸，没有被北越人视为请他们参加谈判的信号，而是被他们当作可以利用的弱点。不幸，就越战政策作出的书生气十足的高尚决定不同于在公司里或课堂上作出的类似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带来了美国青年在日常战斗中的沉重伤亡，延长了南越政府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并且最终出卖了他们。
卷入的背景
自1945年起，美国就在某种程度上卷入印度支那，而且通常是支持一个终于失败的人。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差点儿完全同意法国人关于在奠边府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请求。在奠边府战役中，美国第50运输机中队的C-119“飞行车厢”式运输机匆忙漆上了法国的标志，并用于空投补给品。双方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并且作好了由98架波音B-29进行常规轰炸的初步安排。由于未能征得英国和越南的某些邻国的同意，美国拒绝了法国人的请求。接着，奠边府陷落，法国人被赶出了它剥削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这块殖民地。
奠边府失陷后，1954年夏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会议对越南的命运作了暂时的安排。会上，法国、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挝、红色中国和苏联的代表达成了一个朝鲜式的协议。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参加了会议，但中途退出，因为他认为结果不会对美国有利。会议决定大致沿北纬17度线将该国一分为二，北方归共产党人创建的并由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控制，南方则由法国人支持的保大皇帝统治。作为会议的副产品，承认老挝和柬埔寨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从而宣告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帝国的最后解体。
日内瓦协议达成之后，一百多万难民从北越逃往南越。在南方的越盟士兵向北方转移，但有几千人奉命留下来组成了当地游击队的骨干，这些人后来被称作“越共”。“越共”是“越南共产党”的简称。这个词据说是南越总统吴庭艳在1959年创造出来的。他不愿使用“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或“民族解放阵线”这种对共产党人表示尊重的称呼。民族解放阵线由人民革命党操纵并由北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指导。
美国虽然同意遵守日内瓦协议，但并不乐观，于是在1954年9月的马尼拉会议上鼓动建立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当的一个亚洲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成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和泰国。
美国的军事卷入
随着法国人撤出越南，南越人转向美国求援。到1955年，美国已在当地派驻了一个325人的军事援助顾问团，帮助训练越南共和国的军队。他们发现，越南1955年的情况与朝鲜1950年的情况惊人地相似。朝鲜和越南都是北部与共产党中国接壤的半岛。两国的北半部都由共产党控制，而且工业化程度较高，南半部主要是农业区，并由得不到人民充分支持的、只是名义上实施民主的政权统治。在这两个国家，北方军队在苏联的帮助下都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并且公开表示要以武力征服南半部。两国的南方军队都是由美军训练的，但装备低劣。
除了两地的气温有很大差异之外，这两场冲突还有许多重大的不同之处，其中有的还很突出。在朝鲜，战线虽然有时变化不定，但始终还有战线存在，而在南越，战争则是“没有战线的战争”。朝鲜半岛西边是黄海，东边是日本海，两海均为联合国军的海军部队所控制。越南则与老挝、柬埔寨及泰国同在一个半岛上。虽然美国海军可以在东海岸外活动，但是北越人利用半岛西部动荡的政局建立了途经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线——胡志明小道——以及一些庇护所，以支持南越的叛乱。美国1960年开始在老挝进行侦察和隐蔽的军事活动，这些活动后来演变成了长达8年的遮断战役。
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北越领导人，特别是胡志明和他的军事领导人武元甲将军，巧妙地在南方搞起了游击运动。越盟留下来的骨干发展成了越共。他们身穿黑衣，外国人很难将他们同当地居民区别开来。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壮大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组织，能够聚集到一起，在城市或乡村作战，然后迅速分散。与南越政府比较正规的手段相比，越共的恐怖手段在招募人员、征税和获取粮食与补给品方面更加有效。越共和忠于南越政府的一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立的政治派别。像保皇派和共和派这样的对立派别，在争取民心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而越共则不是这样，他们占领一座村庄后就胁迫村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村民们不支持北越的事业，就以死相威胁。如果由于南越军队或美军的到来而被迫撤离，越共就警告村民：他们会回来惩罚任何叛徒。美国的新闻媒体从来没有认清越共的这项基本职能——从事恐怖活动。
美国空军的首次卷入
美国空军最初进入南越之举完全无足轻重。肯尼迪总统授权向西贡附近的新山一空军基地派一个流动控制与报知哨。到1961年10月5日，来自南卡罗来纳州肖空军基地第507战术控制大队的一个分遣队已在新山一机场投入工作。10月11日，总统增加了赌注，授权部署一个被叫做“农场大门”的分遣队，从而使空军在南越的活动从纯粹的顾问工作变为执行有限的战斗任务。该分遣队由1961年4月14日在埃格林空军基地建立的第4400战斗机组训练中队的部分人员和装备组成，起初拥有155名官兵、4架道格拉斯RB-26、4架道格拉斯SC-47和8架北美T-28飞机。B-26和C-47的价值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得到了证实，而T-28则是改为战斗轰炸机的教练机。1961年11月，该分遣队的官兵及T-28和SC-47开始抵达边和空军基地。第4400中队中队长本杰明·H·金上校亲自驾驶第一架SC-47从赫尔伯特机场起飞，只用了75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飞抵南越。RB-26在一个月后抵达。所有的飞机均漆上南越空军的黄红两色机徽。他们的任务名义上是训练南越空军和“制定战术与方法”。只在机上有接受战斗或战斗支援训练的越南人时，才批准进行作战飞行。由于客观环境和自然倾向，“农场大门”的机组人员很快就开始执行战斗任务，包括侦察、近距离空中支援和监视。C-47机组不直接训练越南人，而是通过空投和向简陋的短跑道机场运送补给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熟练程度。
1961年11月15日，第13航空队建立了第2前进梯队，下辖4个有编号的分遣队，其中3个驻在南越、1个驻在泰国。1962年10月8日，该前进梯队撤编，代之以第2空军师。罗伦·H·安西斯准将除了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空军组组长之外还兼任了前进梯队指挥官，后来又兼任第2空军师的第一任师长。
“农场大门”分遣队的主要训练活动是训练新组建的第2战斗机中队的25名南越空军飞行员驾驶T-28飞机，科目包括轰炸、火箭发射和航炮射击。T-28虽然结构有所加强，以便执行战斗轰炸机任务，但像B-26一样，结构强度仍不适于执行此项任务。此外，这两种飞机还很容易被所遇到的越来越猛烈的地面炮火击毁。
SC-47用于心理战以及为南越空军的夜袭投掷照明弹。这些活动很成功，以致麦克纳马拉指示为520个村庄配备无线电台，以便在遭到越共进攻时呼救。有一架SC-47心理战飞机成了在越南损失的第二架飞机。它于1962年2月11日坠毁，机上6名美国空军人员和2名南越机组成员全部丧生。
“农场大门”分遣队——正式番号是第4400战斗训练中队第2分遣队——很受南越同行欢迎。事实证明，这些越南人是很聪明的学生。在迈尔斯·M·多伊尔中校的领导下，到1963年初，“农场大门”分遣队很快扩充到拥有275名官兵和40多架飞机，并将活动扩大到了其他南越基地。接着，陈旧的装备由于耗损和敌方防御的加强而日益减少。两架B-26在1963年2月被击落。8月16日，另一架B-26的机翼折断。这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都遇难身亡。由于得不到补充，到了10月份，该分遣队可以使用的飞机只剩下了9架T-28和12架B-26，而B-26的飞行还要受到限制，以避免机翼应力过大——这一点在投入战斗时很难保证做到。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又一次让它的飞行员们使用数量不足而又陈旧的装备打一场亚洲战争。
1964年年中，该分遣队改称第1空中突击中队，改装了道格拉斯A-1E“空中袭击者”式(又称“斯帕德”式)攻击机。这种令人生畏的飞机虽然仍是朝鲜战争时期的飞机，但比原先装备的飞机结实得多。1964年10月，组建了第二个“农场大门”中队——第602空中突击中队。这说明，尽管上级在提供资源方面很吝啬，这支部队的艰苦活动还是获得了成功。
“骡队行动”
干涉一旦开了头，更多的作战器材就开始加速到来。1962年1月2日，作为“骡队行动”的一部分，第346运输机中队中队长弗洛伊德·K·肖夫纳中校驾驶16架费尔柴尔德C-123“供应者”式运输机中的第一架飞机抵达南越。次日，C-123就执行了第一次飞行任务。C-123起初是迈克尔·斯特劳科夫设计的蔡斯XC-20G战斗滑翔机，后来加上两台莱特R-2800发动机而改造成了XC-123“空中卡车”式运输机。费尔柴尔德公司接过了该机研制工作，为美国空军制造了302架，并为盟国制造了24架。1966年，C-123K在每边的机翼下安装了一台2850磅静推力的通用电气J85涡轮喷气发动机。性能的改进加上飞行员技术的日益熟练，使“供应者”式运输机变成了一种既可在小机场起降又可实施空投的优秀飞机，其载运量可达60名士兵或8000磅物资。
C-123的活动以机组人员的勇敢、机智和士气高昂著称。尽管工作条件极差(常常在吉普车前灯的照明下更换发动机)，但是空勤组人员和维修人员之间的关系极好。
