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元勋·第一
作者：沃尔特·J·博伊恩·美国
出自————《跨越苍穹——美国空军史》
出自————《战争通史》
仅仅50年的时间，美国空军就从一个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仓促复员弄得支离破碎的庞然大物发展成了今日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军种。在这个过程中，它一面克服着观念、装备和人事方面屡屡出现的失败，一面取得了值得欢庆的成功。这些成功甚至超出了空军那首号召力很强的歌曲——《远方的茫茫蓝天》所作的许诺。
使美国和世界感到幸运的是，成功在数量上和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失败。在90年代，空军在取得海湾战争和冷战的非凡胜利方面如果不是起了主要作用的话，也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空军的每一个领导人，从部长、参谋长到中队长，都会不假思索地指出这些胜利是与陆军和海军共同取得的。不管三军在争地位、争任务、争拨款、争媒体报道和争公众支持方面闹得多么不可开交，战事一来，这些严重的争吵就都马上中止。在战后岁月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得十分成功的联合作战原则并不总是得到遵守，但在波斯湾战争中却体现得极好，令人钦佩不已。尽管如此，本书仍把重点放在美国空军上，虽然书中的许多论述也同样适用于它的姊妹军种。
空军尽管在国内外遇到了许多令人生畏的障碍，但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首要的和最直接的障碍是苏联空军。它富有才干、重点明确、战斗力强，而且发展了大量卓越的装备和运用这些装备的战略战术。苏联与其卫星国慷慨地共享自己的能力，而其中某些卫星国又注定要成为美国的凶猛对手。苏联的威胁是实在的、巨大的，而且似乎永无止境。起初被夸大了的苏联核导弹能力很快就发展得非常强大。现在，虽然苏联已不复存在，但由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瓜分的导弹力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也许更具威胁性，因为对它的控制远不是万无一失。
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大的障碍。首先，空军不仅总是要应付国会审批预算过程中的反复无常，而且要应付总是随着监督而来的越来越多的限制。所谓“监督”，其实是国会和行政部门事事都要深抓细管的一种委婉说法。其次，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公众的支持由于憎恶越南战争而显著下降。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空军的成员们发现自己由于干了奉命去干的事情而公然挨骂。今天，虽然美国空军的声望基本上已经恢复，但在新闻界，在学术界，甚至令人吃惊地在政府内部，仍可发现潜藏着的反军情绪。
十分引入注目的是，空军即使在努力战胜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挑战的情况下，依然创造和保持了一种为长远的未来进行筹划的奇特能力。空军对技术的依赖也许是飞行这门科学本身的内在要求。在对先进技术的信念方面，空军甚于陆军和海军，也甚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空军从一开始就受到空军五星上将亨利·H·“幸运儿”阿诺德的鼓励，以后又受到历届空军参谋长的鼓励，不仅给研究工作提供经费，而且给予那些以研究技术为职业的军职和文职人员信任和机会。提供经费的工作并非总是始终如一，因为战时出于作战上的考虑必然要抽走一些研究经费。但是，研究和发展工作是空军继续获得成功的要素，这一基本思想始终未变。
空军尽管不遗余力地避免庞大官僚机构固有的特性和运作方法，然而它的规模和度过的岁月还是使它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庞大的机构通常缺乏预见性，可是空军这些年来还是设法使其领导层和作战部队具备了预见未来装备和训练需求的能力。其非凡的成果就是：在所有军种都受到预算限制的情况下，空军既成功地应付了当前的危机，又进行了必要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以加速发展为未来冲突所必需的那些技术。
在40年的时间里，美国空军的主要任务曾是遏制苏联的进攻行动。它完成了这项任务，一是由于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空中力量的经验和方法同不断增大的核武器(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库结合了起来，二是由于空军在被违心地拉进太空时代之际趁机发明了数量惊人的新技术。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还不得不应付其他的挑战。其中有些挑战的规模很大，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另一些挑战则威胁程度稍次，如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此外，美国空军还要在国内外从事救灾活动，以及访问外国和投送力量。而在这期间，它又一直不得不应付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多种多样，从取消军内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到克服老百姓在越战期间和越战之后对军队的厌恶，再到为妇女和少数民族人员提供均等的机会，应有尽有。
