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不以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现·第二十三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于是，罗纳德·里根走上了中心舞台，这在其一生中并非第一次。在美国就海军问题进行的新的一轮答辩中，又有了一种新的透明性、确定性和直接性；不管是新当选的年迈的总统，还是年轻的、精力充沛的海军部长小约翰·F·莱曼，都没有对他们将要领导的国家和舰队的方向表露出丝毫的公开怀疑。
1981年夏，莱曼宣称：到90年代，美国应当“对可能企图阻止我们自由航行和维护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利益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明显的海上优势！这就是告诉国人的实话。而且，38岁的部长已经公开地规定了他认为必须保持的舰队的规模。在他宣誓就职的当天，即1981年2月5日，他就具体规定了目标：600艘舰只，包括15个航空母舰战斗群，100艘核攻击潜艇以及(最令人惊奇和最引起争论的)以经过改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列舰为核心的4个水面舰只战斗群。
此外，在1981年春，美国军舰的使命已经和卡特时期有所不同。当以色列和叙利亚在空中互相袭击时，“美国”号航空母舰未按预定的日期驶离东地中海，而继续在那里巡弋，并且公开宣布巡弋的目的是显示实力。几个月后，即在盛夏季节，美国海军在锡德拉湾上空击落了两架利比亚喷气式飞机，从而提供了一个有关新的使用原则的最生动的实例。
对于那些有良好记忆力的人，1981年8月的利比亚事件明显地雷同于美国海军初期的活动和19世纪行将结束时反对海盗的战争。这次行动也完全改变了卡特总统对该地区的政策。自从1973年以来，卡扎菲上校——现在的黎波里的统治者——一直宣称，整个锡德拉湾都是利比亚的领海。这远远超出了国际上公认的12海里的限度。为了让人们充分了解至少美国不接受上校的主权要求，第六舰队每年都在锡德拉湾举行演习，直到1980年卡特下令停止为止。这或许是由于担心在选举年将会引发国际事件；或许是因为人质仍被拘留在伊朗。在里根和莱曼领导下，演习又重新举行。即使因此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批评家们也会承认国际法得到了维护。
“新面貌”的海军不可能是低消费的，许多失去的时间也必须追回。因此，1981财政年度下半年的海军拨款在卡特所提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29亿美元。至于1982财政年度，吉米·卡特曾规定为66亿美元，里根-莱曼的海军则得到了整整116亿美元。猜测一下海军的薪饷增加了50亿后私下里可能会做些什么，那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当新闻记者发现美国海军以过高的价格购买最普通的商品时，突然出现的与此有关的笑话则令人痛心。在《密尔沃基周刊》的一幅题为“国防部的纪念堂”的漫画中，4个商品陈列台上陈列着价值659美元的烟灰盘、价值404美元的插座、一把436美元的铁锤和“几百万美元的坚果”——军队采购部门的一位表情痴呆的采购员正在购买这些货物。这类讽刺性的笑话漫天而来。自从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担任海军部长的时代以来，海军从未成为如此众多的漫画的讽刺对象。但是，政治家如果不能将麻烦变成挑战并加以克服，他就没有多少生命力。而莱曼正是这样做了。他没有否认这些无法否认的事实，反而承认它们暴露了海军的问题，还装出高兴的样子，对此作了解释。最重要的是他立即采取公开的行动改变这种情况。他说，美国的纳税人有可能要维持一支费用高昂的海军，但他们将会相信这是有价值的。
为了获得经费并改善形象，海军每年都要更加努力、更加引人注目地工作。莱曼也是海军陆战队的部长。在1982年8月24日到9月20日期间，8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入侵的以色列部队迫近贝鲁特时，从城内疏散了12000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9年以前，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美苏海军部队在地中海的紧张对峙触发了全球性的核戒备。1982年地中海的情况与此相仿，但对局外人来说，这次行动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是莫斯科未作反应。在世界的另一端，美国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于8、9月在北太平洋和阿留申群岛附近举行了演习，从而显示了美国新的、强硬的态度。就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反应而言，似乎这种强硬的态度开始收到了一点效果。
与此同时，在比黎巴嫩和阿留申更靠近美国的地方，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情况。在萨尔瓦多这个小小的中美洲国家(只有250英里长、100英里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声音越过尼加拉瓜的边境传了过来。萨尔瓦多的革命分子从古巴和尼加拉瓜获得武器，而古巴和尼加拉瓜又从苏联获得武器。
自门罗总统于1823年第一次宣布门罗主义以来，美国一直在该地区有着正式宣布过的利益；后来，西奥多·罗斯福1904年的“推论”(即“如果我们想说‘把手拿开’……我们迟早必须自己维持那里的秩序”)再次肯定了这一点。里根就任总统后不久，美国就向萨尔瓦多派遣了小批军事顾问。1983年2月初，1600名美国军队与洪都拉斯的部队举行了联合演习。同年5月27日，美国海军“海豹”(SEAL，意即陆海空)隐蔽活动组的一名少校被暗杀，创下了美军在萨尔瓦多死亡的首例。从1983年夏到1984年春，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一直在尼加拉瓜东西海岸举行演习，而新近服役的“新泽西”号战列舰则游弋于萨尔瓦多的海岸附近。