与敌方游击队的接触很难保持，这就要求增加侦察力量。于是，美国为组建南越空军第716侦察机中队提供了飞机和训练。但是，关于提供洛克希德RT-33喷气式侦察机的请求遭到了拒绝，麦克纳马拉只批准提供少量比奇RC-45、道格拉斯RC-47和北美RT-28——都不是真正的高速飞机。这些飞机得到了以泰国曼谷廊曼机场为基地进行活动的一小队美国空军麦克唐纳RF-101C侦察机的协助。
“牧工行动”
C-123进入南越之初就因为参加“牧工行动”而声名雀起——或臭名昭著。这项造成很大痛苦的行动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1年11月3日批准的“三阶段有限落叶计划”为开端，持续进行了9年之久。“牧工行动”是一个令人心碎的例子，它说明在战争需要时优秀的飞行员们可能会被迫从事讨厌的工作。
这三个阶段的目标是使据知设有越共基地的湄公河三角洲部分地区的树木落叶，摧毁越共赖以获得食物的木薯种植园，以及破坏越共用于藏身的长满红树的沼泽地。
英国人在马来西亚使用过落叶剂，这在供肯尼迪总统考虑的论据中被作为先例加以援引。这一行动征得了吴庭艳总统及其政府的充分同意。美国知道，人们有可能指责它进行生物战，但它甘冒受指责的风险。
美国空军在公益活动中已经发展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有限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兰利空军基地组建了一个特种空中喷洒小队，执行空中喷药灭蚊的任务。该单位奉命准备到东南亚执勤，战术空军司令部也将6架C-123派往宾夕法尼亚州奥姆斯特德空军基地(一个庞大的维修与供应基地)去安装1000加仑MC-1喷洒箱和其他必要的设备。特种空中喷洒小队的小队长卡尔·W·马歇尔上尉在征集志愿人员方面没有遇到麻烦，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这些志愿人员将穿上便衣，驾驶没有美国标志的飞机，长期执行临时任务。他们知道，一旦被俘，他们不会被承认为美国空军人员。不缺志愿人员，说明人们富有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执行危险任务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6架C-123喷洒飞机从波普空军基地起飞后，经过筋疲力竭的长途飞行，于1962年1月抵达南越，开始实施“牧工行动”。在以后的9年里，这支部队扩大了编制，并在南越将近600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了2000多万加仑的除莠剂。在南越境内打一场地面战争的决定使得使用除莠剂的行动从试验性行动变成了军事上的必要行动，因为与在南越进行的其他许多试验不同，落叶行动的确有效。
在使用除莠剂的第一年里，越共伏击的次数剧减。落叶行动在暴露隐藏的敌方营地和补给站方面极其有效，并且成了透过丛林顶盖窥视胡志明小道车辆来往情况的唯一手段。1962年晚些时候，“牧工行动”的任务扩大到摧毁越共赖以生存的农作物，以增加其供应困难。
“牧工行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最后拥有19架UC-123K飞机，以便执行扩大了的任务。随着建立战略村方案的全面实施，从大型半永久性筑垒设施到小哨所，大大小小的陆军基地遍布南越各地。这些基地很有成效，到1970年，已经控制了大片地区并且防止了越共卷土重来。但是，几乎所有的基地都被日益扩展的丛林包围着，因此必须清除基地围墙附近和地雷场上生长的植物。除莠剂做到了这一点。
北越人立即对使用落叶剂提出了抗议．苏联和中国也作出了响应。到1965年，许多美国公民也基于人道主义和环保立场而反对使用落叶剂。3年后，南越总统阮文绍认为使用除莠剂产生了不良后果。1968年，美国驻南越大使埃尔斯沃思·D·邦克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3种主要的除莠剂——蓝色、橙色和白色战剂——无害，这对新闻媒体起到了火上加油的影响，于是要求停止落叶行动的压力大增。(后来的一些研究报告否定了那份报告。最后，在一些指控除莠剂制造商的诉讼案中，制造商们被判罚金1.8亿美元，用于赔偿约25万名要求赔偿者的损失。退伍军人管理局也处理了1800名美国退伍军人的赔偿要求。研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一份最近的研究报告表明，脊椎破裂的新生儿与其父亲受过橙色战剂的沾染有关。奇怪得很，接触落叶剂最多的人——喷洒飞机的机组人员——却极少患有橙色战剂中毒所特有的综合症。)
尽管总是抱着一丝信念，认为在南越使用的除莠剂并不构成永久性危害，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还是在1970年12月22日报告尼克松总统：今后在越南使用除莠剂将按照在美国使用除莠剂的标准执行。1971年1月7日，“牧工行动”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大规模地面战争一旦发动，就要求使用除莠剂去挽救战地官兵的生命。空军“牧工”部队光荣地、熟练地和专心矢志地完成了飞行任务。他们往往要在猛烈的高射炮火和轻武器火力下飞行，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接触除莠剂。美国空军在越南战争中损失的第一架飞机就是一架“牧工”C-123。它于1962年2月2日坠毁，3名机组人员——弗格斯·C·格罗夫斯上尉、罗伯特·D·拉森上尉和米洛·B·科格希尔中士——全部丧生。
岁月并未平息有关使用落叶剂的争论。一架受到的战斗损伤比其他同类飞机都多但仍始终坚持飞行的费尔柴尔德UC-123K，被送进了俄亥俄州代顿市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宏伟的美国空军博物馆。在那里，它成了与当地环保分子发生争议的中心问题。尽管它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危害，环保分子还是要求把它搬走、消除沾染并毁掉。达成的“妥协”是将它再次清洗一遍，然后彻底密封起来。它现在像一具干尸似地陈列在那里，成了当初所犯的导致使用这种飞机的那些基本错误的铁证。
徒劳的斗争
从1962年至1965年，麦克纳马拉决定在越南进行的那场战争的命运酷似埃德塞尔牌汽车。这场战争和那种牌子的汽车起初都大吹大擂，最后都遭到了惨败。最关键的不同之处是制造埃德塞尔牌汽车的计划被取消了。
如果麦克纳马拉当初乐于利用过去打过仗或者正在越南打仗的那些人的聪明才智并且听从他们的忠告，那么，他那套管理作风不管多么别扭，或许还能有救。事实很清楚，在东南亚进行的任何作战行动都离不开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空中原子盾牌这个保护伞。尽管如此，麦克纳马拉却拒绝听从这种盾牌的创造者——柯蒂斯·李梅的忠告。作为空军参谋长，李梅未能说服国防部，使之相信对北越进行全面空袭的功效。
顺便提一下一个有趣而又令人痛心的现象，那就是作为空军参谋长，李梅竟然不能像他担任战略空军司令时对该司令部施加影响那样对空军产生影响。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1958年国防改组法使李梅不再指挥作战部队。此外，空军又很庞大，五角大楼里的空军官僚机构不像他在战略空军司令部里的参谋班子那样愿意合作。精力充沛而又富有才干的空军部长尤金·M·朱克特同样无能为力，因为尽管他与总是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活动完全告诉他的李梅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他不在国防部的决策圈子之内。在他的4年任期内，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政策的影响降到了零。这对朱克特来说是一粒特别难以下咽的苦丸，因为他曾在斯图尔特·赛明顿手下当过助理空军部长，而赛明顿当时的影响力几乎与国防部长不相上下。
尽管朱克特和李梅这两位强人作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仍未能阻止权力集中到麦克纳马拉手上。麦马纳马拉运用自己对国防部预算享有的权力，扣发他不同意的那些项目的经费，有时甚至使各军种和国会的希望都落空。麦克纳马拉认为，重轰炸机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他取消了研制B-70轰炸机的计划，并拒绝再制造B-52轰炸机。李梅在评说麦克纳马拉时直言无忌，有一次曾把麦克纳马拉比作兼职进行脑外科手术的医院行政管理人员。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一提。曾被李梅十分有效地用于使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力量达到顶峰并已推广到空军其他部队的集权主义管理作风，又被麦克纳马拉强化了10倍。这位国防部长把这种作风发扬到了极端，创造出了一种人人自危和重视报告而不注重实干的氛围。数字——无论是毙敌人数、飞机出动架次数、投弹量，还是接待国会代表团来访的次数——成了麦克纳马拉所营造的军事系统的全部工作内容。白纸黑字写上几个报告数字被当成了量化的事实加以维护，并据此作出种种推论。为了制定、核对和维护统计数字，以及据此提出对更多数字的新要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些新的官僚机构。总之，麦克纳马拉把李梅的方法推向了极端，其结果必然是物极必反。事实证明，一旦发生转变，那将大有好处。
到1963年秋，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而麦克纳马拉与朱克特及李梅依然不和。最重要的政局变化无疑是肯尼迪总统于11月22日遇刺身亡。在这之前，吴庭艳总统于11月2日被他的两名将领杀害。这次政变由杨文明将军领导。政变成功后，他当上了领导人。次年1月，杨文明又被阮庆少将领导的另一次政变所推翻。11月政变的结果之一是任命当时还是上校的阮高其为南越空军司令。两年后，阮高其同阮文绍少将和杨文明上将组成了统治国家的三人执政集团。阮高其是一位冲劲十足的勇敢飞行员，极端反共，深得美国政客和空军人员的喜爱。在他的领导下，南越空军即使在扩充之际仍然变得越来越技术熟练，这种情况很符合美国的官方政策，这项政策就是随着南越军队能力的增强而撤走美军。
但是，尽管南越空军技术熟练和美国小小的分遣队努力满足增大了的需求，越共和北越人还是逐步扩大着自己的影响。美国空军部队依然为缺乏支援和使用战争剩余装备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所困扰。到1964年2月，“农场大门”部队的所有B-26飞机均已停飞，2架T-28被击落，另有2架T-28发生了灾难性的机翼断裂事故。第1突击中队最后被迫向南越空军借了9架T-28，以维持自身的活动。
麦克纳马拉部长对这场日趋严重的灾难的反应是授权建立第二个空中突击中队，并给该中队装备了道格拉斯A-1E“空中袭击者”式飞机。然而，1964年5月，他命令美国空军飞行员不得再执行战斗飞行任务，即使机上载有南越观察员也不行。作为补救措施，他批准给南越空军增加两个中队，并用道格拉斯A-1H飞机装备6个南越空军中队。