尽管空军的任务具有多面性，它还是胜利地完成了几乎全部任务，同时又一直遏制着苏联并对打赢冷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回首往事，冷战岁月似乎具有一成不变的特性——与苏联的对抗一成不变，而空军也是在用一成不变的手段来坚定地应付这种对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威胁的性质几乎年年在变，迫使空军所作的反应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最初的岁月里，当发生封锁柏林的事件时，空军的反应是虚声恫吓，对着庞大的苏军挥舞着几乎是空无一物的核武库。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通过其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向美国挑战，每次都只有一点点自己的部队参与。例如，它打朝鲜战争用的是北朝鲜和中国的部队，辅之以自己提供的装备、训练和有限的人力。它用类似的方式支持了北越人，让别的国家为它流血。这种方式在中东、非洲、最终在古巴这样近的地方都使用过。由于苏联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插手一些国家的事务，美国为奉行由杜鲁门总统发起的遏制政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然而，尽管在朝鲜未分胜负，在越战中又遭到失败，遏制政策最终还是获得了成功。这些年来，作为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保护神和受益者，空军建立了强大的空中力量和导弹力量，把苏联大体上限定在雅尔塔协定划给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苏联不仅受到了遏制，而且被拖得精疲力竭，因为其军事预算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消耗着它的力量。苏联在军事装备和太空探测上的成就，是用堪与美国媲美、甚至往往超过美国的投资获得的；从这种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来说，则尤其如此。这种巨大的开支是以牺牲苏联民用经济的合理发展为代价的。苏联的生产能力一心一意地用在军事上(其太空计划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因此无力发展在技术上和市场结构上与其西方宿敌或亚洲新兴国家并驾齐驱的工业基础。到1980年，苏联衰退的民用工业基础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沉重的军事负担，而10年之后则更是无法承受了。
在那个至关重要的10年里，美国所做的三件事促成了苏联的垮台。第一件事是美国从1980年起逐步加强军备，扭转了卡特执政时期实力下降的现象。本已几乎衰竭的苏联经济由于要赶上美国加强军备的行动而紧张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
第二件事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虽未最终完成但却使人眼花缭乱的“星球大战”计划。这项宏伟的计划显然是苏联无力攀比的，而美国可能获得成功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危险，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又大得难以想象。
第三件事，也是具有决定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武器在波斯湾战争中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胜利。隐形战斗机的无懈可击，以及精确制导武器惊人的军事和公共关系效应，使苏联的军政领导人完全失去了信心。由于其经济在74年的腐败和低效的重压下破产，苏联领导层终于被迫承认其制度已经失败，并且至少暂时放弃了主宰世界的历史性追求。就像墨索里尼腐朽的法西斯主义几乎一夜之间就消亡一样，苏联及其单一政党——共产党也在一夜之间消亡了，并且很快陷入了四分五裂、混乱和反责的可怕境地。
苏联大而空虚、充满工业和政治蠢事的衰败面目一下子暴露在世人面前，于是干脆自行解体，让它的人民自行其是而不论后果好坏。它那在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方面均占压倒优势的庞大军队，顷刻之间从对世界生存的威胁变成了令人难堪的贫困中心，无力给士兵们提供膳食、装备和被服，有时连电费都付不起。
然而，打赢冷战只是美国空军在其头50年中所承担的任务的一部分。在每个10年里，都有需要空军作为从属于核威慑任务的“兼职”工作而予以应付的新挑战。有些挑战是内部的，诸如适应社会的变化、弥补装备的不足以及年年力图以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另一些挑战则是外部的——从在朝鲜的沉痛经历，到在越南遭到的令人沮丧的极大创痛，再到使人振奋的波斯湾战争的胜利。
每一项挑战都是由空军的男女将士们在创造出另一项杰出业绩的同时予以战胜的。他们忍受着艰苦的、捉摸不定的军人生活，频繁的调动，较低的工资，以及往往不称心的工作岗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跨进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不折不扣地成了美国的缩影。按照旧的观念，军事基地是一个远离社会的、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惯例的自给自足的实体。这种旧观念已经消失了。美国空军人员日渐摆脱了多年来一直作为军队特征的边疆哨所的形象，而成为他们所在社区的活跃成员。他们有自己的家，也从事兼职工作，送子女们上学，纳税，而且已同邻居们打成一片，通常难以分辨谁是军人、谁是老百姓。
这种从怀有临时驻防思想的狭隘团体到成为美国社会基本组成部分的转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连空军的成员们也很少察觉到这一变化，更不要说去谈论这种变化了。空军内外的人们仍趋于把空军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业单位。事实却是：空军人口的组成情况与整个美国人口的组成情况基本相同，因此也体现着美国平民大众的倾向、癖好、问题和潜力。
关于空军的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它是怎么提前10年或20年就预见到装备和武器方面的需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那些成就可以归因于空军有一个专业化的领导层，这些领导人所受的20年的训练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用当时的常规武器建立空中优势。战后的每一项成就也许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战成就同样重要。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迅速而准确地实施了一些若未成功就会被视为浮夸的计划。有一些计划由于在构思、筹划和实施等方面都蔚为壮观而极其引人注目，其中包括：部署不是一种而是4种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建立覆盖整个大陆的雷达防御体系，以及为了遂行战争和达成其他军事目的而系统地开发航天潜能。