对苏联一艘运送武器去尼加拉瓜的船只的截击表明，如果必要，是可以实施封锁或“隔离”的。但是，在有些国会议员和许多公民的思想上，越南失利的影响超过了对古巴取得的胜利。那里的地形条件、可能的敌人以及美国介入的程度日益增加，都与东南亚的情况非常近似，因此，公众很难寄予信心。结果，在里根第一个任期内，中美洲的不稳定状态一直是一个慢性的、显而易见的问题。
随着这种动乱的持续出现，在1983年，发生了两桩为时短暂的、野蛮的、尖锐对立的事件：陆战队员在贝鲁特被屠杀和对加勒比岛屿格林纳达的入侵。它们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82年撤出黎巴嫩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也按许诺的时间撤出了贝鲁特。然而，仅仅9天以后，他们又不得不以国际维和部队的身分返回该城。1983年10月23日，他们自己成了暗杀的目标。当时，一辆满载几千磅炸药的卡车冲向他们的营地。有241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军士兵死亡，71人受伤。伤亡总数接近于美舰“缅因”号1898年发生爆炸时的死亡人数；在最近几年中则仅次于1968年1月31日那一天，当时，在北越发动春节攻势的第一天，有246名美军死亡。
仅仅过了两天，即在10月25日，就发生了对格林纳达的入侵。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一次进攻性行动。正如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此后不久所描绘的：“格林纳达正在成为苏联非常坚强的‘直布罗陀’。这是总统能以极少的伤亡迅速改变局面的一个地方。它不像尼加拉瓜，会使他付出很大伤亡。”
这是完全正确的。迅速回顾一下格林纳达的历史，即可说明这一点。但朱姆沃尔特没有谈到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个133平方英里的岛屿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是在1974年才取得了独立。从那时以来，整个国家一直受到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困扰；结果，1983年10月19日，左翼的总统遭到一位共产党将军的谋杀。苏联的援助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海军基地、一个兵营、储藏设施和军事训练场地。此外，尽管该岛离佛罗里达州整整1600英里，它却控制着从大西洋进入加勒比海的南面通道。听任它成为“苏联的直布罗陀”，显然是里根不能容忍的。因此，舰名恰当的“独立”号航空母舰与其他11艘美国军舰一起，载运19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别动队员，发起了“紧急愤怒”行动。“一次非常高超的行动”，朱姆沃尔特评论说。这反映了美国人的普遍看法。最后，在美军只伤亡18人的情况下，格林纳达迅速脱离了共产党的统治。
这次行动的重要影响之一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不可逆转的理论。当主要的盟国英国对整个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的态度后，美国的高级外交人员和军人感到惊奇、沮丧和失望。其原因很简单，但不幸的是，很少有美国人(甚至包括那些应当了解情况的美国人)事先注意到英国将持反对态度。格林纳达尽管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仍是英联邦的成员。伊丽莎白女王仍是它的国家元首。因此，十分自然，不管美国行动的动机或后果如何，擅自入侵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肯定会在英国引起相当的不快。
就英国政治家而言，更坏的是，这种行动使英国原先模糊的感觉变得更为鲜明，即里根领导下的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专横的、爱扣扳机的伙伴。但是，或许对于一个仍然认为它应占有并保护其帝国残存部分的国家(正如1982年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所表明的那样)说来，最糟糕的是，它从入侵中认识到，格林纳达人对入侵并不介意。而且情况还正好相反。入侵发生后两年，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访问了该岛，伦敦《泰晤士报》带着某种沮丧情绪承认：“罗纳德·里根将会获得更多群众的欢迎。他受到尊敬，他的钱也受到尊敬……现在是对华盛顿，而不是对伦敦忠诚。”
但是，尽管存在着外交上的不幸和感情上的磨擦，到1984年春(下一届总统选举已经临近)，约翰·莱曼炽热的信心并没有丝毫减退。他说，“几乎从各个方面衡量，我们都已经大大提高了战备程度。……从每一个单项、从数字统计、以及根据常识判断，我们都是一支大大加强了的力量。”
最后一句话中的“我们”一词，说明了他在舰队中受到尊敬的一个原因。他不仅精力充沛地、始终如一地支持舰队，而且充满热情地参加海军的活动，包括每年以后备军官的身分在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中服短时间的现役。
他的判断是无法否认的。海军拥有的舰艇已经从1980年的470艘增加至516艘，此外尚有115艘正在建造中。然而，他当然会遭到而且事实上也经常遭到批评。
“他如此成功地推行的计划，”卡特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罗伯特·科默断言道，“将会在与苏联发生大规模冲突时导致战略性的灾难。”