如果麦克纳马拉这班人此时重新审查一下自己的基本假设，并与南越发生的情况比较一下，他们本来应该发现，随着美国所作努力的逐步升级，北越人也在逐步升级。北越人没有被吓倒，也不承认北越这样的小国不可能打败美国这样的大国。相反，他们更加顽强地进行着战斗。北越人实际上已经摸清了美国人的心理状态，知道美国公众不会支持打一场长期战争。美国领导人，首先是麦克纳马拉，却没有掌握北越人的心理状态，而且也许从未尝试一下去摸清他们的心理状态。这些领导人几乎直到其任期结束之际还认为他们高超的小动作会自然而然地迫使北越人遵从美国的愿望。当他们最终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时，他们改变了立场，主张在南越危难时撇开它，于是撤离了那个国家。
北越人和越共对美国增加压力的反应，是把这种压力当成动力。越共加紧进行活动，北越人则派遣正规陆军部队越过非军事区南下。即使迟至1964年，如果用一支加强了的美国空军部队去对付北越人，同时让南越空军去对付越共，局势本来还有救。但是，美国空军却被专用于进行反叛乱活动。
北越人的胜利导致了1964年8月2日发生在东京湾的引起激烈争论的事件。那天，敌人的鱼雷艇据说攻击了美国“马多克斯号”驱逐舰。8月4日，据说又发生了两次攻击，一次是攻击“马多克斯号”，另一次是攻击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埃号”。(人们对于这几次攻击——特别是第二次攻击——的真相提出了很多疑问。)根据约翰逊总统的命令，对北越基地进行了报复性袭击。1964年8月7日，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授权总统动用武装部队去保卫南越的独立和领土。至此，参战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终于以牙还牙
驻南越的美军在1965年发生了急剧变化。顾问任务未变，训练仍在进行，但是美国此时参战了。在东南亚的美国军事人员总数不断增加，1964年为23310人，1965年急增至184314人，以后又稳步上升，1968年达到顶峰——536134人。与此同时，驻在泰国的美军也从6505人增至47631人。同期，美国空军驻南越的飞机从84架增至1085架，另有523架驻在泰国，整整占了美国空军飞机总数(约6000架)的28%。
为了使大规模增兵这味“药”容易服下去，于是加了一点“糖”，亦即打算用美军和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南朝鲜等盟国的部队保卫各处飞地，从而腾出南越部队来执行战斗勤务。但是，当初的这种良好意图很快就屈服于现实，盟军越来越多地卷入了战斗。
撕去假装恪守日内瓦协议的外衣之后，开始向南越派出喷气式飞机——几架马丁RB-57、36架B-57、少量麦克唐纳RF-101、康维尔F-102、共和F-105和几个中队的北美F-100。它们的数量较少，机组人员也每90天轮换一次，但这显然预示着要采取大规模行动，就像首次使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加油机支援作战行动预示着今后要大干一样。1964年6月9日，4架从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的KC-135加油机(起了个时髦的绰号“扬基队加油机特遣部队”)给前往袭击老挝查尔平原巴特寮防空阵地的8架F-100战斗机进行了空中加油。扬基队加油机特遣部队(后改称“外籍军团”)发展成了“小老虎”，并以其不可思议的加油能力保证了空中作战的进行。
不出所料，越共对美国的增兵行动作出了反应。在1964年11月1日对边和空军基地的迫击炮袭击中，他们击毁了5架B-57，击伤15架其他美国飞机和南越空军的4架道格拉斯A-1飞机。4名美国人丧生，72人受伤。继此之后，越共又袭击了西贡市中心用作美国兵营的布林克旅馆。这次有两名美国人丧生，71名美国人受伤；这些行动促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建议美军轰炸老挝和北越境内的渗透小道；然而，时值总统大选月，约翰逊总统不想危及他大胜美国空军杰出的老战士和朋友、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局面。(这位参议员后来总是开玩笑地把他在选举人团投票中所遭到的486票对52票的失败说成是“真正扣人心弦的紧张比赛”。)
美国领导层尽管无力提出打赢的战略，却很善于给作战行动起一些引入注目的名字。这些作战行动以“火焰标枪行动”中的一系列袭击为开端。这些是“以牙还牙”——国防部正式电文中的用语——的袭击，意在报复越共于1965年2月7日同时对波来古和绥和进行的袭击(这两次袭击摧毁了5架直升机，打死了8名美国人，打伤了100多人)。
约翰逊总统巩固了地位之后，下令针对北越南部集结的部队和中间整备地域实施有限的“火焰标枪”报复性打击。海军首先发起攻击，派出49架飞机袭击了洞海。次日，美国空军以F-100和A-1飞机袭击了执礼的北越海军兵营。
1965年2月，出现了预示未来行动的又一个兆头。该月，第7和第320轰炸机联队的B-52轰炸机部署到了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李梅上将于1965年2月1日退役，接任空军参谋长的约翰·P·麦康内尔上将再次提出了北越境内94个目标的清单，他希望对这些目标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势，以便破坏北越进行战争的能力。这份清单与此前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太平洋总部司令官尤利塞斯·S·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提出的清单基本相同，清单上的目标构成了北越工业和后勤能力的核心。这些目标本来可以在人员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迅速加以摧毁，但是这一建议总是被否决。
取代此项建议的是在一些没有决定意义的地区使用有限的武力。这些行动都有一些轻松活泼的名字，如分别在老挝北部、中部和南部实施的“横滚”、“钢虎”和“虎犬”行动，以及在越南继“火焰标枪”之后实施的“滚雷”行动。每次执行任务都需要空勤机组人员发挥高超的技能和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因为他们的装备往往不适于执行此种任务，而且必须遵守的交战规则也与极其恶劣的气象条件一样不利。这些任务在设计上的基本缺陷是选错了打击北越和越共补给线的地方，有时为了攻击只值6000卢布的运送大米的卡车竟要损失价值300万美元的飞机。空军领导人和执行这些飞行任务的人们极其沮丧，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与不得不出动1000次去试图摧毁胡志明小道上的300辆卡车相比，出动一次去炸沉海防港内载有同样数量卡车的一艘货轮，当然会危险小得多而效率则高得多。飞行员们出生人死地飞往北方搞来了这种过硬的情报。可是，十分不幸，他们从未能够把这种情报上报到国防部最高层，因为通信渠道是单向的，只用于自上而下地下达命令。
“滚雷行动”
在越南战争中的许多反常现象之中，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反常现象是：20年来，在讨论资源需求方面总是被战略空军司令部挤到后面去的战术空军，现在却不得不在战争中首当其冲。1965年，战术空军司令部训练和装备的战斗机部队有50%常驻东南亚。更反常的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领导者们急不可待地要给北越以决定性的打击，而他们的轰炸机却被降格使用，用于在南越境内轰炸越共的营地和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与此同时，战术航空兵力量则被派去袭击北方。在对北越的袭击中，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勇气和决心值得称颂。不管气象条件多么恶劣，也不管敌方的抵抗越来越强大，它们总是不屈不挠地实施空袭。空袭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从不因蒙受损失而罢休，也不因痛心地看到自己的努力得不到美国公众乃至领导人的赏识而住手。
“滚雷行动”是一次战役行动，旨在弥补老挝和南越境内遮断活动之不足。正如麦克纳马拉的整个东南亚战略一样，此项行动要避免刺激中国或苏联，尽管每天都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国家提供了北越所需的几乎全部物资。为保证消除战争中的不良影响，目标的选择由白宫通过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申请与批准系统直接控制。在理论上，目标申请应由战斗联队审查，然后转报第7航空队。但在实践中，战斗联队在目标选择上没有发言权。在偶尔可以让它们提出目标建议时，则要经过层层审批，首先报给太平洋空军，然后依次转报太平洋总部司令官、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最后呈报总统。总统在审批时还可酌情征询国务院、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见。然后，获得批准的目标再经过5个层次逐级下达到联队。即使在电子通信快捷的时代，这套方法所需时间也太长，因此难以有效地运用战术空中打击行动。大多数目标不是由实施轰炸的那些人提出，而是在白宫的星期二午餐会(1967年以前均无军人参加)上产生。在午餐会上，总统和国防部长决定选择什么目标、战术和时机，以及使用多少架飞机和何种武器。说得客气一点，这种做法荒谬可笑。老实说，这样打仗极端愚蠢，那是为了行使权力而行使权力，全然不顾所涉及的生命或物资器材的损失。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力求用1958年国防改组法加以解决的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统一行动的问题又故态复萌，出现了朝鲜战争时的那种互不合作的状态，于是不得不想出与那时类似的应急办法。海军坚持认为：航空母舰有一项与生俱来的严格要求，那就是在飞机起降时母舰必须顶风行驶，因此航空母舰的活动不能适应集中控制体制。海军航空兵不是存在的唯一难题，指挥与控制上的混乱状态也日益加剧，因为B-52轰炸机与KC-135加油机部队仍归战略空军司令部控制，而不是像朝鲜战争时那样将B-29轰炸机部队拨归远东空军控制。轰炸机打击目标的申请与批准程序也很复杂，而且更容易由于作出决定所花的时间长而坐失良机，因为越共极其机动灵活，能在接到空袭警报后的几分钟之内撤离目标区——他们往往能够获得这几分钟的时间。
“滚雷行动”始于1965年3月2日。那天，20架B-57和25架F-105飞机袭击了非军事区紧北面的桑蓬，炸毁了一个弹药堆集所。到9月份，美国空军和海军飞机已经出动了总共近4000架次，其打击目标大多位于北越南部，包括雷达站、铁路线、列车编组场、公路、小道和桥梁——最后一类目标很难被摧毁。
“滚雷行动”1965年形成的声势突然中断，因为约翰逊总统下令在过基督教圣诞节和佛教春节期间——1965年12月24日至1966年1月底——停止轰炸。约翰逊的意图是使其对手胡志明把这种姿态看成是谈判的信号。可是，越南人却把停炸当成加强防御的大好时机。