在这期间，除了一马当先地开辟通向冷战胜利的道路之外，空军还几乎马不停蹄地打了3场大的战争和两场小的战争，同时又在全国率先取消歧视而将少数民族和妇女融人军队。在同一时期内，它从针对一个超级大国的以核打击为主的力量，转变成了一支既能以常规武器对地区性冲突作出反应、又保持了决定性核能力的力量。
空军在作战行动和预见性方面一般总能获得成功，其原因何在？答案将在以后各章中披露。归根结底，空军的成功来自在恰当的时间拥有恰当的领导人才；不仅在军官这个层次上是如此，而且在士官层次上也是如此——这也许令人惊异，但却更为重要。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领导人才，是因为空军具有吸引优异之士服役的内在能力和精心营造的使能人得以青云直上的氛围。美国空军中的官兵关系很特殊。这种关系来自旧时形成的传统。在那个时候，军官驾驶员们知道自己的生命要靠担任地勤组长的士官们来保障，因此十分尊重他们。互敬互重是今日空军中的普遍现象，并在许多方面对空军获得的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不是说空军已经解决了所有的民主问题并且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然而，空军的组织体制向来允许真正的能人升到顶层，而不论其出身、学历和外貌如何。在过去的35年中，真正的能人越来越容易升到顶层，而不分种族；在过去的20年中，则连性别也不分了。在走向真正的机会均等方面，空军总是走在全国(包括其他军种)的前面，并从中获益匪浅。
有人说，以色列空军是在战斗中诞生的，因为它是在1947年的独立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可以毫不牵强附会地说，美国空军是在众多的战斗中诞生的，而且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战斗。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的思想首先是由比利·米切尔等人在本世纪20年代(过早地)提出来的，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发展。在那次战争中，亨利·H·阿诺德上将和卡尔·“图艾”·斯帕茨上将等领导人有时使作战上的考虑适于为战后空军的独立创造条件。这种思想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后军队因大批人员复员而造成的大崩溃中坚持了下来，并且经受住了美国海军不屈不挠的反对。但是，独立只不过意味着进行一系列新的战争。最容易应付的是实际的战争，如朝鲜、越南和海湾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敌人是明确的，需要采取的行动是军事行动。比这复杂得多的是争夺预算的战斗，与海军之间在公共关系上进行的战斗，以及空军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膨胀所引发的内部紧张关系。
对于美国说来，幸运的是，天意和卓越的领导占了上风，美国空军在其每一次战斗中都获得了胜利，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学习和为迎接未来而未雨绸缪。
空军也犯过许多错误，其中有的微不足道，有的则造成了严重后果。然而，空军所作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了美国强制下的和平。这不仅遏制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成了苏联磨灭自己的砂轮。
空军的成就是许多因素——人、领导、装备等等——的综合成果。然而，它获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致力于在作为超级大国象征的先进技术方面投入了并且将继续投入必要的研究与发展力量。
巧得很，也幸运得很，空军能力的发展符合了美国公众自越战以来提出的两项独特要求。第一项要求是，我们必须在部队伤亡最少的情况下遂行战争。美国再也不想打越战那样的战争了。在那次战争中，我们的部队被迫作战，而且伤亡过大。第二项要求是历史上罕见的，即我们还必须在给敌人造成最少伤亡的情况下打赢战争。
这些对任何国家说来都是高尚的要求也许是对冷战岁月作出反省后的反应。在冷战时代，苏联和美国的战略都是“相互确保摧毁”．它有一个恰当的缩略语“MAD”(“疯狂”)。按照这种相互威慑的理论，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双方都能给对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毁伤。如果这种战略失灵，每一方的伤亡就会上千万或上亿；伤亡是上千万，还是上亿，要视发疯发多久而定。在冷战结束之前很久，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如果奏效，就可以防止全球核冲突，但对有限战争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因为有限战争的威胁性并未大到需要动用核武器的地步。越南战争使美国痛苦地看清了这一点。直到1972年12月，美国才下决心充分使用空中力量去对付北越。在这之前的8年冲突中，美国遭受了(也给对方造成了)沉重伤亡。在海湾取得的胜利也使人看到了公众的新要求。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伤亡尽管与作战规模相比微不足道，但仍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对伊位克的伤亡，特别是平民的伤亡，也表示不满。其他一些事件——在海湾战争中己方火力误伤自己人、在索马里发生的悲惨屠杀、对于在波斯尼亚可能遭受损失的担心——都证实了美国公众的态度是必须在双方都尽量少流血的情况下进行战争。
这一要求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支军队曾被要求在双方只付出最小代价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幸运的是，美国空军由于执行了技术改进计划而破天荒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此项计划历时已有50多年，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位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他就是空军五星上将亨利·H·阿诺德。
“幸运儿”