这种评论来自一位政敌，是在预料之中的。然而，多少没有预料到的是莱曼自己党内和海军内部也提出了批评。在莱曼和保尔·塞耶(国防部副部长兼五角大楼国防资源委员会主席)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塞耶要求将拟议中的今后5年的海军预算削减180亿美元。最后，双方同意削减7亿美元；但造舰计划保持不变。与此同时，从海军内部传来了对莱曼战略观念的批评。莱曼战略观念中占首要位置的是“前沿战略”，即与苏联的海战将在格陵兰、冰岛和联合王国之间海域的传统防线上以及在挪威海进行。
“我发誓，”他庄严地说，“要像……保卫长岛一样保卫挪威。如果我们能以积极的政策和积极的行动在北翼取得胜利，那么，在发生冲突时把挪威海和波罗的海让给苏联是没有意义的。”
“我还没有找到那怕是只愿意对此作一次尝试的海军将领。”斯坦菲尔德·特纳沮丧地评论说。“我们的航母部队在突击摩尔曼斯克时显然无法生存，”朱姆沃尔特接着说，“我强烈反对用它们进行突击的战略……在这种性质的战争中，苏联将会用战术核武器对付它们。”
他们一致批评莱曼的前沿战略。这两位将军还不同意他的重新起用战列舰的做法。4艘战列舰中的第一艘“新泽西”号于1983年初可供使用；第二艘“衣阿华”号于翌年4月可供使用。“新泽西”号(世界上单舰中火力最强者)在萨尔瓦多外海巡弋后，驶往黎巴嫩，而且为了遏制德鲁兹派民兵对海军陆战队阵地的进一步攻击，开始用16英寸的炮弹对海岸实施轰击。根据特纳的看法，里根一些强硬的谈话不仅无需花多少钱，而且至少是有效的。“巨型战列舰并不全是一个错误。但它们是获得所需之物的一种代价高昂的工具……而且，在黎巴嫩，它们是毫无用处的。”
海军舰炮的设计还没有精确到一次便击中目标的程度。但是由于没有弹着观测员，16英寸的舰炮齐射没有命中任何目标。然而，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仍然认为将战列舰部署在黎巴嫩是“非常有用的”，并且提出了对这种舰只的另外一种看法：“如果你将输掉一场必须进行的战争，重新起用战列舰就是你必须采取的别无其他选择的办法。你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无暇再从安放龙骨开始来建造选定的军舰。”
他否认战列舰是脱离时代脉搏的将军们的奢侈玩具。他认为战列舰是“今天生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只，因为它们有厚实的装甲防护。而且，尽管任何军舰都会被核武器摧毁，战列舰甚至比航空母舰更能经受住常规武器的袭击。”这些巨型的军舰并不仅仅是从预备役转为现役，而是经过彻底的改装，增加了36具“战斧”式巡航导弹发射架。每枚导弹携带核弹头时的航程达到1500海里，“它也能携带常规弹头，威力虽然要小，但航程更远。”总之，正如朱姆沃尔特所指出的：“这是一种能够发挥威力的非常强大的武器。”
从总体上看，他相信，重新启用战列舰使西方在同苏联的战争中取胜的可能性增加了大约5个百分点。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得到承认，这些军舰至少具有巨大的心理价值。即使人们了解航空母舰潜在的威力，巨型大炮仍然予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如英国人在1985年看到的那样。当时，为了检验并且显示前沿战略的价值，举行了代号为“海洋旅行”的大规模泛大西洋的演习。在这次演习中，除传统的护送运输船团活动外，北约大西洋攻击舰队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还进入邻近挪威海的峡湾。当演习接近结束时，“衣阿华”号战列舰在英吉利海峡的西入口处引人注目地显示了巨大的火力。人们可能很少看到9门16英寸的火炮进行侧舷齐射，当它齐射时，确实非常吓人。
“海洋旅行”演习只是美国海军在1985年举行的100多次大规模演习中的一次。该年年初，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D·沃特金斯海军上将称：“美国处于和平之中，但这是充满暴力的和平。”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40年，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时间要多19年。全球性冲突能够长期得以避免，不管是由于核力量和非常庞大的常规陆海空军部队所起的威慑作用所致，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本身所具有的威慑作用，沃特金斯的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暴力活动仍在发展，但是是以其他方式——低强度冲突、未经宣布的战争、非常规战争以及没有战线的战争——出现的。在1985年一年中，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记载，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共发生了将近700次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正如有人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一次舰载陆战队部队会议上所说的：“如果你不认为你会碰到这类事件，你最好还是别去值班。”
在遥远的希腊、西班牙和圣萨尔瓦多的炸弹或炮火的袭击中，美国的军人多有死伤。除不断提高警惕外，通常没有可能进行直接的、积极的报复，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解决办法。在独立战争中，早期的美国人曾经运用游击战和恐怖活动的战术来对付当时的超级大国。但是，甚至对于他们的后裔说来，一想到这种战术也会感到不安；而大多数人则认为这种战术是不恰当的。在充满暴力活动的和平时期，普遍存在着愤怒、恐惧与失望的情绪；甚至没有一个公民能在海外安全地旅行与生活。因此，在俘获劫持“艾基利·劳罗”号的恐怖分子时，人们确实是雀跃不已。“我们抓到了流氓！”《纽约每日新闻》在头版头条新闻中高呼。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全国的这样一种认识：美国尽管拥有强大的实力，却长期以来无能为力，现在终于使恐怖主义得到了报应。