从摧毁的车辆、烧毁的油库和给对方造成的其他物资损失来看，“滚雷”袭击似乎是成功的。麦克纳马拉部长的一份报告估计，从1965年2月到1966年10月，敌方的这些损失价值1.5亿美元。但有两个问题：一是轰炸战役似乎没有吓倒北越人，而是鼓励他们向中国和苏联两大赞助国要求提供更多的油料、更多的地对空导弹和更多的其他种种物资；二是美国每月要花2.5亿美元来维持空军和海军在北越、南越及老挝进行的整个遮断行动。尽管开销这么大，麦克纳马拉还是认为“对于在南越进行的战争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对麦克纳马拉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在重要性越来越小的目标上花更多的钱。“滚雷行动”中，出动的飞机架次从1965年的55000架次增至1966年的11万架次，费用也从4.6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因为飞机和弹药都变得更加先进和昂贵了。轰炸继续进行到1968年11月1日约翰逊总统宣布停炸北纬19度线以北的北越地区为止。他还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总统，因此他将不再执政。这次停炸长达4年之久，比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时间都长。这么一比，4年的时间似乎已经不短。但是，如果换算成美国战俘熬过的天数、周数、月数和年数，这4年的时间就显得更长了，因为在这4年里，他们继续挨饿、受拷打和被杀害。在停炸期间，战场上的美国士兵继续遭受伤亡，而且伤亡人数每周达好几百人。直到北越人在巴黎谈判桌上的不妥协态度使得恢复轰炸成为必要时，对北方的轰炸才得以恢复。
1968年2月29日，麦克纳马拉部长离职，由克拉克·克利福德接任。麦克纳马拉的高级助手之一、五角大楼系统分析室主任阿兰·C·恩索文博士的一份报告看来必然会引起这位新部长的反思。恩索文的报告说，为给北越造成无力承受的消耗而采取的逐步升级行动已经失败。这场战争每年花费100亿美元，而且尽管派去了50多万人的部队，投了几百万吨炸弹，以及估计已在战斗中杀敌20万人，但对南越乡村的控制程度仍和1965年7月大致相同。在这期间，在西贡当大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出人意料地改变了原先的以美国部队打一场地面战争的立场，转而主张轰炸北方。1967年，泰勒迫于南越当时的总统阮高其的压力而离开该国。回到华盛顿后，他担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顾问，建议派去更多的部队和轰炸北方，从而巧妙地掩饰了他过去的立场。
不幸，北越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1965年7月，北越的防空体系比较落后。到1968年，其防空体系已经发展成由雷达系统、导弹、高射炮和地面导引的截击机组成的十分有效的网络。地对空导弹构成了新的威胁。
战胜地对空导弹
北越人很快学会了使用新的战争工具，增强了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的能力，并于1965年7月24日在河内西北55英里处首次使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执行空中战斗巡逻任务的麦克唐纳F-4C飞机。起初，SA-2“导线”式导弹及与其配套的“扇歌”式(北约组织起的名称)雷达系统似乎成了美国空军的死敌，因为它们已使美国损失了好几架飞机。这种导弹的效力又因美国国防部制定的不可思议的交战规则而得到加强。交战规则规定：距河内和海防10英里以内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场是禁炸目标；距河内30英里以内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如果正准备发射，而且不在居民区内，也不在纵横交错的灌溉系统的堤坝上，则可予以袭击。于是，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北越人选中的设置武器阵地的地点。最荒唐的限制也许是不准袭击修建中的发射场；即使是已经可供作战使用的发射场，如果只是在进行雷达搜索，也不准予以袭击，只有在由搜索转入跟踪时——亦即发射前几秒钟——才可以袭击。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西部，如果采用同样的交战规则，就等于不准骑警在匪徒开枪之前拔枪。
但是，空军机组人员靠着在东南亚一再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心，终于找到了对付SA-2的办法。从低空进入目标区本来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由于要节省油料，加上敌方高射炮力量日益增强和轻武器火力密集，此法不能采用。最后，实施打击的战斗机选定从估计最能避开特定目标周围的米格飞机、地对空导弹和高射炮综合防空网的中等高度进入战斗地域。如果一个机组有幸看到一枚已发射的或正向自己飞来的地对空导弹，最好的防御办法就是把它当作一架敌机来打。飞机突然改变航向朝导弹飞去并作大过载机动，这样就会导致这种短翼地对空导弹试图跟上，从而可能使它进入高速失速状态或因受力太大而破碎。运气最好的时候，甚至可使导弹坠落到发射它的那些人头上。
然而，最引入注目的解决办法是采用“野鼬”系统。这个办法是在K·C·登普斯特准将主持的研讨会上想出来的。像大多数用于应急的武器一样，首批“野鼬”是临时凑成的。该系统包括APR-25雷达寻的与警戒系统、IR-133频谱扫调指示接收机(用于分析雷达信号并指明这些信号的来源——高射炮群、地面控制截击雷达或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和APR-26发射警报接收机(用于探测SA-2制导系统在导弹发射时增大了的功率)。这三种试验型装备都安装到了4架陈旧的北美F-100F双座战斗机上。这些飞机上的武器起初各不相同，但是其中总是包括20毫米航炮和3.75英寸火箭弹。后来，采用了按照“扇歌”雷达所使用的频率去寻的的AGM-45“百舌鸟”式反雷达导弹。加里·威拉德少校领导的一个由空勤和地勤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进行了快速反应研究工作，并使最初的“野鼬”部队投入了战斗。
1965年11月21日，7架F-100F“野鼬”飞机中的第一架飞机抵达泰国皇家空军的呵叻基地。后来这支部队变成了第388战术战斗机联队属下的第6234战术战斗机分队(“野鼬”分遣队)，其任务是实施定名为“铁手”的打击行动。由于是进行试验，因而在取得成功之前损失了一个“野鼬”机组也就毫不出人意外了。12月20日，约翰·皮奇福德上尉和罗伯特·特里尔上尉的飞机在河内东北约30英里处被击落。他俩都跳了伞。皮奇福德着陆被俘时遭受枪伤并被当作战俘关押了7年多。特里尔则被抓他的那些人打死，因为他们说他进行了抵抗。
不久之后，“野鼬”获得了第一次胜利。艾尔·拉姆上尉和杰克·多诺万上尉在对河内西北约75英里处的安沛铁路编组站进行“滚雷”打击时摧毁了一处发射场。
驾驶F-100的飞行员们是此项行动的先驱者。像他们一样，后继者也必须优秀，因为只有最好的飞行员才能执行“野鼬”任务。这些飞行员得到了同样技术熟练的电子战军官的协助。这些电子战军官必须在可能危及生命的环境里承受大过载机动的应力，同时还要不停地操作雷达警戒系统。(空军当时的习惯是瞧不起非驾驶员，给他们起一些有辱人格的绰号，比如电子战军官被叫做“后面的那个家伙”或“熊”——意指受过训练的笨熊。这是极不公平的，因为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已经习惯于大过载机动，而电子战军官往往是只习惯于战略空军司令部水平直线飞行方式的领航员或电子对抗军官。尽管如此，完成任务还是要靠操作电子系统的电子战军官，由他们发现地对空导弹或其发射场，并最终使驾驶员得以让飞机机动到发射武器的位置。)
F-100以4机编队飞行，并且往往有F-105护航。这两种飞机在速度上不般配，因此以“最先进入，最后撤出”为座右铭的F-100“野鼬”飞机易遭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周围密集防空火力的攻击。F-100“野鼬”飞机的首批袭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代价也很大。7次袭击摧毁了7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场，但两架飞机被击落，5架飞机被击伤而无法修复。
尽管如此，这是恰当的办法，而且F-100机组创造了实施攻击所需的全套方法，这将使接替他们的F-105和F-4机组获益匪浅。然而，新飞机并非万应灵药。例如，7架F-105“野鼬”飞机于1966年独立节抵达泰国皇家空军打卡里基地，38天后，这7架飞机已经全部被击落。“野鼬”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是机组人员在力量十分悬殊的战斗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并且练就了熟练的技能。他们创立了将一直保持到波斯湾战争及更远的未来的传统：电子战军官发现目标(敌方防御技术越来越先进)，驾驶员则操纵飞机作足以避开敌方攻击并摧毁其地对空导弹的机动。
F-105“铁手”编队通常包括两架F-105G双座“野鼬”式飞机，每架F-105G又有一架F-105D常规单座飞机担任僚机。“野鼬”飞机照例比袭击部队提前约5分钟进入目标区，这个提前量刚好足以迫使地对空导弹系统不得不开机和预热。当仪器显示出一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场的雷达已经开机时，“野鼬”就实施攻击——战争初期是用“百舌鸟”式导弹攻击，后来则用“标准”式反雷达导弹攻击。在这之后，则是“铁手”编队中的其他飞机使用常规武器进行袭击。
此种袭击的意图既是摧毁地对空导弹，也是防止其对空发射。北越人改变了战术，有时让各地对空导弹发射扬的雷达交替开机，以跟踪F-105，有时则不打开雷达，以免形成目标，然后让地对空导弹进行齐射，以弹幕火力打击来袭的飞机。地对空导弹还与高射炮及可以出动的任何米格飞机保持密切协同。
正如衡量“野鼬”行动效果的尺度是迫使多少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关闭一样，衡量地对空导弹效果的尺度是能否迫使袭击部队改变轰炸战术，而不是击落了多少架飞机。发射的导弹数量与所击落的飞机数量之间的比率较低。1965年，194枚地对空导弹击落了11架美国飞机，比率为5.7%。1967年，3202枚地对空导弹击落了56架飞机，比率为1.75%。1972年，对方地对空导弹部队的熟练程度和美国对抗措施的效率都较高，4244枚地对空导弹击毁了49架飞机，比率为1.15%。但是，不管飞机的损失率有多低，也不能无视地对空导弹——对它们必须加以压制。
对付米格飞机的威胁