在塑造现代美国空军的形象方面，有一位人士——亨利·哈利·阿诺德——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在政治上耐心进行的艰苦准备工作确立了美国陆军上层对他的信任，并且博得了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青睐。阿诺德的经历在同事中赢得了深厚的友谊，但也招来了公开的憎恨，因为有些人不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认为他太政治化、太容易妥协。
然而，正是阿诺德的灵活性为现代美国空军打下了基础，而且他那些拼命工作的部属也很少有人同意关于他太容易妥协的说法。他那始终无所不在的旺盛精力鼓舞着部属，帮助他们，使卷入历史上最伟大战争之中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表现超出了人们的一切期望。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阿诺德心甘情愿地背离自己的强项和过去的经历，让新独立的空军踏上了不断改革技术之路。他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不是技术专家，所以并不充分理解自己所追求的变革。不过，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种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朋友们、公众和报界都亲昵地叫他“幸运儿阿诺德”，自由世界则十分感激他。
阿诺德从西点军校的一名普通学员起步，最后成了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空军五星上将。在升到顶层的曲折历程中，他曾是飞行先驱，然后又放弃了飞行；他在1917年成了美国最年轻的上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匆匆忙忙的裁军中于1920年降回到上尉。由于工作努力、富有魅力和颇为机灵，他在1938年9月29日升为少将，成了航空兵的首脑。那时，阿诺德指挥着一支拥有大约23000名官兵(其中只有2500名等级驾驶员)和1200架作战飞机(大多陈旧过时)的航空兵。已有35年军龄、退休在即的阿诺德，必然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满意，又为他所指挥的航空力量极其糟糕的状况深感沮丧。这支航空力量在飞机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落在了世界上所有大国的后面。
然而，战争迫在眉睫，并带来了他想象不到的变化。仅仅7年之后，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他像自己所崇拜的偶像约翰·J·潘兴将军那样成了五星上将，并且指挥着240多万人的部队和由7万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更重要的是，当他精心指挥空中力量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取得空中胜利的时候，他完全证实了空中力量先知比利·米切尔当初的主张是正确的。
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包括自己的健康——都投入了这项努力之中，并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前很久就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去实现建立一支独立空军的梦想。
阿诺德得到了他所信任的同事们的倾力相助。这些人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像他一样，牺牲自我，在薪金微薄、没有声望、飞行员死亡率高，而且时刻充满危险的航空兵中服务。卡尔·斯帕茨、艾拉·C·埃克、约瑟夫·J·麦克纳尼、劳伦斯·S·库特、乔治·C·肯尼、劳里斯·诺斯塔德、霍伊特·范登堡等将官所提供的帮助，以及负责航空事务的助理陆军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及其后任斯图尔特·赛明顿等文官所提供的帮助，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不失时机地策划这项活动的则是阿诺德。
阿诺德深感选择时机的重要性，以致在战争初期就指派麦克纳尼少将去领导一个委员会，其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压住要求成立一支独立空军的浪潮。诸如此类的事情使阿诺德在那些要求空军立即独立的袍泽们眼中掉了价。但是，阿诺德在战争期间高高兴兴地与陆军完全站在一起，以换取陆军在战后支持空军独立。
他所进行的巧妙的准备工作对日后美国空军的特征产生了持久的巨大影响，因为正是阿诺德——一位有远见的实干家而不是科学家——使空军坚定地走上了研究与发展之路。而且，也正是阿诺德，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创造了利于及早发现未来必不可少的领导人才的氛围。从阿诺德时代到现在，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之外，空军总是能够预见到需要加以满足的不断变化的要求，在恰当的时刻从基层提拔恰当的领导人才。在马歇尔的鼓励下，阿诺德亲自启动了这一选拔进程，在战争初期就挑选年轻军官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又在战争快要胜利结束时，采取措施让这些年轻人在战后空军中先于资深军官获得晋升机会。这对初生的美国空军说来是有益的，但对某些资深军官说来却是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就没有站在阿诺德的阵营里。他们像阿诺德一样经历过战前可怕的消沉时代，薪金低微，又得不到晋升。在战争中，他们肯定认为自己已经效率极高地履行了新的战时职责，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阿诺德肯定会解除他们的职务。可是，在建立独立空军的梦想就要成真之际，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被忽略了，只分配到一些没有出路的职位，甚至被客客气气地要求退役。这使阿诺德很痛苦，但是这正是他准备付出的代价和正在形成的传统。