正如往常一样，对这些行动也提出了指责。但是，如果批评者能对这次行动进行公正的和具有专业水平的分析，甚至他们也会同意，这次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的情况是：4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旅客用武力劫持了“艾基利·劳罗”号客轮，要求用它来交换被以色列拘禁的50名巴勒斯坦人。当“萨拉托加”号上的航空联队处于戒备状态时，导弹驱逐舰“斯科特”号对被劫持的客轮进行了跟踪。10月8日，恐怖分子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要求庇护，结果遭到拒绝。一名行动不便的年迈旅客遭到枪杀，以表明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人和犹太人的极大憎恨。10月9日下午，客轮驶抵塞得港外，恐怖分子接受了一项安排(此举遭到美国驻开罗外交官的强烈反对)：如果客轮和其他旅客能够安全返回，他们就可以自由走开。10月10日清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声称，恐怖分子已经离开他的国家前往一个不明的地点。然而，美国的情报机关迅速证实，他们仍在埃及，并且准备飞往突尼斯。里根总统同意，只要无辜人员的生命不遭到威胁，“萨拉托加”号上的飞机就应作好在半空中俘获企图逃跑的恐怖分子的准备。
下午8点15分，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了两架“鹰眼”E-2C空中预警飞机。2小时以后，载有恐怖分子的埃及客机起飞。伴随“萨拉托加”号一起航行的有巡洋舰“约克城”号，它的先进的“宙斯盾”式作战系统和SPY-IA型雷达能够显示伊奥尼亚海中部直至北非海岸以远的一切空中目标。另一架“鹰眼”式空中预警飞机、7架“雄猫”式F-14战斗机以及一架“暗巡者”式EA-6B电子战飞机也从“萨拉托加”号上起飞。在克里特岛以南80英里的空域，4架“雄猫”式战斗机分别从上方、下方和后方包围埃及的客机，迫使它改变航向并在罗马机场着陆。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劫持“艾基利·劳罗”号不是一种海盗行为，尽管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愿意这样认为。其区别是，它不是由一艘船只为了海盗的目的而对另一艘船只采取的行动，而是由一个政治组织为了政治目的而对一艘船只采取的行动。从空中俘获恐怖分子也不是海盗行为，尽管美国的某些盟国对这种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尽管如此，除穆巴拉克总统感到十分为难，以及意大利政府面临着如何巧妙地运用外交和法律手段的问题外，美国的大部分盟国出于和美国人相同的理由，对这次行动立即给予了赞扬。他们认为，现在至少有人对恐怖分子采取了某些行动，这些人为所欲为的时间太长了。
然而，人们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问题，就会正确地说，在将近两个世纪以后，美国和的黎波里的关系已经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除了古老的词汇外，美国第一任海军部长本杰明·斯托德特致一位第一流的舰长汤姆斯·特拉克斯顿的信也可以作为里根总统向第六舰队发出的信息。“人们认为，”斯托德特写道，“在巴巴利国家看来，每当它们燃起掠夺的激情和欲望时，这支巡弋中的舰队就成了阻止它们掠夺我们商船的工具。”
自从1801年5月15日的黎波里荒唐地对远方的美国宣战以来，两国之间几乎一直存在着一种互相采取恐怖行动的传统。在官方的记载中，的黎波里战争于1805年结束，巴巴利战争从总体上看于1815年结束。但是，30年前，即于1785年2月，伦敦的《泰晤士报》把美国原先的国旗说成是“巴巴利人誓称怀有永久仇恨的13道条子”。尽管美国在空中俘获了恐怖分子(这一行动表明美国有可能会走得很远)，卡扎菲在1985年还是保持了老的传统，他炸了罗马和维也纳的机场。
“摩尔人”，爱德华·普雷布尔于1904年写道：“是一群富有野心的、狡猾的、靠不住的坏蛋。只有在他们附近部署一支值得尊敬的海军部队，才能使他们保持安静。”
1986年1月，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以CV-43“珊瑚海”号和CV-60“萨拉托加”号为中心建立，并由弗兰克·B·凯尔索海军中将指挥的航母编队)开始在利比亚附近海域行动，其代号为OVL-I。它们的活动海域限制在北纬32°30’以北，大致从的黎波里以南的米苏腊塔至班加西，卡扎菲自负地将其称“死亡线”。它包括锡德拉湾，亦称锡尔特湾。卡扎菲上校说，任何美国舰只或飞机一越过这条线，都将受到攻击和消灭。
OVL-I号行动从1月26日开始直至1月30日结束。在此期间，战斗空中巡逻队一直在空中飞行。第一天早晨，一群利比亚米格25型“狐蝠”式战斗机飞近战斗空中巡逻队，在受到截击后飞走了。后来又发生了几次拦击，但未发生直接对抗。在4天的OLV-II号行动(2月12-15日)中，大约发生了160次这种遭遇，有几架“狐蝠”式战斗机在美国海军“大黄蜂”式战斗机监视下飞越“珊瑚海”号航空母舰。OLV-III号行动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活动的海域也有意识地南移了一些。同时还派来了以“美国”号(CV-66)为核心组成的第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它的到达使第六舰队的实力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峰。它的名字也使即将发生的“航行自由”行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3月24日，作为水面行动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导弹巡洋舰“提康德罗加”号越过“死亡线”进入除利比亚外所有人都认为是自由的国际海域。在中午过后不久，当战斗空中巡逻队的飞机接近利比亚海岸上的一个地空导弹基地的最大射程时，利比亚人向它们发射了两枚地空导弹，但没有命中。既然舰队已经遭到了攻击，“交战规则”允许它们进行报复。