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念念不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那些伟大的王牌飞行员，极欲与敌方的米格飞机搏斗，以建立空中优势——或许碰巧也能成为王牌飞行员。
然而，这次的情况——特别是最后的结果——与朝鲜战争截然不同。北越空军除罕见的场合外，一般对卷入空中格斗不感兴趣，而装备和交战规则方面的障碍也妨碍了美国空中力量——特别是美国空军——像其飞行员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提高战绩。
装备方面的最大欠缺是缺少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飞机，以覆盖北越东部地区。在老挝和东京湾活动的洛克希德EC-121T“迪斯科”飞机(大家都熟悉的“超级星座”式飞机，装有一个巨大的雷达天线罩和许多跟踪设备)就很有价值，在东京湾活动的“红色王冠”雷达警戒与控制舰也是如此。
越南战争中的第一位美国王牌飞行员(也是唯一的一位所击落的敌机均系米格-21的王牌飞行员)史蒂夫·里奇上尉(现为准将)着重指出，他每次取得胜利都是事先得到了“红色王冠”或“迪斯科”的准确情报。海军战斗机几乎总是在“红色王冠”的特别照顾下作战，因此能够获得为迎击和战胜米格飞机所必需的至关紧要的几秒钟时间。
北越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一个综合防御体系，它可向米格战斗机提供全面的空战情报。米格战斗机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熟悉美国空军战斗机通常的入境航线(雷达还得到了目视侦察的补充，因为F-4的两条尾迹很容易被肉眼看到)，因此可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发起攻击。
美国存在的管辖权方面的问题也给北越的防御帮了忙。像在朝鲜战争中一样，海军坚决拒绝加入集中控制体制。海军的正式立场似乎并不完全专横武断。太平洋总部司令官小尤利塞斯·S·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是这场战争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他也想保持对北越的压力。不过，海军的官方方针是航空母舰不那么适于进行集中控制，因为它们还有舰队防御的重任在身。事实上，海军是希望控制自己的战争活动。
结果，就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决定划出一个地理区域让海军航空兵在其中进行空中作战活动，以保证尽量减少相互干扰。北越被划分为7个部分，叫做“一揽子航线区”。最南面的那个部分始自北纬18度线，被飞行员们称作“1区”。再往北，依次平行排列着的东西向地带为“2区”、“3区”和“4区”。最北端与中国接界的部分，其西部为“5区”，东部为包括河内在内的“6A区”和包括海防在内的“6B区”。
敌方的抵抗随着地区编号的加大而增强，因此“1区”至“5区”被叫做“不费力区”，“6A区”和“6B区”被叫做“中心区”——轰炸行动主要在这两个区内进行。
在“不费力区”内，作战权如何区分，人们很少注意，因为在约翰逊总统下令结束“滚雷行动”之前，这些区内的目标主要是不那么重要的例行轰炸目标，或者是准备前往“中心区”的打击部队的预备目标。
包括河内在内的“6A区”被指定为美国空军的地盘，而包括海防在内的“6B区”则分配给海军予以打击。“6区”两部分之间的假想分界线在参谋部门制定计划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战斗机飞行员需要越线时，或在他们可以援助线那边的朋友时，这条线就消失了。
这种划分一揽子航线区的体制是一种笨拙的权宜之计，旨在回避大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北非战役起就已经建立的对空中力量的集中控制。其代价是使对现有飞机的最佳利用受到了不言而喻的限制。
敌方的防御
北越的空军不大，其飞行员在苏联受过基本训练，并在中国受过高级训练。一般说来，他们的技能、攻击精神和训练水平比不上美国飞行员。综合防空体系既弥补了又加重了这些缺陷。该体系在飞行的每个阶段都对北越飞行员实施严格控制，告诉他们何时起飞、何时投入战斗、何时退出战斗以及何时返回基地。他们的卓越的“环礁”式空对空导弹也要根据地面指挥所的命令发射。对北越人来说，这种过分集中控制的弊端是使飞行员缺乏主动性，只习惯于由别人告诉他该干什么和何时去干。
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邪门歪道的交战规则使敌方的机场像其地对空导弹发射场一样变成了攻击的禁区。对于美国空军飞行员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眼看着地面上有诱人的目标，其中有的已经启动了发动机，准备片刻之后就升空攻击，却不准用典型的空战战术——扫射攻击——去摧毁它们。米格飞机的实力从1965年的大约50架增加到了1972年的200多架，遭受的损失很快就从中国和苏联的库存中得到补充。
米格飞机资料
米格-17“壁画”式是从在朝鲜战争中令人大吃一惊的米格-15发展而来的。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都吃惊地发现不那么先进的米格-17在低空是可怕的对手。米格-17往往在低空待机，攻击执行任务后返航、油料快要告罄的美国飞机。这种被著名的罗宾·奥尔兹上校称为“恶毒透顶的小野兽”的飞机拥有与米格-15相同的武器——2门23毫米航炮和1门37毫米航炮；在战争后期，还在外挂梁上携带AA-2“环礁”式空对空导弹。“环礁”式是美国AIM-9B“向尾蛇”式热寻的导弹的几乎不走样的翻版。
米格-19“农夫”式(中国人把沈阳生产的该型飞机定名为歼-6)据说是世界上第一种生产型超音速战斗机，在1953年初首次超过了音速。(北美“超级佩刀”式飞机的机迷们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其根据是YF-100A在1953年10月29日创造了每小时755.149英里的正式速度纪录。)米格-19装备着3门30毫米航炮和一组导弹，是一种很难对付的飞机。
北越机队的骄傲是米格-21“鱼窝”式三角翼飞机，它与麦克唐纳F-4相比就像当年米格-15与F-86相比那样。米格-21的体积不大，空重只有13500磅(F-4空重约30000磅)，速度超过2马赫。其爬升率和加速度俱佳，虽然稳定转弯速率不如苏联人所期望的那么高。
北越人的地面控制战术把米格-21的性能利用得极好，指引它们成对地抵达来袭的美机编队的后方，然后加速到超音速，发射“环礁”式热寻的导弹，接着急速跃升脱离美国打击部队。只要迫使F-4和F-105提前丢掉炸弹，它们就完成了任务；但在太多的场合，“环礁”式导弹还是击中了敌机。
这种战术，加上北越空军一般不愿加入空中格斗，使得北越空军与美国空军飞机损失之比低得令人烦恼——1965年至1967年期间为3.5至4比1，1968年则降到了2比1。这种低比率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缺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警与控制飞机。然而，交战规则也要求美国飞行员在开火前必须对目标进行目视识别，而进行目视识别需要时间，这就使美国飞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麦克唐纳F-4E于1968年问世之前，担负护航任务的“鬼怪”式飞机只有“响尾蛇”和“麻雀”式导弹可用于作战(1967年以后有时还可得到航炮吊舱的补充)。这些导弹原先是为对付轰炸机而设计的，用于空中格斗则不合适得叫人难受，因为它们的调定、解除保险和发射要花几秒钟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在迎面速度超过每小时1500英里、驾驶杆稍微一抖就使目标逸出瞄准圈的战斗中，这几秒种简直长得就像几小时。这些导弹的跟踪和转弯性能也是针对轰炸机而不是针对敏捷的战斗机设计的，因此许多米格飞机逃掉了，而如果使用航炮或专为打击战斗机而设计的导弹，它们本该被击落。
还有一项至今仍有影响的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战斗经验已经证明，战前美国空军的训练不够严格。安全上的考虑和为对付同类型飞机而训练的倾向使训练计划产生了缺陷。解决办法是宁可放弃飞行安全上的某些考虑，也要采用像空军著名的“红旗”和海军“一流枪手”那样的远为切合实际的训练计划。
“大刀行动”
美国的交战规则加上北越人的避战战术，使渴望在正规空战中与敌搏斗的美国空军战斗机驾驶员沮丧不已。在1966年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空战中，19架米格飞机被击落，美国空军则损失了5个机组。(海军击落4架敌机，自己也损失了4架飞机)。米格-21用“环礁”式导弹自后方进行的攻击迫使F-105编队在抵达目标之前扔掉炸弹，从而达到了北越人的目的。
由于米格机场是禁区，因此第7航空队司令官威廉·W·莫迈耶将军决定在年底战斗沉寂期一过就搞一次战斗机扫荡行动。北越空军在沉寂期过后总是作出更强烈的反应，因为他们已经补充了更多的飞机并已通过训练改进了战术。
战斗机扫荡行动故意设计成正常的F-105袭击任务，采用标准的呼号、番号和其他标志，以表明这次任务与以前的许多次任务完全相同。不同之处是用为进行空战而装备的F-4代替了F-105。最重要的欺骗措施是让F-4使用过去只有F-105才使用的那种电子对抗吊舱。飞行高度和空速也与每天出动的打击部队完全相同。
1月2日上午，绰号为“狼群”的第8战术战斗机联队从泰国皇家空军乌隆基地起飞，发起了“大刀行动”。罗宾·奥尔兹上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上击落过13架敌机并击毁了地面上的11架敌机)率领20个小队的F-4和F-105“野鼬”飞机设置陷阱。尽管气象条件较为恶劣，米格飞机还是像所希望的那样作出了反应，从后方攻击美机，并以为这些飞机是满载炸弹的F-105。出乎他们的意科，这次他们遇到的竟是已经扔掉副油箱并作好了战斗准备的F-4。在几分钟的时间内，7架米格飞机被击落，奥尔兹本人就击落了两架(他在东南亚总共击落了4架敌机)。北越人在1月6日又损失了两架米格飞机并立即停止活动，以便分析形势。对此，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如果尚不满足的话，至少也有点儿高兴。
“大刀行动”说明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美国空军控制着越南北方和南方的空域，尽管代价巨大。敌人无法攻击我们的机场、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前线部队和我们最脆弱的力量——即总是靠近作战地幅、有时还进入作战地幅辛勤作业的KC-135加油机。