阿诺德为确保空军独立而作的谨慎的全面准备，不像他指挥作战时的那种风风火火的作风。这些准备工作揭示了阿诺德才智的广度和深度，从而超出了一心只想完成任务而不问政治的鲁莽飞行员的传统形象。他的计划本身就是一件杰作，而阿诺德在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航空部队并领导它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时仍能执行这项计划，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位面带微笑的银发将军在作出这种努力时运用了机智、外交手腕和公关才能，而毁谤他的人则对此嗤之以鼻。然而，他赢得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这样的大人物的信任、好感和赞助。这倒不是因为他具有上述那些才能，而是因为他不负所望。阿诺德的美国陆军航空队表现得非常出色，而他也亲自保证了这支部队毫不动摇地忠于陆军和献身于打赢战争。他从不允许自己为建立独立空军而进行的间接游说活动干扰坚决遂行的战事。这是一种致胜的策略，因为到了1943年，他已经在陆军、国会和行政部门中营造了使他在战后得以实现其梦想的气候。
“幸运儿”这个爱称远比他的管理风格更符合他的社会身份。他特别上照，而他那和蔼、自信的风度又使他能够在社会交往中与人们相处得很好。满脸堆笑和热烈握手在推销空中力量方面都能起到很大作用。他在战时大量的巡回旅行中不断地微笑和握手，而这种频频出行则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
对他来说，工作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阿诺德相信自己知道能用空中力量完成什么伟业，于是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陆军航空队存在的多方面的缺陷。他干劲十足，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决不让自己或任何为他工作的人闲下来。1940年，他面临的任务似乎艰巨得不可能完成，因为航空兵什么都缺，包括飞机、驾驶员、地勤人员和基地。没有训练基地，每年只能训练不到一千名驾驶员，而实际需求是10万名。现代空军需要几千种技术人材，从厨师和面包师到领航员和雷达观察员都包括在内。但是，用于训练这些技术人材的正规骨干则根本没有。工业基础也同样不足，尽管战前同盟国通过采购飞机给予了一点帮助。美国的飞机设计师们仍在按照战前飞机设计师指导手册所载的几乎是幼稚的规格设计飞机，轻率地忽视了欧洲空战每天都在告诉人们的经验教训，那就是装甲、自封式油箱和其他战斗必需品都很有价值。他克服了每一个困难，其方法有时是亲自动手，例如制定庞大的民间驾驶员训练计划；有时是鼓动别人去干，例如劝使制造商们在合同还没有到手的情况下就拿钱去冒险；有时则是让人心存畏惧，例如宣布要去拜访一位懈怠的下级。
阿诺德太急躁，难以成为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他动辄就给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有时是为数不多的头一批人——委以重任，而不管他们的权威性、专业知识或能力如何。他要立竿见影，不接受为拖延或失败所找的任何借口。人们在沮丧之余戏谑地称他为“从陆军中性情最平和的人里面挑出来的人——总爱发火的人”。
对于美国的战争努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点是，阿诺德有一个显著的特性，而且每次发挥这个特性时都使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与外国空军(很奇怪地还包括德国空军)的许多指挥官不同，他不让私人交情干扰对其下级的评价。他所在的航空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规模很小，因此不仅他的朋友和同事，而且他的对头，都获得了高位。然而，不管是密友还是对头，阿诺德都一视同仁。他很少给予赞扬。但是，一旦某人表现得不如阿诺德所期望的那样，他就会毫不怜悯地解除此人的职务。他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王牌飞行员弗兰克·奥德里斯科尔·亨特准将未能有效地发挥其第8战斗机司令部的作用，于是坚持要撤换此人。连他长期的密友、战前与他合写过许多航空书籍的艾拉·C·埃克少将也不能幸免。阿诺德觉得埃克没有发挥其轰炸机部队的最大潜力，于是把他从第8航空队的指挥职位上撤了下来。这伤透了埃克的心，因为他创建了第8航空队，并引导它走到了几乎已能完成任务的地步。阿诺德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他的心脏不堪重负而且已经出了麻烦，而埃克解职一事更增加了他心脏的负担。尽管如此，他还是以职业上的坚强决心迎接每一次挑战。这种决心成了空军将领们心态的样板。
有资格急躁
阿诺德有资格急躁，因为他在长期服役中已经付出了很多。他于1911年同奥维尔和威尔伯·莱特一道在俄亥俄州代顿西姆斯航空站莱特兄弟飞行学校获得了飞行员徽章。除了与莱特兄弟结交所带来的光彩之外，那所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因为该校的双翼机与天天都以每小时45英里的速度驶过机场的市际有轨电车相比，虽然能够飞上天，但却没有电车快。
训练是从装在锯木架上的原始“模拟器”上开始的。飞行学员在这个模拟器中学习操作驾驶杆的原理，然后再进行一系列的飞行，每次飞行的时间是5至14分钟，具体时间要视风力、气象和教官的勇气而定。上过28堂课并在空中总共呆了3小时零48分钟之后，阿诺德就被视为合格的飞行员了，因此自然而然地就能去当别人的教官了。那个时候，飞行是从实干中学会的。阿诺德在一只飞虫撞上他的眼睛之后带头用上了护目镜。他的一个同事则在差点儿被甩出飞机之后设计了座椅安全带。
阿诺德从一开始就知道飞行是危险的，因为莱特的好几名进行表演的驾驶员都已经遇难身亡，而且奥维尔·莱特还曾指着一个人让他看，这个人是代顿当地的殡葬承办人，每天都赶着一辆大车守在西姆斯航空站飞行场地的外面。原始的统计材料甚至比守候在那里的殡葬承办人更可怕。从1909年到1913年，陆军共有24名合格的飞行员，其中11人在训练中丧生，另有7人在后来的坠机事件中身亡。
阿诺德带着将近4个小时的飞行经历被分配到设在马里兰州科勒吉帕克的通信兵航空学校任教。他喜欢飞行。在一次沿三角航线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侦察飞行中，他从科勒吉帕克飞往华盛顿兵营，然后折向弗吉尼亚州迈尔堡，最后返回科勒吉帕克。他创造了好几项纪录，并荣获首次颁发的麦凯奖杯。这次飞行使他精疲力竭，因为操纵莱特式双翼机是件很困难的事，既消耗体力，又担惊受怕。
随着知识的增长，他认识到危险不仅是由于置身空中，还由于所驾驶的是莱特式和柯蒂斯式推进式飞机，其发动机就装在驾驶员身后。这些飞机速度慢，还容易失速，一旦失事就是实实在在的死亡陷阱，因为松脱的发动机会砸死驾驶员。(美国陆军航空勤务队于1914年禁用推进式飞机，但在这之前已经死了太多的人。)