当晚，利比亚一艘导弹巡逻艇在企图接近美国舰队时，被一架A-6攻击机击沉。当晚，利比亚的地空导弹基地两次遭到了HARM导弹(高速反辐射导弹)的袭击。这种导弹是由“萨拉托加”号上起飞的A-7型攻击机发射的。翌日晨，由“萨拉托加”号和“珊瑚海”号上起飞的A-6攻击机发射的“红眼”和“鱼叉”式导弹击沉了一艘轻型护卫舰，重创了另一艘。
第二天一整天(正如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的)，“利比亚国家电台播放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街头的示威以及政府组织的游行的声音。在这些游行中，年轻人尖叫着要对美国人进行自杀性的攻击”。
“阿拉伯人支持卡扎菲，欧洲人感到忧虑，克里姆林宫认为世界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另一条新闻说。利比亚利用代理人进行的攻击没有停止。在柏林，挤满了消闲的美军士兵的迪斯科舞厅遭到了炸弹的攻击；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客机被炸毁。1801年，在地中海受到羞辱后，美国海军上校威廉·班布里奇宣布，他永远不会带着“礼品”回到巴巴利国家去，“除非是从炮口里送出的礼品”。1986年4月10日，OLV-IV号行动，即“埃尔多拉多峡谷行动”开始，美国开始了顷刻便闻名于世或者说臭名远扬的对利比亚的空袭。
空中袭击的目标是班加西附近的贝尼纳空军基地、班加西的兵营、的黎波里的西迪比拉尔训练场、阿尔·阿兹兹亚兵营以及的黎波里的军用机场。在夜间进行袭击完全出乎利比亚人的预料，因为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街道依然像往常一样灯火通明。这次空袭也出乎全世界的意料，这说明它的成功显然还不完美，至少从短期内看是如此。
在事先获悉这次空袭的少数几位国家领导人中，有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撒切尔曾经允许美国空军飞机使用皇家空军基地以增强航空母舰的力量，这成了空袭行动中最有争执的一个方面。密特朗则禁止美国飞机飞越法国的领空。在出动的数十架飞机中，只损失了一架。据利比亚称，它是被击落的。而据美国人称，它是发生了技术故障。规定的目标全部遭到了攻击，并且中弹。尽管美国夸口称，飞机和导弹的精确度极高，的黎波里的法国、芬兰、奥地利、瑞士和伊朗的使馆以及城里的居民区还是被误中。死亡的平民(利比亚人可能有100多名，另外还有一些外国人)中包括卡扎菲的继子。卡扎菲立即利用这个悲惨的小牺牲品来进行宣传。
但是，在几年前，美国已经反复阐明了它的立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国防部的一个委员会在1983年发生贝鲁特爆炸事件后说，“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在这个国家中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于1984年10月称，“即我们的反应应当超过消极防御的范围。”
“当条件允许使用武力时，为了阻止、预防并对恐怖行动作出反应，”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麦克法兰1985年3月称，“我们不能不，也不会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到1986年4月，美国已经实现了舒尔茨所希望的意见一致，而且也不想走回头路。这种全国性的决心反过来又向这个国家和全世界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和军事问题。因为，除要在全国达成一致意见外，还需要在国际上取得一致意见。国务院反对恐怖主义局副局长曾对一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这样的阐述：“直至目前，有些盟国一直公然拒绝达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多边协议。将来，我们在考虑美国的行动前，应首先同一个实际存在的反恐怖主义的组织磋商……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我们就别无选择，而只有把我们自己的危机计划付诸实施。”
必要时，美国将单独采取行动。但是，总统对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以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现。”
在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的后一段时间里，美国海军看来处于一个不可抗拒的上升、再上升的阶段——正如同1986年5月6日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一天，美国海军有3艘核潜艇(SSN-653“鹞鱼”号、SSN-666“鹰鱼”号和SSN-678“射水鱼”号)浮出了北极海面，这是任何一国海军的军舰都从未有过的举动。同年10月25日，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CVN-71“西奥多·罗斯福”号服役，使得美国现役的航空母舰增加到了15艘。从11月5日到11日，巡洋舰CG-24“里夫斯”号、驱逐舰DD-972“奥尔登多夫”号和护卫舰FFG-46“伦茨”号开赴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访问。这是该年美国海军舰艇引起最大轰动的一次访问。