如果美国空军领导人没有被国防部施加的限制捆住手脚的话，美国空军本来可以获得具有压倒之势的空中优势。然而，即使没有达到此种程度，美国空军还是拥有了空中优势。正如后面要详述的那样，美国空军的基本实力除了体现在战斗中之外，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活动之中，其中又以搜索与救援部队的极富同情心的活动最为出色。空军的固有实力还体现在一项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同样重要的活动上，那就是空军后勤司令部和空军系统司令部等支援司令部所做的成绩卓著的工作；它们证明了自身的价值，迅速解决了许多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对敌方战斗机进行目视识别这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
主要战斗机：“砰”和“鬼怪”
“砰”式飞机
这场战争中的主力飞机——共和F-105“雷电喷气”式飞机(被亲昵而又带点嘲讽地起了一个叫“砰”的绰号，因为它坠毁时发出的“砰”的一声很出名)，原先是作为超音速远程核打击战斗机而设计的，能够携带当量为1百万吨至2千万吨的炸弹。“砰”这个绰号叫得不公平，因为F-105有一种雕塑美，尽管经过多年的改装而变了形(为了容纳新的装备而出现了一些隆起的部分)，但它仍然很美。以制造“爱啃地”的笨重战斗机而出名的北美公司，在研制这种飞机时遇到了一些麻烦。该机于1955年10月22日首次飞行(第一次飞行时速度就超过了1马赫)，但是直到1958年5月才达到可供作战使用的状态。F-105是一种驾驶起来令人很愉快的飞机，而且尽管入口板太少，不便于维修保养，但可用率高得出奇。第一个部署到泰国的F-105中队在那里呆了5个月，出动了2231架次，可用率达85%。
最后，分属于第355(驻泰国打卡里基地)和第388(驻泰国呵叻基地)战术战斗机联队的7个F-105中队担负了“滚雷”战役中的重任，也遭到了重大损失。在原先制造出来的833架F-105飞机中，约有350架由于战斗或其他与作战有关的原因而损失掉了。尽管F-105缺乏机动性而且使用方式不太合适，它们还是击落了27.5架米格飞机——被击落的往往是从后方攻击另一架F-105的米格飞机。(击落0.5架敌机是指与另一种型号的飞机——此处指F-4——共同击落了一架敌机。)高损失率加上国防部不愿重开生产线，最终迫使空军以F-4取代了“砰”式飞机。
“鬼怪”式飞机
美国空军的空勤和地勤人员最值得称赞的一点，也许是他们非常巧妙地使用和维护某种单一用途的飞机，使之在其他许多用途上也表现极佳。
麦克唐纳F-4“鬼怪”II型飞机原拟用作海军舰队防御战斗机，因此只装备了导弹并有一名武器系统军官操纵复杂的火控系统。“鬼怪”式体形较大，起飞总重61650磅，并利用两台通用电气J79加力式涡轮喷气发动机(这是格哈特·纽曼对发动机技术作出的不可思议的贡献)的蛮力，使速度达到2.27马赫。
1962年3月，美国空军史无前例地决定把“鬼怪”式用作它的制式战斗机，而只对海军的生产型作了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改进。1962年10月1日，国防部规定了三军统一的飞机代字，于是原先的代字F-110改成了F-4。
庞大的“鬼怪”式飞机的空中加油能力使它获得了一些有利条件：航程加大，起飞时可以少带燃料而多带炸弹，起飞后加油，以及可以在战斗中用掉大部分燃料，因为知道返航时会有KC-135等在空中给飞机加油——这多亏了加油机机组人员具有勇敢精神。
然而，美国空军对“鬼怪”式的基本要求是满载武器作长距离飞行，有时进行空中格斗，有时则实施轰炸。当“鬼怪”式经过长途飞行到达北越的战斗空域时，它们通常发现体形较小的米格-21及比较老式的要地防空截击机的机动性能都比自己强得多，因为这些飞机加速较快，转弯速率也较大。F-4的体积和重量使之在常规空中格斗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个不利条件是机上没有航炮，只装备了原先为拦截轰炸机而设计的导弹。(作为临时解决办法而装上了SUU-16航炮吊舱，但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最后找到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发挥能量机动性的战术，从而迫使空中格斗从基本上在水平平面上进行的格斗改变为在垂直平面上进行的格斗。“鬼怪”式占优势的速度和功率可以使它在机动中上下翻滚，去对付米格飞机较强的转弯能力。(“能量机动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恰当地利用飞机的位能和动能去获得最大的机动性。)
在担负护航任务时，通常满载着武器的“鬼怪”式飞机，被要求与被掩护的满载炸弹的F-105式飞机以相同的速度巡航，这就抵消了它的速度较快这一优点。为了对付实施攻击的米格机群，“鬼怪”式必须预先得到警报，扔掉炸弹，通过加速而产生能量余量，以便抢占来袭敌机上方利于俯冲攻击的位置。这一切都有赖于获得预警，预警又有赖于实施雷达监视，而雷达监视则并非始终存在。雷达覆盖面的不足促成了装有雷达旋转天线罩的庞大的波音E-3B预警与控制飞机的快速发展。这种飞机将在海湾战争中和其他地方发挥十分有效的作用。
但是，尽管获得的预警极少，美国空勤组人员还是凭借其优越的才干将他们的“鬼怪”式飞机改造成了空中格斗飞机。这种改造工作后来又得到了加强，因为F-4E安装了一门M-61Al“火神”20毫米内置式加特林多管航炮。
战术的颠倒
将F-105和B-52的运用方式作一对比，就最能证明国防部的战略极其谬误。F-105每天载着4或5吨炸弹飞往北方，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B-17的载弹量还大，但与需要相比，载弹量仍然嫌小。F-105的“基本编队”是由16架飞机组成4个机群，每个机群4架飞机。在F-105编队的前后各有一个F-4机群担任掩护。“野鼬”部队将先于这支特遣部队进入目标区，并在完成打击后随特遣部队撤出。对雷达的压制由在目标区两侧巡逻的道格拉斯EB-66飞机负责。那些“砰”式飞机集中投下117型炸弹(也许多达100颗，每颗750磅)，然后退出攻击并返航。
正如后面要叙述到的那样，当“砰”式飞机编队用总重达到75000磅的炸弹袭击精确选定并且往往严加限制的北方目标时，也许正有3组(每组3架)B-52在南方作战，对可疑的越共阵地投下56万磅之多的炸弹。因此，国防部的指令的的确确地把常识性的基本战术颠倒过来了。
对于F-105来说，最令人沮丧的任务是轰炸北越的桥梁，特别是马江上的清化(“龙颚”)大桥和河内以北红河上的“保罗·杜默”大桥。清化桥似乎摧不垮，经受住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以损失11架飞机为代价进行的871次空袭。北越人利用定期的停炸来修理该桥。在1968年11月1日宣布停炸后的4年里，北越人对该桥大加改进，使之成了通往南部的干线桥梁。
法国人修建的保罗·杜默大桥是一个庞然大物，总长8467英尺，有18个巨大的混凝土桥墩。桥身狭窄，两边有公路相连，桥上可通铁路，直达河内市中心。每天有26趟列车和数以百计的卡车通过该桥，平均往南输送6000吨补给品。该桥是连接河内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要道，因此由300门高射炮(包括用雷达指挥的85毫米高射炮)和81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场严加防守。一旦该桥遭到袭击，所有的米格截击机都可以迅速紧急起飞。F-105对该桥袭击113次，损失了两架飞机。
1967年8月11日，由20架F-105(每架携带两颗118型3000磅炸弹)组成的编队袭击该桥并取得了初步胜利。第355战术战斗机联队副联队长罗伯特·H·怀特上校亲自率领机群实施攻击。他荣获过哈蒙杯和科利尔杯，并曾因驾驶X-15试验飞机而获得了宇航员翼形徽章。这次袭击照例由实施“野鼬”行动和压制防空火力的部队为先导，并且掠过了破例实施纳粹德国空军式迎面攻击的米格机群。
怀特从13000英尺的高度进入攻击，穿过高射炮火的弹幕，在8000英尺的高度上投下了炸弹。爆炸产生的硝烟暂时遮住了大桥。硝烟散去后，发现有3段桥身塌倒在红河之中。两架F-105负伤，但都返回了基地。恢复能力极强的北越人一面用其他手段(包括渡船)运送物资，一面抢修，到10月3日已将大桥修复。后来的历次轰炸也损伤了大桥，但大桥每次都被很快修复。
直到1972年的“前卫I号行动”中，这个问题才由携带“铺路”I型激光制导炸弹的F-4飞机解决了。清化大桥和保罗·杜默大桥终于都坍塌到各自的河床上，而美方飞机也未受损失。
“铺路”系列精确制导武器是装上了成套制导装置的标准炸弹。在攻击中，先用激光照射目标，炸弹投下后由一个微处理器向炸弹的导向尾翅馈送信号，使之着达目标。这些精确制导武器是后来出现的那些新武器的先驱。负责研制这些武器的空军系统司令部和空军后勤司令部的小组应该受到称颂。
“巴夫”在行动中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可靠的“长枪”——波音B-52是为将热核炸弹投到苏联的心脏地带而设计的。这种“巴夫”飞机(“巴夫”是缩略语Buff的音译，意为“丑陋的大胖家伙”)于1952年首次飞行，很可能到21世纪还在服役。即使到那时，它仍将是军事史上最灵活的飞机。尽管具有多种能力，它很可能仍将执行在越南执行的那种临时任务——投掷大量的常规炸弹。
B-52的作战行动始于1965年6月18日。那天，在第一次“弧光”打击行动中，第7和第320轰炸机联队的27架B-52飞机自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袭击西贡北面一个可疑的越共基地。敌人的这个基地占地很广，过去的空袭均未见效。
B-52执行的任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的任务相同，亦即炸翻好几平方英里的土地，希望这样一来总能炸中点什么。对于B-52执行此种任务的效果，空军和陆军都不乐观。一位空军领导人将这种做法比喻为“用大锤打苍蝇”。第一次执行任务就弄糟了，两架B-52由于预有计划的空中加油航线之间的间隔不够大而在空中相撞。尽管如此，南越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兰上将还是很快就确信B-52是不可缺少的武器，于是“弧光”行动升了级。
1965年11月，B-52开始实际上用于近距离支援行动，在中部高原的波来梅赶跑了进攻的越共，于是B-52的用途扩大了。12月，B-52又对刘易斯·W·沃尔特三世中将指挥的第3海军陆战队远征军提供了支援。海军陆战队对近距离支援行动的要求严得出名，但沃尔特对B-52所提供的支援的规模、范畴和准确性都感到高兴。
那时使用的B-52F可以携带51颗750磅炸弹(内装27颗，外挂24颗)。1965年，决定实施一项名叫“大肚子”的庞大计划，把B-52D机内弹舱的容量从27颗500磅炸弹增加到84颗；若装750磅炸弹，则从27颗增加到42颗。外挂梁可装24颗500磅或750磅炸弹。这样，在携带500磅炸弹时，最大载弹量增加到了54000磅；在携带750磅炸弹时，最大载弹量则为49500磅。此外还安装了用于携带地雷和滑翔炸弹的装置。为了在万一需要时能投核弹，它还可以携带多达4颗自由下落核弹。
B-52所轰炸的不是城市或军事基地那样易于界定的典型目标，而是大片的茂密丛林，因此需要新的投弹技术。于是建立了一些机动式地面雷达引导分队，提供“战斗空中定位”地面引导轰炸系统。雷达控制员引导B-52沿某一航线飞行，并发出何时投弹的信号。“战斗空中定位”系统十分灵活，可以很快变换目标诸元，而且极其准确。但是，对大片难以通过的丛林进行自动化袭击，其效果令人泄气，因此劳累过度的机组人员嘲讽地称自己为“砸椰子的人”。