他的许多朋友都在一系列致命的灾祸中丧生了。这些灾祸的形式都一样：先是失速，接着就致命地直接俯冲到地面上。1912年11月，阿诺德在堪萨斯州赖利堡供职，每月挣到为数不少的124美元。他做的是试验性工作，亦即在飞机上通过原始的单向电台修正炮兵火力。他驾驶着一架莱特C型飞机，野战炮兵的A·L·P·桑兹中尉则坐在他身旁的机翼上拍照。C型飞机在外形上与1903年最原始的“莱特飞行器”只略有不同，它稍大一点，装了一台55匹马力的6汽缸发动机和用链条驱动的推进式双螺旋桨。机上两名乘员就直挺挺地坐在机翼上的木板小椅上。像早先的B型—样，C型在飞机重心与螺旋桨推力线之间的关系方面生来就有设计上的缺陷。当飞机低速滑翔时，如突然加力就会使机首下沉——这正好与驾驶员所期望的相反。
有一次，当从大约400英尺的高度上飞越一队士兵的上空时，阿诺德的双翼机突然进入360度螺旋并坠向地面。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改出失速状态的技术，因此普遍认为莱特的飞机无法改出失速状态。阿诺德觉得自己是死定了。他莫名其妙地在最后一刻改出了失速状态并着了陆，这很可能是他无意之间做对了动作：先前推，以制住失速并获得速度；然后再往后拉，以升起机首。他完全吓坏了。而照相员还傻人有傻福地不知道出了事。
阿诺德估计了一下眼前的情况，认识到他驾驶的这种飞机太危险。于是，他明知会受到批评，还是鼓起勇气承认害怕飞行，并申请调动工作。他获准调动了工作，直到1916年在通信兵航空科长威廉·“比利”·米切尔少校的恳请下才又回到航空界。米切尔当时已经在鼓吹建立独立的空军；后来，过了不到10年，他大张旗鼓地提出的建立这样一个军种的要求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
阿诺德怀着惯有的热情于1916年重新投入飞行事业。当时的飞机虽然仍旧原始得充满危险，但已经不是推进式飞机那样的死亡陷阱了。于是，他又恢复了对飞行的热爱。当战争来临时，他的军衔升到了上校。那时他才31岁，是陆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未能参加战斗。在战后匆匆忙忙的裁军中，他在1920年又降回到上尉军衔。
1925年，阿诺德为了维护米切尔而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尽管米切尔肯定会被裁定有罪，阿诺德还是在军事法庭上勇敢地为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将军辩护。此时已是少校的阿诺德大胆地为米切尔关于建立空军的主张辩护，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毁了自己的前程。许多人都和他一道为米切尔辩护，其中不少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得到了他的重用。审判结束之后，阿诺德被放逐到赖利堡骑兵学校去指挥一支小小的分遣队，那里正是他13年前差点儿机毁人亡的地方。
对米切尔的审判使航空兵分裂成了两派：为米切尔辩护的一派和不为他辩护的一派。前一派人起初吃了苦头，但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终于占了上风。这次审判使阿诺德在政治上成熟了起来。他认识到米切尔建立独立空军的主张在军队、公众和国会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于是他集中精力在各个层次上广交朋友，以便获得这种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他疏远了不少同时代的人，其中包括一位与他竞争航空兵最高职位的主要对手——弗兰克·M·安德鲁斯；关于此人的情况，后面还要介绍。
流放到赖利堡本该意味着阿诺德的前程要完了，尤其是他还继续暗中为米切尔的主张进行游说。他从1920年到1931年一直是少校。他为此虽感泄气，但仍拒绝了好几个报酬丰厚的民航职位，因为他不想在遭到责难时离开。甚至在米切尔受审之前，阿诺德就已经在组建后来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核心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且拒绝了担任这个新航空公司总裁的机会。
米切尔是一位想象力丰富的人，但他为一支独立的空军所设想的实力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米切尔时代的飞机丝毫不具备作为打赢战争的武器所必备的特性，没有为遂行战斗所需的速度、航程、载弹量和防御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国防预算极度不足，根本维持不了一支拥有自己的基地、人员和装备的独立空军。阿诺德信奉空中力量，但是米切尔的受审使他学会了运用政治手段和低姿态外交手腕，而不是采用对抗的方法。
阿诺德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前程，成了航空兵的真心实意的“回头浪子”。1931年，他当上了马奇基地指挥官。他后来在那里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中都做了不少工作，建立了平民资源保护队的一些营地，同时又争取到了好莱坞电影界的支持。1934年7月和8月，他亲自率领由10架马丁B-10型轰炸机组成的机队，在华盛顿与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之间进行了创纪录的往返飞行，并由于这一成就而荣获了第二樽麦凯奖杯。
1935年2月，已被人们称为“轰炸机手”的阿诺德获得了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连升两级的殊荣，一跃而为准将，并指挥位于马奇基地的总司令部航空队第1联队。后来，他又升任航空兵主任助理。1938年3月，他被任命为航空兵主任，军衔为少将。1941年6月30日，他当上了陆军航空队司令。同年12月，他晋升为中将。
阿诺德不遗余力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着陆军航空队，他牺牲自己的健康而长时间地工作。在此过程中，他日益确信一支独立的空军的前途完全有赖于先进的技术。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力很大，他还是继续运用为创建独立的空军而施展的那些策略，从不忘记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在此应该指出，推动他进行这种冲刺的不是野心，也不是权力欲。阿诺德和他的将士们已经看清，如果航空部队继续由地面指挥官控制，空中力量就决不能发挥最大效力。在尔后的半个世纪里，这成了一条极难获得而又极易忘记的经验教训。
阿诺德和研究与发展工作