到1987年年底，美国海军已经拥有509艘军舰。一年以后，军舰总数大约达到了588艘。这一数字表明，里根-莱曼的600艘目标已经接近完成。但是，这自然是一个耗费巨大的目标。拨款的数字是如此之大，以致用任何正常尺度衡量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举两个较小的数字就可以使更大的数字能被人理解。新的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应于1987年11月进行震动损毁试验。预定的试验费用为2670万美元，而损毁修理费用为1800万美元。费用确实不小，但这只是一艘军舰上的一次试验与修理费用。当美国的预算赤字像螺旋形似的上升到无法理解的程度——很大程度上由于防务费用增加所致——时，不仅国内经济，而且全球经济都受到了影响。削减预算的辩论比以往更加激烈，而削减武装部队、特别是海军的经费更被视为主要的目标。
里根总统卸任(由副总统乔治·布什接任，布什一度曾是海军中最年轻的飞行员)的几个月后，海军作战部长卡利斯尔·特罗斯特海军上将认为必须强调说明(于1989年5月)：“少于15艘可供部署的航空母舰，我们就无法承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义务。不能允许财政上的节约措施削弱我们用以支持我国前沿联盟防御战略的部队结构。”
说得简单一些，海军上将的意思是：我们的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我们知道如何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必须有完成任务的钱。这段话的措辞是80年代后期的风格，但却反映了美国海军或者任何国家海军对最古老的战斗的最新看法。英国人可能记得克里斯托弗·梅休(后来称为梅休勋爵)在1966年是如何因为“苏伊士以东的政策”问题上的争吵而辞去海军国务秘书(相当于海军部长)的职务的。当时的症结是，皇家海军的作用应否继续保持。“海军的实力”，工党的1964年纲领说：“已经减至危险的水平。现役舰艇和人员的数量，以及最现代化的核动力追踪潜艇的数量，都已到了不敷所需的地步。”
依梅休看来，工党政府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取得竞选胜利后，其任务是显而易见的，即“我们必须增加海军的经费，或者削减它承担的义务”。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义务继续保持不动，费用却减少了1/6。1966年初，梅休因为无法改变他的同事的看法，辞去了国务秘书的职务，海军上将戴维德·卢斯爵士也辞去了海军大臣(相当于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
“防务审查的最基本错误是，英国历届政府在和平时期赋予武装部队过多的任务，而给予的资源又太少，”梅休在他的辞职演说中说，“海外部为英国规定了一项引以为荣的防御任务，财政部为英国确定了一项微不足道的预算，而军人则‘背黑锅’……这种情况在过去全都发生过。”
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发生，正如特罗斯特海军上将可以证明的。在80年代的后半段，人们可以把格拉姆-拉德曼称为和平的恶棍(至少从海军的观点来看是如此)。它的全称是格拉曼-拉德曼-霍林斯1985年预算平衡和赤字紧急控制法(99-177号公法)，有效期为5年。1985年2月，莱曼充满信心地回顾了他担任海军部长第一个4年的情况：
1981年确定的重建海上优势的方向一直没有动摇……在建造新舰和使现有舰队具有最大限度的战斗力之间，我们已经实现了有效的平衡。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遏制苏联冒险主义和确保和平的能力。舰队和舰队陆战队的战斗准备的状态比战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到1986年，另一位熟悉情况的分析家直率地指出了部长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状况：“如果格拉姆-拉德曼法案的有效期为整整5年，美国海军就将遭到自珍珠港事变以来最严重的失败，”1987年4月11日，莱曼辞去海军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人，前海军陆战队员詹姆士·H·韦布就任不到一年，就于1988年2月22日辞职。“他尽可能长地呆在部长的岗位上，”一位分析家说，“注视着削减预算的人如何使政府保持600艘舰艇的目标逐步消失。”
在国内为预算而斗争的时候，美国海军亦不得不在海外为和平而战斗。如果1986年是利比亚年的话，1987年肯定是海湾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血腥残酷。它迫使许多国家的海军对它们在该地区的商船，特别是油轮进行护航和保护。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甚至比利时的军舰都参与了这一活动。对比利时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本土以外进行作战活动。美国的军舰亦参加了巡逻，但在1987年3月7日以前并不非常积极。在那一天，里根总统允许11艘科威特油轮改悬美国旗帜。这些油轮挂上了星条旗，就可望获得美国海军积极的保护。由于科威特支持伊拉克的战争努力(油轮通过科威特出入，正对伊拉克的战争努力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突然之间，美国的军舰远比以前更深地卷入了战争。
美国海军在海湾地区遭到的第一次攻击发生在1987年5月17日巴林东北80英里处。遭到攻击的是护卫舰“斯塔克”号。出乎预料的是，发动攻击的是伊拉克装备有两枚“飞鱼”式导弹的F-1“幻影”式喷气式飞机。后来了解到，由于在雷达上只能发现亮点而不能辨别目标性质，伊拉克飞机误认为“斯拉克”号是一艘油轮。这次攻击是一次“不幸的错误”。对于阵亡的37名美国官兵来说，这肯定是一次“不幸的错误”。