然而，越共对B-52的痛恨程度逐渐甚于对其他任何武器的痛恨，因为只有当大批炸弹在面积很大的狭长地带上爆炸时，他们才知道B-52轰炸机已经飞临上空。B-52开始行动一年后，每月向越共目标投弹8000吨，出动架次也增加到了每月1800架次。这些飞机都是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和泰国皇家海军新建的乌塔保航空兵基地出动的。乌塔保离轰炸目标只有2至5小时的航程，而从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的飞机执行任务则需要12个小时，中途至少要进行一次空中加油。
后勤作业量很大，因为有数以百万磅计的补给品(从担负警卫任务的军犬的食物，到轰炸越共的炸弹，一应俱全)要通过12000英里的补给渠道源源而来。所有的补给活动都要按全球各地不同的补给阶段一览表排好日程，以压低现场的库存量——这套方法在许多方面都开了现代“刚好及时补充库存”方法之先河。这项工作对于空勤和地勤人员说来都很繁重，他们通常每周要工作72小时，忙起来则要每周工作84小时。负责危险的军械工作的士兵始终压力很大，因为他们要时刻确保那些“大肚子”里装满炸弹。常年的酷暑、孤寂和缺乏舒适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遭遇更惨。空勤人员被派到那里临时执行任务179天，因为180天的任职期必须被视为正式调动工作，这不仅开销大，而且会打乱行政管理工作。他们的生活堕入了听取简令、飞行和睡觉之间无休止的循环往复。
B-52在整个战争期间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其中有两项行动特别突出，那就是“尼亚加拉行动”和“前卫II号行动”。首次行动是1968年初在溪山采取的。在那里，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和他们的南越盟军被30000名北越正规军包围。北越人希望使溪山变成美国人的“奠边府”。
威斯特摩兰上将批准了于1968年1月22日开始的“尼亚加拉行动”。即使在溪山，指挥和控制也遇到了困难，因为海军方面不同意在这次行动中听从第7航空队的指挥，于是只好将营地周围的地区划分成一些小区——很小的一揽子航线区，以免互相干扰。
每隔3小时就有6架飞机运用“战斗空中定位”技术打击目标。在整个行动于3月31日结束之前，B-52连日痛击北越人，总共执行461次飞行任务，出动2701架次，投弹75631吨。起初，B-52限于在距己方阵地3300码以外的地方投弹。后来，随着北越工兵向前挖掘堑壕，投弹安全距离减到了不足300码。这段距离对于参加赛跑的人来说好像很远，但对于眼看着炸弹就落在铁丝网外边的美国大兵来说，则实在太近了。轰炸机在30000英尺高度上以每小时500英里的速度沿航线飞行并投弹，而且整个投弹期间的侧风风向变化可达180度，风速变化可达每小时100英里。在这种情况下，投下的炸弹还能留出300码的安全距离，这就突出地证明了轰炸机机组人员和“空中定位”组人员的技术高超以及地面部队对他们的信任。在一次战斗后的讲评中，威斯特摩兰上将指出：“基本上是B-52的火力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
老挝和“白色圆顶茅屋”
就像把南越的战争说成是平民造反一样，当局也把附带在老挝进行的战争当成一场十分秘密的战争。美国花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去扶植梭发那·富马，给他提供援助，帮他训练部队。中央情报局隐蔽地进行干预(包括经营自己的航空公司和雇佣了20000名泰国士兵为其效劳)，第7航空队也实际上把自己的空中力量交给驻万象的美国大使支配。但是，美国国防部却试图假装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
然而，从1960年到1968年，美国空军人员投入了一场生死搏斗，试图阻止对方人员和物资向南越渗透以及支持忠于老挝中央政府的部队。在老挝，像在南越一样，用来执行此项任务的装备起初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RB-26和B-26飞机以及北美T-28教练机。随着美国所作努力的增大，北越人的反应相应增强，这也跟越南的情况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于在老挝作战的装备得到了改进。到1968年，所有在北越和南越作战的现代化飞机，包括杀伤力很大的洛克希德AC-130“幽灵”式武装运输机，也都在老挝作战。AC-130装有微光电视、红外器材、雷达和20毫米侧射加特林航炮。较新的型号则装有40毫米航炮，甚至还有激光指示器。“鬼怪”式飞机用于压制高射炮火和轰炸——在漆黑的夜色中俯冲下去投弹，而这些炸弹的价值又正好与所瞄准的卡车差不多，这极其令人恼火。B-52也在“战斗空中定位”系统的控制下参加了轰炸。它们又一次获得了成功，于是向上级要求扩大行动，因为它们投弹所产生的爆炸威力使该地区所有火炮的威力加在一起都相形见绌。
随着“障碍方案”(代号“白色圆顶茅屋”)的出台，在拼命利用尽可能高级的技术去维护所谓东南亚战争只是一场叛乱这一谎言方面，美国所作的努力达到了想入非非的顶峰。
哈佛法学院的罗杰·费希尔教授最早提出了一项建议：沿非军事区直至老挝境内修建一道60英里长的防渗透障碍。这项建议引起了助理国防部长麦克诺顿的注意，并扩大为修建一道横跨南越和老挝、长达180英里的地面障碍。这是一道小型化的中国长城，大体上沿9号公路一直修到湄公河。这一构想被转到了充当麦克纳马拉私人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国防分析研究所贾森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对北方的轰炸徒劳无功，因此赞成建立一个得到空中支援的障碍体系的方案。该体系将用电子传感器探测敌人的活动，然后用空中打击予以对付。
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这个方案，其理由是代价太高，而且敌人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克服这一障碍。麦克纳马拉不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任命艾尔弗雷德·斯塔伯德将军领导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内的第728联合特别工作组(后来起了一个打掩护的名称“国防通信计划组”)来研究这个方案。这样，在一场遥控式战争中，一个小委员会可以把一个主意扭曲成供一个大委员会审议的方案，而这个大委员会的工作又促使一个更大的委员会把这个方案搞得面目全非。这比“委员会能把马画成骆驼”著名警句所说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搞出来的“白色圆顶茅屋”方案成了吞没近30亿美元和大批生命的九头怪物，而对渗透通道上的交通只起到了微弱的破坏作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再试图以代价大、效率差和存在其他更迫切的需要为由来反对这项计划，但是麦克纳马拉已将这一方案当成自己的方案，决心不顾反对的意见而强行付诸实施。这条障碍线成了名符其实的“麦克纳马拉线”。
国防通信计划组已决定建立一个得到空中支援的十分先进的防渗透体系，它将由尖端的音响和地震传感器(加上能探测到辛勤劳动的人们身上常有的那种气味的传感器)组成。在附近侦收信号的飞机收到信号后就转发给靠近老挝边界的泰国皇家空军那空拍侬基地上的一座大型中央处理设施。那里有一个计算机化的庞大地面判断中心负责接收、分析和报告敌人的后勤运输活动(卡车轮胎与地面的磨擦声、扛米袋的搬运工沉重的脚步声和刺鼻的尿味)。这些信息被传递给老挝上空的一个空中战场指挥与控制中心，由它指引攻击机前往现场。不幸，北越人对于在老挝受到的增加得有限的压力所作的反应完全与其他地方一样，那就是更加顽强地战斗。他们抓住约翰逊总统下令停炸的机会把雷达控制范围扩大到了老挝，并向那里运去了地对空导弹和高射炮。米格战斗机也首次开始入侵老挝的领空，但是它们很快就被与“迪斯科”或“红色王冠”协同动作的“鬼怪”式飞机制止了。
到1968年底，尽管在减缓渗透速度方面取得一点成绩，但仍普遍感到不满意，因为还是有太多的卡车渗透了过来。莫迈耶将军指出，以往一切成功的空中遮断战役都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打击敌方补给品的生产基地；第二部分是遮断敌方心腹地带至其战地部队之间的运输活动；第三部分是迫使敌方积极进行地面作战，使其补给品的消耗速度快于补充速度。但在老挝和越南，只有第二部分行动在实施。
参谋长联席会议又一次正式建议封锁北越的主要港口，同时反对继续实施“滚雷行动”，因为它只限于袭击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并不十分有效。
此时恰逢“白色圆顶茅屋”具备了初始使用能力。如果能像所希望的那样发挥效用，它将成为阻止渗透的办法。“白色圆顶茅屋”在旱季里的一系列遮断行动中进行了试验。
为了与根据传感器提供的情报得出的判断相配合，美军采用了新战术：先用激光制导炸弹切断道路，然后布下威力大得足以摧毁重型车辆的地雷。为防止对方排雷，还布下了杀伤人员的地雷。(麦克纳马拉已经批准每月生产350万颗“龙牙”式反车辆地雷和1000万颗杀伤地雷的计划。)接着，由雷区两侧的传感器监视此项行动获得的成果。这些传感器将查明所通过的卡车的数量。“白色圆顶茅屋”还得到了一支不大的空中力量的支援，包括21架洛克希德EC-121指挥与控制飞机、18架麦克唐纳F-4D、18架道格拉斯A-1E、12架西科尔斯基CH—3直升机和34架色斯纳O-2“空中霸王”式飞机。此外，还可呼唤更多的飞机。
尽管费了很大劲和花费了几十亿美元，“白色圆顶茅屋”还是遭到了惊人的失败。其原因多种多样，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系统完全不适应现有的条件。北越渗透者像顺着窗户上的玻璃淌下的雨水那样沿多条小道南下，而“白色圆顶茅屋”就像放在窗户上企图不让雨水流下去的一根手指头。几乎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北越人的恢复能力极强，炸弹刚炸坏了道路，他们差不多马上就能修复。北越人很快就明白了这些传感器是干什么用的，于是迅速想出了一些积极和消极措施去使它们失效或对它们进行欺骗。他们用俯拾皆是的柳条筐罩住某些探测装置，使其传感器因被遮蔽而失灵。在对付另一些探测装置时，他们的诡计是派一辆卡车来回行驶，造成有一个车队通过的假象。从蛙鸣到雷声，任何一种声音都能触发用于探测车辆的传感器，结果关于交通流量的报告把胡志明小道说得好像交通高峰期的洛杉矶快车道。最后一个原因是使用“白色圆顶茅屋”的那个地区的地理、气象和植被情况。茂密的丛林顶盖使得空军不可能派一名前进空中控制员去目视识别传感器可能已经发现的卡车，而恶劣的气象条件也往往阻止了打击行动的实施。
尽管有将近5000人尽力使之发挥作用，“白色圆顶茅屋“还是变成了一次世界级的失败。在华盛顿的政治斗争中，此项失败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项计划极为保密。麦克纳马拉也从未被迫承认他力排众议而实行的这项计划的破产，因为他已在1967年11月匆忙离职，前去就任世界银行行长。
柬埔寨