人们很难想象有哪两个朋友会像“幸运儿”阿诺德和西奥多·冯卡曼博士这样性格迥异。阿诺德是一位技术熟练的坚强飞行员，但不特别爱好技术。而冯卡曼博士则富有魅力、温文尔雅、专业知识渊博，并被公认为美国最主要的空气动力研究专家。阿诺德基本上过着战时军事领导人简朴得近乎禁欲的生活，而冯卡曼则以学术研究为乐，并且传奇式地喜欢参加美女云集的聚会。在那个人们不太过问政治是非的时代，流传着一则也许不足凭信的笑话：要想知道冯卡曼有没有参加某个聚会，只要听到他所过之处女士们的欢跳声和惊叫声就可以明白了。
然而，严肃的飞行员和爱寻欢作乐的理论家的这种貌似不可能的结合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队产生有益的深远影响，并对美国空军的历史和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冯卡曼几乎是一个典型的匈牙利人。他曾就读于布达佩斯的皇家工业学院，获得了机械工程学位。接着，他又到戈丁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赫赫有名的路德维格·普兰德特尔教授。此人后来成了他的同事和与他平分秋色的竞争对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先是作为一名炮兵军官在部队中服役，后被奥地利空军看中，把他的学识用到了航空研究上。他试验过各种各样的装备，例如直升飞机(包括一种用4台转缸式发动机驱动两副相对旋转的螺旋桨的直升飞机)、机枪射击协调器和自封式油箱。战后，冯卡曼担任亚琛航空研究所所长。他在该所的研究工作使他享誉世界。在那里，他对滑翔机的设计和齐柏林LZ-126飞艇的设计都作出了贡献。齐柏林LZ-126作为战争赔偿品交给了美国，并且变成了ZR-3“洛杉矶号”。这是美国海军中寿命最长、成就最大的飞艇。说来很奇怪，正是他的这种研制轻于空气的飞艇的经历成了他与阿诺德结识的关键。
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A·米利肯教授是延揽杰出科学家的能手。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聘请冯卡曼，终于说服他就任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主任。冯卡曼于1929年来到了美国，部分原因是出现了纳粹的威胁，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加州理工学院和后来在阿克伦建立的一个轻于空气飞行器实验室为他提供了方便条件。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也是造福于美国航空事业的一个邀请。
冯卡曼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致使整个南加州的航空工业都壮大起来并吸引了许多后来成为此项工业领导人的研究生。他使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水平超过了他原先所在的亚琛研究所。他在美国工作期间所创造的气氛，使其学生和同事们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正常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水平。
两次意外的事故使冯卡曼第一次接触到了阿诺德。冯卡曼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大气湍流的影响上，尤其是与飞艇设计有关的影响。不幸的是，就在他即将完成并发表研究报告之际，两艘显赫的飞艇——美国海军的“阿克伦号”(ZRS-4)和“梅肯号”(ZRS-5)由于遇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湍流而坠毁了。“阿克伦号”是1931年由赫伯特·胡佛夫人在一次估计有50万人参加的仪式上命名的。仅仅相隔两年，亦即在1933年4月4日，飞行次数已达74次、在空中的累积时间已达1700小时的“阿克伦号”在新泽西州海岸外遇上了猛烈的风暴，艇身破碎，坠入大西洋，76名乘员中仅有3人生还。遇难者之一是海军飞机和飞艇的伟大倡导者、航空局局长威廉·莫菲特海军少将。
“梅肯号”是在不到一个月以前，亦即1933年3月11日，由威廉·A·莫菲特夫人命名的。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给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参议员的家乡增光。此人后来成了空军的忠实朋友。像“阿克伦号”一样，“梅肯号”是空中航空母舰，载有4架柯蒂斯F9C-2轻型战斗机。失事时，它位于加利福尼亚海岸外，正飞向蒙特里以南的斯珀角，并且刚刚回收了最后一架飞机。一阵狂风突然袭来，飞艇剧烈翻滚，十字尾翼的上垂直尾翼脱落，划破了3只使其保持升力的氦气袋。经过40分钟的英勇搏斗，终于未能保持悬浮在空中的状态而坠入大海，但81名乘员中仅有两人丧生。
通过欧文·克里克的调查，冯卡曼查明了这些事故的原因。克里克解释说，飞艇是因为遇到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一种大气湍流——两股强劲的气团相撞——而失事的。于是，克里克当上了加州理工学院新成立的气象系的主任。该系引起了阿诺德的注意，并在加强阿诺德与冯卡曼的关系上发挥了作用。(克里克后来在诺曼底登陆发起日之前的紧张时刻里出了名，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作出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发起入侵所依据的气象判断。)
克里克还在调查“梅肯号”空难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发现了一种更鲜为人知的现象——造成这次事故的隐藏的湍流。
阿诺德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些事件，并且出席了加州理工学院举行的事故讨论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领域，因为米切尔受到军法审判就是由于他对海军“谢南多亚号”飞艇1925年的坠毁事件提出了指控。)在这些讨论会上，冯卡曼发现阿诺德富有同情心。当他得知阿诺德曾经写过一些儿童读物(比尔·布鲁斯系列作品)时，就更有了好感，因为冯卡曼的父亲也写过儿童读物。他们于1938年秋再次见面，讨论用火箭作为协助载重量大的轰炸机起飞的手段。后来，在1939年，阿诺德表现出了将对空军大有裨益的先见之明，要求冯卡曼帮助设计设在赖特基地的前所未有的20英尺、4万匹马力的风洞。这使冯卡曼成了兼职顾问，并使两人之间富有成效的长期关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关系后来在1944年秋进入了一个新的决定性阶段。