两个月以后，又发生了一次袭击。这次遭到攻击的是超级油轮“布里奇顿”号。“布里奇顿”号是一艘改悬美国国旗的科威特船只，是美国海军在海湾地区护航的第一批船只之一。攻击使用的武器是一枚250磅重的漂雷，然而却在船的27毫米厚的钢板上炸出了一个10×5米的大洞，弹片径直飞到90英尺以外的同样厚达27毫米的主甲板上并将它穿透。担任护航的护卫舰“克罗姆林”号的装甲厚度只及“布里奇顿”号的一半。如果它被击中，几乎可以肯定将会沉没。然而，它却驶完了整个航程。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袭击者是谁，但伊朗人兴高采烈地广播称，“真主之手”起了作用。
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是采取了一种神秘的方法，因为，在1987年9月21日，美国护卫舰“贾勒特”号上的一架直升飞机发现一艘伊朗船“伊朗阿贾尔”号正在敷设一个与击伤“布里奇顿”号相似的带角的触发水雷雷场。这些老式的水雷(其设计原理仿照1908年俄国的一种水雷)仍可从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中看到。它们并不是与以往冲突的唯一相似之处。人们往往将美国海军在海湾的使命与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的任务相比，它同1940-1941年海军在西大西洋的中立巡逻也十分相似。执行这些任务，充满了紧张、压力和战争的危险，而且无法以采取行动来获得解脱。因此，当“贾勒特”号上的直升机发现了正在布雷的伊朗船只时，它立即采取了正当的进攻性行动，并且迅速地、高兴地击沉了该船。
后来不到一个月，又出现了另一次进行合法报复的可能性。美国发现伊朗人利用国际航道上及其附近的石油平台，作为攻击中立国商船的协调中心。1987年10月19日，美国4艘驱逐舰靠近活动最积极的石油平台，对上面的伊朗人提出警告，并在给予足够的撤离时间后，发射了1000发穿甲和高爆炮弹。这是一种射击演习，而不是战争行动。对于“基德”号、“莱夫特威奇”号、“约翰·扬”号和“霍尔”号的官兵来说，战果是非常满意的。他们彻底击毁了平台，使之燃起熊熊大火，完全无法使用。总之，从这次攻击后，没有再发生过快艇的攻击、布雷或从那个平台上进行通信。但水雷的危险继续存在。水雷被称为“等待着的武器”，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它一旦敷设后，就能在水里呆几十年，直到被扫除或者在雷索折断后漂走为止(于是，伊朗人敷没的那些简易的水雷成了完全不分清红皂白的碰到船只就炸的武器)。当然，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即水雷仍然系留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失去效用，船只碰到时即被炸毁沉没。1988年4月14日，美国护卫舰“塞缪尔·B·罗伯茨”号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些就是那年发生在海湾地区的影响美国海军的三次主要事件，而且其中有一次人们可以认为又是真主在起作用的事件。因为尽管护卫舰几乎被炸成了两半——舷侧炸了一个30×23英尺的大洞，有15英尺的龙骨被毁，尽管有几人重伤，却没有一人死亡，而且整个军舰没有沉没。
4天后，美国由于伊朗人敷设水雷而采取了“螳螂”行动：对被用作军事基地的另两个石油平台发动了袭击。这次行动由“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率领，最后演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舰只进行的最大一次海战。结果有几艘伊朗军舰——几艘炮艇和1艘巡洋舰——被击沉。后来，参与此次战斗的两名美国飞行员指出：“这次行动不是向强大的敌人显示高超的战术。”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它确实表明了伊朗人的行为是在进行一场越来越大的赌博；而特罗斯特海军上将则从中获得了另一个启迪。“我们在最近7年花了很大的力量和纳税人很多的钱，才获得了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这种战备程度，”他在战斗结束后说，“我们的人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在敌对的条件下使用传感装置和先进的武器，而且这些传感装置和先进武器像宣传的那样有效。”
但是，不管传感装置和武器是如何先进，它们都是由人使用和指挥的，而人仍然是非常容易受到欺骗的。美国海军1988年在海湾地区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事故发生在7月3日，人称“文森斯”号事件。7月3日这一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正好是美国独立日的前一天。人们普遍预测，伊朗将在那一天对美国这个“伟大的撒旦”发动进攻。那艘军舰(导弹护卫舰)抵达该地区的时间相对较短——它于5月16日驶抵该地区，但舰上的人员却受到非常严格的训练，而且舰上装备有“宙斯盾”武器系统。“宙斯盾”武器系统包括4个大屏幕的SPY-IA雷达和“标准”式导弹，它能够快速、准确地区别敌机和我机。在1988年7月3日晨，“文森尼斯”号(只有两门火炮能够攻击水面目标)开始受到伊朗一些小型高速炮艇的骚扰。双方互相射击，而“文森尼斯”号两门火炮中的一门发生了故障。为了使另一门火炮能够瞄准高速炮艇，“文森尼斯”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急剧改变航向。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该舰发现有一架飞机从伊朗直接向它飞来，而且显然正在降低高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准备实施攻击的行动，或许还是一次自杀性的攻击。“文森尼斯”号认定这架飞机确实具有攻击性，就将其击落了。但后来发现，它是伊朗航空公司的655号航班，上面载有290名乘客和机组乘员。机上人员全部丧生。