柬埔寨早就是北越人和越共的避难所了，因此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初批准以空中打击摧毁那里的庇护所。在代号为“菜单”的行动中，B-52出动了将近4000架次，并在柬埔寨投下了近11万吨炸弹。
1970年4月30日，美军损耗的增大和柬埔寨庇护所内共方补给品储存区的增多，促使尼克松授权用美军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入侵的地区有限，占领的时间也定为8个星期。B-52又一次用于实施轰炸。
这项军事行动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它减少了对西贡的威胁。但是，美国国内特别是大学校园内的反应很强烈，这导致国会立法禁止美国地面部队进入泰国、柬埔寨和老挝。
轰炸在低水平上一直持续到1973年8月。到1975年，巴特寮的共产党红色高棉部队掌握了控制权，并开始屠杀150万名同胞。
“前卫II号行动”
通过以不合理的交战规则对美国的空中活动施加愚蠢的限制，麦克纳马拉部长给北越武装部队送了一份厚礼——可恶的“政治空中优势”。在新当选的尼克松总统宣布实行尼克松主义之前，北越人一直保持着政治空中优势。尼克松不得不承认，在麦克纳马拉领导了7年之后，不管战场上的情况如何，这场战争在政治上是失败了。这种反常现象最生动的例子是新春攻势。北越人和越共在这次攻势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参加攻势的84000人中有45000人被击毙。然而，美军和南越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这一胜利却被美国新闻媒体弄成了令人极度痛苦的失败。
尼克松不得不寻找出路。他找到的出路就是尼克松主义：美国承诺将信守条约义务，向任何与美国利益有重大关系的国家提供核盾牌；美国将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但指望任何受威胁的国家为其自身的防御提供人力。尼克松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创造了“越南化”这个词，意图是训练和武装南越部队去保护他们自己，美国部队则有条不紊地迅速撤离。这项政策是1969年7月25日在关岛的一次演说中宣布的，事先没有与当时阮文绍总统的南越政府协商。士兵们对“越南化”有另一个叫法，那就是“撤退”。政治空中优势现在变得不可容忍了，因为北越人对“越南化”的反应是增加军事压力，这表明他们希望获得军事胜利，而不是让美国通过谈判实现撤退来保住一点面子。1969年至1972年仍是多事之秋。最终，空中力量被用于说服北越人接受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而不是用来取得本来可能取得的胜利。1972年3月29日，北越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公然不顾正在进行的谈判，强行越过非军事区进入南越。南越部队狼狈溃退，阻止北越部队挺进的任务落在了南越空军和美国空军剩下的部队的肩上。5月8日，尼克松总统认识到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下令暂停和平谈判，并批准实施“前卫行动”。此项行动扩大了自4月份以来一直在北纬20度线以北实施的打击，并把在海防和其他港口布雷也包括在内。
在4年停炸期间，北越人极大地加强了防空体系，但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和空军后勤司令部也给美国空军提供了一些新武器。1968年11月，麦克唐纳F-4E飞机开始抵达东南亚。F-4E是米格飞机的可怕克星，它装备了更先进的发动机、一门内置式20毫米M-61Al“火神”式多管航炮、可提高空中格斗能力的机动飞行前缘襟翼和电子光学目标识别系统(一种望远镜，于1972年安装到F-4E左机翼前缘上)。电子战能力也得到提高，EB-66和EC-135飞机都有了用于压制敌方电子器材的新干扰器。此外，还找到了从F-4飞机上有效地施放箔条的新方法。(箔条也许是最简单的干扰器材。它只是一种切割成一定长度的像锡箔似的金属片，用于干扰敌方雷达的一定频率。它由英国皇家空军在1943年对汉堡的灾难性空袭中首次使用。)电子光学和激光制导武器的供应量增大，空勤人员在使用这些武器方面也已经驾轻就熟。
“前卫行动”显然获得了成功，因此北越人回到谈判桌上来了。作为回报，尼克松总统下令停止对北纬20度线以北的轰炸。但敌人像往常一样把停炸看成是软弱的表现，于是加紧施加军事压力。到12月18日，美国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北越的谈判代表此时也显然以为他们将会取得自1945年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军事胜利。
因此，尼克松总统决定采纳李梅将军于1963年提出的，后来又由麦康内尔、厄尔·惠勒、约翰·瑞安和夏普等将军一再坚持的主张，以最大的强度充分运用空中力量直接打击敌方的关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从而强行结束战争。
“前卫II号行动”不得不在雨季中气象条件最恶劣的时候实施，因此组成了一支执行此项行动的全天候空中力量，其中包括B-52、F-111(初次亮相令人失望，但后来证明十分有效)、F-4(已取代大部分F-105)、A-7、EB-66、KC-135和海军飞机。B-52的任务是袭击机场、补给站和铁路编组站。F-4的任务是使用精确制导武器袭击河内发电厂、河内广播电台和特定的铁路区段。F-105“野鼬”飞机像往常一样执行压制地对空导弹的危险任务。F-111的任务是袭击地对空导弹发射场、机场和铁路编组站，而A-7则负责袭击安沛机场。这些行动均将得到KC-135加油机、C-130搜索与救援飞机、HH—53“愉快的绿色巨人”搜索与救援直升机、EC-121和大量其他飞机的支援。
首次袭击要求出动129架次B-52：自乌塔保出动42架次B-52D，自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出动54架次B-52G和33架次B-52D。第二天将出动93架次。第三天再出动99架次。然后，将压力持续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来自安德森基地的“巴夫”飞机组成袭击河内的第一和第三攻击波，来自乌塔保的飞机组成第二攻击波。
1972年12月18日，当地时间下午2时51分，第一批飞机从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战略空军司令部指示这些飞机：在从轰炸进入点到投弹完毕的漫长航线上，不得采取规避行动去躲开地对空导弹或米格飞机。提出这种严格的(最终也付出了高昂代价的)要求，是因为战略空军司令部要确保只袭击军事目标以及保持三机编队电子对抗的整体性。
轰炸机一突入目标区，天空中就布满了SA-2“导线”式导弹。这些导弹发射时，在地面上产生有城市中一个街区那么大范围的闪光，然后像一道道闪电似地掠过天空并爆炸成蘑菇状光轮。天空中可以同时出现多达40枚地对空导弹，而且往往只是为了追踪一组(3架)B-52。“导线”式导弹的体积有电线什那么大，许多导弹从很近的距离上掠过B-52的驾驶舱，导弹的火箭发动机产生的闪光足以让驾驶舱里的飞行员们就着亮光读报。还有一些导弹则命中了飞机，把它们从天上打下来。对方发射了200多枚地对空导弹，击落了3架B-52，其中2架来自安德森、1架来自乌塔保。
第二天夜间，尽管已经允许第二波和第三波飞机自轰炸进入点向前飞行时采取规避行动，但在出动的93架B-52中仍有6架被击落。飞行员们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主义精神。有一个机组的驾驶员在刚投下炸弹后就冷静地宣布飞机要被一枚地对空导弹击中。飞机果然被击中并且掉了下来。
7%的损失率高得难以接受，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过26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此时己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的约翰·J·迈耶上将还是硬起心肠，决定继续干下去。他要求猛烈袭击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和导弹贮存场。
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敌人也遭到了损失，地对空导弹供应不足。此后，B-52连续3天未受损失。米格飞机根本构不成威胁，有两架还被B-52的射手击落。
圣诞节暂停轰炸，以便等待来自河内的信号，以及让机组人员特别是地勤人员得到急需的休息。这次停炸是一个错误，因为它给了北越人喘息之机，用于修复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和给它们补充导弹。
12月26日，试用了全新的战术。安德森基地的全部B-52飞机(78架)分4波从4个方向同时袭击河内。另外3波飞机在同一时间袭击海防。
在空中有110架支援飞机提供支援的情况下，袭击进行得十分精确，尽管地对空导弹的火力大为增强，但只损失了2架B-52。经过3次袭击，B-52确立于在河内上空的优势，而河内在1972年的那个时刻则拥有世界上最防卫森严的空域。当认识到1965年本来也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和不受损失地获得胜利时，美国空军所有的指挥官和所有的空勤组成员都气得直咬牙。一个反复提出但除这次以外每次均遭忽视的论点到头来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个论点就是：空中力量能够制服北越，让它按照美国的愿望行事。
11次袭击中的其余各次袭击都进行得完美元缺，只是不可避免地和令人痛心地又损失了两架B-52。到了第十一天，北越人的地对空导弹打光了，米格飞机被击落了，雷达和通信联络也被打乱了，只好听凭美国摆布。在境遇可悲的监狱里，美军战俘们看到那些凶巴巴的看守由于害怕而突然对他们客气起来，心中那份欣喜之情简直不可想象。
北越人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回到巴黎谈判桌上去。于是，空袭立即停止。美军内外的许多观察家都知道，这又是一个错误，因为如果继续进行袭击，北越人本来是会不得不接受彻底的军事失败这一结局的。相反，他们在和平谈判桌上取得了胜利，并在3年内把这种胜利变成了对南越的彻底征服。
在“前卫II号行动”中，战略空军司令部共出动B-52轰炸机729架次，投弹15000吨，损失飞机15架——损失率不到2%。北越人发射了大约1240枚地对空导弹。“前卫II号行动”的结果正是原先对于在北越全面运用空中力量所预测的那种结果：很快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如果在战争的头几年就运用这种空中力量，几百万人的生命就会得到挽救，几千亿美元就会省下来，南越就不会遭到蹂躏，柬埔寨就用不着被迫忍受红色高棉的暴政，美国也就不会有60年代和70年代那种新闻媒体不断冷嘲热讽、人民群众普遍对政府不满的讨厌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