冯卡曼说，请他到拉瓜迪亚基地会见阿诺德时气氛很神秘。他乘车驶到跑道的顶端，阿诺德坐在那里的一辆草绿色指挥车内。冯卡曼一进指挥车，司机就离开了。两个人都有病。阿诺德筋疲力尽，刚刚犯过几次心脏病。冯卡曼动过两次手术，其中一次是肠癌手术，身体刚刚开始康复。阿诺德对冯卡曼说，目前这场战争是赢定了，但他关心空中力量的未来。他不能提及原子弹，但是冯卡曼似乎不可能没有想到制造出原子弹的可能性。随着谈话的继续，阿诺德邀请冯卡曼去五角大楼领导一个科学家小组，以便规划今后长达50年的航空研究工作。
这要作出重大牺牲，因为冯卡曼喜欢学术生活，而且不能肯定自己能否适应五角大楼的军事氛围。阿诺德向他保证会消除任何差异；如果需要改变作风，他一定会让五角大楼去迁就冯卡曼。
这位科学家同意了，于是阿诺德在1944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了这个小组。该小组很快就声名雀起，冯卡曼也被任命为陆军航空队长远发展与研究计划主任。该小组最后在1944年12月1日正式定名为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组，任务是评估研究与发展工作的趋势和撰写与航空力量有关的科技研究报告。
在阿诺德对未来美国空军作出的许多有益贡献中，这是最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是似乎本来最不可能作出的贡献。它提供了最初的必要机制，使战后空军领导人得以熬过灾难性的复员和预算不足的岁月。正是由于此项贡献所促成的技术发展，空军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使国家从反复发生的政治战火中脱离困境。空军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惊人胜利，就是由冯卡曼和阿诺德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硕果。
冯卡曼的专长是从事纯研究工作．他选入科学顾问组的那批极富才干的人大多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他们对阿诺德为他们的工作所定的框框表示不满的话，那是不会出人意外的。可是，他们没有表示不满，这是因为阿诺德成就卓著而且具有传奇式的魅力。
阿诺德责成科学顾问组不要过分看重上次战争的成果，而要放眼未来，看看在电子学领域能订出什么深入细致的计划来，重点则应放在雷达、空气动力学、推进系统(喷气涡轮机和火箭)及基础科学上。
阿诺德念念不忘马歇尔对节约的关心，于是要求科学家们要使自己的思维适应于最低限度的国防预算，这种预算要求所用的装备应能使人员较少的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成倍增长。
阿诺德还要求科学顾问组解决一些与军事有关的科学方面的组织与行政问题，特别是研究与发展费用在预算中应占的最佳比例问题。这就又一次展示了他那使同辈们惊讶不已的灵活思维能力。
冯卡曼十分实事求是，颇能理解和听从阿诺德的要求。在战争结束时，他苦乐参半地率领某些组员到欧洲旧地重游。为了安全和行动方便，他们都身着军服，冯卡曼特别喜欢自己临时扮演的少将角色。此行成果惊人，从成吨的科研资料到一台高速风洞都被搜集起来运回国内。
冯卡曼写了一份有关此次欧洲之行的报告，题为《我们的现状》，全面陈述了航空知识的现状。他得出的结论既令人吃惊，又包罗万象，包括断言会很快出现超音速飞机、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等导弹家族以及大有改进的导航和通信器材。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科学顾问组从这次欧洲之行和其他研究工作中搜集资料，编撰了《走向新的地平线》多卷本巨著，其中辑录了25位作者的32份报告，涉及从空气动力学和飞机设计到炸药和末端弹道学的各种主题。
1947年，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成立，科学顾问组也随之改为科学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就斐然，以致政府里的其他许多机构都纷纷效法，建立了由研究专家组成的类似的专门单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导致流入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人才减少。此时，国防部官僚机构的规模和权势又日渐膨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作用缩小了，它当初的使命现在改由像兰德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与工程组(MITRE)这样一些智囊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民间研究与发展机构来完成了。然而，如果不是阿诺德率先强调研究与发展，以及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不是冯卡曼用一些具有创意的论文铺平道路，美国空军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阿诺德和冯卡曼都未能预见到的一个极其重要并且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在尔后的若干年内，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发展速度会赶上乃至超过技术能力的发展速度。阿诺德相信陆军部和国会都会支持他，因此可以立即作出与研究和发展工作及采购有关的决定；而后来的空军参谋长们则发现自己必须说服越来越多的重要人物和为数更多的中层人士。正如后面要说到的情况那样，国防部的官僚主义，尤其是国会工作班子的官僚主义终于变成了一个“布满马尾藻的海域”，使研究与发展工作和采购工作处处受制，在时间和金钱上耗费过大而大有窒息之势。
阿诺德对战后美国空军研究和发展工作的贡献，同他对陆军航空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赢历次战斗所作的贡献同样巨大。在那次战争期间，他犯过4次心脏病。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耗尽了心血、熬干了身子，像在战斗中倒下的任何一个人那样成了战争的牺牲者。1946年6月30日，他退出了现役，高兴地看着接替他担任陆军航空队司令的斯帕茨将军继续为争取空军的独立而斗争。他的业绩已为全世界广泛承认，所得勋章无数，但最令他高兴的是杜鲁门总统于1949年5月27日写信告诉他说：他刚刚签署了一项法案，将空军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五星上将军衔授予阿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