出于巧合，甚至在当时，就有3个相互独立的高级小组正在研究美国海军未来的体制以及所谓的“海上革命”的影响。“海上革命”一词是约瑟夫·梅特卡夫三世海军中将首先提出的，指的是在今后10年中，特别是在里根的年代里美国海军的技术发展状况。这些发展意味着，军舰作战的空间已经大大增加：
“向上，”梅特卡夫说，“至10万英尺高空，即达到今天的舰对空导弹的打击高度；……向外，巡航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1200英里；向下，可至数千英尺，达到潜艇的最大下潜深度。”
“文森尼斯”号事件之后进行的调查用了很长时间，而且十分详尽，调查的结果也公之于众。它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这是在紧张的战斗条件下无法避免的悲剧事件。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但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可悲的讥讽。一艘军舰能在远比过去宽广的空间范围内作战，但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进步却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即到头来，从这个空间获得的大量情报必须由人加以分析、判断和决定行动。而这一事件表明，不管设备如何出色，操纵设备的人员接受过何等严格的训练，人还是会像过去那样出现差错。
在里根执政的年代，人的另一种弱点以令人厌恶的间谍形式暴露于公众面前。这里所说的间谍不是指外交人员或记者进行“与他的地位不相称”的工作——这是很正常的——而是指叛国者出售国家的机密以换取金钱，或纯粹为了报复，甚至只是为了引起轰动效应。当20世纪80年代临近结束时、人们认为这是“间谍的10年”。这种意志薄弱的人并非美国海军所独有，陆军和空军中也发现了这种人，但海军中的间谍要比其他部门多。
或许间谍中最可怜的是塞缪尔·L·莫里森。他是塞缪尔·E·莫里森海军少将的孙子。而莫里森海军少将又是罗斯福总统亲自选定来撰写美国海军在二战中作用的历史学家。但年轻的莫里森在马里兰州海军情报支援中心担任分析员期间，把建成一半的苏联航空母舰“第比利斯”号的卫星照片卖给了英国的《简氏防务周刊》。照片没有向苏联提供任何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除美国卫星照片清晰度很高外)，但这些照片是高度机密的。看来莫里森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该杂志编辑的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运用这种方法来和他的祖父竞赛，是很悲哀的。他所得到的是两年的监禁和名誉扫地。
可以肯定，这10年中最具有嘲讽意味的间谍是约翰·A·小沃克。“如果我获准接触机密，”他在被逮捕后说，“就会使它大放异彩。”过去17年来，他一直领导着一个包括他的兄弟阿瑟、他的儿子迈克尔和他的最要好的朋友杰里·惠特沃思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的情况后来被新闻媒介广泛报道。3个年龄较大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迈克尔·沃克的量刑较轻，判处25年徒刑，因为他的父亲在一次抗辩中，作为主要证人，提出了不利于惠特沃思的证据。对于惠特沃思来说，他无法期望获得朋友的忠诚，因为后者以对他的故意背叛为乐。
从海军和全国的观点来看，这一案件的最糟糕之处并不在于背叛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而是在于不可能准确地估计损失的程度。在1985年到1988年期间，根据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来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盖茨的看法：“我们……发现我们的国防和情报机构遭到了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渗透。”这不是胡思乱想的结果，那些间谍也不是创造或臆想出来的；而且尽管已经逮捕了许多间谍，他的话还可以用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加以解释，即：只要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间谍就会继续出现。但或许在80年代后期，美国的军队已经变得更加善于发现间谍。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海军中的间谍要比其他部队中多的原因。或许，在破获间谍方面，海军比其他军种更加能干。
因此，在海军进入到第三个100年时，它看来完全同往常一样：仍在学习新的作战方法；仍在为争取预算而战斗；仍在保卫国家在海外的利益；仍在竭力保守秘密。原则仍然是一样的，自1775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只是分量加重了。
但是，海军的发展是多么惊人啊！从1776年在尚普兰湖被英国人击沉的小小“费城”号，到1975年95000吨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从1783年谢菲尔德勋爵说“美国人……不能妄称有一支海军”，到1940年罗斯福决定派遣50艘逾龄的驱逐舰“以解英国的燃眉之急”，从而使“伦敦朝野欢欣鼓舞”。到1989年，美国海军刚刚跨入第三个100年(而且已经完全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由风帆到蒸汽到核动力)不久，它已经成为世界上进行战争和维护和平的一支最强大的力量。
